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的六义看古代诗词与音乐的关系

<诗经>是用于配乐歌唱的。从<诗经)的六义可以看到古代诗歌与音乐是密切不可以分的。风、雅、颂、赋、比、兴是音乐的具体表现。音乐是借助诗歌来传承、发展、演变的。

六义诗歌产生于劳动，且用于音乐是密切不可分的。在古代，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边劳作，一边唱歌，由此产生了诗歌。从<诗经>这部口头传诵的最早作品就可以看出，‘诗经>六义风、雅、颂是地方音乐。是音乐的歌词。表现音乐的内容；赋、比、兴是音乐表现形式，再现音乐的表现技艺。可见‘诗经)与音乐也是紧密不可分的。

一、‘诗经>里的风、雅、颂与音乐的关系<诗经>里的风、雅、颂是“三经”。也就是说<诗经’分为三类。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可以分周南、召南、邶、廊、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160篇土风歌谣。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是官廷或朝会时用的专用歌词，除少数民歌外，大部分是由贵族创作的。颂。朝廷或贵族宗庙祭祀时采用的舞曲歌辞。大多是歌功颂德的内容。从内容上。风、雅、颂与音乐是密切相连的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从词式上来看，风、雅、颂也是与音乐相连的。汉斯力克说：。古人为了一定的用途选择一定的调式。严格区别这些调式．不相混淆多里亚调式是为了庄严的目的，尤其是用于宗教的。”他在这里所说的调式诗歌为了表达的需要而对乐器与音乐形式要进行选择。以适合内容的要求。从而使诗歌传递出来的音乐与表达情感达到统一与协调。而<诗经>里的风、雅、颂都是有不同的音乐调式的。而这种调式是因诗歌本身所要传递出来的情感不相同所致。放在。风”中的音乐调式。如果放到“颂”中来演奏．势必不论不类，既非风．又非颂。<诗经>里的十五国风．是十五个不同地方的音乐，即地方民歌。朱熹说：。风则闻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也就是说风大部是分是里巷歌谣之作。而十五国风本身就是从地域上来命名的。而不同的地方乐器也有所不同．如幽乐的典型乐器是土鼓。周南的乐器也以一种类似笛为主。可看十五国风的调式也是不尽相同．也是多样的．都出自老百姓的不同生活。但从总体上来看．风所表现的调式以欢快、活泼、明朗为主．即使是忧伤的歌词也是一目了然。如<蒹葭>里“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那惆怅与凄凉之情一泻无余。<诗经>里的大小雅，大多是政治诗歌，是京畿之乐。<诗大序>里有“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的语句。它把雅诗在内容上进行了总体概述。雅有正的意思，也就是说。雅诗在<诗经>里是正音，是典范的音乐。如(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道出了这首宴会诗的庄重。这是古代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还有一定的影响。因此。“雅”诗是一般表现的是贵族或统治阶级的大事，形式上也整齐统一。不像“风”诗那样有极强的地方特色。<诗经)里的<颂>是古代帝王贵族祭祀宗庙用的歌舞曲。有“声容开貌之表演”，也就道出了颂与音乐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孔子说颂诗。具乐安而迟”，也就是说颂诗有舒缓的表象。一般来说，颂诗既然是用于祭祀的，那么它的调式必然凝重而肃穆。从而表达出人们对祖先与神灵的无限敬畏之情。现代文学史家陈子展在他的‘诗经直解>里写道“‘颂)是祭祀用的歌舞曲”。这就表明‘颂)与音乐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它既是一种对祭祀场面的展示。也是音乐舞蹈的一种形式。如<周颂·清庙之什)：。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予人斯。”表现出严肃而盛大的祭祀场面。音乐也显得凝重而庄严。表达出对先租无限的景仰和对神明的无比敬畏之情。而且这些‘颂>诗都是人间凡夫俗子与天上的神灵、列祖列宗的对话．因而态度是恭顺的。行为举止是庄重的。这样才能得到神灵与祖宗的保佑与赐福。总之<诗经>里的风、雅、颂都是古代音乐的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再现。与音乐是密不可分的。

二、<诗经>中的表现手法与音乐是相关联的。<诗经)的表面手法是多样的，从总体上来说有三种赋、比、兴是其基本表现手法。赋．即陈述铺叙，反复诉说心中所想之事。如<诗经·氓)直接来写。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时的情景．这就是赋。比．就是打比方。如<诗经·硕鼠>就是用“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通过比喻。把硕鼠比喻成当时的不劳而获的贵族阶级．这就是比的手法。兴，就是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物．如<诗经-蒹葭>里每节都是。蒹葭苍苍．由蒹葭引出写到主2012．3下半月、曲代支辱227．美学理论．影视评论及其它．冯羿射亚娥等 人翁对“伊人在水一方”的不断追寻．从而形成了三段式的歌咏。这种由此彼物过渡到写彼物就是起兴。在<诗经>中，比、兴手法应用得最多，时时可见，有时不分先后，有时还交替采用，而每一手法都是与音乐的表现形式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就是音乐一种表现形式。<诗经)的第一首<关雎>便宜是最为典型的代表。诗中先用起兴和比的手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用雎鸠鸟在河边相互呜叫唱和。从而引出到写人间恋人之间相思之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美丽贤淑的女子就是那年轻的小伙子所思念的人。这种起兴与比的手法实质就是音乐的手法。从现代很多民歌可以佐证这点，如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氏的哥哥当了红军”就是比兴的手法。诗歌和音乐常常用比、兴的手法来表现，这正好诗歌与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客观化、对象化。诗歌与音乐一般难开头、难起始。要把主观感情直接表达出来，让听众与阅读对象受到感染。这就得寻找一种能产生共同意境的事物来表达出来。这正是比、兴的作用。无论<诗经)还是现代民歌。在开头经常用一些与主题表面看来是无关的事物来陈述．然后过渡到主体上来，这样的比、兴的应用让听众一目了然。产生共鸣。音乐中用比兴作为情感思维形象化来选择事物，提炼出形式与内容相一致的艺术形象，让人触景生情。<诗经·有狐>的开头。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就是运用比兴手法，然后过渡到“心之忧矣。之子无裳”，一个女子担心丈夫无衣的心里。自然而巧妙。贴切而精当。且诗中几段都用“有狐绥绥，在彼淇来开头，句式多样，节奏鲜明，使得诗歌朗朗上口。悦耳动听，也使得内容回肠荡气，舜同的情怀，多层次地揭示与表达出来，短章变为连续性的长歌，表现出更为丰富而完成的情感内容。三、古代诗词与音乐的关系歌唱的乐曲诗体艺术，有诸如古乐府声诗：<陌上桑>、<相逢行>、<艳歌行>、<白头吟>、<双白鹄>和后来的‘竹枝词)、<采莲曲>、‘白歌>、<踏歌词>、<步虚歌>。甚至大曲辞、琴歌辞、谣歌辞等。它多属五、七言齐言体。有时也加点和声、帮腔、衬字。唐宋词也属音乐文化。它是长短句杂言体歌辞与燕乐杂言体曲子音乐章句结构对应的歇唱艺术。在乐曲上习称。曲牌”：从文学角度讲，其词格又称。词牌”或。词谱”。散曲是金、元两代新兴的一种歌曲。是当时人民群众和文人学士雅俗共赏的一种通俗文学。在元代文学史上。散皓夺得了。词”的地位。成为当时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诗体。自从元代以来．就有不少文学批评家认为散曲和杂尉——228聘代支辱／2012．3下半月即所谓。元曲”——是元一代的绝艺。认为元曲可以和唐诗、宋词相媲美，它在明代依然十分繁盛。此时出现了许多论曲的专著，如王骥德的<曲律>，吕天成的<曲品>等等。当然，诗发展到齐梁年问。出现律诗，词发展到后来出现不入乐。词牌”的纯文学创作，他们都与音乐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他们在韵律上都有严格的限制。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赋的影响之外．中国诗在齐梁时代走上‘律’的道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乐府衰亡以后，诗转入有词而无调的时期。在词词并立以前，诗的音乐在调上见出；词既离调以后，词的音乐要在词的文字本身见出。音律的目的就是要在词的文字本身见出诗的音乐。”音律在文字本身见出的学问在古人那里发展成为音韵学。系统地分析文字的音乐性如何在诗歌中表现。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中将古典诗歌语言美概括为节奏、音调、声情三个方面。例举了顿、押运、平仄、双声叠韵等等方法来获得语言的音乐美。这就是说。与音乐直接关联的诗歌具有音乐性，同时。与音乐没有直接关联的诗歌古人也力求通过文字技巧达到音乐美。四、结束语<诗经)能流传到今天，而且还得到社会广泛的重视与学习，这与它本身有着无穷无尽的音乐韵味，和高超的表现手法是分不开的。它的类别风、雅、颂就是古时音乐的歌词内容。它的表现手法比与兴在音乐的创作用得到广泛地传承。到今天的现代音乐依然采用这些表现手法。让所要表现的情感更加畅快地表现出来。由此可见<诗经>与音乐是密切相关的。而诗歌继承了<诗经>的精髓，也是沿着这条路来发展的，诗歌自始自终与音乐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国历代文化里，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密不可分。音乐不仅对我国诗歌的内容、题材、形式和风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中国历代诗歌的生成、传播以及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诗歌与音乐在向现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两者时分时合。诗歌是一种人们非常喜欢的艺术形式，要想弄清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首先要弄清诗的根。“诗歌”，顾名思义，“诗”和“歌”是密不可分的，好诗的诞生激发了音乐的多样化，它们就是这样相辅相成地陪伴着。

一、我国历代诗歌与音乐的历史关联性

诗是最早绽露的文学萌芽。诗和音乐像一对孪生的姐妹，从诞生之日起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它特有的声情韵律感染着万千读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一）诗歌与音乐的渊源

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每一首诗，都是可以合乐歌唱的，“风”“雅”“颂”便是根据音乐特点所做的分类。从《诗经》到《楚辞》，以至律、绝、词、散曲，都清晰地展现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对音乐美的追求与进步的足迹。历代文论对此问题也不乏探索与灼见。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袁枚《随园诗话》说“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明代诗论家谢榛的《四溟诗话》主张“诵要好，听要好……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清人刘大在《论文偶记》中说“积字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来看，诗歌和音乐相结合更是水乳交融的艺术表现手段。诗歌与音乐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以抒情见长，都十分讲究节奏、韵律、音调。我国历代诗歌都具有格律化、音乐性、“韵律美”。在古代文化里，“音乐入诗”是个热门的话题。音乐艺术，可谓是古代传承下来的“永恒主题”。诗歌传唱的盛行不仅为古代文化的传播发展、继承做出了贡献。使我国历代、现代的诗歌和音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诗歌与音乐文化渊源的角度来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这会使我们对诗歌与音乐之间的认识变得更加全面和清晰。

（二）以汉代为分界的诗、乐相互关系

在我国汉代诗歌与音乐的研究领域中，中国古代文化精神史上它们也极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用。在汉代，人们继承并发扬了我国诗歌与音乐结合的传统，新创立的律、绝二体新诗，尤其渗透了音乐元素，比古体诗歌更适宜入乐。由此，诗歌与音乐的交互关系密不可分，让我们重温了诗歌与音乐的融合性，在我国诗歌与音乐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演变阶段。自汉代开始，乐发达，诗鼎盛，是乐与诗的完美结合，促进了音乐与诗歌的共同发展；同时诗对乐的精妙描写，

使热衷于音乐、诗歌的人都受益匪浅；保证了音乐与诗歌朝着更加健康和理性的方向发展。

（三）现代诗歌与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现代诗歌与传承音乐是音乐和实际意义的语言结合，这就是诗歌的本质意义所在。而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必须是与该时代的音乐相适应的，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就会发现，现代歌曲正是现代诗歌与现代音乐的结合，反映着现代人的喜怒哀乐，强烈的抒情性是它突出的特点；它也继承了赋、比、兴的手法，也采用重章叠唱的传承方式。

因此，每个时代亦有与该时代音乐相适应的诗歌形式，音乐的变化发展必然引起诗歌形式的变化发展。认识到现代音乐是当代的诗歌形式，那我们就不应再去盲目探索新诗的形式。现代的人们应更加投入到现代音乐歌曲的创作中去，尤其是要投入通俗歌曲的创作中去，使这种诗歌形式得以提高，从而得到不断的新发展。

二、诗歌与音乐在文体上的相辅相成性

诗歌与音乐来自语言文字的内在支出，只有载着情感的语言，才能将潜藏在语言内部的音乐借节奏、音调、韵律美等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并引起读者们的心灵感应和共鸣，从而给人以美的享受。以下就从诗歌和音乐的节奏、音调、韵律美来展开说明：

（一）诗歌中的乐感呈现（节奏、音调、韵律美）

在我国古代生活中，任何事物的节奏都是调节感觉反应一致的，节奏在诗歌的音乐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诗歌与音乐的节奏，是由不同语音排列次序，形成抑扬顿挫的韵律，主要有一定的轻重高低的音律和一定时间间歇所形成，每一个顿数之间的时值相等，这样读、唱起来就形成了有力的节奏感，因此诗歌与音乐节奏才真正和谐、表里如一，更为融合。

历代诗歌与音乐的音调调配上也很讲究，所以读的时候抑扬顿挫，唱的时候也更富有旋律感。音调是表达感情的，诗歌与音乐是感情宣泄的窗口，诗歌与音乐的音均是四种音调，每一个音调一旦改变其高低升降，就改变了其意义，这是音调的特色之一。音调的高低、升降、构成了语言的音调，而高低、升降是音调的主要表现所在。

我国历代诗歌与音乐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韵律美”充分体现出诗歌与音乐的精髓之处。诗歌具有一定的音乐性和“韵律美”。完美的“韵律”，一方面可以加强诗歌与音乐的节奏感，达到和谐整齐的感官审美效果；另一方面则可以促进情感的抒发。可见，诗歌与音乐的韵律与感情的抒发有很大的关系。我国历代的诗歌与乐上十分注重“韵律美”，但“韵律美”表达的方式比较自由，没有硬性的规定。韵律对诗歌与音乐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使诗歌和音乐更加悠扬动听，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以此来加强诗歌的“韵律之美感”。

（二）诗歌中的音乐“感受”

在我国历代艺术的表现中，诗歌与音乐往往结合在一起共同宣扬。在诗歌里，乐的句型构成节奏，声调和语调构成旋律，韵式相当于调式，从而形成了诗歌对音乐的感受。优秀的诗歌，体现了音乐本身的力量和精神所在，体现出音乐的感觉和诗歌的节奏。诗歌应该体现出一种张力，并融合内在的魅力和生命力。在诗歌里，我们很容易发现音乐的存在，诗人们喜欢用音乐如歌声，演奏曲，去抒发情感，用这种无形的有规律的音流，把人们的视觉转移到听觉历史上去，并由此而产生新的美的艺术效果，得到一种顿悟灵通的微妙艺术享受。

（三）诗歌的音乐“美”特性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式，对音乐美的表达有着相当高的要求，“诗”是诗歌对事物和存在个体自身神秘而神圣的言说方式，诗歌不但有义，还有音。诗歌的节奏和抑扬变化是音乐抒情的重要手段，也是形成听觉艺术形象的主要因素。因此，一切有成就的诗人都很重视诗歌语言的音乐美的特性。有音乐学者，坚持诗歌是音乐美的固有的特性，关键在于确认和坚持诗歌的音乐性为前提。诗歌在结构上复沓、整齐、对称等，因而也产生了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强烈的音乐美感。这种结构的特点及规律也就形成了一种“大节奏”，如果将整首诗歌想象为一句，那么这种大节奏即相当于诗句内部的节拍，缺乏这种大节奏，诗歌整体的音乐美感就要逊色多了。正因如此，我国古典诗歌才在结构形式上严苛始终，操守不改。

三、诗歌与音乐意义分析

诗歌与音乐，必然是促进了诗的音乐性。而好诗的诞生又激发了音乐的丰富多样化，它们就是这样相辅相成地“陪伴”着，助于探究历代诗歌以及音乐的发展脉络，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共融性。一首优秀的音乐艺术歌曲，带给我们的不单单是音乐上的享受过程，更是心灵上的感情表达，很好地将我国历代诗歌的精髓，充分展示在音乐曲之中，以求诗歌词和音乐完美的结合，从而创作出特色鲜明、情景交融、清新典雅的艺术佳作。

音乐和诗歌的关系是一种独立而又从属的神秘关系，音乐必须表现诗歌的意念，就像我们拿颜色表现画的意念一样。我觉得诗歌与音乐的融合，是整个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很多现代的音乐在词的表达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诗歌的语言格式与风格，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音乐艺术，这在整个主题表达上无疑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在情怀上还是感情上表达，古典诗歌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音乐艺术回味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在历代诗歌与音乐在传承中，无论在历史进程还是文本演变中，都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彰显的关系。认清两者的关联性与意义，将推动诗与乐文化的纵深化发展。

总之，在我国历代音乐与诗歌的艺术道路，它们经历了数千年悠久历史。在古代，诗歌本身具有格律化、音乐性，且具有韵律美。本文从新的角度探讨了诗歌与音乐之间的深厚渊源以及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使我们对诗歌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同时加强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是世界文化向前发展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诗歌这个词语里面本身包含了“音乐”所在。由此可见，诗歌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二者之间始终相辅相成，互相交融。

正从理性上对“音韵美”进行系统考察的其实大有人在，他们通常被称作“格律派”，以最在乎格律的宋词作者和学者为盛。女词人李清照《词论》有言：“盖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南宋晚期的张炎在其论词专著《词源》里就记载了一个相关的故事：他父亲是音乐家，有一次按照《瑞鹤仙》的曲调填词时，发现“粉蝶儿，扑定花心不去”里的“扑”字“稍不协”，改成“守”字才唱得舒服协和。张炎总结说：“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

在唐宋时人眼里，诗歌的“音韵美”实际上来源于音乐的美，而汉字的四声平仄、语句的抑扬顿挫只是配合歌曲的旋律而已。南宋大诗人、音乐家姜夔曾经改革《满江红》的词牌，将标准格式仄声押韵换成了平声，反而更加谐和。对他而言，文字的格律要求只有使演唱更为顺口的作用，与“美”的判断不甚相干。“美”是属于音乐的，比如姜夔在《凄凉犯》里说用哑觱栗吹这首歌“其韵极美”，在《暗香疏影》里说新作的歌曲“音节协婉”，根本不提“平上去入”之类的文字因素。

按说中国诗歌格律意识的起源与古代音乐是密不可分的。以南朝的庾信、沈约为滥觞，初唐沈佺期、宋之问等人高举“律诗”大旗，他们所针对的就是乐府诗歌不考究声律的毛病：既然文人撰写的诗稿往往让乐工们无从下手，不如直接规定好音韵。音谱失传之后，古诗词失去了原有的音乐意义，格律几乎变成了穷讲究。早在宋词兴起的年代，人们就已经把狭义的“诗”和有旋律的歌词区分开来了。

但是千百年来，诗人和学者们从来没有放弃以“音韵美”为出发点去探求古典诗歌的奥义，反而将格律发展成了一门重要的学问，形成了独立的存在价值。比如中山大学的邱世友教授曾经点评《雕菰楼词话》里的一个故事：柳永《醉蓬莱》“渐太液波翻”一句中的“翻”字让宋仁宗看得很不顺眼，皇上认为改为“澄”字更合适。但从格律学的角度来说，假如我们列举此句每个字在中古汉语里的发音部位，就会发现“翻”比“澄”更为谐畅。

格律学者们的演绎固然精彩，但遗憾的是，找到古典诗歌创作的音韵规律不代表感受到美。能够用音乐美来诠释格律必要性的古代作品，只剩下《白石道人歌曲》里的少许词调歌曲、琴歌和颂歌了。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只考虑朗诵的需要，当代汉语的发音也未必能够再现古诗词原本的各种声音特征。在学生们吟诵古诗词的琅琅书声里，我听见了将“音韵美”从一个学术概念化为艺术经验的渴望。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节拍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的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言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委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助兴的天地里解脱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有的主张62字以内为小令，以外称“慢词”，都未成定论。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段的词学术语为“片”或“阕”。“片”即“遍”，指乐曲奏过一遍。“阕”原是乐终的意思。一首词的两段分别称上、下片或上、下阕。词虽分片，仍属一首。故上、下片的关系，须有分有合，有断有续，有承有起，句式也有同有异，而于过片（或换头）处尤见作者的匠心和功力。我们看到宋代许多词人创造出离合回旋、若往若还、前后映照的艺术妙境，在一首词中增添了层次、深度和荡漾波澜。

词的平仄诸韵分别具有声情之美。一般说来，平声声调长，不升不降，宜于慢声吟唱，表达不尽的情意、盎然的韵味。仄也称“侧”，是不平之意。诗词中仄声包括上、去、入三声，声调都是短的。上声是升调，去声是降调，入声是特别短促。以欹侧短促的仄声押韵，易于寄寓奇拗不平的感慨，令人激动不已。不少词调中平仄诸韵递押，也就是长短声调递用、平调与升、降调或促调递用，不仅声调抑扬顿挫，激荡而和谐，蕴蓄的感情也显得更加丰富曲折。

　　（3）呼应之美主要指同韵字的互相协律，包括选韵、叠韵、转韵、逗韵等形式。

　选韵所谓选韵，是指诗人用韵时对韵脚的选择下过一番功夫，读者在阅读时可欣赏他们的匠心。清代诗论家袁枚认为选韵应该选择一些响亮的韵脚，要避免暗哑晦僻，他说：“欲作佳诗，先选好韵，凡其音涉哑滞者、晦僻者，便宜舍弃。葩，花也，但葩字不亮。芳，即香也，而芳不响。以此类推，不一而足。宋唐之分，亦从此起。李杜大家，不用僻，非不能用，不屑用也”（《随园诗话》）。袁枚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字音的响亮，用宽韵，固然有种廊庑阔大、波澜壮阔之美，但用窄韵，押险韵，可因难见巧、愈险愈奇，未尝不是一种美，似乎还更能显出才华。韩愈就是一个“力去陈言”，用窄韵、押险韵的高手，我们只要读一读他的`《苦寒》、《郑群赠簟》、《陆浑山火》就可知其一斑，一代大家欧阳修对此就十分佩服，他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宽韵，则波澜横溢；泛入旁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抱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旁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六一诗话》）。由此可知，选韵并不在于宽窄，而在于“工于用韵”。清代诗论家吴可也认为：“和平常韵，要奇特押之，则不与众人同；如险韵，为要稳顺押之，方妙”（《藏海诗话》）。选韵不在平常和奇险，关键在于创新，不同凡响。

　叠韵即写诗叠用韵脚的问题。韵脚除了平常、奇险外，还有个疏和密的问题，何处用疏，何处用密，何处句句用韵，何处隔句用韵，这有个标准，就是为内容服务，由题旨和风格所决定。如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西征》，前面句句叠韵，但到了最后四句“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却隔句用韵。其原因就在于前面写出征和战斗，诗人以逐句用韵来夸张出征的声威和战斗气氛的紧张。后四句是想象战斗胜利后的功勋，意在渲染“紧张过去，神气舒驰”，以疏宕之气，配合颂扬战胜功成之情节。一句话，何处疏何处密，是由内容和题旨所决定的。苏轼的《腊日游孤山访慧勤惠思二僧》中叠用韵脚与诗意配合更加紧密：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

　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

　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

　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

　兹游淡薄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

　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诗的开头写孤山雪中景色，悠游之前从容不迫，因此叠韵中不用句句押韵的“促起式”，所以第一句的起句“雪“字不入韵，下面的“数”、“许”、“暖”、“合”等也都不入虞鱼韵。从第九、十句“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起，叠韵和隔句用韵交错进行，直至结束。前面似乎是随心所欲，后面又显示出整饬和规律，天地既很宽敞，让诗人随意挥洒；押韵又有规律，可看出诗人可以安排的匠心。清代大学者纪昀对这种忽叠韵、忽隔句韵的押韵方式就非常佩服，他说：“忽叠韵、忽隔句韵，音节之妙，动合天然”（《阅微草堂笔记》）。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方东树也称之为“神妙”。

　转韵转韵是指在长篇的五古、七古中转换韵脚。韵脚转换中轻重快慢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全诗音韵的抑扬顿挫，自然也就会对诗人情感的表达和诗意的彰显起到一定的作用。如白居易的《长恨歌》转韵13次，而且每每奇句用韵，平仄交替，起到了出神入化的效果。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国”用逗韵（入声），与下面句子所押的“得、识、侧、色”属同一韵部，皆为仄声韵，又为叠韵。“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王国维《人间词话》），而使诗歌情节显示出沉郁色彩。接着描述玄宗对杨妃的宠爱，在声韵上以平仄交替的方式开始换韵，落“逗韵”于“池、摇、暇、人、土”等韵脚，渲染杨贵妃的美丽和“姐妹弟兄皆列土”的恩宠，唐玄宗得贵妃后的纵欲。

　转韵并无一定的格式，清初格律派诗论家沈德潜说：“转韵初无定势，或二语一转，或四语一转，或连转几韵，或一韵叠下几语。大约前则舒徐，后则一滚而出，欲急其节拍以为乱也”（《说诗睟语》）。沈德潜所说的“前则舒徐”是指七古的前半段，可二语一转或四语一转不断换韵，后半段则一韵叠下产生节拍急促之感。至于五古，叶燮不太赞成转韵，他说：“五古，汉、魏无转韵者，至晋以后渐多，唐时五古长篇，大都转韵矣。惟杜甫五古，终集无转韵者。毕竟以不转韵者为得。韩愈亦然。如杜《北征》等篇，若一转韵，首尾便觉索然无味。且转韵便似另为一首，而气不属矣。”（《原诗》）。至于曲韵则是以一韵到底为美。王骥德在《曲律》中说：“用韵须一韵到底方妙；屡屡换韵，毕竟才短之故，不得以《琵琶》、《拜月》借口”。

　七古的转韵不能太疏，也不能太密。如果二句一转，过于急促，但如通篇一韵，也缺少波澜。何处转韵，何处不转，要视诗中的情节和氛围而定。一般来说，诗意转折时配之换韵，诗意一气贯注时则少换韵或不换韵。叶燮说：“七古转韵，多寡长短，须行所不得不行，转所不得不转，方是匠心经营处”（《原诗》），这可谓不定之中的定则。下面举杜甫七古《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为例，看看其转韵是如何与诗意氛围配合的：

　将军魏武之子孙（元韵起），于今为庶为清门（元）。

　英雄割据今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元）。

　学书初学卫夫人（逗韵），但恨无过王右军（转文韵）。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文）。

　开元之中常引见（逗韵），承恩数上南熏殿（转仄声霰韵）。

　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线，广韵与“霰”同）。

　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线，广韵与“霰”同）。

　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线，广韵与“霰”同）。

　先帝天马玉花骢（逗韵），画工如山貌不同（转平声东韵）。

　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东韵）。

　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东韵）。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东韵）。

　玉花却在御榻上（逗韵），榻上庭前屹相向（转仄声漾韵）。

　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漾韵）。

　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漾韵）。

　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宕，广韵与“漾”同）。

　将军画善盖有神（逗韵），必逢佳士亦写真（转平声真韵）。

　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真韵）。

　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真韵）。

　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真韵）。

　全诗转韵五次，平转为仄，仄转为平，亦有平转为平。叶燮在《原诗》中分析了转韵与诗意氛围之间的关系：“起手‘将军魏武之子孙’四句，如天半奇峰，拔地而起；他人于此下便欲接丹青等语用转韵矣。忽接‘学书’二句，又接‘老至’‘浮云’二句，却不转韵，诵之殊觉缓而无谓。然一起奇峰高插，使又连一峰，将如何撒手？故即跌下陂陀，沙砾石确，使人蹇裳委步，无可盘桓。故作画蛇添足，拖沓迤逦。是遥望中锋地步，接‘开元’‘引见’二句，方转入曹将军正面。他人于此下，又便写御马玉花骢矣，接‘凌烟’、‘下笔’二句，盖将军丹青是主，先以学书作宾；转韵画马是主，又先以画功臣作宾。章法经营，极奇而整。此下似宜急转韵入画马，又不转韵，接‘良相’、‘猛将’四句，宾中之宾，益觉无谓，不知其层次养局，故迂折其途，以渐升极高极峻处令人目前忽划然天开也。至此方入画马正面，一韵八句，连峰互映，万笏凌霄，是中峰绝顶处。转韵接‘玉花’、‘御榻’四句，峰势稍平。蛇鱣游衍出之。忽接‘弟子韩干’四句，他人于此必转韵，更将韩干作排场，仍不转韵，以韩干作找足语。然后转韵咏叹将军善画，包罗收拾，以感慨系之。篇终焉。章法如此，极森严，极整暇”。叶燮分析此诗诗意和转韵的关系是意转韵不转，这不同于常人，因而章法奇特为他人所不及。一般来说，随着诗意的转换韵脚也随之转换，称为“韵意双转”。韵意双转虽可以使韵意配合得妥帖，但段落过渡明显，人为痕迹显露。而《丹青引赠曹将军霸》韵意双转处很少，大都意转而韵不转，韵转而意不转，有意泯灭双转的痕迹。这样，意虽曲折，韵虽多转，但仍如一气呵成。由此看来，转韵成功之关键亦在于创新！

　逗韵逗韵是指换韵之前，预作韵脚呼应的一种技巧。这种技巧后来逐渐变成一项规则，即古诗转韵的首句，当以入韵为原则，与新转入的韵预先作前导式的准备，使新转入的韵像水到渠成一般承接下去。如上面例举的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从“承恩数上南熏殿”起要转韵，由前面的“文”韵转仄声“霰”韵，为了承接自然，在出句“开元之中常引见”中就预做准备，韵脚为“见”，这就叫逗韵。同样的，从“画工如山貌不同”起，由仄声“霰”韵转为平声“东”韵，其出句“先帝天马玉花骢”的韵脚就已转为“骢”，做好过渡准备。此诗的五次转韵皆在其出句逗韵，是极其严格的，也是逗韵中最为典型的一例。杜甫说他“老来渐于格律细”，确实如此！

1）韵脚是每一首诗词的最根本表现，诗词有了韵脚犹如屋楹之基石，韵脚稳重则诗词筋腱有力，突显诗词的美。

2）使诗词的情感情意与韵脚和谐搭配，才能体现使诗词的情籍着韵脚所体现的感情基调获得进一步的表达。

3）根据韵脚的声调来配合诗词的情调只不过是一种最基本的随情用韵法，同一声调中还有许多不同的韵脚，这些不同的韵步所体现的感情色彩当然也是不同的，拿平声韵来说，它们就有各自的特点，例如：东，真的韵就是宽平，支，先韵就是细腻，鱼，歌韵就是缠绵，萧，尤韵就是感慨，各有各自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