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中国言情小说的鼻祖,琼瑶的爱情故事让多少人念念不忘。风靡近半个世纪的琼瑶剧,捧红了多少琼瑶女郎,又让多少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传遍街头巷尾。
琼瑶笔下的男男女女,大多都是情痴,为追求爱情义无反顾,具有极大的韧性。正如《情深深雨蒙蒙》中所说,“人生有很多东西可以放弃,但是,绝不是爱情!”
琼瑶笔下的爱情,又是十分纯粹的,不论家世、不顾父母的劝阻、不忌讳年龄差的存在,只要相爱,就没有丝毫退缩的追求到底。
艺术来源于生活,琼瑶的作品是与其个人经历和性情密切相关的。书中人物不顾世俗束缚地追求爱情,实际上是琼瑶对极其压抑个人意识的封建礼教的反抗。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情,是琼瑶自身对爱情的诉求。
一. 没有安全感的文艺女青年的旷世之恋
琼瑶一直被世人称为“台湾作家琼瑶”,事实上,琼瑶的祖籍是湖南衡阳。琼瑶是在11岁的时候,才随父母迁居台湾的。她在此之前的童年生活,可谓是颠沛流离。
生于四川成都,4岁时回到祖居地湖南衡阳,之后辗转与重庆、上海等地。
童年时期的颠沛流离,父母忙于生计对琼瑶关爱的欠缺,奠定了琼瑶缺乏安全感的基调。这在她的作品中可见一斑,她书中的女子,往往是对感情十分渴求,但又患得患失的。
琼瑶参加了两次高考,结果两次都落榜。在备战高考的时期,温文尔雅的国文老师蒋仁,给予了琼瑶莫大的鼓励和关注。
比起晦涩难懂的数理化,琼瑶明显在国文上更具有优势。小小年纪的她,就极其擅长描写细腻的情感。1947年,时年9岁的琼瑶就在《大公报》上,发布了第一篇小说《可怜的小青》。
到了高中,琼瑶的文笔就更加精进了。而那个时候,父母对琼瑶对文字的热爱,并不理解,认为是不务正业的表现。在这个时候,能赏识她的才华,又同样极具文学才华的国文老师,让琼瑶感觉到滋养心灵的温暖。
而对于蒋仁,这位在战乱中失去妻子的老师,孤独飘摇的他,也十分渴求这样一位极富才情的红颜。
于是,这段相差25岁的师生恋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展开了。然而,这样的恋情是不会被世俗所认可的。
在知晓这段恋情后,琼瑶的母亲勃然大怒,在不断斥骂女儿后,一度把蒋仁告上了法庭。
最终,这段恋情无疾而终,蒋仁被学校开除,琼瑶也无奈退学。
1963年,25岁的琼瑶第一次正视这段感情,把这无法挽回的痛,化做了长篇小说《窗外》。3年后,这部小说被改编成同名**。**大获成功,捧红了林青霞和秦汉等知名演员。
至此,这段感情的所有爱恨情仇,全都化在了流失的岁月中。只是多年后的感情,依稀还能找到初恋的影子。
二. 漫长的等待终于换来的不是苦果
《窗外》记录了琼瑶对青年时期爱恋的心死,却又为她带来了一段新的感情。琼瑶在探索着写言情小说尝到甜头后,陆陆续续创作了更多同类型的小说。
《情人谷》、《幸运草》、《烟雨蒙蒙》等,笔耕不辍的她,写言情小说越来越熟练。这些作品主要发表在《皇冠》杂志上。《皇冠》杂志社的社长平鑫涛,一读这个女子的作品,就被她深深吸引了。
通过电视专访的形式,两人首次见了面。采访结束后,趣味相同的两人,都打开了话匣子,聊了很久。
随着琼瑶在《皇冠》杂志发布的作品越来越多,两人的交集也越来越多。很快,两人就互相爱上了彼此。
然而,在开展恋情后,琼瑶得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平鑫涛是有家室之人。最重要的是,平鑫涛的发妻林婉珍,为丈夫的杂志《皇冠》,尽心尽力。从成立之初的资金筹集,再到经营时期的管理难题,林婉珍都贡献了举足轻重的力量。
对于大多数第三者来说,内心都是摇摇欲坠,惶恐不安的。在先前不知情的情况下,琼瑶的内心更是崩溃。她的第一反应,是坚定拒绝平鑫涛,选择结束这段感情。但是,怎会愿意放走心中的白月光。
很多男人心中都有两朵玫瑰。一朵是白玫瑰,一朵是红玫瑰。如果说在公司挑大梁的贤妻是红玫瑰的话,那不染世事,细腻多情的琼瑶,就是平鑫涛的白玫瑰。
在红玫瑰必须持有,有不愿舍弃白玫瑰的情况下,平鑫涛恳求琼瑶不要放弃这段感情,会给她一个结局。
琼瑶这一等,就是16年。16年中,琼瑶不再向任何人诉苦,把内心的伤痕寄托在了文学上。
1973年,《一帘幽梦》问世,紫菱房间的那串珠帘,既是她脆弱内心的保护膜,又何尝不是琼瑶对外界的防备?
1975年的《在水一方》中,苦苦等待朱诗尧的杜小双,又何尝不是在同样处境下琼瑶的缩影。
也许是文字的力量太过强大,不论是林婉珍,还是平鑫涛,都抵不过以文字作为武器的琼瑶。1979年,平鑫涛最终选择了与琼瑶结婚。
在漫长而又绝望的等待后,琼瑶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幸福。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的不是一如既往的苦果。在那之后,她笔下的的爱情故事虽然还是肝肠寸断,但是似乎多了几分欢乐与美满。
至此,两人携手度过了数十年的美满生活。
平鑫涛比琼瑶大9岁,晚年时期,疾病的困扰也来得比琼瑶快早。2019年,饱受疾病困扰的平鑫涛离开了人世,独留琼瑶孤身一人在世间。
这一年,琼瑶81岁,收到了丈夫给自己留下的值6亿的别墅。与初恋一样,琼瑶这一次也选择写文来回顾这段感情。不久前,《往事浮光》出版。洗去半世浮华,琼瑶更加淡定与从容,比起《窗外》的幽怨,《往事浮光》更多的是冷静和朴实。
虽然,16年的等待是痛苦而又绝望的,与平鑫涛的婚姻生活,又弥补了琼瑶的委屈,与自小就形成的不安。虽然无论是感情,还是写作,琼瑶都饱受诟病,但她活出了自己的人生姿态,从事着自己喜欢的事业,与爱的人共度晚年,也不失为一种幸福。也是一位人生赢家。
是不是故事啊,其实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习惯了,有她的时候你会感觉烦,感觉自己一个人挺好的,但是她不在时就感觉像少了很多东西,这就是平常说的平淡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每天没有激情,但是时间长了这就是习惯,就像每天看着一样东西很烦,但是没有了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一起过日子还是这种平淡生活好,平平淡淡才是真!祝你幸福!一个慎重对待感情的人,都是有能力,思虑周全,能给对方安全感和负责任的情况下,想好了才会结婚的,而你并没有。你这不是什么心理的问题,和你的态度有关,你老婆肯定是受伤害的一方,但她能很小就和你结婚,她也有责任。这个年龄肯定是拿不到结婚证,这样就结婚,那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负责任。现在又喜欢上别人了,时刻记住你现在是已婚人士,有家有老婆的人,单纯的喜欢可以,不要有其他的想法。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老婆负责,对家庭负责。个慎重对待感情的人,都是有能力,思虑周全,能给对方安全感和负责任的情况下,想好了才会结婚的,而你并没有。你这不是什么心理的问题,和你的态度有关,你老婆肯定是受伤害的一方,但她能很小就和你结婚,她也有责任。这个年龄肯定是拿不到结婚证,这样就结婚,那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负责任。现在又喜欢上别人了,时刻记住你现在是已婚人士,有家有老婆的人,单纯的喜欢可以,不要有其他的想法。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老婆负责,对家庭负责。个慎重对待感情的人,都是有能力,思虑周全,能给对方安全感和负责任的情况下,想好了才会结婚的,而你并没有。你这不是什么心理的问题,和你的态度有关,你老婆肯定是受伤害的一方,但她能很小就和你结婚,她也有责任。这个年龄肯定是拿不到结婚证,这样就结婚,那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负责任。现在又喜欢上别人了,时刻记住你现在是已婚人士,有家有老婆的人,单纯的喜欢可以,不要有其他的想法。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老婆负责,对家庭负责。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当前我国既处于“黄金发展期”,也到了“矛盾凸显期”。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两大问题日益突现:如何完善制度如何重建道德要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使其在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得到疏通、调整和解决,根本上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制度伦理正因兼有制度与道德的双重功能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伦理学界重点讨论的话题之一。
一、制度伦理的内涵
当前学界对制度伦理内涵的界定仍未达成一致,总的来说,有3种不同理解,分别是“伦理中心论”、“制度中心论”和“制度伦理论”。
在持“伦理中心论”的学者看来,制度伦理就是制度蕴涵的伦理价值、道德原则,也可以称为“制度中的伦理”;或者指制度的合道德性,也就是对制度的伦理评价,即“制度的伦理”。此类看法是从制度的设立要依据特定的伦理原则、道德要求和人们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两个方面来考察制度伦理的内容的。它以道德为参照系,强调制度的建设问题。“从概念上分析,制度伦理不外乎两种:制度的伦理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和制度中的伦理制度本身内蕴着一定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1]虽然学者们对具体的概念表述有所不同,如“制度伦理”、“制度德性”、“制度的道德”、“制度性伦理道德”、“体制伦理”、“体制的道德性”等等,但其实质都是以伦理为中心的制度伦理。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万俊人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所谓制度伦理,主要是指以社会基本制度、结构和秩序的伦理维度为中心主题的社会性伦理文化、伦理规范和公民道德体系,如制度正义、社会公平、社会信用体系、公民道德自律等等”[2]。除此以外,持“伦理中心论”的学者在剖析制度时从伦理的视角来考察制度伦理时认为:“制度伦理包括制度设计伦理与制度运行伦理。制度设计伦理就是人们在设计和建立制度时对伦理的考虑,它既指制度建立的伦理观基础,又指制度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3];“制度伦理是对社会性正式组织为主体的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内在联系的伦理思考和要求。它既包括对制度主体的伦理要求,也包括对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伦理安排,既包括对制度本身的道德要求,也包括对制度运行中一系列环节的道德评判和价值判断”[4]。“伦理中心说”的制度伦理认识到并主要强调伦理在制度中的积极意义。
在 “制度中心论” 的学者那里,他们主张制度伦理就是一种制度化的道德规范和原则,亦即伦理道德的制度化。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把制度伦理称之为伦理制度,并把它作为与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相并列的独立的制度体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以制度为参照系,强调当前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途径问题。“制度伦理就是指:作为与政治法律制度相并存的、且借助于这些制度力量所形成的‘道德法庭’,即针对全社会个体与群体行为所采取的道德约束、监督及激励机制”[5];“就是着重从制度方面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问题,具体表现为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伦理要求问题研究的规则”[6];“道德需要制度的伦理关怀。通过制度的合理安排使各种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得到正当解决,这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7]。
第三种观点实际上是前两种看法的综合,可以称为“制度伦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制度伦理是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与基本制度中的伦理要求和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的辩证统一。换而言之,制度伦理既包含制度的合乎伦理道德性,又包含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它凝结了制度评价和道德实现两个问题,体现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在他们看来,前两种观点即“制度中心观”和“伦理中心观”各自都有片面性,两者的结合可谓之为“制度伦理观”或曰“两者统一论”。有代表性的观点如龚天平先生所提出的:“制度伦理是人们从制度系统中汲取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与人们把一定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即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8]
虽然学者们对制度伦理内涵的具体理解各不相同,但这种争议恰恰促进了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研究和理解。综合上述3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制度伦理的共识:一是就“制度伦理”的本质意义说,可以概括其二重性内容:一方面对制度的道德评价与约束,即关于任何一个制度本身是否合乎公正、正义的伦理原则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道德规范本身的制度化建设与操作问题,也就是如何将抽象、神圣和不确定的道德情感、理想和现存的各种具体社会制度相结合,使其“物化”成为普遍的、强制的、约束人们行为的现实制度力量。二是就“制度伦理”的特征来说,主要可以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个人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角度来加以把握,相比较前者,制度伦理具有普适性、外在强制性和客观性等特征。
二、制度伦理研究的现实意义
不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制度伦理研究都越来越成为热点,其背后则是整个社会制度化强化的发展趋势。如开篇所述,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制度伦理或许正能适应当前的需要,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伦理支撑。
首先,制度伦理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前,我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基本伦理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指向和基本判断问题,即市场经济是中性的,还是利己的由于市场的价值设计是“经济人”,因而市场经济应当承认利己性。既然市场经济是利己的,那么对市场经济的利己性就要予以尊重。如果利己性要得到尊重,那么能否任其发展市场经济运行几百年的实践表明,“经济人”是有理性的,但只是有限的理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对自我利益的始终关心,对货币的直接追求,容易形成个人中心主义和拜金主义,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又极易使人们不择手段,忽视伦理道德。同时,由于种种原因,遵守道德在一定情况下往往是直接利益的损失,从而更容易诱使背离道德原则情况的发生。“经济人”在其经济活动中,既可能是在主观追求私利的同时,客观上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又会纯粹以损人利己的手段来谋利,甚至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干有损他人、有损社会的勾当。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趋利活动,追逐利润是经济活动的本质属性,所以在现实中“经济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现为一旦某种经济行为导致效益递减,“经济人”就会自动终止这种行为,而转向能带来更大效益的行为。所以,“经济人”的道德理性只有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才有其现实可能性,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必须是在完善的正式制度(法律、法规和政策)和非正式制度(文化传统、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之上才有可能。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必须是一种制度经济,制度的背后,则是需要何种制度支撑,制度伦理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其次,制度伦理是解决当前价值支撑缺位的需要。众所周知,我国传统伦理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人性的过高设计,要求人人都做君子、圣人。不做君子,就是小人。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人人可以为尧舜”,荀子则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毛泽东也曾坚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诸多思想家都从人性善的立场上努力阐述每个人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并希望现实中每个人都做到这一点。这种高估人性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相结合,更获得了极大的宣扬。因为计划体制的思想特点就是通过道德激励,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几十年的道德实践中,我们看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这是因为:第一,人性本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从自然属性上来说,趋利避害,自我保全乃是应有之意;从人的本质来说“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在劳动尚且只是个人谋生手段的现阶段,让每个人做圣人是不现实的,反而会导致“双重人格”;第二,高调伦理讲多了,在现实中反倒会忽视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建设,使道德建设无从着落。虽然目前对道德现状存在着“滑坡”与“爬坡”的争论,但不管是“滑坡论”还是“爬坡论”,其背后的原因是相同的:一方面,传统伦理文化不能有效因应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尚未引起市场主体的完全认同和社会的完全确认。这种原因致使社会生活作为存在的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规范要求或者缺位、或者缺失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而制度伦理从承认人性的弱点出发,它要求从制度上来防范人性的弱点,通过制度规范来建构和保障道德,因而能有效地为现代社会提供价值支撑。
最后,制度伦理可以有效应对制度设计的挑战。当前,制度设计面临着重大挑战:一方面,我国当前政治体制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制度的设计如何因应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其必要条件就是必须进行伦理的考量;另一方面,政治领域中权力腐败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实践证明,教育引导不是万能的,靠法律约束也是不够的。现实迫使我们从更本源的问题上来思考问题,这就是制度和体制问题”[10]。邓小平也曾从制度建设的高度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1]“制度是影响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存的重要资源,是支配现代社会的根本而又优先的力量。”[12]但不论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还是就我国现状来说,制度化并不一定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有些制度能引导社会向善,有些制度可能是无济于事,有些制度甚至是胁迫人们从恶。制度的双刃剑作用表明,制度在设置、安排以及运行过程中必须进行伦理考量,而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要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制度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些正是制度伦理研究的任务。
三、制度伦理建设的途径
综合前面关于制度伦理内涵和现实必要性的探讨来看,制度伦理研究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制度安排、制度设计如何体现其道德性、合理性第二,道德伦理要求如何规范化、制度化第三,制度及其运行对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有什么影响由这些问题出发,制度伦理建设应该遵循如下路径。
首先,关于制度伦理建设路径的选择,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制度本身入手。“制度设计体现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反映一种分工和理性,一种制度安排给人以一种价值导向”,“必须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第一,制度设计时,要考虑怎样处理伦理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第二,制度安排时,以什么伦理价值观作为参照系;第三,制度设计时,有一个是社会本位,还是个体本位问题。如果是个体本位,还有一个是强者本位,还是弱者本位的问题”[10]。具体来说,第一,一个社会的任何制度选择与安排都应该体现正义的伦理道德价值(关于“正义”本身的伦理道德内涵,不是此处讨论的范围)。如果说个人负有支持制度的义务,那么制度首先应是正义、公平、公正的。如果制度的结构不合理,甚至不道德,个人的道德行为就不可能起到多大的社会作用,而只能作为独善其身的手段,甚或造成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境况。美国学者萨拜因认为“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下,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13]。人是在制度中生活的,大量事实说明,社会道德要求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并转化为多数人的行为规范,首先取决于制度标志着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并在多大程度上贯彻了基本道德原则。所以制度本身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制度伦理建设和道德建设的根本问题之一。
其次是伦理的法律化、制度化建设,即把社会基本道德上升为法律、制度,同时在贯彻其基本制度的过程中宣传渗透其道德观和价值观。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是管理社会、提高社会成员道德水准的一种必要而有效的手段。把相对抽象的伦理要求、道德命令具体化为群体成员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道德规范和制度而形成的伦理制度,有助于监督人们遵循由伦理制度化所滋生的道德行为准则和规范。例如前面提过的“道德立法”,就是要求以社会的名义把道德的基本要求从法律、制度角度予以确认。这对切实保证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执行有重要作用。这也或许可以说明我国所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契合。
最后,在制度伦理建设的具体手段上,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做起:第一,从职业道德入手。目前我国的道德建设包括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相比较而言,职业道德建设更具有外显性和操作性,我们要根据基本道德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制定和完善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准则与规范并强化落实和实践,从而提高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水平,进而影响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第二,从法制建设入手。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大环境里,加强道德立法,改变传统文化中对法律本质的工具化解释,建立新的法律观念,使广大社会成员能自觉地将法当作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来看待。第三,多管齐下,强化监督管理。比如社会呼声很高的“诚信制度”的建设,就是主要从经济约束的角度强化道德责任;另外,新闻媒体作为当代的“第四种权力”,有着不可推卸的“铁肩担道义”的道德责任,可以通过其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为制度伦理建设提供外在的监督监控;此外,还可以建立权威的评价机构,而不只是停留在泛泛的群众监督的水平上。
四、制度伦理的限度
从制度伦理含义的解释我们可以知道,不管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谈伦理,还是从伦理的角度讨论制度,亦或是持综合论,他们的最终目的都决不是取消道德的作用,而是使道德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制度伦理有着自身的限度。
第一,就道德建设而言,我们应该克服两种片面性:一是片面迷信道德教育,二是走向反面,片面依赖规范约束。事实上,就道德建设来说,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缺一不可,也就是德性伦理和制度伦理不能片面强调一方,忽视另一方。从现实中我们看到,道德建设如果单纯注重说教而缺乏制度的伦理性和制度化的道德措施,实际上很难有成效,既不能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也很难使基本制度所规定的伦理原则转化为现实社会的道德行为;但另一方面,决不可忽视个人内在自觉性即德性伦理的重要作用。制度缺陷固然是造成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道德水准下降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某些人不具备与制度要求相适应的精神品质,不理解制度所展示的伦理意义和精神价值,从而不能把外在的规范约束内化为人的某种需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一个社会中,良好的精神面貌(这是社会成员德性伦理水平的集中体现)是制度能健康运作并有效发挥作用的粘合剂。德性伦理强调个体的内在性和自律性,缺少了德性伦理,制度伦理在执行和运作时便不能得到有效贯彻。
第二,从制度本身来说,制度是由人来制定的,也是靠人来实施,并且是为人服务的。在这里,人的主体性不仅不能被消解,反而应是更加地突显。所以制度伦理不能代替伦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伦理都制度化。“人的道德生活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综合性系统,这一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次:终极信仰层次、社会交往层次和个人心性修养层次,具体到伦理学的理论结构来说,应该是‘信仰伦理’、‘规范伦理’和‘美德伦理’。制度伦理是以社会规范伦理为基本理论维度的,它虽然必须结合信仰伦理和美德伦理来发挥作用,因为信仰伦理对于社会规范伦理具有某种导向作用,同时规范伦理也只有为道德个体所普遍接受才具有真实的社会意义,但是我们却不能把信仰伦理和美德伦理都制度化。在这一点上明确了道德和制度的根本性区别。”[14]
第三,自律是道德的基础,更是道德的根本特征,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绝不只是停留在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和外在约束上。传统的道德教育以及道德修养其重点在于培养人们的道德自觉,提高道德自律意识,但制度伦理立足于否定性的人性把握方式,依靠外在他律起作用。我们不能因制度伦理的出现而否认自律这一伦理学的基本特征,我们必须认识到制度伦理只是我们在当今社会条件下进行伦理建设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道德建设的最高形式。
因锤子手机罗永浩背上巨额债务,但老罗绝地反击即将王者归来!
罗永浩被称为行业的“冥灯”,就是干一行败一行,做了锤子科技CEO设计了坚果手机,结果手机有质量问题,后来锤子科技破产,也让罗永浩欠下了6亿的债务。罗永浩表示:“自2018年下半年出现经营危机以来,锤子科技最多时欠了银行、合作伙伴和供应商约6个亿的债务,其中自己签署了无限责任担保的1个多亿。”
开播一周年罗永浩在4月1日没有进行直播带货,而是在抖音上新开了一档情感类聊天节目“老罗和他的朋友们”。在这个新开的账号中,罗永浩与蔡康永、李诞、杨笠、呼兰几位脱口秀名人连麦,回答连线网友们的情感问题。
罗永浩的知名度在哪里放着呢,而且有很多忠实的粉丝,大家对于作为大佬的罗永浩,还是很信任的,因此也愿意在他的直播间买东西。短短两年时间,罗永浩就靠着电商赚下了4亿。按照罗永浩的话,再有一年,他的债务就偿还的差不多了。
为了偿还因手机业务而欠下的债款,他收到了法院的限制消费令。刚开始,公众对他的观感是糟糕的:过去创业时的豪言壮语被人一再翻出和讪笑;另外,从手机到社交软件,再到行李箱和电子烟,也为他带来了投机者的名号。
其实在锤子的困难时期,罗永浩全部以他自己的名字抗下了巨额的债务。他的妻子不知道这事情,最后也是从新闻中熟知的,直到公司将破产。
知道罗永浩的人都对罗永浩很敬佩,这是个很有故事的男人,他的成长过程非常励志。罗永浩其实算是草根逆袭的代表。毫无疑问,如果罗永浩再次回归昔日创业赛道,科技圈应该又会掀起一番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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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中的杨柳意象
在我国古典诗词曲中,杨柳是最常见的意象之一,也是最优美动人、缠绵多情的一个意象。仔细而深入地探究杨柳意象在古诗中的作用,对于了解古代文化传统,提高民族文化素养,增强诗词鉴赏能力是大有裨益的。
▲借杨柳抒写惜别深情 “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柳管别离。”(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蕴含惜别之意是杨柳意象最本质的艺术特征。古代诗词曲借杨柳意象来抒写离别之情的佳句可谓不胜枚举。“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李白《劳劳亭》)“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光无故人。”(王唯《送元二使安西》)“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郑谷《淮上与友人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苏轼《水龙吟》)“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王实甫《西厢记》)这些佳词丽句都以柳传情,缠绵悱恻。
杨柳意象与离别联系在一起,首先,是因为杨柳姿态婀娜柔美,温婉多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 •小雅•采薇》)杨柳的依依不舍之态和人们的依依惜别之情水乳交融地吻合在一起,以至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称赞道:“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认为“杨柳依依”生动地表现了杨柳的婉软美好之态,“以少总多,情貌无遗” 。从《诗经》这个源头开始,我国古典诗词曲中的杨柳意象便有了惜别的暗示性和启发性。
其次,是因为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所谓“载酒送春别,折柳系离情”。这一习俗到唐代尤盛。当时长安人多到灞桥折柳送别。据《三辅黄图》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到此桥,折柳赠别。”这是折柳与赠别有密切联系的最早记载。“高拂危楼低拂尘,灞桥攀折一何频。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裴说《柳》)“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陆游《秋波媚》)“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无名氏《送别》)
再次,“柳”与“留”谐音,折柳送行,含有殷殷挽留之意,表达眷眷难舍之情。“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秦观《江城子》) 还有一点是,古曲中有《折杨柳》的送别曲子。例如,汉乐府《横吹曲》中就有《折杨柳》曲。北朝民歌《折杨柳歌辞》有“上马不提鞭,反折杨柳枝”的句子。唐朝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孤城一片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其中的“杨柳”指的就是《折杨柳》曲。李白的《春夜洛阳城闻笛》)更妙:“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闻笛声而激起乡愁,触动离忧,何也?皆因此笛吹奏的是《折杨柳》曲! ▲借杨柳歌咏美好春光
杨柳生长于春,茂密于夏,枝叶葳蕤,生机蓬勃,所以古人常借咏柳来赞美春光歌咏大自然。例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陶渊明《归园田居》)“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初春小雨》) “春风杨柳欲青青,烟淡雨初晴。”(晏殊《诉衷情》)“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晏殊《破阵子》)“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宋祁《玉楼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春光明媚,美景如画,令人流连忘返。借杨柳歌咏美好春光,最负盛名的当数唐朝诗人贺知章的那首《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运用比喻、拟人手法,不但表现了柳叶的精致之
美,歌颂了春天的盎然生机,而且唤起了读者的联想,给人留下了极为广阔的想像空间,堪称咏柳的千古绝唱。
也有借杨柳表达惜春伤春之情的。例如,“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相思只在,丁香枝头,豆蔻梢头。”再如,“参差烟柳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枯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 (柳永《少年游》)把伤春、惜别和相思之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借杨柳描写女子和爱情
从审美的角度讲,杨柳随风披拂,娇羞依人,千般姿态,万种风情,极具女性的阴柔美,因而古人常用杨柳来形容女子的身姿容颜。“芙蓉如面柳如眉”(白居易《长恨歌》),“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白居易《不能忘情吟》)以“柳眉”、“柳腰”状女人俏丽之姿、优雅之态,如在目前。 杨柳给人的审美愉悦还体现在对爱情的描写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生查子》)多美的意境,多美的爱情!“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江上”并非“江岸”)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竹枝词》)诗歌以杨柳起兴,寓情于景,描写了一幅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的绝妙图画。也有借杨柳描写爱情悲剧,抒写感世伤怀之情的:“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敦煌曲子词》)以杨柳自比,直抒胸臆,其身遭遗弃的痛苦和怨愤,求爱不得的无奈和悲哀,怎不令人潸然泪下,感慨系之?!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杨柳妩媚婀娜,摇曳多姿。它诞生于《诗经》这方沃土里,茁壮于陶渊明的草庐旁,繁荣于唐诗宋词的艺苑中,历来为诗人画家所钟爱,为文人墨客所青睐。千百年来它寄托了多少相思离愁,又承载了几多羁旅情怀。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杨柳代表着春风,象征着春天,它是春的使者。所谓“风回小院庭芜绿,杨柳春相续”你看,庭院绿意盎然,柳睁开了眼睛。春天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绿色世界啊!“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美丽的黄鹂在嫩绿的柳枝间尽情的欢唱,春天又是一个多么富有生机的世界啊!“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居然裁出了丝绦,可见春天是一个多么富有创造力的季节!诗人们就是这样把对春天的热爱赞美之情融于对杨柳的描绘中。
“杨柳枝,芳菲节,可憎年年增离别”。自汉代以来,人们送别亲朋好友,爱折柳枝相赠来表达依依惜别之情,至唐代“折柳”这一风俗便成为赠别或送别的代称。“霸岸晴来送别频,相偎相依不胜春,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罗隐《柳》)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借助春柳的形象,抒写暮春晴日长安城外灞水岸边的送别情景,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的离情别绪。杨柳啊,你留给多少亲朋挚友惜别的痛苦辛酸! “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行人攀折处,是妾断肠时。“(代叔伦《堤上柳》)青青的垂柳啊,你垂下的万条柔丝,编织了多少离情,又缝进了多少别绪,你使夫妻们肝肠寸断,又使多少情侣们爱意缠绵,泪水涟涟。
“袅袅古堤边,青青一树烟,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雍裕之《江边柳》)诗中的女主人公没有折柳送别。反而希望柳丝绵绵不断,以便把情人的船儿系住永不分离。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通过柳丝的这一意象表现得何等真切,又何等凄婉。
“绊惹春风别有情,时间谁敢斗轻盈,楚王江畔无端种,饿损纤腰学不成。”(唐彦谦《垂柳》)。这首诗的开篇惟妙惟肖的写出了垂柳的婀娜多姿,别具柔情,然后笔锋一转,另辟蹊径,联想到楚灵王“爱细腰,宫女多饿死”的故事,针砭时弊,讽刺矛头直指皇帝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于柔情中见犀利,含蓄中露锋芒,愤世嫉俗之情可谓淋漓尽致!
“参差烟树霸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夕阳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蘅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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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阳关》,断肠声尽。独自凭兰桡。”这是柳永的一曲《少年游》。作者借霸桥暮色、衰杨古柳、夕阳残照等一系列物象寄情,将羁愁与伤感的双重惆怅进行了强烈的渲染,字字跳荡着浪迹异乡、沦落不遇的愤慨;句句蕴涵着对现实的不满和诅咒。高度的概括了封建社会无数游宦漂泊的文人的凄苦忧愤的心境。 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折柳象征着离别,所以杨柳往往成为引发相思、触动离愁的媒介,寄托着相思怀人之情感。“闺中**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该诗前两句写**经过梳妆打扮之后,兴冲冲的登上翠楼去欣赏春景,忽然间无情的杨柳闯入了她的眼帘,撩拨起她的相思,使她想起了当年与丈夫折柳送别的场景,激起她对丈夫的无比思恋。孤独、寂寞、悔恨之情便油然而生。“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柳永《雨霖铃》中有名的诗句,它把杨柳、晓风、残月这三件最能触动相思离愁的事物集中成为一幅鲜明而又凄凉的画面。因为此时是他离开心爱的人儿的第二天早晨,“执手相看泪眼”的图景还依然鲜明的留在心上。面对眼前的凄凉景象,而前路是“千里烟波”还要继续前行,离自己的恋人越来越远,他怎么能不思念万分呢这惹人的杨柳啊,就如同他那绵绵的相思深深地扎根于他痛苦的心畔。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中国人民如春风中的杨柳那么蓬勃,那么多姿,那么富有活力和生机,他们在社会主义春风的吹拂下,意气风发,欣欣向荣,婆娑舞弄。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无比伟大的创造力,毛泽东借春风中的杨柳抒发了对劳动人民的无比热爱和深深赞美之情。 出门顺风栽杨柳
清明前后,谷风习习,柳条依依,柳叶如眉,不禁想起温州鼓词艺人吟唱的“出门顺风栽杨柳,回家金杏满树红”的俚语。温州人素有外出务工经商的习惯,每年清明前后,春和景明,便打点家生伙出门做生意,家人邻里预祝他顺风顺水在外地发达赚银,广进财源。像杨柳那样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立业,叶茂枝盛,待到秋后回家时,门前屋后金杏满枝硕果,红红似火。这虽是一句古老的吉祥讨彩的祝语,却应验当今数百万温州能人在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以至越洋过海在外国创业之身,像杨柳那样随土而安、异域生财。数不尽的温州村、温州城正是温州人出门顺风栽杨柳的写照,更是温州人的骄傲。 杨柳,不仅是温州人的吉祥物,也是中华民族借以咏吟胸臆、寄托心志的具有诗情画意的素材,侧面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淀。
杨柳的柳字与留字谐音,提到柳便在人们的心目中油然滋生挽留客人、亲人的意境。早在汉代便有折柳送别暗寓殷勤挽留之情。到隋唐两宋更盛。隋代无名氏的《送别》诗:“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唐代长安东边的灞水上有座灞桥,是东去洛阳的必经之路,京城人送客至此,大盛折柳示留之风。因而灞水两岸遍植杨柳。南朝那位才尽的江郎曾有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句子,后人便改称灞桥为销魂桥。唐代裴说《柳》诗:“高拂危楼低拂尘,灞桥攀折一何频,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怨柳树无情,实怨离人无情。被误归李白名下的《忆秦娥》词中“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的灞陵就是指这座销魂桥。离人在此桥折柳话别,难禁热泪。现代常闻于歌坛的近人李叔同的《握别》:“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句,也是借晚风笛声中的柳丝来抒发“知交半零落”后好友又要分手的伤感!
杨柳的柳字与留字谐音,提到柳便在人们的心目中油然滋生挽留客人、亲人的意境。早在汉代便有折柳送别暗寓殷勤挽留之情。到隋唐两宋更盛。隋代无名氏的《送别》诗:“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唐代长安东边的灞水上有座灞桥,是东去洛阳的必经之路,京城人送客至此,大盛折柳示留之风。因而灞水两岸遍植杨柳。南朝那位才尽的江郎曾有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句子,后人便改称灞桥为销魂桥。唐代裴说《柳》诗:“高拂危楼低拂尘,灞桥攀折一何频,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怨柳树无情,实怨离人无情。被误归李白名下的《忆秦娥》词中“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的灞陵就是指这座销魂桥。离人在此桥折柳话别,难禁热泪。现代常闻于歌坛的近人李叔同的《握别》:“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句,也是借晚风笛声中的柳丝来抒发“知交半零落”后好友又要分手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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