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翠翠的口吻写一篇对傩送的感情作文

爷爷走了，二老也走了，只留下翠翠

一人和一条黄狗相依为命。爷爷带着遗憾

走了，只留下了一条渡船和一个充满爱的

破屋。在村里老人的帮助下，翠翠小心翼

翼的将爷爷入了土。渐渐的，生活恢复了

平静，翠翠成了这条养育了她多年的河的

掌渡人。闲暇时，她就载着黄狗到河中

央，坐在船帆上，用脚划着清凉的河水，

时而逗逗黄狗，时而想想爷爷，时而想想

傩送……在她的心底总有一个梦，梦着傩

送回来了，回来把她带走，带到一个真正

属于他们的世界，辛福的生活……

所以，她一直待在这里，一天也不想

离开。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端午节

又来了。清晨，翠翠又听到那熟悉的鼓

声，可她再也没有跑到山顶去看，鼓声也

在没能把她带到另一个节日里。她站在河

岸边，注视着对面的绿树青山，沉思

着……

“喂！有人过河勒！”一个身穿灰色衣

裳，背个喽啰的老头儿打破了这份宁静。

“哎！来勒。”翠翠应和着，奔跑着跳

到船上，黄狗也随着跳了上去。

“今天跳脚楼克热闹了，人都去那

了，你怎不去？”老头儿指了指河那边，

又望了望翠翠。翠翠只是拉着她的船没有

理会他，见翠翠不搭理，老头儿也就不再

说什么了。

青天碧水，水天相接，晚霞映着河

水，渐渐的消失了，这时的天空显得格外

的平静。这一天，除了那个老头儿确实没

有人再来过。

“端午就这样过去了。”翠翠呆望着那

个山顶，自言自语到。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少个端午。翠翠

还是和黄狗坐在船上，划着水，想着爷

爷，想着二老，想着他们的世界。

这一天，许久没人来渡船了，黄狗在

船上熟睡了去，翠翠闭上眼，带着美好的

愿望进入了梦乡，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人竟

在对面的山顶唱起了歌儿，她一下蹦了起

来，船晃着小狗“汪汪汪”大叫了起来。

“狗，狗，别叫，别叫……”狗被吓坏

了，越发叫得厉害。

“狗，狗，停下，快停下……“翠翠还

在喊着，她熟练的拉着渡船，靠了岸，跳

了下去，用耳朵使劲的去听，可是，一点

收获也没有，终于。她忍不住了。

“二老，傩送，是二老吗？是

吗……”她叫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周围除了

她的声音什么也没有。狗似乎看出了主人

的无助，也央央的附和着。

“喂！撑渡船呢！”河对面一个背着竹

箩，戴着草帽的中年男子叫着，他把草帽

压得很低，似乎不愿有人看见他的摸样。

翠翠望着，没有回答，只是慢慢走到船

上，有气无力的拉着船。

“这么慢，让我好等啊！”那男子上船

后说到。翠翠还是不作声，只是一味的望

着那个山头。那个男子顺着那个山头望

去，“那有什么？”他忍不住了。

“有什么你也不知道。”

“那我知道呢？”

翠翠只当他是玩戏，不曾理会他。到

了岸上，便向家门走去。

“那有二老？”那男子叫道。

自从爷爷走后，她再没从别人耳朵听

到这个词。她如梦初醒一般，强转过顿时

僵硬的身子，呆望着，好一会儿，那男子

才跳下船，摘下草帽，站立在岸边，望着

两眼泪水的翠翠轻声的说：“我，我就是

二老！”声音有些梗塞，翠翠却听得一清

二楚，刹那间，她终于忍不住了，哭了，

泪如雨下。傩送走了上去，紧紧地把她抱

在怀里，再也不想放开。

这时的天空很晴朗，纯白的，很平

静，两人就这样拥抱在一起，看着对面的

青山绿水，黄狗趴在旁边，安静的享受

着。

1在回家的路上，爷爷赞美顺顺和大老，并说“这一家人都好”，翠翠说“你认识他们一家子吗”其实指的是二老，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当爷爷说大老要翠翠做媳妇时，翠翠很不高兴，甚至不稀罕大老送的鸭子，心里想的是二老所在的青浪滩。 2因为那个端午节的龙舟竞赛曾使他遇上心上人——英俊美好的青年傩送，与之相比，元宵节的热闹景象当然不能如此深刻地在翠翠的内心留下印象了。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时间观

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有关。王**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翠翠的爱情故事，作者所表现出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爱情悲剧，作者只是有意识的在人性层面上叙述故事，无意发掘悲剧产生的人为的、社会等方面的因素。

我们不妨来看看在这篇小说中天保和傩送所选择的求爱方式：天保所选择的车路—托人做媒，这种婚配方式是汉族人的传统，在天保的婚俗观念中还是汉人的“父母之命”，因此在他一厢情愿地托媒求婚失败后。

他反而怨恨老船夫：“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地嫁个人！”可见他把老船夫看成是翠翠婚事的主权人。而且他的弦外之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就不是“规规矩矩”的了。

傩送所选择的马路—站在山头唱歌，这是苗族人的传统。苗族人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然而自清雍正年间在湘西这边实施“改土归流”以来，伴随着对苗民反抗的武力剿灭，一种无形的东西正慢慢渗透到这片准乎自然的人生天地里，古朴的民风也在日渐消失。

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反映的世界还是美好的，但这里也正日益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人们受到物质利益的诱惑。

正因为此，两种婚俗观念的冲突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作者借此对汉族传统婚姻观念表示深恶痛绝，并给以深刻的批判。这其中包含着他个人的经验与痛苦。

“美国学者金介甫当面问及沈从文1922年离乡赴京地原因，他曾明确表示当时不愿作姨父的“女婿”，并为此逃离以联姻方式建立、巩固起来地湘西上层盘根错节的统治网络。

他说：‘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文中不愿做王团总女婿而追求自由婚姻的傩送，似乎依稀可以见到当年沈从文的影子。

当傩送和翠翠被生生分离后，读者最不情愿看到的是在翠翠身上再次重复着母亲的悲剧。令人们欣慰的是翠翠与傩送没有像母亲与军人那样双双殉情而死，傩送也没有放弃这份爱情，“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

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想，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为了爱情，傩送坚决地抵御着物质的诱惑。再看翠翠她远比绝望的母亲更勇敢更坚强，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的命运作持久的抗争。

接受种种磨难而等待傩送的归来，勇敢接受不幸命运的挑战。在爱情挫折中翠翠的性格因此展现出了柔中有刚的美。真有一种“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境界。

这悲剧实则上是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造成的，同时也受着一点惟实惟利风气的浸染。这儿我们也不难看出“《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

扩展资料：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写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初。这篇作品如沈从文的其他湘西作品，着眼于普通人、善良人的命运变迁，描摹了湘女翠翠阴差阳错的生活悲剧，诚如作者所言：“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

《边城》写出了一种如梦似幻之美，像摆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来都显得相当理想化，颇有几分“君子田”的气象。当然，矛盾也并非不存在，明眼人一看便知，作者所用的背景材料中便隐伏着社会矛盾的影子。作者亦不曾讳言他的写作意图是支持“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

沈从文（1902-1988），小说家、散文家。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各县生活，后正式参加军队。 1922年受五四运动影响离开军队到北京，学习写作。1924年起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发表作品。

1934年至1935 年，在北京、天津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抗战爆发后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工作。著有长篇小说《边城》、《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等。

沈从文不是怀着淡然、平和的心情写作的。近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共有33卷之多、一千万字之巨，其中大多数是50岁之前写下的，仅从这个庞大的数字上，就可以看出他争雄天下的抱负。

1922年他来到北京，写作既是为了改写个人的命运，也是为了创建一个纸上的世界。

1938年，沈从文在云南呈贡写给大哥的信中，提到自己在“寒酸”生活中对写作的坚持，他自信地说，“我这工作，在另外一时，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充满骄傲，心怀宏愿与坚信”。

在他的后半生，许多作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写，如老舍之写《龙须沟》；一是不写，如巴金，便再没有小说了。

沈从文则走了另一条路，他依旧在写着，写文物，所谓“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堪称巨著，和钱钟书的《管锥篇》一样，属于那个荒芜时代生长的奇葩，并且同享不朽。

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我以为那时的巴金，堪称为狷，而沈从文、钱钟书是真正的狂：深信天降大任与我，舍我其谁？虽然沈、钱总被后人一厢情愿地敬为温良恭俭让。

钱钟书的小说，除了《围城》，就只一本薄薄小册《人兽鬼》，极有才气，也是逞才使气，如高手偶现江湖，一朝解气，收刀入鞘，从此长揖而去。而沈从文的小说，至少十倍于钱吧，因为太多，质量参差不齐，也就像是恣意生长的野林子，杂芜而有勃勃生气。

小说之于他，不是心血来潮，是视为一生的工作，甚至前二十年的写作，都还仅仅是“习作”。因为他的宏愿，如他信中所说，是在用一支写小说的笔，去孤立对峙整个的社会。换句话说，他要写出一个纸上的世界，同现实的世界相抗衡。这个世界的主体，就是一个叫做“湘西”的地方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