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中曹操的故事

生平

曹操，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东汉末年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宦官家庭。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十常侍中的一员，汉相国曹参的后人。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嵩的出身，当时就搞不清楚，所以陈寿称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夏侯氏之子。曾先后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太尉等官。

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势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将蹇图用五色棒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

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今山东济南一带）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长吏八名，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甚至有了买官制度。朝廷封曹操为议郎，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

中平五年（188），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中平六年（189），董卓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相国，专擅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不愿与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

曹操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组织起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准备讨伐董卓。

献帝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牧守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以行奋武将军的身份，参加讨董军。二月，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自己留居洛阳抵御关东军。董卓之凉州军骁勇善战，关东军十余万人驻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无人敢向洛阳推进。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遂独自引军西进。曹操行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大将徐荣交锋，因为士兵数量相差大，曹操大败，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幸得堂弟曹洪所救。回至酸枣，曹操建议诸军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关东诸将不肯从。

关东诸军名为讨董卓，实际各自心怀鬼胎，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不久，诸军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并。

初平三年，司徒王允与吕布在长安定计杀掉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攻陷长安，杀王允，进攻吕布，关中也陷入战乱。是时，州郡牧守各据一方，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迎曹操任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终于将黄巾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

献帝初平四年（193）秋，曹操进兵徐州（治郯，今山东郯城），向东南扩展势力。徐州牧陶谦退守郯县。不久曹操军粮将尽，撤围回军。次年夏，曹操再征徐州，略地至东海。曹操征徐州期间，所过大肆杀戮，一路上“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曾参加讨董卓之战的陈留太守和曹操部将陈宫对曹操不满，遂叛操，迎吕布为兖州牧。吕布为当时名将，先为董卓部将，曾与王允定计诛杀董卓。

当时只有鄄城（今属山东）和东郡的范（今山东范县东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县尚在曹操掌握之中，分别由司马荀彧和寿张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敦等坚守，形势异常危急。曹操从徐州赶回，听说吕布屯于濮阳，遂进军围攻濮阳。二军相持百余日，蝗灾大起，双方停战，曹操军还鄄城。

兴平二年（195）夏，曹操整军再战吕布，于巨野（今山东巨野南）大破吕布军，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

曹操从陈留起兵到兴平二年将吕布、张邈赶出兖州，经过六年的经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根据地。曹操起兵之初，仅有数千人，出任东郡太守前后，他陆续延揽一些拥有宗族、部曲等家兵的豪强地主归附自己，后击溃青州黄巾军，又收其精锐组成“青州兵”。这样，曹操又有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根据地和军队，是曹操得以成事的基本条件。

献帝刘协自被董卓劫至长安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建安元年七月，献帝终于回到洛阳，洛阳经董卓之乱，已是一片废墟。百官没有地方居住，“披荆棘，依丘墙间”，洛阳也没有粮食，“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

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的谋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献帝。随即挟持汉帝迁都许昌。从此，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

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建安元年，曹操采纳部下枣只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200），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

通过以上二项措施，曹操统治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这是曹操在经济上的一大成功。

迎献帝、迁都于许和恢复农业生产是曹操得以成功的两个重要条件。

从建安二年起，曹操利用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东征西讨，开始了他翦灭群雄，统一北方的战争。

其时，在曹操的北边，是占有冀、并、幽、青四州的袁绍；南边，是占据扬州的袁术；东南，是占据徐州的吕布；正南，是占据荆州的刘表；西边，是关中诸将。此外，董卓部将张济之侄张绣投降刘表后，屯驻于宛县（今河南南阳），对许都形成威胁。

建安三年（198）九月，曹操东征徐州，进攻久与他为敌的吕布。在曹军攻势之下，吕布军上下离心，十二月，吕布将侯成、宋宪等生擒吕布谋士陈宫归降曹操。吕布见大势已去，下城投降。曹操将吕布、陈宫处死，收降吕布将臧霸、孙观等人，初步控制了徐州。

当时，群雄实力最强的是袁绍。曹操预作布置，命在青州有潜在影响的臧霸等人攻入青州，占领齐（治今山东临淄）、北海（治今山东寿光东南）等地，巩固右翼；又命大将于禁屯军黄河南岸，监视袁军。不久，张绣听从谋士贾诩之计，投降曹操，曹操大喜，拜张绣为扬武将军，解除了后顾之忧。这年十二月，曹操自率军屯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北），准备迎击袁绍。

刘备在徐州牧陶谦死后，曾一度出任徐州牧，后徐州被吕布攻占，刘备投奔曹操。曹操认为刘备是个英雄，先后表他为豫州牧、左将军。曹操攻占徐州不久，淮南袁术准备逃往青州往依袁绍，曹操派刘备去截击。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等人谋诛曹操事泄，被曹操杀掉。刘备遂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

曹操为了免于将来同袁绍作战时前后受敌，决定先消灭在徐州立足未稳的刘备。时诸将皆怕袁绍乘机来攻许都，曹操对此胸有成竹，说：“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有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遂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刘备，刘备逃奔袁绍。

袁绍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一股势力，也是曹操统一北方最强大的敌人。袁氏一门，自袁绍曾祖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势力本就很大，后袁绍取得冀、并、幽、青四州之地，实力大增，有军队数十万人。袁绍以其长子谭、次子熙、外甥高干分守青、幽、并三州，后方稳固，兵精粮足，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里。他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志在一举消灭曹操。建安五年二月，袁绍命大将颜良等人进兵白马（今河南滑县北），自率大军进屯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向曹操发动进攻。

曹操的实力比袁绍弱得多。曹操所占的大河以南地区，地盘既小，又是四战之地，残破不堪，还没有完全恢复，物资比不上袁绍那样丰富。曹操的兵力也远不及袁绍，其总兵力大概不过几万人，投入前线的兵力据《武帝纪》说“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刘宋裴松之认为此数不准确，操之兵力不会如此之少，但曹操兵力远逊于袁绍却是毫无问题的。袁绍大军来攻，许都震动。曹操安慰众将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众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我奉也。”曹操对袁绍有很深的认识，他敢于在袁绍将要大军压境之时抽身去进攻刘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之上。

建安五年二月，袁军颜良等人围攻白马，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四月，曹操亲自率兵北上解白马之围，他采纳谋士荀攸之计，先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在白马以西），做出要渡河袭击袁军的态势，吸引袁军分兵西向，然后突然转向兼程去救白马。曹操军突然杀到，袁军措手不及，颜良被曹军杀死，袁军大败，白马之围遂解。曹操救出白马军民，沿黄河西撤。袁绍闻知，立即渡河追赶曹操。曹操见追兵渐近，命军士解鞍放马，并置辎重于道。袁军追兵大至，争抢辎重，阵形混乱。曹操率领仅有的骑兵突然杀出，大破追兵，阵斩袁绍另一大将文丑。颜良、文丑为袁军名将，二战分别被杀，袁军大震。曹操初战得胜，主动撤军，继续扼守官渡。

八月，袁绍大军连营而进，东西数十里，依沙堆为屯，进逼官渡。曹操分兵坚守营垒，伺机而动。袁军向曹营发动猛攻，先是作高橹、起土山，由上向曹营中射箭，接着又挖地道，欲从地下袭击曹营，皆被曹操以相应办法击破。两军一攻一守，相持近二个月。久战之下，曹操处境极为困难。

十月，袁绍从河北运来粮草万余车，派大将淳于琼等带万余人看守，屯于离袁绍大营四十里的乌巢。恰好这时袁绍谋士许攸来投曹操，献计让曹操偷袭乌巢。曹操大喜，亲率精锐步骑五千人，乘夜从小路偷袭乌巢。曹操军至乌巢，命四面放火，袁军大乱，淳于琼拒营死守。袁绍闻知，急忙派兵救授，曹操左右见“‘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遂大破之，斩琼等，尽燔其粮草”。当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时，认为这正是攻破曹操大营的好机会，因此派去的援兵很少，而以重兵围攻曹操大营。但曹营未破，乌巢败讯已经传来，袁军溃散，大将张郃等人投降曹操。袁绍弃军逃回黄河以北。于是曹军大获全胜，斩首七万余级，尽获袁军辎重图书珍宝。曹操清点袁绍书信，得到自己部下写给袁绍的信，尽烧之，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从客观条件上说，曹操本处于劣势，但由于他能正确分析客观条件，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所以能扬长避短，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使战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经过自己主观上的努力，终于赢得了胜利。

官渡一战，曹操击溃了最大敌人袁绍，由他统一北方已是大势所趋。

建安七年，袁绍病死，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不和，发生火并。袁谭不敌袁尚，向曹操乞降。

建安九年二月，曹操乘袁尚出兵攻打袁谭之机，进军围攻邺城。袁尚率军回救，依滏水（今滏阳河）为营，曹操进军将其营寨包围。袁尚害怕，请求投降，曹操不许。袁尚乘夜逃跑，袁军溃散。袁尚逃奔中山（今河北定县）。曹操命人拿着缴获袁尚的印绶节钺招降邺城守军，城中斗志崩溃。邺城遂被曹操攻破。第二年正月，曹操又以负约为名，攻灭袁谭，冀州平定。于是，曹操让还兖州牧，改任冀州牧。

袁尚兵败后，逃奔幽州刺史袁熙。不久。袁尚、袁熙又逃奔三郡乌桓。

建安十二年，曹操为了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三郡乌桓入塞为害问题，决定远征乌桓。汉末，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结合，是为三郡乌桓，其首领为辽西部的蹋顿。三郡乌桓与袁氏关系一直很好，并屡次侵扰边境，掳掠人口财物。这年五月，曹操亲率大军到达无终（今河北蓟县）。时正雨季，道路积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曹操从无终人田畴之议，改从一条久已断绝，但“尚有微径可寻”的路线进军。在田畴的引导下，曹操大军登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附近一带），“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直指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曹军进至离柳城不足二百里时，乌桓才发现，于是蹋顿与袁尚、袁熙等人率数万骑兵迎击。八月，二军相遇，时曹军辎重在后，“被甲者少，”而放军军势甚盛。曹操登高了望，见敌军虽多，但阵势不整，遂命大将张辽为前锋，乘敌阵稍动之机，向敌军发动猛攻。乌桓军大乱，曹军阵斩蹋顿，大获全胜，胡、汉降者二十余万，袁尚等人逃奔割据平州的公孙康。这时，有人劝曹操乘势进击公孙康，曹操说：“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也。”遂率军还师。不久，公孙康果然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首级献与曹操。诸将不明所以，曹操说：“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于是，曹操攻破三郡乌桓，也彻底肃清了袁氏势力。

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

曹操基本平定北方后，兵锋转而南向。建安十三年七月，进军南征荆州刘表。八月，刘表病死，其子刘琮接任荆州牧。九月，曹操大军进至新野（今属河南），刘琮以为无法抵挡，举荆州之众投降曹操。这时，官渡之战后投奔刘表的刘备屯驻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听说刘琮投降，便率军向江陵（今属湖北）撤退。江陵为荆州重镇，存有大量军用物资。曹操听说，怕江陵落入刘备之手，遂亲率五千骑兵从襄阳（今湖北襄樊）疾驰三百里，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将刘备追上，并将其军击溃，随后进占江陵。

由于曹操的进军威胁了孙权的统治，孙权命大将周瑜率军三万，与刘备联军抵抗曹操。

曹操自江陵东下，至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与孙、刘联军接战不利，暂驻军于乌林（今湖北洪湖县东北，长江北岸邬林矶），与对方隔江对峙。

周瑜用诈降之计，命大将黄盖率小战船十艘，上装柴草，灌以膏油，假称投降，向北岸而进，至离曹营二里之处时，各船一齐点火，然后借助风势，直向曹军冲去，曹军大败，舟船被烧。曹操率军从华容道（今湖北监利西北）陆路撤回江陵。遂撤军北还。

赤壁大败后，曹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内部。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求贤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提出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目的是尽量把人材收罗到自己身边。

建安十六年，曹操开始对关中用兵。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锺繇率大将夏侯渊以讨伐汉中（治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张鲁为名进兵关中。关中马超、韩遂、杨秋等十部心生疑惧，一时俱反。曹操立即派大将曹仁进攻关中，马超等人屯据潼关。七月，曹操率大军亲征关中。九月，大破关中诸军，马超、韩遂逃至凉州，杨秋逃至安定（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南）。十月，曹操进军安定，杨秋投降，关中地区基本平定。

建安十八年，曹操起兵号称四十万，亲自南征孙权。次年正月，曹军进至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攻破孙权设在江北的营寨，生擒其将公孙阳。孙权亲率军七万，前至濡须口抵御曹军。二军相持月余，各无所获。曹操见孙权军容严整，自己难以取胜，遂撤军北还。五月，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割冀州的河东、魏郡等十郡以为魏国封地。曹操封魏公后，所任丞相和冀州牧如故，权势愈来愈大。七月，曹操建魏国社稷宗庙，又在魏国内设置尚书、侍中。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门户，“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十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七月，曹操大军进至阳平关（今陕西沔县西北）。张鲁听说阳平关失守、逃往巴中。曹操进军南郑，尽得张鲁府库珍宝。十一月，张鲁出降曹操，汉中遂为曹操所有。

曹操主力退出汉中后，刘备随后向汉中发动进攻。建安二十三年，刘备亲率大军进至阳平关，夏侯渊等人与刘备夹关对峙。七月，曹操亲率大军赶往关中，坐镇长安，以便随时指挥汉中战局。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自阳平关南渡沔水（今汉水），依山而进，驻军于定军山（今陕西沔县东南），夏侯渊出兵与刘备争夺地势，被刘备杀掉，曹军大败。曹操遂放弃汉中，军队全部撤回长安。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曹操刚刚从汉中撤出，刘备大将关羽就从荆州向他的东南防线襄、樊一带发动了进攻。曹操闻知，立刻派大将于禁率兵往救樊城。八月，关羽乘洪水泛滥之机，大破于禁所统七军，乘势进军，将樊城围住。时樊城曹军只有数千人，城被水淹，水面离城楼仅有数尺，曹仁率军死守。曹操又派徐晃领兵去救樊城。十月，曹操从关中赶到洛阳，亲自指挥救援樊城。

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很不愿意让关羽势力发展，而且他早已有攻取荆州之心，于是联结曹操，准备以大将吕蒙偷袭荆州要地江陵。曹操接信后，将这一消息通知曹仁，命他继续坚守，自己进至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临近指挥，又派兵十二营增援徐晃，命他反击关羽。不久，吕蒙偷袭江陵得手。关羽撤兵，路上被孙权军擒杀。

曹操在孙权擒杀关羽、取得荆州后，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代汉称帝。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内外群臣，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曹操手下群臣乘机向曹操劝进。曹操自己还不想废献帝自立，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220），曹操还军洛阳。当月，病死在洛阳，终年六十六岁。这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史书评论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可算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后世学者认为，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意歪曲事实，并没有正确评价曹操。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曹操诗风

曹操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和《蒿里行》、《观沧海》、《薤露》、《短歌行》、《苦寒行》、《碣石篇》、《龟虽寿》等不朽诗篇。后人并且辑有《曹操集》。

曹操手迹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袅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沈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后世名人对曹操的评论

毛泽东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唐太宗说曹操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曹瞒传》评价曹操：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

裴松之写过：“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 ”

周瑜评价曹操：“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

刘备评价曹操：“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鸩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

陈琳评价曹操：“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幕府董统鹰扬，埽夷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千王莽。”——《史通·探赜》

洪迈评价曹操：“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

王夫之评价曹操：“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读通鉴论》

古人评价曹操：“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辩亡论》

李宗吾评价曹操：“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厚黑学》 ”

顾炎武评价曹贼：“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

《三国志（注）》评价曹操：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司马光评价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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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来自韩国与中国的特殊的历史关系、地缘政治上的夹心地位以及近代被日本殖民的历史。在现代转型时期，历史悲情就有可能以非理性的面目展现出它的力量，尤其在身份认同上体现出非理性的特征，其政治层面的体现是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结。

弱化与中国历史的联系

一个民族形成国家的过程，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挖掘独立于其他民族的个性特征，以此辨明身份，加强民族心理认同。而民族心理认同是本民族形成的情感基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其来源问题。神话通常构成民族心理的源头。民族心理的内核一经形成，就自然地支配了本民族的情感和认知。

在当今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时代，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显然认识到民族心理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对国际关系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由于大多数人（无论中国人或韩国人）对“檀君”朝鲜、萁子朝鲜、卫满朝鲜、三韩、高句丽、新罗、百济、高丽和李氏朝鲜之间的关系不清楚，由此导致韩国官方和学者在叙述历史上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和导向性。

韩国官方和学者普遍采信关于“檀君”的神话传说，作为自己民族的来源。这和中国有历史明确记载的“箕子朝鲜”的故事不符。韩国的这种选择性叙述，旨在剔除其民族国家形成上的他国因素，凸显本民族的主体性。

关于民族形成的神话可以通过拉大和临近民族的心理距离而加强本民族的独立性，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为了要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还常常把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风格，加以渲染宣扬，提高成民族形式，并且进行艺术加工，使人一望而知这是某某民族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民族风格。”

关于“檀君”的传说，韩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网站，直接将其定位韩国民族的来源。其中说道：“韩国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333年。据说，韩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檀君，是天神之子与一位以熊为图腾的部落的女子所生。檀君建立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历史学家将韩国的这段早期历史阶段称为‘古朝鲜’时代”。

2007年2月23日，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宣布，从当年新学期开始将采用新编初中、高中历史教科书。原教科书的叙述说“《三国遗事》和《东国通鉴》中记载，据称是檀君王俭建立了古朝鲜(公元前2333年)”，如今将“据称”二字去掉，成为“檀君王俭建立了古朝鲜”，从而将以神话形式记录的古朝鲜建国变成了正式的历史。

最早记述檀君神话的是高丽时代学者李承休(12241330年)和僧人一然的《三国遗事》。但用古汉语撰写的有关朝鲜半岛的记载传闻稗说著作并无史料依据。而比《三国遗事》成书早150年的官修正史《三国史记》并没有记述檀君。

尊檀君是出于彰显民族精神以团结整合民族的需要。1910年至1945朝鲜反日独立运动期间开始尊檀君，并以“檀纪某年”纪年。此间，朝鲜民族还把檀君建立国家的10月3日定为开天节，举行盛大活动祭祀檀君。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后，檀君纪年自1962年1月1日起被废除。1990年以前，朝鲜一直主张“檀君神话说”。

但七十年代以后韩国经济腾飞，滋长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导致韩国史学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国史论争”。新兴民族主义者主张檀君为史实，应写入正史和教科书，如韩国1990年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国史》，其中就有“檀君和古朝鲜”一节，明确断定“古朝鲜为檀君王俭建立”。

直至21世纪初，檀君逐渐被直接以韩民族的创始人的身份被写进教科书。此段历史说明，韩国塑造民族身份的过程是伴随着国家独立、经济腾飞和历史的重新书写的。此间，必然淡化他国影响，以加强民族源头上的纯净性和独立性。

而真正的有记载的历史则是来自“箕子朝鲜”。韩国学者虽然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箕子，但对于是否存在箕子朝鲜，是存疑的。在2001年10月复旦大学召开的“第四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韩国西江大学校史学部教授金翰奎先生，发表论文题目为“箕子与韩国”，提出，“在传统时代韩国的历史叙述中，无论何时箕子朝鲜都被置于重要的地位”

但是，由于“史料的零碎性和不确定性”，“箕子朝鲜的存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韩国“对箕子的尊重是在韩中间政治文化关系达到高潮的情况下展开的”，他本人并不认为箕子朝鲜具有可信的历史根据。

箕子其人，自先秦至汉代的儒家经典中有广泛记载，是孔子所称的“殷末三仁”之一。箕子名胥余(约公元前1173——公元前1080年)，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爵为子，故称箕子。武王灭商建周后，命召公释放箕子，向箕子询治国之道，箕子不愿作周的顺民，带领遗老故旧一大批人从今胶州湾东渡到朝鲜，创立了箕子王朝。同去的有殷商贵族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

关于箕子的中文记载包括《十三经》中的《尚书》《周易》《论语》《孟子》《左传》，以及《十三经》以外的《逸周书》《荀子》《尚书大传》《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和《孔子家语》等。在其他一些典籍中，如《墨子》《尸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贾谊《新语》、刘向《新序》、王充《论衡》、桓谭《新论》、扬雄《法言》，也有记载。以后历朝史书均有记载。其中，“箕子封朝鲜”的记载，始于《逸周书》。同时，在韩国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以及其后的《三国遗事》《帝王韵记》《朝鲜史略》《海东绎史》中，都有“箕子朝鲜”的记载。

《剑桥中国秦汉史》采信了箕子朝鲜的说法。“中国人和朝鲜半岛民族的接触，按传统说法开始于周王国建立时（传统说法为公元前1122年）。那时商王室的一个逃亡的成员名叫箕子，他逃到朝鲜，并将若干中国生活方式的特征带到那里。”

整个朝鲜李朝时代，朝鲜尊箕子，并以此自豪。朝鲜世宗大王十年（大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世宗尊其父太宗之命重修箕子庙完成，李朝文臣卞季良奉命撰《箕子庙碑》，记载说：宣德三年岁在戊申夏四月甲子，国王殿下传旨若曰：“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太师于我邦，遂其不臣之志也。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华，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赖。顾其祀宇隘陋，不称瞻式。我父王尝命重营。予承厥志而督之。今告成矣。宜刻诸石，以示永久。史臣其文也。”

混淆“高句丽”和“高丽”

除了在韩国民族形成源头的选择性叙述外，韩国在朝鲜历史演进过程中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上也凸显其强烈的主观选择性。

跨越汉朝到唐朝历史的“高句丽”，发源于中国汉朝治下的东北地区。公元前194年，燕人卫满占王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自立为王，国号仍称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被汉武帝所灭。汉朝在卫氏朝鲜旧地置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四郡，历史上称其为“汉四郡”。四郡之下设有很多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

汉武帝破卫氏朝鲜后，以高句丽为县，隶属于玄菟郡。高句丽作为国号，则为公元前37年朱蒙建国开始有的。始分布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至吉林省集安市一带，后统治地扩展至朝鲜半岛北部。此国历史为中国学者认为是中国史之组成部分，为当代韩国学者不认同。

高句丽形成后不久，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开始由马韩、辰韩和弁韩之“三韩”部落集团，逐渐形成了百济、新罗两个奴隶制国家，它们与北部的高句丽王国并立。由于日本觊觎朝鲜半岛，导致公元663年中日历史上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今锦江口）海战的爆发。中国支持新罗，日本支持百济和高句丽。唐军焚日军战船400余艘，百济灭亡。日本此后900年余不敢再觊觎朝鲜半岛，反而进入与中国最友好的时期。

公元668年薛仁贵等灭高句丽唐朝于高句丽境分置9个都督府42州100县，总隶于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统兵2万，驻屯平壤。其后，由于高句丽遗民常发生叛乱，唐朝将高句丽数10万户内迁到江淮以南及河南、陇右诸州的空旷之地，余下的小部分高句丽族众或奔突厥和渤海国，或向南奔新罗。高句丽人作为一个民族也与其他民族融合，从此在史书上销声匿迹。

以上为高句丽的简要历史。作为全面振兴中国东北战略的一部分，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联合主办了一项为期5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由于高句丽存在的700年历史中，至少在公元427年迁都平壤之前，一直是中国古代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的发源地是在中国吉林集安市，主要历史也在中国境内，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于2004年获得了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批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以，中国进行的研究无可厚非。

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至少在《明史》以前把高句丽和高句丽灭亡250年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混同，导致韩国的部分学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证明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但是，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政权建立、扩张的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结论而言，都已经证明二者并非继承关系，即高句丽不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2003年12月9日，韩国古代史学会、韩国考古学会、韩国近现代史学会第17个学会在汉城历史博物馆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应立即停止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历史的行为。

由于冷战时期特殊的政治因素，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朝两国在中国东北举行了两次联合考古，所有发掘的高句丽文物全都送给了朝鲜。这使得中国在举证方面存在一定的被动。但是，如果韩国把这一历史-考古的学术性问题引导到民族认同和边界问题上去的话，则会为双边关系带来恶果。

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边疆政权高句丽的历史归属问题，韩国方面一直穷追猛打，不放弃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说法，从2003年一直延续到2008年。2008年2月12日，韩联社报道说《纽约时报》2月11日第18版的广告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该广告刊登的是一则以《高句丽(Goguryeo)》为标题的英文广告，附上了公元412年高句丽占领满洲（中国东北）时的韩半岛周边地图，并称“毫无疑问，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应承认这一事实”。此广告由韩国传媒宣传专家徐庆德（34岁）登载。广告中高句丽的面积非常大，包含了整个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和河北，令人吃惊。

此外，韩国还在高句丽问题上选择性的不论及唐朝援助新罗将日本逐出朝鲜半岛的辉煌战果（保卫了朝鲜半岛独立国家的存续，长达900余年），正如下文将涉及的，韩国也极力弱化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出兵帮助朝鲜成功抗击日本丰臣秀吉侵略的历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选择性的叙述不意味着对显著的历史记载进行随意性的改变。但是，韩国可以通过这种选择性的记忆，弱化他国因素，突出本国主体。

朝贡体制造成的影响

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关系受朝贡体制影响深远。历史上的事实是，中国式的朝贡体制在实际影响上有一个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特质：中国不谋求占领、征服和剥削朝贡国家，相对的维护了周边弱国的体制完整和经济独立。这是由中国源自中原的礼治体系决定的。朝贡体系是中原王朝内在统治秩序的外化。其核心追求是满足道德上的优越感。

中国在王朝最强大统一的时期，选择了最合适的东亚独特的国际关系体系，最大限度的维护了整个体系的稳定和和平。这比同时期西方的国际体系要人道和有效得多。当然，这个体系仍然是不平等的。这的确是这个体系的缺陷。但是，我们无法超越历史的时代局限，要求古人实现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主权平等原则。

随着中原王朝的崩溃，朝贡体系解体。但其影响至今不散。其中之一就是韩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和对朝贡体系的完全否定。甚至在韩美牛肉风波中，抗议的韩国民众还攻击韩国政府对美国也搞“朝贡外交”。韩国显然是把当年的朝贡当成了屈辱历史储存在记忆当中了。

但是，以明朝为例，朝鲜当年对中国的朝贡并非来自一种武力强制，并且，朝鲜在朝贡体系当中，得到了贸易上和国家安全上的最大好处。

明朝自开国以来，即实行“国无大小”、“推诚以待”、“修礼睦邻”的和平外交政策，除了对蒙古保持军事警惕之外，明朝规定了15个国家均为中国的友好国家，不实行征讨政策（不征之国）。此事见《明皇祖训首章》。祖训中朱元璋把朝鲜定位以后世代不征讨的第一个国家。“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即北元—蒙古）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今将不征诸夷国各开列于后：东北：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故待之。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1392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恭让王四年；朝鲜太祖元年）与明朝亲近的高丽大将李成桂自立为国王，由此结束了高丽王氏家族的统治。李成桂积极参与明朝的朝贡体系。半年时间内，先后九次遣使到明朝，一来解释和说明政权更替的原因，而来请求明太祖朱元璋赐予国号。按照朱元璋的的旨意，改国号为朝鲜，取“朝日鲜明”之意，定都汉阳。

朱元璋不仅通过宣称“朕为尔正名”承认了朝鲜新的政权，而且明确提出不去直接干涉朝鲜：“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且其间事有隐曲，岂可遽信。尔礼部移文谕之，从其自为身教，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以安东夷之民，不启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又说“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

由于朝鲜的示好和主动，加之朱元璋的和平外交政策，朝鲜和明朝建立了具有经典意义朝贡关系。朱棣继承皇位，定都北京后，朝鲜最早派人前往南京祝贺朱棣登基。永乐元年（1403年），朝鲜太宗李远芳亲自到南京朝见永乐帝朱棣。朱棣十分高兴。永乐六年，成祖派内使黄俨等人出使朝鲜，赏赐朝鲜国王花银一万两、丝五十匹、素线罗五十匹、熟绢一百匹，作为对朝鲜国王向大明的朝廷献马的回报。朝鲜国王受宠若惊，亲自宴请明廷使者，并向使者问道：“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极也？”黄俨答道：“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帝嘉其忠诚，是以厚之”。朝鲜的朝贡并不是都被接纳，这与朝鲜的积极入贡心理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也反映出这样的历史关系潜伏了导致朝鲜心理扭曲的因素。

以洪武年间为例，洪武六年,朝鲜遣使贡马五十匹，“道亡其二”。“及进，以私马足之。帝恶其不诚，却之”，送马以次充好，拒绝其进贡。洪武七年，朝鲜又遣使来贡。“表请每岁一贡，贡道从陆，由定辽，毋涉海，其贡物称‘送太府监’。中书省言：‘元时有太府监，本朝未尝有，言涉不诚’。帝命却其贡”。送东西连名称都搞错了，再一次予以拒绝。

据《明史太祖本纪》记载，自洪武二年（外国开始朝贡）迄洪武三十年，被明王朝拒绝入贡的有四个国家，计六次。其中：朝鲜两次，日本一次，安南两次，占城一次。

明朝对朝贡的规定是很严格的，并非特别对朝鲜如此，其他国家弄不好就“以寇论”。如，明朝郑若曾撰《筹海图编》说到日本朝贡的情况时：“贡例：船止二只，人止二百，违例则以寇论”。“永乐二年，钦定每贡二艘，正副使等无过二百人。若贡非期，人船逾数，夹带刀枪，并以寇论。”

朝贡和拒绝入贡的政策隐含了明朝自大的内容。朝贡国自然感觉到屈辱。但是，为了保护朝鲜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万历朝时，中国援朝抗日，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却是超越屈辱感的事件。

万历朝鲜战争，又称朝鲜壬辰卫国战争。这场战争由日本前关白丰臣秀吉在1592年（壬辰年，中国万历年间，日本文禄年间）至1598年派兵侵略朝鲜、企图“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丰臣秀吉致朝鲜国王书语）引起。朝鲜向中国求援，明神宗应请求派遣大军救援，朝鲜将领李舜臣和中国将领邓子龙互相支援，最后都壮烈牺牲。但是最后中朝盟军最终获胜，朝鲜转危为安；日军主力被迫撤退，日本企图侵占朝鲜并以之为跳板进攻中国的企图破灭，丰臣秀吉也在希望破灭后不久死去。他死后不久，日本军队被迫全部从朝鲜撤退。

这是中国第二次保护朝鲜免受日本的侵占。李朝时期朝鲜对中国明朝的援助是一直讲究情义、感激涕零的。在当代韩国的官方历史叙述中，不提明朝援朝之事。当代韩国学者的论述，也是强化韩国历史上的自救卫国的英雄，明朝的作用在其历史书籍的表述中是弱化的甚至是混乱的。

而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数千年来即经常受到第三因素主要是日本的影响，无视这段历史是不尊重事实的。

朝鲜从与明朝的和平交往中不仅得到了安全，还得到了儒家文化。朝鲜李氏王朝时期将中国的朱子哲学思想定为国教，世宗大王在位期间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达到了文化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巩固了韩民族精神的基础，一直被后世视为学术与政治协调一致的模范而称颂和效法。

李朝中叶后，诞生了韩国儒学双璧退溪李1501—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退溪号称“韩国朱熹”。在这些人的推进下，李朝李学达到了全盛时期。韩国人对历史上著名的儒者十分敬崇。在韩国还有许多企业支持或创办各类以著名儒家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著名的如：退溪学研究院，栗谷研究会等。这些研究院对于推进儒学研究，形成社会尊崇儒家文化的氛围起了重要作用，说明传统儒家思想在韩国经济发展后的文化取向中，仍然居于一个极重要的地位。

韩国的传媒也对积极宣传儒学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从2000年10月份开始，韩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00小时的《论语》讲座。每周2小时，历时约1年的时间。到处可见的宗族会，宗亲会，把散居各地的族人们连接在一起，体现儒家注重血亲血缘关系的伦理观念；各种各样的同窗会，同门会，是儒教不忘故旧观念的具体体现。

此外，明初，明朝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十分发达。除了边境的互市之外，明朝通过馈赠的方式（朝贡贸易），向朝鲜输出的物品主要是瓷器、绢帛，以及乐器、书籍和药材。但朝贡贸易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是政治行为而非经济行为，所得文化反馈也少。当然，出于国防战略需要，明朝也从朝鲜得到了战马。洪武年间（1368-1398），明朝总计向朝鲜购买马30000余匹(按中国的记载为30443匹，按朝鲜的记载为34617匹)。

虽则李朝和中国在历史上维持了和平友好往来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存在于朝贡体制之中，李朝朝鲜即便有感激，也为当代韩国的历史书写者所不能接受，这便是悲情历史观的真实写照。古代的中朝朝贡关系，不等同于近代西方列强与殖民地之关系。其根本区别在于中国不以灭其国家、占其领土、掠其资源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被韩国方面刻意忽略。

被征讨、占领和殖民的历史记忆

晚清以来韩国遭受日本的侵略和屈辱，这些历史加强了韩国民族心理的受害者情结。近代的屈辱历史成为中国和朝鲜民族的共有的记忆。

1876年，日逼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日本取得在朝鲜的特权。甲午战争中，清朝为履行保护属国的义务而于侵略朝鲜的日本作战失败，并导致日本侵略中国本土。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第一款明确规定：清朝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决”。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关系结束。

此后，日本占据朝鲜，朝鲜走上了殖民化之路。此为其最屈辱之历史阶段。韩国史学家说：“由于门户开放，在韩半岛地区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因为未能自觉建立起国民国家，想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过渡的主题转变也遭到了失败，可以说沦为殖民地是无法避免的。”“韩半岛是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角逐的地方，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与周边任何国家相比，都不占优势的条件下，虽然为了根据有关国家之间的国际协定，使该地区永久中立化，从而维护主权，避免国际争端进行过活动，但韩半岛大部分政治势力，都分别属于亲清派、亲俄派、亲日派和亲美派，他们企图以强国为靠山，维持政权，结果终于走上殖民化的道路”。

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本得控制朝鲜。1905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在朝鲜设立日本派出的“统监”政权。高宗被迫退位由皇太子继位。1910年8月《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设立朝鲜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至此，李氏王朝正式终结。自1919年三一运动至1945年日本战败，朝鲜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独立运动。其间，中国给予朝鲜独立运动以极大的支持。在中国的支持下，朝鲜***人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队在中国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而成立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先是得到中华民国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的支持，后又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几次迁移，最终迁至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同时，在中国政府帮助下，朝鲜复国运动人士在中国成立“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1942年中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两支武装合并为韩国光复军，交由临时政府直接统辖。

晚清和近代以来的韩国历史和中国的关系颇多曲折。总的来说是一个脱离传统历史、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其中，日本侵略后又实行暴力殖民的因素则对韩国现代民族心理的形成产生了屈辱感的影响。此外，朝鲜半岛分裂的状态也是加深并不断提醒韩国民族心理中危机和屈辱感等状态的现实因素。

刘鹗（è），原名梦鹏，又名孟鹏，谱名振远，字云抟、公约，又字铁云，别署鸿都百炼生。祖籍江苏丹徒，1857年10月18日生于江苏六合；1909年8月23日去世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刘鹗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得名师传授学业。他学识博杂，精于考古，并在算学、医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被海内外学者誉为“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慈善家”。他涉猎众多领域，著述颇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所著《老残游记》备受世人赞誉，是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之一，又是中国四大讽刺小说之一。刘鹗本人也是富有学识又得不到抱负的人。

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是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全书共20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到13回因故中止，后重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始全。原署鸿都百炼生著。作者在小说的自叙里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小说是作者对“棋局已残”的封建末世及人民深重的苦难遭遇的哭泣。小说写一个被人称做老残的江湖医生铁英在游历中的见闻和作为。老残是作品中体现作者思想的正面人物。他“摇个串铃”浪迹江湖，以行医糊口，自甘淡泊，不入宦途。但是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情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痛苦，是非分明,而且侠胆义肠,尽其所能，解救一些人民疾苦。随着老残的足迹所至，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山东一带社会生活的面貌。在这块风光如画、景色迷人的土地上，正发生着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封建官吏大逞*威，肆意虐害百姓，造起一座活地狱。小说的突出处是揭露了过去文学作品中很少揭露的“清官”暴政。作者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第16回原评）。刘鹗笔下的“清官”，其实是一些“急于要做大官”而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玉贤是以“才能功绩卓著”而补曹州知府的。在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衙门前12个站笼便站死了2000多人，九分半是良民。于朝栋一家，因和强盗结冤被栽赃，玉贤不加调查，一口咬定是强盗，父子三人就断送在站笼里。董家口一个杂货铺的掌柜的年轻儿子，由于酒后随口批评了玉贤几句，就被他抓进站笼站死。东平府书铺里的人,一针见血地说出了玉贤的真相,“无论你有理没理，只要他心里觉得不错，就上了站笼了”。玉贤的逻辑是：“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语说的好，‘斩草要除根’。”为了飞黄腾达，他死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屠刀。老残题诗说,“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本质。刚弼是“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他曾拒绝巨额贿赂，但却倚仗不要钱、不受贿，一味臆测断案，枉杀了很多好人。他审讯贾家十三条人命的巨案，主观臆断，定魏氏父女是凶手，严刑逼供，铸成骇人听闻的冤狱。小说还揭露了貌似贤良的昏官。山东巡抚张宫保，“爱才若渴”，搜罗奇才异能之士。表面上是个“礼贤下士”方面的大员，但事实上却很昏庸。他不辨属吏的善恶贤愚，也判断不出谋议的正确与错误。他的爱才美德，却给山东百姓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办盗能吏”玉贤是他赏识的，刚弼也是他倚重的，更为严重的是他竟错误地采用史钧甫的治河建议，废济阳以下民埝，退守大堤，致使两岸十几万生灵遭受涂炭。在小说中楔入的桃花山一段插话中，着重写了隐居在荒山中的两个奇人□姑和黄龙子。通过两人的言行宣扬了作者所信奉的太谷学说,同时对当时的革命运动,即所谓“北拳南革”，即北方的义和团和南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恶毒的诋毁和诅咒，攻击他们都是“乱党”。义和团来势猛,他说“几乎送了国家的性命”;革命党起势缓慢，他认为“莫说是皮肤小病，要知道浑身溃烂起来，也会致命的”；告诫人们不要“搅入他的党里去”，表现了作者落后、反动的一面。小说的第一回，就是作者对于当时政治的象征性图解。他把当时腐败的中国比作一艘漂浮在海上行将被风浪所吞没的破旧帆船。船上有几种人:一种是以船主为首的掌舵管帆的人,影指当时上层的封建统治集团。作者认为他们“并未曾错”，只是因为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不意遇上了风浪，所以毛了手脚，加上未曾预备方针，遇了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就没有依傍。再一种人是乘客中鼓动造反的人,比喻当时的革命派,污蔑他们都是些“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英雄”。宣扬如果依了他们，“这船覆得更快了”。还有一些肆意搜刮乘客的“下等水手”，则是指那些不顾封建王朝大局、恣意为非作恶的统治阶级爪牙。作者对他们也很反感，视为罪人。究竟怎样才能挽救这只行将覆灭的大船呢？作者认为：唯一的办法是给它送去一个“最准的”外国方向盘，即采取一些西方文明而修补残破的国家。小说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有些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如玉贤指毓贤,刚弼指刚毅,张宫保（有时写作庄宫保）为张曜，姚云松为姚松云,王子谨为王子展,申东造为杜秉国，柳小惠为杨少和,史钧甫为施少卿等,或载其事而更其姓名，又或存姓改名、存名更姓。黑妞、白妞为当时实有之伎人，白妞一名王小玉,于明湖居奏伎,倾动一时，有“红妆柳敬亭”之称。废济阳以下民埝，乃光绪十五年(1889)实事,当时作者正在山东测量黄河,亲见其惨状。正如作者所自言：“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第13回原评）《老残游记》的艺术成就在晚清小说里是比较突出的。特别在语言运用方面更有其独特成就。如在写景方面能做到自然逼真，有鲜明的色彩。书中千佛山的景致，桃花山的月夜,都明净、清新。在写王小玉唱大鼓时,作者更运用烘托手法和一连串生动而贴切的比喻，绘声绘色的描摹出来，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鲁迅称赞它“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中国小说史略》）。

刘鹗还曾写有《老残游记》续集，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三年之间。据刘大绅说，共有14回，今残存9回。1934年在《人间世》半月刊上发表4回，次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6回的单行本。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老残游记资料》收录了后3回。续集前6回，虽然也有对官僚子弟肆意蹂躏妇女恶行的揭露，但主要的是通过泰山斗姥宫尼姑逸云的恋爱故事及其内心深入细微的思想活动，以及赤龙子的言谈行径，宣传了体真悟道的妙理。后3回则是描写老残游地狱，以寓其惩恶劝善之旨。

此外还残存《外编》4700余字，写于光绪三十一年以后。除《老残游记》外，刘鹗著有天算著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治河著作《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治河续说》,医学著作《人命安和集》(未完成),金石著作《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铁云泥封》，诗歌创作《铁云诗存》。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了《铁云诗存》，其诗清新俊逸，功力颇深，反映了他的一些行踪和思想感情。

老残游记 作者刘鹗

刘鹗简介

一时代背景:

晚清时期,清朝帝国陷入遭逢内忧外患的困境当中,外有列强环伺,内则政治腐败

二生平概述:

刘鹗,字铁云,笔名洪都百鍊生,清江苏丹徒(今江苏省丹徒县)人,自幼聪颖,五岁便能背诵唐诗三百首生于文宗咸丰7年(西元1857),卒于宣统元年(西元1909),年53

鹗精于算学,医学,水利,并留心西洋科学个性放旷不拘,所见不同于流俗,观察时事尤其犀利早年曾于扬州行医,后改行经商(刘鹗28岁曾在江苏淮安开过菸草店,31岁又在上海开过书店,但都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光绪14年(西元1888)黄河决口于郑州,便投效河督吴大澄,山东巡府张曜,协助治河,后因治河有功,声誉大起,被保荐以知府任用曾上书建议修筑铁路,利用外资开采山西煤矿,兴办实业(指工商企业),以利民生,时人不解其用心,交相指责,视为汉奸光绪26年(西元1900)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仓粟(京师官方谷仓里的粮食)为俄兵所据,他向联军以低价购得太仓粟,赈济饥民,全活甚众,却因被控私购太仓粟,流放新疆,住在乌鲁木齐一座寺庙的戏台底下,靠为人治病度日,最后病死于迪化(今乌鲁木齐)著有老残游记,铁云藏龟,历代黄河变迁图考等书

三刘鹗一生的四件大事:

1治理黄河:

主张束水刷沙法―筑提控制水势,使水不漫溢两岸,再以水攻沙,直刷河底

2甲骨文字的研究:

光绪25年(西元1899),他在北京,住在朋友王懿荣家中王懿荣当时任国子监祭酒,对金石文字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那时王懿荣生了病,看完病家人就上街把药买回来,跟药方核对没错才去煎,刘鹗在一旁看,在这些药中有一包药叫龟板,他觉得很奇怪便顺手拿起来看看,这一看使他惊奇万分,那些龟板上有小字,而且很明显地看的出来字是刻上去的,王懿荣知其古老,乃派人到药店将有字的全部买下,后又到处收购,两年间共收刻辞甲骨一千馀片

王懿荣死后,家人为了还债,将王懿荣收藏的甲骨卜辞,大部分转让给了刘鹗刘氏此时也收购刻辞甲骨,前后藏有近5000片1903年刘鹗将收藏的刻辞甲骨搨印了1058片,在早期收集甲骨卜辞的藏家罗振玉的鼓励下,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甲骨文书籍——《铁云藏龟》

虽然该书在对于甲骨文上的建树不多,但是他却是首度将私人收集的甲骨公诸于世,以供同好研究,这种分享的心胸与情操,使得甲骨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长足的进展

3开山西的矿

4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

四作者细说

刘鹗之死:

刘鹗与袁世凯曾在山东巡府张曜下共事过,元为自己长久不被重用而郁郁不得志,曾向刘向张请求为任,而张曜却认为元「才可爱而性未定,资可造而识未纯」,没有同意袁的要求,因此袁世凯以为刘鹗不肯为他出力,一直坏恨在心后来袁进了军机处掌握大权,蓄意报复,终于在光绪34年(西元1908),以私购太仓米和在为外国人买地的的罪名,密电江两总督将刘鹗缉捕,发配新疆,永远坚禁,第二年(宣统元年),因脑充血死于新疆流所

汉奸!

光绪23年,刘鹗应外国人聘请到山西的一间铁矿公司做经理,他和一些新党人物的思想一样,认为只有提倡科学,兴办实业才能救中国,而兴办实业的办法就是他所想的:「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铁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有人认为他者种主张在本质上是不利于国家的,难怪这时他要背负著汉奸之名了

为什麼要写老残游记

刘鹗会撰写《老残游记》一书,原本是为了帮助朋友在义和团乱后没几年,京曹中有沈虞希与连梦青二人,因素与天津日日新闻的方药雨为友,一日,沈虞希偶将朝中事告知方药雨,方氏将其揭露于报端,清廷获悉后大为震怒,严办泄密之人,且株连甚广,沈氏被逮杖毙,连梦青仓皇遁走上海连氏到上海后,家财尽失,无以为生,只依赖卖文糊口刘鹗知其人孤介,不愿受人资助,因此动笔写小说送他,以增加其稿费收入

刘鹗的写作动机本为助人,但他生当乱世,目睹国事糜烂,再加上自己一生事业上的失败以及政治理想的幻灭,《老残游记》事实上也是他个人情感的寄托他曾在书中自叙:「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国家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由此可知,《老残游记》为当时中国社会之缩影,更是作者一部以文字代替哭泣的著作

五老残游记续集-->自序

人生如梦耳人生果如梦平 抑或蒙叟之寓言乎,吾不能知趋而质诸蜉蝣子,蜉蝣子不能决趋而质诸灵椿子,灵椿子亦不能决还而叩之昭明

昭明曰:"昨日之我如是,今日之我复如是观我之室,一榻,一几,一席,一灯,一砚,一笔,一纸昨日之榻,几,席,灯,砚,笔纸若是,今日之榻,几,席,灯,砚,笔,纸仍若是固明明有我,并有此一榻,一几,一席,一灯,一砚,一笔,一纸亡非若梦为乌而厉乎天

然则人生如梦,固蒙叟之寓言也夫!吾不敢决,又以质诸杳冥

杳冥曰:"子昨日何为者 "对曰:"晨起洒扫,午餐而夕寐,弹琴读书,晤对良朋,如是而已"杏冥曰:"前月此日,子何为者 "吾略举以对又问:"去年此月此日,子何为著 "强忆其略,遗忘过半矣"十年前之此月此日,子何为者 "则茫茫然矣推之"二十年前,三谓之如梦,蒙更岂欺我哉

夫梦之情境,虽已为幻为虚,不可复得,而叙述梦中情境之我,固俨然其犹在也若百年后之我,且不知其归于何所,虽有此如梦之百年之情境,更无叙述饲榫持�叶�鹗鲋�是以人生百年,比之于梦,犹觉百年更虚于梦也!呜呼!以此更虚于梦之百年,而必欲孜孜然,斤斤然,

夫此如梦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既不能忘;而此五十年间之梦,亦未尝不有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亦同此而不忘也同此而不忘,世间于是乎有《老残游记续集》

鸿都百炼生自序

《老残游记》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完成的，全书三十回，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之一，中国四大讽刺小说之一，瑕瑜互见，语言精练，富于表现能力，对心理描写有独到之处。曾先后被英、日、法、前苏联、捷克翻译出版。写了“老残”游程中的见闻和活动，揭露了某些官吏的残暴和虐民行为，备受世人赞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此书“叙景状物，时有可观”。

乔致庸，1个黄土地上的汉子，有着坚韧的性格和一往无前的闯劲。乔致庸，也是1个重情感的汉子，他对嫂子的敬重，与妻子陆玉涵的情真意切，与江雪瑛的相逢一笑泯恩仇，无不表现出他是1个重情、重义的性情中人。也正是这样的品格，无形中拓展了他的经商空间，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也带来了生意上的良性循环。

乔致庸的种种作为和创举，引发了视听过程中的极大的兴趣，人们可以在各自的坐标上对他进行五花八门的解读，可以看到股份制经营模式的雏形，也可以看到作为晋商已经具备的非常现代的人才激励机制，从儒家文化的内核出发，可以看到的是晋商经营策略之外的宅心仁厚。

“汇通天下”、“货通天下”，是乔致庸一生追求的理想，但是，剧中充满人格魅力的乔致庸最成功的，还是他以“义、信、礼”为本，以“诚信”为首的经商理念，和以“情通天下”的奔放豪情书写的辉煌人生。

好样的乔致庸，好样的晋商，个性鲜明，当为人杰，坎坎坷坷，磕磕碰碰中成就了这样一位清代赫赫有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

平遥镇-现代银行发源地

说平遥就不能不说“晋商”和“票号”，因为这里是“晋商”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的雏形“日升昌”票号的诞生地。

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晋商一些大商号逐步形成了在山西设总号，在外地设分号，跨地区经营的商业系统。在此种情形下，大宗的批发、运销带来巨额现银的解运业务，于是1种新的解款方式--“票号汇兑”便应运而生。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就在平遥西大街“西裕成”颜料铺的基础上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营汇兑、兼营存放银业务的“日升昌”票号。三年之后，在山东、河南、辽宁、江苏等省先后设立分支机构。19世纪40年代，它的业务更进1步扩展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当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的票号业发展迅猛，鼎盛时期这里的票号竟多达二十二家，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可见，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平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原著故事：乔家大院与晋商精神

《乔家大院》依托真人真事，以山西祁县乔家第三代传人乔致庸几十年商海拼搏和奋斗的故事为中心，以战火弥漫的晚清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闯荡天下，开辟商路，追寻“汇通天下”的历程。

1853年，包头各商家听信“达盛昌”的挑拨，集体到乔家“复字号”闹着要清账。照规矩，复字号3个月内不能拿出20万两银子清账，就要破产还债！“复字号”东家乔致广得到包头复字号大掌柜顾天顺十万火急的信后，留下一番遗言，撒手西去。在太原府应乡试的弟弟乔致庸急忙赶回祁县的家，大哥的遗言是让他接管家事，待到乔家转危为安时，致广的灵柩才能埋进乔家的坟地。

致庸用缓兵之计稳住了局面。而乔家大德兴总号的曹掌柜和大嫂曹氏这时却在做另一件事：在晋中祁县、太谷、平遥三县众商家里为致庸物色媳妇。他们看中了太谷陆家的**陆玉菡。

一无所知的致庸这一天和曹掌柜一起去了陆家。刚进门就和玉菡相遇，玉菡一见倾心却不好做声。爸爸陆大可听说他们是来借银子的，急忙穿出一件带补丁的衣服应付应付。玉菡含泪劝陆大可将银子借给乔家。陆大可看看她，突然说：“银子我不借，可你要是愿意嫁过去，我就答应！”玉菡思索一番，点了点头。

致庸听闻大嫂要将玉菡许配于自己，怒道：“你们不要逼我！这事我绝对不答应！”想着青梅竹马的表妹雪瑛，他痛苦地流下了泪水。然而，为了振兴乔家，他最终接受了这种安排。

陆家里里外外张灯结彩，嫁妆摆满了院子。玉菡出嫁之前，特意从爸爸手里要来了妈妈留给她的传世之宝翡翠玉白菜，锁进了嫁妆箱子。拜堂之际，玉菡心花怒放，偷看致庸。致庸想的却是雪瑛。他走进洞房，看见玉菡，心里越发痛苦，转身又走了出来，跨马向财神庙奔去。

祁县城西的财神庙里，雪瑛一直在苦苦等待，但致庸却让她对自己彻底死心。雪瑛气得发昏，将致庸送给自己的鸳鸯玉环扔给他，又将自己送给他的香囊扯了回来。致庸狠下心大步走了。

三天后，致庸陪玉菡回门，陆大可终于答应借给乔家50万两银子。第二天上午，乔家大院里各色人等进进出出，都是等着要银子的人。天将过午，致庸引领着陆家的银车进来，陆大可让人打开银箱，众人正在惊叹，门外又拉进两辆装银子的车。众人一看乔家真有银子，不愿再说退股的事。

祁县危局暂解，包头复字号顾大掌柜的告急信又到。致庸和茂才、曹掌柜赶往包头，密谋了一夜，茂才道：“东家，要想破包头的危局，必须如此如此。”

次日中午，包头醉春风酒楼内，致庸满面春风地招呼众商家。

他举杯向众人宣布道：“致庸拉银子来到包头，并不是要和在座诸位清账！而且要继续收高粱！”

乔家复字号提高市价收购高粱消息的同时，另1个消息也在包头不胫而走，那就是朝廷又要发兵攻打准噶尔部了。达盛昌的东家邱天骏以为这是乔致庸在故意给他下套，他“将计就计”下令将达盛昌库存的高粱全部卖给复字号。三日后复字号各店又抬高了高粱市价！邱天骏坐不住了，派人赴京探听消息是否属实。又过了三日，达盛昌已将库存的高粱统统倒给了复字号。

邱天骏又得到密报，这着实让他跳了起来。因为这段时间里，乔致庸一边大张旗鼓收高粱，一边却在悄悄地收购马草！邱天骏脸色大变，又接连派人星夜赶往北京以求虚实。但从京城探得的消息也是让人一头雾水。邱天骏“宁可信其有”，立马吩咐各店大举收购高粱和马草，不计贵贱。

短短五天过后，复字号总号库里囤积的高粱和马草全都高价卖给了达盛昌！当初吃进去的本银全部收回，还净赚了30万两银子！致庸呆呆地坐着，眼中滴下泪来，突然悲声大放：“邱天骏，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只要我用你对付我大哥的办法对付你，达盛昌立马就要死掉！”茂才从容劝致庸道：“达盛昌以诈行商，违背了诚信第一的信条，可今天我们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别人他日仍能以此道对付乔家。东家，我觉得眼下包头商界乃整个山西商圈最大的危险不在于有1个达盛昌，而在于需要重建秩序，再立诚信第一的商规。我希望这样一件大事，由东家来做！”

邱天骏没有想到致庸会主动上门言和，二人商量，两家自此永世不做霸盘。次日，乔家复字号总号门前鼓乐齐鸣，邱天骏带引包头众商家给致庸送匾，“商家师表”4个大字赫然在目。

回到祁县的致庸得悉雪瑛就要嫁给榆次大商家何家的大少爷何继嗣了，这让他的心再次撕裂般疼起来。雪瑛出嫁的日子到了，头一天她又提出了要求：必须致庸前来送嫁，她才上轿。

雪瑛之父只好派人送消息给乔家。致庸病在床上，玉菡代丈夫前往，雪瑛彻底绝望。与何继嗣拜堂时，病入膏肓的何继嗣却一口血喷出来，向前倒去。

致庸用一件狐皮袍子加一串钱从叫花子手里买下了平遥大商家王协老先生留下的《大清皇舆一览图》，从这张图上发现了当年王老先生为实现晋商货通天下的理想，而开辟的北到恰克图南下武夷山的茶路，从江浙到山西潞州的丝路和绸路，决定南下贩茶。但大嫂曹氏死活不同意，玉菡内心虽极其痛苦，却对曹氏说：“从陆氏嫁到乔家的第一天起，就明白我的丈夫会像传说中的晋商前辈一样走遍天下，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为了实现他的志向，我宁愿让他出门去冒险，而不愿他像个平庸之辈那样老死在家中！”曹氏落泪道：“他是你的亲夫，你都不拦他，我就更没有理由了！”玉菡将翡翠玉白菜抱出来交给致庸，让他当了换回50万两银子作乔家贩茶的本钱。

此后1个月间，致庸一行由长江入湘江，再入大清江，弃船上岸，到达武夷山茶场。听说来了多年不见的山西大茶商，武夷山几十里山路上下人潮如涌、披红挂彩。大制茶商耿于仁亲自出面迎接致庸一行并为他们洗尘，因三四年茶路不通，茶卖不出去，为表示感激之意，耿于仁主动提出以原价一半的价钱将茶卖给致庸，还要将几年来积压的茶货全部赊给乔家。

半月后，上百艘装满茶货的茶船组成的船队昼夜不停，破浪行进。一天夜里，前方江面上突现几条大船，船上兵丁不容分说将致庸拿上船去。原来是胡沅浦胡大帅的兵船。胡沅浦被致庸冒死南下贩茶的事感动，给了他一份关防，以备沿途官兵查验。

致庸一行顺汉水北上襄阳府。知府见财起意，要吞下乔家的120船茶货，诬指致庸等勾连长毛，犯了杀头之罪。大堂之上，致庸取出胡大帅给他的关防，王知府反而起了杀人灭口之心。而当知府正要将致庸等人问成死罪，胡大帅闻讯派人星夜赶来，惩处了贪官，解救了致庸一行人。

祁县众商家以极为热烈的仪式欢迎重开茶路平安归来的致庸。致庸一进门就叫起来：“我的儿子呢？我的儿子在哪里？”他还向玉菡一躬到地，道：“太太辛苦！乔致庸给太太鞠躬！”一家人闻言都笑起来。

娶雪瑛到家冲喜还是没能留住何继嗣的命。何父盘算着把何家的偌大一份家业传给雪瑛，但有1个条件，那就是在大少爷出殡之日，当众公布也已怀有身孕的消息，并算好时日让赵妈抱来1个婴儿，延续何家香火。

在平遥城，致庸参观了天下闻名的广晋源票号，对票号这行生意发生了巨大兴趣，而广晋源票号大掌柜成青崖觉察出这个年轻人有染指票号业之心，起了猜忌之心。

在乔家款待各号大掌柜的团圆宴席上，致庸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他将北京大德兴丝茶庄改为大德兴茶票庄，还挂上了一块“汇通天下”的匾额。

开张后的大德兴茶票庄遇到了麻烦，一连十几天，只要开门，就有1个小混混抱着1个20斤重的大金元宝来换银子。照票号业的规矩，一旦换不出银子，就要摘牌子关张。李德龄大掌柜怀疑这是成青崖在挤兑大德兴，而这些金元宝正是广晋源的镇号之宝。大德兴一连收了广晋源二十一个金元宝，银库里已经没有一两存银，而广晋源的镇号之宝却有二十四个。果然，成青崖让人将最后3个金元宝送到大德兴来，致庸如数收下。这件事让成青崖有点意外。

夜里，致庸脸色突变，大叫道：“要是明天1大早再有人抱个什么宝贝来，我们只能把招牌取下来了！”这时忽然有人禀报说太太来了！致庸出门，果见玉菡带着两辆银车进门。玉菡道：“这是二百万两，在北京借的。我爹知道你要遭这一劫，托人给你借了这笔银子！”原来这笔银子就是通过1个在京的江南籍的官员向广晋源借的，这将广晋源的银库掏空了大半。

第二天清晨，大德兴刚开门，就有一群小混混两人一组各抬着1个东西进来，放在柜台上。“银冬瓜，重五十斤，没见过吧？换不出银子，赶快摘牌子！”致庸已有了准备，他令人将广晋源的24只金元宝全拉到广晋源兑换现银！成青崖借出那二百万两银子后心中一直在嘀咕，这时猛然明白自己中计了，广晋源已经没这么多银子可用于收回自己的镇号之宝了，他抽出宝剑就要自杀。陆大可及时赶来，化解了两家的恩怨。

有人专门在武夷山茶场和潞州与乔家打擂台，乔家做什么生意，对方都要不遗余力地挤进来。原来，在武夷山茶场和山西潞州一心要挤垮乔家生意的人正是雪瑛。失去理智的雪瑛还将致庸违旨掩埋被凌迟的太平军刘黑七父子尸骨之事告诉官府，致庸被投进了天牢。

皇上和懿贵妃为此事十分震怒，要杀乔致庸。胡大帅在皇上面前为他求情，皇上答应致庸可以不死，但必须拿出800万两银子。为救女婿，陆大可变卖了全部家产，拿出了200万两银子，加上乔家的钱，还差300万两，玉菡和曹掌柜决计将全部生意顶出。

雪瑛暗中吩咐为何家做事的姓盛的广东商人拿出300万两银子买下乔家全部的生意。为掩人耳目，雪瑛给了盛掌柜一笔银子，让他马上回老家南洋替自己操办橡胶园。打发了盛掌柜远行，她当即令人关掉盛掌柜经管的何家典当行，一行人鸦雀无声地离开了北京。

800万两银子缴付朝廷的当日，圣旨下：“乔致庸通匪一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着发落原籍圈禁。乔家仍需每年交付赎罪银100万两以助军用，直至朝廷剿灭发匪之年。”与此同时，懿贵妃还撺掇皇上下了另一条禁令：此后各省及京城官银一律不准票号汇兑。

致庸感觉救了他的人就是雪瑛。2个月后他来到榆次何家，看到的却是1个在佛前打坐念经、心如死灰的雪瑛，她否认了一切。

这时关于乔家的路怎么走，在乔家众人间已经展开了争论。致庸已被圈禁在山西，不能再出去做生意，每年却要向朝廷缴付一百万两赎罪银。多年跟随致庸的茂才垂涎起乔家的家业，他希望曹氏收回致庸掌管乔家生意的大权，将它交给自己。曹氏一时意乱神迷，竟答应了他。致庸并不在意乔家的资产，他在意的是有人竟要玷污他视作妈妈一样的大嫂，盛怒之下，他将茂才连同他的铺盖一同从乔家扔了出去。

刚刚从福州辞号回归的原平遥某票号分号的大掌柜潘为严是又1个乔致庸，一生的抱负就是实现汇通天下。致庸专为潘为严在北京成立了乔家大德通票号，请潘为严做大掌柜。致庸道：“我知道汇通天下的路不那么平坦，只要朝廷不解官银汇兑之禁，汇通天下就不能实现。不过我准备一年年等下去，等二十年，三十年！只要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就没有失败！”潘为严去了北京，致庸却留在家乡，做了诸事不问的老农。

转眼间十年过去，公元1864年，清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按照当年的圣旨，太平军被剿灭之日，就是致庸解禁之时。

致庸跃跃欲试，试图重走商路，这时皇上和懿贵妃却要他拿银子捐官。致庸继续佯做风瘫，自囚于乡间。同治十三年，为平息新疆之乱，陕甘总督左季高决计发兵征讨，却筹措不到粮草。他和胡叔纯想到了致庸，亲到乔家堡求见。致庸接下了为朝廷三路大军筹措粮草的重任，一半用乔家的银子，一半从雪瑛那里借贷，然后亲带辎重队随左大帅出征。大军行至榆次，雪瑛拦路设宴为致庸饯行，她当面撒碎了乔家给她的借据，哽咽道：“乔致庸，你不只欠了我100万两银子的债，你还欠了我一生的债，所以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战后，慈禧太后拒绝给付乔家这笔粮草银子。致庸来到北京，头顶状纸，跪在端门之外，大声喊冤。慈禧太后大怒，将已升任太原知府的孙茂才调到刑部，主审致庸一案。茂才又借机提出要曹氏带着乔家全部家业嫁给他的无耻要求。当夜曹氏亲手为致庸做了有名的“乔家8大碗”，去天牢探望致庸。他告诉致庸，当年致广临终时并没有留下话来让致庸接管家事，而是让他继续走科举之路，是她说了谎，改变了致庸的人生。而后，曹氏佯装嫁给茂才，洞房之夜自杀身亡。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山西太原府。致庸在大德通大开宴席，慈禧吃得津津有味，李莲英要致庸向慈禧讨赏。慈禧终于答应解了长达三十余年的禁令，并特许大德通票号代山西督抚衙门收取当地赋税三年。致庸热泪盈眶，他等待一生的汇通天下的时机终于到了！

刘家有女，胡兰是名。云周西村，投身革命。少年即入党，巾帼建奇功。叛徒嘴脸恶，阎匪铡刀凶。烈士信念坚，不为名利动。视死竟如归，坚贞兼英勇。遗范垂后世，风采映苍穹。主席毛泽东，感而撰其铭。落笔仅八字，千载壮忠魂：“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1947年2月，山西《晋绥日报》连续两天刊登的消息，使一个女***员的名字在华北大地不胫而走。随后，毛泽东又为她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个光辉的名字，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刘胡兰。

生平

■10岁参加儿童团，不到14岁便入党，当上了区的妇女干事。躺在铡刀上时，尚未满15周岁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 “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背景

■毛泽东在指挥全国战局之余，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凭着对人民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铡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这种表现，恰恰是***的革命教育深入千千万万农民心中的结果。

中国***领导的革命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是用先进阶级的思想发动和武装千百万原来是小生产者的农民。刘胡兰作为一个14岁的农村少年便能加入***，这首先在于她从儿童团起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并看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给贫苦农民带来了根本利益。为了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她能不贪财、不惧死，最后面对敌人的利诱，只回答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在刑场上，她又大呼：“怕死不当***。”当时，匪军曾从现场的群众中拉出几个人，要他们去打刘胡兰，但没有一个人动手，这也恰恰表现出当时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为刘胡兰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恰恰又是中共中央刚刚从延安撤退的8天后，毛泽东正决定离开陕北以游击方式同国民党军周旋。在此紧要关头，全党的领袖在指挥全国战局的百忙中，为一个年轻的女党员写下这样的文字，正有着激励全党和全体解放区人民去英勇奋斗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寓意。

故事

■刘胡兰在短暂的花季青春中也曾有过丰富的情感生活，她生前两次订婚，一次恋爱，牺牲后又经历过一场冥婚

■临刑前她把王连长送给她的小手帕当成最珍贵的物件交给继母保存

全国解放后，刘胡兰的事迹被写成书，改编成戏剧、**、电视剧，生前所在村曾被改为“刘胡兰村”。

1957年刘胡兰烈士牺牲10周年之际，当地兴建了刘胡兰烈士陵园。在烈士墓前，有一尊汉白玉雕成的、昂首挺胸的刘胡兰全身雕像。

当时生活在农村的刘胡兰从没拍过照片，塑造这个形象，是靠继母胡文秀口述介绍刘胡兰的外形特征，由著名雕塑家王朝闻创作出的原件放大、加工而来。

刘胡兰展示在外面的多是凛然无畏、至刚至强的艺术形象，实际在烈士的花季青春中也曾有过丰富的情感生活。

刘胡兰生前两次订婚，一次恋爱，牺牲后又经历过一场冥婚。1946年初家长按照当地风俗，将刘胡兰与邻村男青年陈德邻订亲。不过因这两个当事人都主张自由恋爱，于是友好商定各自回家劝说父母解除婚约。

同年6月，刘胡兰被破格吸收入党，不久又有人上门提亲。因男方当时在太谷县当学徒不常回家，刘胡兰以不了解男方真实情况而拒绝。当时的刘胡兰已经青春萌动，追求的是自主的恋爱和婚姻。

同年秋，解放军某团连长王本固作战负伤被送到云周西村休养，刘胡兰因常去为王本固做饭、敷药，接触多了，两人产生了爱情。在那个年代，身处封建思想比较严重的乡村，这种行为表现出的恰恰是一种反封建的思想解放。

由于战争环境险恶，加之刘胡兰年纪尚小，她与王本固尚未论及婚嫁。当时王连长只把一条毛毯、一支钢笔和一副眼镜送给刘胡兰家，算是订亲的信物。伤好归队时，他又送给刘胡兰一块小手帕留作纪念。刘胡兰临刑前把这块手帕当成最珍贵的物件交给继母。

刘胡兰牺牲后，由大伯刘广谦操持，曾按当地习俗和一起牺牲的石六儿阴配。1957年，刘胡兰烈士陵园建成，刘胡兰遗骨单独迁进陵园，冥婚至此结束。

无情未必真豪杰。英雄也是血肉之躯，每一个英雄都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刘胡兰烈士生前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这使得她的英雄形象更加可亲可信。

■她牺牲时二妹刘爱兰在场目睹，后来参军被分配到战斗剧社，在《刘胡兰》中扮演姐姐

■周总理亲自过问刘胡兰的家事，为刘的继母解了不白之冤

刘胡兰牺牲半年后，1947年8月1日中共晋绥分局决定破格（通常年满18岁方可转正）追认刘胡兰为中国***正式党员。不久，解放军攻克文水县城，杀害烈士的阎军连长许得胜、大胡子张全宝等先后被公审处决。

刘胡兰兄妹5人，其中有3人是继母所生。她牺牲时，二妹刘爱兰在场亲眼目睹，1948年底，刘爱兰参军被分配到了战斗剧社，在剧目《刘胡兰》的演出中扮演姐姐。

她的两个弟弟后来参军，分别被当地领导改名为“继英”、“继烈”。由于刘父不擅言词，外出做烈士事迹报告，一般由继母胡文秀担任。

不过，有一段时间，刘胡兰的继母遇到严重的政治麻烦。究竟是谁出卖了刘胡兰，这个疑团长期未能查清，胡文秀曾一度受到怀疑，为此还遭到过批斗。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敦厚老实，对此却无法沉默。他和女儿刘芳兰一同赶到北京，找党和国家***明断是非。问题最后反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过问，才使胡文秀解了不白之冤。

事实真相直到1963年才查清：叛徒是云周西村农会秘书石五则，他曾因包庇地主段二寡妇受到过刘胡兰的批评，后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故怀恨在心。一俟阎军到来，便将刘胡兰等7人全部出卖。石五则于1963年2月14日被政府枪决，受到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