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秋天,我从北鄙小学考入宁阳九中读初中。我记得那是村里通上电点起电灯的第二年,那时候多数学生都是步行上学,每天在家与学校之间往返八趟,三里多的路程,不知被我们步量了多少遍。只有少数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每天骑自行车上学,轻便且神气,让人羡慕不已。
开学第一天,因为以前没走过这么长的路,来到学校时累得不轻,腿有些抬不动,还有点疼,因此也没精神和心情去欣赏新校的风光,找到初一二班的教室就进去坐下了。不大会儿,便进来一个男老师,三十岁不到,中等个子,长脸儿,头发有点卷,自然向后梳,五官很端正,面带微笑,潇洒又温和。嘈杂喧闹的教室里立时安静下来,这时我却意外听到身后一个同学小声嘟囔道:“坏了坏了。”我正疑惑不解,台上的老师开口讲话了:“同学们,欢迎你们进入宁阳九中学习。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姓史……”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了个端正漂亮的‘史’字。就在史老师转身写字的工夫,我的身后又传来了极其细微的嘟囔声:“揍人忒狠了!”后来,我知道了这位说话的同学叫李赫,是校长的儿子,插班进来的,所以对学校的掌故非常熟悉,因为学习不用功,没少挨了老师的揍。
史老师写完字,转身继续讲:“同学们都来自农村,家里都不容易,来到这里都要好好学习,要对得起爹娘。同学之间要团结,大同学不要欺负小同学,就像田晓东同学,在我们班年龄最小,今年才十岁……”边说边用右手的食指轻轻指了指正巧坐在第一桌的我。我顿时纳闷起来:开学第一天,这位老师竟然认识我,而且还说出了我的年龄!其实那一年我不是十岁,而是十一岁,不知道为什么在史老师那里减了一岁。就在我的疑惑中,在史老师似乎特别的关照中,三年美好的初中生活拉开了序幕。
那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想来想去没有答案。后来读高中的姐姐周末回家,问我的老师是谁,我就说是教英语的史老师当班主任。姐姐听完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是他啊,他叫史宪法,教了我三年。他揍人可狠了,瞪着眼咬着牙揍,但是从不用手揍,摸着什么用什么揍。不过他教得很好,你好好学他就不揍你。他教了我三年,从没揍过我。”姐姐英语学得很好,这我是知道的,她曾经获得过全省英语竞赛一等奖,我见过她的奖品——一个浅**的漂亮的塑料皮本子。
“他怎么好像一开始就认识我?”我不解地问。
姐姐顿时哈哈笑了起来:“你报九中的时候,有填的家庭成员。他一看到你填的不就清楚了?再说,就你这个子,一看就知道是你了。”
到这时,我的疑团终于解开了,我也渐渐见识了史老师的“狠”。开学不久的一节自习课上,班里没有老师,李赫忍不住又活跃起来,前前后后地找人说话,不巧正被窗外的史老师看个正着。史老师阴沉着脸推门进来时,他的上半个身子还没转回来,史老师一声断喝“李赫!过来!”李赫就像被使了定身法一样僵在那里了。他回过神来,知道一场暴风雨不可避免了,于是拼命缩着脑袋走到讲台前,双手自觉地抱住了头。史老师从裤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银白色的金**的大的小的都有,我还没反应过来,只听“砰”的一声,早被史老师高扬起来,咬着牙狠砸在李雷雷紧缩起来的头顶上,接着就听见一声杀猪般的嚎叫。我因为个小,就坐在教室第一排,李赫就胆战心惊地站在我课桌前,响声过后,我怕极了,心想“可别把他砸坏了”。就在我害怕的工夫,只听又是“砰”的一声,伴随着一声杀猪般的嚎叫。我赶紧低下头,用手蒙住头顶,生怕史老师的钥匙链不结实,他用的劲又那么大,万一链子断了正好砸到我头上,那我可受不了。幸好史老师的钥匙串结实,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但李雷雷的头也结实,砸了一通竟然一点事也没有,但好动的毛病却被砸得收敛了一些。
还有一次,我的两个同学赵维与王和平班空在讲台上打闹,正被史老师撞上。两人顿时像被钉子钉在地上一样,老老实实一动不动,萎靡不振地站在那里,战战兢兢地等待将要到来的未知形式的惩罚。只见史老师一把抓住赵维,把他摁到门后的角落里,咬牙切齿地推门挤他,直挤得赵维龇牙咧嘴,吱吱乱叫。史老师用手推门似乎感觉力气不够,退了两步,抬脚朝门板蹬踹了两下,踹得赵维嗷嗷怪叫起来。挤完王维,顺手抄起地上的笤帚,狠狠抽在王和平肩膀上,那是正是夏天,王和平正光着膀子,只听“啪”的一声,清脆又响亮,疼得王和平脸都扭曲了。我看着这两只斗败了的公鸡耷拉着脑袋站在那里,我也吓的大气不敢出,不过他两个着实老实了一阵子。
我们这些70年代的孩子,大多调皮捣蛋,不守纪律,被老师教训一顿后就能老实几天,安心学习一会儿。我们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不怕他的,尤其是常被他修理的那几个孩子,包括校长的儿子李赫。现在想来,史老师虽然揍人狠,但也是为了我们这些学生能学好,有个好未来。这一点可以用他的一句口头禅来证明,史老师每次揍完学生后,总是跟上一句经典的评价:“就你这个熊学法,再过一万年零一清早,你也学不好!”典型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态,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不少学生只看到了史老师表面的“狠”,却没有看到史老师内心的“真”——对学生负责、对学生的家庭负责的一片真心。在史老师的高压政策下,我们初一二班的学习成绩进步飞快。后来,我们班不少同学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这与升入初中遇到一个好老师、打下的坚实基础应当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对史老师的怕绝不仅仅是来自他的狠,更来自他的高超的教学水平,准确地讲,我们对史老师的感情用“敬畏”来形容似乎更恰当。史老师讲课认真、生动、风趣,深深为同学们所佩服。他所讲解的每一个英文句子,都工整地写在黑板上,经常将一大块黑板写得满满的',每个学期下来,我的英语笔记本都要用厚厚的一本。虽然经常揍学生,但英语课堂上却是一次也没有揍过,在我记忆里,初中三年里,在英语课堂上他似乎一次也没有批评过学生。相反,他总是不停地鼓励学生。我班有个同学叫宁方起,英语水平较差,有一段时间,史老师总是叫他回答问题,只要答对就拼命夸张地表扬他,诸如“看人家宁方起同学,回答得太好了!”“你真是太聪明了!”等等,那个“太”字拖得长长地,拖得宁方起本人都忸怩脸红了。在史老师铺天盖地的表扬与鼓励下,宁方起同学竟然渐渐钻研起问题来,期末考试英语竟然破天荒考了九十多分。史老师课堂上爱开玩笑,每当讲到深奥的问题时,他总会说同样的话:“同学们都注意了——”边说边环视一圈,发现学生都瞪着眼睛满怀期待地等他讲解时,他却微笑且得意地接着说:“这个问题——现在不告诉你!”说完笑得更灿烂了,很有成就感似的。
史老师不仅课教得好,更写得一手漂亮字。有一次我们学校举行老师书法展览,将很多老师的书法作品贴在我们教室外的山墙上,我们下了课就跑过去评头论足一番,最后一致认为史老师写得最好。那时候年龄尚小,哪有什么鉴赏能力,其中掺杂了感情因素也有可能。多年后我去史老师家拜访,看到他家客厅正面挂着一幅毛笔书法作品,风骨瘦硬,于行云流水中现出些许孤傲之气。我马上想起了多年前那次书法展,询问之下,果然是史老师的作品。史老师指着横幅,微笑着介绍说:“这是三十岁后写的,孔老夫子说人三十而立,三十之前和三十之后的感悟就是不一样。”我能感觉出,史老师对自己这幅字还是比较满意的。此时,我对史老师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感情也加深了一层。
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史老师总是揍有数的那几个同学,偶尔也敲打几下别的同学。我倒是一次也没有被敲打过,甚至有一次自习课上我看课外的杂志,史老师从我身边走过去我竟然没有发觉,而更奇怪的是史老师竟然没有没收我的杂志,好像完全没有发现一样。于是后来周围的同学都说史老师偏向我,我也不好辩解,因为对于史老师为什么不揍我,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或许是因为我学习好,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也或许是因为我年龄小个子小,不经打。总之,我真切地感到了史老师对我的厚爱和照顾。史老师对班级,可以说是至刚;而对我来说,可谓至柔。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中午,学生都走得差不多了,只剩我们几个同村的男生还没走。之所以还没走,是因为教室里飞进一只麻雀,我们非要把它赶出去再回家。于是,黑板擦、笤帚、板凳腿儿、课本在教室里不停飞舞起来。就在一片乌烟瘴气之中,我扔出的黑板擦倒霉地打在教室前面的日光灯壳上,灯棍虽然没打坏,但星期天晚上回校上晚自习时,它却不亮了。史老师很生气,站在讲台上问:“灯棍怎么不亮了?谁知道怎么回事?”全班同学都不作声,我也低着头不看他,没有勇气站出来说是我弄坏的。因为我知道赔偿一个灯棍要好几块钱,我是无论如何也拿不起这个钱的。当时我想:史老师,是我弄坏的,但是现在不能向你承认,等将来我能赚钱的时候,再向您承认错误,并还你一个灯棍。史老师见没人回应,也没多说什么,转身就走了。不大会儿,拿来一根新灯棍,踩着我的课桌换上了。第二天,我的同桌悄悄对我说:“我知道灯棍是谁弄坏的,就是你。咱老师换灯棍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抬着头看,就你自己低着头。”现在想来,当时史老师也应该知道是我弄的,只是没有揭破罢了。
这件事情丝毫没有影响史老师对我的看法。他不停地夸奖我,课堂上他提出一个问题后,总是在其他同学都低着头默不作声时点我的名字,可见他对我的信任。我回答正确的时候,他就毫不吝啬地表扬我,说“你真聪明!我知道你会!你看人家田晓东!”等话鼓励我。当然也有回答不出的时候,只要我站起来一摸头皮,史老师就知道我也不会了,就微笑着点头让我坐下。史老师不但当面夸奖我,背后也经常提起我,每次考试后,各班之间要比成绩,每当别班的老师炫耀自己班的高分时,史老师总是接上他们的话茬说:“你们这算什么本事!一天从早学到晚!我班的田晓东才是本事,不大用学都能考好!”一副骄傲的神气。史老师不遗余力的鼓励,给我带来极大的信心,让我相信自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学的好。我想,如果没有史老师的鼓励,我恐怕不会如此顺利地第一年就考上中专,挤掉了那些复习一两年的我的同学。
有一次期中考试,英语场还没有结束,我提前交了卷出来,正好碰到史老师拿着试卷走过来,他立即和蔼地喊住我,拍拍我的肩膀,让我蹲下,他也蹲下,把试卷展开铺在地上,一个一个地询问我写的答案。其时正是夏天,屋角一棵苍老高大的合欢树正盛开,清香淡淡,弥漫在周围。上午的阳光热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却耀眼地明亮,穿过合欢树树冠的缝隙,斑斑点点洒在地上,洒在史老师摊开的英语试卷上。史老师从第一题一直对到最后一题,对完后笑着说:“错了一个选择题、一个单词,97分,考得不错!”我抬起头,蓦然发现史老师和我之间几乎没有距离,他脸上的几个平日不易发现的小黑斑,在明亮的阳光下赫然映入我眼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
初中三年转眼就过去了。临中考时,因为我的志愿问题,史老师和我父亲争执了好多次。史老师执意要我考高中,而我父亲却也是有名的固执,坚持要我考中专,因为中专在80年代还是让人羡慕的热门学校,不像现在,中专不但备受冷落,甚至大多被取消或合并,我的母校宁阳师范也早在十多年前被宁阳实验中学取代,我和我的许多同学一时都成了无家可归的游子浮萍。史老师拼尽了全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拗过我父亲,高中对我来说也永远成了一道可望而不可即的风景,恰如海市蜃楼,美丽却虚无飘渺。尽管如此,我从未抱怨过父亲,多年来,无论生活走到哪里,我都充实从容并快乐着。命运打湿了飞翔的翅膀,却赋予我一片广阔的海洋。但是,我永远感激史老师,感激他对一个寒门孩子的赏识和期望,也感激他因我不能读高中而产生的深深遗憾。
1988年秋天,我迈进了中专的大门,史老师也调走了,调到宁阳二十中,后来曾任宁阳二十中政教主任。2000年秋天,我从宁阳九中调来二中,成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无论对于史老师还是对我,这都算是一个慰藉吧。
来磁窑后,遇见史老师的机会就多了。从前在九中上学时,我们都感觉他很洒脱,整齐后梳的略卷的波浪形的头发,永远板正的西装,永远从容甚至悠闲的脚步。曾有同学开玩笑说:“史老师就像电视台的播音员一样潇洒!”从前,我总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老师,而今是以一个成人的眼光来看老师,相遇几次后,我感觉史老师似乎有些孤独。每次遇见他,无论骑车还是步行,都是一个人踽踽独行。史老师有两个孩子,都是女儿,而且都长大了,开销肯定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生活让他落寞,但他鬓角的灰白的头发和眼角的鱼尾纹让我清晰地感受到,我的老师不再年轻,尽管年龄还不到五十岁。
2012年初冬一个黑沉沉的夜晚,史老师因突发脑溢血,不幸不治,于英年意外离世。听到噩耗,我大吃一惊,根本不相信这个事实,于是打电话给我在二十中的同学求证。得到确证后,我于心情黯淡中回忆起从前的事情,老师之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天地永恒,生命无常,时光渐老,师恩难忘,感念往事,情难自已,于是写下了上面的文字,借以表达对恩师的永久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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