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文化学在情感方面，有什么研究重点？

当一个人产生某种情感的时候，必然会伴随着相应的心理变化，心理学是研究、分析、疏理、归纳、总结情感的一门学科，二者互为依存，情感是动物内心世界在现实中的客观反映，心理学是对动物内心世界在现实中客观反映的抽象理论，就好比如把一只猴子，被定义为公猴或母猴，弥猴或金丝猴，亚洲猴或非洲猴，等等不同属性的名称一样，而无论什么名称的猴子，都无非其实就是猴子而已，情感与心理学的关系亦然，无论在心理学中被冠名划分为那种类型的情感，也无非都是动物的内心世界在现实中的客观反映而已。

情感不仅表现在人的喜怒哀乐，而是指人所有感官的、身体的、心理的以及精神的感受。而情感又来源于生活，所以我们常说情感生活。这两者关系勿须赘言，主要说下情感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情感的载体，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情感的承载体，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源和基础。例如各种传统民俗文化节日、生活习俗、方言俚语、服饰文化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能丢的原因，若丢了我们的文化就失去了根基。由此，世界各国文化的差异就是表现在不同的生活和情感表达方式，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

尤其是中国文化，是一种情感认识的文化，主要讲求善；而西方文化，是一种理性认识文化，主要讲求真。我们常讲商人与顾客之间的鱼水情，官员与人民之间的官民情，家庭中的亲情、爱情，朋友之间的友情等，所有这些情感表达方式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主要依托和表现形式。但是文化绝对不等于情感，因为我们因人而异对同一文化的认知千差万别，你文化的理解与他人理解的文化不一定是一致的。这种差异也会造成情感反应不一样。所以文化可以影响情感，情感等于文化。文化一定是过去时，情感一定是进行时。尊重文化会产生情感。懂得文化不要情感用事。情感属于自己，文化属于大众。

意大利有一位汉学家名叫毕罗，他表示自己对于汉字和中国的文化是一见钟情。根据他自己的介绍，他的名字是出自于庄子。庄子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万物毕罗莫足以归”，由此可见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熟悉程度。

我们国家的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基础，整合了全国各个地域的民族文化而形成。我们国家的这种文化被世界称之为中国文化，这是一种优秀文化的传承，这是对于我们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发展水平的一种反映。因为国家有着5000年民族文化的传承，从我们国家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开始发展至今，我们国家经过几千年的岁月沉淀和累积，形成了一个拥有着十分灿烂文化的国家。

我们国家的文化不仅仅对于我们自己有着很很重要的影响。对于我们周边的国家也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我们是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的国家。随着我们国家国力的强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都对于我们国家的文化给予了很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不仅仅出现了诸子百家。还有很多的文化建筑等多种多样的。比如说我们中国很古老的长城，苏州园林，杭州园林，故宫等建筑，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在我们国家的历史长河中还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文明文化，这对于我们的影响十分的重大。

意大利的汉学家毕罗也说过，他对于中华的文化是一见钟情的，他曾经感慨过，练习书法是一个不断学习提高的过程。比毕罗曾经表示过他很喜欢写毛笔字，这是全世界人民都可以修习的一种艺术。研习中国的文化并且传播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过程。

法国史家对中世纪文化怀有情感，视其为法兰西民族生命力的源泉。18世纪思想家认为历史会走向进步，有其历史的背景为后盾。随着科学革命的开展，西欧的一些地区在17世纪后期开始慢慢工业化，其结果是欧洲领先于其他地区，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当今的全球史家认为东西文明在18世纪中叶出现了"大分流"，便是指的这个现象。

所谓"大分流"是指工业文明取代了人类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农业文明。由此，欧洲（以西欧和当时刚刚新建的美国为代表）开始领先于其他文明，成为引领世界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句话并不只是比喻而已，因为火车的发明和使用，无疑是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工业文明的兴起，主要是一个经济现象，但也有相应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表现。因为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政治制度、宗教观念和思想形态。工业社会的兴起，必然会与之对抗。17—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其背后既有宗教信仰分歧的原因，更是新兴的社会政治力量对旧制度冲击的结果。

荷兰、英国和美国的革命，其原因和过程各不相同，而其结果却大致相似，那就是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逐渐形成。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或许是这种新旧制度更替表现最为激烈的一个事件，其影响也最为深远。从政治层面来讲，法国大革命的最大遗产体现在推进了欧洲各地的民族主义浪潮。法国革命激烈、激进的程度，不但让尚未改革的普鲁士等地感到恐惧，而且也造成已经经历过改革的英格兰、荷兰等国的不安。英国学者对于法国革命一般都持批评的态度，其中以埃德蒙·伯克（Edmond Burke，1729—1797）最为典型。

对法国革命的批评和不安反映的其实是一种有关历史观的争议。更具体一点说，就是在近代社会慢慢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已经渐行渐远的时代——中世纪。在法国革命爆发之际，前章提到过的"古今之争"已经基本结束，主张今胜于昔的学者略胜一筹。所以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论辩过去是否仍然胜于现在，而在于讨论在近代化高歌猛进的时候，是否要否定中世纪的一切。

如前章所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对于中世纪持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而德意志学者如赫尔德，则对此颇有异议。激烈的法国革命，以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似乎要以全新的姿态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和社会，由此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恐惧和不安。英国的学者则认为，英国"光荣革命"的成功，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有来自中世纪的"大宪章"的遗产。

因此，完全蔑视中世纪并不明智。更有甚者，由于法国革命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拿破仑战争。而拿破仑以军事的手段扫荡了几乎整个欧洲，冲击了旧制度。所以在如何对待中世纪的遗产这个问题上，还掺杂有欧洲其他地区反对拿破仑法国霸权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

19世纪被人称为是"历史学的世纪"。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其原因和特点则颇为多元、多样。批评法国革命过于激烈的言论，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而对中世纪的肯定甚至怀念，在文学作品上最为明显，表现为浪漫主义，主张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则体现了历史主义的思维。这三种"主义"，加上上面提到的民族主义思潮，都在19世纪得到长足进展，并促进了历史学的大踏步发展。

因为历史研究的前提，就是要对过去充满兴趣（以否定中世纪来提倡历史的进步观念，被一些人视为代表一种"非历史"（ahistorical）的态度）。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更促使史家缅怀自身民族的过去，所以无论是浪漫主义的情绪还是历史主义的思维，都有助于历史研究和著述的蓬勃发展。那时出现的历史作品，内容和形式多样，比如世界史的写作，随着美洲的发现和开发，让人颇有兴趣。

同时，对欧洲古代社会的研究也仍在持续。"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或Orientalism）——欧洲学者对世界其他文明的研究——也在慢慢兴起。但毋庸置疑，19世纪史学的大宗是民族国家史学，即追溯、回顾、研究一个民族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著作，不仅欧洲如此，世界其他地区亦不例外。

民族主义在19世纪欧洲的兴起有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民族史学在那个世纪的蓬勃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民族史学的写作和出版，助长了该国公民的民族主义感情，提升了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而民族国家的成立又起了帮助民族史学发展的作用。举例而言，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推动了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而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又让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在期间，法国政府建立了博物馆（卢浮宫）和档案馆，其目的就是要提升公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博物馆和档案馆又是民族史学写作的得力帮手。这两种机构的雏形在古代便存在，但性质和功用不同。近代的博物馆（不少博物馆还包含国家图书馆在内，如大英博物馆）既有保存古物的意图，又有教育公民，提高其民族自豪感的目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变得日益重要。

国家不但出面、出资建立博物馆，而且还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公众（特别是学校学生）参观。这些措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强民族认同感，提高爱国心。档案馆的使用者与博物馆的参观者相比自然要少得多。但档案馆逐渐向公众开放，其目的也是为了提供方便，有利于历史学，特别是以自身民族为题材的历史著作的写作。

法国国家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s）创建于1790年，是欧洲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档案馆。而作为法国国家博物馆的卢浮宫（LouvrePalace）在1793年正式向公众开放，也是欧洲最早、最大的国家博物馆之一（大英博物馆于1759年向公众开放，为欧洲最早）。

就民族史的写作而言，法国史家也不落人后。奥古斯丁·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1795—1856）、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ut，1787—1874）和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都以不同的方式写作法国史，其中，米什莱以其高昂的热情、史诗的笔调歌颂法兰西民族的光荣历史，不但被誉为"法国史学之父"，而且还是欧洲民族史学写作的典范。

这些法国史家的性格、治学和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长大，因此他们的史观又有相似之处。与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不同，他们对中世纪文化怀有浪漫主义的情感，并视其为法兰西民族生命力的源泉。

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受到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和史学大家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的影响。基佐在年轻的时候，还曾评论夏多布里昂的名著《殉道者》（LesMartyrs），得到了后者的称赞。同时，这些史家在思想上又受到法国革命的洗礼，看到了大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特别希望从整个民族的角度写作法国史。

2016年11月15日晚，由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会主办的“直面名师”系列讲座之《凭诗问道---从古典文学看中国文化中的情感、美感与人》在学院5号楼A110举行，主讲人是深受美院人喜爱的汉语言文学专家、人文学院副教授董梅女士。

何为“凭诗问道”

董梅首先就“凭诗问道”的主命题做出了简短解释，借由《庖丁解牛》中庖丁将屠牛这件本是残忍之事却做到“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产生出舞蹈、音乐之节奏美感，问其缘由进而解释“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屠牛”变成庖丁“形而上”的“问道”之举。那么，“凭诗问道——诗、文学便是我‘问道’的路径、法门”那为何种道呢，董梅补充道“我希望由此来追寻更为本质的中国文化的内在含义”，而这个过程则是终其一生。“从古典文学看中国文化中的情感、美感与人”是具体的角度，她围绕“中国文化的理想是什么”、“在其范围能够生成的人格与艺术又是怎样的”“何谓五层高楼境界”等问题与听众分享了丰富的、精彩的文学素材。

“文学是借以文字来表达人类情感及思考的，这一思考区别于哲学的纯理性思考，而是属于生命的情感、思考、经验、感悟活动。”而中国文学就是以“汉语言”和“汉字”来表达的艺术形式，所属族群涵盖了地域概念、时间概念上的国人，在这些形式中，“诗”当属最高成就。

我们应该做一个善感而不多愁的人

董梅接着阐述了题中“感”与“情”二字的相关概念，这两个时常同被提及，实为相互独立的语词内涵丰富而细腻。感，可有感动、感慨、感想等词。她以《易经》中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解释了五感“眼、耳、鼻、舌、身”是作为通外界“色、身、香、味、触”的桥梁和渠道之用，外界入心，心有所触，进而“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情”不同于感，可有情绪、情操、情怀，它是人生而具有的一种属性。《礼记》所言人而有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这是为我们生命的禀赋。

她举以南朝钟嵘《诗品序》来解释这个概念：“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诗歌描述的外在物之变化对人的内在心起到了影响，因此“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万物之情便由此体现，有感而发。外界之物对我们内心的作用即经表达之后寄托于某种形式，若是寄托于色彩和线条则成绘画，寄托于音符和旋律则成音乐，寄托于文字则成诗歌。

董梅笑谈曾因是身份为女性所以研究古典文学被贴上“多愁善感”之标签的事情，她则表示，一个个体生命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如果能够保持健康连接，即在这种“见真色”、“闻真声”的明朗、强健的状态中构建起的强大内心是不易被打垮的，是有着“源源不息的心理源泉的人” ，“我们应该做一个善感而不多愁的人”。

随即列举了例如《世说新语》中评论早慧之人王戎的“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吾辈”、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的“万物皆有情”、欧阳修《玉楼春》“樽前你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非关风与月”等，来解释“敏于感而富于情”这一概念。

中国文化理想能成就的人之“五层高楼”

那么，中国的文化理想所能够成就的人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境界和状态呢？董梅以带领听众登“五层高楼”的形式给出了答案。作为一个健康的生命，自我的“敏于感而富于情”，同时重视他人的感情、能够搭建起与外部事物广大的连接，而非“手足痿痹为不仁”、隔绝于他人、外部和万物是为第一二层楼。“敏于感而富于情”的合二为一是我们所应具备的感情，在此基础上不失为一个丰富饱满的生命，不失为有一颗富于生气的心灵，一个有生趣的生命个体。遂列举秦观《木兰花慢》描写秋色之句“红凋岸蓼，翠减汀萍”来理解诗人“凭高正千嶂黯，便无情到此也销魂。江月知人念远，上楼来照黄昏。”的情感表达。

第三层楼，“才情欲其高，是大才子莫做小文人，要做大才子大文人。”则是人突破、超越小我的寓于群体之中的“正于性”。“性”乃广于情的一个观念，具有普遍特征。董梅分享了她自身很喜欢的一首温暖小诗来为我们讲解了第三层的含义： “迟日江山丽，春城花草下，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杜甫《绝句》），为日光笼罩的山色、抚摸在肌肤上的风、空中呢喃的燕子、沙岸柔软的河泥等等所的声色相触都被笼罩在一“暖”字之中，诗的背景作于安史之乱后入蜀居草堂的春天。杜甫的诗将自己已然水深火热的苦难排除在外，传递出远超越“小我”的情怀——何谓“诗圣”，就是生命价值观与其艺术风格之高度合一，梁启超评价这类诗人实为“情圣”——他们的生命本性就是追随太阳的“物性故难夺”，是广含苍生之念的。

“知古今，会于意”是第四层楼，它包含了故国“神游”、精神血统构建之含义，能否以自己的位置建立起由古而今的历史观坐标轴是这层探讨的问题。刘勰《文心雕龙》中“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描述的乃此道理。

“古往今来”、“贯通古今”这类词语都是古今通流、而非断流关系的体现，是所谓“阳光之下，并无新事”。生命与生命相连，以文字这个船与桨作为工具，使你在历史长河中与另外一个生命愈合，是为会于意。 “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快垒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元好问之诗描述的就是这种“在生命上下是有一个与你相通的灵魂，是何等之乐事，还有什么好垒平（痛楚）的呢。”董梅阐述道。

再建立了时空观、宇宙观之后，我们来到第五层的“生死观”。董梅重点列举了“内心圆满而平静之人”陶渊明的诗以作为解。“迈迈时运，穆穆良朝，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冬去而春来，一切是流转的，在这样的流转之中，没有一个时刻不是“良朝”（好的时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与人互见为悠然，物与人之间是有情的，人永远不会失去自然。

“我曾尝试过与自然对话，如果那个时候真正有所感的话，自己是随之而在的，语言成为杂质，更多的是在于一种无言的交流。孔子说“我欲无言”，我感受到无言之可贵。”董梅分享起自己与自然相处的状态。她借用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立，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来诠释 “从不变的角度来看，物与我皆无尽也，我们此刻便是永恒。彻底超越了生命存在的时空局限性，使生命获得无限”的道理。

那么，再弄清五层高楼后又该如何下楼呢？我们不能停在空中楼阁里，只与大道对话，正所谓“高处不胜寒”，“苏东坡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我们还要伺机而下，在切实的行动中体会”。

烦恼是种子，智慧是萌芽。“烦恼若尽，佛从心出”相反来说，你遭遇了多大的烦恼，就会催生多大的智慧，“腐朽若尽，香从树出；树外有香，既是他香”，董梅最后做出总结“儒家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忠恕等社会性问题；道家的自然观讲究个人心灵处之，人的内心宇宙与外部广大宇宙乃一体；而佛家进驻后填补了本土哲学重生而轻死的空白，做了一个补充。”她把这三家称为“三足鼎立”，也是缔造国“人”和艺术的精华，提倡我们鉴古至今也要知未来，就可以生成什么样的人格的研究，愿与同学继续以“致广大而尽精微”地方式来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