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秧歌的特点

山东秧歌各处流行，风格多种多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鼓子秧歌”、

“胶州秧歌”和“海阳秧歌”，并称为“山东三大秧歌”，或称“山东三大民间舞蹈”。

“鼓子秧歌”流传在黄河下游的商河、阳信、惠民、无棣等县，在风格上可说与黄河中游陕西、甘肃、山西的锣鼓一脉相承。

传说起源于北宋，是农民在打谷场上庆丰收的舞蹈。

参加舞蹈的角色有伞、鼓、棒、花、丑五种，使用的道具分别为绸伞、圆形鼓、双棒、绸巾。

“伞”的角色分“丑伞”与“花伞”两种。

“丑伞”又称“头伞”，扮为老汉，是秧歌队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花伞”为女角，持花绸伞随“丑伞”指挥舞蹈，使舞队五彩缤纷。

“鼓”为壮年男角，武生打扮，击鼓舞蹈，在舞队中人数最多，动作繁复，慓悍的舞姿伴着惊天动地的阵阵鼓声，具有无敌的威武。

“棒”由男青年扮演，双手持两头系彩绸的木棒，翻飞舞动，令人眼花缭乱。

“花”由女青年扮演，饰为戏曲中的花旦模样，左手持绸巾，右手拿彩扇，泼辣大方，青春活力四溢。

“丑”，也称为“外角”，可增可减，装扮成“傻小子”、“丑婆”、“县官”、“ ”等等，穿插于舞队中间，作幽默即兴表演。

鼓子秧歌按偶数搭配人员，队形排列讲究对称，以圆形为中心，千变万化。

一般两把“丑伞”带八“鼓”、四“棒”、四“花伞”、八“花”，整队秧歌少则五、六十人，多则二、三百人。

队形变化有许多传统的阵势，如“双石榴”、“剪子股”、“牛鼻钳”、“闯王进京”等。

“胶州秧歌”，相传起源于胶州城北部的东小屯村。

当年，村里有马、赵两姓人家，因生活所迫，每逢农闲共同到周围地方演出，年久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表演形式，流传至今，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胶州秧歌”的角色只有十个，是传说中两个家庭中的全部成员：一对“鼓”扮为男性壮年；一对“翠花”是“鼓”的妻子；一对青年扮演“棒”是“鼓”的儿子；一对“扇花”是“棒”的妻子；一对“小嫚”，是“鼓”的小女儿。

十个演员跑满场，又舞蹈，又演戏，引得千万人“听见锣鼓点儿，放下筷子撂下碗儿。

听见秧歌唱，手中的活儿放一放。”

演戏之前先跑场，这便是打开场子吸引观众的舞蹈，其中有“大摆队”、“十字梅”、“绳子头”、“挖心”、“两扇门”等阵法。

戏剧演出以传统节目最具地方风格，俗称“本戏”，有“大离别”、“小离别”、“拉磨”、“说媒”、“三怕”、“四劝”、“裂裹脚”等剧目。

“海阳秧歌”流行于胶东半岛的海阳、莱阳、乳山等县市，以海阳市最盛，几乎村村都有秧歌队。

海阳市早年流行的秧歌叫“逗秧歌”，又名“小架秧歌”，后来在秧歌的舞蹈中加入了武术的套路，称为“大架秧歌”，外人称之为“海阳大秧歌”。

“海阳秧歌”角色众多，整个舞队由单人舞，双人舞，多人舞组成。

领头的是“药大夫”，他身穿长袍，口戴黑须，右手持马尾拂子，左手握平顶圆伞。

这是整个秧歌队的总指挥兼领舞，他的即兴表演往往令人绝倒。

其他角色有“霸王鞭”、“花鼓”、“彩扇”、“渔夫”、“樵夫”、“货郎”、“翠花”“相公”、“闺秀”、“锢炉”、“王大娘’”、“丑婆”，“顽童”、“牧童”、“村姑”、“大头和尚”、“柳翠”等等。

海阳秧歌的演出有串街、进村、耍大场、跑阵势、演场、收场六段六种形式。

跑阵势有单队穿插、龙盘尾、四门斗、扣心斗、黄牛瘪、竹篮挎花、六门斗、八卦斗、宝葫芦、葫芦带结子、卷爆仗、双队穿插、剪子股、二龙吐珠、勾心斗、大推磨、双八字、三龙纹柱、彩云遮月、牡丹开花、四瓣花、竹篮开花、遍地开花种种变化队形。

秧歌多在大年正月表演。

若在农历正月到山东，总可置身于秧歌的海洋。

维族舞蹈有赛乃姆：是 尔族最普遍的一种歌舞形式，它广泛流传于天山南北。

其音乐由多首歌舞曲连缀而成，热情奔放，明朗欢快。

赛乃姆舞蹈自由活泼，没有固定的程式，舞者即兴表演，合上音乐节奏即可。

可一人独舞、两人对舞或三五人甚至更多的人同舞，这种舞蹈节奏时快时慢。

赛乃姆的音乐，是在各地区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形成的歌舞音乐，曲调优美、深情，节奏鲜明，由于赛乃姆的音乐和节奏特点，使得舞蹈动作抒情优美，婀娜多姿。

在 尔族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形成过程中，就吸收了早已在民间流传的赛乃姆，成为每个木卡姆中的组成部分，而赛乃姆仍以其独立的形式广泛流传。

各地的赛乃姆风格有所不同，和田、喀什、阿图什、阿克苏等地区的赛乃姆比较明快活泼、深情优美，步伐轻快灵巧，身体各部分的运用较为细致，尤其是手腕和舞姿的变化极为丰富；伊犁赛乃姆欢快且生气勃勃，它吸收了一些其它民族的舞蹈成分，动作潇洒豪放，轻快利落，不时出现戛然静止和幽默风趣的小动作；哈密赛乃姆细腻朴实，音乐比较缓慢，节奏中保留了不常见的节拍，它的舞蹈动作稳重，手腕的变化不大，基本是半握拳式，在头上左右摆动，单步较多；库车、库尔勒等地的赛乃姆自然细腻，内容深刻；多郎赛乃姆嘹亮豪放。

多朗舞：“多朗”一词，是 尔族人的自称，也是舞蹈形式的名称。

多朗舞是 尔族历史悠久、形式完整、动作粗犷矫健的一种民间舞蹈，盛行在叶尔羌河畔的麦盖提、巴楚、莎车、阿瓦提等地区。

多朗舞以双人对舞为基础，是一种带有竞技性的组舞。

每逢婚嫁、喜庆日欢聚时，都跳多朗舞。

多朗舞有一套完整的表演程式。

舞者必须自始至终跳完整个舞蹈，中途不准退出，观众也不得随便离开舞场。

由于地理位置和其它因素所致，使多朗舞较多地保持了原有的草原生活气息和艺术特色。

多朗舞的伴奏音乐叫“多朗木卡姆”或“多朗赛乃姆”。

它和十二木卡姆不同，是另一种类型的歌舞组曲，曲调结构朴实，演唱风格宽广豪迈，保持着浓郁的草原风格和劳动气息。

现在保存下来的多朗木卡姆有九套，每套有不同的名称，多用“比亚万”（意为戈壁草滩）等富有地区特色的名称，作为曲调的标题。

每套木卡姆是由不同节奏的五个段落组成，段落之间的衔接和谐自然，由慢到快逐渐过渡到 。

萨玛舞：是 尔族劳动人民在年节时集体欢跳的一种古老而欢快的民间舞蹈，动作朴实有力。

它主要流行在南疆喀什、莎车一带。

除年节外，一般欢庆场合有时也跳萨玛。

节日的清晨，人们到 寺做完礼拜之后，向大礼拜寺的广场， 寺屋顶上的乐师便开始敲起纳合拉鼓，吹起唢呐，随着乐鼓的声音，大家合着鲜明有力的萨玛曲调，跳起萨玛舞。

萨玛舞的动作和鼓的节奏配合紧密。

“咚”的时候多是全脚着地，身体下压，微顿，抬步时两手随身体的俯仰而轻摆，常用跳转、擦地空转等技巧动作。

跳萨玛舞的大都是男性。

伴奏萨玛的主要乐器是铁鼓和唢呐。

铁鼓以音高不同的两个鼓为一组，发出“咚”、“当”的声音，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大的场合，有时有两三组，外加一个音色更浑厚的大鼓，突出“咚”的音响效果。

鼓的节奏决定着舞蹈的快慢和动作的和谐统一。

有经验的鼓手，使鼓点敲击的变化多样，激励着舞者和观众的情绪。

唢呐吹奏的曲调比较灵活，不受鼓的限制，有时拖两三个小节的长音，或音歇三、四小节，以突出鼓的节奏。

夏地亚纳：“夏地亚纳” 尔语称之为“欢乐的舞”，是在节日和盛集大会中，群众集体跳的一种民间舞蹈，参加人数不限，以小跳步为主，两 换跳起，两臂向上、向左、向右，手掌内外快速抖动，给人以欢乐、轻快之感。

夏地亚纳的音乐曲调比较灵活，常根据不同场合而变化。

各地区的夏地亚纳的曲调，区别不是太大。

喀什地区的，比较欢腾华丽；麦盖提的，则显得浑厚有力，进行曲的特点更明显。

夏地亚纳的伴奏乐器也比较自由，乐器可多可少，可用长短不同的唢呐、音色不同的若干对铁鼓和大小不一的手鼓合奏，也可用弦乐和手鼓伴奏。

纳孜尔库姆：是别具一格的民间舞蹈，多由男性即兴舞蹈，以双人对舞为主，带有竞技性。

产生于吐鲁番，流行于鄯善、托克逊、哈密等地区。

纳孜尔库姆是在婚礼、喜庆节日和晚会中最精彩的表演。

它多在赛乃姆的后面或吐鲁番木卡姆后面举行。

步法以蹲步、跳步为主，保持两膝微屈，上身松弛，舞者以诙谐、幽默的动作模拟各 种劳动或各种人物形象。

纳孜尔库姆的音乐节奏，风格独特，可用各种乐器伴奏，主要有弹拨尔、热瓦甫、艾捷克、唢呐、手鼓和铁鼓等。

有时只用唢呐、铁鼓伴奏、除音色高低不同的一组铁鼓外，常加上一个音色浑厚的大鼓连续击打单一的节奏。

有经验的鼓手，可结合表演者的情绪变化。

抑扬顿挫地击打出富有感情的鼓点，以此烘托舞蹈表演。

盘子舞：是表演性道具舞蹈，是 尔族古老的民间舞蹈之一，产生于古老的库车，流行于新疆库车、喀什、伊犁、乌鲁木齐、麦盖提等地。

属于女性抒情舞蹈，动作婀娜多姿，优美动人。

舞者头上顶碗，双手各拿一个小盘子和筷子，指挟竹筷，随着音乐的节拍，用筷子敲击盘子，随之起舞。

跳舞时除手上击打盘子外，有的在头上顶的碗里倒上茶水，有的则是用嘴里叼着的勺把击打头上的碗。

还有的头顶一 尔族式茶壶、壶上放二、三只碗。

这种舞蹈有一定的难度，并带有杂技的色彩。

盘子舞的音乐，一般用的是抒情性民歌，节奏舒展，曲调悠扬动听，音乐和伴奏乐器与赛乃姆基本相同。

手鼓舞：手鼓舞是一种表演性民族舞蹈。

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舞蹈形式，流行于新疆各地。

表演多由一女子在手鼓的伴奏下进行。

舞蹈的特点是动作敏捷、节奏多变，多用高难度的旋转与腰部技巧。

山羊舞：“山羊舞”，表演者用简单的道具扮成山羊，悄悄地来到围坐在地毯上群众的后面，先“咩－、咩－”地叫唤两声，然后和着乐曲蹦跳进场，表演吃草、喝水、磨角，又去用角顶人等，总会引起小的骚动和欢笑。

击石舞：又叫“塔什”舞，流行于南疆阿克苏、喀什、莎车、和阗一带。

“击石”是 尔族的一种民间打击乐器。

双手各持两片石头，将二片石头夹于拇指与食指、食指与中指间，靠手指的弯直和手腕的抖动发出声音。

击石舞多采用赛乃姆的基本动作，脚的步伐有“三步一抬”、“前后点步”、“垫步”、“单腿跪蹲”等。

手的打击姿态有两臂平伸、一手在头上，一手在胸前，或一手在体旁一手在胸前等。

胶州秧歌又称地秧歌、跑秧歌，当地民间称扭断腰、三道弯，是山东省的传统民俗舞蹈之一，属于三大秧歌之一。胶州秧歌有230多年的历史，演员10人分为鼓子、棒槌、翠花、扇女等5个行当，表演程式有十字梅、大摆队、正挖心、反挖心、两扇门等，伴奏乐器除唢呐外，还有大锣、堂鼓、铙钹、小镲、手锣等，唱腔曲牌有30余个

胶州秧歌和海阳秧歌都属于山东省三大秧歌之一。

胶州秧歌和海阳秧歌的不同点：

1、概念不同

胶州秧歌又称地秧歌、跑秧歌，当地民间称扭断腰、三道弯，是山东省的传统民俗舞蹈之一。

海阳大秧歌是是民间社火中的舞蹈部分，流行于山东半岛南翼、黄海之滨的海阳市一带，是一种集歌、舞、戏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形式。

2、表演不同

胶州秧歌是一种戏剧，不是单纯的舞蹈和歌唱，它有剧本，有道具，有曲牌，演员有行当，是一种形式活泼的歌舞剧。

海阳大秧歌表演形式独特，内容丰富，注重塑造各种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

3、音乐特点不同

胶州秧歌音乐是以各类曲牌形成的一种曲牌体的小戏音乐，以十一个风格迥异的曲牌所组成。以徵调式为主，以商羽调式为辅的交叉调式是胶州秧歌音乐调式的特点。

海阳秧歌的音乐由锣鼓和歌曲两部分组成，以锣鼓伴奏为主。打击乐由大鼓、大锣、大钹、小钹、堂锣等组成。歌曲多为民间小调，演唱时，中间进有打击乐插入。

4、风格特点不同

胶州秧歌有膏药客，翠花、扇女、小嫚、棒槌、鼓子六个行当，小调秧歌和小戏秧歌两种表现形式。有粗犷豪放火爆风格的“武秧歌”，又称东路秧歌，有妩媚抻展细腻见长“文秧歌”，又称西路秧歌。

海阳秧歌有两种不同的流派风格，即“大架子秧歌”与“小架子秧歌”。“大架子秧歌”代表了海阳秧歌的基本风格特点，“小架子秧歌”除打击乐伴奏外，还配有唢呐、笙、笛等乐器。舞蹈以跑阵式为主，俗有“跑秧歌”之说。

-胶州秧歌

-海阳秧歌

一、胶州秧歌舞蹈的起源

　　

　　种稻插秧是我国农村最重要最普遍的农事劳动,广大劳动人民在从事插秧劳动的同时,创造了秧歌舞,用来消除疲劳,调节气氛,这显示了劳动生活与艺术创作的密切关系。后来有的农民从插秧、耕田的步法中受到启发,演变出最初的秧歌舞步法。

　　胶州秧歌,又名“地秧歌”、“跑秧歌”,被称为秧歌的八大流派之一,是山东省三大秧歌(鼓子秧歌、海阳秧歌、胶州秧歌)之一。它主要流传在山东即墨、黄岛、胶南、高密等地区,建国后为了与其它地区的秧歌区别,人们就把主要活跃在胶州市郊范围内的秧歌统称为“胶州大秧歌”。

　　

　　二、胶州秧歌舞蹈风格特点的形成

　　

　　民族民间舞蹈就是指“某个民族和某个地区独有的,具有明显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传统舞蹈形式。它们源于生活,与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表现的也大都是生活中的事物”。①中华民族在山东胶州这块土地上创造出了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绚丽的民间舞蹈文化——胶州秧歌舞蹈,而儒学精神和农耕劳动是胶州秧歌风格特点形成的主要因素。人们把这种儒学精神很自然地融入到秧歌的表演中,用“提拧步”、“正反倒钉子拧步”、“嫚扭平步转扇”等动作来表达,其动作充分体现了“儒学精神”的内涵。儒家重德、务实、自强、宽容的精神从整体上熔炼了胶州秧歌坚韧、挺拔、舒展的舞蹈风貌。在老艺人的加工提炼下,对抗性拧动中的“三道弯”体态、曲线运动路线及快发力、慢延伸的风格特点也就因此形成了。

　　

　　三、胶州秧歌舞蹈本体风格的特点

　　

　　胶州秧歌主要是以动力脚的脚掌或脚跟的碾动作为运动的支点,从而使上身扭动,形成在流动中的曲线特征。如正丁字碾步,起法儿时,动力脚抬起向里关,膝盖弯曲也向里关,这就形成了曲线。这也使胶州秧歌的“扭断腰”和在流动中的“三道弯”体态都离不开曲线,体现了当地女性奔放洒脱、外粗内秀的性格特点。

　　“拧”是物体在空间运动的一种方法。一种是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拧动,另一种是对抗性的拧动。在儒学精神和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胶州人民崇尚曲线美的审美心理,这也就出现了女性舞蹈动律的“三道弯”体态,而这种体态又是在拧、碾的同时形成的。因为胶州秧歌的动力根源来自脚下自上而下的的拧、碾,由此延伸到腰,引起肩和髋与其相反方向的扭动,在这种对抗性的拧动中就形成了整体线条上的流动中的“三道弯”体态。山东的胶州地区受齐鲁文化和生活风俗的影响,形成了头部动态最有代表性的腆腮的动态,而且这个腆腮动态的本身就是三道弯中的一道弯,通过这个动态,把胶州女性害羞含蓄、温柔多情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胶州秧歌舞蹈表演的风格与特点

　　

　　胶州秧歌的角色主要分为“翠花”、“扇女”、“小嫚”、“鼓子”、“棒槌”五种,“翠花”代表青年妇女和姑娘,表演时动作大方、舒展,表现妇女的泼辣、开朗、大方、温柔、娴静的性格。“小嫚”表现的是少女,表演动作天真、活泼、俏丽。“鼓子”和“棒槌”表现的均为中年人和男性青年,“鼓子”潇洒诙谐,“棒槌”英武矫健。这些角色特点融入了胶州秧歌的表演之中,给胶州秧歌增添了很多趣味性的色彩。

　　手绢和扇子是胶州秧歌常用的道具,它们的由来也颇有趣味。就手绢而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纺织手工业是妇女的最主要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缝绣技术成为评价女性聪明与才智的最主要标志。就扇子而言,在封建社会富家少爷常手握扇子,农民很看不惯他们不干活拿着扇子晃来晃去的样子,因此开始时,老艺人把他们的形象丑化的搬到了舞台上。后来经过老艺人的不断加工,淡化了这些内容,有了新的表现内容。扇子也是手语的延伸,并逐渐成为塑造各种不同人物的带有象征意义的道具。

　　

　　五、胶州秧歌舞蹈的发展和创新

　　

　　建国初期,舞蹈事业的发展较缓慢,停留在比较滞后的阶段。舞蹈工作者们对老艺人的动作形态只能进行模仿和尝试着跳胶州秧歌,体会其动作的韵律和特点。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广大舞蹈工作者勇于创新,创作出一批反映现实生活和生命情感的作品。他们以“翠花”、“扇女”、“小嫚”等人物的动态特征和风格特点作为依据和素材,进行加工、整理、提高、升华,把风格特点归结为拧、碾、抻、韧四大方面。舞蹈《摊煎饼的小嫚》(1982年)就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代表作,舞蹈从一群姑娘摊煎饼生活的侧面切入,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里的青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风采。

　　九十年代末,舞蹈编导察觉到在现代社会个人意识急剧突现的情况下,传统的胶州秧歌很难被城市人接受,应该使胶州秧歌焕发出现代的气息。这样编导们就开始大胆创新,在胶州秧歌固有的风格基础上融入其它舞种的动律来重新搭建结构,创作出既有传统民族特色又出现代气息的胶州秧歌作品《一片绿叶》。 胶州秧歌又称“地秧歌”、“跑秧歌”、“扭断腰”、“三道弯”和“胶州大秧歌”，单从称谓上就能想象到胶州秧歌有着独特的魅力。再看：听见锣鼓点儿，搁下筷子搁下碗；听见秧歌唱，手中活儿放一放；看见秧歌扭，拼上老命瞅一瞅。这一当地人的传唱，是给胶州秧歌一个形象而又真实的写照。胶州秧歌从村头广场登上舞台，走进课堂，并成为高校民间舞课的重要部分。这主要在于她表现出的挺拔、舒展、细腻、刚柔相济的动作质感和齐鲁女性的温柔妩媚、贤淑含蓄、质朴憨厚、坚忍不拔等文化质感。在教学中，要使学生能够恰到好处地舞出胶州秧歌的动律神韵，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不仅要强化其动作的训练，更应注重学生对胶州秧歌的内心体验的训练。

一、熟悉胶州大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

胶州秧歌萌生于鲁东半岛胶州一带的乡村，这里的人们勤劳、善良、淳朴、厚道。尤其是女性，貌美贤淑，坦诚待人，尊老爱幼，任劳任怨。她们跟男性一起参加农耕生产，流汗于田间地头，欢笑在丰收场上，憧憬着美好生活。同时，还要主持家务，饲养家禽，经受着生活的洗礼。胶州秧歌的许多动作就是从这些朴素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如摊煎饼、颠簸箕、洗衣服等。反映了胶州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艺术与文化是分不开的，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胶州秧歌。山东素称“齐鲁文明之邦”，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的孔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而且另一位大思想家—孟子也诞生在齐鲁大地。后人用他犷辆人的名字命名儒学为“孔孟之道”。儒学的宗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在胶州秧歌中得到充分的渗透。如“刁馒”的动作表现得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这是封建礼教的熏染；“扇女”的动作时收时放，有含苞欲放之感，表现出体贴、上敬下爱、对生活充满向往。而“翠花”的动作是大大咧咧，显得爽快泼辣，尽显“婆婆”威风，却又掩饰不了胸襟开阔、不畏困苦、力挽波折的精神风貌。胶州秧歌是齐鲁儿女生活的描绘、精神的写实、智慧的火花、美的篇章。详细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是提高艺术内涵不可缺少的学习内容。

二、准确把握角色的性格特征和动作个性

课堂教学不仅仅要严格规范动作，更重要的是应强调胶州秧歌的“味儿”。这就需要准确把握角色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情感，这是学习胶州秧歌的核心环节。胶州秧歌在人物角色的分配上比较细，传统上分六个行当：膏药客、翠花、扇女、小娱、棒糙和鼓子。在高校舞蹈课堂上，一般主要学习“小馒”、“扇女”、“翠花”三种人物。她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即身体挺直，头部微含（含羞），两臂在体侧微夹两肋的站立体态和“三道弯”的动作体态。但是，由于三个角色的年龄段、在家庭中的地位、生活阅历等不同，她们的动态又各具特色。“小馒”指农村小姑娘，其性格特征是活泼，温柔，有朝气。由于尚是未“过来人”，加其受儒家礼教的影响而“羞羞答答”。所以“小馒”的动作多以欢快、扭捏为主，给人以清纯、秀气、细腻之美。“刁边曼三步拧”是这一角色的代表动作，它的由来是模仿旧时裹小脚的少女走路的样子，又像小姑娘撒娇时拧脚甩臂，心里却喜滋滋、情依依的样子。把握住这种神态和情态就容易作出“味儿”来。“扇女”是农村小媳妇的形象，因她在舞蹈中常以扇子、彩巾为道具而得此名。与“小鳗”相比“扇女”已较为成熟，尚存青春气息，追求美满生活，既要精心哺育自己的小宝宝，还要尽心孝敬公婆。

因此，其性格特征为积极乐观，温柔贤惠，偶有张扬却不失身份。其动作的个性特征是温柔淑静，舒缓而有朝气，给人以舒展、婀娜、亭亭玉立之美感。“翠花”这个角色（也称“大老婆，’），是农村中老年妇女的形象。她们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世态炎凉。其性格爽朗、大方、泼辣。动作特点是幅度大、放得开。如走场动作：上身两臂划“00”字，腰部以上随臂左右扭动，脚上是夸大了的丁字拧步或行进步，给人一种干净利索，甚至是风风火火，然而却又不失温柔、纯朴之美感。

三、分析和掌握胶州秧歌的音乐特点

我国古代“乐”、“舞”是不分开的，“乐”包括“舞”。如“霓赏羽衣舞”叫《霓赏羽衣曲》，唐代的战阵舞蹈称《破阵曲》。今天，尽管音乐和舞蹈成为两门艺术，但舞蹈仍离不开音乐（即使有少数的无音乐舞蹈，也必须有鼓点或脑子里的节奏）。因为，只有音乐创造的听觉形象和形体创造的视觉形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融合，才能构成舞蹈艺术形式。今天课堂上的胶州秧歌是从“扭扭唱唱”的小调秧歌发展而来的，音乐的风格特点和胶州秧歌的动律特征就像歌唱与伴奏一样谐和一致，并相互促进、相互增色。因此，掌握胶州秧歌的音乐特点对把握胶州秧歌的动律特征来说有着重要意义。一般说来，舞蹈音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根据作品的内容写出的，一种是现成的或者是根据现成的音乐进行适当改编的。在日常教学中，一般大都采用现成的音乐。胶州秧歌选用的曲子具有典型的“山东味儿”，但并不是随手拿来一首有“山东味儿”的曲子就可用于胶州秧歌，我们应该从三方面来分析胶州秧歌的音乐特点。（1）旋律特点：旋律线起伏跌宕，曲调婉转细腻，亲切自然，洋溢着内在、朴实之美。（2）节奏特点：多采用四二拍子。有慢板、快板之分，慢板时感觉舒展不呆板，慢而不拖沓；快板时节奏明快、活泼而无急躁感。在音乐中符点和切分用的比较多，这一特点使音乐富有动感和神劲，往往通过音乐节拍的强弱变化，使一些组合动作的神劲儿和扭劲儿表现得淋漓尽致。（3）音乐表达的思想情感：胶州秧歌的音乐大都是通过对家乡的赞美来表现人们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憧憬未来的毫无遮掩的感情宣泄。掌握了以上特点，从而在舞蹈中感受音乐，领会音乐，沉浸在音乐中，让动作像音乐那样流畅，富于歌唱性。另外，在音乐的选择上，除了一些反复使用的传统民间小调以外，应多选择一些富有表现力的各个时期的优秀民歌和有处理、有发展变化而又比较完整的音乐，以便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领会音乐的风格和思想情感。

舞蹈艺术包括技术和表现力两个方面。技术是为表现力服务的，没有较好的技术，表现力就会受到制约。但是具备了较好的技术，并不意味着表现力就随之迎刃而解了。因此，学好胶州秧歌绝不单单是熟练地掌握其动作要领，还要以“韵味”为核心，培养学生内心对胶州秧歌的感受力，从而达到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胶州秧歌 胶州秧歌又称"地秧歌"、“跑秧歌”;民间称“扭断腰”、"三道弯"，是山东省三大秧歌之一。胶州秧歌有230多年的历史，清代胶州包烟屯赵姓、马姓两家于1764年逃荒关东，沿途乞讨卖唱，逐渐形成一种边舞边唱的形式。返回故乡后，经多年相传，不断改进，到1863年便基本成型，舞蹈、唱腔、伴奏均有一定程式。演员10人分为鼓子、棒槌、翠花、扇女等5个行当，表演程式有十字梅、大摆队、正挖心、反挖心、两扇门等，伴奏乐器除唢呐外，还有大锣、堂鼓、铙钹、小镲、手锣等，唱腔曲牌有30余个。1860年后，又在胶州秧歌的基础上，创立了秧歌小戏，有35个剧本。1957年，胶州秧歌进京演出，博得好评。嗣后，全国150个文艺团体先后来胶州市学习胶州秧歌，北京民族舞蹈学院还将胶州秧歌列为必修课程。1991年的"中国首届秧歌大赛"中，胶州秧歌获优秀奖。 “胶州秧歌”以其辉煌的艺术魅力蜚声全国，并在2006年成功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胶州大秧歌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其舞蹈、音乐曲牌和情节剧在中国秧歌群体中独树一帜。但胶州秧歌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 《青岛文化志》说胶州大秧歌的发祥地是马店东小屯，是闯关东的产物，形成年代为清末民初，笔者曾向该志供稿人提出过异议，后来该作者告诉我，在编写《胶州文化志》征集资料时发现，胶州籍咸丰九年（1859）进士宋观炜十二首《秧歌词》诗为七言绝句，分别对胶州秧歌六个行当（演员）作了全面描述，后来《胶州文化志》遂把胶州秧歌的形成年代订正为咸丰三年（1853），其确凿年代应在1854～1858年间。 笔者生长于胶州大沽河畔的秧歌之乡，对秧歌的喜爱促使我在近20年间对胶州大秧歌之起源、发展、形式、内容作过较详尽的考证、研究，提出下列几点意见，供大家商榷。 一、单凭宋观炜十二首诗的成诗年代为依据，没有其它例证。 二、据乾隆版《胶州志》载：“上元，张灯火，陈杂剧，喧闹竟夜”。该志成书于1752年，经查多种资料，胶州在1752年之前无任何杂剧。志中的“杂剧”，应该指的是胶州秧歌剧。 三、《胶州市文化志》载东小屯“马、赵二姓，弃家闯关东。在逃荒路上，从乞讨卖唱，后改为边舞边唱，逐渐形成了一些简单的舞蹈程式和具有胶州地方色彩的小调，他们重返家乡后，经过代代相传，提炼加工，至清朝中期，逐渐成为定形的舞蹈秧歌，”此说忽略了关键问题“秧歌”一词的由来。秧歌，起源于农业劳动，是南方劳动人民插秧所唱的劳动小曲。胶州所以有南方秧歌，是因为胶州在唐宋时期是北方最大的港口。北宋时期作为北方唯一设置市舶司的码头，与江南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与南方商业贸易的往来，南方的文化艺术如秧歌等劳动小曲也随之传至北方。胶州秧歌应该是引进江南地方曲调，吸收了北方杂剧的精华，形成的新艺术形式。 胶州秧歌从艺术形式和类别上看，是一种戏剧，不是单纯的舞蹈和歌唱。它有剧本，有道具，有曲牌，演员有行当，是一种形式活泼的歌舞剧。这样一个形式多样、文化内涵丰富的地方剧种，不可能形成于一个不足百户的边远村庄，而应该是围绕胶州海运文化应运而生。从其曲牌、行当等艺术因素分析，胶州秧歌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它与南宋以来的杂剧、曲牌演唱有关，笔者根据胶州秧歌的曲牌、角色、表演形式以及流传地域文化特征等因素推断，胶州秧歌与元杂剧有着密切的关系，其起源的时间至少应在宋末元初。 胶州秧歌剧与杂剧有关的一个重要证据是胶州秧歌剧的表演形式。胶州大秧歌是广场（街头）四方连续的可视性表演形式，演员表演面对的是叫周观众。据考证，这种表演形式来自于早期的戏剧。顾学颉著《元明杂剧》：“近年在晋、陕、豫交界地区发现的宋辽金元时代的戏台遗址，不下十来处之多。其中最早的名为‘舞亭’，是个建筑在露台上而的亭子，可供四面观众观看。”这说明中国戏剧的前身，是从民间广场表演艺术发展而成的。胶州秧歌剧一直保留了广场艺术（街头）形式至解放初，后被文艺工作者在不断借鉴其表演艺术形式的同时，把具有完整内容性的表演部分删去戏剧部分，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就这样被人们遗忘了，但惟一能够窥见其古老形式的是演出前打场子的舞蹈部分。 胶州秧歌与杂剧有关的第二个重要证据是角色行当。 “元杂剧中演员的角色（行当），可分四大类别，即末、旦、净（包括丑）、杂，而以末、旦二色为主，每类之中又各分许多细目（顾学颉著《元明杂剧》）。”胶州秧歌剧中演员也有角色（行当），其角色分别是：小嫚（花旦）、扇（花旦兼青衣）、翠花（青衣兼老旦）、棒槌（末，也就是现在的小生兼武生）、鼓子（老生兼丑）、膏药客（杂）。元杂剧中演员的角色与胶州大秧歌剧中演员的角色惊人地相似，也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这不是巧合，而是那个时代传递给我们的直接信息。王国维在《余论》中有过一个总括的说明：“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籍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这里基本上把我国戏曲的大体脉络清晰地勾勒出来了。胶州秧歌剧演出形式的构成基本符合上述论断。歌舞、滑稽、缘饰故事这三大要素，在斜沟崖、南庄村等秧歌剧表演形式中明显地具备这个特点，看出这三大要素的存在。 胶州秧歌与元杂剧有关的第三个证据是曲牌和剧本的近似。 解放后，各级文艺工作者对胶州秧歌调查挖掘所得的曲牌主要有二类：唢呐曲牌，主要包括得胜令、打灶、小浪音、小白马、斗鹌鹑、八板、煽簸箕等。 唱腔曲牌，主要包括扣腔、锯缸、打灶、叠断桥、男西腔、女曲腔等。小戏剧本，包括大离别、小离别、想娘、五更等72出（本），现仅查到35出（本）。 根据上述曲牌和剧本对照元杂剧分析，胶州秧歌剧的唢呐曲牌“得胜令”、“斗鹌鹑”在元杂剧《倩女离魂》、《赵氏孤儿》、《窦娥冤》等剧本中均有使用，特别是王实甫的《西厢记》，“斗鹌鹑”曲牌反复使用了七次，“得胜令”使用了五次，可是在明朝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清初洪升写的《长生殿》两个剧本中均没有用过上述两曲牌。从这两部经典性剧本中没有使用这两个曲牌，说明其在明代与清初已经被淡化。明末清初孔尚任所写的《桃花扇》中虽然上述两曲牌各用了一次。但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他之所以继续使用元杂剧的上述两曲牌，很可能与其对北方元杂剧曲牌的熟悉有关，受家乡传统文化的遗传特征影响而形成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胶州秧歌剧与元杂剧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不是间接的，而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的统一产物。这一文化现象应该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高度来认识。 中国文学史上，有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的说法。可见，元杂剧的地位是很高的。胶州秧歌剧具备这一特点，所以对于它的研究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元杂剧有着特殊的形式。在这以前，传统的文学体裁是抒情的诗歌散文，而从此以后，文学作品的体裁出现了新的有情节、有人物、以叙事为主的戏剧和小说，因而诗歌和散文丧失了霸占文坛的局面。”（温真《简说元杂剧》），胶州秧歌剧就是这一新体裁的主要组成部分。试证如下： 一、元杂剧的著名作者王实甫是元大都（今北京）人，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元成宗大德年间（1298～1307），他的《西厢记》反复使用和胶州秧歌剧一样的曲牌，给我们传递的信息表明了胶州秧歌剧与《西厢记》是在同一个时期并存的艺术表演形式（那时胶州秧歌已经处在成熟期）。 二、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把我国戏曲的形成发展过程大体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从上古到五代，是我国戏曲的萌芽时期。第二，宋金二代，为我国戏剧的形成时期。第三，元代杂剧的形成，标志着我国戏剧的正式成熟。第四，元明南戏较之元杂剧变化更多，中国戏曲有了新的发展。” 在王国维上述第二阶段中有这样的论述：宋金两代的杂剧院本，还“非尽纯正之剧，而兼有竞技游戏在其中……其结构与后世戏剧迥异。”第四阶段论述：“至唐分为歌舞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藉歌舞以缘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又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根据王国维的论证，胶州大秧歌剧的表演形式无一不与其论述相符合。特别是胶州秧歌剧中“鼓子、棒槌”，“竞技游戏”是秧歌剧最具特色的表演形式。而“上跤”、“滚绣球”用高难度武术动作形式表演打各式“棒槌”，女性表演的“扭断腰”、“三道弯”等非常富有代表性。“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秧歌剧的演出是以本戏为主，秧歌剧的演出有自己的“演奏曲牌”、“唱腔曲牌”，又有自己的“剧目”，更具有自己独特的表演形式。不同的历史时期，戏剧艺术的发展应该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胶州秧歌剧的这一艺术形式，其剧目、服饰、道具、色调、人物的动态、神韵等，都体现出宋元时期的审美习惯、审美心理、社会习俗以及民族精神。 胶州秧歌的原初形态已经大部分消失，这是历史的原因，我们只能从多方面印证查考，争取恢复原本的面貌。 唐宋时期胶州码头经济发展至鼎盛，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孕育了胶州秧歌剧。胶州与大江南北的通商，进一步丰富了秧歌剧的表演形式及内容。江南唱腔曲牌中的“南锣”均带有南方地域特色。胶州秧歌剧女性演员的服饰色调为桃红和草绿色，“鼓子”服饰为咖啡色，“翠花”和“扇女”用的道具均是折扇。从上述色调的服饰与折扇的道具看受朝鲜影响较大。据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的记载，折扇是宋代人从朝鲜传入我国，胶州是当时对朝通商的最大码头之一，折扇从朝鲜传到胶州是顺理成章的，外来文化与胶州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文化氛围的有机结合，促进了胶州秧歌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南北文化的交流，外来文化的借鉴等几大要件对胶州秧歌的形成和发展缺一不可。 胶州秧歌剧早在宋元时期就形成了中国戏剧折子戏的雏形艺术形式。为什么流传至解放初期也没有很大的变化？其中原因有三：一是喜爱胶州秧歌这种艺术形式的群体基本稳定居住在胶州一带，没有很大的离散和迁徒，使胶州秧歌能够长期固着在胶州这块土地上。二是胶州港自明以后因为海退，港口逐渐远离胶州城区，港口贸易衰落，对外国际交流、交往职能消失，成为胶州湾内循环使用的地域性小港，城市商业地位下降，市民文化失去活力，成为民间节庆艺术。这种封闭的形态，使胶州秧歌很少受外界的影响，得以保存其原汁原味。三是胶州秧歌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产生质的流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胶州虽然经济发达，但它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不是文人荟萃的地方，所以，它很少受到文人们的参与和改造，而保留了只有这块土地才蕴涵着的传统精神，所以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保留了“非尽纯之剧，而兼有竞技游戏在其中”的宋金至元的演变过程中的“古剧”（王国维称）。 还有一点需要辨明的是，“胶州秧歌”和“胶州大秧歌”不是一种艺术形式，“胶州秧歌”是咱们通常见到的四步舞秧歌，是通常一般的歌舞；而“胶州大秧歌”则是秧歌剧，也就是“胶州秧歌剧”，其女性舞步是三步舞。这两个秧歌有质上的区别。因为不了解这两种表演形式的差别，所以胶州秧歌和胶州大秧歌就常常被一些人混淆，从而使胶州秧歌失却了本来应有的历史面貌。 胶州秧歌剧现存的曲牌、剧本和民间表演的四方连续形式的演出形式，是研究中国戏剧从宋辽金至元杂剧演变过程的活标本，这些形式在我国其它地区已不存在了。这些珍贵的艺术形式已超过胶州秧歌剧本身的价值，胶州秧歌剧的存在，应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现存最早的戏剧雏形表演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