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法,德两国有何历史积怨?

柏林会议后五年的时间里，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了一个包括俄国、奥匈、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复杂的同盟体系，欧洲的国际政治一时为俾斯麦同盟所左右，柏林成为欧洲外交舞台的中心。1885年爆发的保加利亚危机却使俾斯麦同盟濒临破灭的边缘，本文拟就危机期间欧洲各大国间展开的激烈外交角逐，探究19世纪晚期欧洲大国外交和国际环境的某些特点。

（一）

普法战争后，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崛起，完成了对欧洲国际政治环境革命性的改造，同时却造就了困扰世界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问题：德国的天然优势和其他欧洲国家不接受这一优势的矛盾。1战败不仅使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剥夺了它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更大大恶化了它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样法国对德国来说就成为一个无法和解的国家。法国单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对付德国，无论是为了自保，还是准备复仇，法国都需要同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这就使得涉及德国的危机均会加剧，而很难局部化，因此也就限定了德国外交的基本走向。在俾斯麦看来，孤立法国、维护欧洲现状与保障德国安全是一回事。俾斯麦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为了孤立法国就必须保持俄国、奥匈和德国三个君主大国的保守联合，为此他还需要对俄奥关系发展施加影响，俄奥关系过于密切以致于撇开德国，或者为争夺巴尔干发生冲突都会损害德国在欧洲的外交地位。在把俄德友谊视为德国外交基石的同时，他还不能得罪在近东、中亚与俄国尖锐对立的英国。1875年－1878年的近东危机，反映了俾斯麦政策相对于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俄奥矛盾的激化，使俾斯麦难以长期回避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俾斯麦通过1879年的德奥同盟暂时找到了出路。同盟的真正归宿是1881年6月结成的俄奥德三皇同盟，这就使德国得以继续保持对俄奥关系的牵制及在两者之间的调停地位。

1885年9月，土属东鲁米利亚省发生革命，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公国合并。素来以保加利亚保护者自居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能容忍经由不听命于他的亚历山大大公之手实现两地的统一，从而巩固大公在保加利亚国内的地位。俄国试图通过大国协调迫使保加利亚取消合并，但保加利亚统一的既成事实，已不可逆转。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面临空前失败，巴尔干酝酿着新的危机。

1886年1月，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布朗热就任法国陆军部长，在法国掀起了一场要求向德国复仇的狂潮，德法关系骤然紧张。

两场危机同时发生，俾斯麦同盟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被俾斯麦视为德国外交根基的三皇同盟即将期满，而且续约无望。国际局势有完全失控的可能，俾斯麦做梦都害怕的东西夹击之势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德国如果在俄奥巴尔干竞争中采取支持奥匈的政策，就要承受俄德关系破裂，并因此向法国提供潜在盟友的后果。而在当时环境下又完全排除了放弃奥匈的可能性。

保存奥匈帝国的独立与大国地位，是俾斯麦欧洲秩序的重要环节。奥匈一旦在外部压力下解体，不仅会危及欧洲均势，使德国外交失去回旋余地，也将打破德意志帝国内部微妙的政治平衡。21885－1887年的保加利亚危机，重新打开了东方问题，造成了俄奥对抗的前景。俄土战争俄军浴血奋战，二十万将士丧命疆场，收获的却是难以下咽的苦果。1886年9月，亚力山大大公在俄国压力下被迫逊位。11月，沙皇特使考尔巴斯未能迫使保加利亚摄政当局推举出俄国中意的大公候选人，铩羽而归，俄保断交，俄国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丧失殆尽，沙皇的“尊严”被践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巴尔干形成了俄军即将入侵，并引发大国冲突的危殆局面。

俄国一旦进军保加利亚，势必控制罗马尼亚。届时匈牙利将处于俄属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三面包围之中。奥匈的多瑙河生命线也有被切断的可能。保持在巴尔干的势力和影响，既是奥匈大国地位的象征，也是帝国生存之所系。11月13日，奥匈外相卡尔诺基在匈牙利议会发表演说：俄国无权占领保加利亚并单独决定其命运，否则兵戎相见。俄国舆论大哗，普遍认为俄奥协调已失去意义，俄军方和泛斯拉夫派考虑对奥匈实施军事打击。

俾斯麦同盟最直接的目的是约束俄奥，防止两国冲突。他此时的基本策略是对两国实施双向抑制，敦促两国在三皇同盟框架内解决分歧。针对奥匈在英国怂恿下可能采取的强硬政策，他一再发出警告，保加利亚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奥同盟只具有防御性质，要帮忙找英国去。3对于俄国，他再三表示，德国愿意支持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但奥匈的大国地位不容牺牲，出路在于俄奥就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达成妥协。4俾斯麦扮演“诚实的掮客”，虽然暂时回避了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却暗含着同时疏远两国的危险。奥匈不由要问：“德奥同盟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德国有两个盟

友，奥匈只有半个。”5如果说德奥同盟在1879年的缔结加剧了俄国的孤立感，迫使它回到与德奥结盟的轨道上来的话，那么在此时，它只能加深俄国的敌意。1886年11月，沙皇在接见新任法国驻俄大使拉布莱时表示：俄国希望法国强大，两国需要并肩携手，共度难关。6这番表示，一方面是考尔巴斯使命失败，沙皇挫折感加深的结果，也是对卡尔诺基国会演说的回应。要想按俄国的意愿解决保加利亚问题，就得排除奥国的阻挠。奥匈的实力并不构成威胁，关键是德奥同盟。如果俄国要发动对奥匈的战争，或使俄国的战争威胁产生效果，必须预先阻止德国的介入。唯一的希望在法国。有迹象表明，俄国军方和泛斯拉夫派，通过著名报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卡托科夫从10月末起已对沙皇的决策倾向施加了重大影响。为了牵制德国，沙皇有可能急剧改变其欧洲政策，法俄结盟的前景已隐约可现。

俾斯麦同盟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布郎热运动为俾斯麦摆脱困境提供了良机。

（二）

第三共和国成立后，法国政局一直动荡不宁。80年代上半期，费理内阁当政期间，法德关系还有过一段“殖民协约”的好时光。但是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中难以弥合的创口。1885年费理“殖民内阁”倒台，标志着法国复仇主义势力的抬头。以著名诗人戴鲁莱德为首的民族主义团体爱国者联盟到1886年7月成员已逾十万，成为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布郎热进入夏尔．费雷西内阁任陆军部长后，一时成为法国复兴、收复失地、对德复仇的象征。1886年秋季起法德关系趋于恶化。

俾斯麦并不惧怕法国的实力，哪怕是一个复仇主义的法国。它的目光始终注视着东方。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两场危机几乎同时发生。一旦德国卷入奥俄巴尔干冲突，很难指望法国会袖手旁观。那时德国就必须正视两线作战的冷酷现实了。

1886年夏，戴鲁莱德访问俄国，鼓吹法俄结盟。6月，卡托科夫在《莫斯科新闻》上撰文，批评外相吉尔斯的欧洲政策，呼吁从根本上改变俄国的外交路线。他指出俄国将抽象的君主团结原则置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之上，是犯了历史性错误。俄国必须摆脱束缚，在外交上恢复行动自由。7时称‘卡托科夫的攻击‘。

在当时的情况下，法俄政体悬殊，战略利益和战略重点存在严重分歧，两国并没有立即结盟的可能。法国不会以牺牲自身在近东地区的长远利益，来支持俄国当下的巴尔干政策。俄国更不可能帮助法国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而冒破坏现状并与德国交恶的风险。但是如果压力和受挫感过强，法俄为了摆脱困境，就有可能形成利益的契合点。谁也不能保证两国最终不会走到一起。1887年1月，俄国特使舒瓦洛夫为弥合分歧，修补俄德关系访德后，来自俄国方面的沉默进一步证实了俾斯麦对俄国可能改变政策的猜疑。俾斯麦调整策略，决心利用德国现有的外交资源和法国的事态发展，为重新组织德国的外交阵容寻求契机。

保加利亚危机发生后，英德间展开了激烈的外交角逐。两国都不愿率先出面干预而结怨俄国，同时又都需要避免在未来欧洲的外交竞技场上陷于孤立。若能造成对方与俄国的相互

制衡之势，本国外交将获得空前的主动权。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对俾斯麦的意图深感疑虑，担心英俄一旦为巴尔干问题发生对抗、冲突，而深陷于巴尔干事务，俾斯麦将趁机击破法国。英国的策略是催促奥匈充当巴尔干的反俄先锋，以使对奥匈承担同盟义务的德国无路可遁。俾斯麦则大肆渲染德法边境的紧张局势，制造战争迫在眉睫的舆论，恫吓法国政府，扩军备战不要过分，与德国为敌不会有好结果。同时借此向英奥和俄国表明德国必须全力应付法德危机，无暇东顾，巴尔干危机只能靠那些在该地区有切身利益的国家自己去解决。8,1882年缔结的德奥意三国同盟，1887年5月即将期满，缔约方对同盟的兴趣都不大。但随着法德危机和保加利亚危机同时发生，意大利在俾斯麦心目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俾斯麦利用1887年2月同盟续约的机会，以支持意大利北非扩张政策为代价，加强了三国同盟内部的团结，阻止了敌对国家对意大利的拉拢，同时为奥匈对付俄国争取到了安全稳固的后方。更意味深长的是，这就为以意大利为桥梁，建立同意大利在殖民地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并保持密切合作的英国与三国同盟国家的联系创造了条件。当时，英法间由于1882年英国单方面占领埃及后形成的埃及问题，存在尖锐矛盾。布郎热运动的沙文主义鼓噪也同样针对英国。英国若能在埃及问题上争取到三国同盟国家的支持，将大大加强其与法国谈判时的地位。如果能促使英国在巴尔干采取一项坚定的维护现状的政策，并在近东地区调动起足以遏制法俄的力量，奥匈的安全就有了保障，德国也就能够避免直接卷入近东事务而与俄国发生冲撞。为了向英国施压，俾斯麦表示：德国在大陆上看住法国，英意就获得了行动自由，英意在北非联合遏制法国，并与奥匈合作在近东共同对付俄国，欧洲的均势及和平就可能保住。但是如果英国不参加欧洲政治，势必陷于孤立，而德国也就没有理由要去反对法国在北非和俄国在近东的扩张原望。9在俾斯麦的策动下，1887年2月，英意互换照会，3月奥匈也以照会形式加入，三国订立了《第一次地中海协定》，承诺共同维护地中海现状。地中海联合结成后，法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与俄国结盟政策的非现实性和危险性。法国的结盟愿望越迫切，俄国的要价也就越高，一旦不能满足俄国的要求，反而会招致无谓的怨恨。更有甚者，还会诱发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10如果法国支持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就需要承受与所有欧洲国家对抗的后果。11法国政府必须主动缓和法德关系，以免跌入俾斯麦设下的外交陷阱。5月，法国政府解除了布郎热的职务，法德危机趋于缓解。

（三）

德国地处中欧，一面临海，三面被围。积极有效的东方政策是德国外交的基石。如果德俄长期对立，德国外交就是一盘死棋。反之，德国就可以在东西方之间操纵自如，进退有余。在俾斯麦眼里，孤立法国与联合俄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保加利亚危机发生后， 俾斯麦一方面鼓动俄国在巴尔干推行前进政策，一方面以此来动员抵制俄国扩张的地中海联合。同时向深感孤立的俄国证明德国友谊的可贵。12

俄国外相吉尔斯认为，无论是保障俄国黑海地区的安全还是解决保加利亚问题，俄国都需要保留俄德奥三皇同盟，至少要维持与德国的友好合作。在目前，法俄结盟对俄国不利，法国也不可能同俄国结盟。俄国如果失去了德国，将意味着彻底孤立。13至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态度，正如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施魏尼茨当时指出的那样：“沙皇从外交政策的需要考虑，必须保持与德国的联合，从顺应民意和国内稳定考虑，他又必须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德国的憎恶。”14卡托科夫3月发表的社论深深刺痛了沙皇，置沙皇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文章披露了三皇同盟这个秘密，并予以猛烈抨击。这就迫使沙皇要么放弃与德国的联合，要么公开表态支持三皇同盟，而这正是沙皇要竭力避免的结局。沙皇在震怒之余对卡托科夫提出惩戒。卡托科夫影响的缩减，反衬出吉尔斯地位的巩固。鉴于沙皇断然拒绝续订与奥匈的条约，5月，俄德在柏林重开谈判，准备以俄德双边协定取代原先的三皇同盟。在讨论中立条款时，俾斯麦试图通过全面支持俄国的近东政策诱使俄国同意，在俄奥冲突的情况下，德国有条件的中立。为此俾斯麦向俄国谈判代表宣读了1879年德奥同盟条约文本，以期表明德国无意承担与德奥同盟条约内容相悖的义务。1887年6月18日，俄德在对中立条款涉及法奥遭缔约方进攻时情形均作了保留的条件下，签订新约,即《再保险条约》。在俾斯麦看来，条约虽然未能确保在俄德冲突的情况下俄国无条件的中立，鉴于法德两国对于1871年以来现状的不同态度，法国需要的同盟，必须是进攻性的，《再保险条约》至少排除了这种可能。而法国若不能在事先争取到俄国的支持，也就不可能独自挑战德国。现状、和平、德国的安全都有了保障。

通过《再保险条约》与先前的《德奥同盟条约》两相呼应，俾斯麦又重新确立了对德奥的双向抑制。俾斯麦借此向俄奥表明，德国将始终与被进攻方站在一起，共同对抗侵略。谁破坏欧洲和平，谁就是德国的敌人。但是，俾斯麦还必须正视另一个危险，俄国如果挑动奥匈率先发动进攻，德国将怎样应付？15围绕《再保险条约》签订问题俄国内部的争斗，沙皇立场的动摇，条约签订后俄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对德国无休止的索求，使得俾斯麦对条约的价值大打折扣。他对沙皇和德俄友谊的信心，从此不可挽回地动摇了。16,1887年7月，在违背沙皇意愿的情况下科堡的斐迪南被推选为保加利亚大公，俄国诉诸武力的可能增强。俄国报界充斥了对德国的谩骂。8月，戴鲁莱德借出席卡托科夫葬礼之机，再次访问俄国。俾斯麦对时局深感忧虑。俄国既已靠不住，德国必须另谋出路，以防万一。17,5月，法俄共同迫使苏丹放弃了英国特使沃尔夫与土耳其达成的，有关英国从埃及撤军的方案。法俄合作之势，引起了了英德的共同警觉。索尔兹伯里担心，如果奥匈因得不到援助而被迫同俄国妥协，就可能回到三皇同盟时期对英国极为不利的孤立被动局面。18俾斯麦趁势将《德奥同盟条约》文本送交伦敦，并在11月22日致信索尔兹伯里。信中表示：“如果奥匈帝国之独立受到俄国侵略的威胁，或者英意遭到法国入侵的危险，德国始终有责任采取进入战线的政策。”19在英国确认了德国对奥匈支援的程度后，1887年12月12日，和16日，英、奥、意三国互换照会，达成《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基本上排除了俄国占领保加利亚，或挟持苏丹，控制土耳其海峡的可能。俄国如果向奥匈挑衅，将遭到英奥意围攻。在这一背景之下，俄国开始退却。1888年1月俄国在德国的支持下要求土耳其政府宣布斐迪南当选为非法，遭到英奥意的联合抵制。4月土耳其满足了俄国的要求。俄国挽回了一部分面子，此后保加利亚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四）

《再保险条约》和《地中海协定》造成了英奥意与法俄在近东和地中海地的相互牵制之势，同时又阻遏了法俄结合，保证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然而俾斯麦的体系却包含着极大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促成的对德国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质上是脆弱的。20因而他的外交归根结底仍 只是一种拖延问题的权宜之计。作为现实政治的大师，俾斯麦将外交艺术发挥到了极至。现实政治促成了德国的统一和巩固，俾斯麦对现实政治的迷恋，却最终使统一后的德国自食其果。尽管随着德国的统一，俾斯麦由现状的破坏者转变成了现状的维护者，但形势已今非昔比。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他鼓吹的君主团结原则已失去了维系力。对强权赤裸裸的追求已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基本手段，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21“卡托科夫的攻击”就是对俾斯麦富有讽刺意味的回敬。在俾斯麦的时代，欧洲大国关系日趋僵化紧张。德国的统一，使中欧失去了历史上的缓冲作用，它不再能为大国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提供警戒和补偿的空间，以至于彻底改变了欧洲强权结构。22均势外交所赖以运作的大国关系的松散性正在消失，标志便是1879年德奥同盟的缔结。事实上，德国已很难做出其他选择。俾斯麦的同盟，正是对这一变化的本能反映，它反过来也巩固强化了这一趋势。大国关系紧张，是俾斯麦同盟成立的缘由，也是它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俾斯麦的外交风格，集中体现了自负与焦虑结合的心态。为了阻止敌对力量的联合，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保持大国关系适度的紧张是必要的。盟国间如果关系紧张，他就鼓励合作，一旦它们和睦相处，他就撤回支持，并制造摩擦。然而，俾斯麦的策略也许会为德国争得盟国，却也往往使德国失去了朋友。23当时的德国，从本质上说是属于现状的国家，对于正在崛起中的德国，不诚信的恶名，可能比好战更危险。欧洲国家对德国政策的信心、信任是保持德国外交地位的前提。而俾斯麦的谋略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随着欧洲局势逐步紧张，一个充满敌意、猜疑和不安全感的国际环境已初现端倪。与大国关系开始僵化紧张同步的是德国政策逐渐丧失平衡和弹性。1886年 10月，俾斯麦在给儿子的信中就已暗示：俄奥一旦开战，不论谁是进攻方，德国都别无选择，只能站在奥匈一边投入战斗。24俾斯麦在台上时，尚可凭借自己高招的外交技巧和崇高威望，抵消其政策的消极后果，在他之后，便后继无人了。1890年俾斯麦去职，德国新当局放弃《再保险条约》，四年后法俄结盟，俾斯麦的欧洲秩序也随之崩解。

⒈ 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德矛盾就开始形成，当时普鲁士联合奥地利、英国、西班牙等国组成反法同盟，对法国的大革命进行干涉，自此，法德矛盾开始形成。

⒉1870年，普鲁士为了统一德国，对法国宣战，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割让出了阿尔萨斯—洛林给德国，并且赔偿了50亿法郎，法德矛盾开始激化。

⒊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不平衡加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当时的法国各阶层要求法国东山再起，报仇血恨，德国深恐法国东山再起，极力扩军备战。法德矛盾尖锐，双方加入不同的军事集团对抗。因此在当时虽然英国将德国看成本国最大的威胁，但是德国并没有把英国当成最主要的敌人，而是将法国当成最主要的敌人

⒋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进攻法国，在马恩河，凡尔登和索姆河展开大战。

⒌在凡尔赛会议上，法国要求最大限度的削弱德国，使之成为永久的二等国，法国收回了阿尔萨斯—洛林，索取了最大限度的赔款，并且取得了德国萨尔煤矿的开采权，瓜分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

⒍20世纪20年代，法国主张严格执行凡尔赛和约，削弱德国，并同比、波、捷等国结成同盟，共同防御德国。

⒎1923年，法国因为德国拒绝赔款，联合了比利时出兵占领了鲁尔工业区，法德关系紧张。

⒏1925年，通过洛迦诺公约，法国改善了同德国的关系。

⒐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上台，积极对外侵略扩张，法对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

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遭到德国的进攻，1940年6月，法国投降。

⒒二战后法国同英、美、苏三国对德国及其首都柏林实行分区占领。

⒓联邦德国成立之后，与法国共同组成欧共体，与法国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一个分析题 全部概括

近现代法德关系一直是影响着欧洲国际秩序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1）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出现，改变了欧洲大陆上的外交格局。普鲁士军国主义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成为对欧洲和平的一个威胁。德国把奴役性的《法兰克福和约》强加在法国头上。它夺取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既是由于那里有丰富的秩矿，又是出于战略上的筹划。占领了麦茨和斯特拉斯堡[麦茨和斯特拉斯堡：位于法德边界]以后，德国就有了一道极其强固的防御线。德国的这一谋算严重地伤害了法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分析普法战争对法德经济发展和欧洲国际秩序的

影响。（7分）

（2）《凡尔赛和约》签订后，西方政治家曾经这样建议“关于萨尔区的协定仍然有效。……同时应当有一个附加条件，在同一时期内，法国应与德国缔结一项条约，规定由洛林供应德国的铁矿，至少是战前数量的50%，作为交换条件，德国应向洛林供应煤矿，其数量在考虑了萨尔区的产量之后，应与战前的供应总量相等。”

——凯恩斯《预言与劝说》

根据所学知识，说明《凡尔赛和约》对法德经济发展和欧洲国际秩序产生了怎样的

影响？（6分）概括指出材料中欧洲政治家的主要意图。（2分）

（3）法国外长舒曼在1950年提出：法国政府建议在德法两国建立一高级联合机构管辖两国的煤炭、钢铁生产，该机构欢迎其他国家加入。……这将改变本地区的命运，变过去的武器生产地和战争受害区为和平区。联合生产建立起来的两国团结，消除了法德之间战争的物质基础，使战争爆发变得不可想象。

——《舒曼计划》

分析法国外长舒曼的建议对法德经济发展和两国关系产生的作用。（4分）指出法德

关系变化对欧洲国际秩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2分）

（4）从上述近现代法德关系的实例中，你可以获得哪些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认识？（4

分）

（25分）

（1）影响：①有利于德意志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和重要资源。（2分）②妨碍了法国经济的发展。（2分）③德国迅速崛起，法国地位下降；法德矛盾上升为欧洲大陆的主要矛盾；促使英与法俄结盟，加剧了欧洲国际秩序的不稳定。（3分）

（2）影响：①不利于德国经济发展；有利于法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2分）②确立了欧洲国际新秩序，加深了法德矛盾，埋下了未来战争的隐患。（4分）意图：法德经济合作，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2分）

（3）作用：①密切了经济联系，加快了法德经济发展的步伐。（2分）②推动了两国的和解，为两国合作奠定了经济基础。（2分）影响：推动了欧共体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欧洲的国际关系稳定与和平。（2分）

（4）认识：国家关系的正常与否，关系到彼此间的经济发展与国际秩序。和平相处、发展经济、平等互利是化解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

首先，从政治来讲，二战后德国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社会改革，根除法西斯主义，惩制战争罪犯，吸取战争留下的深刻教训，为法德关系的改善铺平道路。德国是一战和二战的发动者，法国和德国在一战是交战双方，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德国为核心的法西斯轴心集团发动了对世界的侵略扩张，而且法国在战争中被德国打败，法国受到重创。二战后，法国参与对德国的分区占领，德国战争失败，国家社会经济同样受到重创，战争冲突对抗导致两败俱伤，大大降低了两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正是由于法德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一个半世纪的冲突与对抗使法德双方认识到冲突对抗不利于欧洲的强大和各自经济的发展，还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使他们认识到加强合作才是必经之路。

其次，从经济上讲，世界经济发展要求欧洲经济一体化，欧洲经济的日益联系密切是推动法德关系改善的经济根源。经济发展是推动世界各地加强联系的根本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欧各国，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社会经济都遭到严重损害。战后，西欧国家百废待兴，它们纷纷实行社会改革，调整政策，发展社会经济，五六十年代，西欧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国力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呈现繁荣景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西欧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开始了一体化进程，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推动各国经济加强联系，这从根本上推动法德关系改善。法德是欧洲大国，也是资本主义强国，二战后也是战争主要受害国，经济受到严重挫伤，因而加强经济联系是历史必然，这是加强合作改善关系的根本动力。

第三，法德关系的改善也与法德两国政治家的努力分不开。法国戴高乐上台时，他关于战后欧洲联合必须包括德国人的思想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戴高乐清楚地知道，法国要恢复大国地位，并使联合的欧洲成为独立于美苏的力量，必须取得德国的谅解和支持。而德国的政治地位也使德国有求于法国的地方多于法国对德国的要求，法国的政治地位要高于战败国的德国，这样有利于法国在法德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1958年9月14日—15日，戴高乐与西德总理阿登纳举行第一次会谈，双方表示，在有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情况下，不能永远指望美国，加强法德合作，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是绝对必要的，这次会谈给法德长期敌对的历史，开启了法德和解，相互信任的新篇章，此后法德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1963年1月22日，法德双方经过双方政治家的努力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标志着法德关系完全实现和解。正是在德法两国政治家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法德关系有所改善和发展，法德实现民族和解，对两国都有重大影响，对欧洲和世界格局的演变均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法德两国历史人文相近，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都相似，都是以基督教为主体的文化传统，尤其均受到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都是具有理性的民族，两国都为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做出重要的历史贡献。相似的文化熏陶，相近的文明史观和对近现代史上的法德冲突和对抗导致两个民族衰落的反思以及战后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都是推动法德关系的和解的主要因素。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一战中的德法战争，两次战争给法国带来的影响极深。由于法国一败一胜，两次战后环境不同，加上其它因素（尤其地缘因素或实力因素）影响，法国在两次战后时期采取的对德政策不同，前者是由忍让到强硬，后者是由强硬到绥靖。但是这两个时期的法国对德政策又存在很多共同点。

（一）普法战争后的法国对德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忍辱退让、对德妥协和对德复仇的过程，而一战后法国对德政策时强硬时软弱,是一个遏制、无力遏制到绥靖的过程；两者都不是从一而终的，都是变动发展的。

普法战争的残败和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之痛，使法国在战后初期笼罩在深深的阴影下。法国复仇情绪强烈，但当时的法国情况是极其困难的，加上新生的第三共和国政权尚处于磨合期，军事实力也需要复原的时间。而此时的德国优势突出，法国是没有能力与优势突出的德国作对的，更不用谈收复失地了。谈复仇只能有心无力。抵抗派领袖甘必大虽一再强调复仇之心“永志于心头，莫挂在口头”，但包括其在内的战后初期几阁政府都不敢对德国有剧烈的反抗，且小心谨慎地避免在德法边界上发生冲突。①法国只能谋求宝贵的和平时间，耐心等待反击时机。法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来修复战争留下的创伤（募集公债以尽早还清战债，争取德军早日撤军等等）。到1873年，法国已经开始重整军备，经济出现了复兴，力量也得到了很大恢复④，复仇主义也日渐抬头。经过1875年“战争在望”危机⑴，法国外交上最困难的年头过去了，执政者更加能正视并接受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德复仇的现实。“具有挑衅性的爱国主义宣传不断降温，色厉内荏的故作姿态得到了力戒”。连甘必大也摆出和德国妥协的架势，温和地向德国传递和解的诚意。

1885年费里下台结束了法德关系缓和的走势，次年布朗热上任陆军部长，布朗热不负责任地发表好战言论，制造反德复仇的言论。俾斯麦也在1887年初再次采取强硬措施，蓄意经营法德紧张关系，如制造“希内贝尔事件”——欧洲局势在相对平静多年之后风云突变。法国政府态度派表现出强硬态度，但抛弃布朗热轻率的沙文主义做法，在俾斯麦政府的挑衅前表现克制。②

1898年6月始德尔卡塞开始了为期7年的法外长生涯，他改变先前的对德和解政策，转而主张对德复仇。德尔卡塞主要是以争取国际盟友作为对德复仇的筹码（采取加强法俄联盟、改善法意关系和法英矛盾等措施），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法国得到多方的保障，国际地位也得到了加强。虽在“摩洛哥危机”法国清楚自己对战争的准备很不充分以致又一次采取妥协政策，但随后1913上台的普恩加莱更大程度地推行对德复仇的强硬外交政策。他在各种场合大肆宣传“民族观念”，为战争制造舆论，进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作好对德复仇战争的一切准备。③一战爆发之前法国早已跃跃欲试。

与普法战后相比，一战后的对德政策有很大的波动性。作为一战的主要战胜国，法国战后欧洲势力大大加强，在对法处置上享有主动权。但法国对德国的处置问题一点都不放松，杜美格总理就职时公然宣布：“任何时候，我皆对德国实行强硬政策，我将对它寸步不让”18。对于赔款和德国的国际联盟身份问题，法国都怀着一种坚持，要给德国严厉的惩罚，这与美国等国家的宽大对比鲜明。法国议会和公众舆论都集中于继续削弱德国并壮国以避免德国的反击。法国国内甚至有许多人叫嚷着肢解德国。法国要求归还阿尔萨斯—洛林；夺取德国的殖民地，解散德国海军——总之剥夺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地位。法国还要接管萨尔区作为德国法国东北部煤区的补偿。⑤

但法国的遏制德国政策却得到很大阻挠，巴黎和会上法国的几个提议几乎都被口口声声和解的英美等操纵者驳回。法国找到恰当的机会宣泄对普法战争的复仇情绪——德国拖延支付一战的赔款。1923年以普恩加莱为首的法国政府联合比利时，出兵占领了德国的工业心脏——鲁尔，直到1929年德国政府接受杨格计划，1930年6月法比占领军才全部撤出。鲁尔危机却给法国造成不幸结果，法国被迫将赔款问题的大权交给英法两国。这种结果已经表明强硬方法的无效，法国的对德强硬态度到此有所克制。从此对德政策不得不由攻势转为守势，从前那种以邻为壑的强硬政策迅速转化为以邻为友的软化政策。⑥到赖伐尔上台，他更愿意把欧洲的霸主地位让给德国，“如果这是避免又一场战争的代价的话”⑦。虽然法国政府当时在具体问题上也做了一些微调（如1933年批准了法苏互不侵犯条约），但总体上对德政策并未有根本性调整。到最后法国只能跟随英国走向绥靖道路，仅求暂时的国家安全。

法国在一战后的对德政策的软弱直接与国内社会的衰落有关。虽然在一战中的德法战役里取得胜利，但作为主战场的法国损失特别惨重，战后初期任外长的白里安他的国家面临“荒废破产”的境地。然而德国不足数量的赔款不能使法国得到长足的发展，加上通货膨胀和法郎疲软影响严重；除了经济上的困境，政治上内阁更迭不断也使法国渐渐失去比如普法战争后的团结的国家特性。

法国出现普法战争后和一战后对德战争的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实力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普法战争后的法国从此失去在欧洲称雄的能力，以致法国虽复仇之心强烈，但对德态度平和，到一战前法国由于长期的殖民扩张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提高了国家综合国力，法国对德也日渐强硬起来，对德复仇就顺利提上议程。而一战后法国战略地位提高，也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对德政策自然激烈，想对德赶尽杀绝，但战后的法国国力实质是十分虚弱的，无法对德国采取过硬的实质措施，并随着德国的日益壮大，渐渐走向唯英国马首是瞻、不敢对抗德国的绥靖道路。另外那时的如英国，美国等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而对法国的态度摇摆不定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二）从指导思想看,普法战争后和一战后的法国对德政策主要是以防守为主,后期向进攻转变；而一战后法国则以防御为主，而且这种防御还是消极的。

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国经过短暂的休生养息期便一转先前的退让其进攻性战略慢慢揭开了面纱，到普恩加莱上台后更是毫不忌讳地推行对德复仇。德尔卡塞为法国找到了强而有力的盟友；普恩加莱任总理和总统期间，大规模扩军备战，并在此基础上法国不断修改和完善从1875年就开始的对德作战计划。但最初阶段防御思想占主导地位。随着欧洲政治局势和法国势力的增强，及反德情绪的不断高涨，作战方案就逐渐朝进攻方向转变。

而一战法德战役进攻战术的失败和长期防御战的成功使战后的大多法国将领们对防御战略深信不疑，这种心态很大程度决定了法国战后对德的战略主要是防御的。我们可以看到1919年之后法国的军事准备越来越有防御性：陆军是为堑壕战装备起来的；军人得到的训练都是纯防御性的；沿边界筑起了耗费巨额资金和时间的防御工程——马其诺防线⑧。其防御政策表现在外交上是确保凡尔赛条约规定的现状和维护安全为中心。凡和赛条约的最后文本中法国拥有了三种防御的办法（1）同盟国派兵于具有战略意义的莱因河地区，并根据德国履行条约的情况分阶段撤出（2）美国和英国针对德国可能的攻击行为作长期保证（3）德国终将加入国际联盟（这就意味着德国对法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尊重）。⑨法国为了实现这些安全保障措施，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但结果却是美国没能加入国联，英国也随之撤回了他们的承诺，最后“真正的凡尔赛条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⑩法国的三种防御方案有两种永远失效。11

法国的防御与其地缘因素密切相关。普法战后的德国接壤于法国，构成严重的威胁，法国在国防上客观极度需要防御德国；特别是阿尔萨斯——洛林的割占使德国在战略上获取了很大的利益：法国被抛到孚日山的西边，使其进攻德国又多了阻力；而德国人却因占领洛林而有了突袭巴黎的通道。

（三）结盟是法国对德政策的产物。无论是普法战争之后，还是一战之后，法国都极重视结盟的作用，极力伙同其他国家联合对付德国；从实际功效来说，普法战后的联盟政策明显比一战后的多方联盟较派上用场，一战后的多方联盟实力不济，只是一张脆弱的防护网。

普法战争之后，志于报仇的法国很清楚，单靠本国的力量是绝对无力保障自身安全的，更不用说复仇了所以寻找同盟国家是战后法国紧迫的任务，是法国对德战略中必要的组成方略。但七十年代的法国外交活动迟迟没有取得成果。这不仅因为战前拿破仑三世“神经质”的外交手段使法国失去了其先前的盟友，更重要的是俾斯麦的“大陆政策”的推行。各大国在普法战争后，都不愿意开罪新崛起的德国，反而乐于从法国的削弱中寻求自身的利益。法国只能等待时机，尽量在欧洲事务中保持低调，避开德国的锋芒，减少同其他国家的冲突，把注意力集中于海外殖民和势力范围去。

但德国越发咄咄逼人起来，他大肆制造法国要打复仇战争的谣言，欲以之作为对法作战的借口。法国面对这种有利于德国的局面，外交大臣德卡兹反过来利用德国的恐吓来引起其他欧洲大国对德法危机的注意，制造有利于法国的舆论，向他们呈出德国打算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证据，将德国战争机器的真相公诸于世。同时各大国愈发不愿看到德国过分强大和法国日益积弱，以次法国没费多大力气就取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英法两国政府。其他大国出于均势原则不愿意法国被继续削弱而德国势力继续膨胀，虽然同时他们也不愿意帮助法国恢复1870以前的地位，只仅仅想维护《法兰克福和约》下的和平。德卡兹利用几大国的这种心态，“把法国从一场不存在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并且法国国际地位开始上升，摆脱其孤立境地。虽然因俾斯麦的活动，法国没有取得明确的国际盟友，但在制止德国过早地发动对法战争方面还是取得了成功。

随着1890年德俄矛盾的深化和德国一系列的外交失误，法国的转机终于来到。由于长时间的对俄关系的努力改善，最终1894年俄国和法国建起军事同盟关系，以至摆脱了近20年的外交孤立。从军事战略与地缘政治角度看，法俄联合不仅增强了双方的地位，也大大增加了军事上的战略回旋余地；德、奥渐陷于俄、法东西两线夹击的不利地位。德尔卡塞在1899年又加强了这一联盟。1904年面对德国的威胁，法国开始同英国接近，两国消除了长达数世纪的宿怨，签订《英法协定》，后来这种协约扩大为英法俄三国协约——至此法国的同盟政策充分实现。法国得以与德奥意三国同盟抗衡，并进一步得到安全保障。随后德尔卡塞又与罗马签定秘密条约，把意大利从三国同盟拉出来，法国的联盟政策更是达到顶峰。12

而一战法国虽胜，但其相对脆弱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因此法国如上般积极开展联盟外交，构建联盟体系。然而法国早在一战时失去了俄国这重要的欧陆盟国，从传统的欧陆同盟转向大西洋同盟，求助于英美。1918年12月29日克雷孟梭明确对议会说：“为了这个协约，我愿意作任何牺牲。”13在巴黎和会上甚至忍痛以莱因兰问题的妥协为代价换取英美对法安全的保证，但最终不了了之。在欧陆联盟和大西洋盟约未能实现的困境中，法国退而求次转而同中东欧国家结盟。1919年至1923年间法国就同比利时、波兰、捷克等缔结了军事同盟。另外在法国的授意下中东欧小国家互相也缔结了军事同盟——这样就构成所谓的反德包围。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和自身的防卫得到了加强，同时也防止德国在东方扩展其势力。

中东欧盟国势力貌似强大，但各国几乎都是农业国，经济力量相对弱小，且彼此间积怨颇深，没有共同利益。这样的同盟的根基是十分脆弱的。它难以与普法战后的法俄同盟等相比。另外法国也时常把注意力转向实力雄厚的英美。英法签定的协约同中东欧联盟并不互相补充，反而两者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获得英国的支持，法国才能以攻势行动去援助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只有在法国以防御行动保护她自身而不是去保护遥远的东欧国家时，英国才给予支持。14更重要的是法国过于赢弱以致无法塑造一个强大的同盟。面对英法协约和中东欧同盟的矛盾，最后法国还是选择了牺牲中东欧盟国的利益，尾随英国对德绥靖，求片刻安宁。

（五）普法战争后的法国对德政策时刻透露着强烈的复仇心，与一战后的法国对德国的恐惧情绪形成鲜明对比。

“1870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在已发生的事件中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只看到离我们最近的不幸。那就是国土被支解、资金外流、我们的地位下降和我们所受的屈辱。”17如上所书，在欧洲长期制霸的法国，对结束普法战争的《法兰克福和约》有沉痛的耻辱感，民众中民族主义情绪激烈，绝多数法国民众把“矫正”这一不公平的和约视为自己的使命。自1871年来舆论始终交织着渴望复仇和惧怕德国的双重心理——主要以前者为主。战后的法国就象一头舐伤的困兽，把爪牙藏起，随时准备反击。民族主义在共和国初期具有相当大的市场。无论共和派还是非共和派均信奉一个至上的价值观——爱国主义。15虽然国内党派林立，不过几乎所有的党派都一致认为人人有义务保护祖国免外来入侵。16随着20世纪初由于法德矛盾的逐步激化，民族主义和法兰西民族中收复失地、对德复仇的潜意识相结合，又活跃起来。这表现在宣扬法国青年好占情绪的文学作品和独立团体的日渐增多。民族主义者利用摩洛哥危机多次游行示威，民族主义的盛行以致在对外政策上实行忍让政策的卡约失去民心。1912年卡约被迫辞去总理职务。对德强硬的普恩加莱组阁后在各种场合大肆宣传“民族观念”，为准备战争制造舆论。1911年至1914年法国的年轻人中间兴起了一股民族主义之风，民族主义者大肆叫嚣战争，沙文主义的狂热在法国大地上继续燃烧，直到一战前。

对德的恐惧并没有随着一战的结束而得到消除，法国对普法战争和一战仍心有余悸。战后法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战争造成的破坏几乎使法国陷入绝境。加上和平主义的盛行，压抑了法国民族的爱国热情。对内忧患和对外恐惧，使凡提及战争人们都会本能地抗拒，反战情绪强烈。这刚好和普法战后相反。这反映到政治和军事的决策上。法国在国际事务中面临有可能导致战争的挑战时，为了避免战争简直什么代价都可付出。国民因战争的消耗和伤亡筋疲力遏，退伍军人喊出了“决不再战”的口号20，促成1914年“神圣同盟”的爱国主义已经死亡，人们中间滋长着一种与日俱增的混乱、绝望和奋世嫉俗的情绪。21

法国民族情绪前后表现如此不同：在普法战争后，是否开战几乎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爱国的准绳，后人曾哀叹法国的和平主义者为何如此之少；与此相反，一战后是否主张避免战争又几乎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的唯一标准，后人曾为此哀悼法国的和平主义者如此之多。22

普法战争后的对德政策基本取得预期的遏制德国的效果，一战后的对德政策的实行可以说几乎都是得不偿失。这与以上几方面有深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