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出师表》表达了他怎样的感情

从《出师表》可已看出，诸葛亮是一个忠心耿耿，有抱负有爱国精神的人，也体现出诸葛亮是一个非常聪明考虑周到的人。

诸葛亮在平息南方叛乱之后，于227年决定北上伐魏，拟夺取魏的长安，临行之前上书后主，以恳切委婉的言辞劝勉后主要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以此兴复汉室；同时也表达自己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

《出师表》

三国 诸葛亮

原文：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译文：

先帝开创的大业未完成一半却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分为三国，益州地区民力匮乏，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的时期啊。不过宫廷里侍从护卫的官员不懈怠，战场上忠诚有志的将士们奋不顾身，大概是他们追念先帝对他们的特别的知遇之恩，想要报答在陛下您身上。

陛下你实在应该扩大圣明的听闻，来发扬光大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奋有远大志向的人的志气，不应当随便看轻自己，说不恰当的话，以致于堵塞人们忠心地进行规劝的言路。

皇宫中和朝廷里的大臣，本都是一个整体，奖惩功过，好坏，不应该有所不同。如果有做奸邪事情，犯科条法令和忠心做善事的人，应当交给主管的官，判定他们受罚或者受赏，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而不应当有偏袒和私心，使宫内和朝廷奖罚方法不同。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这些都是善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诚无二，因此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辅佐陛下。我认为所有的宫中的事情，无论事情大小，都拿来跟他们商量，这样以后再去实施，一定能够弥补缺点和疏漏之处，可以获得很多的好处。

将军向宠，性格和品行善良公正，精通军事，从前任用时，先帝称赞说他有才干，因此大家评议举荐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队中的事情，都拿来跟他商讨，就一定能使军队团结一心，好的差的各自找到他们的位置。

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西汉之所以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东汉之所以衰败的原因。

先帝在世的时候，每逢跟我谈论这些事情，没有一次不对桓、灵二帝的做法感到叹息痛心遗憾的。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都是忠贞诚实、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朝的兴隆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来是平民，在南阳务农亲耕，在乱世中苟且保全性命，不奢求在诸侯之中出名。先帝不因为我身份卑微，见识短浅，降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去我的茅庐拜访我，征询我对时局大事的意见，我因此十分感动，就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

后来遇到兵败，在兵败的时候接受任务，在危机患难之间奉行使命，那时以来已经有二十一年了。

先帝知道我做事小心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接受遗命以来，我早晚忧愁叹息，只怕先帝托付给我的大任不能实现，以致损伤先帝的知人之明，所以我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人烟稀少的地方。

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员装备已经充足，应当激励、率领全军将士向北方进军，平定中原，希望用尽我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敌人，恢复汉朝的基业，回到旧日的国都。

这就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且尽忠陛下的职责本分。至于处理事务，斟酌情理，有所兴革，毫无保留地进献忠诚的建议，那就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了。

希望陛下能够把讨伐曹魏，兴复汉室的任务托付给我，如果没有成功，就惩治我的罪过，从而用来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

如果没有振兴圣德的建议，就责罚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来揭示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自行谋划，征求、询问治国的好道理，采纳正确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临终留下的教诲。我感激不尽。

今天我将要告别陛下远行了，面对这份奏表禁不住热泪纵横，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扩展资料：

《出师表》创作背景：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诸葛亮为丞相。223年，刘备病死，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实行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使蜀汉境内呈现兴旺景象。

为了实现全国统一，诸葛亮在平息南方叛乱之后，于227年决定北上伐魏，拟夺取魏的长安，临行之前上书后主，以恳切委婉的言辞劝勉后主要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以此兴复汉室；同时也表达自己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

《出师表》是诸葛亮出师临行伐魏前写给后主刘禅的奏章，文中以恳切的言辞，劝说了后主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亲贤远佞，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达了诸葛亮对先帝的知遇之恩的真挚感情和北定中原的决心以及效忠刘氏父子的忠心。

作品赏析：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三国时期，曹魏国力最强，孙吴次之，而蜀汉最为弱小。当刘备病卒于白帝城时，他留给诸葛亮的是内外交困的局面和一个年幼无知、扶不起来的接班人。

在这种危难关头，诸葛亮以丞相府的名义承担了蜀汉的全部实际责任，对内严明法纪，奖励耕战；对外安抚戎羌，东联孙吴，积极准备北伐曹魏。经过几年的努力。蜀国力量有所加强，呈现“国以富饶”“风化肃然”的局面，于是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以图中原。

就当时形势分析，且不说蜀魏两国实力悬殊，仅“劳师以袭远”这种策略也是兵家之大忌，但诸葛亮仍坚持铤而走险，并表现出百折不回的意志，其根本原因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是先主刘备的遗愿。

后主刘禅尽管昏庸无志，诸葛亮还要竭忠尽智地辅佐他，尽管刘备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诏，他也不存半点僭越之心，因为后主是先主的遗孤。“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是读葛亮出师北伐的精神力量，也是他后半生全部活动的精神力量。

《出师表》正是在淋漓尽致地解剖了这种精神的实质从而表现出这位社稷之臣的全部品格这一点上，显示了它独特而巨大的感染力。诸葛亮的忠肝义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在封建社会里被视为臣子的大节，普遍受到推崇。

《出师表》作者简介：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郡阳都县人，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早年避乱于荆州，隐居陇亩，藏器待时。建安十二年十月，刘备三顾茅庐，始出。

诸葛亮对他纵谈天下形势，并建议刘备联合孙权，抗拒曹操，以益州为基地，兴复汉室，此后一直佐刘备。建安十三年即联孙权，在赤壁打败曹操，取得荆州，西取益州，建立蜀汉，拜为丞相。

公元223年刘备死后，后主刘禅袭位，诸葛亮尽心托孤，被封为武乡候，主持朝政。诸葛亮志在北伐，于是东连孙吴，南收孟获，频年出征，与曹魏交战，最后因病卒于五丈原。有《诸葛武侯集》。

-出师表

《出师表》是诸葛亮出师伐魏临行前写给后主刘禅的奏章。文中以恳切的言辞，劝说后主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臣，远小人，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也表达了诸葛亮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的真挚感情和北定中原的决心。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sù）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

出师表表达了诸葛亮受刘备三顾茅庐器重，临死又被委以托孤重任，为了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感情。

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掌朝政大权，责任也变得更加巨大。面对刘禅的吃喝玩乐不思进取，不顾朝政，面对魏国的虎视眈眈，诸葛亮只能独撑危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一次次的出岐山作战。。。

出师表文辞优美，层次分明，感情真挚，真真切切表现出了一代政治家军事家的深谋远虑，为了国家呕心沥血的高尚品格，值得后世人学习和尊敬。

　　出师表》中的诸葛亮，他身上透露的是一种至真、至诚、至忠的情感美。

　　要了解他这种情感美首先得了解他与先主刘备的关系。从先帝接受徐庶“此人乃绝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驾见之。若此人肯想辅佐，何愁天下不定乎”的推荐，到委自枉屈“三顾茅庐”，以“拱立阶下”恭候昼寝的诚意打动诸葛亮开始，两人就患难与共，曾“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直到“白帝城托孤”，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已到极致：

　　“……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先主又请孔明坐于榻上，唤鲁王刘永、梁王刘理近前，吩咐曰：‘尔等皆记朕言：朕亡之后，尔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言罢，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毕，孔明曰：‘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

　　刘备在遗诏中吩咐刘禅曰：“卿与臣相从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

　　读之让人震颤，在那个江山至上、权力至上、皇族利益至上的时代，“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样的遗言是回肠荡气的，而正是这种极致的信任，成就了诸葛亮极致的忠诚情感。

　　诸葛亮自先帝刘备崩殂之后，决不负信任，恪守着自己的诺言，始终严守人臣下属的身份。不但没有因后主是个“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亲小人，远贤臣”的昏庸之徒而“自取”，更是多了一些劳心劳力的责任，他要调教后主刘禅，既要循循善诱地开导，又要不失臣下尊上的分寸。

　　我们看他的良苦用心，表文一开始就先分析蜀国目前面临的形势，既有“先帝崩殂，天下三分，益州疲惫”的不利条件，又有“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的有利条件，再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然后婉转规劝“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只有这样的方式方法才能让后主容易接受，真是难为了一代忠臣，为了蜀汉，为了刘氏江山可谓煞费苦心。

　　作为两朝元老，不但无居功自傲之气，反而更谦虚谨慎，恭敬有礼，向后主提出“赏罚分明”的建议是“以昭陛下平明之理”；推荐贤才是“愚以为……”既保全君主的自尊又尽进人臣的本分。在提出关键性建议“亲贤远佞”时，更以历史之训为鉴，以先帝之叹为情，以自己之见为理，让后主在历史的车轮声和先帝的感叹声中得以警醒。

　　面对昏庸的后主，诸葛亮尽心竭力，恨不得掏心掏肺以明其志。陈述自己的身份、志向、出山为先帝“奔走效劳”的经历以及与先帝患难与共的艰难。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借二十一年不平凡的历程，告诉后主创业的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的决心。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情感”打动对方，连呼先帝，声声热泪，其业系先帝首创之业，其臣为先帝简拔之臣，其将为先帝称能之将，后主怎不光先帝之遗德，竟先帝之遗业？其诚心可见，诚意可鉴。

　　表文以“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作结，其声呜咽心泣，其情沛然如注，勤勤恳恳之态如现，耿耿忠心尽袒，大忠之心日月可鉴。

　　观其一生，为了刘氏父子的江山社稷，可谓呕心沥血，忠贞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直到五丈原孤魂归天时，还念念不忘刘家的江山社稷：“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亡矣”。

　　一封遗表更是让后人读之潸然泪下：“伏闻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愚忠：臣亮赋性愚拙，遭时艰难，分符拥节，专掌钧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布仁恩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

　　弥留之际，仍心系汉室江山社稷，正是这“忠”和“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诸葛亮情感的光辉，并且布泽于后世无数的有志之士。

　　读《三国》时，每次读到五丈原先生强支病体出寨遍观各营时的长叹“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就自然而然地想起初出茅庐时对其弟的嘱咐“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也许从心底深处，他依然固守着“躬耕于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淡泊志向，可又不能不报知遇之恩，不能为人谋而不忠。

一、从出师表可已看出，诸葛亮是一个忠心耿耿，有抱负有爱国精神的人，也体现出诸葛亮是一个非常聪明考虑周到的人。诸葛亮在平息南方叛乱之后，于227年决定北上伐魏，拟夺取魏的长安，临行之前上书后主，以恳切委婉的言辞劝勉后主要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以此兴复汉室；同时也表达自己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

二、文章赏析：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nìng)，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就当时形势分析，且不说蜀魏两国实力悬殊，仅“劳师以袭远”这种策略也是兵家之大忌，但诸葛亮仍坚持铤而走险，(先后六次统兵伐魏)并表现出百折不回的意志，其根本原因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是先主刘备的遗愿。后主刘禅尽管昏庸无志，(“乐不思蜀”的典故足以显示他的人品)诸葛亮还要竭忠尽智的辅佐他，尽管刘备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诏，他也不存半点僭越之心，因为后主是先主的遗孤。“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是诸葛亮出师北伐的精神力量，也是他后半生全部活动的精神力量。

诸葛亮为蜀汉基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蜀汉建兴五年(227)，他率师北伐，在出师前写下这篇表文。阅读本文应着眼于“出师”这两个字。具体地说，一是要看诸葛亮对出师后国内政事的安排。诸葛亮跟后主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关系，又是辅政者与被辅政者的关系(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这次出师时，刘禅只有20岁，昏庸无能，不懂得治理政事;如果出师后国内政局不稳，前方必然会受到重大影响。因此，出师后的国内政局就成了辅政者诸葛亮最放心不下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此，诸葛亮在这篇表文里一面劝勉刘禅开张圣听，严明赏罚，一面又向他举荐人才来管理“宫中”“营中”之事，并殷切地阐明亲贤远佞的道理。

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国内政局稳定，有了“平明之理”，诸葛亮才能无后顾之忧，可以专力伐魏，可见讲治国大计和政事安排正是为了出师。二是要看诸葛亮怎样说明出师的理由。北伐的决策，实际上是诸葛亮的决策。当时在蜀国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些人持静观态度，“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反对立即出兵。在这篇表文里，没有重提这种争论，只是对出师原因做了适当的说明。这种说明没有反复陈说得失利弊，而是抒情言志，作者把“北定中原”看做自己“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为此，他历叙自己的身世，从“躬耕”说到“许先帝以驱驰”，又从刘备的“寄大事”说到这次北伐的决心，其间五次提到“先帝”，极力表达自己的“感激”和“忧叹”之情。这种方式既能打动君主，又有利于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