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情赠友人
唐代:李白
延陵有宝剑,价重千黄金。
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
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
懦夫感达节,壮士激青衿。
鲍生荐夷吾,一举置齐相。
斯人无良朋,岂有青云望。
临财不苟取,推分固辞让。
后世称其贤,英风邈难尚。
论交但若此,友道孰云丧。
多君骋逸藻,掩映当时人。
舒文振颓波,秉德冠彝伦。
卜居乃此地,共井为比邻。
清琴弄云月,美酒娱冬春。
薄德中见捐,忽之如遗尘。
英豪未豹变,自古多艰辛。
他人纵以疏,君意宜独亲。
奈向成离居,相去复几许。
飘风吹云霓,蔽目不得语。
投珠冀相报,按剑恐相距。
所思采芳兰,欲赠隔荆渚。
沉忧心若醉,积恨泪如雨。
愿假东壁辉,馀光照贫女。
译文
延陵季子有把珍贵的宝剑,价值高达千两黄金。
他出使观风要身佩宝剑到上国去,心中把剑暗许给友人徐君。
归来之时他把宝剑挂在徐君墓头之树,万古以来都知晓他崇友爱友之心。
懦弱之夫会因为如此达节而感愧,壮烈之士会因为同学的友谊而激奋。
鲍叔牙推存管仲给齐桓公,一举之间便成齐国之相。
此人若不是有好朋友,哪里会产生青云之上的念头。
面临财物绝不随便取得,推托辞让自己那份给更需要的人。
后代之人非常称赞鲍生的贤明,英名高风已远去真是难以再见。
与人相交只要如此,交友之道谁说已经沦丧?
友人您啊驰骋美文美词,花聚叶茂自然高上遮掩当时众人。
案笔撰作文章舒展力振文风颓波,秉持道德冠于常辈之上。
占卜择居就确定住在此地,与您共比邻相傍而居。
对云面月弹弄清琴,美酒佳酿欢娱冬春。
德性浅薄中道被弃,轻蔑忽视如同遗弃尘土。
英豪之人难逢时运地位未变,自古以来多有艰辛。
纵然他人对我疏又远,唯有您应该对我愈发亲近。
为了什么如今离居相分,此一相别又要经历多少时日?
无常之风吹挑恶气云黑,掩蔽眼目不可得语。
投人明珠期望有所报答,人不理解按剑而恐推而拒之。
心有所思采集一把芳兰,欲有所赠还远隔着荆渚。
沉郁烦闷我心如醉,恨积于胸我泪又如雨。
愿借东壁之居那点蜡炬光辉,让那余光照我这贫贱的织女。
注释
“延陵”句:延陵是春秋时吴公子季札的封邑。吴公子季札封于延陵,号延陵季子。
上国:当为鲁国。
懦夫:谓软弱无能之人。达节,谓不拘常规而合于节义,明达世情且识时务。
青衿:为古之学子或学生之服,常以代指学子、诸生和未仕之文士或读书人。
“鲍生”句:鲍生,即鲍叔牙。夷吾即管仲。
尚:超过。
逸藻:超逸之文藻。
掩映:犹遮掩。此为誉美之辞,是谓其友人文采光耀,乃在当时人之上。
舒文:《文选》卷二六颜延年《赠王太常》:“舒文广国华,敷言远朝列。”李善注:“王逸《楚辞注》曰:发文舒词,烂然成章。”张铣注:“舒其文章。”
秉德:朱谏注:“秉德,执德也。”犹持德。彝伦:犹常伦。
卜居:《楚辞·卜居·序》:“乃往至太卜之家,稽问神明,决之著龟,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后以泛称择地定居。
共井:周时行井田制,《周礼·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则九家共用一井(《孟子·滕文公上》谓八家)。比邻:比者,近也,《周礼·地官》: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比邻即近邻。
“薄德”二句:李白自喻,谦谓。中,帝王所都为“中”,此指唐都长安。见,此为谒见、晋见。捐,即捐献。此二句是谓李白曾至长安谒见玄宗献赋之事。
豹变:此喻人之地位转变,由贫贱而显贵。
离居:离开居处,流离失所。此“离居”应为离家出行之意,拟李白作此诗时,或有再度离家的打算。
飘风:飘风,无常之风。
“所思”二句:采芳兰:《乐府·采兰歌》:“采芳兰兮以赠君子,君子不见兮惆怅如此。”苏颋《送贾起居奉使入洛取图书因便拜觐》:“遗文征阙简,还思采芳兰。”“采芳兰”,喻作诗文。荆渚:“荆”,胡本作“修”。“荆渚”,可释为荆楚一带的洲渚;然“修渚”则无可释,甚而不讲。按通行李白集是诗为:“所思采芳兰,欲赠隔荆(修)渚。”此殊与文义不通。可以试问,李白与其这位友人为“共井比邻”,之间有何“荆楚的洲渚”相隔?窃以为,“荆渚”与“修渚”而者皆误。“渚”与“堵”字形相近,极易相淆而出讹。此诗中的“渚”字本当为堵。所谓的“荆渚”实为荆堵。“堵”者,墙也,如“观者如堵”之“堵”,即意为观者如墙是也。兹将“荆渚”改正为荆堵,乃意谓篱墙;若改为修堵,则意谓高墙,二者与诗皆通。按改正后,这两句诗当为“所思采芳兰,欲赠隔荆堵。”如此,可不解而自通。
沉忧:《文选》卷三陆机《拟行行重行行》:“伫立想万里,沉忧萃我心。”张铣注:“沉,深也。”《诗经·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泪如雨:曹操《善哉行》:“守穷者贫贱,惋叹泪如雨。”
“愿假”二句:此二句是李白以贫女徐吾自喻,以求借邻友之光,而承邻友之惠也。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李白移家兖州与其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谒见唐玄宗,继游吴越、潇湘等地归来之后的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夏秋间。
赏析
陈情,犹陈诉衷情。友人,按此诗陈述:“卜居乃此地,共井为比邻。”知此“友人”当为李白的近邻。诗又云:“多君骋逸藻,掩映当时人。舒文振颓波,秉德冠彝伦。”由而可见,李白所向陈情的这位友人,其当时在兖州一带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名流或知名文士。想必开始两人友情甚笃,过从甚密,然突遭变故,中途见弃,交道不终。感情的破裂,李白为此陈忧积恨,但一如既往,对友情坚忠不渝,并在诗中索性挑明此中曲折,坦率、诚挚地表白自己的初衷,希望言归于好。诗又云:“奈何成离居,相去复几许?”由而揣知,李白作此诗后,旋即去往徂徕山之“竹溪”。
在具体表达上,诗人着意于感情的形象化与情感之具体刻画。这主要体现在典故的运用上。季札“挂剑”的故事,发生在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554年)春天。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刘向所著的《新序》当中,都对这次活动有所记录。“鲍生荐夷吾”的故事见于《史记·管晏列传》。诗人说管仲一举为齐国之相,位置青云之上,此全靠好友鲍叔牙所荐,且赞二人交道之高尚。李白用季札挂剑和鲍叔牙荐管仲的典故是为了说明交友之道,亦以此向友人表明心迹。在这友道的标准的基础上,诗人盛赞友人的道德文章,并描述了共井为邻的生活情景。可惜友谊好景不长,中道见弃,因此诗人深感“英豪未豹变,自古多艰辛”,“飘风吹云霓,蔽目不得语”。即使如此,诗人仍然执着于友谊与友道,“所思采芳兰,欲赠隔荆渚”。但事实上言归于好已不可能了。思念至此,“沉忧心若醉,积恨泪如雨”,并发出“愿假东壁辉,馀光照贫女”之叹,忧恨交积,语极悲怆。
1、《关雎》先秦:佚名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译文:关关和鸣的雎鸠,相伴在河中的小洲。那美丽贤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参差不齐的荇菜,从左到右去捞它。那美丽贤淑的女子,醒来睡去都想追求她。追求却没法得到,白天黑夜便总思念她。长长的思念哟,叫人翻来覆去难睡下。参差不齐的荇菜,从左到右去采它。那美丽贤淑的女子,奏起琴瑟来亲近她。参差不齐的荇菜,从左到右去拔它。那美丽贤淑的女子,敲起钟鼓来取悦她。
2、《长恨歌》唐代:白居易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译文:杨家有个女儿刚刚长大,十分娇艳,养在深闺中,外人不知她美丽绝伦。天生丽质、倾国倾城让她很难埋没世间,果然没多久便成为了唐明皇身边的一个妃嫔。她回眸一笑时,千姿百态、娇媚横生;六宫妃嫔,一个个都黯然失色。春寒料峭时,皇上赐她到华清池沐浴,温润的泉水洗涤着凝脂一般的肌肤。
3、《李延年歌》两汉:李延年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译文:北方有位美丽姑娘,独立世俗之外,她对守城的将士瞧一眼,将士弃械,墙垣失守;她对君临天下的皇帝瞧一眼,皇帝倾心,国家败亡!美丽的姑娘呀,常常带来“倾城、倾国”的灾难。纵然如此,也不能失去获得佳人的好机会。美好姑娘世所难遇、不可再得!
4、《清平调·其一》唐代:李白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译文:见云之灿烂想其衣裳之华艳,见花之艳丽想人之容貌照人。若不是在群玉山头见到了她,就是在瑶池的月光下来相逢。
5、《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唐代:李白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译文:绝代佳人与红艳牡丹相得益彰,美人与名花长使君王带笑观看。动人姿色似春风能消无限怨恨,在沉香亭北君王贵妃双依栏杆。
曹操诗是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他采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比如汉乐府的《薤露》和《蒿里》本是挽歌,曹操却用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为写求仙;《秋胡行》本写秋胡戏妻,曹操用来抒发欲乘时努力,早成就霸业而前路坎坷、时势艰难的感慨。他的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所以胡应麟说曹操《短歌行》等诗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诗薮》内编卷一)。他的诗于悲凉之中多有跌宕慷慨之气,锺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陈祚明评其诗 “跌宕悲凉,独致超绝”(《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冯班评其为“慷慨悲凉” (《钝吟杂录》)。如其《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满堂,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而心悲;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忧虑。他著名的作品《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馀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75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曹植的诗确如钟嵘《诗品》所说:“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馀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钟嵘《诗品》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诗对后世诗坛影响很大,诚如胡应鳞指出的那样:子建“《虾�旦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 ‘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诗薮》内编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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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文学显然以曹魏为一枝独秀,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构成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团体,他们璀璨的作品,为文人诗的兴起和五言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建安文学指在汉末建安时期兴起,以曹氏父子为核心,建安七子为主力的文学。曹操的古直悲凉,曹丕的柔婉清丽,曹植的风骨高绝、词彩华美、兼具文气与侠气,建安七子也各呈才情,为五言诗开拓出更加广阔的道路,也为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乱世崛起的曹操堪称文武兼备,他身负雄才大略,在戎马倥偬之时,还不忘兴礼乐、崇文学,立德、立功、立言,其文学、书法、音乐等皆造诣甚高,是当时文坛的领袖。
曹操专力乐府诗的创作,擅长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其中一部分描写战乱带给人民的痛苦,笔端含泪,真切动人。如:
曹操的乐府诗相当一部分是抒写个人情怀的,如《度关山》、《善哉行》其一、《短歌行》二首,借历史人物来抒发政治抱负;如《善哉行》后二首、《对酒》、《步出夏门行》五首,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气出唱》三首、《精列》、《陌上桑》、《秋胡行》二首,借游仙主题慰籍自己生命有限,壮志难遂的情怀。
其中《短歌行》其二,是曹操的千古名作。
《短歌行》前8句感慨人生苦短,表达了对天下一统壮志难酬的忧思;接着援引《诗经》成句,表达欢宴群臣的喜悦;随即笔锋突转,借明月抒发愁思的无绝,最后以乌鹊比贤才,周公比自己,希望群贤毕至,天下归心,揭示出本诗主题。初读之下,意思似乎并不连贯,但辞断而意通,使内涵更具张力,艺术成就很高。
《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曹操的作品古直悲凉,但悲凉之中又蕴含着慷慨奋发之气,他的乐府诗,为已经僵化的四言诗注入了新的活力。
曹操甚至打破儒家樊笼,发出了“唯才是举”的求贤令,对哪怕不仁不孝而有才能的人也“勿有所遗”,其气度堪称千古一人,对当时及后世的文风影响非常深远。
曹操的次子,于220年代汉自立,称魏文帝,今存诗40余首,乐府、古诗各半。
曹丕诗题材相对狭窄,但在格式体裁上却有多方面的尝试,四言到七言皆有,尤以五言、七言成就最高。
曹丕的军旅诗笔力稍逊,游宴诗清丽华美,却唯有代言游子思妇的诗写得最好,如:
曹丕敏感而多情,常因时节的更替、友人乃至陌生人的凋零而落泪,刘勰说他“虑详而力缓”,一改其父悲壮之习,柔婉清丽,别具一格。
曹丕之弟,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诗人。
曹植的诗分两个时期,以220年曹操病逝为界,前期虽是贵公子,但依然能对人民给予同情,如:
与此同时,曹植常以“壮士”自期,渴望建功立业,实现国家的安定统一,如:
曹植的后半生饱受猜疑和迫害,故他的作品常常反映出自身的遭际与心理,如:
《七哀诗》继承了屈原以夫妇喻君臣的笔法,缠绵悱恻,寓意深远,与他的名篇《洛神赋》内涵相同。
但即使在实同囚徒的处境下,他依然不忘最初的理想,几度上表请求奔赴战场,为国家的统一效力,其志可见《杂诗》其五:
曹植的诗歌,代表着建安风骨的最高成就,引领了其后五言诗的发展趋势。锺嵘《诗品》称之为“五言之冠冕”、“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备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曹植的艺术特色:
1、情感浓烈而有节制,这是传承自风骚的乐而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传统,个人情感在抒发之时,用对集体的大爱大志相转移,更加引人共鸣。
2、对每句每字的内涵都有严格要求,从开篇就发高唱,且读起来一气呵成,毫无赘叙和窒碍,紧凑洁净。他的诗对仗、辞藻、声色兼善,但又不失汉诗的质朴自然,毫无冷僻难解之处。
3、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创作五言诗的诗人,他真正实现了将乐府民歌向文人五言诗的转变,对后世影响深远。
4、除了诗歌,曹植兼善各种文体,辞赋方面,《洛神赋》为传世名篇,他的文章骈丽却不单调,不像后世的四六骈文整齐划一,而是三四五六言并用,夹杂散句,整齐中不乏气势,字句间饱含情感,真不愧词采华茂,才高八斗。
即蔡文姬,蔡邕(即前文中《饮马长城窟行》的作者)之女,董卓之乱时被匈奴掳走,嫁左贤王,十二年后被曹操赎回,嫁屯田都尉董祀,其名作《悲愤诗》即作于被赎回之后,记载自己被掳走至赎回嫁人的经过,其中与二子离别一段,令人读之心碎。
至于其《胡笳十八拍》,应为后人托名之作。
两晋时期,司马氏为政治斗争,大肆诛杀异己,文士的地位急转直下,嵇康更是因此而死,所以,许多没有依附司马氏的文人,只能大畅玄风,出现了正始文学和竹林文学。正始文学以何晏、王弼、夏侯玄为代表;竹林文学则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
建安七子中阮瑀之子。阮籍本有大志,但为韬光养晦避祸,整日酣饮为乐,且常作痴狂状。他的内心实则充斥着无法排解的愤慨与痛苦,因此以咏怀诗的形式隐曲地发泄出来。
阮籍的《咏怀》共82首,其中内涵或隐晦地言志,或暗讽无德的统治者必定腐朽乃至覆灭的命运,但更多的是他内心的孤独、焦虑、战栗、苦闷和彷徨,如:
艺术特色:虽然阮籍不敢在诗中直言其愤,且常流露消沉避祸的思想,向往隐居乃至以游仙为寄托,但他没有真的泯灭理想,对政治屠杀敢于斥责,对政治礼法的虚伪敢于揭露。
文学技巧:常用比兴手法,以飞鸟、玄鹤、凤凰、鸾鹥、幽兰、朱草、神仙、奇士等为意象,含蓄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艺术贡献:阮籍是继曹植之后第二位大力创作五言诗的重要诗人,且完全摆脱乐府诗的格调,从表达方式到题材命意等多方面开拓,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阮籍的好友,因不满司马氏的残暴统治,“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同时其又对老庄的道家学说很感兴趣,这种看起来矛盾的性格,形成了他清高狂放,超然物外的独特魅力。
嵇康的诗歌兼涉多种体裁,却在四言诗上最见功力,是继曹操之后又一位四言诗名家。如写给其兄嵇喜的《赠秀才入军》:
艺术特色:嵇康的四言诗较曹操又有创新,他彻底摆脱了《诗经》和乐府的羁绊,直抒胸臆。《文心雕龙》有言:四言以雅润为本,五言以清丽居宗,嵇康的四言诗雅润,而五言诗却过于直白,锋芒毕露。
曹氏父子占据久为人文中心的中原,再加上其本身就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所以聚集了大批文士,吴蜀之地相对偏僻落后,加上魏国国力雄厚,故两国皆以军事农业为重心,所以文学成就不高。
吴国张纮的赋值得一提,他与张昭并称“二张”,与陈琳、孔融相交甚密,其作品《柟榴枕赋》和《玫瑰枕赋》等,辞藻华美,不输建安文人。
蜀国方面诗歌不多,文学方面只有诸葛亮的《出师表》《诫子书》等为蜀国冠冕。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性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
(一)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芜》和《艳歌行》的对话也很成功。如果和《诗经》的《国风》比较,就更容易看出汉乐府民歌这一新的特色。对话外,也有采用独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汉乐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划。如《艳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写那个“夫婿”的猜疑;《妇病行》用“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写那个将死的病妇的母爱;《陌上桑》用“捋髭须”、“著绡头”来写老年和少年见罗敷时的不同神态;《孤儿行》则更是用一连串的生活细节如“头多虮虱”、“拔断蒺藜”、“瓜车翻覆”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由于有声有色,人物形象生动,因而能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二)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故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正说明了这一语言的特色。汉乐府民歌一方面由于所叙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诗的作者往往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体验,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浅而能深”。《孤儿行》是很好的范例:
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如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这话很实在,并没有冤枉“后贤”,但他还未能指出这是一个生活体验的问题。《孤儿行》对孤儿的痛苦没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于具体描绘,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三)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从那时来说,它们都可以称为新体诗。这新体主要有两种:一是杂言体。杂言,《诗经》中虽已经有了,如《式微》等篇,但为数既少,变化也不大,到汉乐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篇之中,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如《孤儿行》“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铙歌十八曲》全部都是杂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体。这是汉乐府民歌的新创。在此以前,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而汉乐府却创造了像《陌上桑》这样完美的长篇五言。从现存《薤露》、《蒿里》两篇来看,汉乐府民歌中当有完整的七言体,可惜现在我们已看不到了。丰富多样的形式,毫无疑问,是有助于复杂的思想内容的表达的。
(四)浪漫主义的色彩。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便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作者不仅让死人现身说法,如《战城南》,而且也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如《乌生》,甚至使腐臭了的鱼会哭泣,会写信,如《枯鱼过河泣》: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所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更显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的特色。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并不只是《铙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桑》。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因素。诗中的主人公秦罗敷,既是来自生活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十分明显,如果没有疾恶如仇的现实主义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的有机结合,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和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这两种艺术方法的相互渗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罗敷这一卓越形象的。尽管这种结合,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但作为一种创作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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