谢灵运山水诗的特点 谢灵运山水诗的特点有什么

1、众所周知。谢灵运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大诗人，在他之前，山水都是作为诗歌的点缀出现的，而他则是第一个以山水为题材进行大规模创作的人，他用精致细腻的言语，将自然界的美景融入到诗词之中，是我国山水诗的重要开创者。

2、谢灵运的山水诗艺术成就表现为四点:声色的描绘、拟人的修辞、多而熟练的化用古代典籍中的语言、写景过程中主客观之间的自然转移及整体上的交融。

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特色如下：

谢灵运的山水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山水诗研究的重要对象。他的山水诗艺术成就表现为四点：声色的描绘、拟人的修辞、多而熟练的化用古代典籍中的语言、写景过程中主客观之间的自然转移及整体上的交融。

谢灵运的山水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山水诗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从他的诗歌艺术特色方面来加以研究。

谢灵运为世家大族子弟，其家族在当时的社会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祖父谢玄为当时宰相。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因而祖父死后他世袭为康乐公，优越的家庭政治条件以及丰厚的家产使得他养成了好游山玩水的习性。谢灵运在任职永嘉、临川及隐居家乡始宁时，就经常带领童仆、门生四处探奇寻胜。

《宋书》本传说 他：“寻山涉岭，必选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游历的经过，便用诗来记述，“没有一新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正由于谢灵运凭藉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出众的才华，以迎合贵族趣味的语言风格、新颖的内容，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

谢灵运的山水诗艺术成就表现为四点：声色的描绘、拟人的修辞、多而熟练的化用古代典籍中的语言、写景过程中主客观之间的自然转移及整体上的交融。

谢灵运山水诗：《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作者谢灵运 朝代南北朝。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释义：

黄昏和清晨的天气变换，山水之间的景色如同清灵的光芒。山水的轻灵让人愉悦，使其在山水之中游历而忘记回去。从峡谷出来的时候时间还早，等到上船的时候天气已经晚了。四周的树林和山壑中聚积着傍晚的景色，天上的晚霞凝聚着夜晚的天空中飘动。

菱叶和荷花在蔚蓝的河水中交相呼应，蒲和小麦在一处相依生长着。持着拂尘在南边的小路上走动，很开心地欣赏东面的门窗。忧虑的东西少了自然觉得没有烦心事，心情畅快就会觉得很顺心。送给希望保养身体的人上面这些话，希望他们能用这个方法来养生。

创作背景：

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天，谢灵运托病辞去永嘉（治所在今浙江温州）太守职务，回到故乡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的庄园里。

此篇除了具有刘勰所指出的那些宋初诗歌的普遍特征之外，还具有两个明显的个性特点：一是结构绵密，紧扣题中一个“还”字，写一天的行踪，从石壁——湖中——家中，次第井然。但重点工笔描绘的是傍晚湖景，因而前面几句只从总体上虚写感受。尽管时空跨度很大，但因虚实详略得宜，故毫无流水帐的累赘之感。

赏析：

公元423年（宋景平元年）秋天谢灵运托病辞去永嘉（治所在今浙江温州）太守职务，回到故乡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的庄园里。这里曾是他族曾祖谢安高卧之地，又是他祖父谢玄最初经营的庄园，规模宏大，包括南北二山，祖宅在南山。

谢灵运辞官回家后，又在北山别营居宅。石壁精舍就是他在北山营立的一处书斋。精舍，即儒者授生徒之处，后人亦称佛舍为精舍。湖，指巫湖，在南北二山之间，是两山往返的唯一水道。此当作于公元424-426年（元嘉元年至三年）之间。

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

这些诗歌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精工富艳的风格。谢灵运诗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意象密集，对偶句多，语言深奥典雅，从而在整体上形成富艳精工的风格。谢灵运习惯运用移换形之法，将其所见收入诗中，对景物作全景式的铺陈，从而形成了他繁富的特点。

第二、生动细腻的景物刻画。谢灵运诗虽就整体而言颇有雕琢繁芜之感，但就描写刻画自然美而言，却常给人生动细腻之感。其诗在写景上，主要表现为对声色的追求。对于色的表现，如《入彭蠡湖》中“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作者没有涂抹万紫千红，只用绿野作底色，白云作点缀，抓住春天那充满阳光，洋溢着生命力的特点，构成了一幅素净柔和的图画。对于声的描绘，如《石门岩上宿》“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以动衬静，写夜晚深沉，鸟鸣声、落叶声格外清越。这种对声色的描绘，反映出诗歌创作上的一种新的趋向，对后代诗人创作影响很大。就此而言，谢灵运可以说是诗歌创作新时代的开创者。

第三、结构上的程式化特点。谢灵运诗歌从整体结构而言，往往先作出游，次写见闻，末尾谈玄说理，拖着一个玄言的尾巴。这种以叙事——写景——说理所形成的结构模式，使谢诗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特点。至于形成这种程式化结构的原因，可以说与谢灵运山水审美意识上的局限有关。谢灵运一生都不能忘怀于政治权势，当他政治失意进而游山玩水时，只是把山水作为一种感观上的刺激，以此掩饰他对权位的热衷。故而他在写景时，并不能真正做到情、景、理三者的完美融合，也无法形成一种完整浑然的意境。

谢灵运诗与颜延之齐名，并称“颜谢”。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他的创作，不仅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并影响了一代诗风。鲍照的乐府诗，唱出了广大寒士的心声，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山水诗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杨方、李颙、庾阐、殷仲文和谢混等人，都曾有过一定的贡献。但真正大力创作山水诗，并在当时及对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谢灵运。

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部分是他任永嘉太守以后所写。这些诗，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细致地描绘了永嘉、会稽、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其主要特点是鲜丽清新，如《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此外，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钟嵘说谢诗 “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萧纲也说 “谢客吐语天拔，出于自然”。一方面，与颜诗的“铺锦列绣”、“雕缋满眼”相比，谢诗显得“自然”；另一方面，当人们读厌了那些 “淡乎寡味”的玄言诗，而一接触到谢诗中那些山姿水态与典丽新声时，自然会感到鲜丽清新、自然可爱。关于谢诗的“自然”，唐释皎然在《诗式》卷一《不用事第一格》中说：谢诗的“自然”，既不同于李陵、苏武那种“天与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的自然，也不同于曹植等人那种“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的自然，而是“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所谓“作用”，就是经营安排、琢磨锻炼。以此而能达于自然，这正是谢诗胜人之处，也是他开启新诗风的关键所在。王世贞说：谢灵运诗“至秾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则非馀子所可及也”

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魏晋和南朝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魏晋诗歌上承汉诗，总的诗风是古朴的；南朝诗歌则一变魏晋的古朴，开始追求声色。而诗歌艺术的这种转变，就是从陶谢的差异开始的。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谢灵运却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的一代新风。

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以写意为主，摹写物象只占从属的地位。陶渊明就是一位写意的能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因此他无意于模山范水，只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谢灵运则不同，山姿水态在他的诗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极貌以写物”（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和“尚巧似”（锺嵘《诗品》上）成为其主要的艺术追求。他尽量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不肯放过寓目的每一个细节，并不遗馀力地勾勒描绘，力图把它们一一真实地再现出来。如其《入彭蠡湖口》，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体验十分细致，刻划也相当精妙，描摹动态的“回合”、 “崩奔”、月下哀狖的悲鸣之声、“绿野秀”与“白云屯”那鲜丽的色彩搭配，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一诗，于山水景物的描摹更加细致入微、

谢灵运的那些垂范后世的佳句，无不显示着高超的描摹技巧，其语言工整精练，境界清新自然，犹如一幅幅鲜明的图画，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展示着大自然的美。尤其是“池塘生春草”更是意象清新，天然浑成，深得后人激赏。 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

谢诗不像陶诗那样以写意为主，注重物我合一，表现出整体的自然美，而是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划，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因此他的诗歌也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同时在结构上，谢灵运的山水诗也多是先叙出游，次写见闻，最后谈玄或发感喟，如同一篇篇旅行日记，而又常常拖首一条玄言的尾巴。如其著名的《登池上楼》。

但由于过分追求新奇，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语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词，非疏莫通其义”之弊。清汪师韩《诗学纂闻·谢诗累句》曾指摘谢诗中“不成句法”、“拙劣强凑”、“了无生气”之处达五十馀条。虽不免过分，但有些的确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尽管如此，谢灵运的诗正如钟嵘所说：“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谢灵运的诗，不仅在当时引起轰动，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唐释皎然誉之为“诗中之日月”，“上蹑风骚，下超魏晋”，虽未免过誉，但谢灵运毕竟为山水诗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风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在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表现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审美情趣，出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和“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新特征。这一新的特征乃是伴随着山水诗的发展而出现的创新现象。这新的特征成为 “诗运转关”的关键因素，它深深地影响着南朝一代诗风，成为南朝诗风的主流。而且这种诗风对后来盛唐诗风的形成，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自谢灵运之后，山水诗在南朝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题材，并日渐兴盛。

（1）“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既写眼前之景，又抒发了孤独之感：天上几只鸟儿高飞远去，直至无影无踪；寂寥的长空有一片白云，却也不肯停留，慢慢地越飘越远，似乎世间万物都厌弃诗人远离而去。“尽”、“闲”两个字，把读者引入一个“静寂”的境界；在飘忽的白云消失之后感到特别的清幽平静。这两句诗中“动”中有“静”。无论是“静”与“动”，都烘托了诗人心灵的孤独和寂寞。这种生动形象的写法，暗示了诗人在敬亭山游览静观之久，表现出他“独坐”时孤寂的情景，也为下联“相看两不厌”作了铺垫。

（2）“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运用拟人的手法写诗人与敬亭山的相知之情。鸟儿飞走了，云飘远了。诗人只有静静地凝视着敬亭山，而敬亭山似乎也一动不动地看着诗人。此刻诗人十分动情，世上大概只有它还愿和我做伴吧，真是难得一知己！“相看两不厌”，表达了诗人与敬亭山之间的互为知己的感情。“相”“两”二字同义重复，把诗人与敬亭山紧紧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一种惜惜相怜的感情。结句中“只有”两字也是经过提炼的，突出了诗人对敬亭山的喜爱。

（1）“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总写洞庭湖的秋色。在月光皎洁的秋夜，洞庭湖的波光和皎洁的月光互为映衬，显得那么和谐、宁静。在月光的映照下，无风的洞庭湖平静得像一面没有打磨过的镜子，朦胧中带着一种宁静、柔和的美。洞庭湖其实面积很大，方圆数百里。说“潭面”，是作者有意把很大的洞庭湖说成是小小的水潭，意味着作者十分广阔的胸怀。

（2）“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诗人以奇特的想象，确切的比喻，描绘洞庭湖的山水。先写从远处看洞庭湖的山光水色；再把洞庭湖的水色比喻成“银白色的盘子”将洞庭湖中的群山比喻成一只小小的“青螺”。银白色的盘子里摆放一只小小的青螺，显得小巧玲珑，十分精致，又和月光笼罩下的湖水、山色相称。也是对上一句作的补充说明。

宋人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群山》中的“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便是从这两句中脱化而出。

（1）“江南好”这是诗人对江南春天的赞美。“风景旧曾谙。”“旧”：从前，指诗人年轻时游过杭州。“曾”：曾经。“谙”：熟悉。我对江南的美丽风景曾经是多么的熟悉，多么的了解。

（2）“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春回大地的时候，百花盛开，每当太阳从东方升起，阳光普照大地，遍地开放的鲜花更加艳丽，春光水碧，绿波粼粼，由于红日映照，所以红花更红，像燃烧的火焰；由于江花红，所以江水更显得碧绿，“蓝”字，形容春水深碧的美好景象。

（3）“能不忆江南？”江南的这种风光在洛阳是看不到的，所以词的结尾用反问句说，江南的风景这样美好，能不让人回忆吗？

文人心态录——山水田园诗的审美主体

华夏历史悠久、一统时间长为山水田园诗提供了审美时间，美丽风光为古代诗人提供了审美空间，创作出至美的山水田园诗。西方风光也自具美的特色，为何其山水田园诗远不如中国兴盛，且其内蕴远不如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那么深远婉曲复杂有味呢除了前文所说审美时间的限制影响了审美空间外，更重要的是审美主体的原因，即古代文人心态的原因。

爱国之情——山水田园诗的高亢主调

以名山大川为筋骨血脉，以田园为肌肉的神州大地是华夏民族获取生活资料赖以生存的源泉。山水田园哺育人，人必热爱山水田园，产生一种深沉的山河之恋、乡土之情。这种山河之恋与乡土之情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愈益浓烈，到民族国家形成时便成为爱国主义崇高感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促使爱国主义最终形成。反过来，古代山水田园诗人又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之下遍游山水，饱览田园，讴歌华夏风光，创作出优美的山水颂歌，使山水田园诗获得很高的思想意义，为我国的爱国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亦为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遥远的上古时代，华夏民族就有许多祭祀山川、旅游、隐逸的传说。黄帝游天下，封禅五岳；巢父、许由因自标高洁不受天下而遁迹山林；虞舜东巡狩，登南山，观河渚，南巡苍梧而死，葬于九嶷山； 《诗经·周颂·殷》歌颂武王克商，天下统一，疆域辽阔，群山环岳，百川汇河的壮美景象；魏武侯游于西河，赞叹“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孔子游缁维之林，坐杏坛之上，又出游少源之野、戎山之上，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著名观点；屈原在《招魂》中描绘楚国“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汜崇兰些”； “层台累榭，临高山些”，以故国山川美胜，光景可人，呼唤楚王之魂归来。六朝以后山水田园诗大盛，歌颂描写山水田园以表山河之恋、故土之情的作品不胜枚举，借山水直抒爱国之情的作品也纷至沓来。高适有“礼乐光辉盛，山河气象幽”之颂(《奉酬睢阳李太守》)；储光羲作《游茅山诗》五首，极写茅山风光的清美与野逸的情趣，诗中“此意在观国，不言志远游”，“天地朝光满，江山春色明”，意在歌颂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唐帝国；杜甫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叹(《春望》)；陆游抒“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之情(《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文天祥有“不上峨嵋二十岁，重来为堕山河泪”之恨(《采石》)；高启高唱“江山相雄不相让，胜形争夸天下壮”，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元代周伯绮“高岭出云表，白昼生虚寒……涧谷深叵测，梯磴纡百盘……汉唐所羁縻，今则同中原。大哉舆地图，垂创何其艰；张皇我六师，金汤永深固” (《野狐岭》)，为军威盛大、国势宏张、疆土广大、山河永固而歌。清查慎行随康熙巡游兴安岭，写了四首《登绝域远眺》，其一云： “舆图远辟大兴安，凤舞龙回气郁蟠。半岭初云辅大漠，乔木落叶依高寒。丹青不数东南秀，俯仰方知宇宙宽。万里乾坤千里目，欣从奇险得奇观。”诗情感真挚，描写生动，歌颂了康熙时国家统一强盛局面。魏源唱“雄山尚作窥边势，古涧难平出塞声”(《居庸关》)。……这些诗或写山水田园之美以歌颂国家统一强盛，或写山河之痛，抒发捐躯报国的凌云壮志；或借山水形胜，寄托国家民族兴亡之悲慨。说它是山水诗可，说它是爱国主义抒情诗或许更为恰当。江山多娇，田园至美，游览之，欣赏之，歌颂之，为其壮美幽丽而自豪而欣慰；当外敌入侵山河改色时必发出“还我河山”之怒吼，愿为其捐躯献身。由忧国而及忧民，博大深沉的情怀始终激励着古代志士仁人，激励着真正热爱华夏山水田园的诗人们。

魏晋南北朝——山水田园诗的奠基期

严格地说山水田园诗是以题材为标准划分出的山水诗与田园诗两类不同诗歌，但是写山水多涉及田园，写田园亦必涉及山水，兼写二者之诗人居多，独长一种者甚少，且二者源流相同，美学追求相近，故古人常将山水诗与田园诗合在一起加以论述。笔者亦将其合而论之，该分论处则大略分论。

山水田园诗的兴起，最早可以上溯到古代农事歌谣的产生。远在公元前三千多年，中华民族已建立了发达的锄耕农业，生活于山水田园之中，故远古就有《遂草木》、 《奋五谷》之类反映农事的诗章。 《诗经》中有《豳风·七月》、 《齐风·甫田》、 《小雅·大田》之类农事诗。然诗中反映的是大规模奴隶劳动的情景，难以看出诗人的个性， 田园景物在诗中不多见，山水景物更少见。诗中偶然出现的写景句子如《桃夭》的“桃之天天，灼灼其华”， 《河广》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溱洧》的“溱与洧，方涣涣兮”， 《蒹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伐木》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沔水》的“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节南山》的“节彼南山，维石岩岩”， 《崧高》的“崧高维岳，骏极于天”。诗写田园山水草木花鸟，有的写得十分出色，但到底不是主要题材，仅是为比兴，或为渲染气氛，处于陪衬地位。 “楚辞”中亦有不少写山水风光的名句，如《湘夫人》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山鬼》 “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狄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但也是为了渲染气氛，寄寓情感，不是主要题材。汉代诗歌本不发达，汉乐府如 《战城南》的“水深激激，蒲苇冥冥”， 《长歌行》的“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曦。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无名氏的古诗如 《青青河畔草》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葵”，亦与《诗经》、 “楚辞”写山水田园景物的手法、风格及作用相似。

从《诗经》到建安近千年，我国山水依旧，田园风光是一天比一天美，但田园诗却很少，更没有山水诗。其原因首先是其时生产力与后世相比还不甚发达，诗歌沿“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无暇留意山水田园之美，更难及山水田园之妙。其次是其时诗歌还未成熟，尤其是古代诗歌意境说还未产生，文学(主要指诗歌)还未进入自觉时代，真正的文人诗亦未正式产生，因此以描写山水田园来外化人格、寄寓理趣性灵心态的追求意境美的高层次的诗歌便不可能产生。且先秦至汉代诗多民歌，诗人多是普通百姓，他们因生活及文学水平的制约，无暇欣赏也无法描写表现山水田园之美。再次，其时时代的主导思潮是重人事重现实的前期儒家思想，儒家诗学的中心是“言志”， 目的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受此影响也不可能产生写景物重内蕴的山水田园诗。最后，其时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原，与南方相比，山水田园之美是较为逊色的，受审美客体影响，也不可能产生较为成熟的山水田园诗。纵向考察，山水田园诗恰须此四者并具才可能产生并走向成熟。

古代第一首较完整的山水诗是曹操的《观沧海》，诗写北方山水大海，诗中“水何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等描写寓志寄情，且视野开阔，意境雄阔，风格健朗豪爽。到东晋南朝时期，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进一步南移与东南的进一步开发，庄园经济的发展，门阀士族游览山水田园避世乐世以成风，玄学、释道思想的兴盛及儒释道思想的初步融合，文学自觉时代的来到，意境说的萌生，士族诗人群体的出现，山水田园诗作为独立的诗歌流派与完整的艺术形式正式出现在古代诗坛上。东晋南朝诗人几乎都写山水田园诗，其中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最为著名，既肇其源，又奠其基。下面拟作先合后分的具体论述。

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空前黑暗，血腥的现实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逐渐崩溃，且玄学、释道思想随之初兴，士人或超脱现实，走向上帝，或耽于美人醇酒，或走向自然而享受南方山水之乐趣，于是两晋南朝便有竹林七贤与宫体诗人，还有玄言诗人与山水田园诗人。不过士人们不能完全忘怀“修齐治平”，更不能完全脱离现实，于是诗中便有矛盾与痛苦。相比之下，走向上帝遁入空门过于枯寂难耐，耽于美人醇酒又较下劣，而走向自然与享受自然之乐则既不枯寂难耐又较为清雅，故山水田园诗成为时尚，是诗坛最有活力与影响最为深远的流派。陶渊明与谢灵运因社会地位与生活经历的不同，虽同受时代及思潮的影响，但诗歌创作的路子与成就却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