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资料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小说“艺术真实”的价值

——以“狂人”、“祥林嫂”为例对比分析

    近日重读鲁迅先生小说《呐喊》、《彷徨》，无意间想起中学语文、历史教科书中的一句话“《狂人日记》（选自《呐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可否认，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狂人日记显示出了鲁迅先生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觉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唤醒民众麻木的神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从艺术价值而言，我个人觉得，“狂人”形象比不上鲁迅先生后来创作的诸如祥林嫂、孔乙己、陈白光等，根本原因在于“艺术真实”不足。

        按照苏式文学理论的观点，小说中的艺术形象就是日常生活中人物活动的一种集合式的拼凑。这种说法是从写作对象的角度强调了创作素材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但是，在我看来，小说的“艺术真实”并不等同于现实的客观事实，不必强调对现实生活完全真实的展现，而在于艺术创作的“真实”情境能否让读者更容易地、更自然地从“此时”过渡到“彼时”。但在我看来，如果一篇小说的真实性不足的话，其实是割断了文本与读者心灵的“沟通”，不能引发读者心中的“波澜”，无法产生自然而持久的震撼或回味，那么其艺术价值应该还是会受到影响的。

        短篇小说大师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在“真实性”上就处理得很好。通过对生活场景的细节描写直接把读者“拉入”到作者所要表现的环境之中，让读者“置身其中”进行真切而自然的感悟，在体谅作者“局部変形”的苦心之后明白了写作的关注点，从而引发对生活中类似问题的反思。

      《狂人日记》的“真实性”就太过强调客观。在开篇的时候，作者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精神病的患者，周围的人都认为他很不正常，那么按照这个逻辑前提，读者在感受的过程中就难以拉开现实与“艺术现实”的距离，很容易产生一种“刻板偏见”。既然“狂人”是一个疯子，那么他的行为就是有精神障碍的，看出字缝中的“吃人”是必然的，极其符合医学中“迫害妄想症”的特征。那么如果不知道创作背景的话，这篇小说的主题其实无法产生持续的影响力，也就削减了小说的艺术价值。

      小说的真实其实是建立在作者对于情节的保留和情感的限制的基础上的。不必将所有的情节全部交代完，也不需要将情感肆意的宣泄。小说家应更像一个高明的导演，将一个“艺术真实”的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拉着读者走进故事，让读者变成一个与创作对象有“亲密”关系但不交流的“隐形人”，在看与听中实现情感的共鸣、心灵的触动。

      《祝福》首先给我们创设了一个普通的小镇，可能除了设施没有现代社会这么完善之外，其余的生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共性。“祥林嫂”则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乡下妇女出现，她命不好——死了丈夫，为了生存只有出来帮人做活，靠自己的力气养活自己，这就是一个在正常不过的生活故事。但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情景中的时候，才发现空气中似乎还有些“不一样的味道”。祥林嫂是她前夫家“所有的”，就必须由前夫的族人安排生活，所以被卖到贺家坳。虽经历波折，祥林嫂却也迎来了生命中短暂的“春天”：丈夫能做，儿子听话，但“命”似乎又来捉弄她，丈夫和儿子的先后离世让她又回到鲁镇。人们愿意听到倾诉自己的身世，也愿意赔上眼泪，甚至有人关心她死后的生活；在尽量不伤害她的情况下养着她，让她生活下去……平常的情节，正常的人事，祥林嫂却死了，非正常死亡，无人知道死因……为什么？我们会自然地探寻答案，进而就发现了那个在空气中弥漫着的阴森的魔鬼“陈腐落后的思想”。我想，当我们的灵魂“逃离”这个外表祥和的“人间地狱”时，应该心有余悸吧？

        “艺术真实”让我们在小说和现实的世界中自由的穿行。毕竟在这个日益物化的世界中，标榜“主义”并不是小说的职责，让我们得到心灵的触动，发出真实的感喟或许正是小说的要义。

下产生在两个不同的作品“呐喊”和“彷徨”是一个概念，有人从字面上讲，“彷徨”显示了一些更密集的“悲观”或其他有人从“彷徨”的卷头引“离骚”句，这意味着笔者认为，“转型”的起点，“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我看来，这两种意见，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呐喊”和“彷徨”宇宙学表中没有看到相同的，但是，作者观察现实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一个特殊的。 “呐喊”的作者一方面，虽然我觉得那个时候在“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没有“完成”，但另一方面，在反封建的赞助应该在这一点上， - 在这样他派出了他的“呐喊”，“呐喊”主要来自那些长期压迫，封建主义和人民的麻醉性能，但他们有多么痛苦麻痹住，急怒一个独立点，但多么愚蠢，他们不这样做了解痛苦的生活来源，他们有原因，顽固，但他们可以哭，可以笑，哭敢不敢笑，不敢骂;喜欢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他们生活的痛苦和瘫痪的是，他们尊重生命奉献，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他们是“地球的孩子”从土壤中走了出来，绑札幌在土壤中，土壤的生活不能离开人在这样一个人，笔者看到了革命的力量，然而，革命尚未见过字符;这股革命的力量，你需要醒来，但醒来后，你需要给他们一拼，“武器”，笔者在“新文化运动”，有时间，没看到实物武器，所以他说，醒来后，仍禁止在黑暗的房间是双重痛苦，但终于发出一个宏伟的“呐喊”。

“彷徨”，然后是笔者目睹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和“分化”，一方面，揭示了一个妥协，另一个方面是“变”社会力量的需要有人来带领！然而，一旦“新文化运动”唤醒青年知识分子怎么样？ - 这种质疑，从而导致了“无奈”。在这方面，主要演示了从黑暗中，满肚子的不公，那些觉醒恨愤怒，然而，缺乏头脑，成日价仅不均匀喂养他们的灵魂投诉，但他们肩上的担子与旧时代的负载，偏见，无知，固执，虚无主义，冒险主义，短视，懦弱， - 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也革命力量？当然！他们将是革命性的工人和组织者。 “彷徨”了很多热情，明亮的数字，但这些数字也有很多缺陷，梦泽伏莽“涓生”的深山丛林，与旧时代的人是一个大漏洞，受极热到冷极“独行侠”中的主人公是没有什么不同，但主人公玩世不恭和无情的自我娱乐的那一刻，他仍然有“热” - 也就是说，照顾无辜的孩子，谁不能生活在没有现代硬伤因为现代人是上一代的后代，但人长期受压迫的后裔，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包围，周围是各种偏见和无知，但笔者并不认为这个缺陷是“奉派”是天老地荒的一天困境，恰恰是因为他不相信永远是如此，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折返，为什么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也因为他不相信，于是他借“没有更多的”写他的愿望，“离骚”句 -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暗示他的愿望。

如果我们觉得应该算是上面的解释，但也有一些道理，那么“彷徨”，“呐喊”的发展，是更为积极探索;说，这是“悲观”的作者来到一个头，从而预示着“转型” - 这样的论文，似乎是表面的皮肤深层。

所谓的“悲观”，“彷徨”和“呐喊”，并没有做什么颜色的？如果你认为没有，那么，作者自己在“呐喊”自序中说，笔者在别处“药”的注释，是完全相反的话吗？答案是：这不是。盖子是不是终于能够得到悲观通读鲁迅显然后的作品，这是中国人民的解放，如果我们不和他断绝所有的时间看。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呐喊”，“彷徨”的思想内容用刀子切断整齐地分成两边，不拌匀水像一条河，每一个男人，并在两者之间，有复杂的地方，即使是在一个复杂的有。然而，主基调，我想无非就是如上所述。艺术家代表作的功能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内容，如此严格的分类是不可能的，是一个人的智力发展的模仿，从未被作为一个孩子一样的过去的，有序的，从来没有重复之前和之后，读一本书而艺术家的形象，特别是考虑当然，持久的感情来论谈，所以经常的危险，如“阿Q”，这是典型的一类，它属于什么？或农民，或流氓无产阶级，但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AQ强烈的“破落户”，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自然缺陷，但“破落户”这通常是不等同于所谓的流氓无产者“破落户”的一些人物，阿Q没有。阿Q不势利，但他不在，“义侠”之流。阿Q经常反抗，然而，“健忘”化做的事件，意识到他的反抗消散。的所谓“道义上的胜利”，这是神奇的，从一个角度，固体作为一个失败的被压迫者对精神不屈的表征，然而，也不是开始的斗争是不会瘫痪的意识“奴隶的理念”，“AQ正传“，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奴隶哲学“是讽刺，鲁迅在其他地方，都一再反对所谓的”精神胜利法“，阿Q已经成为不朽的经典之作，因为它不是简单，它是如此复杂。

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茅盾

思想内容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与《彷徨》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奠基之作和经典之作，它们实现了对传统小说的革命性突破，完成了现代小说的艺术转型，没有鲁迅的筚路蓝缕之功，我们今天的小说恐怕不会有如此繁荣和创新的局面。

艺术成就

一、题材的突破和深化

传统小说注重情节，追求故事的完整性、传奇性，叙述的对象或是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或是聚散离合的才子佳人，形成旧小说特有的题材模式。而《呐喊》和《彷徨》则直面惨淡的灰色人生，转向写普通人的平常事，刻画“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在题材上有了全新的突破。

二、叙述方式的现代转变

与传统小说有头有尾，环环相扣，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不同，鲁迅的小说作品叙述方式灵活多变，别具匠心。这位创造新形式的先锋，自觉地借鉴西方小说形式，通过他的天才的发挥和转化，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典范。《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主要与小说的叙事艺术相关，鲁迅有意识地发展了小说叙述者的复杂艺术。

三、象征性意蕴

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以“为人生”的社会写实小说为主，而表现自我、袒露内心的自叙小说也风行一时，在民族灵魂改造和个性解放方面它们都起过巨大的作用，而在艺术表现上，却不如《呐喊》、《彷徨》深沉蕴藉。可以说，《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奠定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这现实主义又是开放的，以写实为主，融合了多样表现手法，尤其是汲取“象征”的手法，使作品具有浓郁的象征色彩和意蕴。象征的运用增强了写实文学的文学性，有言近旨远、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四、语言特色

鲁迅的文字精警峭拔，减省有时到了“洁癖”的程度，他以深刻的社会阅历和强大的思想能量为神髓，着墨不多而内力充实，元气精锐；但有时为造成一种崎岖辗转的效果，也不吝啬繁复、冗长的表达。整体上看，如李长之所说，从容不迫是鲁迅小说特有的优长。

总之，作为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发轫力作，《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以各自强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