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红高粱》意象分析

1）红高粱是有爱恨情仇的鲜活的生命个体，山川草木、清风白云甚至溺尿都是有生命质感的。《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从出嫁的那天起似乎就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然而她却凭着坚强和果敢闯了过来，从而获得新生，获得了自己的爱情和事业；罗汉大叔面临酷刑自知没有生存的希望却并不绝望，依然以自己的忍耐力与极刑斗争到底，他的英雄气概被后人传为佳话；“我爷爷”率领的非正规军队虽然抗日失败了，他的率性和他的辉煌业绩却被载入史册传为佳话，“使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这里，社会正统的伦理道德和是非观念失灵了，我们所感觉到的只有强盛的生命力量的震撼之美。（2）植物是有生命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但植物是有灵性有感觉的却是童话神话里和寓言中才有的事。然而在莫言笔下，植物的灵性和感觉却是那么的自然，丝毫不让人觉得突兀。红高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有喜怒哀乐，也会“肃然默立”、“感情激荡”，“向苍天呼吁”，它们同扎根于故乡的黑土地，已经与“我爷爷”、“我奶奶”融为一体，山川河流、蓝天白云、风雨雷电都是通灵的有感觉有感情的，河水也会愤怒从而给人施加惩罚，也会因悲哀而呜咽。（3）死亡皆自然。文中对罗汉大叔被活剥皮的过程写到极致，将生命结束的瞬间无限拉长，把死亡过程本身酣畅淋漓地展示出来。描写酷刑并不一定代表作者受过或者执行过，而是靠着艺术想象虚构出的真实，其目的却是为了展示在极端情况下人的生命感觉和生命存在状态本身即生命本身，而不是聚焦于死亡的意义。在这里，莫言将人置于生命的临界点上加以考察，即将死亡“降格”到“物质——肉体”层面，“为肉体恢复名誉”，将“一切高级的、精神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是对传统文学“死亡禁忌”的反拨，是对民间死亡观念的文学表现。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众生在成为中华儿女英勇不屈、顽强拼搏的精神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的精魂。莫言小说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些由正统文明观念所认定的英雄式的所谓历史主体，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普通的人群。他们粗鲁、顽愚，与正统的文明沾不上边，往往还带有破坏性，然而正是这些不开化的非正统历史的边缘人物往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

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是根据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同名小说《红高粱》所改编的一部经典影片，该片曾获第38届柏林国际**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做为第七艺术，**艺术有着不同于文学艺术的独特魅力，下面就影片《红高粱》中高粱这一艺术形象做简要分析，试分析“高粱”这一艺术形象的象征意义与意蕴内涵。

高粱这一艺术形象在影片《红高粱》中曾多次出现，且不同的出现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与意蕴内涵。

第一次是做为影片的独白，在青杀口这个地方出现的，“青杀口，野高粱。百十亩的野高粱，没人中没人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还闹鬼”。这是高粱这一艺术形象在影片中的第一次露面，象征着野性，神秘，与生机勃勃的生命活力。这次出现至关重要，因为它奠定着影片（小说）的基本基调，高粱后面的几次出现也是以这次出现根基的。

第二次是在九儿戴凤莲嫁入李家后出现的。是夜，一片漆黑。月夜下的高粱呈现出一副萧瑟、苍凉的意蕴，这象征着九儿戴金凤被李入李家后无奈，孤独，凄清而又悲凉的境地。夜黑了，月出了，高粱寂了，九儿哭了……

高粱的第三次出现是九儿回家省亲时。那是墨水河边的高粱，是被风吹动着的高粱，是密不透风的密密麻麻的无边无际的高粱。（高粱的这次出现恰可以证明第一次出现的重要性。）就在这么一片随风飘舞的高粱从中，余占鳌出现了，并且还带走了九儿……这个镜头中的高粱象征着生命的自由与野性，这是影片《红高粱》中高粱这一艺术形象较为重要的品质和象征——自由、野性。

第四次出现是在高粱地里。高粱的这次出现应当是与第三次一起的，之所以把这二者分开，是因为它们有着不懂得象征意义与意蕴内涵，且都比较重要。同样是密不透风的密密麻麻的高粱，不同的是这一次高粱的出现是在余占鳌的脚下。余占鳌为了和九儿野和，踩倒了数十根高耸着的高粱。这一次的高粱形象并不怎么突出，突出的是余占鳌踩高粱绳时的动作和表现——凌乱，暴躁，野性。一个人疯狂的乱踩。余占鳌这时应当是十分兴奋，激动的，他的身上表现出了一种农民的野性与生命的活力。这才是这一片段中高粱的真正象征与意蕴。

日本人来了，高密人民被迫去田野里踩高粱。一大群人，大人小孩都有，妇女老人都在，整齐的平稳的安静的一致的在踩着闹鬼的青杀口的高粱。对比余占鳌一个人踩高粱时的那种凌乱与疯狂，他们显得是那样整齐平静。这时的高粱就表现出一种被压迫着的民族精神面貌——屈辱，无奈，愤恨。高粱被踩倒了，成片成片的被踩倒了，它们躺在地上就那么的无奈的躺在地上。被踩倒了的高粱周围站着人群，站着生它们养它们，又被它们所生被它们所养的人群。

红高粱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影片的结尾，那是太阳低下的红高粱，是血红的红高粱，是太阳底下的血红血红的红高粱。这是影片中最最经典最最重要的红高粱，没有之一。那在太阳底下随风飘舞的血红的红高粱此时所表现的是人的意识觉醒和本体冲动，这也正是《红高粱》这部影片所要表达的意义与意蕴。

以上就是对影片《红高粱》中高粱这一艺术形象的简单分析，影片《红高粱》这一艺术作品当然还有很多也很重要的艺术内容与艺术特色，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做一一说明。

红高粱这部书的主题思想是反抗。红高粱讲述的是上个世纪的故事，高粱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但是在高粱地中却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高粱地也被鲜血染成了红色，代表着那个时期战争的残酷。其实在红高粱整本书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作反抗，在面对日本人的侵华战争的时候，中国人表现出的更多的是这种反抗，宁愿用自己的身躯去阻挡住日本人，也不想让他们继续侵占更多的中国土地。一代代的先烈前仆后继的牺牲，才换来中国现在这样的江山。这其实就是一种反抗精神，我们不主张侵略别人，但是也绝不能让别人侵略我们。在面临别人的侵略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所有的力量去进行反抗。余占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和他的兄弟们一起与鬼子对抗。而戴凤英同样也反抗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为了追求幸福放弃了很多东西，也反抗了很多东西。在这一片高粱地中洒下的不仅是热汗还有热血，更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最真切的爱国之心。

红色向来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喜庆，人们在结婚的时候都会去穿红色的这个衣服，在过年的时候也会去挂红灯笼之类的。但是红色的另外一面也代表着血液与残忍，这一段历史每个中国人都有很大的这种感触，而莫言通过红高粱这本书传达了那个时间段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红高粱这部书的主题思想就是反抗。这本书里面的人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反抗，为了自己的命运反抗、为了国家而反抗，这种精神是现代人所需要学习的。反抗精神从另外一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拼搏精神。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反抗，而不是举起双手来投降。中国人的这种热烈感情都藏在了这一片红色的高粱地中，这些感情是需要我们传承下去的，而不是随着时间而慢慢的淡忘。

《红高粱》的作品主题展现了高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和充满血性的民族精神。

《红高粱》主线是余占鳌率领的武装力量抗击日军，辅线是余占鳌和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小说中既展现了高密人们抗击日军坚定团结的力量，又刻画了余占鳌和戴凤莲在高粱地里发生的爱情。小说里的反抗人物是土匪，包括以余占鳌为首的土匪头子，他们混乱、无纪律，但是面对民族斗争，他们团结了起来，共同对抗他们的仇敌日本人；他们本没有什么爱国意识，迫于日本人的欺压、杀戮而产生了仇恨，从而开始了他们的民族斗争。《红高粱》是一部的经典之作，展现了一幅幅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血淋淋的画面，在这些血肉交汇之中，莫言描绘了一片红如鲜血的红高粱，整个世界都是血红的，莫言正是以这种狂欢式的语言、天马行空式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在伦理道德边缘的红高粱世界，一种土匪式英雄，他们做尽坏事但也报效国家，他们缱绻相爱、英勇搏杀，充满着既离经叛道又拥有无限生气的时代气息。

《红高粱》中的人物以余占鳌和戴凤莲最为鲜明。余占鳌是一个土匪式的英雄，他霸道却富有血性，为首一方却有正义的一面；戴凤莲是反抗封建礼教的代表，作为女性，她照样能在抗日战争时期做出自己的贡献。余占鳌最初的职业是轿夫，在抬新娘戴凤莲的时候就有调戏的意思，为了能得到戴凤莲，他在戴凤莲回门路上劫了她，并在高粱地野合，为此，他也不惜闹出命案，杀掉了单家父子，但同时也解放了戴凤莲，不用面对一个得了麻风病的丈夫。从此可以看出，余占鳌的野蛮可恨，但他后来组织土匪和村民反抗日本人又是正义的英雄。戴凤莲在出嫁当天的轿子上揭开了盖头，毫不顾忌封建礼教的约束，又在丈夫死后，与余占鳌玩地下情，这简直是活生生的一个现代女性，可以看出她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

红高粱扎根于黑土地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象征着以余占鳌和戴凤莲为首的勇敢、血性、爱国、团结、牺牲的中华民族。在高密，人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没有人不知道高粱的气味和对他们的重大意义。高密人可以每天穿梭在高粱地里，跟高粱有了情感，甚至在日本人要求毁掉高粱地修路时，他们拒死不从，当罗汉大哥被剥皮时，他仍然勇敢的与日本人对抗，用最后的生命气息诠释着高粱那血红的意志。

摘要：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莫先生的《红高梁》张扬的个性的解放精神——敢说、敢想、敢做。关于抗日战争历史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莫先生的这部小说与以往的革命历史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司令余占鳌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故事。

关键词：红高粱 历史 民间世界 战争

“《红高粱》是我又爱又恨的产物，我对我的故乡一直持有这种矛盾的态度。我对故乡人的爱、对红高粱的爱转换成批判和赞美；我对故乡人的恨、对红高粱的恨转换成赞美的批判。批判的赞美和赞美的批判是我对人生对作品的态度。这种态度灌注到作品的字里行间中并成为作品的灵魂，所遇，这作品就会出现纷繁多彩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1

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部分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二是写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击日本侵略时期的爱情故事。前一条抗日故事的线索，写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残酷的剥皮致死，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伍，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成斗争。后一条爱情故事线索中，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的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苟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激情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风病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成为她的地下情人。我们不难看出这两条故事线索中，始终凸显出来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和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根本。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与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概括的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的讲述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内容。

要进入红高粱小说的艺术世界，首先会遇到那恍成血海的红高梁，会看到作者在各种情境下以各种色彩描绘着红高粱的形象。在我看来，“红高梁”是一个巨大的整体象征，它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整部作品基本精神门户、路标和钥匙，它又是作者全部创作冲动的契机和兴奋点所在。我们在最初很容易把他看作是一种常见的托物拟人的比喻和陪衬式见证，如小说所写“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是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了一个大度的思想2”，那股弥漫田野是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但是，我们继续读下去会发现，它远不是一般的托物拟人，也非寄寓抽象意义的物件。且看，“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郁的注视着我的父亲，父亲也虔诚的望着他们。“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月精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3”这里，红高粱成了有生命的活物，作为一股不可忽视是积极能动的力量，参与和渗沥在作品中，把一切的人和物粘和贯通为一体。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全部理解这“活物”的象征究竟是什么。到了作者写戴凤莲之死时的诗意郁勃、想像飞腾的笔墨，我们顿然感受到红高粱象征的深厚蕴底。作者写到“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 的打在高粱是梢头，在黑土上扎根开花，结出酸涩的果实，让一代又一代承受……4”

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了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 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又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矫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本色。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刻画中。比如我奶奶那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她却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本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和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价值取向，小说里所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我爷爷”和“我奶奶”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和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之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的用意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者对民间自由自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赞美。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到种的退化”。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越加变得浓烈感人，无疑作家是把民间作为理想是生活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的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盎然是热情奔放是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醇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是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在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个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含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

有关红高粱，值得述及的还有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的新颖之处。莫言先生在红高梁中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与情节逻辑，把整个故事讲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但这种看来任意的讲述却是统领在作家是主体情绪下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此外，莫先生还运用了大量充满想象力并且总是违背常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在语言层面上就形成了一种瑰丽神奇的特点，以此造就了整篇小说中那种异于寻常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

注释1：莫言于1989年与罗强烈的谈话

234：《红高粱》 莫言著 南海出版公司

参考文献： 莫言《红高粱》

《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

《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文学研究》

大家好，我是倾情，很高兴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张艺谋的作品风格善于使用夸张的色彩风格，容易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而《红高粱》正是其作品风格的最好体现。影片中，一片片红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色的嫁衣，红色的高粱酒，红色的高粱以及红色的大太阳，无一不透说着生命力的顽强和人们对于生命的热爱。但在讴歌生命的同时，影片背后同样充斥了时代下沉重的涵容，是一部极具人文关怀的影片。 创作者采用了大量的红色，讴歌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对于生命的追求与热爱，刻画了生命之美与顽强，在原有的基础上，烘托了气氛，表达了创作者本身对于生命的高度赞扬。文章以红色为线索,红色的高粱酒正是人们生命活力的体现，其酿酒时的粗狂以及张扬的音乐，集中地反映了生命的活力。

另有体现的是轿夫们在迎接新娘时近乎癫狂的舞蹈。创作者并未使用大量的对话，而是通过镜头来展现生命的内涵，男人们赤裸的上身和他们荒诞的行为举止在引起观众发笑之余又从深中体会到了生命的力量。当杀牛为生的屠夫被机枪扫射过后仍倒在血泊中挣扎，这更是对于生命的渴望。而劫后余生的豆馆儿更是体现了生命的生生不息。将生命传递下去，让观众在感看过后对生命的高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认识。

 不仅如此，导演还将大量精力放置在了对于女性魅力地展示，刻画了在封建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下，女性对于爱情和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影片中，九儿坐在轿子上，手里却拿着剪子，显而易见的她并不满意于包办婚姻，她手中的剪子反抗的不只是生活现状，从更深层的含义上讲，九儿是女性的代表，反抗的便是传统封建制度。当她从娘家归来时意外得知她的疯丈夫单扁郎已经身亡，虽然九儿成功地逃脱了麻风病，但她的反抗无疑是失败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在当时的年代，丈夫身死理应守寡，但九儿与余占鳌一见钟情，两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到了一起，并且产下豆馆儿，她与余占鳌的爱情从深处表达了女性对于爱情的渴求。

《红高粱》这部影片改自莫言的小说，而**使得人物更加有血有肉，丰富起来，而影片大量使用的红色，不仅象征着生命与爱情，更是象征着血腥与残酷。影片诉说得感情真挚而又热烈，难以用语言去表达清楚。《红高粱》中所刻画的情感既是喜也是悲。更可以说是一种纵横古今的历史感与责任感，同样是一种希望和信念。 很高兴今天在给大家答疑解惑，希望我的解答可以帮助到大家，也欢迎大家在这里和我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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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赏析《红高粱》

选自《影响中国学生的80部书》

<红高粱>显然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2002年它又十分醒目地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侯选名单上,不单是仅有的中文创作名目,更是80年代以降二十年中唯一入榜书在<红高粱>中设有两条平行的线索,”过去式”写爷爷和奶奶的爱情故事;”现在式”写爷爷背着父亲正在进行着的一场伏击战这两条线时隔几十年,交叉进行,且均属于过去,与现在无关但令人无不惊诧的是,莫言何以能把他尚未经历过的抗日战争写的那样波澜壮阔,有声有色;他何以具有如此丰富瑰丽的想象力;他的文字何能如此无拘无束舒卷自如;他怎么就能把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写的饱满畅酣淋漓尽致震撼人心显然,莫言在小说中的历史描述别具一格

莫言曾被归为”寻根”一派,那么莫言在自己的故乡山东高密寻到了自己的根对于莫言来说,高密是一个悖论,简单说来它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又最丑陋,最超脱又最世俗,最圣洁又最龌龊,最英雄好汉又最王八蛋,最能喝酒又最能爱的地方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莫言竖立起了一个复杂的形象-----爷爷(我们甚至可以忘掉他的名字),他是一个劳动者,一个杀人犯通奸犯,一个土匪,而他又是个抗日英雄如此这样一个形象,完全不同于文革文学当中平板的格式化的英雄形象,而集美丑善恶于一身,为当代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作品中的奶奶也是极端反传统的作为一个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奶奶反叛了传统的价值道德观念当她被父母为换取一头骡子而许配给麻风病人单扁郎时,她勇敢的选择了与爷爷通奸,以此来进行反抗而奶奶临死的独白正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概括:

“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

可见,莫言的历史小说推翻了传统抗战小说创作中的二元对立模式,重构了历史,模糊了过去和历史,死亡和生存,以及善与恶,好与坏的界限正因为如此,他的笔下才有如此丰满而复杂的人物形象

不仅如此,<红高粱>里还在浓浓的乡愁里洋溢着对父辈们的深深的崇拜:

“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拙,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到种的退化”

在莫言的心里,爷爷(父辈)充满了让人着迷的男性的力与美爷爷是一个桥夫,但却胆敢为了奶奶,为了一段” ”去杀人;他本是个农民,却为反抗日寇而成为”余司令”奶奶本是一女子,却也感爱感恨,深明大义,具有男子汉的气魄就连当时年仅十多岁的父亲,也是一个敢拿起勃郎宁就射的小英雄这就是神秘的高粱地生活过的人们,他们代表着一种健康的精神-----而那片”高密辉煌””凄凉可人””爱情激荡”的红高粱,就是莫言要寻找的故乡,要寻找的精神家园吧

《红高粱》的**肌理分析

所谓肌理，就是皮肤的纹理。我借用肌理这个名词来表述自己对**的粗浅理解，因此，所谓的**肌理，它所包含的内容应该比皮肤的纹理更为丰富一些，否则将无法触及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好的**总是具有丰富而韧实的肌理，它们大致具有如下几个特征：扎实而令人信服的故事情节，它严谨的逻辑性决定了**肌理的走向与构成；**场景达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人物个像与群像的有机结合；与**故事相吻合的色调、基调和叙述节奏；演员演技纯熟，角色定位准确，无过与不及的毛病；运镜、剪接妥帖流畅，无生硬拼凑之感；音乐出色，成为**的灵魂式的因素。这些特征犹如一匹布的经线与纬线，它们纵横交错按照严谨的逻辑咬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的肌理。

张艺谋是一个很注重形式和色彩的**导演（实际上他更应该称为优秀的摄影家），因此形式和色彩成为他**肌理中最抢眼的元素。但也正是由于这两个元素过于突出，反而破坏了**肌理的均衡与谐调。健康的肌理是皮肤、细血管与汗毛按照一定比例排列组合在一起的，如果这些东西被人为损伤或发生病变，就会出现伤口、肿瘤、牛皮癣、白癜风等等。

同理，好**的肌理是由各种要素按照严谨逻辑组合而成的，诸要素非常妥帖地糅合在一起，没有哪个要素会“凸”出来；**肌理一旦被人为破坏或发生病变，就会出现一些疙疙瘩瘩的东西。

《红高粱》是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在国际上拿了多个奖项，它甚至被一些资深影评家誉为“中国最好的**”。我个人认为，这部**并没有好到这种程度，原因就在于它的**肌理被人为破坏并发生了病变。

爱好文学艺术的人应该知道，《红高粱》拍摄的年代，出了一幅很有名的油画《父亲》，它运用类似于**特写镜头的手法，极其精细地描绘了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的面部肌理，表达出画家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与悲悯，极具震撼力。于是，这种描绘局部的、静态的人物造型的手法，被许多画家所模仿，他们试图通过一只手、一只陶罐、一把犁铧去表现“宏大的主题”。

那个年代还是“寻根文学”大行其道的年代，作家们好象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了地球，醉心于研究古老的县志、民俗、神怪、奇人，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正是当时流行文学的产物，是一部混合了“寻根文学”与拉丁美洲“魔幻文学”表现手法的小说。

莫言在这部小说里释放出急尿冲槽般的想象力，洋洋洒洒地描写了故乡高密的自然、历史风情，他通过叙述土匪故事、抗日故事来诠释祖先们公牛般旺盛、强劲的生命力和往“传统的酒坛”、“经验的酒坛”、“权力的酒坛”撒尿的反叛精神。不过，说实话，我并不相信莫言所讲的故事，他在小说里描绘的旧社会的真实性被没有节制的想象力和屎尿横流的文字稀释了。

当张艺谋把这部充满了想象泡沫的小说搬上银幕时，他并没有能够摆脱那个年代的画家、作家的影响，相反地他是以一种欣赏和模仿的心理去迎合当时的艺术思潮，并从中寻找他的**语汇。张艺谋在**里并没有能够弥补小说缺乏真实性的不足，反而渲染和扩大了这种不真实。

“颠轿”那场戏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写这篇文章前，我特意又看了一遍《红高粱》。我觉得这场戏与其说是剧情的需要，倒不如说是张艺谋急于炫耀民俗和粗犷的画面。这场戏也缺乏真实性，在农村送新娘出门，除了轿夫和吹鼓手，实际上还应该有娘家送亲的人、抬嫁妆的人、女傧相等，不会像“颠轿”那场戏只有几个抬轿和吹吹打打的大老爷们。莫言的小说并不可靠，而张艺谋把这种不可靠更进一步变成了“艺术的谎言”。“颠轿”这场戏确实拍得很有气势，运镜流畅，色调粗犷，画面丰满，但它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悖论：拍摄很专业，但却缺乏真实的基石。显然，张艺谋落笔的重点和关注的核心不是真实，而是形式和色彩。在这里，**的肌理第一次被人为破坏了。

“野合”这场戏也被一些人奉为经典。张艺谋把一次野外苟合拍得 四射，高粱大开大合，唢呐吹得撕肝裂肺，又是下跪又是低头什么的。他没有循 香汗淋漓、玉臂横陈、娇喘吁吁的老路，把一次交媾弄得像隆重的祭祀典礼和精神图腾。我并没有被张艺谋的这一“得意之笔”所感动，相反地，我厌恶这种抽离了 基本体验的矫情虚饰的伪 和大而无当的诗意化描述。这种描述从本质上说是拒绝真实损坏真实的。相比之下，我觉得《美国往事》里黑社会老大面条在轿车里 女人的那常戏更具有震撼力，而这个震撼力恰恰来源于真实。

由于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张艺谋的镜头常常因为留恋于构图而显得呆滞、生硬，比如**里几次出现山坡圆拱土门的画面，有时还配上一只月亮什么的。这些画面让我想起了那些喜欢大段抒情和风景描写的文学青年，以及那些刚学会取景构图的摄影爱好者。“高粱地伏击战”也拍得很做作，几个镜头东晃一下西晃一下，还没等观众看清敌我双方交战的过程，就玩起了慢镜头，让几个大汉抱着酒瓮踩着柔姿步去炸汽车，而且枪炮声消失了，唢呐声莫名其妙地响起来。在这里，再明显不过地暴露出张艺谋缺乏战斗拍摄经验以及展示空间变化和调度复杂场景的能力，这个机体性的缺陷一直被保留到他拍摄《英雄》，秦军方阵被他可笑地拍成了团体操和牵线木偶表演。

正是由于上述的各种缺陷，《红高粱》的**肌理呈现出病态的纹理，出色的构图与摄影因为太突出而破坏了**整体的浑然统一，它显然更适合充当摄影教材而非导演教材。它成功地展示了“伪民俗”，却也暴露出张艺谋一味追求“三分钟精彩”的毛病。它所讲述的故事原本是应该具有动人的元素的，但奇怪的是，除了“高粱地剥皮”那场戏令人惊悚之外，我并没有从**里感受到感动的力量，张艺谋似乎想在**里传达出一种野性的美和力量，遗憾的是他的这种努力被过于耀眼的表面化形式化**语言损耗掉了。只要抽掉形式和色彩这两个支撑的骨架，《红高粱》就会颓然坍塌。

四溢《红高粱》

《红高粱》不是张艺谋最钟意的一部**，但却是他最有特点的一部 之作。在**中，张艺谋把自己梦想的一切，尽可能地付诸于斯，这除了表面触手可及的影像的元素之外，还可以感觉到他年轻而不曾被束缚的 ，所以**中充斥了惊心动魄的民族寻根意识和令人目瞪口呆的浓墨重彩。我一直不愿意和人谈论张艺谋的现在和未来，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不可避免地要圆滑要有顾虑，要失去初生牛犊的锐气，但我一直认为，拍出了《红高粱》这样一部**的男人，其本质一定是血性的。

视觉

完全可以这么说，当张艺谋遭遇了顾长卫，《红高粱》就具有了西部漫天黄尘里酒一样熊熊燃烧的生命质感，中国第一摄影和同样对影像如痴如狂的老谋子，两个旷世才子 碰撞，大自然的苍凉，东方文化的神秘，就通过他们独特的造型摄影，呈现在世界面前。九儿穿在身上中间宽上下窄的红袄红裤；伙计们闪耀着古铜色彩的上身和他们桀骜不驯的光头；在震天的唢呐声里，把阳光切割成无数碎片的扑楞楞抖动的高粱骒子，日食的时候铺天盖地的红，高粱地里满眼透不过气的绿……在[红高粱]里，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大开大阖，把视觉和造型艺术玩得酣畅淋漓，几乎每一个镜头都可以看作是一幅饱满浓烈的剪影，大量运用的造型艺术以**的语言再一次横空出世，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敢把**玩到这样的极致，也没人敢把那样浓重的色彩，就那么泼墨一般地肆意挥洒，所以[红高粱]作为张艺谋一部颇具实验意义的作品，其对自己乃至中国影坛的震撼不言自明，以至于在后来的[英雄]中，他还对对此念念不忘，但可惜的是，和所有的平常人一样，此时的张艺谋已经珠圆玉润锐气全无了。应该说[红高粱]的成功，造型摄影和色彩的大胆运用应该算作第一功。

音乐

在《红高粱》之前，对赵季平一无所知。当我知道他就是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之子的时候，他已经用更为古朴悠远的音乐让我五迷三道了。从本质上来说，《红高粱》的音乐不但让赵季平完成了自己平民音乐的创作愿望，也和张艺谋进行了一次让人热泪盈眶的寻根之旅。颠轿一段音乐劲拙热烈，充满了生命的 而又满含了黄土高原秦人的 酣畅，他和张艺谋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都有对中国古老文化不可思议的痴迷，《红高粱》无疑是一次可以趁机发泄的好机会。恭喜，这次发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心中那种隐隐约约的反哺归巢情结，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九月初九敬酒神时候单单由唢呐营造的豪放野性的《酒神曲》；第一次和“我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之后，黄土地男人用自己毫不修饰的粗犷嗓音送自己女人时的情歌；九儿血洒高粱地时候儿子豆官完全念白方式的指路冥文，穿云的金石之音，在空旷的黄土地上一路奔腾，搅起的滚滚烟尘在天边浩浩汤汤。

赵季平的音乐和这部**相辅相成天人和一，同样热烈饱满的情绪，同样嶙峋苍凉的情怀，在银幕上大写意地完成了一次雕镂山河镌刻生命的挥洒，大善若水的赵季平诡异横放的张艺谋双手一握，西部的高粱叶子，森林一样的霍霍有声。

图腾

我不知道张艺谋在拍摄这部**的时候，脑海中闪没闪现过图腾这两个字，可是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思想意义上，他都又把那个远古时代被人膜拜倒了的图腾重新树立起来，民族中最古老的最有象征意义的东西，被他看似随意地穿插其中。唢呐、花轿、土坯房、剪纸、年画、门神、酒篓子，肥棉裤、高粱地，石头小桥，肚兜，粗瓷碗以及黄土地尽处的血一样的红太阳、黄土高原上望不到头的蛇一样的羊肠小路……它们被最大程度地赋予了生命、生殖、情绪、梦想等等的一切，对生命的美好以及繁衍生息的追求，从来没有这样凝重张扬过。

同样野心勃勃的张艺谋决不会只停留在这些表面形式上，他有效地利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完成了他重铸了民族心灵图腾的愿望。如果说，“我爷爷”的血性和狂放，都是有目共睹的滞留于表面的话，那么刘罗汉和屠三炮的民族情愫家国情怀，就隐藏在内心深处，而一旦破土就势不可挡。蔫声蔫气对“我奶奶”俯首帖耳的刘罗汉，因反抗日本鬼子被活活剥皮，破口大骂至最后一滴血；土匪屠三炮平日里打家劫舍，在日本鬼子到来时却挺身而出，于是，当“我爷爷”和伙计们，用血一样的高粱酒伏击日本兵的时候，耳畔响着中国人象征新生命的娶亲的唢呐调，高粱叶子就那么簌簌地颤抖，黄土地就那么安静如海。

有人说[红高粱]满是维多利亚时期地下文学的意味，可是我一直坚持认为只有深深地植根于这块土地的人，才能蕴含这样喷薄欲出的情感，才能最终完成这样一幅黄土风情画、民族繁衍史，与此相比，所谓才华和技巧就显得苍白了，最多只能算作风雷之外的漫天云彩。

《红高粱》，张艺谋的红色经典

《英雄》、《十面埋伏》时代的张艺谋，俨然是中国**的“救世主”：票房高涨、评论如潮，当资历和名望给张艺谋带来“占据重要资源”并“获取媒体关注”的回报，张艺谋作品便理直气壮地成了“文化盛宴”。虽然中国式炒作加**的 底蕴不足，几乎将两部万众瞩目的“武侠巨作”变作人人喊打的“春节晚会”，但张艺谋及其支持者仍可凭拉动消费的“客观功绩”嚣张跋扈狂妄自大--毫不理会这一“收视率”的“阶段性胜利”进一步摧毁了观众对国产**的期待！在片商捞钱、媒体大赚的“正效应”背后，岌岌可危的中国**已经失去了更多的支持者--因此“张艺谋商业片”必将背负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罪错。

有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和硬件条件，被誉为“大师”和“国际重量级导演”的张艺谋却未能交出让观众满意的答卷，可见“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的老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1988年的《代号“美洲豹”》是张艺谋以惊世之作《红高粱》(1987)名声鹊起后首次尝试商业题材，张艺谋不为盛名所累，导演手法洒脱轻松，表现值回票价。当时多数第五代导演专拍艺术闷片，而张艺谋导演《代号“美洲豹”》动作戏时举重若轻娴熟流畅的技巧，充分证明他是第五代导演中最具商业潜质的--在**票价几毛钱的时代，《红高粱》票价居然炒到5-10元，中国**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出如此成功的炒作案例--此后的事实也表明，张艺谋确实是第五代导演中最会赚钱的一位。

其实，《代号“美洲豹”》中紧张升级引人入胜的动作场面都可以理解为《红高粱》中经典压力场景的另类再现。一些港台**人甚至在“我爷爷”大闹肉铺一节的场面调度中领悟到武侠片的精义。

那么，**《红高粱》还具备哪些“商业元素”呢？该片是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节大奖的影片，第38届柏林国际**节金熊奖殊荣以及“脱戏”的传言已经相当引人关注，在猎奇心理支配下，观众自然热情高涨趋之若鹜。抛去外部因素，影片本身的素质绝对过硬。

**《红高粱》根据作家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改编，原作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被读者推选为年度“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这部文学作品不仅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其美学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莫言小说深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影响，意识流结构中时空交织、人生沉浮，但在“洋为中用”的过程中，作者并未放弃对民族精神的检视，意象奇诡瑰丽充满诗意的描述既是作者独特的情感体验，又在读者心上铭刻了被历史埋没被今人遗忘的传奇故土、英雄故人。莫言的笔法恣意放纵，文字极有征服力，因此，说《红高粱》是上个世纪国内最具“**感”的文学作品毫不为过！

所谓“**感”，一方面指故事结构中意识流式的“自由剪辑”，一方面指作者描写事物时应用的视觉化的文字。当年张艺谋要在别人帮助下才能读懂小说，肯定是因为小说作者违背常规的“剪辑方法”造成了他的阅读障碍。但显而易见的是，原著中视觉化、情绪化的文字给张艺谋带来了深刻印象：**《红高粱》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在影片的视觉风格上，导演、摄影精心复现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如阳光般眩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影坛，也给导演张艺谋留下至今难舍的情结。

中篇小说《红高粱》随后衍生出大部头的《红高粱家族》，在作者的深入解剖之下，“我爷爷”、“我奶奶”人性中的丰富一面得到展现。然而，人物形象的真实和立体往往以“唯美”的流失为代价，读者终于了解到“我奶奶”喜欢乱搞乃至“我爷爷”完全没有革命者的崇高精神未必会感到愉快。**《红高粱》则胜在纯美，礼赞了敢爱敢恨、 燃烧的生命。

《红高粱》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少女被迫嫁给麻风病人，接亲途中，新娘被生性彪悍的轿夫吸引。半路突生事端，土匪前来劫财劫色，与新娘眉来眼去的轿夫挺身而出，众人合力打死土匪。在高粱地里野合之后，少女和轿夫就成了“我奶奶”、“我爷爷”。他们携手对抗封建礼法，和乡亲们一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

影片的艺术贡献非常突出，富于视觉冲击力的画面造型强劲迸发出第五代导演厚积薄发的雄心壮志，美术、音乐，无处不有情恋故土惊世骇俗的第五代精神，如果要在中国第五代导演作品中找出最有代表性**，《红高粱》无疑是不二之选。

“颠轿”、“野合”当年都为评论者津津乐道，今天看来，两个段落的摄影手法以及场面调度仍然无人能及。

新娘轿中偷窥半裸 的场面，主客观镜头交替运用毫无错乱，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掌镜作品：《一个和八个》(1984)、《黄土地》(1984)、《大阅兵》(1986)]交待画面时一派大家气度。在这一 段落中，演员在镜头内的表演、摄影师变换的视角以及剪辑节奏与不断起伏的背景音乐配合得当浑然一体，多个艺术层面的变化在导演控制下有机联系一气呵成，整个段落绝对有资格做**学院教学宝典。

“野合”一节，渐起的风势以及青年男女在高粱地里的快速追逐宣告这是一个酝酿 的段落。当“我爷爷”在躺成“大”字的“我奶奶”跟前跪下，自由狂舞的高粱恍若神来之笔！在这生命与自然的伟大象征面前，肉体的 与色情的交代反倒显得极其“渺小”了……假若张艺谋颇合时宜地选择让巩俐背面 ，此段就不可能具有直刺灵魂的力度。男女云雨交欢之后，“我爷爷”粗犷的歌声在高粱地里传出，张艺谋的匠心独运之处就在于，他通过一系列风吹高粱的画面让观众看到了“歌声”的存在和意义：雄性的声音撞击着高粱叶片也扰乱了“我奶奶”的心扉。

再说说两个当年遭人诟病的段落：“撒尿”和“剥皮”。

“野合”之后，“我爷爷”跑到烧酒作坊胡闹，并往酒篓子里撒尿，这场戏实际上是“我爷爷”和“我奶奶”发展关系的转折点：在高粱地的“野合”可能只是色情男女一时冲动，但经这一闹，“我爷爷”“我奶奶”在冷静对视中读出了彼此的需要！严肃思考，理性判断，最后，“我爷爷”大义凛然地抱起全面屈服的“我奶奶”关门 ，完全不顾众人的惊愕目光，爱情之花自由绽放！

并无直接血腥画面的“剥皮”一节，普遍被“愤怒群众”误读作惨不忍睹的“自我丑化”，甚至据说还有一些高密农民为此 的，其实**作者的意图完全被缺乏**常识的观众曲解了：日军威逼肉铺伙计将秃三炮、罗汉大爷剥皮示众，最可恨的并非肉铺伙计和助纣为虐的翻译官，而是面无表情的日本兵！面对人间惨剧，日本军人麻木不仁视若无睹，冷面比狰狞更能揭示侵略者的凶残。

作家丛维熙认为中篇小说《红高粱》标志着抗日战争题材创作的突破，那么，**《红高粱》的贡献也是一样的。第五代导演一向喜欢高举人性旗帜、淡化时代背景，在**《红高粱》中，自由奔放、热血沸腾的生命跃到前台，被讴歌、礼赞！战争场面比重较比同样时代背景的作品明显下降，而且拒绝任何政治说教成份的介入--这在当时已经相当难得！影片结尾的战斗画面完全以**写意手法呈现，人物不多，却比擅长人海战术的国产战争片更多震撼！日食、红色笼罩的世界、响彻天地人间的童谣，如血海汪洋的高粱地……《红高粱》把战争造成的创痛深深烙印在观众的记忆之中。

记得当时有一种极其可笑的说法，就是认为《红高粱》靠宣扬愚昧落后、展示民族丑陋一面讨好外国观众并博得国际大奖的青睐--我想这种言论本身才真正暴露了某些国人的“愚昧落后”：在泛政治化的国度，赢得国际荣誉居然被看成遭政治敌手暗算，如此狭隘、短视的粗暴态度，只会将中国**拖离国际轨道，使国产片在无人问津自说自话中灭亡。

《红高粱》中的落后文明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那些对《红高粱》获奖深表厌恶的人应该知道，贫穷和落后不是耻辱，忘记历史才是耻辱。

况且，较比敢于直面历史、人性真实的《红高粱》，某些喜好展示富裕文明景观、乐得歌功颂德的主旋律**才是虚伪骗人的东西--这种片子不仅外国人不看，中国人自己也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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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xw/Article/zaitan/shiping/200610/1598

摘要：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

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莫先生的《红高梁》张扬的个性的解放精神——敢说、敢想、敢做。

关于抗日战争历史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莫先生的这部小说与以往的革命历史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司令余占鳌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故事。

关键词：红高粱 历史 民间世界 战争

“《红高粱》是我又爱又恨的产物，我对我的故乡一直持有这种矛盾的态度。

我对故乡人的爱、对红高粱的爱转换成批判和赞美；我对故乡人的恨、对红高粱的恨转换成赞美的批判。

批判的赞美和赞美的批判是我对人生对作品的态度。

这种态度灌注到作品的字里行间中并成为作品的灵魂，所遇，这作品就会出现纷繁多彩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

”1

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部分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二是写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击日本侵略时期的爱情故事。

前一条抗日故事的线索，写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残酷的剥皮致死，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伍，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

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成斗争。

后一条爱情故事线索中，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的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苟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 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风病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成为她的地下情人。

我们不难看出这两条故事线索中，始终凸显出来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 ，它包容了对性和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根本。

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与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

概括的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的讲述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内容。

要进入红高粱小说的艺术世界，首先会遇到那恍成血海的红高梁，会看到作者在各种情境下以各种色彩描绘着红高粱的形象。

在我看来，“红高梁”是一个巨大的整体象征，它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整部作品基本精神门户、路标和钥匙，它又是作者全部创作冲动的契机和兴奋点所在。

我们在最初很容易把他看作是一种常见的托物拟人的比喻和陪衬式见证，如小说所写“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是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了一个大度的思想2”，那股弥漫田野是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

但是，我们继续读下去会发现，它远不是一般的托物拟人，也非寄寓抽象意义的物件。

且看，“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郁的注视着我的父亲，父亲也虔诚的望着他们。

“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月精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这里，红高粱成了有生命的活物，作为一股不可忽视是积极能动的力量，参与和渗沥在作品中，把一切的人和物粘和贯通为一体。

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全部理解这“活物”的象征究竟是什么。

到了作者写戴凤莲之死时的诗意郁勃、想像飞腾的笔墨，我们顿然感受到红高粱象征的深厚蕴底。

作者写到“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 的打在高粱是梢头，在黑土上扎根开花，结出酸涩的果实，让一代又一代承受……4”

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

比如把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了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 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又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 的民间色彩。

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矫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本色。

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刻画中。

比如我奶奶那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她却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本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

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

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和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价值取向，小说里所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我爷爷”和“我奶奶”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和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之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的用意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者对民间自由自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赞美。

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 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到种的退化”。

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越加变得浓烈感人，无疑作家是把民间作为理想是生活状态。

民间是自由自在的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盎然是热情奔放是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醇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

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是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在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个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 的暴力展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

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含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

有关红高粱，值得述及的还有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的新颖之处。

莫言先生在红高梁中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与情节逻辑，把整个故事讲述得非常自由散漫。

但这种看来任意的讲述却是统领在作家是主体情绪下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

此外，莫先生还运用了大量充满想象力并且总是违背常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在语言层面上就形成了一种瑰丽神奇的特点，以此造就了整篇小说中那种异于寻常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

注释1：莫言于1989年与罗强烈的谈话

234：《红高粱》 莫言著 南海出版公司

参考文献： 莫言《红高粱》

《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

《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文学研究》追问

要回答简答题的~~~~~简明扼要一点~

追答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

莫先生的《红高梁》张扬的个性的解放精神——敢说、敢想、敢做。

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司令余占鳌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故事。

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部分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二是写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击日本侵略时期的爱情故事。

概括的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的讲述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内容

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

比如把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了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 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又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 的民间色彩。

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矫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本色。

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刻画中。

比如我奶奶那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她却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本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

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

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和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价值取向，小说里所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我爷爷”和“我奶奶”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和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之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的用意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者对民间自由自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赞美。

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个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 的暴力展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

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含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

来自：求助得到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