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志南《绝句》原文、赏析、作者表达什么思想情感？

绝　　句

僧志南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僧志南，生卒年不详，号明老，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僧，南宋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卷上说：“僧志南能诗，朱文公尝跋其卷云：‘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笋气。如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予深爱之。’”

前两句写所为。首句写诗人在古树的树影下栓好了小船。“短篷”指小船，因为船小，所以篷也就比较短。用小船上最显眼的“短篷”来称小船，显然采用了借代的方法。次句写诗人拄着藜杖走到了桥的东面。“藜”为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可以做拐杖。“杖藜”为动宾结构，即拄着藜杖。

后两句写所感。三句写杏花盛开时节的毛毛细雨快要沾湿我的衣服，可见雨之似有若无。末句写杨柳吐绿时的微风吹在脸上毫无寒意，可见风之温柔可亲。这两句诗采用了倒装的句式，原句应当是“杏花雨沾衣欲湿，杨柳风吹面不寒”。设想一下，杏花沾上了毛毛细雨，色彩将会更加鲜艳；嫩绿的柳枝在微风中摇曳，将显得更加婀娜多姿。

此诗通过切身体会写出了江南春水、春雨、春风、春天柳树的美丽，而且这些事物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从中不难看出诗人对生活非常热爱。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说：“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陈与义《怀天经智老因访之》说：“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可见春雨总是与杏花伴随在一起。“春风杨柳万千条”更是人人常见的景象。所以这些诗句读来感同身受，觉得特别亲切。

谢邀：

开篇明义，《树梢上的中国》一书由我国著名学者梁衡所著，该书收录了近二十多棵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树，讲述了这些古树背后的历史故事，为人们展现了古树与人、村落的历史渊源。

《树梢上的中国》是一本有温度、有品味、有哲思，处处透露着人文情感的力作。全书以作家游历山川为主线，本着田园调查的务实精神，通过寻访20多棵古树古木的生长史，钩沉出华夏大地蔚为壮观的文明史和奋斗史。

梁衡以散落各地的人文古树为题，采集古树及其背后动人的历史人文故事，组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森林”景观。古树名木作为绿色文物、绿色活化石是自然和历史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不但是人文学研究的对象，也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纪念意义。

天南地北的古树，就像一个个巍然挺立的地标，斑斓的色彩和繁茂的枝叶无声地倾诉着着沧桑的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见证着一个民族的崛起与兴盛；“十围之木，始生如蘖”的古树，那跨越千年时光的悠悠年轮，更以其清晰的印记镌刻着古老文明的沧海桑田。一棵古树，看似无奇，但却有值得挖掘的故事；一个故事，看似平淡，但也有着深刻的情感。

在《秋风桐槐说项羽》一篇中，梁衡以项羽故里被命名为“项里桐”的青铜以及传说是项羽手植的一棵巨大的中国槐为切入点，讲述了楚汉争雄时期的项羽刚烈又优柔的双面性格。秋风梧桐，彰显出项羽出世的天意，古槐留存，为项羽故里留下一缕文化之魂。

在《周总理手植腊梅赋》一篇中，作者讲述了周总理亲手种植腊梅的故事，历经百年，枝叶繁茂的腊梅，将总理的精神与品质传承下来。观赏这棵腊梅，也表达出了国人对总理的热爱与怀念。

人与树的故事是贯穿全书的情感枢纽。老银杏树下，齐桓公的威武霸气、管仲的足智多谋，丝毫没有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消弭，反而透过历史的风尘，闪耀着安邦的智慧光华；长城边的红柳，看似貌不惊人，却在风雨中、雷鸣里，以柔韧的身躯织成一道道刚强的“树网”。

梁衡认为，每一棵古树就是一部绿色的史书，是活着的历史坐标，是能与人类对话的生命地标。梁衡通过写这些树串联起中华历史中的人文图景，最终用浓墨重彩的大笔，勾勒出一幅五光十色的树梢上的中国画卷。梁衡用树的奇崛和伟岸，绘成了中华大地上最美的一片绿荫。

《树梢上的中国》对古树人文故事的挖掘，并未停留在“传说”的层面，而是融入了作者对人物的分析，增加了对不同情感的描述。

古树守护着一代代的人，用身体记录着千百年的历史，又用茂盛的枝叶，展示着当下的盛世光景。正是因为本书极富情感的阐释，才使得古树的人文气息更浓郁，对历史故事的书写有了人情味，也使得本书的可读性大大提升。

古树的故事中有令人难忘的回忆，情系古树，是作者情感的真实体现。梁衡认为，树与人是平等的，都在创造历史，也都以不同的形式记录着历史。但树木比人长寿，人类所留下的文物以及历史的记载是沉寂的，古树所记录的历史则是鲜活的，留下的时间的痕迹与记忆也是真实的，是时至今日依然可以为人们直观感受的。

《树梢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了华表之木老银杏、中国枣王、红柳、七里槐、一棵怀抱炸弹的老樟树、天山脚下一棵松等不同的古树，并在附录部分再次提及“人文森林”的概念，论述了重建人与森林的文化关系。在过去，人们在看待树木时更多地关注其环保、生态等科学意义，《树梢上的中国》则将关注点放在了人文视域上，关注树木背后的文化价值。

梁衡对古树与人、村落的探索相当于一种历史研究与田野考古，耗时长达数年之久，力图将古树的全貌展现给读者。

《树梢上的中国》以古树为切入点，讲述了在古树的见证下人、村庄所发生的历史。这些历史故事虽然在正史上很少看见，却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大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作者经过多番实地考察后得出的具有一定史实根据的作品。该书所选取的古树，从纵的方面看必须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从横的方面看必须是当地的地标，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

古树可以反映一定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气候变化及人们的精神世界等，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一棵古树或一片森林，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是一本鲜活的《史记》，是有生命的历史记录；其次，它是一种活的艺术，是用生命构成的景观；最后，它用自己的生命形式影响着人类的生存。

因此，人文森林学至少应包括三个分支：人文森林历史学、人文森林艺术学与人文森林行为学。在地球上，能与我们人类这样密切进行文化交流而又最长寿的生命体恐怕就只有古树了。

梁衡在《树梢上的中国》写道：“在伐木者看来，一棵古树是一堆木材的存储；在科学家看来，一棵古树是一个气象数据库；在旅游者看来，一棵古树是一幅风景的图画；而在我看来，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教科书。”

2012年，当时梁衡先生在全国人大农委工作。一次与国家林业局的资源司长座谈，他问：“你这个部门是管什么的？”司长说：“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活立木的木材积蓄量。”梁衡说：“你只管树身上的木材积蓄量，那它身上所附载的文化内容谁管？”司长盯着先生看了一秒钟说：“知识分子就是爱琢磨问题。反正这个事现在没有人管。”没有人做过的事最具挑战性。

此后，先生就开始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学术研究，这就是后来在第六届生态论坛上的发言——《重建人与森林的文化关系》，二是“人文古树”题材的散文创作。这是梁衡先生在开始《树梢上的中国》的直接动因。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念想，才有了作者难忘的西海固之旅。因一株“全世界最著名的柳树”，地处中国西北一隅的海原，留下了梁衡先生的珍贵脚印和传世名作，这不能不说是海原的幸事，也为宁夏西海固人文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树梢上的中国》一书文字如涓涓溪流一样，充满灵动的美感，既具有文学视域下的审美阅读体验，又深含厚重的人文理念与历史内涵。该书不仅有对古树的文字介绍，还添加了所描写的古树实景照片与手绘图，将古树直观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获得更强的视觉体验，激发与作者的人文共鸣。

在《树梢上的中国》一书中，梁衡将森林保护上升到人文层面，意图推动“人文森林”概念的建立与落实，保护古树就是保存历史、留住文化、留住乡愁，传达出作者倡导绿色文明的深刻人文思考。

《树梢上的中国》是一部文学价值及历史价值都很高的著作，书中的哲思不仅能够使古树蕴含的文化得以传播，还有利于“人文森林”理念的推行，引发人们对树木与文化的更多思考。

北塔寺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龙川河东岸，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至今已有395年的历史，占地面积2200平方米，由大殿、偏殿、佛塔、斋堂、僧舍、厢房等组成。原建筑保留，新建筑采用仿古式样。

位于石阡县龙川河东岸的北塔寺可谓几经磨难，它从风雨飘摇之中走来，至今已有395年的历史。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知府石炯以“建文峰塔以培水口”为由开始拟建。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知府曾之可便主持修了五级塔，初称文峰塔。塔建成后，官员百姓皆认为太矮小，天启二年(1622年)又由知府钱以式增修为七级。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知府拔款重修北塔。清顺治十四年(1658年)塔被武陵侯判将杨新桂焚毁。康熙十五年(1676年)，知府黄良佐重修塔并在塔旁建寺院，名“文峰阁”。有寺僧主持，有庙产奉养。光绪二年(1877年)，再重修北塔，塔内正中供魁星位，左侧供诸葛亮牌位，右侧供李白牌位。由于北塔位于石阡北面，塔旁有寺，所以后人便命名为北塔寺。解放后，北塔寺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一次浩劫，古树、塔身几乎全部被毁，只剩下几间破屋子。直到2010年，政府决定对北塔寺进行全方位的维修，北塔寺才得还旧时的雄伟。

北塔寺的兴衰不仅见证了石阡近四百年来的发展历史，同时也见证了石阡佛教的发展史，还凝聚了石阡劳动人民的智慧、审美、文化追求和民族信仰。

寺院文化

北塔寺是石阡县汤山镇经批准的六个佛教活动场所之一，以此可以看出北塔寺与石阡佛教的发展应有其密切的关系，或者可以说从北塔寺的历程和沧桑中可以窥见石阡佛教的发展足迹。从《贵州佛教史》中可以看出贵州佛教兴起于唐，传布于宋，发展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明清嬗变之际，衰落于晚清，复兴于民国。唐宋元三代主要受川滇及中原的影响，明清时期则得益于与西蜀的接触，民国年间与全国各地都有密切交往。从横向看，则大乘各宗教与时并传，而明显以彻底本土化的禅宗为主流，义解译经偏少，感通神异卓然，台、相、贤、律寥寥，密教时显兴盛热闹，禅净长期遍布境中。旧志《秩祀志》记载石阡有庙宇13座、坛3座、阁5座、祠9座、宫4座，从旧志《秩祀志》记载来看，说明石阡在民国以前佛教事业还是兴盛的。虽然上述记载的庙宇中有17座无具体的年代可考，但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在民国以前县境内应是庙宇林立，禅院遍布。其次据记载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北塔寺便有寺僧主持，有庙产奉养。这说明佛教流入石阡的历史较晚和兴盛的时期应在清朝盛世时期。另外北塔寺修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光靠民间组织是修不起这种雄伟建筑的，当时能修近三十米高的塔，应完全得依靠政府的资助，这是能够证实贵州佛教繁荣于明和石阡佛教兴起于明的历史史实的。

地理环境编辑

北塔寺的选址体现了石阡劳动人民在地理、生态学方面的审美意识。据传明万历三十八年，知府石炯开始拟建文峰塔就是以“建文峰塔以培水口”为由。因为古人在观察石阡的地势走向发现，石阡东、南、西三面地势高且山峻岭，唯北部山形较矮，使之形如“漏斗”，而龙川河又由南向北流，显然不吉利。因此北塔寺修建在县城北面东岸龙川河上，这一选择符合了中国古代风水学观念。因为风水学认为：风水，即风遇水则止，也即一个地方要有气场，一个地方的气场不能散。而龙川河之水正值北塔寺修建之地向西北转折而去，因此北塔寺修建在龙川河的转折点上，自然有镇气之作用，以保古城之旺气，使得民富殷实。另据史料记载，北塔寺在民国以前，塔身周围古树婆娑，树林葱郁，环境雅静。因此可以这样说，北塔寺的选址不仅符合庙宇远离闹市选择辟静之地修建的择地标准，更反映了石阡劳动人民在地理、生态学方面独特的审美意识。

1966年，美国巴克斯达博士发现植物也像人一样有感情。本来他的工作是检查测谎器，有一天对龙血树做测谎器实验时，偶然发现植物也有感情反应。当他在心中想要烧掉龙血树的叶子的瞬间，测谎器的指针乃激烈地振动。换言之，植物具有接受人类脑波的能力。

除了龙血树以外，他还对其他25种植物实验过好几次，结果都相同。

此后，他又发表"植物不但有感情也有记忆力"的惊人报告。实验过程如下：

将两株植物的其中之一杀掉，另一株留存，而让活下来的那株植物指认凶手。安排六个人假装凶手，当五位假凶手靠近它时，它没有反应；而真凶手接近时，从机器上我们看出有极强的反应电波。由此可见植物是有记忆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