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第四类感情？

什么叫「第四类感情」？也就是在婚姻、家庭、朋友之外的感情，不同于亲情、友情，有点接近爱情，随着大陆「拇指族」习惯用私密性高的手机发信息交友，第四类感情正在流行，有人觉得很浪漫，但也有的大妈气愤说，那只是想外遇泡妞、又不想负责任的人，专门用来骗小女孩的。

北京14日电，曾经有一部大陆**「手机」，深刻描写手机其实每个人身上、一种随时可能引爆的「手中地雷」，因为对习惯外遇出轨的人而言，随便一通秘密爱人的信息，可能就会引爆家庭的「世界末日」，但现在的手机，其实又更进一步，本身就是个主动交朋友的工具，而且更多是属于所谓的「第四累感情」，套句北京年轻网络族流传的形容词，「快、狠、准，好吃又不黏牙」。

北京徐姓文化人表示，关于第四类感情，以一个年过三的台湾男子而言，初期会觉得这类感情需要用手机发简讯相当吃力，但随着这个城市的情感生活，已经有一大部分用手机简讯来表达时，他也必须适应，现在他已经可以用英文拼音发简体字，也是玩手机QQ（中国一种手机交友的系统，主要用信息沟通）的高手。

不怕被女朋友发现偷玩QQ、私下发展第四类感情吗？这位徐姓中年男子表示，毕竟还没有结婚，罪刑比较轻，而且手机QQ会流行，这正代表了每一个人都会需要心灵的另一扇窗口，有些事你就是不会跟自己的亲人、爱人讲，有些话反而可以在陌生人面前尽情发泄比较自在。

不过，有的时候，第四类感情不小心擦枪走火，也会变成第四「累」感情，徐姓男子说，他有个朋友在发展一段第四类感情后，突然这位QQ网友想要往前升格成为第一类「婚姻类感情」，穷于应付的结果，还害他闹了家庭纠纷，最后让他觉得当男人，真的很累。

类型化特征是一种写作方式的意思。

1、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方法。它以追求和表现事物性质的普遍性观念为目的，并以观念直接呈现为手段，排斥个性特征，使人物形象单一化、概念。

2、不良文风的一种表现。是概念化、教条主义在创作和文风中的反映。突出地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忽视人物个性和共性的辩证统一、有机结合的典型化原则，而是按照某一标准(如职业、阶级、地位等)把人物划分为某些类型，从某一类型人物的共性出发去演绎、杜撰人物。

3、类型化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文学类型化有着多方面的动因是文学类型化有着传统的原因，电视叙事的类型化和电视叙事作为儿童"元叙事"而导致儿童对类型化文学的接受。此外，文学类型化与大众文化盛行及文化产业化、文学商品化有关，文学类型化可能导致文学成为模仿写作和商业化写作。

类型**的特征：

它们具有共同的主题，风格样式和视觉动机。今天人们熟知的类型片都是在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建立起来的，那是大制片厂制度的高峰时期。

现在制片厂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所制作的**的类型也随之改变了，但于那时建立起来的惯例已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类型片的特性。

　　类型化写作的概念我刚刚接触的时候，心里是有一点佩服的，最起码，这个说法比较专业。不像热闹派童话这样的概念，让我今天还不知所云。觉得搞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太随便太容易也太不负责任了，简直是开国际玩笑。看了热闹派童话，不知道冷清派童话在哪里代表人物是谁，后来才知道有抒情派的，这大概就是冷清派吧？不过在我看来，唯一区别就是一个是具有小说家气质一个是有诗人气质写出来的作品而已，仅此。类型化写作的概念不管内容如何，仅仅这个名称我就觉得地道，是个学术名词。

　　类型化，多多少少有点分门别类的意思，至少是个综合概念。如果只有一种写法，那就不能叫类型化写作。后来看了类型化小说的一些内容之后，觉得有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类型化写作，按照解释是有一些特征的，比如说系列化，这个系列化作品是很多的，贾平凹的系列散文关于商州风情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如此一归，倒都像是类型化写作的楷模。不过这个说法仅近指儿童文学，这些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类型化写作大概只有产量极高的作家才能归到此列中。一般作家是无此殊荣的。而成人作家，纵目四顾，寥寥无几。这种景观只有儿童文学作家才有。是幸？还是不幸？

　　类型化写作，指得是可写系列的，有明显主题指向的，如侦探小说，幻想小说、少年推理、悬疑、恐怖、探险、校园幽默等等， 朱自强先生将类型化小说归结为通俗小说。再具体一点，就是少年儿童通俗小说。我想通俗小说最重要的就是强调其娱乐性，成人作家从来都直言不讳敢于承认，我们儿童文学作家也不必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娱乐有什么不好？我们就当儿童通俗小说就是有趣的儿童玩具好了。不过这样的玩具实在不好玩，一个一个方块字，没有电子游戏有趣，且容易得近视眼。我并没有奚落儿童通俗小说的意思，因为百花齐放才是文学繁荣最重要的标志。但如果通俗小说真像加谬笔下的鼠疫一样成灾的话，那样就要值得深思了。批评家首先要承担责任，因为我们（姑且自作多情地给自己加点责任）有理由向读者说明真相，有理由对文学负责。

　　类型化写作，用杨鹏的话说，他直接受兰克福学派的有关“文化工业”的理论的影响对世界童书作一研究才提出这个概念的。这是有根据的，有出处的。而且，我也是很赞成这个说法的。说白了，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分工越来越细，才会有这些东西的产生，就像儿童文学从文学这个大树上分叉出来的一样。类型化写作也是这么来的。再说，儿童的审美越来越多元化，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所以说类型化写作的产生是一种必然。我们说的走专业化道路，在我看来和类型化写作是差不多的。它的成绩和贡献就不必多说了，大家看看我们的出版的繁荣，我们的儿童欢天喜地购书的场景，看看我们作家优越的生活，这已经足够了，不必费很多文字去描写这种成绩和贡献。但，一些问题，却是值得探讨的。

　　类型化写作，在我看来，一是降低原创性，二是降低文学性。原创性讲究的是独一无二性，是无法复制的，系列性的大规模的复制可能性很小。其实，类型化小说的小说，就像工业图纸一样，制造个模式，成批成批的就复制出来了。第一篇（本）是有原创性的，之后就没有了，因为模式和公式会生产出大量的复制品。类型化写作的第一重危害应该就是原创性的降低。注意，我的原创性指的是（原初或者原始的创造力，同：创作创作就是创新之作的意思）。第二，是文学性的降低，因为大规模地生产（注意区分和勤奋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有粗制滥造的东西问世，或者说很多。市场上的作品我们都看到了，精雕细琢的作品确实不多。

　　类型化写作，其根源在于商业化的写作。二者几乎是划等号的，但内容有点区别。那么说，商业化写作的一切缺点，毫无疑问也在类型化写作中得以充分表现。但无论是商业化写作，还是类型化写作，如果对文学有点神圣情结――哪怕有一点点——我想作品都会有非常可贵的文学元素。在此，我还想说明一点，越是有争议的事情，可能是越有价值的事情。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基本都要经历毁誉参半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商业化写作和类型化写作，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探讨。而这种理论探讨几乎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更不可能有什么结论。只有我们面对一部作品，一个作家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出其中端倪。但不能否认的是，现在类型化写作的作家比比皆是，几乎是汪洋大海。自我的复制，别人的模仿，差不多都可以算是类型化写作。所以，对儿童文学繁荣一词，我是持保留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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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文学”是指题材明显相同，受众群体相对固定的文学创作形式。　例如：　——科幻小说；　——奇幻小说；　——侦探小说；　——悬疑小说；　——恐怖小说；　——武侠小说；　——财经小说；　——校园文学；

　"类型小说"是一种小说模式，强调小说要适合大众的阅读，寻找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结合点，使文学书也能成为畅销书。小说创作强调讲故事的技巧，注意情节的冲突，设置悬念，适时煽情。　

类型小说的生命力并不在于类型本身，而在于它所能够体现的情感。比如恐怖小说能够激发读者的恐惧，言情小说会激发起人的爱情，军事题材作品让人读起来热血沸腾。真正的小说不在类型、技巧、手段，最主要的是要有针对性地激发起人最根本的情感。一个作家若能够有这样的深度，是可以成为大师的。

其实就跟我们分学科是一样的道理，各类型的分在一起，才能往这个方向更加深入具体发展，让其特征更加明显。现在学科越分越细，学科内的研究方向，也就是类型也越分越细。

柴科夫斯基，舞剧《天鹅湖》

四幕芭蕾舞剧，作品作于1876年。故事取材于俄罗斯古老的童话，由别吉切夫和盖里采尔编剧，是柴科夫斯基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原编导在创作上的平庸以及乐队指挥缺乏经验，致使1877年2月20日首演失败。 直到1895年，在彼得堡的演出，才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从此成为世界芭蕾舞的经典名著。

《天鹅湖》 至今仍是舞蹈家们所遵循的楷模， 同时也是一部现实主义舞剧的典范。 剧情大致是： 被魔法师罗德伯特变成天鹅的奥杰塔公主，在湖边与王子齐格弗里德相遇，倾诉自己的不幸，告诉他：只有忠诚的爱情才能使她摆脱魔法师的统治，王子发誓永远爱她。在为王子挑选新娘的舞会上，魔法师化成武士，以外貌与奥杰塔相似的女儿奥吉莉雅欺骗了王子。王子发觉受骗，激动地奔向湖岸，在奥杰塔和群天鹅的帮助和鼓舞下，战胜了魔法师。天鹅们都恢复了人形，奥杰塔和王子终于结合在一起。

《天鹅湖》的音乐象一首首具有浪漫色彩的抒情诗篇，每一场的音乐都极出色地完成了对场景的抒写和对戏剧矛盾的推动以及对各个角色性格和内心的刻划，具有深刻的交响性。这些充满诗情画意和戏剧力量，并有高度交响性发展原则的舞剧音乐，是作者对芭蕾音乐进行重大改革的结果，从而成为舞剧发展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其中许多音乐都是流芳百世佳作，这里只能选择其中著名的几首加以介绍。

舞剧的序曲一开始，双簧管吹出了柔和的曲调引出故事的线索，这是天鹅主题的变体，它概略地勾划了被邪术变为天鹅的姑娘那动人而凄惨的图景 （片段1）。 全曲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第一幕结束时的音乐。这一幕是庆祝王子成年礼的盛大舞会，音乐主要由各种华丽明朗和热情奔放的舞曲组成。在第一幕结束时，夜空出现一群天鹅，这是乐曲第一次出现天鹅的主题，它充满了温柔的美和伤感，在竖琴和提琴颤音的伴随下，由双簧管和弦乐先后奏出（片段2）。 《匈牙利舞》，即是匈牙利民间的《查尔达什舞》。音乐的前半段舒缓而伤感，如舞蹈前的准备（片段 3）,音乐后半段节奏强烈,显示出舞蹈者的粗犷，是一首狂热的舞曲（片段4）。 《西班牙舞》，音乐富有浓厚的西班牙民族风味，西班牙响板的伴奏色彩明亮,更加重了音乐的民族特色。音乐前半部分热情奔放,气氛热烈（片段5），后半部分则充满了歌唱性和旋律性（片段6）。《那波里舞曲》是一首十分著名的意大利风格的舞曲，整个舞曲以小号为主奏，音乐活泼，前半段平稳， 后半段则节奏越来越快，气氛越来越热烈， 是一首塔兰泰拉风俗舞曲（片段7）。《四小天鹅舞》也是该舞剧中最受人们欢迎的舞曲之一，音乐轻松活泼，节奏干净利落，描绘出了小天鹅在湖畔嬉游的情景，质朴动人而又富于田园般的诗意（片段 8）。

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Peter Ilitch Tchai-

kovsky，1840-1893）， 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俄罗斯民族音乐与西欧古典音乐的集大成者。十岁开始学习钢琴和作曲。1862年入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毕业后赴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他的音乐基调建立在民歌和民间舞蹈的基础上，所以乐曲中呈现出浓烈的生活气息和民间特色，他惯于采用起伏的相对主题，利用音乐形象来表现生活中各种心理和感情状态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主精神贯穿着他全部的创作活动，他主张音乐的美，是建立在真实的生活和深刻的思想基础上的，因此他的作品一向以旋律优美，通俗易懂而著称，又不乏深刻性，他的音乐是社会的真实写照。透过他的艺术珍品，人们不难发现他不仅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而且是一位擅长以音乐描绘心理活动的大师，探索着人生的奥秘。

他的作品中，很多都是极其优秀的世界名曲，如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黑桃皇后》等，芭蕾舞剧《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和交响曲《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悲怆（第六）交响曲》、《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及交响诗《罗密欧与朱丽叶》，音乐会序曲《1812序曲》等等。

作品 ：f小调第四交响曲《命运》

e小调第五交响曲

b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

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812序曲

意大利随想曲

弦乐小夜曲

舞剧《天鹅湖》

舞剧《胡桃夹子》

舞剧《睡美人》

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

歌剧《黑桃皇后》

《罗密欧与朱丽叶》

旋琴套曲《四季》

旋律

忧郁小夜曲

如歌的行板

什么叫舞剧

一、舞剧者，谓之以舞蹈演故事也

谈舞剧的结构模式，不能不首先界定什么是舞剧？关于舞剧的定义很多，或繁或简，或复或单，通常都取“舞蹈戏剧”的视角。也就是说，定义舞剧者亦有一个模式化的表述方式，即“舞剧是以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的一种戏剧形式”。对于这个模式化的表述，我中间用了省略号,定义者们用来填补省略号的文字，一是强调表现手段中音乐、舞美、灯光乃至歌唱、服装、音响的综合性，二是强调戏剧形式中的舞蹈要塑造人物、刻画性格、抒发情感、推进情节等等。我曾经不用“舞蹈戏剧”而取“戏剧性舞蹈”的视角来定义舞剧，认为“舞剧是按戏剧形式来展开的……一种舞蹈体裁”。中间的省略号要填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认舞剧主要是一种舞蹈体裁而非一种戏剧形式，决定舞剧形式的不是一般的戏剧结构规律而是特殊的舞蹈叙事规律。因为事实上，即便是曹其敬、陈薪伊这类导了歌剧导话剧、导了京昆导地方戏的全能导演，也不可能有效地编导舞剧；舞剧编导只能是深谙舞蹈叙事之道的舞蹈家，尽管有时也会和文学编剧、影视导演合作。但我们注意到，由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作为一部比较优秀的舞剧，其总导演却是著名影视导演张艺谋。其实，张艺谋在此剧中最重要的作用有二：一是他结构了一个很适合用舞蹈来叙事的舞台剧故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故事里有京剧”；二是他擅长在整体的视觉图像中营造强烈的情感氛围，舞台场景的象征性运用（不是象征性的舞台场景）有效地参与了整体动态形象的设计。面对中国当代舞剧创作的全部丰富性，我认为对舞剧的定义宜简不宜繁，宜单不宜复。因为定义语言的简单恰恰为定义对象的繁复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还因为对艺术形式或体裁的定义不是艺术理论的自我满足而是对艺术实践的有效启迪和积极推进。为此，我认为不妨仿照王国维“戏曲者，谓之以歌舞演故事也”的定义戏曲的办法，将“舞剧”定义为：舞剧者，谓之以舞蹈演故事也。

二、“双人舞”是舞剧叙事的主要手段

如果以芭蕾为坐标来谈舞剧艺术，我们必须说严格意义上的舞剧是外来的艺术。芭蕾史的发端以1581年《皇后喜剧芭蕾》的问世为标志，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是一部戏剧结构松散、人物关系亦松散的“舞蹈诗”而不是“舞剧”。200年后的1786年，芭蕾革新家诺维尔的学生多贝瓦尔实践了老师的主张，创作了第一部戏剧性的芭蕾《关不住的女儿》（又译为《无益的谨慎》），使芭蕾编导从对构图几何学的研究（为了设计舞蹈场面和实施舞台调度）转向了对哑剧“舞蹈化”的研究。在此后的100年时间内，先是由《吉赛尔》完善了芭蕾的足尖舞技术，然后是由《天鹅湖》确认了芭蕾的双人舞程式。在《天鹅湖》问世后的又一个百余年的进程中，“双人舞”不再是男、女首席舞者的技巧炫耀，更成为舞剧叙事的主要手段；在许多优秀的舞剧中，“双人舞”甚至成为舞剧结构的骨架以至于被人们认为是舞剧艺术不可或缺的形式特征。作为芭蕾艺术的表演程式，“双人舞”有两个基本的规定：一、“双人舞”指的是舞剧角色中男、女首席舞者的合舞；二、“双人舞”由Adage、Variation和Coda三部分构成，其中Variation是男、女首席舞者分别展示个人演技，而Adage与Coda则是合舞者慢板起、快板落的表演节奏对比。认识“双人舞”是舞剧叙事的主要手段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舞剧艺术这一重要的形式特征会决定舞剧结构对人物的取舍和对题材的剪裁。当中央芭蕾舞团与张艺谋共商将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为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之时，一位不知详情的舞剧研究专家投书文化主管部门，认为这种题材不宜由舞剧、特别是不宜由芭蕾舞剧来表现。我理解他是从舞剧形式特征和艺术规律的视角来考虑这一问题的——他不能忍受由拥有成群妻妾的老爷来当男首席，他当然更不能理解那成群妻妾中谁是“女首席”，会有怎样的“双人舞”。已经立在舞台上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确定的“女首席”是老爷最后娶进大院的三姨太，而与三姨太相对立的“男首席”不是老爷，而是三姨太未进门前的恋人——戏班武生。由于确定了男、女首席，舞剧叙事就主要围绕着两个人的“双人舞”来展开：三姨太上轿出嫁之时忆及戏班武生的“纯情双人舞”，嫁到大院后观看戏班堂会时的“传情双人舞”，避开家人与戏班武生约会的“偷情双人舞”，直至最后被老爷命人仗杀的“殉情双人舞”……实际上，《妻妾成群》改编成舞剧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不是如张艺谋所说“故事有京剧”，而是故事里的京剧人物与某一妻妾构成了“双人舞”。“双人舞”作为舞剧艺术的形式特征不仅是舞剧叙事的主要手段而且可能成为舞剧情节的结构骨架。

三、以“女首席”为中心结构舞剧的人物关系

一部“以舞蹈演故事”的舞剧，不应该没有“双人舞”，但也不能仅有“双人舞”。这个意思其实是说，舞剧人物一般都不会局限于男、女首席舞者，西方经典芭蕾的主要人物通常在4人左右；因此，上一世纪50年代在我国培训舞剧编导并指导编导班学生创演舞剧《鱼美人》的俄国专家古雪夫认为，一部舞剧的主要人物以不超过4人为宜。为什么在谈到舞剧创作的时候会格外关注人物的数量？联想到我国著名舞剧编导大师舒巧在结构舞剧时先把背景、事件抛开而只需拎出人物的说法，可以理解为结构舞剧首先是结构好舞剧的人物关系。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舞剧的人物不会只限于设置男、女首席舞者，但男、女首席舞者既名之曰“首席”，就说明他们在整个舞剧人物关系中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女首席”，由于在芭蕾艺术数百年的发展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更是成为结构舞剧人物关系的中心。以“女首席”为中心结构舞剧的人物关系，是中外舞剧史上绝大多数作品呈现出的一个基本事实。《关不住的女儿》以女儿莉莎为中心，结构出莉莎的恋人——男首席柯乐斯；而莉莎之母的存在，是为了结构出莉莎婚姻的障碍——因为母亲要将女儿嫁给葡萄园主汤姆斯的傻儿子亚伦。同样，《吉赛尔》以村姑吉赛尔为中心，结构出吉赛尔一见倾心的伯爵阿尔伯特；守林人希莱里昂作为吉赛尔男友的存在，只是为了强化吉赛尔对男首席阿尔伯特不渝的恋情。以至于吉赛尔成为鬼魂后，还要结构出鬼王，以此作为吉赛尔倾心阿尔伯特并救助阿尔伯特的障碍。举世闻名的《天鹅湖》更是如此，白天鹅奥杰塔作为女首席，一方面结构出要通过爱情使她还原为人的男首席齐格弗里德王子，一方面结构出要毁坏她的爱情从而永远将其囚禁在天鹅湖中的魔王罗德巴尔特；舞剧为了使“双人舞”这一舞剧叙事的主要手段得以充分发挥，甚至还结构出了与白天鹅奥杰塔“同形”的黑天鹅奥杰丽娅，而奥杰丽娅作为魔王的女儿正是用来起到动摇王子的爱情从而使奥杰塔永远沉沦在天鹅湖中的作用。上述三部在芭蕾史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尽管在人物关系中有所差异，但以“女首席”为中心来结构舞剧的人物关系、以女首席和男首席（基本上与女首席构成恋人关系）的双人舞作为舞剧叙事的主要手段却是相同的。

四、人物关系的类型化与舞剧结构的模式化

我们以上的叙述描绘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舞剧作为以舞蹈演出的故事主要是一对恋人之恋情发生和发展的故事。无论恋情的结局是美满的还是悲剧的，过程总是有所障碍有所曲折，这障碍和曲折便构成了舞剧的戏剧冲突、戏剧情节和戏剧结构。也就是说，以“双人舞”作为舞剧叙事主要手段的舞剧艺术特征，决定了舞剧创作以“女首席”为中心来结构舞剧的人物关系，并进一步决定了舞剧叙事的基本冲突、基本情节和基本结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舞剧创作中存在的人物关系类型化和舞剧结构模式化的倾向。在我看来，舞剧结构的模式化是人物关系类型化的产物，而人物关系的类型化又是舞剧叙事主要手段选择的结果。正如思想史中用来作为“批判的武器”的东西往往走向了“武器的批判”，作为舞剧叙事主要手段的“双人舞”也可能成为选择男、女首席舞者以彰显自身的舞剧结构的潜规则。中国舞剧的创作，主要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事情。它一方面参考芭蕾以加快自身“舞剧化”的脚步，一方面则借鉴戏曲（主要是武戏）以保持自身“民族化”的特色。与中国许多传统事物的现代命运一样，我们的舞剧艺术不是走着“西体中用”而是走着“中体西范”的道路。请注意，在西方古典芭蕾和中国传统戏曲的双重坐标前，困扰我们的主要不是动作语言形态上开、绷、直、立与含、曲、拧、沉的差异，而是对传统戏曲行当化人物的校正与对古典芭蕾“双人舞”变奏（即Variation部分）的修订。由于立足点不同，中国当代舞剧的最初创作呈现为两种明显不同的形态，有人称为“无说唱的戏曲”与“无变奏的芭蕾”，代表作是于建国10周年（1959年）之际同时问世的《小刀会》和《鱼美人》。就人物关系而言，《鱼美人》几乎可以说是《天鹅湖》的翻版，鱼美人是中国化了的“白天鹅”，围绕着鱼美人结构起的人物关系，把宫廷的王子转换为乡村的猎人，《鱼美人》对《天鹅湖》的人物身份做了当时所提倡的“人民性”的改造。《小刀会》的人物形象，明显带有戏曲行当的痕迹；刘丽川是武老生、潘启祥是武生、周秀英是武旦，而吴道台是丑；尽管也千方百计地设置了周秀英与潘启祥的双人舞，但双人舞在剧中既未成为主要叙事手段，也未以女首席周秀英来结构人物关系。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舞剧，开始形成“中国特色”的类型化的人物关系，类型化的人物可用A、B、C、D等4个符号来指称：A—舞剧中的女首席，是B的恋人，C的女儿，同时还是D企图强行霸占的对象；B—舞剧中的男首席，是A的恋人，与C又往往构成师徒关系；C—通常是A的父亲、B的师傅，是A和B恋爱关系的根由，说明男女之恋迫于父母之命；D—本来与A、B、C没有什么关系，只因倚仗权势欲将A占为己有，由此而构成舞剧冲突中的反方。比较典型的有辽宁芭蕾舞团创演的《二泉映月》和北京歌舞团创演的《情天恨海圆明园》。在这两部舞剧中，A是月儿和玉，B是阿炳和石，C是月儿之父和玉之父，D是古四爷和总管太监。尽管两部舞剧演出的故事不同，但类型化的人物关系不能不使舞剧结构导入某种模式。

五、舞剧结构模式的变体及其简化倾向

由上述人物关系决定的舞剧结构，被我视为中国舞剧结构的基本模式。这一基本模式在近年来的舞剧创作中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变体。变体一：取消了人物D；C虽然还是A的家长，但与B没有师徒关系也因此成为A与B之恋情的反对者（就破坏A、B恋情来说，取代了D的作用）；因此，A在俩人的恋情中成为主动的一方并最终以生命来保护B（通常还是死于C的误杀）；结局通常是在C误杀了A（原本要杀B）之后良心有所发现……关于舞剧结构模式的第一个变体，我想用陈维亚创作的《大梦敦煌》和张继钢创作的《野斑马》来说明。陈维亚和张继钢都是中国当今舞坛最具实力的舞蹈编导，上述两部题材迥异的舞剧在当今中国舞坛亦具有相当的影响。但从两部舞剧的人物关系来看其结构，却似乎十分相似。首先，两部舞剧中的女首席A的主要身份是女儿兼恋人，并且首先是以女儿的身份亮相于舞台，这便是《大梦敦煌》中的月牙和《野斑马》中的斑马女儿。其次，两部舞剧中女首席A的家长C都是大权在握的统治者，这一方面决定了A所具有的贵族血统，一方面又决定了A的恋爱障碍主要来自于C。C分别是《大梦敦煌》中的大将军和《野斑马》中的熊妈妈。第三，两部舞剧中的男首席B来自平民（或化外之民），B与A并不门当户对（B甚至是A那一族的屠戳对象），但B的才华或英气打动了A，使A不惜违抗父命母旨而追随B。B就是《大梦敦煌》中的莫高和《野斑马》中的雄性斑马。第四，由于A所具有的双重身份，A自然居于矛盾的中心并成为难以调和的矛盾的牺牲品。因此，舞剧的结局通常是以A的死去来实现“阶级调和”，这当然是指贵族阶层放草芥平民一马。变体二：就前述中国舞剧结构的基本模式而言，“变体二”与“变体一”的根本区别是取消了人物C而保留了人物D。由于人物C的缺席，人物A与B之恋情的必然性有所削弱，人物D事实上也成了人物A的追求者之一，他与人物B的区别在于他没有被人物A所选择，而为此他选择了对人物A与B之恋情的破坏与报复。舞剧《阿诗玛》是这一“变体”的典型之作，剧中的阿诗玛、阿黑以及阿支分别就是人物A、人物B和人物D。许多根据民间故事来创作的舞剧就取这一结构模式。这一结构模式与“变体一”的“阶级调和”不同，在对人性的深层揭示中，反倒在有意无意中淡化着人的阶级属性。我们注意到，上述两个不同的变体，相对于舞剧结构的基本模式而言，却共同地体现出一种“简化”的倾向。这首先是对类型化人物关系的“简化”，同时也将导致模式化舞剧结构的“简化”。中国舞剧结构模式的“简化”倾向，就舞剧艺术自身而言，是上一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强调“舞蹈本体”并进而提倡“交响编舞”的结果；就舞剧艺术环境而言，是不再用“阶级斗争”的套路来结构舞剧冲突的结果。伴随着这一“简化”倾向，舞剧的情节走向了“单纯化”，舞剧的冲突走向了“平淡化”；而舞界自身尚未认识到这一步所可能导致的谬误，他们称之为“舞剧的诗化”并称某些被“诗化”掉“戏剧性”的舞剧为“舞蹈诗剧”，最后干脆就直呼为“舞蹈诗”。

六、“舞蹈诗”是舞剧创作的一个误区

“舞蹈诗”已作为大型舞蹈创作的一种体裁而与舞剧相提并论了。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主张还是作为一种实践方式，“舞蹈诗”的出现都是90年代后期的事情。“舞蹈诗”作为一种大型舞蹈体裁的存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舞蹈诗”作为舞蹈艺术把握世界的一种样式，也自有其独特的视角和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就舞剧创作而言，由于“诗化”倾向而使舞剧走向“舞蹈诗剧”甚至走向“舞蹈诗”，其实是一个误区。走向这一误区的根本失误在于，所谓“舞剧的诗化”其实是舞剧戏剧性的淡化，而其根由又在于对舞剧结构基本模式之人物关系的不断简化。需要指出的是，当“舞蹈诗”的概念被莫名其妙地提出后，即使是针对大型舞蹈创作的体裁而言，它也不只是指向由“舞剧”戏剧性退化而来的“舞蹈诗剧”；混居于“舞蹈诗”概念之下的，还包括既往“主题舞蹈晚会”（特别是关涉民俗风情的主题舞蹈晚会）主题性强化而至的“舞蹈组诗”。“舞蹈组诗”虽然也自称“舞蹈诗”，但它从来都与舞剧无关。由舞蹈的戏剧性退化为“舞蹈诗”的一个典型案例是《长白情》。《长白情》以充满诗意的舞蹈试图演绎我国朝鲜民族的历史，贯穿整个作品的人物是一对始为恋人、再为夫妻、又再为父母的男女。相对于舞剧结构基本模式的人物关系而言，这是一个简化到只有人物A和人物B的大型舞蹈作品，作品因没有人的冲突而失去了剧的张力。创作者的作为，是为男女主角人生历程的展开设计一个个充满象征意蕴的舞的意象。由于意象的营造及其不用关联词连接的组合方式是诗体结构的重要特征，由一个个舞的意象组接起来的《长白情》的确可称为“舞蹈诗”。称其为“舞蹈诗”并不是因其缺少剧的冲突而是因其充满诗的意象。类似的以一对男女贯穿作品来串联起段段舞蹈的作品还有不少（例如《悠悠闽水情》），虽也自称为“舞蹈诗”但却是不注重营造具有象征意蕴之意象的“诗”，是没有“比兴”而只有“铺陈”的诗，这种“诗”其实只是“组舞”概念的美化。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许多并无任何贯穿人物而只是围绕着某一习俗或风情来串联的舞蹈也都聚集在“舞蹈诗”的旗帜下了。当然人物的减少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减少，也意味着舞剧整体戏剧冲突的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品完全不能结构出“戏剧性”。自称为“舞蹈诗剧”的《土里巴人》以虎生和凤妹贯穿全剧，串连起土家族的婚恋风俗，编导通过一段段展现婚恋风俗的舞蹈描述了人的生存状态——这一状态未必呈现为你死我活的阶级冲突但却可以揭示人的情感冲突、性格冲突以及人的发展与环境的限制之间的冲突。在简化人物的同时并不淡化戏剧冲突的作品并非完全没有，舞剧《妈勒访天边》或许就是一个例外。整部舞剧上半场只有一个人物——妈，下半场只有两个人物——勒（儿子）与藤妹。舞剧赋予人物一个永不停止的行动——寻找太阳，妈在险恶的自然环境的阻隔中寻找，未竟的行动由勒来继续；勒在战胜温馨社会环境的劝诱中寻找，使其与藤妹的双人舞也一改和谐的格调而形成冲突的氛围。这就是说，舞剧人物的简化虽不必然导致舞剧冲突的淡化，但我们如不结构出人物行动的目标及其路途的障碍，如不在仅有的人物（男、女首席）中构织冲突而是保持“双人舞”的和谐格调，我们就会失去舞剧的“戏剧性”。那些因失去了“戏剧性”从而自诩为“舞蹈诗”的体裁，是舞剧创作需要警惕的一个误区。

七、人物关系类型的转化与舞剧结构模式的更新

由人物关系类型化而导致的舞剧结构模式化的倾向，使我们的舞剧创作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我们坚持以女首席为中心来结构舞剧的人物关系并坚持以女首席与男首席的双人舞为主要叙事手段，我们就难免陷入既往的结构模式之中；如果我们要摆脱既往的结构模式以实现舞剧更新，我们就必须转化人物关系类型，而这可能要以放弃舞剧的主要叙事手段为代价。其实，作为中国当代舞剧里程碑的一些作品，并非都依循模式化的舞剧结构，也并非都从那一舞剧结构模式来变异。10年前（1994年）由某机构评出的“20世纪华人舞蹈经典”，有《小刀会》、《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丝路花雨》和《阿诗玛》等6部舞剧当选。我们注意到，处于3个不同时期的6部舞剧，《小刀会》、《红色娘子军》和《丝路花雨》就不强调以男、女首席“双人舞”为主要叙事手段，而且几乎没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双人舞”（刘丽川不与周秀英跳双人舞，洪常青不与吴清华跳双人舞，神笔张也不与女儿英娘跳双人舞）；与那种以“双人舞”为主要叙事手段的舞剧相比，这类舞剧一是未必以女首席为中心来结构人物关系（当然不排除以女主角的人生经历来展开舞剧情节），二是舞剧人物关系的结构较之“类型”而言不是简单化而是复杂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视为传统戏曲类型化人物（行当）的转化。与之有别的另外3部舞剧《鱼美人》、《白毛女》和《阿诗玛》，正是以男、女首席合舞的“双人舞”作为主要的叙事手段，除《白毛女》因从歌剧改编而来保留了较为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相当数量的歌唱外，另两部舞剧不仅依循模式化的舞剧结构而且呈现为那一结构模式的简化倾向。在我看来，依托传统戏曲类型化人物的舞剧人物关系的复杂化，不是更新舞剧结构模式的理想路径。这是因为，过于繁复的人物关系体现着过于繁琐的故事叙说，这不仅不利于人物性格的深度刻画，而且不利于舞蹈手段的高度发挥。那么，人物关系类型的何种转化能使我们既高扬舞蹈本体又更新舞剧结构呢？当下最为常见的一种做法是使男首席真正为舞剧的“首席”，以男首席的人生历程来结构戏剧冲突并以其个性来结构人物关系，例如《星海·黄河》、《梅兰芳》、《红雪》等。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女首席”的缺席，但却不会放弃“双人舞”的叙事手段。《星海·黄河》中的冼星海先后与自己的夫人、与边区小姑娘英子、与黄河边的船夫进行“双人”叙事并从而建构起舞剧非类型化的人物关系；《梅兰芳》中梅兰芳的“双人舞”主要是男首席与自己塑造的京剧人物的对话，在与其塑造的京剧人物的对话中贯穿起弘扬国粹、蓄须明志、培育新蕾等情节；《红雪》中的华某也是如此，在其人生历程的巨大变异中，虽与美院校花、村姑哑女都有作为舞剧主要叙事手段的“双人舞”。但无论是校花还是哑女都不再是“女首席”了，也就是说，类型化的人物关系得到转化，从而也使模式化的舞剧结构得以更新。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把男、女首席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且舞剧的主要人物又只有男、女首席二人。这种人物关系类型的转化其实是前述“简化”倾向的体现，它无需设置第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冲突，也不想在两人之间形成冲突；其主导的戏剧性或根本的戏剧冲突在两人行动目标的坚定一致和导致这一行动根本无法实现的戏剧情境。《胭脂扣》中如花与十二少、《风雨红棉》中陈铁军与周文雍就是这一转化的典型，这种转化当然也促成舞剧结构模式的更新。在这种转化中，我以为可贵的还不仅仅在于更新舞剧结构，更在于不仅保

情感中心有三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类型：给予型

这种类型的人不管在时间、精力、事物三个方面都表现出主动，乐于助人、普遍乐观以及慷慨大方，他们以此希望获得他们的好感和认同，希望成为他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中获得被爱和被欣赏的感觉，所以总会无意识地通过人际关系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在自己最为人所需的时候感到最快乐。他们具有一种很强的控制力，能够在不同的朋友面前展示不同的自我，因而他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所以他们是天生的照顾者和支持者。为了使别人成功、生活美满，给予型能运用他们天生的同情心，给出对方真正需要的事物。

第二种类型：这种类型的人是天生的工作狂，他们精力充沛，乐于接受竞争，追求成就感。为了成功，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成就来获得他人的尊重和爱戴。他们看上去要比实际更加出色。他们总是把自己想象成胜利者并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他们注重外表，会精于打扮，他们还会是成功的父母、配偶、商人、玩伴、治疗师，总之，他们能够顺应身边的人们而变化形象。但是，他们常常分不清真正的自我和工作中的角色。

第三种类型：感觉型

这种类型的人具有内向、忧伤、敏感的性格，具有艺术气质。他们常常被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所吸引。他们忠于自己的感受，一些受气的事或有违内心的事情他们是坚决不会去做的。他们受到高深的情绪性经验所吸引，表达出与众不同的一面，无论在任何领域，他们的生命反映出对重要性和意义的追求。虽然很容易陷入自己的情绪，他们却能表现出最高度的同情心，宁愿自己吃苦，也要帮助他人。感觉型人热衷于美的事物和充满激情的生活，并且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和极强的创造力。

是一首怀念情人的词，出自宋代柳永的《浣溪沙》

出自：宋代柳永《浣溪沙》

原文：

半梦半醒半浮生，一颦一笑忆故人。

译文：

半梦半醒之间过去了半辈子的人生，至今还在想念你的一颦一笑。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

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是第一个大量创制慢词的人。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柳永还是两宋词坛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据统计，在宋词880多个词调中 ，属于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的就有一百多个。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

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采用的主要是“代言”的抒情模式；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采用“代言”的抒情模式，注重自我的情感体验。

其《鹤冲天·黄金榜上》一词，尽情地抒发了名落孙山后的愤懑不平，也展现了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的个性，是这类作品的典型。

类型化数据集先是从基类 DataSet 派生，然后使用“数据集设计器”中的信息（存储在 xsd 文件中）生成一个新的强类型数据集类。架构中的信息（表、列等）被作为一组第一类对象和属性生成并编译为此新数据集类。由于类型化数据集继承自基 DataSet 类，因此类型化类具有 DataSet 类的所有功能，可以与采用 DataSet 类的实例作为参数的方法一起使用。

相形之下，非类型化数据集没有相应的内置架构。与类型化数据集一样，非类型化数据集也包含表、列等，但它们只作为集合公开。（不过，在手动创建了非类型化数据集中的表和其他数据元素后，可以使用数据集的 WriteXmlSchema 方法将数据集的结构导出为一个架构。）

类型化访问不但更易于读取，而且完全受 Visual Studio“代码编辑器”中 IntelliSense 的支持。除了更易于使用外，类型化数据集的语法还在编译时提供类型检查，从而大大降低了为数据集成员赋值时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如果更改 DataSet 中的列名并编译应用程序，则会收到生成错误。通过双击“任务列表”中的生成错误，可以直接转到引用旧列名的代码行。在运行时对类型化数据集中的表和列的访问也略为快一些，因为访问是在编译时确定的，而不是在运行时通过集合确定。

尽管类型化数据集有许多优点，但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使用非类型化数据集。最显而易见的情形是数据集无架构可用。例如，当应用程序正在与返回数据集的组件交互而您事先不知道其结构是哪种时，便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样，有些时候使用的数据不具有静态的可预知结构，这种情况下使用类型化数据集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因为对于数据结构中的每个更改，您都必须重新生成类型化数据集类。

更常见的是，许多时候可能需要动态创建无可用架构的数据集。这种情况下，数据集只是一种方便的、可用来保留信息的结构（只要数据可以用关系方法表示）。同时，您还可以利用数据集的功能，如序列化传递到另一进程的信息或写出 XML 文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