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思潮是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何谓“后现代”？后现代思潮的本质是什么？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80年代以来盛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泛文化思潮，也是对现代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进行批判和解构(deconstruct)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态度。这一反现代性思潮虽然孕育于30年代现代主义的母胎，但主要是后现代社会（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适应科学技术革命发展需要的产物，也是美国社会危机和精神异化的反映。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特点

(1)反主体性(counter subjectivity) 后现代主义哲学继尼采的“上帝死亡”的口号之后，提出“主体死亡”、“人已死亡”的口号，他们的意思是说主客二分式的主体和人的概念不现实，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人类中心论”已破灭。

(2)反普遍性及反同一性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差异无所不在，即使在重复中也有差异出现，无差异的世界是苍白枯燥的世界，传统哲学以普遍性(universality)、同一性(identity)为人的最高本质，只能使人成为丧失个性、无血无肉无情感的抽象的人。

(3)不确定性(uncertainty)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没有独立自在的世界，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这就是说，世界本身有语言的结构，语言不是人表达意义的工具，它有其自身的体系。每一件已知的事物都是由语言来中介着的，所谓事实、真理只是语言上的。在他们看来，“不是我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这样，人就从西方传统哲学所讲的以人为中心的地位而退居到为语言所掌握的地位。但语言又总是不确定的，并且随言说者的不稳定的情绪而动摇不定。因此，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多元的和解构的[4]。

(4)内在性(internality)如果说不确定性主要代表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的结果，那么内在性则代表使人类心灵适应所有现实本身的倾向。这表明后现代主义哲学不再具有超越性(transcendence)，它不再对精神、价值或终极关怀、真理、美善之类超越价值感兴趣，相反，它是对主体的内缩，是对环境、现实、创造的内在适应。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现代主义质疑、反思和批判的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它的矛头指向传统哲学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经验主义，是彻底反传统、反权威的。它由逻各斯中心主义转向非中心的多元主义，由深度模式转向平面模式，由以人为中心转向反传统人本主义。它可以促进我们拓展视野、观念更新，转变以往僵化、封闭的思维方式，实现学科交融，不断向大众化和现实生活贴近

源于现代主义内部的一种逆动，是对现代主义纯理性的反叛，终日面对冷漠呆板的设计人们已感到厌倦，它表达了人们对于具有人性化，人情味产品需求的心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风格上更是两个极端，但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例如哈桑在《后现代主义转向》中对二者的部分进行了如下比较：

哲学上：现代主义是以理性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哲学基础，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以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

思想上：现代主义强调对技术的崇拜，功能的合理性与逻辑性，后现代主义则推崇高技术，高情感，强调以人为本。

方法上：现代主义遵循物性的绝对作用，标准化，一体化，产业化和高效率、高技术。后现代主义则遵循人性经验的主导作用，时空的统一性与延续性，历史的互渗性及个性化、散漫化、自由化。

设计语言上：现代主义遵循功能决定形式，“少就是多”，“无用的装饰就是犯罪” （洛斯语）；后现代主义遵循形式的多元化、模糊化、不规则化，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双重译码，强调历史文脉、意象及隐喻主义和“少令人生厌”(less is bore)。

被现代主义奉为经典的名言“功能决定形式”， “少就是多”的原则，忽视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需求，达·卢齐说：“材料和装饰是组成产品的细胞”。 功能主义反对装饰是因其以理性的逻辑的态度对待设计，而今，时代已不同于以前，人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复杂，人们的审美情趣，生活品位变得更高。因而，现代主义设计所遵循的功能主义、减少主义原则日渐受到挑战和质疑。

在形式问题上，后现代主义者搞的是新的折衷主义和手法主义，是表面的东西。因此，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人认为：现代主义是一次全面的建筑思想革命，而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建筑中的一种流行款式，不可能长久 ，两者的社会历史意义不能相提并论。

对于后现代理论与过去的主要女性主义流派来说，前者批判基要主义（foundational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但是社会批判比较弱；后者社会批判较强，但却常常会陷入本质主义的陷阱。后现代女性主义挑战本质主义，反对性别两分和性别不平衡。

本质主义强调的是人的本质的生理和遗传决定论，以为用自然或人性可以解释一切，而且认为自然和人性是不会改变的。本质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抨击的主要目标。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自然、人性既非故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差异的。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变化、断裂、矛盾和对立。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社会背景塑造知识，意义是由历史和语言造成的。主体不是一致的、有理性意识的，而是由话语建构的。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主体一向是“非身体的抽象个人被意识的理性思想统治的”。（Jaggar, et al, 76）假定人是理性的个人，通过教育和个人发展可以成为理性的人。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这一关于主体的理念，提出社会建构论的主体理论。

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克里斯蒂瓦最重要的理论就是她的“形成过程中的主体”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她批判拉康，反对将主体性视为固定的、人文的本质。拉康认为，语言先于主体存在，制造主体，所以人在了解性别之前就进入性别语境了。而克里斯蒂瓦则认为，主体植根于无意识的过程中，在符号秩序中形成，服从法律和秩序。语言（包括男性与女性尺度）成为革命变革的潜在基础。她关注西方心理分析的观点中对女性和母性的看法，以及女性的生育功能必须服从父亲姓名的规则，认为这是对母亲身体的压抑。“女性必须发现第三种方式，它使她们能够接近符号秩序，而不必接受关于女性的男性模式。”（Jaggar, et al, 78）她不愿意用一种话语（女权的）取代另一种话语（男权的），而是追求改变符号秩序。

后现代主义重要思想家拉康批判了弗洛伊德式的本质主义 (Freudian essentialism)，主张应以话语为中心而不应以生理学因素为中心来建构性别差异的意义。他特别提出严重质疑的包括俄底浦斯情结和阉割焦虑等理论。他的思想引起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共鸣。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也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视。反对本质主义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不赞成力比多 (性动力) 理论，也不赞成所有人最初都是双性恋 (bisexual) 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假定性是生活的中心，而且假定性的动力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存在。

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威蒂格 (Monique Wittig) 的观点比“女性的心理为社会所强加”这一说法走得更远，她认为，就连女人的身体也是社会造成的。女人并没有任何“天生”的成分，女人并非生来即是女人。她反对某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对所谓女性气质的讴歌，主张真正的女性解放不仅要超越自由主义的男女机会均等的境界，而且要超越激进女性主义的女性优越论。在维蒂看来，真正的解放要消灭作为阶级的男人和女人，在她理想的新社会里将只有“人”，没有女人和男人。(贾格尔等，1989年)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上述思想有很大共鸣，反对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对女性特质形成的影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福柯关于自我体验的思想可以转化为近代女性主义关于女性和母性的伦理。旧式的女性主义理论一向把人的特质划分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大类，而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则向这一划分提出了挑战，提醒人们注意到男女两种性别内部各自所拥有的差别。

后现代女性主义不仅反对性别的两分，而且反对性别概念本身，反对那种以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思想。她们不认为女性就必须具有抚养性，就应当受保护；她们十分重视性别之外的种族、阶级、国家、民族及性倾向的区别，并认为这些区别都不仅仅同生理原因有关，而是从社会和心理上对生理区别作出的解释，是为了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她们所关注的不是向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挑战，而是敦促人们彻底摈弃男性女性、黑人白人这些词语，不要把这些词语当作跨越时空和文化的、不可改变的、唯一的、本质上的类别。

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胡克斯（bell hooks）是欢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她认为这一思潮对黑人女性主义有用。“太久以来，我们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为自己强加了对黑人本质的狭窄的严格限定的概念。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挑战了大众文化和大众意识中身份的普适性、固定性和决定性的概念，为我们开拓了自我建构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新的可能性。”（Jaggar, et al, 82） 在当代的社会理论中，事物和话语谁更重要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议题。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曾断言：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 他试图用话语理论去否定物质现实。后现代主义将理论概念的重心从“结构”改变为“话语”，这就使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重要性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思想家。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话语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死去；所谓历史就是一套基要主义的话语 (foundationalist discourse)，其特点是不容人们质疑。

福柯的权力-知识形成学说旨在说明，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福柯一开始曾关注过经济和物质的权力，但是随即转向否认权力是一种压制力量，是由一个统治阶级来掌握的。他认为，所有的权力都是生产性的——它产出知识——而不是压抑性的。因此知识和权力是一回事，没有什么区别。他认为，那些被压制的知识总是被排除在正式的权力历史之外，因为它打断了绝对真理的形成史。福柯不是主张用一套新的真理来取代老的一套，而是指出真理的特殊历史背景。因此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真理。福柯使人们看问题有了历史主义的角度，即思想不是从没有时空限制的自然和必然中形成的，而是从历史的人们的智慧中形成的。他的历史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所谓外部真理、永恒基础和普遍理性提出了挑战。他说：“由于它们是被造出来的，它们就能被毁掉，假定我们知道它们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转引自Ramazanoglu, 180)

福柯对西方的话语所做的分析，其主要攻击目标是西方关于社会、历史与政治的宏观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大理论传统：自由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包括其弗洛伊德派变种)，以及传统的革命理论。他认为这两大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主义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有关人性、人类历史、经济和力比多的总体理论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法律话语权力模式之上的。这个模式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权力是被占有的 (被个人、被阶级或被人民)；第二，权力从一个集中的源头自上而下流动 (如法律、经济和国家)；第三，权力是以镇压的 (压抑的) 方式加以实施的 (如以制裁相威胁的禁制)。而福柯使我们注意到在国家、法律和阶级之外存在着的权力，他的权力模式与传统模式有三个基本区别：第一，权力是在运作的 (exercised) 而不是被占有的 (possessed)；第二，权力的运作方式主要是生产的 (productive) 而不是压抑的 (repressive)；第三，权力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是分散的 (decentralized) 而不是集中的 (centralized)。(Bazilli, 20-21)

后现代女性主义从福柯那里获得的启示是：福柯的权力形成学说并不是权力理论或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反理论的 (anti-theory)。它不是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也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蓝图，而是为我们提供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他点醒人们：人们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是如何为统治他们自己服务的，人们又是如何通过制造真理的过程来管制他们自己的。总之，它不是去解释现实，而是批评别人在解释现实时所犯的错误，其批判矛头主要指向那些本质主义者 (essentialist)。

在有关权力的问题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权力就是权威，是统治和剥削所有个人的权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权力就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权力；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却把权力定义为分散的、弥漫的，而不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过去，女性一般被认为是更看重事物，而不看重话语的，例如，她们更加关注的是低工资问题、强奸问题和溺杀女婴问题；而不太关注自己在历史文献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的问题。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在女性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因为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话语就是权力。

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了激进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性问题上的观点，认为它们这两派的观点都没有能够摆脱权力的压制模式，都把权力视为由某种机制和群体所占有的一种东西了。传统的压制模式的基本假设是：男性的性一般总是同暴力、*欲、将对象客体化以及以性高潮为主要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而女性的性则与抚育、相互的亲密关系以及对非生殖器快乐的强调联系在一起；女性的性受到强迫的、暴力的、男性的性的压抑。这是一种本能加控制的模式。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的压制模式是本质主义的。

福柯指出，所有的权力都制造反抗，以反面话语的形式产生出新的知识，制造出新的真理，并组成新的权力。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她们提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女人以女人的名义讲话。”“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性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我们必须去发明，否则我们将毁灭。”(Kourany, 362-363)

福柯在他的权力分析中提出了关于惩戒凝视 (disciplinary gaze) 的观点。他也曾反复论述过关于标准化或正常化 (normalisation)的思想。他指出，标准化或正常化是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深化，社会通过纪律管束着人的身体，通过话语来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反常；通过标准化或正常化过程来要求人对规范的遵从。他采用环形监狱作为“凝视”意象的形象化说明，意指人人都处于社会的凝视之下，不可越轨。

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福柯关于标准化、正常化的思想，说明女性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所有的旧式女性主义模式都属于一个男权压迫和禁制女性的模式；其主要的逻辑是：男权长期压制着处于无权地位的女性。举例言之，一个女人去做隆胸术，用旧式女性主义来解读这件事就是：男人命令他的奴隶为满足主人的欲望、为娱悦主人去做这个手术，这个女人完全是男人权力的受害者。可如果从福柯的理论模式来看，对同一个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解释：那女人去做隆胸术不仅是男人压迫她的结果，也是她自己的自我管制，自我统治，自我遵从规范的结果。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转引自Ramazanoglu, 191)

按照福柯的逻辑，当我们用对立的话语反击压迫时——如用女性主义话语挑战男尊女卑，用同性恋话语挑战将同性恋行为定义为变态的医学话语——我们就进入了统治话语的领域。我们发明了新的标签和身份，它在向压迫挑战的同时，又用新的方式压抑我们：使我们陷入一种身份；强迫我们遵循我们所从属的群体或社区的规范；建构我们的思维模式，作为21世纪的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或反对性别主义的人，应当怎样思想，怎样做。性专家垄断了传媒上的知识；向我们销售一套适应我们身份的商品。我们刚想改变一个体系，立即就成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权力关系和话语在不断改变，可是我们永远不能逃避开它们。因此抵制权力是一个持续的事业。 福柯论述了近代西方社会中性的话语的爆炸，似乎所有的事都与性有关，从孩子的坏习惯，到成人的肺结核，到老人的脑中风。福柯这样描述产生于19世纪的性学：告诉我你的欲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你是谁。

福柯的任务和目标是破除科学家、心理学家、性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所经营的性专业的神秘性，动摇性的确定性。揭示性在不同的时期和文化中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东西：固定的性冲动，一种本质。性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文化有不同的性话语。福柯研究这些话语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关于性的观念，又是如何规训和控制了我们的身体的。

对福柯来说，性存在于权力关系的交差点上：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牧师和俗人之间，行政机构与人口之间。（Dunphy, 19）福柯提出了关于生理权力的思想。他认为，现代国家从18世纪以来对身体控制的手段，干预个人的私人生活去监测控制“健康、生存方式、生活条件，存在的各种空间”。福柯认为，性历史因文化而不同，因此没有单一的性史，只有多个性史。性所具有的形式和意义与社会的权力关系有关。

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了福柯的这一思想，她一反西方思想界重精神轻肉体的传统，大谈身体的重要性及肉体的各种体验。他指出，议会制的兴起同时限制了人的身体。它不仅要求身体的政治服从和生产劳动，而且侵犯身体本身，企图规范身体的力量与活动，身体的经济与效率。例如，军队、学校、医院、监狱、工厂这些机构的纪律的目标就是为了提高身体的效用；这些机构为了增加自身的力量，用纪律和惩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纪律与惩罚的实施就是为了制造驯服的身体 (docile bodies)。正是福柯使“身体”成为当代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最喜爱的题目。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创造出一套女性的话语。究竟什么是女性的话语？在莱克勒克 (Annie Leclerc) 看来，那就是令人难以想像的身体的快乐。她说：“我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这种感觉的快乐。它就是我女性的肚子、我女性的阴道、我女性的乳房的快乐。那丰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乐，是你完全不可想像的。”她这样阐述了身体快乐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我一定要提到这件事，因为只有说到它，新的话语才能诞生，那就是女性的话语。”她又神彩飞扬地说：“我要揭露你想掩盖的每一件事，因为对它 (身体快乐) 的压抑是其他一切压抑的起始。你一直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变成污物、痛苦、责任、下贱、委琐和奴役。”(转引自Kourany, 303)

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的口号是：“男权制是实践，阴茎话语中心是理论。” （Jaggar, et al, 79）为了超越阴茎话语中心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尝试发展一些方式，这就是将肉身化的女性的他者性视为抵抗和转变之基础。盖洛普（Jane Gallop）挑战文化和生理的两分法，反对把女性排除在文化之外。她认为，不是生理学本身有压迫性，而是对生理学的意识形态利用有压迫性。女性的身体就是对男权制的抵抗基础。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性观点包括：性写作的力比多兴奋已经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越轨浪漫主义。作为性激进主义的特权形式，而不是反抗男性的性统治。新巴特勒主义作为表演性的性别结构是一种对于在男性权力、仇女主义和对女性的暴力的性别不平衡的话语描述。性实践中的权力不平等在肯定性的主观能动者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色情解释，传播对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性别统治、虐待和危险的正统解释。在性别表演和性分类中，身体成为一种不固定的升华的支点，以身体作为女性性压迫、性侵犯和自我打破沉默的基础。

后现代女性主义向所有试图将身体的意义固定下来的性与性别差异理论挑战。在80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发现后现代的身体理论对她们很有用。受福柯、德鲁兹、拉康和伊丽加莱影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尝试创造关于身体及其与不同性别主体的关系的理论。

后现代女性主义之所以关注福柯是因为他的理论强调以身体作为主体形成的中心权力基础，关注权力分配话语的性质及其与知识的联系。他认为，权力是一种话语实践，话语创造了主体性的肉身形式。主体包含着权力关系，但权力也制造反抗。对福柯来说，权力实施的关键对象是身体。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福柯角度就是关注主体、身体、话语和权力，关注文化塑造身体和主体的力量。她们认为，各类传媒如*秽品、广告和性指南中的被动性受虐倾向塑造了女性的性身体和性实践。两性的差异就这样由话语在千百年的实践中制造出来。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福柯也有不少批评。她们对福柯的主要批评是他的性别盲点：他忽略性别。他处理人的身体好象它是非性别的，女性被规训为比男性更加驯服的身体，而这一点被福柯完全忽略了。福柯在重新制造女性的“不可见性”。（Dunphy, 29）他对个人身体的质疑会导致反抗的不可能。有人甚至认为，福柯的理论仍旧没有逃离阴茎中心话语的巢臼。福柯宣布死亡的哲学在伊丽加莱那里早就死亡了。她站在旧哲学的废墟上看到了取代它们的哲学。（Braidotti, 130） 后现代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个人批判是对普适性的破坏，因为在普适主义下，女性是缺席的、不可见的、沉默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在传统的男权的学术写作中舍去了个人的和情感的内容。它表明作者已死，是与所写的东西不相干的，只是一个缓慢地流出故事的载体而已。他们对自己在做的事情没有一点点看法，只是制造出一些像天使一样脱离身体（实体）的文本。这样的理论会将我们的处境神秘化，而不是搞清楚。它认为，有些批判理论就像它所攻击的世界一样的追求霸权。（Robinson, et al, 65）

针对这一传统，后现代女性主义发起了自传行动，倡导女性写作自我表现的文本。（Robinson, et al, 66）将个人的经验与政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写作，要打破学院式的知识生产的传统形式。它主张，写作就是写自己。将个人与理论联系起来，从个人的角度批判社会。这种女性的写作或许是反理论的，或许是理论的新阶段。

伊丽加莱甚至认为，女性的性是女性写作的动力之一。弗洛伊德对女性的性没有做过正面的评价，只有反面的评价。他认为，女性以为自己是一个没有阴茎的“小男孩”。男性的性欲受阻可以升华为创造性活动，女性的性欲受阻为什么就不可以同样升华为写作的动力呢？弗洛伊德的这个理论是如此的不公平，而且并没有坚实的经验证据来加以证明。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男性语言是线性的、限定的、结构的、理性的和一致的；女性语言是流动的、无中心的、游戏的、零散的和开放结尾式的。（Robinson, et al, 72）男性的思维模式也是线性的、单一的，关注于阴茎插入阴道，而女性的性却是圆形的、多重的。在写作上，男性总是看重排列、组合，总是不必要地使用两分法：主动与被动；太阳与月亮；文化与自然；白天与黑夜。而女性的写作是没有固定界限的。拉康也说过，女性有进入非线性思维领域的特殊能力，男性是技术的目的性的理性，在与他人的对比中确定自己的地位。他建议女性创造不同于男性的文化，避免线性思维和男性的科学样式，提倡“圆形写作”，并认为它是女性身体圆形线条的反映。（Agger, 59）

“后现代”是在当下美术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汇之一。这说明无论我们喜不喜欢，“后现代”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成为我们美术界不争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怎样对待“后现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广泛的应用改变了西方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从而进入了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时代。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指出后现代社会是以计算机产业为基础的社会，知识作为生产力，体现为权利象征，谁掌握了知识谁就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这直接导致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即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时的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变，各种文化思潮风起云涌。随着文化广泛地渗透进商品的各个领域，出现了消费文化。这样就使精神产品从高尚的地位下降为普通商品的地位，精神生产成为了商品生产。为了适应商品的供求关系，这些文化产品就要不断地变换形式以满足大众消费的需要，那种消解中心、无确定性、无深度感、平面化的后现代艺术应运而生。后现代艺术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这就是后现代的理论主张。

首先，后现代反对中心性、真理性的观念，坚持不确定性的主张。在现代主义那里把人看成主体，把社会看成客体，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认识自然的必然的逻辑过程。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用逻辑来概括生活世界是错误的。在生活世界中，人的认识和人的活动一样，没有普遍运用的逻辑，不能把某一种有效的思维方法看成是普遍有效的。后现代主义认为没有永恒不变的和普遍价值的东西，放弃了对“终极真理”追求。真理是相对的，因为真理是建构而成的。所有的真理性的东西都是通过语言构成的，必须回到语言上去，因为语言具有塑造现实观念的作用。人不是语言的中心，不是我们控制语言，而是语言控制我们。如詹姆逊所说不是“我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由于把语言问题作为文化的主题，这样社会关系主要是语言关系而不是物质利益的关系。德里达也认为要打碎原来的语法结构，重新建构语言。语言和表达的扭曲，导致了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差异性。意义也是差异造成的，这样在意义中没有绝对真理。福柯认为理论的功能不再去探讨真理，只对现象进行批判并认为理论只是语言的游戏。在《物与词》中认为要创建新的语言，写那些别人看不懂的语言，这是一种没有规则的游戏。反对中心的结果必然导致“不确定性”的特征。哈桑认为“不确定性”是中心和本质消解后的产物。这种“不确定性”将一切现存的事物都纳入总体的怀疑之中，构成对一切事物的消解，也是对一切权威合法性的消解。

其次，后现代批判“元话语”，反对“宏大叙事”。在后现代看来那些传统哲学中的基本范畴如理性、整体、财富的创造以及人的解放等都属于“元话语”、“宏大叙事”，都在消解之列，因为它们都是为与日常话语不同的科学活语寻找合理性而存在的。后现代体现为对“元话语”和“宏大叙事”的不信任，把对其消解作为自身的主要任务。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哈贝马斯的“整体论”，认为他的“元话语”和“宏大叙事”没有意义，并指出今天是消解“无话语”的时代。他认为有两种国家神话：一种是法国启蒙主义传统的政治式的关于人性解放的神话；另一种是在德国思辨传统的普遍性原则建构起来关于知识的统一性的神话。这两种神话都使用“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所以说现代性的危机就是“元话语”的危机。“为科学立法”是“元话语”的任务。科学理论存在的合理性为各种学说做合理的论证，建立了各种“元话语”。这样的任务一开始就存在着了危机。科学知识是话语系统，所有的先进科技都与语言有关。但是，在后现代那里“合法化”已经失效，具有单一话语权的“无话语”已经被瓦解，也就是说追求“宏大叙事”“合法性的神话已经消失。

再次，后现代转换知识的功能和消解知识的权力。知识成为了商品，知识不是由心灵的训练而获得，而是通过复制来完成。知识也随着“电脑霸权”的确立而成为冷冰冰的外在化的符号。在知识领域由自由、公平和正义等“宏大叙事”转向了“微小叙事”——语言游戏。由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和否定性取代了思想的同一性。知识的功能发生了变化，由知识的启蒙变成为专家控制。启蒙以来西方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普遍性，他们的理论也在追求普遍性的话语权，实际就是权力。因为在现代主义那里知识成了权力的象征。权力构成社会统治的基础，隐藏在各种文化形式和社会关系之中。福柯认为权利与知识结成了联盟，它利用知识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因此，知识也不再是客观和中立的。知识以真理为特征，实施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功能。外表是知识，实际是权力。

后现代的理论主张对当代艺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后现代艺术中，批量生产复制的图像充斥着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单一格调的图像形式。这种在艺术上的复制丧失了艺术的权威性、本真性和独一无二性，从而也导致了美术的特性和功能的改变。复制技术可以使美术作品由一件繁衍为成千上万件。弗·詹姆逊认为：后现代时期的机器是“复制的机器而不是生产的机器。对于我们的美学再现的能力，它们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不同于未来主义时期旧机器对模仿的崇拜。这里，我们涉及的不是动能，而是各种各样的新的复制过程；在后现代软弱无力的复制中，这种过程的美学体现往往倾向于更为舒适地滑回到内容的主题再现中——回到关于复制过程的叙述中去，包括**、录像机、录音机以及生产和复制影像的整个技术。（1）后现代艺术家沃霍尔宣称他要像机器一样弃绝一切情感进行复制工作，甚至说他本人就想成为一部机器。利奥塔指出照相术的出现，使现实主义画家陷入了窘境，因为这样的复制导致了画家技艺的被剥夺，甚至画家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样，画家走上了表现不可表现之物的道路。结果如本雅明所指出的那样复制技术导致了艺术韵味的丧失。

第二，深层意义的丧失或者说意义的多元化。后现代用空间模式取代了现代的时间模式从而导致了深度的丧失。弗·詹姆逊指出：关于后现代应该用某种深度的消失来描绘此点。深度指的不单是视觉上的深度——这在现代派绘画中已经消失——而且也指阐释性深度。其根源在于后现代主义哲学试图消解传统哲学的现象与本质、能指与所指、表层和深层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削平了深度模式，代之以平面感。历史感丧失了：人们关注的是现在，忘记了过去也放弃了未来。情感淡化了：海德格尔的“烦”被后现代的“玩”所代替。这时的艺术忘记了社会批判，消解了统一的客观话语，导致了艺术中的中心主义的衰落，激发起了个人解释的独到见解。罗蒂反对大写的哲学，以无本质、无基础、无核心和无标准的后哲学文化消解传统的哲学。在艺术的领域他也坚持同样的主张：“我们没有理由在我们以前崇拜光芒四射的逻各斯的地方，为文学这个以文学语言表达其声音的灰暗的上帝设置一个祭坛。实用主义者乐于见到的不是高高的祭坛，而是许多画展、书展、**、音乐会、人种博物馆、科技博物馆，等等。总之，是许多文化的选择，而不是某个有特权的核心学科或制度。”（2）艺术只有小叙事，没有总体性宏大叙事；艺术的解释由作者中心向读者中心转化。任何读者对文本的把握都是有限的，文本是开放的世界。

第三，后现代时期文化空前扩张，文化的泛化即大众化，使得艺术没有了边界。界限的混杂被伊·哈桑称为“互涉文本”。超越各种艺术的界限，超越艺术与现实的界限，导致了艺术与非艺术的对立、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立的消失。十九世纪的艺术还被理解为听高雅音乐、欣赏美的绘画，从而成为逃避现实的温馨的港湾。但是到了后现代那里如丹尼尔·贝尔所说：“传统现代主义不管有多么大胆，也只是在想象中表现其冲动，而不逾越艺术的界限。他们的狂想是恶魔也罢，凶杀也罢，均通过审美形式的有序原则来加以表现。因此，艺术即使对社会起颠覆作用，它仍然站在秩序这一边，并在暗地里赞同形式（尽管不是内容）的合理性。后现代主义溢出了艺术的容器。它抹杀了事物的界限，坚持认为行动本身（无须加以区分）就是获得知识的途径。”（3）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由于界限的消失，艺术成了商品，甚至按詹姆逊的说法理论也成了商品。当然这并不是说理论家靠理论文章来发财，而是说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形式不过是”语言游戏。虽然各种游戏之间有着界限，但人们可以跨界旅行。艺术不再是静态的文本，而是行动的过程。行为艺术证明文本就是行动，艺术文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实践。

现在的问题是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还是对现代主义的继续？两者的文化精神是什么？上述表现并不是“后”现代独有的特征，因为所谓“后”现代不是对现代的反抗，而是现代的继续，它有着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的联系。丹尼尔·贝尔针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认为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比现代主义更现代的“主义”，“六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它把现代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4）后工业社会一方面是对已经逝去的现代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是一种失掉现代性感到的迷惘，这是一种生活间隙时期的感受，是失掉信仰的“精神危机”。人们企图以艺术代替宗教，丹尼尔·贝尔主张建立”新宗教”以拯救现代性，要对后现代性加以节制和规范。

后现代的理论在哈贝马斯那里也受到了对抗。哈贝马斯在1980年接受法兰克福市的阿多诺奖时发表了《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的演讲，批评了利奥塔的反现代性的倾向，认为开始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是具有开放性的宏大工程并没有终结。康德关于科学、道德和艺术的区分为现代精神开辟了道路，但同时他也认为现代主义对科学霸权的批判有其台理性，科学的充分发展导致了这三个价值领域的不平衡，是以道德和艺术价值的牺牲为代价的。他认为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理性根据，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存在着合法性。但是，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把某些领域的根据普遍化了，在日常生活中感到越来越压抑。现在的任务回到日常生活世界，寻找日常生活的理性根据。这就是他的“交往理性”的观点，希望以此来重振现代性。哈贝马斯维护现代性，但不能说他与后现代没有一点关系。他对人与人的关系的强调以及在人际关系即不是主客对立关系而是主体与上体的关系中展开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说明他是一位维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因为由人与自然的关系向主体间关系的转移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区别的重要标志。

后现代不仅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而且是一种价值系统，是一种文化精神。它不仅表征着与传统相对的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而且体现着精神的嬗变。就反权威、多元论、非中心和冲破旧体制来说与现代精神具有相同的特征。因为现代主义就是对古典主义的反叛。当宣告古典主义终结之时，现代主义开始形成了新的权威、新的范式，失去了革命的精神，从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新生代的现代主义者举起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大旗向老一代的现代主义者发起了总攻。利奥塔同样认为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初期在精神上具有一致性。

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信息时代的产物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的思想。社会思潮有时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把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然后，与这几种社会形态相对应的就有了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精神，这种简单的、线性的思维模式是可笑的。我们还有理由担心在现代主义前面加上一个“后”字，“后”了以后会怎样呢？是不是再来一个“后后”现代主义呢？伊·哈桑不无正确地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层铁幕或一道中国的万里长城隔开；因为历史是一张可以被多次刮去字迹的羊皮纸，而文化渗透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之中。”（5）包括利奥塔，詹姆逊也认为他在消解了“宏大叙事”以后，又把它“偷渡”了回来。因为利奥塔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后现代主义以后应该为伟大的现实主义理论回归做准备。”所以詹姆逊说：“必须在我们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后现代主义它不是一般的现代艺术，而是现代艺术的特殊阶段。”（6）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确认所谓“后”现代主义也依然是现代主义，因为现代主义的进程仍然没有结束。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美术家们没有必要证明我是“后现代”的美术家，他是“现代”的美术家，重要的是我是“我自己”，如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不仅因为“后现代”依然是现代的一个阶段，而且它也必将成为历史。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达到鼎盛，是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和主流。它是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也是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批判和继承，是在批判和反省西方社会、哲学、科技和理性中形成的一股文化思潮，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德里达、利奥塔、福柯、罗蒂、詹姆逊、哈贝马斯等。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征 1 反逻各斯[①]中心主义、反语言中心主义 后现代主义坚决否认本来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即现在所说的“形而上”，否认本体论，否认有世界的最终本原、本质存在，否认“基础”、“原则”等问题。认为“形而上”的东西只是一种假设；传统哲学还假设人的认识又是通过语言来进行，即认为语言可以反映对象，表述或表达对象，人们也可以通过认识者对世界本质、规律的语言表达去认识、了解世界和事物。后现代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元叙述”、一种“宏大的叙事方式”，是必须打破的。 2 反基础主义、反本质还原主义 传统哲学对事物的认识就是去追寻事物的“始基”即世界的终极基础，就是还原式寻找事物的终极本质。后现代主义认为“始基”、“终极本质”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在场”，就是“逻各斯”的一种表现形式，应该摧毁和解构这种思想和信念。 3 否认整体性、同一性 后现代主义否认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否认同类事物之间具有某种同一性，代之以碎片、相对性。认为事物的意义是相对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也是偶然的，比如，每一部著作都仅仅是一个文本，没有作者，没有中心思想，不同人可以读出不同的意义——阅读就是一种误读，因而作品谈不上普遍性、同一性和整体性。 4 反对中心，寻找差异性和不确定性 中心的存在就意味着有非中心的存在，意味着有主从、本末、内外等二元论存在；意味着本质决定现象、内决定外、中心决定非中心；也意味着人的认识总是要通过非中心而揭示中心。这实际上仍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是理应受到批判和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强调非中心、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以随意播撒所获得的零乱性和不确定性来对抗中心和本原。 5反对理性，消解现代性 现代性、科学理性破除了奴役、压抑的根源，却又设置了又一新的奴役和压抑，设置了新的“权威”、“本质”、“中心”。所以，应拒斥一切现代性的理论，解构和摧毁现代性的观念、理论以及理性。 消解主体性 现代性使主体失去了自主性，现代主义虽然确立了主体和主体性，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主体越来越失去了自主性，同时，还忍受着内外的压力而焦虑、苦闷、彷徨、忧郁、孤独、无助，随波逐流，无所适从；主体意味着主客二分，主体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主客二分的存在，也反观了现代性的缺陷；其实主体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杜撰，根本不存在。世界没有人和物的关系，只有物和无的关系。 6反对真理符合论，强调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和知识的商品化 事物的本质不是客观的只是人解释的结果，事物不存在一个先天的本质、基础，等待人们去客观地、如实地反映和把握，事物的本质、意义只存在于人们对事物的阅读和解释行为中。应坚持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知识为销售而生产，在后现代社会里，知识不以知识本身为最高目的，只是为销售而生产，因而，知识只是一种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