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最辉煌的时期。唐代遗留下来的诗歌将近五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遗留下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其中著名诗人人数也大大超过了战国到南北朝所有著名诗人的总和。
唐代诗歌一般来说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①初唐诗坛的佼佼者是陈子昂。唐朝建立之初,占据诗坛的依然是南朝那种轻浮绮靡的宫体诗,直至唐高宗年间,生活遭遇、思想感情与宫廷诗人不同的陈子昂,力排梁陈“逶颓靡”的诗风,以复古为号召,主张作诗要有“风骨”,他创作的《登幽州台歌》对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②盛唐时期是一个诗星璀璨的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诗坛上名家辈出,流派众多,诗体大备。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描写了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虽然有时流露出佛老消极思想和政治上失意的情绪,但在艺术上却很有成就。他们的诗使晋宋以来形成的田园、山水诗更加丰富,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此时可以让学生回忆初中已学过的王维诗的特点。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的诗既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边塞军人无畏的气概、乐观的精神、思乡的情怀和将士苦乐的差异等,为唐诗增添了新鲜壮丽的色彩。盛唐时期成就最高的当属李白、杜甫。李白蔑视权贵,愤世嫉俗,向往光明,追求自由;他的诗气势磅礴,热情奔放,想像丰富,手法夸张,意境深远,具有突出的浪漫主义风格,有“诗仙”之称,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蜀道难》《望庐山瀑布》等都是千古绝唱。教师还可向学生朗诵李白的《赠孟浩然》,体会李白诗的风格。杜甫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圣”之称。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乱前后由盛转衰的时代,一生贫困失意,颠沛流离,因而他的诗揭露了统治阶级政治昏庸、生活腐朽,反映了下层人民在战乱前后的悲惨境遇,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怀。他的诗风深沉浓郁,跌宕有致;语言上的功力非常深厚,“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突出的作品有《三吏》《三别》等。
③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原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完全取代了那种昂扬乐观的情调,在中唐时期成为主流。中唐诗人白居易等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沿着“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在艺术上追求浅显平易的诗风。白居易的讽喻诗《新乐府》50首等就是这类诗的代表。
④进入晚唐时期,封建统治岌岌可危,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国势的衰微,诗歌的风貌又为之一变。杜牧和李商隐是活跃于晚唐前期的两位成就较高的诗人。杜牧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以意为主”,反对单纯追求“文采辞句”,现实性较强。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但一直关心政治,咏史诗在其诗中占的比重较大。这两位诗人的咏史诗都反映了走向衰落的唐朝现实,但也都流露出个人失意的颓丧情绪。在艺术上,杜牧追求“高绝”,不满“奇丽”;李商隐则形成深情婉曲、典丽精工的独特风格,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唐代诗歌数量巨大,名篇层出;作家众多,大家林立;诗体大备,流派多样;题材开阔,流传广泛,构成中国诗歌灿烂繁荣、百花齐放、登峰造极的境界。
初唐诗坛还是唐诗的准备阶段。在它以前,诗歌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前代诗人在体裁、题材、风格、语言各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绩,提供了大量的艺术经验,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留下来的诸如诗歌重个人情怀的抒发、诗歌重辞采声律之美、诗歌的各种表现手段等丰富成果以及南朝齐、梁以来诗歌内容的单薄、感情的纤弱、诗风的绮靡等弱点,同时影响着初唐诗坛。如何用南朝优美的声律辞藻、北朝刚健的情感气质来表现新的时代、新的气象,来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清除绮靡纤弱诗风的影响,初唐时,人们在诗歌创作中,寻找着新的道路。当然,这一发展过程是缓慢的。他们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表现领域的扩大;二是律诗的定型;三是一种昂扬壮大、情思浓烈的风貌和形象玲珑的诗歌意境的出现。
在初唐上百年的诗坛上,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上官仪、王绩、“ 初唐四杰”、“ 文章四友”、“ 沈宋”、陈子昂、张若虚如初升的星星,闪耀着光芒。唐太宗和他的一些大臣们在表现征战天下的生活时,有一些刚健清新雄浑质朴的诗作,但李世民本人对六朝文风的爱好,也写一些绮靡的宫体诗,他的臣子群起响应,遂成风气,写起诗来都是一些奉和、应制之作。在这种背景下,最有影响的代表是宫廷诗人上官仪。
上官仪的诗绝大部分是奉和、应制之作,讲求辞藻华美典丽、对仗工整,有一种柔婉媚美的风格,但他提出“ 六对”、“ 八对”之说,对律诗的形成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值得一提的是以阮籍、陶潜自比的诗人王绩。他的诗歌多是隐逸田园生活的反映,创造出一种质朴清新宁静淡泊的境界。“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题材上,突破了宫廷诗狭窄的范围,把视野放开,诸如离别、怀乡、边塞、市井、山川景物、理想抱负等等,都成了他们歌咏的内容。在他们的诗歌中,开始出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抑郁不平的感慨,出现了一种昂扬壮大的感情基调。虽然说“初唐四杰”还没有尽脱六朝绮靡之风,但他们的创作却充当了诗歌改革的先锋,显示出诗歌发展的健康方向。与“初唐四杰”同时、稍后的一批作家,如称为“ 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合称为“沈宋”的沈佺期、宋之问,他们在律诗最后定型方面的贡献深为后人称道。
对诗歌声律的探讨,永明年间的新体诗只是解决了一句一联的平仄关系,在格律的形式上属于初起的状态,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而且“ 八对”之说又忌讳太多。前时的上官仪“ 六对”、“ 八对”之说,也只是谈的对偶的问题。到了沈佺期、宋之问,他们在诗律上,“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使一句之中,平仄交错;一联之内,平仄相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并把这种粘对规律贯穿全篇,使律诗最后定型了,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初唐诗坛上的陈子昂,在《修竹篇序》里,批评了汉魏以后直至初唐近五百年间,特别是齐、梁的诗歌彩丽竞繁、逶迤颓靡的诗风,赞美了风雅、兴寄、风骨这些优秀的诗歌传统,还提出了“ 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诗美要求,这对于扫荡齐、梁以来的绮靡诗风,开创有唐一代新的诗风,确是振聋发聩的声音。
陈子昂以他的诗歌理论和大量的诗歌创作,在初唐诗坛上树起一块丰碑,而同时的一位诗人张若虚,却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在文学史上留芳千载。《春江花月夜》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创造出情景交融玲珑剔透的诗境,表现出明丽纯美的风格,标志着诗歌意境上的巨大进展,对后来盛唐诗歌形象玲珑之美有很大的影响。
初唐诗歌是唐代诗歌走向兴盛的准备阶段。初唐大致是指从唐初到唐玄宗先天时期(618-712)。初唐前期诗歌受南朝齐梁诗风的影响较大。盛唐诗歌是唐代诗歌的极度繁荣时期。盛唐大致从唐玄宗开元元年到唐代宗永泰元年(713-765)。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风格独具的诗人。出现了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比较有名的田园诗人还有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出现了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写作边塞诗的著名诗人还有王昌龄、王之涣、李颀、崔颢等。成就最卓著的两位诗人就是“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他们达到了浪漫与现实诗歌创作的顶峰。
初唐早期诗人承袭南朝宫体诗,用词多华藻绮丽空洞,
唐朝开国初期,贞观诗坛上主要是唐太宗周围的宫廷诗人诗歌创作。主要作家有虞世南、魏征、杨师道、李百药等。起初大多数诗人尚有刚劲质朴之作,然入帏宫廷后应酬唱和之作渐多,诗风也趋于浮艳华靡,显现了贵族化、宫廷化的倾向。魏征能够于宫廷诗风之外独树一帜。
2.贞观后期至高宗时期出现了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宫廷诗人上官仪。其诗“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讲究形式和技巧,追求辞藻的华美,对仗工整,音韵和谐。但内容和题材都比较狭窄。他的诗歌被人们争相仿效,称为“上官体”。他所提出的“六对”、“八对”说及其创作实践,对律诗形式格律的完善有一定的贡献,在律诗的发展中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3.武后、中宗时期的宫廷诗人有“文章四友”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其中以杜审言成就较高,在律诗的形式探索上下过不少工夫。还有同时而稍后的沈佺期和宋之问。沈、宋前期在武后的宫廷中,后期被贬斥到荒远之地。沈、宋对诗歌的主要贡献是在律诗上,对律诗的成熟与定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初唐四杰”和其它诗人
初唐时期一些生活经历不同于宫廷诗人的作家,在诗歌的创作上,显示着不同的创作特点。这类诗人以王绩和“初唐四杰”为代表。
1.王绩
王绩生活在隋、唐之际,或仕或隐。他的诗歌主要是抒写隐者的自我排解和娱情山水田园的淡泊心境。他的诗歌以自然质朴的语言,创造了一种宁静闲适的意境,在宫廷诗风风靡一时的初唐诗坛上卓然不群。他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人物。其代表作《野望》,已具备了唐诗的格调,是典型的五律。
2.“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的创作活动在高宗、武后时期,代表着下层文人的思想倾向和创作精神。他们的心中充满着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理想与豪情,也有底层文人不得志的激愤。他们对唐诗演变和发展的主要贡献:
(1)他们不满当时诗坛盛行的宫廷诗风,抨击其“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王勃集序》),并努力以清新刚健的诗歌创作,力图突破和改变这种纤弱雕琢、绮靡华丽的宫廷诗风。虽然不能说扫荡干净,而且其本身的创作也不能说完全摆脱了影响,但确是以自觉的审美追求和创作实践,开辟了唐诗创作的新的局面,创造出了新的气象。
(2)他们的诗歌创作还突破了宫廷诗歌狭窄的内容题材范围,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人生天地。他们的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写边塞军旅生活的,有抒发个人的壮志豪情和怀才不遇的,也有赠别怀归、闺怨相思、咏史咏物等。他们创作题材由宫廷到市井,由京都至边塞,即使是抒发个人的情感也与时代的精神相契合,显示着开阔的视野和宏阔的气象。
(3)他们的诗歌创作不仅对革新初唐诗风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且为五言律诗和七言歌行体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杨炯的《从军行》、骆宾王的《在狱咏蝉》都是成熟的五言律诗,在他们的手中五言律诗的形式已初步定型。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和骆宾王的《帝京篇》都是七言歌行的优秀作品,为后来七言歌行的创作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
3.初唐末期,张若虚以一首七言歌行《春江花月夜》,奠定了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大家地位。同时刘希夷的七言歌行《代悲白头翁》也成为千古传送的名作。
“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初唐诗人,他们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下的雄杰之气。他们以才子齐名出现于文坛,提倡刚健骨气,被称为“初唐四杰”。他们共同反对上官体的纤微雕刻、绮错婉媚,提倡刚健骨气,成为初唐诗歌准备时期的一股新生力量。而四个人的创作个性又有所不同,其中,卢照邻、骆宾王长于歌行,王勃、杨炯长于律涛。“四杰”作诗,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在古体和歌行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初唐四杰”对唐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题材、内容的大。他们把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转为走向市井,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寒漠,如杨炯《从军行》。并且诗中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格调气势,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飞扬,较早地开启了新的诗风。有的诗篇有一种昂扬的抱负和气概,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羁旅送别之作和边塞诗中,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二、对诗的格律形式作了有益探索。首先,五言八句的律诗开始初步定型,尤其是王勃、杨炯的五律,追求对偶的整齐和声律的协调,感情相对稳定,具有一种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杨炯的五言律已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对五言律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其次,古体和歌行体特别是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七言歌行已趋向完备化,气势宏大,视野开阔,有刚健之气。如卢照邻的《行路难》、骆宾王的《帝京篇》。
当然,“四杰”诗风亦属“当时体”,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但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是从他们开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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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唐时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 (二)盛唐时期 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诗发展至顶峰时期,题材广阔,流派众多,出现“边塞诗派”与“田园诗派”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即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诗雄视千古,为一代之冠,在他们的笔下,无论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古风歌行皆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杜甫的《三吏》、《三别》等等。 (三)中唐时期 在中唐时期,诗人各有成就。但成绩最卓著的要数白居易,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进步理论主张,并亲自参加领导“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的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 (四)晚唐时期 晚唐诗人较著名的有:温庭筠、李商隐、杜牧等。
摘 要: “初唐四杰”反对初唐时期诗坛上人们普遍效仿的南朝浮靡诗风,认为这种诗风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给人一种萎靡不振的感觉。他们认为真正健康的诗歌应该骨气充沛,所以追求雄壮、刚健的审美风格。本文结合“初唐四杰”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分析了他们雄壮刚健的诗歌风格。
关键词: “初唐四杰” 雄壮刚健 诗歌风格
“初唐四杰”生活于唐太宗贞观末年至武周证圣元年的近七十年的时间里,而他们的文学创作高潮则是在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执政的二圣时期。在此之前的太宗朝,诗人队伍主要是唐太宗和围绕在其身边的宫廷文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内容比较狭窄。以“四杰”为代表的下层知识分子走上诗坛以后,彻底改变了诗人队伍由宫廷文人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得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使诗歌创作题材“从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1],并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开启了富有雄壮刚健骨气的唐诗之音,为大唐诗歌盛世的到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注重诗歌的风骨
“四杰以才子齐名出现于文坛而崭露头角时,就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2]“四杰”所提倡的刚健骨气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唐人风骨论的先河。“风骨”一词最初并不是用来品评文学艺术作品的,它作为文学批评的专门概念来提出,始于南朝齐梁的刘勰。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对风骨的阐释奠定了风骨在中国古典文艺学和美学中的地位,涵盖了对文学艺术语言形式和思想感情的两方面要求,而且涉及时代的风貌特征。在文学史上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建安风骨”。建安风骨即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创作的诗歌以其厚实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而体现出来的。建安时期的诗人大多政治理想高涨,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另外,当时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疾役流行,人多短寿,也使他们产生了人生苦短的哀叹。所以他们的诗作在体现刚健骨气的同时,也难免会透露出一种悲凉之气。唐诗的风骨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展。“四杰”在这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就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3]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而扬弃了建安风骨中感慨悲凉的成分。在同上官体的斗争中,“四杰”已将唐初史家蕴涵着唐诗风骨论萌芽因素的“气质”、“贞刚”说发展成为以“刚健”、“雄壮”、“宏博”为内涵的“骨气”说,从而开始形成唐诗的风骨论,指出唐诗革新的方向和道路。“四杰”的美学追求不仅与建安诗人在主体精神上是一脉相通的,而且直接开启了陈子昂的风骨论。从“四杰”始,经陈子昂,风骨美就成为盛唐诗人努力追求的艺术目标。
二、文质并重
唐诗风骨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文质兼美。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文、质”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刘勰手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这一文学思想到了初唐,得到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文人的继承和发扬。“四杰”毫无疑问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继承前人,走南北文风融合的道路,便是他们这种追求的集中体现。“四杰”无论是在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中,都自觉继承了这一做法。罗宗强同志指出:“四杰在此的主要价值在于扑捉住了强大的盛唐社会将要要求于文学反映出来的那种精神风貌特质,把初唐政治家提出的文质并重的一般原则,变为具体的可感的美学要求。”[4]“四杰”在艺术形式上的继承与创新也同样坚持了文质并重的原则。他们对齐梁诗风理论上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在实践中却并未完全否定,而是于继承中有所创新,基本上遵循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人们对文质的顾此失彼,在文学史上造成了文学的畸形发展。有的形式过于华美但无深刻的思想内容,有的内容充实形式却过于捉襟见肘,这都是不可取的。“四杰”继承并发展了文质并重的传统。他们注意到了情与物事的内在联系,并从情的生发特征着眼,强调文学的抒情功能,使文章内容不至于失真且形象生动,语言的优美更是如虎添翼。王勃从感悟起兴的角度探讨了诗歌的抒情性;骆宾王经历曲折,求仕、赋闲、入幕、从军、起义,复杂的人生遭遇使他对人生有更多更深的体验,对于诗歌的抒情特质体会尤深。“四杰”从感物起兴的角度论述诗歌创作的抒情特质,正是陈子昂“兴寄”论的先河,因此陈子昂的风骨论与兴寄论正是对“四杰”诗论的向前发展。
三、以赋为诗
“初唐四杰”追求雄壮、刚健的审美风格在诗的形式创新方面就表现为以赋为诗。闻一多对“四杰”以赋为诗的原因作了精彩的论述:“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须以赋为诗。”[5]这是一种审美传达的需要,改造旧制的需要。他们要用市井意识取代宫廷意识,这种内容的要求就必然需要采用相适应的形式机制。大、壮、长,正是赋作为形式的特征。“四杰”是一批才子,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情感冲决机制,诗歌内容突破形式,改变诗的一般手法,转用赋体。以赋为诗,形成壮大磅礴的审美境遇,改变诗的小家风范,形成大家之气,这正具有诗的美学史意义。
四、对雄壮、刚健审美风格追求的体现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送别诗的名作。诗人把在寻常诗人笔下使人黯然伤神的送别诗写得大气磅礴、令人振奋。诗的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以“三秦”、“五津”来代指送别地和被送人将要宦游之地,为诗的感情抒发定了基调。两地远隔千山万水,诗人却用“风烟”中之“望”使之连接起来。紧接着,“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点出诗人和被送行者的关系,使诗人感情的抒发有了着落。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和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组成意境和谐、珠联璧合的有机统一。第三联的出现,使我们体会到诗人在首联中之所以要把送别地和被送人将要离别之地笼统地写为“三秦”、“五津”的匠心所在。如果说第一联只是壮大物象的简单再现的话,那么,第三联则是雄壮刚健的宏大气势的艺术显现。由于感情有所寄托,因此,第一联的壮大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情抒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第二联作为首联的桥梁不可少,因为有“同是宦游人”的感情基础,才使得距离的“远”变化为心理的“近”成为可能。尾联以劝慰作结,点明题旨:“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表现出诗人从容潇洒的精神风貌。在这首诗里,诗人对雄壮刚健的宏大气势的美学追求,显示出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诗人突破了上官仪、许敬宗们狭窄的视野,走出了缠绵悱恻的个人生活的小圈子。
总之,大唐帝国蒸蒸日上的气象激励了“初唐四杰”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这些豪情壮志注入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之中,就使得他们的诗作显得有血有肉、内容充实,骨气刚健,从而形成了雄壮刚建的审美风格。
参考文献:
[1]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M]北京:三联书店,1982:72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22
[3]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78
[4]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123
[5]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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