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数字含义大全(关于母亲)

数的象征意义是十分丰富的，除了作为整体概念的象征意味，具体的不同的数还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有关数字的迷信观念通常是建立在数字的传统象征意义上（诸如7代表神秘莫测）。1、2、3三个数字连在一起，在世界各地几乎都代表统一、二元性以及复合。用毕达哥拉斯的术语来表示，就是1、2、3象征着从点到线再到面最后成为实体的过程。

比较大的数有时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中美洲，20是一个神圣的数字，常于太阳神联系在一起；希伯来人则看重21，认为该数字与智慧有关；依照犹太人的传统，50意味着狂欢之年，并将50奉为神明；60是中国历法中最基本的一个数字；70在《圣经》中是人寿的极限，是整体和普遍的象征。对很多人来说，10000象征着数的无穷无尽以及时光的无限；希腊人则称10000波斯精悍武士为“不朽的英灵”。

零

“零”象征开始，起点，也象征零碎，不多，数字到了零的时候那就是混沌状态。

按照道家理论，零生一，就是无极生太极； 一生二就是太极生两仪，认为到了无极的时候那就是混沌状态，是无形无象的宇宙原始状态。0在中国古代叫做金元数字(意即极为珍贵的数字）。

一

“一”是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数字。它既是所有数中最有包容性的一个，所有的事物后可以划归为一个整体。“一切的一，一的一切”。

传说中，天地原来是不分的，后来清气上升，浊气下沉，天地就分了开来，万物也就生长起来了。这种说法反映了我们对“一”的全部看法：首先，“一”是至大无外的一个整体，是包含万物的所有。其次，所有一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组成，个体可以分到最小，直到不可分。这单个的个体也是一。

也就是说，“一”并不是单纯的“大”或“小”，而是与这两个概念相联系的。

“一”还与大同意。在纳西象形文字中，“一”的读音与“大小”的“大”同音，而由“雌”字演变而来的“大”又与作为数量单位的“双”同音。“大”的古文字形象是个具有通神意义的神秘姿态，是巫师迎神的一个展手伸足的动作，类似的姿态在我国境内的原始岩画的敬神场面中屡见不鲜，有的“大”字形的头部就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

一些人认为，“一”作为一个神秘数字，其神秘性源于它象征了太阳和鸟。而创造这一神秘数字的也就是太阳鸟的崇拜民族商民族。太阳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很大，在原始人的眼中，太阳是天上最大、最亮的星。因此太阳的名字中也有一个“大”字，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在天空中飞过，一直到西方降落。于是人们想象太阳就是一只鸟。鸟就是太阳神的原型。

在中国东部，农业文明发达，而东方民族也广泛存在着鸟崇拜。这也是使鸟变成太阳神原型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伊斯兰教及其他一些宗教中，“一”代表神，是基本和统一的标志，同时还代表太阳和光线以及生命的起源。在西方传统中，这个阿拉伯数字还有阴茎、侵犯、活跃等象征意向。毕达哥拉斯学派则认为“一”是一个基点，是进行所有运算的基础。儒家学说认为“一”是一个完美的实体。具有不可分性，是万物发端的神秘源泉。说的更简单一点，“一”是开始、自我和孤独的标志。

二

“二”所具有的神秘象征意义首先反映在二元性对立的思维方法上。

由二元对立思维方法衍生出的概念有许多，如阴阳对立。白天与黑夜的对立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当原始人意识到这一点时，逐渐在周围事物中发现了许多类似的对立属性，如晴和雨、高和低、湿和干、冷和暖、雄和雌、生和死等等。

人们从自然现象中抽象出阴和阳这一对立矛盾概念，至晚在周初，这种抽象的阴阳观念已经形成。阴阳抽象概念形成后，借助于原始二元对立思维的广泛影响，迅速渗入了宗教、巫术、科学与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某些地区的一定时期内，成了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是所有数字中象征意义最具矛盾色彩的一个，是二元论的代表。它既能象征复合，又可表示分裂，既吸引又排斥，既融合又矛盾。古代象征保护神的野兽雕像，通常一雄一雌，互为搭配，从而意味着力量。

在中国的象征体系中，“二”是个不祥的数字，通常和弱“阴”联系在一起。两个神或一个神的正反两面象征着两种冲突力量的对立，正如同双胞胎既代表力量，又可表示邪恶两种势力的激烈交锋一样。

“二”常被认为是基本统一体中的一种分裂，从这一点考虑，它通常饿女性本原联系在一起，象征着统一、爱、繁殖力（丰产）和生长，在创造和毁灭中更替变换。

三

数字“三”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都被作为神秘的象征。

“三”在符号象征体系中，几乎不含任何反面意义，其象征意义涉及到宗教思想、传统、神等诸多领域。民间故事中有“三度走运”一说，基督三位一体的教义使得基督教唯一的真神能通过圣子与圣灵接受众人的顶礼膜拜，这足以说明“三”可以取代“一”成为全能、力量和统一的象征。

在古代神话中，三神一体是古代及观念世界的特征。如：美惠三女神，命运三女神，戈耳工，格里伊三姐妹，及复仇三女神。甚至缪斯九女神亦暗示她们但个是三个三位一体的神灵。

同样的，在世界各种不同的宗教派别中也都有关于对“三”的崇拜记载。印度教的三神一体—创造之神婆罗贺摩、维持之神毗湿奴及其毁灭之神湿婆。甚至基督教教义中也有关于三位一体的说法。而佛教徒则把知识（菩提）称为“三全”，这种观念包含自我，凡身即乔达摩佛陀及受佛保佑的众信徒。由此又派生出具有象征意义的“三大法宝”：戒律、佛和芸芸众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反命题是通过综合连接在一起的，因而数字“三”给人以完美和神秘的无尽联想。人们还常说“第三次准灵”，而神话中的英雄们必须要完成三件大事方可证明自己的伟大。男性和女性这一二元性只有在母亲、父亲、孩子的三人组合中才变的完美无缺。

“三”作为神秘数字的另一个表现是它象征了传统文化的宇宙框架。数字“三”隐含了几乎关于创造力量的各个方面，如：头、脑、身体与精神，出生、生命与死亡，过去现在与将来等等。在许多宗教传统中，“三位一体”的象征各有其不同的故事与寓意。

在毕达哥拉斯眼里，“三”是一个和谐的数字，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三”代表完整，因为“三”既有首尾，又有中部。道教同样认为“三”是力量的象征，因为它暗示着一种中心元素。

四

起初，人们都认为“四”最一般的象征含义是四方和四时。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将数字四与数字三作比较，就会发现四的象征意义绝不仅于此。

“四”的象征意义最初来自四方形和四臂十字架，代表稳固、全面和无所不在，同时也是组织、权利、睿智、正义和全能的象征。“四”也是一个理性的数字，象征着才智。西方传统中有四种元素—土、火、气和水—以及四种气质。

四和十字形及正方形。有四季、天堂和四条河、人有四种性情、四方位、《福音书》四作者、四位伟大的先知以及教会四博士，不过，最重要的是上帝名字中的四个字母，用希伯来四字符号直译为YHWH或JHVH，常读作“耶和华”-不过虔诚的犹太人过于尊敬这个名字而不愿把它读出来。

数字“四”并不是从二元性的简单叠加中得到它的基本意义的。荣格认为天主教关于圣母玛利亚肉身升天的教义体现了试图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中掺入女性因素，使之成为一个规则而丰满的新正西方形。我们描绘这个世界所用的坐标也是以数字“四”为基础的，这可能源于四要素或四方位。

中国传统文化对“四”还是有所偏好的。传说中四个君主保护玉皇大帝这个中国传统宗教中的最高神。人们用四种护身符击退邪恶的侵袭。四艺即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为笔、墨、纸、砚；四德是清廉、谦逊、责任和重礼仪；“四种高尚真理”构成佛教基石。

当然，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四”都是好的。在中国民间，许多人都因“四”与“死”的发音相近，面对“四”有所忌讳，和西方社会对“十三”的忌讳是类似的。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都有关于“四”的不同说法。美洲人认为，四是宇宙的核心原则。玛雅人有四种颜色和自然年的四种“记法”。在阿兹台克人的宇宙意识中，四株世界树支撑天穹。“四方位据说是风的发源地，悬着四个巨大水罐，倒出的水就是雨”；另外还有逃过了“毁灭世界的大洪水”的四方之神。

五

在现实生活中“五”这个数字随处可见。人有五官，手有五指，花有五瓣之花，钱有五元、五角。“五”这个数字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具有极为独特的象征意义。

在中国的神秘文化中，最重要的“五”结构就是“五行”。五行分别处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又有各自的元素和属性。这五种元素，即木、火、土、金、水最基本的元素结构，“五行相杂以成万物”，天地万物都在这五种元素的基础上形成。在中国文化中，“五”象征着“基本”、“基础”和“不可更改”的意思，即是五个方位的象征，也是五种元素的总称。

在西方，五角星形也暗示了“五”这个数字的重要性。当五角星形中两点朝下，一点朝上的时候，便可以看做直立的人形，有头、胳膊和腿。在《旧约》中，耶稣用五个面包养或了四千人。因此，“五”除了象征人体外（石头祭坛上的五个十字架用来纪念耶稣身上的五处伤痕），还象征着无穷尽。

“五”作为一个数字，不仅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精神领域，以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领域里。它成为了一个固定结果（如人体、自然物品）的象征，同时又象征着循环反复的事物（如五行、矩形博士的数字计算）。

“五”和人性相联系，用图形来表示，就是一个人的头和伸展开的四肢形成一个五角星，或者也可以直接用五角星形来表示，将线在五边形的各点之间交叉连接起来。“五”除了是人体大致结构的标志以外，还是中国，日本，凯尔特以及其他文化传统中的象征符号，指代整体和完满。另有传统观点认为，“五”包含了一个中心，是宇宙的第五个方向。“五”的其他象征含义还包括爱情、健康、，敏感、承重、沉思、分析、批评、力量、整体、生物繁衍和心脏。

六

“六”是统一与和谐的象征，用两个一正一反组合在一起的三角形符号来表示，其中一个三角形尖向上（阳性），另一个尖向下（阴性）。这一符号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大卫之盾，是以色列和犹大团结一直的象征，同时也是人类灵魂的表意符号。

“六”是一个有趣的数字。上帝在六天里创造世界后，“第七天就安息了”。圣奥古斯丁认为“六”含义非同寻常，因为它是头三个数字（一，二，三）之和。福音书中描写的六次宽恕构成了基督教传统中与六有关的少数几个象征系列之一。一个包括“六”的重要视觉标志是由两个等边三角形反向叠成的六角星，即大卫之盾（犹太人的标记）。

《新约·启示录》中还有关于“六六六”的说法。据说世界末日到来之前，魔鬼将在人间猖獗横行，形象是一只怪兽，凶猛无比。《启示录》记载：“在这里有智慧。凡又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只。”后来，“兽数六六六”就演化成魔鬼的象征，是个凶兆。

闻名于世的中国第一个皇帝、中央王国的缔造者秦始皇喜欢六进制，并把他的帝国分为36个军事行省，每一个行省由一名文官和一名武官管制；秦朝之后的汉朝采用的是九进制。古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数字概念是以五为基础的，但在传统上把身体分为六部分（即头、躯干、双臂、双腿），把人的情感分为六种（即愤怒、痛苦、憎恨、欢乐、欲望、爱）；另外还有“六大河流”，“六国之君”等说法。

到了现代，“六”又有了新的象征意义，象征着走好运，事业顺利，“六六大顺”就具有祝福别人事业发达的意思。

七

“七”这个数字不但神圣、神秘，而且还充满魔力，特别是在西亚，“七”是宇宙和精神世界井然有序的象征，同时还代表自然界的轮回更替和完整同意。

“七”本是个普通的数字，但是，许多国家、许多民族把它视为一个神秘、神圣的数字，对它十分崇仰敬畏。

在中东的古代文明里，“七”是继“三”之后一个最神圣的数字。

古代巴比伦人、埃及人、中国人都认为天上存在7颗神圣的星，这就是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

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是在7天内完成的，因而有一周7天之分；主祷文分为7个部分；圣母玛利亚有7件欢乐的事，7件悲哀的事等等。在《启示录》里“七”起着中要的作用：7座教堂、羔羊的7只角和7只眼睛、以及上帝大怒的7个金碗，而《启示录》里“盖有七印”。

伊斯兰教则认为，天堂分为7层，依次由纯银、纯金、珍珠、白金、银、红宝石和不可企求、无法言寓的圣光组成。第7层即圣光构成的最高天堂，由亚伯拉罕主宰，天使们在这里齐声颂扬最高的住-安拉。每个天使有7万个头，每个头有7万张脸，每个脸有7万张嘴，每张嘴有7万条舌，每条舌讲7万种语言，真可谓千言万语、同声赞美、人声鼎沸。

犹太教认为犹太人每七天有一个安息日，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在安息年里人们不事耕稼，休养生息。每过七七四十九年，为有为人的50年节，要举行盛大的庆典。一年有三大节日，每次历时7天。第一个和第二个节日相隔七个星期。

佛教有释迦牟尼面壁七天或者七七四十九天顿成正果的传说。依据佛经，万物皆有七种本原生成，即地、火、水、风、空、识、根；按照佛教习惯，人死后要积淀七七四十九天；佛教寺院分为七堂，即金堂（本堂）、讲堂、塔、经藏、钟楼、僧坊、食堂；人生灾难有七种：火、水、罗刹、万杖、鬼、枷锁、怨贼；等等。

古代波斯的帕西人的宗教则把七个“永生的圣人”尊为至高无上的神灵：良好的用心，极端的公正，渴望已久的天国，虔诚的谦虚，无比的健康，永恒的青春以及谨慎的服从。

中世纪的欧洲也对“七”有着特别的偏好：圣灵的七件礼物（在中古时代由鸽子代表），七种美德，七种文理学问，七次圣餐，，人生的七个时期，七大罪（指骄傲、贪婪、*邪、愤怒，贪食、嫉妒、懒惰），主祷文中的七个祈愿。

在中国，“七”也带有神秘色彩，如天上有“七星”；人的感情有“七情”；色彩有“七色”；音乐有“七音”；诗歌有七言、七绝、七律诗；人体有“七窍”；民间传说有牛朗织女七月七夕鹊桥相会。

有人认为，“七”之所以受到众多民族的崇拜，是因为七是三和四之和，而三和四在古代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是两个神圣的数，即能满足毕达哥拉斯定律的两个最小的正整数。另一种看法是：古代许多民族知道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日月行空，给人间带来了光明、温暖和生命；潮涨潮落、甚至女性月经来潮，无不与日月星辰有神秘的联系。于是，代表七星辰的数字“七”也就蒙上了种种神气色彩，进入了各种宗教传说、神话故事、典籍制度中。

八

“八”是宇宙调和统一的标志，世俗的观点认为，“八”是更新、重生或祈福的象征。

八是法开贯通天地的象征，在太极盤中表示开天辟地。个位数字中最大的偶数，倒过来8就是∞，表示无限，无穷。

八或八个一组是来自古埃及城库木努（字面意思是“八字城”）教士学校的一象征宇宙论的观念。在其他宗教中心强调九个一组或九的观念时，在库木努，出自原始混沌的造物以阴阳二元性体现：如原始时代的水就以阳性和阴性两种形式体现；无尽的宇宙也有二性。这种八带来的生命以蛙和蛇的形式出现，它们生活在原始时期的淤泥里，在那里升起了最初的山，太阳神在山上造出了第一朵莲花。

八方则指的是四方（东、南、西、北）四隅（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总称。

八节，则是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八节。

除此之外，还有八代、八音、八儒、八谷、扬州八怪、散文八大家等各种说法。

据说，在中国，“八”现象最早出现在香港。因为“八”在粤语中读做“发”，所以，盼望发财的香港人都特别青睐“八”。

九

“九”是一个很奇怪的数字。“九”象其屈曲究尽之形。九盤（形容弯曲的道路）。

作为三的三倍数，“九”在很多文化传统，特别是在中国，佛教以及凯尔特文化中，都是最为吉祥的数字，是最强有力的阳的象征。

从古到今，人们都承认九是最大的数字。天地间的数字“始于零一，终于九”，“至十则又为一”。“十”只不过是上位的“一”，而“九”才是0~9这个数码中的老大哥。

数字“九”由神圣的数字“3”自乘得来，代表永恒与完整，并与圆圈、正方形与三角形等几何图形密切相关。中国人认为“九”是神圣的，代表吉祥幸运的数字，因而把“九”作为规定社会律制（9种礼仪）及官方身份等级的数字。在印度教中，从9个正方形生成81个正方形而组成的曼荼罗，被认为是宇宙的象征，所以常用曼荼罗作为预言与占星术的辅助工具。

在西方，“9”作为3的自乘数，象征了更高权威。“9”在古埃及的宗教和宇宙论中最为重要。“九神一组”成为了宗教中主要神祇的组合形式，在神的系统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此外，九等天使（也作“九级天使”）、九天体、九缪斯等词语的存在也证明了“九”象征着一种“更高权威”的意义，进而可以归纳出等级差别、多数、富裕、程度深等多重象征意义。

十

“十”象征着历史的转折点或者一个生死轮回。“十”是完美的象征—特别是在犹太传统中，这一神秘的数字暗示着某种完整和统一，上帝故此传谕给摩西十诫，这十诫高度概括了希伯来人最为重要的宗教义务。

在毕达哥拉斯的数理体系中，十是全体和创造的象征，通常用一个十角星来表示。人刚好有十个手指，十因此是完美的象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古埃及人的历法是建立在狄根法上，三十六颗明星每隔十天一颗，每一颗明星据说都能影响人的生活，这是古希腊占星术获得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概念。

十分之一几乎成了全球通用的纳税准则，战利品、财产或农作物均得抽出十分之一敬奉神灵或国王—这就是十一税体系的起源。在中国，“十”是一个绝对平衡的数字，由两根垂直交叉的线来表示，水平的一根略短，“十”代表阳性和阴性数字的结合，因此又是婚姻的象征。

十一

在欧洲，“十一”是“魔鬼的数字”，圣奥古斯丁认为“十一”和邪恶有关，说的更玄奥一点，“十一”刚好比最后的“十”多出了一点，因此常和危险、冲突和反叛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十一”是一个正义的数字，萨满教巫师们认为“十一”是一个吉祥的数字，是富饶的象征。于“最后时刻”（英语用“eleven hour来表示，直译就是第十一个小时）获救在基督寓言故事中指那些一天中最后一小时受雇的劳工获得了一整天的酬劳。

十二

“十二”是占星术、古代天文学、历法中有关时间与空间最基本的数字，特别是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中，“十二”获得了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指代受上帝垂爱的人。此外，“十二”还代表宇宙组织，天象区域以及时间的周期（十二月份，昼夜各十二个小时，中国的十二生肖年）。由于“十二”是“三”与“四”相乘的结果，因此又成为精神和世俗世界统一的象征。

在《圣经》中，雅各一共生了十二个儿子，因此以色列共有十二支部落。另外，牧师的彩色胸兜上也镶有十二颗钻石，基督有十二个门徒，生命之树上结了十二个果实，天堂之门有十二扇，玛丽头上的王冠有十二颗星，密特拉神有十二位门徒，有些穆斯林信徒认为先知阿里有十二个传人。太阳占星术理论也是以太阳穿过黄道十二星象的运行为基础的。

古希腊人郝西俄德（公元前700年）认为世上有十二位巨人，稍后的希腊神话也认为奥林匹斯山上住着十二位神仙，亚瑟王的圆桌边也围坐着十二位著名的骑士。圣诞节也有十二天，这一传统源自在冬至举行的圣诞节期和农神节，冬至这一天在历法中也具有象征意义，指代即将来临的每一个月份。

十三

在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十三”总是个倒霉的数字，被当作不吉利或要发生祸事的象征。

古希腊的郝西俄德告诫农民们不太杂13号开始播种。在古巴比伦，有13个月的闰年用一只“倒霉的渡鸦”来标志。人们相信，魔鬼总是和12个巫婆一起开13人聚会。

西方人迷信“十三”，忌讳“十三”，特别是十三日与星期五赶在同一天。据《圣经》载，耶稣及其门徒共13人，在被处死前举行“最后的晚餐”的那天恰好是星期五。所以西方人认为“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会给人带来祸事，若那天是“十三”号又恰逢星期五则是大大的不吉利。

在东方，十三一直是很吉利的数字，佛教中认为十三是非常吉祥、顺利的象征。一美元背后的那个美国的国玺图案就包含着一个关于13的预言。一美元背后的图案中有一个玛雅式的金字塔。金字塔自下而上一共有13层。达到金字塔的13层之上有一只“天眼”，放射着光芒。人们讲，这个图案预示着人类在走完13个Baktun 以后第三只眼的觉醒。

四十

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四十”，是在基督教兼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中运用广泛，是一些显著时间段所需要的天数，特别是指接受神的考验并作好精神上的准备，包括净化灵魂、忏悔、虔心的等待和斋戒。

至于为何要选择这么一个数字，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认为巴比伦的占星术士们坚信“四十”和自然界的各种灾难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春天，昂星团消失以后，每隔四十天就会有狂风暴雨，而且洪水肆虐。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人死后要四十天才能入土为安，不再作祟。罗马人的丧葬宴会也是在人死后四十天才举行。此外，人们还相信要用四十天才能彻底清楚瘟疫流行带来的各种疾病，马赛港因此曾在14实际颁布过一条为期四十天的禁令（隔离措施），对来自瘟疫流行国家的船只加以隔离。

早期的历史学家更多地将“四十”用做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因此，《圣经》中的洪水泛滥了四十个昼夜；犹太人在荒野里挣扎徘徊了四十年；摩西在西奈山上聆听上帝的教诲一共历时四十个昼夜；犹太人的两位国王大卫和所罗门各统治了四十年；基督在荒野里禁食了四十天（现在称为大斋节）；此后用了四十个月的时间布道，复活节后四十天升入天堂。埃及冥神奥西里斯消失了四十天，这一段时间后来成为宗教斋戒的日子。希伯来人和伊斯兰教徒在行宗教仪式时都认为“四十”是一个充满力量的数字，是成就或变迁的象征。

我也不懂，帮你百度复制一些：据人民论坛杂志调查，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中国就业形势，并非以劳动力市场冲击这种简单和单向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在就业冲击与劳动力短缺、农民工返乡与回城、失业率上升与下降等一系列扑朔迷离的现象中展现。如果不加分析地追循瞬息万变的表面现象，就很难准确地把握当前和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大势。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工就业状况瞬息万变，总体劳动力市场压力下的劳动力短缺现象，等等。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现象，我们该如何认识2010年的就业形势？　　在经济回稳的背景下，如何认识2010年就业形势？笔者认为可用“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分析框架来寻找答案。　　观察变化莫测的农民工就业形势　　人们注意到，关于农民工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多大，官方发布的信息发生多次变化。从2009年年初到9月份，分别有春节前后2000万农民工因失去工作返乡、包括直接受金融危机影响1200万人在内的7000万农民工返乡、7000万返乡农民工的95%已经返城就业、农民工失业率不到3%、外出农民工总规模已经从2008年的14亿增加到15亿、返乡农民工的96%已经回城就业，以及农民工再次出现短缺等消息，经过官方渠道发布。从一个时间序列看，这些消息串联起来，足以构成了农民工对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反应过程。　　我们可以运用“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样一个分析框架解说上述变化。经济增长的周期造成就业增长的周期，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实体经济下行，就会产生周期性失业。既然遭受危机打击最大的是出口部门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雇用的主要是解雇成本低的农民工，他们最先丢掉工作就是意料之中的了。虽然户籍制度到了今天，已经不再起到直接限制人口异地工作和居住的作用，但是，人户分离使得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难以享受工作地的社会保护和就业扶助，因此，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并不必然留在原地寻找工作。由于春节在即，提前返乡也是合乎逻辑的。　　农民工的形成是因为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意味着农村的岗位不能满足他们的就业需要，换句话说，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村有需求的劳动力。此外，还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使他们难以回到农村的岗位上。例如，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青年，既不会务农也不愿务农。因此，春节过后，无论有无工作合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回城寻职。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也不能得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由于承受不起长期失业，他们抓住任何就业机会的愿望比城市劳动者要迫切得多。制造业岗位减少了，他们就转到服务业；当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第一轮效应的经济刺激方案启动时，他们就加入建筑业。不难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地就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自我调节恢复了就业状态。　　无论是由于中国国内消费的持续增加，各国经济的初步复苏，还是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效果扩展到更多的产业，经济增长总会或多或少回到它的轨道上来，周期性失业问题也会相应缓解。这时，在我们的经济学分析链条上再加上一条，即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时，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比如说圣诞节订货单的增加，都会形成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失衡，导致民工荒重现。例如，最近广东的东莞也发生了民工荒，劳动力市场上的求人倍率已经从最低时的076回升到151。　　如果没有户籍制度，没有享受公共服务机会的城乡差别，因而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地理分割，就业对经济周期的反映是通过以下机制进行的。当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一方面，是周期性失业率上升，失业者一边领取失业保险一边积极寻找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劳动者因工作难找和工资下降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表现为社会总体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当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在降低失业率的同时，也会通过获得工作机会的容易程度和工资水平，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那部分人重新召唤回来，甚至吸引新的经济活动人口，社会总体劳动参与率提高，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　　但是，在存在户籍制度的条件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通常是发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与劳动力供给(存在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在地理上被割裂了，劳动力供给对需求的反应，比正常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要缓慢得多，常常导致特定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大起大落。可见，人们所看到的农民工就业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民工荒与返乡潮的空间并存，合理的解释就是要在上述“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框架中寻得。　　认识宏观经济波动中的就业　　2004年以后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曾经有过切身感受与剧烈反应。而当全球范围金融危机以出口产品订货减少的方式，开始冲击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时，劳动力市场剧烈波动现象则从相反的角度表现出来。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认识宏观经济形势，也许主要不是依靠失业率等劳动力市场指标，但是，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说，与就业相关的各种切身体验，恐怕比GDP增长率等宏观经济指标，都来得更加及时、准确和重要。　　在美国，联邦政府每个月都会公布就业形势的最新数字，主要指标分别是基于家庭调查和企业调查得出的机构就业和失业信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早晨，一批被挑选出的记者准时获得劳工统计局独家发布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并给予报道后，常常给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在中国的劳动力统计项目中，虽然同样包括家庭调查和企业调查，由于调查结果汇总和发布较慢，不能满足判断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形势的需要。通常，我们可以不定期地获得季度登记失业率，以及反应更加迟钝的在若干劳动力市场上收集的岗位供求信息。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是在相对迟缓的就业判断之下做出的。　　随着用下岗补贴的方式进行失业保障这个历史使命的完成，到2003年下岗职工这个群体在统计意义上就不复存在了。那些尚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则转而领取失业保险金。因此，这一年登记失业率达到最高水平43%。随后逐年下降，直到2007年的40%。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显现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登记失业率上升到42%，2009年第一季度又提高到43%。同样地，在2008年以前，用劳动力市场上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表示的求人倍率，呈现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就业冲击中日益恢复的趋势，2007年和2008年高达098。但是，2008年开始的就业冲击导致第四季度求人倍率下降到085，到2009年第一季度为086。　　值得讨论的是，应该如何认识就业指标，即这类指标究竟是宏观经济中的先行性指标，还是滞后性指标呢？众所周知，劳动力需求是一种引致性或派生性需求，是由经济增长本身引起的。更具体地说，认识中国特有的就业形势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我们首先要认识的是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既然经济增长引致劳动力需求，宏观经济的周期必然反映在就业波动上面。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基就曾经利用这种相关关系，根据1998年就业的“零增长”现象，质疑当年GDP增长率78%的真实性。与就业增长一起用来质疑经济增长率的指标还包括如用电量和运输量增长等。不过，撇开就业“零增长”是一个错误结论不说，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被用来间接佐证宏观经济的指标，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就业、能源使用、运输量等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十分大——当经济处于上行趋势时，这些投入的增长势头更为强劲；当经济处于下行趋势时，它们的跌落也格外显著。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是有其特殊性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以及大部分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农民工来说，经济高涨固然产生对于他们的巨大而急切的需求，但是，一旦经济处于下滑状态，这些就业群体也往往首当其冲。也就是说，非正规就业对于宏观经济景气的反应弹性，比稳定的正规就业要大，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更加脆弱的地位。认识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的就业在宏观经济中的位置和作用，理解变幻莫测的农民工就业形势，是有很大助益的。　　理解劳动力市场长期与短期特征　　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有周期波动，周期性失业可以治理，不能根绝。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及其所放大的社会影响，却可以通过改革予以消除。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整合，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世纪以来，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量大体上翻了一番。按照6个月以上常住人口概念统计城市人口的话，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化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农民工不能在城市永久定居，不仅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不稳定，也扭曲了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因此，迄今为止所发生的城市化，由于没有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因而是不稳定的城市化。开掘经济增长可持续源泉，不仅提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要求，而且需要一个稳定的城市化，从而呼唤户籍制度改革。　　不过，户籍制度不是一张纸片。如果不能获得市民的公共服务，就算农民工获得了名义上的城市户口，也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因此，通过实现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的统一化和均等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不啻为一条正确的改革路径。一方面，城乡公共服务的逐步均等化，可以降低人口向城市蜂拥而至带来的社会风险，提高城市化的有序程度。另一方面，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或者广义上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及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接纳，增加了他们的选择机会，不仅使市民化成为一种渐进的过程，也达到了分享公共服务的市民化目的。这样推进的城市化，是稳定的、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更重要的是，稳定的城市化是培养人力资本，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治理自然失业的关键。2004年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暂时性的，有其背后不可逆转的人口动因，意味着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态势的根本性改变，用发展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开始消失，中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　　由于刘易斯本人对二元经济的基本定义在于农业中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考察和估算农业中究竟还剩余多少劳动力，是论证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回应各种疑虑和批评的最好方式。由于城市新增劳动力需要依靠农村劳动力转移给予满足，推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导致按照常住人口定义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实际上已经呈现绝对减少的趋势。又由于那些年龄偏大的以及在校学生并不参与劳动力市场，出自农村的劳动力总量已经大幅度减少。　　虽然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鉴于人均收入仍然处在较低水平，以及中西部地区的蓄势待发，今后10-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仍然是可能的。作为最先展示了摆脱本次金融危机的国家，中国经济在2010年将恢复到常规的增长轨道上，因金融危机影响而暂时中断的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将以区域性、结构性和摩擦性的方式继续出现。治理这类劳动力市场矛盾的终极出路，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整合水平、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因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就业，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等一系列改革，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教师用人形式有：编制、合同制、劳务派遣、人事代理、聘用制。

一、编制

编制是指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数量的定额和职务的分配，由财政拨款的编制数额由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制定，财政部门据此拨款。 通常分为行政编制、事业编制、银行编制以及公益性岗位。教师招聘为事业编制。

二、合同制

这类教师没有编制，而且永远不会入编。教师的工资，参照在编教师发放，也不影响职称评定，但五险一金是按企业险缴纳，而不是事业单位保险，目前来看，这一点主要是退休后养老金的领取额度相差较大。除此之外，合同制教师的稳定性也还可以，如果不出现重大教学事故，基本不存在被解聘的风险。

三、劳务派遣

劳务派遣又称人力派遣、人才租赁、劳动派遣、劳动力租赁、雇员租赁，是指由劳务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订立劳动合同，把劳动者派向其他用工单位，再由其用工单位向派遣机构支付一笔服务费用的一种用工形式。

四、人事代理

人事代理是指由政府人事部门所属的人才服务中心，按照国家有关人事政策法规要求，接受单位或个人委托，在其服务项目范围内，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及各类人才提供人事档案管理、职称评定、社会养老保险金收缴、出国政审等全方位服务，是实现人员使用与人事关系管理分离的一项人事改革新举措。

五、聘用制

聘用制是以合同的形式确定事业单位与职工基本人事关系的一种用人制度，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本单位的身份属性通过与单位签订聘用合同确定。事业单位传统的用人制度是职工一旦被调入或分配到其单位，就终身成为该单位的职工。

　　学术定义

　　劳动经济学 labour economics

　　研究活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

　　形成与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劳资雇佣关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此相联系，劳工问题(包括工资失业、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妇女与童工劳动、劳资谈判、罢工等)日益突出，劳工运动不断发展。这是劳动经济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

　　19世纪中叶，劳工政策一词开始在经济学著作中出现。此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劳工政策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力图通过一定的劳工政策来缓和劳资矛盾，以保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劳工政策通常包括：工资标准及最低工资的制度，劳动时间的规定,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社会就业的指导,职业技术教育，劳动条件的监督，劳资纠纷的调解，工厂法、工会法、罢工法、劳资关系法，等等。

　　19世纪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各种设想，并进行改善劳工处境的实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工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作出科学的预言。

　　20世纪初，一些专门研究劳动和劳工问题的经济学著作相继问世。美国管理学家FW泰罗(1856～1915)在工厂组织中进行劳动定额和以劳动定额为基础的有差别计件工资制的实验，并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1911)等著作，对微观劳动管理具有重大意义。1925年出版的美国S布卢姆的《劳动经济学》，包括就业、工资、劳资关系、劳工运动、劳动立法等主要内容。1929～1933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致使劳工问题极端尖锐化。此后，西方劳动经济学有了较大发展。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非自愿失业”概念的提出，对西方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西方现代管理方法的研究，例如行为科学、工效学等学科的发展，也不断丰富着劳动经济管理的内容。

　　苏联的劳动经济学的形成晚于西方的劳动经济学。它是一门研究社会劳动组织和劳动政策的学科。目前，苏联的劳动经济学着重研究与劳动技术组织相联系的劳动的社会组织，其内容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再生产、劳动计划、劳动组织、劳动定额、劳动报酬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劳动经济学在中国已得到了初步传播1928年,日本北泽新次郎的《劳动经济论》译本在中国出版。1929年出版的陈达（1892～1975）的《中国劳工问题》一书，论述了中国劳工问题的历史、现状和解决途径。1931年，朱通九的《劳动经济》一书出版。朱通九认为，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者的经济行为的科学。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还出版了一批有关劳工问题的社会学著作与法学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劳动经济学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苏联的劳动经济学传入中国。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劳动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明显的发展，有的高等院校建立了劳动经济专业，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了研究劳动经济问题的机构。80年代以来，劳动经济学在中国进一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内容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的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

　　①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

　　②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人口基础，劳动力的结构，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平衡和长期平衡。

　　③劳动就业。包括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就业与工资的关系，待业及其类型，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

　　④劳动力的宏观管理。包括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劳务市场及其管理，劳动力管理体制。

　　⑤劳动力的微观管理。包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劳动组织与人员配备，劳动定额与劳动计量，劳动环境与人体保护。

　　⑥工资。包括影响工资的因素，工资职能，工资形式，工资水平，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工资差别。

　　⑦劳动保险中的经济问题。包括疾病、工伤、老年退休等社会保险中的经济问题。

　　⑧劳动效率。包括影响劳动效率的因素，提高劳动效率的途径，微观劳动效率与宏观劳动效率及其相互关系。

　　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劳动经济学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具体经济科学，它应研究生产关系中直接与劳动有关的部分，即研究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包括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劳动的分工与协作形式、对劳动者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形式等主要内容。

1、劳动密集型产业。指进行生产主要依靠大量使用劳动力，而对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程度低的产业。其衡量的标准是在生产成本中工资与设备折旧和研究开发支出相比所占比重较大。一般来说，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指农业、林业及纺织、服装、玩具、皮革、家具等制造业。随着技术进步和新工艺设备的应用，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资本密集度也在提高，并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分化出去。例如，食品业在发达国家就被划入资本密集型产业。

　　2、资本密集型产业。指在单位产品成本中，资本成本与劳动成本相比所占比重较大，每个劳动者所占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金额较高的产业。当前，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指钢铁业、一般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化工、重型机械工业、电力工业等。资本密集型工业主要分布在基础工业和重加工业，一般被看作是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基础。

　　3、技术密集型产业。指在生产过程中，对技术和智力要素依赖大大超过对其他生产要素依赖的产业。目前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微电子与信息产品制造业、航空航天工业、原子能工业、现代制药工业、新材料工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