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的风格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边城》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边城》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边城》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作者推重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的描绘。或展开人物的美好心灵，或揭露人物的丑恶灵魂，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其方法多种多样：或通过对话、独白、行动、姿态、面部表情等直接剖析；或采用幻想、梦境间接揭示；或借助景物描写、气氛渲染及周围人物的反映等侧面烘托。本文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翠翠离奇的“胡思乱想”，让人感到渐渐有了自己心理的少女的孤单寂寞，以及爱情的幼芽时心灵的躁动；翠翠“顶美顶甜”的梦境，展示出对朦胧爱情的甜蜜感受和潜意识里对爱情的向往。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翠翠“带着娇，有点儿埋怨”地一再央求爷爷丢下渡船上的活回到她身边，让人感受到翠翠对爷爷的无比依恋之情。听着爷爷唱的“那晚上听来的歌”，“翠翠自言自语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则让人感受到情窦初开的翠翠对甜美爱情的神往。

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在作者笔下，啼声婉转的黄莺、繁密的虫声、美丽的黄昏、如银的月色……奇景如画，美不胜收。这些又都随着人物感情世界的波动而自然展开。或是以黄昏的温柔、美丽和平静，反衬翠翠爱情萌动的内心的躁动、落寞和薄薄的凄凉；或是以柔和的月光、溪面浮着的一层薄薄的白雾、虫的清音重奏，烘托翠翠对傩送情歌的热切期待，以及少女爱情的纯洁和朦胧。

沈从文在谈到《边城》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那么，这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形式呢？在我们节选的课文里有时怎样的体现的呢？

　　这里我们试从人物和环境两个方面入手，作一些理解。

　　人物形象：

　　先看翠翠这个形象。她是一个在青山绿水中长大的孩子，无父无母，和爷爷相依为命。自幼缺少母爱，心中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向往，而外公忙于渡船，心事又无处诉说，四周生机勃勃的景物使她感到凄凉和寂寞，于是胡思乱想起来，幻想出逃让外公去寻她，可是想到外公找不到她时的无奈，又为外公担忧起来，为自己的想法的后果害怕自责。她的天真善良、温柔清纯不带一点儿世俗的尘滓。因为外公不理解她的心事，更使她倍感落寞与孤独，悲伤的哭了起来。她情窦初开，对爱情有一份朦胧的向往和一种讲不明白的感受，听外公讲妈妈的故事，神往倾心；梦中听到二佬的歌声觉得自己在飞，是做了一个定美顶甜的梦；在外公和她"讲笑话"的时候，内心充满羞涩；期盼着再听到二佬的歌声，久候不至，心中充满落寞和惆怅；而当外公唱了十个歌后，她又自语的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沈从文细腻的描绘出了这个自然之子的那种朦胧、又带有一丝凄凉的心态，这是一个完全与自然融合在一起的清纯少女的形象，在平凡的生活中有她自然似的哀与乐。

　　再在看爷爷。敦厚朴实，恪尽本分，为了让过渡人能赶回家吃晚饭，在渡船上忙个不停。疼爱翠翠，感情上尽力体谅，在她烦心的时候为她讲故事、唱歌；操心她的亲事，想促成她的爱情，引翠翠注意夜晚的歌声。生活上无比关心，不让坐热石头。对从小失去父母从翠翠满心的温和和悲悯。女儿女婿的悲剧，在他的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担心翠翠走她母亲的老路，就不告诉翠翠晚上唱歌的事实，也不告诉她天保兄弟的选择。翠翠是这个老船夫生活的精神依托。他担忧着翠翠在自己离开人世后的生活，想把她的生活安排的更好一些，有一个好的归宿。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对孙女的深厚的爱，同时也感觉到他的身上有一份摆不脱的沉重、孤独和寂寞。

　　这相依为命的祖孙俩使我们看到了人世间至纯至美的祖孙之爱。

　　最后看天保兄弟，节选部分写的内容不多，但我们透过这一点点，依旧可以看到人性的光辉。作哥哥的天保走车路占了先，无论如何也不肯先开腔唱歌当明知自己不是弟弟的敌手，就决定离开，就此，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了那份浓厚的诚挚的手足之情。

　　翠翠、爷爷、天保兄弟，他们有着各自的喜与乐，甘与苦，这些喜乐甘苦源起于普通的人生之事，亦消散于普通的人生之事。这些纯朴的祖孙之爱和诚挚的手足之情，便构成了自然纯朴的人性美。

　　环境描写：

　　课文节选部分有多处对自然环境作描写。

　　文章开篇就有一段环境描写：

　　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十四中寨逢场，城中生意人过中寨收买山货的很多，过渡人也特别多，祖父在渡船上忙个不息。天快夜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类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

　　这段环境描写，再现了边城的温柔、美丽、平静，远离世俗的尘嚣。

　　后面还陆续的写道了一些：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啭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象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

　　那小小眼儿安睡了。

　　月光极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白雾，这时节对溪若有人唱歌，隔溪应和，实在太美丽了。

　　这些景物写出了边城的清幽、秀丽和宁静，是一个原始的纯净的大自然的再现。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边城清丽明净的自然美。沈从文如此着力于边城的自然景物，其中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以自然的明净状写湘西人心灵之明净。

　　于是，自然纯朴的人性美和清丽明净的自然美就构成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

《边城》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

《边城》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

扩展资料

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的描绘。或展开人物的美好心灵，或揭露人物的丑恶灵魂，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本文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

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

参考资料：

1、天命迷信思想

湘西世界在沈从文的笔下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外来文化不易传播进来，人们都普遍具有排外心理，而且十分抗拒外面的新鲜事物，因此他们浓厚的封建思想就根深蒂固，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天命。

正如王保生先生所言：“说来真有点像书中那个船总顺顺说的‘一切皆是命。”老船夫对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看法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在老船夫看来，翠翠的母亲抛弃家中老小，陪那个兵双双殉情就应该天负责，他认为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再如老船夫进城打探消息时听老马兵说大老被淹坏了，然后他就感叹说这是天意。

这些都足以说明老船夫信奉天命的迷信思想。

2、主人公主体意志薄弱

《边城》是围绕翠翠与大佬、二佬之间的爱情纠葛展开的。

翠翠的爱情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更不是自主的。翠翠渴望与她中意的傩送有情人成眷属，共同继承她祖父的摆渡生涯。

但最终有情人没能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就是翠翠自身主体意识的薄弱。在爱情面前，她总躲躲闪闪，不敢正视，更不用说主动追求。

她生长在湘西，那种传统思想深植于她的灵魂中，控制着她的少女情思，致使其在面临爱情时意识薄弱。正是翠翠的这种性格缺陷，使她的爱情在她一次次的躲闪中与她失之交臂。

每当爷爷问起翠翠的终身大事，翠翠从不正面回答，总采取躲避的态度，这既是翠翠性格上的缺陷，更是边城女性在爱情面前的主体意志薄弱的见证。

3、现实层面中名利的冲突

边城人民的心是善良的，人们相互之间是尊重的，但在现实冲突面前，在金钱与利益面前，人们显得却又是那么的脆弱。

沈从文之所以在文中强调了渡船与碾坊的对立，是因为他对现实社会中文明、金钱、实利侵蚀下自然纯朴民风丧失的痛惜。碾坊在小说中代表着金钱、功利、地位，而渡船则代表着自由、爱情。

对于傩送而言，要碾坊还是要渡船？这实际上是要金钱还是要爱情的选择。在这一冲突下，傩送仍然选择了渡船，选择了爱情。

但是翠翠面对渡船与碾坊的对立，她第一次感到了金钱力量的可怕，产生了自卑心理，所以在傩送要渡船时跑掉。

4、作者的精神寄托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的创作时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这样一来，我的过去的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

他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的湘西世界，他赋予翠翠以“美”的化身，他把翠翠的爱描写成一种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最为高尚也最富有诗意的爱。

无论是湘西还是翠翠，亦或是老船公、傩送等，对他们的刻画描写都是沈从文在面对现实时的精神寄托。沈从文把他对金钱、名利的态度展现在了湘西这个完美世界中，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寄托自己的情感。

这一点也深得凌宇的肯定，他也说过：“沈从文在《边城》里，不只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有着更大的人生寄托。”

通过对《边城》的体悟，我们不仅读懂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更读懂了沈从文对现实中那些平静祥和背后隐藏的无尽的悲伤与无奈。所以说《边城》中的爱情不仅是一曲悲歌，更是沈从文的精神寄托。

扩展资料

沈从文一生写下很多部小说和散文集，但是在他众多的作品之中，《边城》则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边城》奠定了沈从文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

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遴选出前100部作品。

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等。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

《边城》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

参开资料：

—边城

凤凰网—张新颖讲《边城》

梦断边城 ——《边城》分析

作者：云-在-青-天 转贴自：天涯虚拟社区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 Jameson 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 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瓠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有关。王**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 ——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汁”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弢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翠翠—碾房—王**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 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 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立场。“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 (cultural universalism) 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 苗族文化本位) 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 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

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

　　《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

　　沈从文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不同的是沈从文的艺术追求,艺术风格以及贯穿在作品中的至善至美的文学理想和探求人性的文学立场

　　1934年沈从文写出了其最富有魅力的中篇小说《边城》。小说的故事凄美、单纯，语言质朴、清淡，整个故事诗意盎然、人情浓郁。因其巨大的艺术魅力，《边城》已翻译成多种外文文本，受到世界文坛的青睐。一方面，《边城》吸收传统小说技法，运用白描、双关、情景交融等手法赋予了故事别样的诗情画意；另一方面，作家博采众长，吸纳了鲁迅等人的乡土小说的神韵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观念，大胆创新，运用边地鲜活的方言、口语，通过反复叙事等叙述技巧，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明显的诗化、散文化倾向。

　　沈从文早年只上到小学便投身行伍，没有受过系统而扎实的语言训练。为了寻求一种“全然的独立”，他只身来到京城，凭着满腔的热情与倔强，以一只秃笔在凶猛的城市默默打拼出一条文学之路。沈从文起初受周作人、废名、鲁迅以及一些外译小说影响，笔法简拙，情感稍显轻浮，大多作品表现其家乡湘西一种蛮荒而自然、原始粗砺而又生气勃勃的社会状况。及至到1928年之后，⑴其小说日渐成熟，有意识地围绕“湘西”构建起一个浪漫而玲珑的文学世界。

　　沈从文的《边城》气氛清新、温暖，笼罩在一片和谐而纯粹的诗情中。在《边城》之前，鲁迅以其《朝花夕拾》等回忆幼时乡村印象的叙事体散文给当时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而其后废名的湖北乡间、芦焚的果园城都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乡土视角。作为“京派”代表的沈从文，其小说代表着“京派”作家典型、同一的思想观和美学观。根据吴福辉《〈京派小说选〉前言》，“京派是文学研究会滞留北方，始终没有加入左翼文学联盟的分子”。又据“京派”对左翼文学的批评，说他们‘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与‘情感主义左倾’。⑵由此可见，“京派”作家和左翼作家在艺术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当然也就不会写左翼作家那种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从阶级立场出发的“革命”之作。而更多地，京派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描摹社会人生，用爱与美来美化人生，净化道德，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创造出一个个人情洋溢、和谐圆融的“世外桃源”。 沈从文自己就说，“他要将文学的‘希腊小庙’建立在政治旋涡之外”。由此不难理解，其小说的唯美倾向与左翼文学“积极改造现实”产生的矛盾，以至走到不同的方向。从艺术上讲，《边城》作为沈从文的最佳作品，它从本质上整体地体现了作家的文艺理念和艺术追求。

　　《边城》用浪漫包裹现实，以饱含诗意的语言和散漫而自然的结构为主体，用模糊飘滑的象征、活泼生动的口语、方言以及反复叙事的技巧交织成一片清幽、渺远的气氛。就像蒋京宁对“京派”概括的总体意象为“树荫”一样，《边城》宛如一块“浅蓝的水晶，有着圆润、婉转的形状”。《边城》是一块蓝得悲哀圆得可人的水晶，在充满乡土气息的“树荫”下由一个伤凉的梦幻化而来。

　　“沈从文的笔特别甜，墨特别饱”，《边城》语言在自然中饱含着作家的独特用心，慢慢咀嚼之后顿觉余香盈盈，意韵渺远。而这样的效果主要由自小说无穷的诗意。这种诗性超越社会功利的范畴，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审美要求。

　　下面将从六个不同的角度对《边城》“诗意”的来源及其产生的美感作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首先，从单纯的语言层面来讲，《边城》的诗意体现在人物对话的蕴藉、活泼以及气氛浓郁的景物描写、风俗描写上。

　　《边城》第九节写到祖父进城后回家少了酒壶，翠翠就说“爷爷，你倒大方，请副爷同船上人吃酒，连葫芦也吃到肚里去了！”翠翠的夸张一方面反衬出祖父的豪爽大方，一方面也微微透露出自己对爷爷晚归的埋怨。接着，二老送酒葫芦来。祖父为了撮合二老和翠翠，便站在岩坎上喊“翠翠，翠翠，你上来歇歇，陪陪客！”翠翠因无人过渡，本打算上屋，可爷爷这样一叫喊，她反而不去了。

　　翠翠为什么就不上去了呢？最好的解释是：翠翠担心爷爷的老实和简单使二老误会。翠翠认为她和二老的爱情应是一种自然的事情，倘若她立刻去陪二老，她的这种“配合”将掺进一些虚伪的成分。所以，翠翠不去陪二老除了少女的羞涩外，更多的是翠翠那微妙的质朴的爱情观。

　　翠翠不去，老船夫就开始和二老聊了起来。老船夫一味地称赞二老，“二老，这地方配受人称赞的只有你，人家都说你好看！‘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锦鸡，’全是特为称赞你这个人好处的警句！”这更就显出了这老头子的憨厚几近于傻了。在渡二老过溪时，船一下子撞到了岸上，可以看出翠翠与二老在一起时的心慌意乱，说明她知道这个人就是二老，而且她也喜欢二老。可是，作者用“陌生人”三个字来代替“二老”，这样委实写出了两人爱恋的含蓄、蕴藉。⑶沈从文曾说，“我的文字风格，假若还有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语言太多了。”⑷《边城》里的人物对话有明显的口语化倾向，表面上平白简单，但实际上作家经过了精心的筛选和加工，把人物内心的冲突转折与浓浓的感情从容不迫地渗透到了人物的话语中，仔细品味起来煞有意味。

　　再如《边城》第十五节老船夫回答孙女的问题。“爷爷，谁是第一个做这小管子的人呀？”老船夫道，“一定是个最快乐的人，因为他分给人的也是许多快乐；可又像是个最不快乐的人，因为他同时也可以引起人不快乐！”正如一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他们认为《边城》的不真实之一是沈从文没有给他的典型人物配上恰当而合乎身份的语言。但事实是沈从文仅仅想建一个“希腊小庙”，把乡村生活看成高于城市生活的人生形式，“向原始文明淳厚朴实的乡村唱一支美的哀歌”。从现实的角度来讲，老船夫的确说不出这样富有诗意的话，但作为小说，对现实描摹的逼真程度绝不是确定小说成就高低的唯一标准。像《边城》这样代表山水风物、人性民情诗意化特征的小说作为一种理想的乐土定有其独特的艺术取向。

　　除了对话，在单纯的语言上，《边城》的诗味更体现在小说中那些饶有韵味的景物描写和风俗描写上。

　　在小说的开头部分，由于交代环境的需要，环境描写的段落较多。例如第一节某一段叙述：“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文字虽简短，给人的印象却是那么新鲜而明媚。首先，它交代了翠翠身边的具体自然环境：有山有水有竹，且深翠可人，一个“逼”字，完全写出了那一派生气与清新。接下来，小女孩的名字又被他的祖父“拾取”而来，“翠翠”两字，自然而随性，浸洇着亲近自然的浓浓诗意。

　　在描写翠翠外貌上，“翠翠在风里长养，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俨然一个小兽物。”不难看出，沈在描写上总喜欢让有关人的事物和自然发生联系，使两者相互渗透，互相交糅，把人的性情赋予给黄狗、山水，让人的品性染上大自然的特质。这样就使得物我一体，生出许多微妙的情调、意绪。“移情作用替宇宙造出一个灵魂，把人与自然的隔阂打破，把人和神的距离缩小”。⑸从中国古典诗学来看，我们的先人有深于取象、精于意境的古典美学传统。情境交融、寓情于景、托物言志作为一种传统的表达手法承袭了几千年，对我们这泱泱诗国来说，《边城》语言凝练、简约、清寂的古典味儿，正是这一传统的诗性特质在小说中的发扬。

　　其次，从叙述的层面来讲，《边城》的故事显出一种“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这主要应从作家采用的“反复叙事”等叙述方式来探讨。

　　“起伏很小，有时完全散文化了，没有高潮，没有戏剧性的场面”，这是八十年代《学术研究》对《边城》评述。《边城》“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确实存在，这种倾向使读者不容易把握故事的总体脉络。这种倾向不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这主要是由于作家采用的叙述手法和语言风格所致。比如，作家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究竟纳入了多少非情节内容（细节描写、内心独白、抒情议论等），还有就是作家对待时间、空间的态度，这具体牵涉到叙述中插叙、补叙、倒叙的采用以及是否对故事进行了时空交错的叙述技巧。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导致小说“散文化”。

　　小说的“散文化”是摆脱古典小说单纯叙事的有力方式。在“散文化”过程中，由于细节描写、心理描写、抒情议论性文字的增加虽冲淡了小说的故事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小说的内蕴，特别是抒情和心理描写的增加使小说愈来愈诗化。另外，在时空上的自由操作也使小说在意义上断裂、模糊，更多地增加了小说的诗味。

　　而结合沈从文的《边城》，导致其小说散文化、诗化的一个明显的叙述手法是“反复叙事”。⑹反复叙事主要是指一个句群中主语模糊不清、游移不定，或者不确指行为施行者，而通过一组行为、表现、状况按特定的关系直接陈述出来。《边城》中采用反复叙事的地方有好几处，例如第二节第四段，从“不拘谁个”到“这人”，在到“大哥、副爷”，以至“男子火焰高一点的”，⑺主语都没有确切指定，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指定，因为作家采用这一手法的目的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大体而模糊的印象和气氛。尽管这样的交代模糊而不明确，但缺少了这样的交代则会使小说的气氛减弱，使得作家想要凸显出来的事实缺乏基调。这犹如画布上的底色，缺少了就显得单调而没有对比性、烘托性。

　　而在《边城》里，反复叙事的采用主要是起到了交代和烘托气氛的作用。具体来讲，《边城》第二节第四段目的是想交代故事发生地的各类行当及其业主，一方面让人觉得故事真实，一方面能了解到那儿具体的经济状况、人情风貌。另外，这一整段的叙述把这个边地小城淳朴厚道、宁静安适的印象留给了读者，为后面老船夫、翠翠、顺顺等人的具体行为（当然是与他们的善良、朴实等美德联系在一起的）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基调，以求凸显出来。

『边城』一书是沈从文先生极著名的一本小说，他自己曾说，他创作『边城』的目的，不是为了描绘一幅与现实隔绝的世外桃源图，而是要表现一种人生形式！并在这个人生形式里，注入了自己在三十多年的人生旅途中所体验到的人生哀乐。沈先生想表现的意涵，是一种健康、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边城』一书中，借重桃源上行七百哩酉水流域一个小地方的几个单纯的凡夫俗子，被一些普通的人事因缘际会的牵连在一起时，个人应有的一份体认和思绪，为人类的『爱』字做了恰如其份的说明！『边城』反映的是湘西一个边远的小城茶峒在二十世纪初叶的社会人生风貌。这是一个原始民性与封建宗法关系交织的社会，『边城』将文字寄予如同风俗画的描绘：待人以诚，乐於助人，受人之惠必以物回赠，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就连吊脚楼的妓女，也有著如村民般淳厚朴实的性格等等。一群生活在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村民交织成的故事，就是本书的背景。而全文以翠翠的内心感情世界为主线，引出全文，，在平实的文字中，深刻点出在物化的人格力量（碾坊）和爱情（渡船）的选择和取舍中，生为个中人物的无奈和悲哀。以一个人在精神上的对爱情的追求和这种在客观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矛盾为本文的主旨，隐隐著揭露著人性的丑恶与贪婪。在『边城』中，沈从文先生特别著重翠翠这个角色，藉著翠翠对傩送爱情的演变，再以现实和理想中的冲突做为场景，但最引人好奇与注意的，就是翠翠了。她的成长与内心期盼挣扎的交织，从很多对话和景色看得出来。书中描写…翠翠在风日里长养著，故皮肤变的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他且教育他，为人天真活泼…人又那麼乖…从不想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由此可以了解到翠翠是一个既单纯天真，又聪明伶俐，从来不懂人情世故，以及符合乡下审美标准的相貌和形体的小女孩。有人曾经拿翠翠跟萧萧做比较：『萧萧是比翠翠更能被理解的人物，萧萧也许是单纯的化身，而翠翠代表了沈从文的理想。前者虽不十全十美，但却真实。后者十全十美，但不是真实的。』这句话虽然不是完全正确，却有几分道理，在『边城』里，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使沈从文先生不忍心将人物命运推向悲剧结局。他当然渴望自己塑造出的完美小儿女能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理想主义诱惑著作者将人物命运向喜剧结局上引，然而沈从文先生并没有忽略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子，也没有低估作为封建关系本质象徵的那座碾坊的威力，其实大家都很明白有些时候，我们在追求人生生命自主的过程中，总有一些难以跨越的障碍，现实主义逼著作者又将人物命运朝著悲剧结局上推。最后，就如同**上乱世佳人一般，留下了令人遐想的结局，既期待又无奈。最终，翠翠在渡口孤寂的等候傩送的归来。然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全文一直到这里结束，却会让人心里一直惦记著，作者的确成功的塑造出翠翠这麼一个对感情向往又坚强的女孩。总是令人想对他深入了解一点，想对她多照顾一点，也想对她多同情一点…。虽然翠翠有时候也会充满迷惘和矛盾，像文中『日子长咧，爷爷话也长了。』以及当爷爷问她在想什麼时，虽然翠翠表面上会说不想什麼，但心里却反问自己：『翠翠，你在想什麼？』。另外，由於『边城』中的人物关系并不复杂，所以从他们的对话和行为表现中几乎可以观察出每个人物的性格，像老船工：一个具有丰富人生情绪内涵的人物。他的性格并不复杂，勤俭、诚朴、待人宽厚、聪明而又带著几分无害於人的狡狯。他常常将自己无法从具体人事中寻出因果联系的事变归於天命，但却能从丰富的阅历预感到事情的发展结局。在翠翠的婚事上，她的心头总是横梗著当年女儿惨死的情景，并不时与翠翠命运的可能发展相重叠，『祖父看著那种情景，明白翠翠的心事了，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去，在空雾里望见了十六年前翠翠的母亲，…心里有了一些隐痛，却勉强笑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另外顺顺，她在地方上深得民望，主要负责排解民间纠纷，牵头主持地方公益事务，而他对傩送只爱翠翠，而翠翠也爱傩送的事实其实心里很清楚，但是一座磨坊做为嫁妆对他并非是没有吸引力的，加上后来大老的死，更令他心里耿耿於怀，在潜意识里，他是不愿意翠翠这个媳妇的，一直到最后，老船工的死和儿子的远走，他才明了了自己儿子的决心，也开始对傩送和翠翠的感情有了明确的表态，愿意将翠翠先接到自己家来住。基本上『边城』承袭了沈从文先生的写作风格，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始终对军人和农民有著极深厚的情感，故他的作品中，也会不是流露出这些小人物的良善和高贵的人性。整本书中，自妓女到有钱的贵妇，无一不是亲切有礼又重情感的，所以在个个人物中，会令人觉得寄予浓厚的喜爱和同情，你能融入他们的生活和感情世界，细细的品尝著，这股甜美和久未重逢的真、善、美！

　　浅析沈从文《边城》的艺术特色

　　沈从文的《边城》是一篇具有浓郁的湘西地方色彩的中篇小说。其人物形象描写写意传神，塑造了一个个血肉丰满、思想独异，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物——翠翠是美的化身，爷爷是善的化身。船总顺顺、天保、傩送也都具有鲜明的形象特色。结构上寓严谨于疏放、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而且在小说中弥漫着令人落泪的爱情悲剧和象征意象，其结尾也令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无奈和感伤。

　　关键词：

　　沈从文 《边城》 艺术特色

　　正文

　　写于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寄寓着沈从文“爱”与“美的美学”理想，是一部洋溢着浓浓湘西乡土味、乡土情的佳作。作者以清丽的笔触，以湘西小城茶垌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了撑渡船的老人与他的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纯朴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悲剧。小说达到了乡土风俗、人物命运、人物形象三者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界。本文主要就小说的艺术特色陈述一些粗浅的体会，不到之处，还请老师批评指正。

　　一、 写意传神的人物形象描写

　　翠翠是《边城》的主人公，也是《边城》的魂之所在。她是湘西山川灵气化育而成的自然之女，天真、纯洁、活泼、柔情似水。“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长养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麑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来完成任务了”。（1）翠翠的性格特点还体现在她的爱情故事中。对爱情，翠翠忠贞不二，知道自己对傩送心有所属，所以当天保托媒求婚时，便干脆的拒绝了;当傩送出走后，她坚强的撑起了渡船，痴心的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

　　翠翠的形象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可以说是集“优美、健康、自然”于一身，是美的化身。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麑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洞庭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老船夫——翠翠的爷爷，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守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2）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从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有着重义轻利的古道热肠。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疼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营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份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件事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3）后来，士兵死于暴雨，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头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爷爷这个阅尽人世、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他？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历史的脚步中去了？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4）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他虽然家境富实，却不因此而盛气凌人，能够常常体恤穷苦人，慷慨好施、正直豪爽，送给老船夫鸭、粽子等。他的俩儿子虽然分别因为翠翠离开了他（天保溺水而死，傩送出走），可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丧葬了爷爷并主动要求照顾翠翠。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佞小人的隐显奸诈；多了一副俩里人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针正道直行的品德。

　　船总的大儿子天保，是个标准的大老形象，他为人处处像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做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5）对于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计的：“若事情弄好，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楠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大老的想法让人觉得他很实在，它具有经商的头脑，大老托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的对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6）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船总的二儿子傩送，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他和哥哥同时钟情于翠翠，可两人并没有互相伤害，有的只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他深夜去山上为翠翠唱情歌，可见他也具有诗人的气质，这一点与作者沈从文很相像。

　　所有的人物形象，在作者的笔下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作者以韵味隽永的笔墨，赞颂了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优美的人生方式和生命形态，表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价值取向。

　　二、 独特的结构特色

　　《边城》全篇21节，围绕翠翠的爱情故事这一中心逐步展开，立主脑，减头绪，使情节集中，单纯;作品以傩送、天保两个钟情于翠翠作经线，以老船夫关心撮合孙女的婚事作为纬线，生出变化的波澜，推动故事又节奏地向前发展。同时，又以翠翠与傩送、天保的爱情纠葛作明线，以王团总想让傩送当自家女婿而生出事端作暗线，这样经纬交织、明敏暗结合，将情节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完美的结合起来。小说的结构可以说是寓严谨与疏防、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

　　从叙述的层面来讲，《边城》的故事显出一种“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这主要应从作家采用的“反复叙事”等叙述方式来探讨。“起伏很小，有时完全散文化了，没有高潮，没有戏剧性的场面”，这是八十年代《学术研究》对《边城》评述。《边城》“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确实存在，这种倾向使读者不容易把握故事的总体脉络。这种倾向不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这主要是由于作家采用的叙述手法和语言风格所致。比如，作家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究竟纳入了多少非情节内容（细节描写、内心独白、抒情议论等），还有就是作家对待时间、空间的态度，这具体牵涉到叙述中插叙、补叙、倒叙的采用以及是否对故事进行了时空交错的叙述技巧。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导致小说“散文化”。

　　小说的“散文化”是摆脱古典小说单纯叙事的有力方式。在“散文化”过程中，由于细节描写、心理描写、抒情议论性文字的增加虽冲淡了小说的故事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小说的内蕴，特别是抒情和心理描写的增加使小说愈来愈诗化。另外，在时空上的自由操作也使小说在意义上断裂、模糊，更多地增加了小说的诗味。而结合沈从文的《边城》，导致其小说散文化、诗化的一个明显的叙述手法是“反复叙事”。反复叙事主要是指一个句群中主语模糊不清、游移不定，或者不确指行为施行者，而通过一组行为、表现、状况按特定的关系直接陈述出来。《边城》中采用反复叙事的地方有好几处，例如第二节第四段，从“不拘谁个”到“这人”，再到“大哥、副爷”，以至“男子火焰高一点的”，(7)主语都没有确切指定，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指定，因为作家采用这一手法的目的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大体而模糊的印象和气氛。尽管这样的交代模糊而不明确，但缺少了这样的交代则会使小说的气氛减弱，使得作家想要凸显出来的事实缺乏基调。这犹如画布上的底色，缺少了就显得单调而没有对比性、烘托性。

　　而在《边城》里，反复叙事的采用主要是起到了交代和烘托气氛的作用。具体来讲，《边城》第二节第四段目的是想交代故事发生地的各类行当及其业主，一方面让人觉得故事真实，一方面能了解到那儿具体的经济状况、人情风貌。另外，这一整段的叙述把这个边地小城淳朴厚道、宁静安适的印象留给了读者，为后面老船夫、翠翠、顺顺等人的具体行为（当然是与他们的善良、朴实等美德联系在一起的）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基调，以求凸显出来。

　　三、浓郁的地方色彩

　　《边城》这部奇异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湘西人生活气息，一整部作品可以看作是湘西人日常生活的缩影，那里的一山一水，那绕城流过的小溪，那一丛丛翠绿的竹簧，那溪面若隐若现的薄烟，那过节的如满天花雨的大烟火与耍狮子，那人物的率真纯朴和粗犷，那爱情故事的缠绵、哀惋，在沈从文的妙笔点染下，共同组成了一副栩栩如生的民俗风情画。

　　作者还特意在故事的发展中穿插了对歌、提亲、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特别是关于端午节风俗的描写，几乎占了整个作品三分之一的篇幅。爷爷、翠翠与傩送兄弟俩的相识，送对翠翠的一见钟情，“碾坊”与“渡船”作为“陪嫁”归谁的矛盾等，这一切都发生在先后几个端午节里。作为渡船人的老船夫和翠翠，只有过节才有可能离岗进城，所以端午节作为小说的背景与轴线就显得自然而贴近生活。同时关于端午节等民风民俗的描写，对于作为大自然女儿的翠翠，其思想性格的生成与发展，既是“边城”乡土性的诗意揭示，又是扑朔迷离的诗意烘托。

　　四、隐匿的悲剧性

　　《边城》是一部奇异动人的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纯洁的小说文本，描绘了一幅民性淳朴的风格画，处处充满着人性美、人情美，这些都可以从主翠翠、老船夫、船总顺顺的身上看得出来，而且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未被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的人”发生于其间的爱情，更因为男女双方特有的符合乡下人审美标准的形貌以及灵魂的相互吸引而具有浓厚的审美意蕴。由此可以看出，边城的人民是人性美的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十全十美的，因为“美丽总是令人忧愁”。在这美丽忧愁的下面，又隐藏着一副面对人生悲凉命运的无奈与困惑的面孔。

　　本应该是夫妻恩爱团结、和和美美的生活，却因为父亲死于暴风雨之夜，母亲投河殉情，让翠翠变成了孤雏，过着与爷爷相依为命的生活。他们爷孙俩的孤独与悲凉随心可感、触手即得。所以说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生活也渗透着悲剧性。

　　翠翠这个活泼又聪明可爱的女孩，与船总的二老傩送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可他们并没有终成眷属，而是发生了一连串的悲剧。因为在傩送爱上翠翠的同时，大老天保也爱上了翠翠，虽说在这场三角恋中没有争斗，有的是公平竞争——大老走“车路”，托人向翠翠说媒，二老走“水路”深夜上山为翠翠唱情歌。可翠翠心属二老，自然大老失败了，自知不如弟弟的他选择退出，离家出走。事情总是这么不幸——大老被水淹死了，而这时的二老也无心谈情说爱，再加上他认为哥哥是被老船夫害死的，他也选择了离开。可以说二老的出走伤害的并不只有痴情的翠翠，还有那以“碾坊”作陪嫁的王团总家的王**。本属美丽动人的自由恋爱被打碎了，世家联姻的美好计划也被打碎了。

　　爷爷死了，白塔倒了，一夜之间，翠翠长大了，她撑起了渡船，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8)

　　虽然作者在这里用了比较平和、并非绝望的言辞，也许他不忍心让翠翠彻底绝望，而让她带着希望接受爱情的考验与磨难，等待恋人的归来。可是，每一位读者在掩卷之际，手心里都会为翠翠捏上一把汗，痴心地等待能有结果吗？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二老傩送会跟戴着红色头盖的美丽的翠翠挽着手一起进入神圣的礼堂，一起过幸福的生活，也许翠翠当一辈子的处女。也许……这样的结局真的让人浮想联翩，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无奈与感伤。

　　由此可以看出，《边城》既是抒情诗又是悲剧的说法并不矛盾，因为抒情诗并不限于表现乡土喜乐，它本身也含有悲剧成分。只有良善，我们才更容易感到悲哀、凄凉的份量。正如沈从文在《水云》里的解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按沈从文的意思，不凑巧即偶然，偶然即命运，可我认为这种悲剧的发生却属必然。因为在这里充满了苗汉俩族的文化冲突——傩送唱山歌迎取翠翠的芳心，这是苗族的婚念方式，追求的是自由恋爱，可这里偏偏就有汉人由父母主婚的阻碍，也就是天保走的“车路”。正是由于这种源于人与人之间因为文化冲突造成的隔膜与相互不理解，才使得翠翠最终落得个在渡口孤独的等待情人归来的结局。沈从文正是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人性与生活方式。

　　五、若隐若现的象征意象

　　白塔，一个在《边城》中贯穿始终的意象。从小说开头写翠翠依在白塔旁玩到后来白塔坍塌并被修好，这一贯穿始终的意象有着很强的象征意味。它象征着苗族的古老文明，但是，现代文明的入侵，使变成已被现代文明浸染。女人们也像汉族女人，喜欢牛羊金银等虚名，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古老文明的崩溃。但文章结尾重建白塔，象征着对这种古老文明的挽救，更预示着苗族文明衰败后获得新生。

　　《边城》中虎耳草跟《诗经》中的虎耳草一样，也是一个象征着纯洁爱情的意象，翠翠与傩送初次见面之后可以说彼此都心有所属。当后来傩送到山上为翠翠唱山歌表明爱意，睡意中的翠翠虽听不清歌词的内容，可心却早已到了对面山上，摘下了虎耳草。反复出现的虎耳草，把翠翠隐秘纯真的情爱心理烘托得淋漓尽致。

　　民歌中的动物也是民间情爱意象的一类，《边城》中的鸭同样具有这种意象。在文中，沈从文写到，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二老捉到鸭子后，别人就说：“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本领”。（9）追赶鸭子的游戏，包蕴了男女追逐欢会的模式和意念。

　　而且《边城》中，二老将捉到的鸭子送给了翠翠，这就更加意味着他们俩之间有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

　　渡船，在《边城》中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杆，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六、结论

　　沈从文，这一颗中国现代史上遮熠熠生辉的文学巨星，其传世杰作《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雄踞一席。它是沈从文“思乡情结”养育出来的一颗明珠，是一曲描写湘西人们人性美的“牧歌”，一部美丽的如此朴素，悲剧的如此优美的人性“牧歌”。

　　《边城》是一部小说，更像一首二十一断章组成的长诗，蕴含着诗一般的境界和韵味，着浓郁的诗意，给人一种非常纯粹的阅读体验。无论是对人物形象入微的描写、独具匠心的结构特色，还是其浓郁的悲剧性与象征着纯洁爱情的意象，令人无奈的结局，都无不显示着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巨写作功底与他心中无限的矛盾——深处在现代都市中的他，却一心想着一种清雅、安静、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在这里，没有了人与人间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美和善。

　　汪曾祺说，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是一个时间观念，文化概念。沈从文《边城》形成了一种边城观念，《边城》不仅现实地、形象地表现出边城地区的人事哀乐，更主要地表现出这些人事哀乐故事所指向的深远的文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