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生活中情感的交流方法

可以的话建议你把圣经里交友的部分看看；下面是一些经典的； 从《圣经》学习交友之道 聆听智慧之语，让仁爱与生命同行！ 明悉生命之道，让福乐与生命同行！——题记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询问一平凡老人，最感激的是什么？老人的回答出人意料，“有过一群朋友，是他们造就了现在的我。”“有一朋友，比兄弟更亲密。”（箴言18：24）能让我们的心灵丰腴和浩瀚，平淡的生活时时“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朋友在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每个人都希望交到知己的朋友，但《圣经》告诫人们不可滥交朋友，“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箴言18：24） 那么，什么人不可交？什么人可交朋友之间又当如何相处？《圣经》有指导 “好生气的，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箴言22：24） 生气、暴躁是情绪的慢性毒药。“忿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箴言27：4）生气使人丧失理智。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他的智商、情商、仪态……都会大大的退化！所讲出的话，所做出的决定，都远离智慧与常理。暴怒更让理智无力约束情感，行事愚妄。 “好生气的人挑启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箴言29：22）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的定是他们的朋友。与好生气的，暴怒的人交结来往的人既会受其害，又必染其坏。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多与自己共处的人相似。长期与易怒、脾气暴躁的人相处，久而久之受其熏染，“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落网里。”（箴言22：25） 与好生气的，暴怒的人交结来往除了加重你生命的负荷，折磨你的心灵之外，对我们的身心毫无益处。 “大张嘴的不可与他交结。”（箴言20：19） “大张嘴的”就是讲闲话的人、多言多语的人。 “传舌的离间密友。”（箴言16：28）爱讲闲话的人多喜窥探别人的隐私，乐传扬别人的闲话，透过分享八卦消息满足“错觉性的快感”。“大张嘴的”是朋友中的恶性元素：离间关系，毒害心智，玷污纯洁，污损名誉。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箴言10;19)晋朝时有一名大夫叫伯宗，很有口才，善于雄辩，其妻常警戒他不可因舌头遭别人的嫉恨。但宗伯听不进妻子的劝告，反而自以为是而得意，不但在朝中与诸大夫辩论，更邀请他们回家在妻子面前大呈雄辩之能事。祸从口出，他的口成了布雷区，后来果然受到别人的妒忌，遭了杀身之祸。 与“大张嘴的”结交有损无益！ “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交结。”（箴言24：21） 反复无常是指经常变化没有稳定状态。反复无常的人，没有人生信念，不顺从真理，有背叛的天性；为人处事无恒态，不服权柄，不守规矩；性格天生多疑，感情浮躁夸饰，阴晴难测，凡事任情绪，随感觉，追求所谓的“自我”。历史上的曹操就是反复无常的典型，终日阴晴难测，高举自我，“宁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晚年多疑竟到了病态的程度，经常夜不成寐，提把刀砍人，其身边的女人、太监，御医终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 反复无常的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箴言24;22）与反复无常的人交结麻烦痛苦不断，累你没商量！ 多么明确的教导！多么真挚的劝诫！不可交接易怒、脾气暴躁的人，往来传舌、搬弄是非的人，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交结。至于与什么样的人交结往来《圣经》教导不再是直白的明示了，而是透过对好品行的褒扬引领人们交友的方向。 与正直的人为友。 正直的人真诚、坦荡、刚直不阿，没有谄媚之色，不厚貌隐情、伪善矫情、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有一种郎朗人格。 正直的朋友能“凭爱心说诚实的话。”在你怯弱的时候给你勇气，犹豫不前的时候给你果决和力量，给你信心和希望。 “朋友加的伤痕出于忠诚”。即使在你难堪的情况下，也能无顾忌地诚实地劝教，指证你的过失，提醒你的失误，让你远离危险，引导你走上正路。（箴言27：6、9） 正直的朋友是爱！ 与清心的人为伴。 “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箴言22:11）清心的人内心纯洁，没有污秽不洁的意念，心灵中充满爱心、信心、热心、忠心以及圣洁、公义、谦卑、柔和、宽容、忍耐等美德；动机纯正，做事忠厚，行事为人常存无亏的良心，不会为了名利而趋炎附势，出卖良知，出卖朋友；立言忠厚，不会以语不惊人死不休来博取虚名，言行尽都清洁。有清心的朋友为伴可让你远离浮躁，精神得到净化和升华，拥有一个清心的朋友就如同拥有了一处清心自在的心灵家园，和他们相处没有纷争、没有欲望、没有怨怼，收获的只有喜悦与轻灵及自身人格的升华。在与他的交往中，不经意你也成为了一个内心安稳平静“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的人。（提后2：22） 清心的朋友是暖。 与智慧的人同行。 “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箴言13:20）“智慧人积存知识”,（箴言10：14)周身散发智慧光芒。“智慧人大有能力”（箴言24:5)众所周知。智慧的气质衍生美丽、良善。花时间与值得效法的人在一起，你与朋友将来一定会彼此相像。与智慧人为友，也是一种智慧。 智慧的朋友是人间四月天！ 《圣经》不仅教导我们什么人可交，什么人不可交，还为朋友间如何相处做出了最美善的指导。 磨砺相感：“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箴言27：17） 多朴素的比喻！铁磨铁，同质是关键。同质相磨相互得利，异质相砺必有一方受损。理想的朋友也应是同质的，应是用同一种血肉、同一种材料、同一种元素做成的。亚当和夏娃是最早的朋友原型，理想朋友的榜样！良朋益友多建立于共同的兴趣、爱好，相同的追求之上。 良朋益友间美好的交谈，诚挚的劝谏，建康的异议、良性的摩擦，是彼此敏锐心思、塑造品行所必须的。 彼此同心：“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罗12：15） “人与人，心也相对。”（箴言27：19）朋友是一个完全了解你，而且和你喜欢他一样喜欢你的人，朋友之间应互相欣赏、关心、重视，彼此同心。“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腓1:27)友谊也必地久天长。 陪伴代替遥控：“朋友乃时常亲爱”（箴言17：17）。 “朋友是当全世界都离开你时，第一个走向你的人。”（亨利德本菲）遥控使关系疏远，陪伴让友情加增。 赞美要合宜：“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是咒诅他。” 祝福、赞美永远是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合宜的赞美能放大朋友的光荣，增加朋友之间的愉悦，是非常必要的。但朋友间过度祝福、赞美会让祝福、赞美变味，产生副作用。 《圣经》中真正专门谈及交友之道的文字并不多，且集中于箴言书，但它教给我们的交友之道却是最美善的

己亥杂诗·其五

清龚自珍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赏析

这首诗则表现诗人辞官的决心，报效国家的信念与使命，以及献身改革理想的崇高精神，语气乐观，形象生动，极富艺术魅力。

诗的前两句“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叙事抒情，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并不如烟；另一方面，离别又是愉快的，毕竟自己是逃出了令人桎梏的樊笼，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和回归的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是诗人当日心境的真实写照。

诗的后两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笔锋一转，由抒发离别之情转入抒发报国之志。并反用陆游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两句，落红本指脱离花枝的花，但是，并不是它本身并没有感情，但是诗人却说它即使化做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不为独香，而为护花。表现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以此来表达他至死仍牵挂国家的一腔热情，充分表达诗人的壮怀，因此成为传世佳句、千古名句。

这首小诗将政治抱负、个人志向与私人情绪融为一体，将叙事、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情感。

张继和《枫桥夜泊》的故事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

张继一生，仅以此诗流传后世，但仅此一诗，已足够使他名传千古。

一千两百多年前，张继进京赶考，和天下每位学子一样，总希望那段「十年寒窗」「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岁月能得到报偿，总希望「一举成名天下知」。放榜之日，能够享受插花游街、马蹄轻疾的风流；能得到袍笏加身的荣耀，衣锦还乡。并能在琼林宴上一睹文武百官的风采，亲见天子的龙颜。

放榜之日终至。带着满腔的期待，张继上京城去寻找自己的名字。脸上的笑容渐渐抹去，嘴角上扬的弧度由升而平而降，肌肉愈来愈紧绷，眉头愈锁愈深，心愈揪愈紧……。一滴泪竟悄悄地自眼角滴下，滑过这个男子汉的脸颊。

乾坤朗朗，白云悠悠，众人喧哗，张继不解。他落榜了！榜纸那么大那么长，然而，就是没有他的名字。此时此刻，他觉得众人都在看着没有考上的他，心里都在议论纷纷。羞惭沮丧的张继，低着头离开了京城。来到苏州----人称水乡的美丽之都。

和船家议好了价，张继踏上小舟。船行似风，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冯虚御风，止于苏州枫桥之下。船行轻疾，而张继的心却凝重万分，愁思浓得化不开。月亮西斜了，清冷的月光使万物显得孤寂，乌鸦嘶哑啼叫，使夜静得更深沉。霜覆屋瓦，霜结千草，星子亦如清霜，一颗颗凄绝冷绝。落榜的张继，早已是满脸秋霜。唉！这世界，黑暗成形，光彩已离我而去。

岸上江枫如火，江上渔火二三。已是深夜时分了，渔人还在辛苦工作。安眠的人在安眠，工作的人在工作，只有张继，没有工作，亦无法安眠。今夜，是一个失眠的夜晚。

寒山寺的钟声自凝重的空气中一声声地传了过来。滑过水面，撞进张继的耳中。那钟声，在沈浸梦乡之人的耳中，只是模模糊糊的声音，但在愁困失眠的张继耳中，却是一记一记清清楚楚地撞在他的心坎上，又沉又重，令他愁上加愁。

这无眠的一夜，张继将愁思化成千古绝唱，写下了后世人尽皆知的「枫桥夜泊」。榜上无名的他，其名声竟超过当时上榜的所有人。如果没有落第的张继，就没有这首好诗；如果张继榜上有名，他的名字大概只会流传当世，在这一千两百多年之后的时代，早已湮没无闻了。

世事难料，许多事物的价值，皆非当时可定。张继是上榜好呢？还是落榜好？以当时而言，谁愿意落榜？但以多年后的今日来论当时，张继落榜落得还真好，因为落榜而有枫桥夜泊，因为枫桥夜泊而使张继的声名不朽，那一场失眠，也因此而不朽。

张继的落榜之愁，成为他后来享千古盛名的原因。这苦事到后来竟成为美事一桩，其中之妙，值得我们深思。

这首七绝，是大历诗歌中最著名之作。前二句意象密集：落月、啼乌、满天霜、江枫、渔火、不眠人，造成一种意韵浓郁的审美情境。后两句意象疏宕：城、寺、船、钟声，是一种空灵旷远的意境。夜行无月，本难见物，而渔火醒目，霜寒可感；夜半乃阗寂之时，却闻乌啼钟鸣，如此明灭对照、无声与有声相衬托，景皆为情中之景、声皆为意中之音，意境疏密错落，浑融幽远，一缕淡淡的客愁被点染得朦胧隽永，在姑苏城的夜空中摇曳飘忽，为那里的一桥一水，一寺一城凭添了千古风情，吸引着古往今来的寻梦者。全诗以一愁字统起。当时僧寺有夜半敲钟的习惯，也叫"无常钟"。欧阳修《六一诗话》曾云："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唐人有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庚溪诗话》于此辨曰："然余昔官姑苏，每三鼓尽，四鼓初，即诸寺钟皆鸣，想自唐时已然也。后观于鹄诗云：'定知别后家中伴，遥听缑山半夜钟。'白乐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温庭筠云：'悠然旅榜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则前人言之，不独张继也。"宋人孙觌绝句《过枫桥寺》："白首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乌啼月落桥边寺，倚枕犹闻半夜钟。"《诗薮》云："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唯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唐诗摘钞》："夜半钟声，或谓其误，或谓此地故有半夜钟，俱非解人。要之，诗人兴象所至，不可执着。必曰执着者，则'晨钟云外湿'，'钟声和白云'，'落叶满疏钟'皆不可通矣。"

《唐诗三集合编》："全篇诗意自'愁眠'上起，妙在不说出。"《碛砂唐诗》："'对愁眠'三字为全章关目。明逗一'愁'字，虚写竟夕光景，辗转反侧之意自见。"《古唐诗合解》："此诗装句法最妙，似连而断，似断而连。"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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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司马迁所作《史记》,因其能够比较全面、客观的反映历史面貌，自其在社会上流传以来，人们一直誉之为“实录”，称其“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①的确,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史记》不仅在史学方面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文学上也有其独到之处。司马迁在历史的写作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表达了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强烈的爱憎，生动形象的再现了一系列历史人物，使之成为科学历史著作和优美传记文学的巧妙结合。作为一部融入作者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司马迁在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史学著作的同时，某些方面也将作者的个人爱憎之心带入了作品。本文将从司马迁的个人经历与遭遇入手，从《史记》中找出作者的主观情绪在作品中的折射与呈现。

一 “交游莫救”的世态炎凉之感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出身于史官世家，其先代“世典周史”。祖父司马喜务农致富，以粟帛买了个有名无实的低等爵号“五大夫”。其父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独特的评论，这对司马迁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司马迁幼时家里仍是以务农为生，其本人也曾参与过“耕牧”劳动，直至其父司马谈作太史令，史官世业才断而复续。约十岁时，司马迁随父到了长安，开始学习“古文”，庭训之下通览群书。司马迁曾师从古文大师孔安国，儒学大师董仲舒等著名学者。二十岁时为探询古迹，搜集佚文古事，开始了全国性的大游历。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上言，这次游历到达了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了司马迁。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武帝派贰师将军，即宠姬李夫人之兄李广利出征匈奴，却让李陵当随从，李陵不愿如此，自请带兵五千北击匈奴。起先因没有和敌人相遇而能深入敌境，进展顺利，朝臣皆向武帝道贺。但不久遇匈奴八万大兵，几次苦战后，终因寡不敌众，加上后无援兵，最终弹尽粮绝，战败被俘而投降了匈奴。李陵战败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大为震怒,满朝文武也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唯有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是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②盛怒中的汉武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贬责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攻打匈奴不顺，遂以“诬罔罪”将其入狱。更不幸的是次年传来李陵为匈奴练兵，准备攻汉的流言，武帝更为震怒，遂将司马迁定了死罪。当时只有两种方法可免死刑：一是以钱赎罪，但需五十万钱；一是以身代罚。司马迁官小家贫，其友人又都畏于汉武帝的暴戾不敢相助，为完成父子两代人著史之宏愿，最后不得不身受腐刑，忍辱以生。

李陵兵败，实则是由汉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为李陵辩解，本意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利益，减少人们对朝廷调兵不当的指责，可是盛怒之中的汉武帝根本不体察司马迁的苦心，不等他说完就将其下狱治罪，处以重刑，而司马迁的友人却是“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体所遭受的痛苦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使得司马迁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言及“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史记•汲郑列传》中亦有相类的言论：“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人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以如此笔触书写史书，与其说是司马迁为他们的遭遇鸣不平，不如说是司马迁自己的心里感触使然。不然以《史记》的叙事风格，司马迁没有必要在述及史实的同时还用如此多的篇幅来记述这些有别于史实的事情。作者之所以这么叙述，依笔者看来，实在是司马迁的内心感触太深，以至于不放过任何一处能够抒发作者人生感言的地方。“於是上使御史簿责魏其所言灌夫，颇不雠，欺谩。劾系都司空。孝景时，魏其常受遗诏，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及系，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诸公莫敢复明言於上。”③如此情景，与司马迁当时的境况何其相似!文中更是通过对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和灌夫三人生平和相互斗争的描述，展现了汉初宫廷中的一系列矛盾和当时那种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畸形关系，暴露了统治阶级奸诈残暴的丑恶本质。

正因为司马迁曾亲身经历和体验过官场的残酷，对世态的炎凉有着深刻的人生体验，因而在述及他人类己的遭遇时，很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进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借他人言而述己志，写下如此真切的人生感喟。

二 “身与法吏为武”的狱中体验

正因为如此刻骨铭心的遭遇，《史记》中的诸多内容都深深的烙上了作者的情感波动。作为汉武帝时期严酷统治的受害者之一，司马迁在认识到封建统治的残暴的同时，亦增加了其思想的反抗性和同情人民的因素。对于让其遭受非人磨难的帮凶—法家以及酷吏，司马迁可以说是深恶痛之。“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於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④直接否定了酷法施行的基础。《史记•酷吏列传》中，司马迁记述了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十几个官吏的史实。特别对汉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等，作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写。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主要是因为汉武帝喜用酷吏，打击豪强，抑制商贾，惩治贵戚奸吏，以加强中央集权，聚敛财富，应付其挥霍和对外战争的需要。这样做的结果，固然能强化皇权，保持国家的统一，但是酷吏的严刑峻法和残酷杀戮，也使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普通百姓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灾难，无辜被杀，冤狱横生，社会不宁，甚至会出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的局面。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作者更是在论六家之要旨中直言法家之弊：“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对于法家的代表人物，司马迁亦是直言其过，直论其非。《史记商君列传》中言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之所以用这样的笔法来评述法吏，与司马迁本人的经历与遭遇有莫大的关系。汉武帝晚年信奉神仙之术，想长生不老，不论是非，偏听偏信，李陵事件就是一例。作为史官，司马迁看得清清楚楚，《史记•平准书 》中真实记录了汉武帝对外连年战争，对内多所兴作，奢靡无度，致使国力大伤，“海内萧然，户口减半”，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实行严刑峻法，任用酷吏，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对那些不公正执法的官吏,司马迁更是严词批判。《史记•酷吏列传》中写周阳由执法“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 王温舒“为人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 张汤依主行令，不问是非曲直，“所治即上所欲罪，予监吏深祸者，即上所欲释，与监吏轻平者。” 杜周“善侯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侍问而微见其冤状。”

司马迁曾亲身感受过汉朝统治者的刻薄寡恩，感受过在狱中吏卒的欺压下所遭受的屈辱与无奈，所以在论及这一部分内容时常有一股愤愤不平之情流注于笔端。“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⑤而《绛侯周勃世家》中更是通过周勃与周亚夫父子二人的遭遇将狱卒的卑劣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岁馀，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居无何，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污条侯。书既闻上，上下吏。吏簿责条侯，条侯不对。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条侯，条侯欲自杀，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周勃父子都是汉朝初期的有功之臣。周勃是诛吕安刘的主要决策者和组织者，为挽救刘氏政权立了大功，周亚夫则是平定“七国之乱”的汉军统帅，为削弱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和巩固汉王朝的中央政权立了大功。父子二人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有功于汉室，这样的功臣理应受到恩宠与殊荣。但父子二人晚年都因被诬告谋反而被捕入狱。周勃虽由于薄太后的干预被无罪释放，但已在狱中受尽了狱吏的凌辱。周亚夫则是入狱后五日不食，呕血而死。他的死，是对汉朝统治者迫害功臣、任用劣吏、乱施刑罚的无声抗议！

三 “腐刑”之辱与复仇情结

《史记》中记载了大量的复仇故事。据不完全统计，除少部分是作者润饰虚构之外，绝大部分是历史史实。它们曲折地反映了作者的复仇情绪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

复仇是人们对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身体或自己利益的人实行报复的一种行为。它的产生是人们的生存本能和自卫本能与外界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拉法格就说过：“报复是人类精神的最古老的情欲之一，它的根子扎在自己的本能里，扎在推动动物与人进行抵抗的需要中。当他们受到打击时，就会不自觉地予以回击”，“人使自己的激情可以帮助他在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上保存自己的时候，对血的无厌的渴求，被提升为神圣义务的复仇变成一切义务的第一位”。这就是说，当其本人受到凌辱或他的亲属受到伤害时，他立刻会产生“心理失衡”，并面临“秩序重建”的问题，这时他就会把复仇当成最大的人生目标来追求，直到完成为止。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腐刑”，而且这种处罚是极不公正的，这使他的人格尊严受到伤害的同时，其自身亦承受着奇耻大辱。“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⑥封建时代讲“忠孝”，“务本莫贵乎孝”，而保护好自己身体是孝的第一要义。《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司马迁也深知“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⑦ 儒家亦强调人格的价值与尊严，《礼记 •儒行》中说：“儒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孟子也强调“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虽是强调做人的准则，不是针对复仇而言，但“士可杀不可辱”，“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标准在充分肯定了人的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其言外之意亦不乏有人“辱”了自己就要坚决还击，坚决复仇的理念。所以受宫刑，不仅辱没了司马迁本人，也污辱了他的祖先。“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 ”⑧而这必然在司马迁的心中产生强烈的复仇情绪。但致使他受“腐刑”的是当朝皇帝汉武帝，这个仇司马迁报不了，沉郁闷愤的他只有用古人的复仇故事来抒发自己的愤怒。

《史记》中最富于艺术魅力的复仇内容当属《范睢蔡泽列传》中的片段。范睢在魏国被魏相魏齐几乎屈打致死，又被“即卷以箦，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惩后，令无妄言者。”后来“羁旅入秦”，凭借他的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当上了秦国的相国，并最终利用手中的权利于宴上当众辱没须贾，迫使魏齐自杀，报了当年受辱之仇。“须贾辞於范雎，范雎大供具，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食饮甚设。而坐须贾於堂下，置豆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数曰：“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头来！不然者，我且屠大梁。”堂堂“正史”中记载这样的场景，不得不让人静下心来思考其背后所蕴涵的内容。

《伍子胥列传》亦是《史记》复仇文学中的名篇。作者着重记述了伍子胥为报杀父兄之仇，弃小义而灭大恨的事迹。昭关受窘，中途乞讨，未曾片刻忘掉郢都仇恨的心志，忍辱负重、艰苦卓绝，终于复仇雪耻，名留后世。父兄为人所杀，自己被逼到了外国，想报仇非常之难，而率异国兵围攻故国，捉杀仇人就更难了。但伍子胥历经万难最终复仇成功；仇人楚平王已死，他也要把他从坟墓中拉出来，“鞭之三百”，以泄其愤，足见其怨恨之深。作者对伍子胥的行为大加赞赏，“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须臾忘郢邪？ 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对于统治者施加的灾难,一般人只能是逆来顺受,但伍子胥偏不,他偏要进行反抗，他坚信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的罪恶行径负责，都理所应当地要受到相应的报复，我们从司马迁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东西。伍子胥的行为，显然为当时的统治者和卫道士所不容，但司马迁敢犯众怒，对他大加颂扬，其本身亦喻示着司马迁自己对于“复仇”的渴望。由于汉武帝的专制统治及其帝王之位，司马迁无法用传统的杀人复仇的方式来为自己“雪耻”，只能靠自己手中的笔来创造奇迹,以此来补偿自己遭受“腐刑之辱”的罪过,借古人的事迹来为自己出气。

司马迁借史抒愤对一些复仇故事进行润色甚至虚构,使之更符合受辱报复的心理逻辑,使之更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复仇情绪的同时，也真实的表现了作者的复仇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