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谈谈老人和翠翠各有怎样的品质

《边城》中的老人和翠翠具有许多优秀的品质。

首先，翠翠是一个天真善良、温柔清纯、聪明乖巧的少女。她自幼父母双亡，与外公相依为命，对外公关心备至。她情窦初开，爱上了傩送，感情纯洁真挚。但因为害羞和少女的懵懂，她无法明确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爷爷因她的婚事忧愁而亡后，她只能凄凉地守着渡船，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没有人能告诉她要孤独地等到什么时候。但她仍矢志不渝地等待着心上的人的归来，表现了她爱的执著。

其次，老人是一个善良纯朴、热心好客、甘守清贫、尽职尽责的人。他为翠翠的亲事操心担忧，尽力促成翠翠爱情的实现。

总之，翠翠和老人都具有善良聪慧温婉多情的品质。翠翠外表的温婉羞涩与内心的炽热多情融为一体，是一个成功而又独特的人物形象。老人则代表着中国传统美德的典范，他的勤劳、善良、纯朴、热心好客、甘守清贫等美好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翠翠的爱情故事，作者所表现出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爱情悲剧，作者只是有意识的在人性层面上叙述故事，无意发掘悲剧产生的人为的、社会等方面的因素。

我们不妨来看看在这篇小说中天保和傩送所选择的求爱方式：天保所选择的车路—托人做媒，这种婚配方式是汉族人的传统，在天保的婚俗观念中还是汉人的“父母之命”，因此在他一厢情愿地托媒求婚失败后。

他反而怨恨老船夫：“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地嫁个人！”可见他把老船夫看成是翠翠婚事的主权人。而且他的弦外之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就不是“规规矩矩”的了。

傩送所选择的马路—站在山头唱歌，这是苗族人的传统。苗族人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然而自清雍正年间在湘西这边实施“改土归流”以来，伴随着对苗民反抗的武力剿灭，一种无形的东西正慢慢渗透到这片准乎自然的人生天地里，古朴的民风也在日渐消失。

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反映的世界还是美好的，但这里也正日益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人们受到物质利益的诱惑。

正因为此，两种婚俗观念的冲突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作者借此对汉族传统婚姻观念表示深恶痛绝，并给以深刻的批判。这其中包含着他个人的经验与痛苦。

“美国学者金介甫当面问及沈从文1922年离乡赴京地原因，他曾明确表示当时不愿作姨父的“女婿”，并为此逃离以联姻方式建立、巩固起来地湘西上层盘根错节的统治网络。

他说：‘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文中不愿做王团总女婿而追求自由婚姻的傩送，似乎依稀可以见到当年沈从文的影子。

当傩送和翠翠被生生分离后，读者最不情愿看到的是在翠翠身上再次重复着母亲的悲剧。令人们欣慰的是翠翠与傩送没有像母亲与军人那样双双殉情而死，傩送也没有放弃这份爱情，“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

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想，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为了爱情，傩送坚决地抵御着物质的诱惑。再看翠翠她远比绝望的母亲更勇敢更坚强，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的命运作持久的抗争。

接受种种磨难而等待傩送的归来，勇敢接受不幸命运的挑战。在爱情挫折中翠翠的性格因此展现出了柔中有刚的美。真有一种“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境界。

这悲剧实则上是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造成的，同时也受着一点惟实惟利风气的浸染。这儿我们也不难看出“《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

扩展资料：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写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初。这篇作品如沈从文的其他湘西作品，着眼于普通人、善良人的命运变迁，描摹了湘女翠翠阴差阳错的生活悲剧，诚如作者所言：“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

《边城》写出了一种如梦似幻之美，像摆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来都显得相当理想化，颇有几分“君子田”的气象。当然，矛盾也并非不存在，明眼人一看便知，作者所用的背景材料中便隐伏着社会矛盾的影子。作者亦不曾讳言他的写作意图是支持“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

沈从文（1902-1988），小说家、散文家。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各县生活，后正式参加军队。 1922年受五四运动影响离开军队到北京，学习写作。1924年起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发表作品。

1934年至1935 年，在北京、天津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抗战爆发后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工作。著有长篇小说《边城》、《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等。

沈从文不是怀着淡然、平和的心情写作的。近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共有33卷之多、一千万字之巨，其中大多数是50岁之前写下的，仅从这个庞大的数字上，就可以看出他争雄天下的抱负。

1922年他来到北京，写作既是为了改写个人的命运，也是为了创建一个纸上的世界。

1938年，沈从文在云南呈贡写给大哥的信中，提到自己在“寒酸”生活中对写作的坚持，他自信地说，“我这工作，在另外一时，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充满骄傲，心怀宏愿与坚信”。

在他的后半生，许多作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写，如老舍之写《龙须沟》；一是不写，如巴金，便再没有小说了。

沈从文则走了另一条路，他依旧在写着，写文物，所谓“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堪称巨著，和钱钟书的《管锥篇》一样，属于那个荒芜时代生长的奇葩，并且同享不朽。

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我以为那时的巴金，堪称为狷，而沈从文、钱钟书是真正的狂：深信天降大任与我，舍我其谁？虽然沈、钱总被后人一厢情愿地敬为温良恭俭让。

钱钟书的小说，除了《围城》，就只一本薄薄小册《人兽鬼》，极有才气，也是逞才使气，如高手偶现江湖，一朝解气，收刀入鞘，从此长揖而去。而沈从文的小说，至少十倍于钱吧，因为太多，质量参差不齐，也就像是恣意生长的野林子，杂芜而有勃勃生气。

小说之于他，不是心血来潮，是视为一生的工作，甚至前二十年的写作，都还仅仅是“习作”。因为他的宏愿，如他信中所说，是在用一支写小说的笔，去孤立对峙整个的社会。换句话说，他要写出一个纸上的世界，同现实的世界相抗衡。这个世界的主体，就是一个叫做“湘西”的地方

参考资料：

内心世界分析：自幼父母双亡，内心无比孤独。虽有外公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外公并不能真正理解她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情怀。翠翠“心里有些薄薄的凄凉”这是思春少女特有的感情，但无人理解，所以翠翠只能为这无奈的生活而哭，而外公只告诉她“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根本不明白她内心的哀痛。天保和傩送为了她唱歌“决斗”，她却毫不知情，现实好像与她不相干，她只能在梦中希望爱情实现。最后天保闯滩而死，傩送离家出走，外公为她的婚事忧愁而亡，她却并不了解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只凄凉地守着渡船，等待心上人的归来。可以说她的心是封闭的，与外界隔绝的，孤寂的

《边城》是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赢得了无数人的赞誉,他的创作没有去表现那个时期知识分子们苦闷与躁动的心灵,也没有去描绘那个时代风云变幻的社会大潮,而是另辟蹊径,着意描写20世纪中国的田园生活与田园风光,讴歌淳朴、真挚的人情美与人性美,在那个严峻的岁月吹奏出一支优美和谐而又略带忧愁的田园牧歌。在《边城》中,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充满真、善、美同时又略带感伤的世界。描写的是黑暗时代中柔和的乡村生活。着力渲染的是乡村人的人性美,要表现的是人性美的“魅力”。在作者所描绘的那片土地上,没有欺诈,没有竞争,没有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所有的事和人都是美好的。是一幅完美的、宁静平和的、人与自然契台的、人人向往的世景图。沈从文所构造的这种境界,的确是美好的,人人所向往的,充满了理想色彩的。他希望在未被现代文明熏染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理想的、美好的世界,而不愿在严酷的现实斗争中,在时代的风雨里寻找理想人性的现实途径,而以空幻的理想代替了严峻的思考,以逃避代替了现实,在绝望中希冀回到“湘西的世界”。所以,这篇小说虽然是美的,艺术手法上是完美的,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典型浪漫主义,也具有一定批判现实的意义,但在思想内容上来说它不是伟大的。在小说的第一章,作者就讲述了翠翠父母之间的爱情悲剧。在后来的章节里,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又或隐或显地不断出现,使读者始终感到上空似乎有一片挥之不去的阴云,时时为翠翠的命运而忧心忡忡。第七章翠翠遇到二老后情窦初开,老船夫发现翠翠和她母亲越来越相似,心里记起了些旧事。第十一章老船夫自以为明白了翠翠的心事,于是在“空雾里望见了十六年前翠翠的母亲”,“心中有一点隐痛。却勉强笑着”。第十二章老船夫隐约体会到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忽然感觉到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第十三章老船夫给翠翠讲故事再次提到翠翠的母亲,翠翠听来神往倾心。最后一章老船夫死后,照顾翠翠的杨马兵告诉翠翠所有真相时又提到翠翠父母的故事。这都不难发现,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在文本中是一步步强化的。它一直萦绕在老船夫的心头,甚至起到对翠翠命运的预言作用。而翠翠从心里有了那点情愫开始,也渐渐对命运有所觉察。于是她看到祖父的一汪眼泪时会又惊又怕,心中乱乱的,于是她倾心地听着母亲的故事时会感觉心中压上了无法挪开的沉重的东西。这时的她还不明白这沉重的东西是什么,然而,当她从杨马兵口中知道一切时,她全明白了。明白了什么明白了自己的不幸,明白了一切原来都是命运!不仅是翠翠母亲与父亲爱情的悲剧,翠翠与母亲爱情的惊人相似,还有大老的死,二老的离去,杨马兵由暗恋翠翠的母亲到最后成为翠翠唯一的信托人,老船夫从顺其自然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遭遇到改变生活态度来尽力为翠翠争取幸福,最终却还是阴差阳错地遭命运的戏弄,《边城》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生活在这样一种命运的阴影下。那些人物,似乎都有种内在于生命的隐痛。但凡天地间一个生命怀了一种心愿,就如命里注定,身不由己,而心愿的渴望实现又永不能实现,便使得生命的形式最终在无奈中等待。在小说的结尾处,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翠翠终于独自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现状的残酷和未来的不可知常常是令人绝望的,翠翠在对人生命运的绝望中等待着。翠翠没有在现实中反思自己,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努力与命运抗争,而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绝望后的等待中。而翠翠不过是个代名词,她眉宇间的忧郁,生活中透露出的悲哀与绝望正是沈从文本人的精神体现。我们知道,沈从文是一个十分注重生命体验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往往是对自我生命的一种阐释。沈从文走出湘西,来到都市,受尽了都市中的种种冷遇与歧视,当初来都市“找理想,读点书”的愿望遇挫,命运给他的似乎都不是他所想的,这样的人生经历自然会使敏感的沈从文产生一种命运的无常感。所以沈从文总称自己是“乡下人”,以“乡下人”的情感、立场、价值标准去衡量一切。他的这种思想使得他认为乡下优于城市,下层人胜过上层人、原始人性胜过文明教化的价值判断,于是他构筑了一个以乡下人的人性与风情之美来否定都市人性与生存状态的文学世界。所以《边城》中他不想看到“湘西世界”中的本真人性变成“都市世界”中扭曲的人性,不想看到“湘西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真诚和谐的关系变成“都市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奸诈的关系,而是想保持原始“湘西世界”的本真人性、善良真诚。他虽然在文学中反思了社会,认为社会不和谐,但是反思中他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找出一条解决现实的出路,最后还是逃避到“湘西世界”,在那里寻找心灵的片刻宁静,这是一种不利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思想。 《边城》中翠翠和她的爷爷,不仅摆渡不收钱,还为过河的人准备了茶水。如有人偷偷将钱放在了翠翠家的什么地方,她或她的爷爷是一定要追上去还给人家的。大老与二老对翠翠的爱也是有一个要自动退出。总之,在作者所描写的世界中,一切人都符合人性善的标准,所有事物都具有美的形式与内涵,人与人是真心相待,相互理解的,人与自然也是和谐的。这~切都太过于完美,太过于单纯,不能解释现代人全部复杂的社会行动。社会是多色的,历史是在善与恶交搏中前进的,哪里会有这种纯美的社会。而对善的过分追求就是对恶的逃避,也是对社会的逃避。沈从文在无奈与绝望中逃避现实。《边城》中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眼光使人们醉心于湘西世界人性的完美无缺,忽略了人性的复杂与丑恶以及产生的社会根源,因此湘西世界中的人们对于世界的变幻是难以适从且茫然的。他们无力承担现实生活发生的巨大变故,寄希望于茫然的等待。他的这种无意识的茫然决定了悲剧的命运,而且也会影响现实社会的人性改造与发展,缺乏现代精神的渗透。所以自然人沦为社会人后,都要在精神的重荷下喘息前进,不可能像人们幻想的那样健康优美。社会是向前进的,我们不要只抓住旧事物的善,而要在新的社会斗争中重新建构美。不要从喧嚣的尘事中退出来,沉浸在一种艺术幻想中,或者在无奈与绝望的一点儿希冀中等待,每个人都要立足于现实,认真审视和反省自身的日常生活,并对其重新建构,这样就可以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寻觅到自己的理想,并以积极向上的方式生活。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时间观

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有关。王**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翠翠情窦初开，“在成熟的生命中，觉得好像缺了什么。……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渴望新的生活，“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于是胡思乱想：”下桃源县，过洞庭湖。深深的依恋爷爷，担心爷爷会离她而去。当她设想到爷爷要搭下水船去杀了她的时候，就吓怕起来，“一面锐声喊着祖父，一面从坎上跑向溪边渡口去”喊爷爷，看见爷爷依然后，小“小心子还跳跃不已。”朦胧中渴望着爱情。听父母的故事，神往倾心。间或吸气，释放心中被压抑的“分量沉重的东西”。对傩送一见倾心，但又含蓄而不善表白。在梦中听到傩送唱的歌，梦见自己摘到了平常摘不到的虎耳草。当爷爷提及到傩送向她攀交情的时候，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借故走开。天真而幼稚。爷爷在溪中渡船，她一个人坐在悬崖上，觉得很悲伤，看见萤火虫闪着蓝光，便又想“看你飞得多远”便把眼睛随着那萤火虫的明光追去。可以说，翠翠是淳朴的边城一个天真、善良、温柔、清纯的女孩形象。她过着自由的生活，关心爷爷，也被爷爷宠爱关心；但她已经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祖父并不能真正理解她，她的内心是清纯的，同时又是孤寂的。

翠翠的形象分析

(边城)中的主人公翠翠，是沈从文向往的优美人性与人生的化身与极致。这个湘西少女，是渡船老人的外孙女，祖孙俩相依为命，

长期生活在山水间、渡船上，青山绿水与古朴的环境造就了翠翠清

澈透明的性格，她美丽、热情、纯真，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又从小常

看着老人向那些困惫的旅人赠饮一杯凉茶，甚至不收过渡者的赏

钱，过着勤俭、宁静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更替，翠翠的情感发生了变

化，作者细腻地展示了这个少女情窦初开时充满爱的心灵，她喜欢

看迎送新娘的喜轿，爱在头发上插朵野花，乐于听人唱歌，因为在一

次龙舟竞渡时邂逅船总的儿子傩送，从此暗暗倾心。至此，作者向

读者展现了翠翠的青春的觉醒和萌动，朦胧的憧憬和少女羞涩的美

妙心态，表现人类感情中极为美好的一面。而在傩送远走，渡船老

人又溘然长逝后，翠翠怀着对老祖父的伤悼之情和对恋人的思念，

守着渡口，虽有失落，但依然抱着期待，尽管傩送“这个人也许永远

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采”，翠翠仍一如既往，因循着传统的方式，平

和地生活着、等待着。作者通过这一形象，特别是通过这一人物在

爱情生活中的态度，描绘出人世间一种纯洁美好的感情、讴歌了象

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人生，“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