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故事?

三国演义人物论——论诸葛亮形象

作者：沈伯俊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我们简直无法想像，如果没有诸葛亮这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三国演义》还有什么看头，还怎么能成为世代相传的古典文学名著！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作者耗费笔墨最多的艺术形象。从“水镜先生”司马徽第一次提到他的道号“伏龙”（即“卧龙”），为他的出场预作铺垫（嘉靖元年本第六十九回《刘玄德遇司马徽》，毛本第三十五回），到他去世后被安葬于汉中定军山（嘉靖元年本第二百九回《武侯遗计斩魏延》，毛本第一百五回），他一直处于作品情节的中心，当之无愧地成为全书的第一号主角。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他塑造为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

一

历史上的诸葛亮（181～234），本来就是汉末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生于东汉末年的乱世之中，十四岁便随叔父诸葛玄离开家乡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辗转来到刘表控制的荆州。十七岁时，诸葛玄病卒。尽管此时诸葛亮年未弱冠，又与荆州牧刘表及其大将蔡瑁都有亲戚关系，但他胸有大志，襟怀高迈，不愿托庇于权门，于是带着弟弟诸葛均，毅然隐居于隆中（汉代属荆州南阳郡邓县，今属湖北襄樊市），一面躬耕陇亩，一面关注天下大事，研究治国用兵之道，长达十年之久。建安十二年（207），奋斗半生而屡遭挫折，当时依附刘表、屯兵新野、势单力薄的刘备三顾茅庐，向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请教。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为刘备制定了先占荆、益二州，形成三分鼎立之势，外结孙权，内修政治，待时机成熟，再分兵两路北伐，攻取中原，以成霸业的战略方针。在刘备的恳切敦促下，诸葛亮出山辅佐，从此成为刘蜀集团的栋梁，在历史的舞台上大展宏图，创造出非凡的业绩。

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亲率大军南征，刘表病卒，次子刘琮继位，不战而降，刘备败走江夏。在此危难之际，诸葛亮主动要求出使江东，说服孙权，建立起孙刘联盟，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军，使刘备趁势夺得荆州江南四郡，不久又“借”得孙权占据的南郡。此后，他又协助刘备夺取益州，顺利地实现了跨有荆、益，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第一步战略目标，使刘蜀集团达到鼎盛时期。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丢失荆州，使刘蜀集团的地盘减少了将近一半；章武二年（222），刘备又在夷陵之战中遭到惨败，次年托孤于诸葛亮，在羞愤与悔恨中病逝。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诸葛亮以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独力承担起维系蜀汉国运的历史使命。他高瞻远瞩，勤政务实，励精图治，清正廉明，把蜀汉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坚持“和”、“抚”方针和“攻心为上”的原则，迅速平定南中地区，较好地处理了民族关系；他不畏艰险，屡次北伐，始终对强大的曹魏保持了进攻的态势；他善于治军，赏罚严明，重视装备的革新和战术的改进，创制了令人称奇的“木牛流马”和“八阵图”；他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西晋杰出的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篇末高度评价道：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诸葛亮的崇高品格，不仅深受蜀汉民众的尊崇，甚至还得到敌方的敬重。在他的诸多优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智慧，集中体现于《隆中对》；二是忠贞，集中体现于《出师表》。总之，他确实不愧为一代贤相，名垂千古。

二

诸葛亮逝世以后的一千余年间，历代胸怀壮志、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深情地缅怀和颂扬着他，广大民众一代又一代地传颂着他的业绩，各种通俗文艺也反复讲唱和渲染着他的故事。罗贯中继承了这种尊崇诸葛亮的社会心理，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了通俗文艺的有益成分，加上自己的天才创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高雅、睿智、充满理想色彩和艺术魅力的诸葛亮形象，一个家喻户晓的光辉形象。这样的诸葛亮形象，虽以历史人物诸葛亮为原型，但已有了很大的变异，比其历史原型更高大，更美好，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为了塑造好诸葛亮艺术形象，罗贯中花费了大量笔墨，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努力。

（一）充分突出诸葛亮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他刚出山时的身份，《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没有记载，估计是幕宾之类。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夺得荆州江南四郡，诸葛亮始任军师中郎将；此时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早已封汉寿亭侯，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诸葛亮的地位略低于关、张。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定益州，诸葛亮升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掌管左将军府事务，此时刘备的官衔是“左将军领荆、益二州牧”），其官品与关羽、张飞同列，而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则超过关羽、张飞。直到刘备称帝（221），诸葛亮任丞相，才正式成为蜀汉的头号大臣。而且，在刘备称帝之前，诸葛亮虽曾参与谋议，但大部分时间是留守后方，足食足兵，从未统管过军事 。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出山不久，夏侯淳便率领十万大军杀奔新野，这是他面临的第一场考验。这时——

玄德请孔明商议。孔明曰：“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各须依计而行，勿使有失。”（第三十九回）

在这初出茅庐第一仗中，刘备一开始便将指挥权交给诸葛亮；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调遣众将，甚至连刘备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烧博望的胜利，树立了诸葛亮的威信，也确立了他指挥一切的地位。从此以后，他在刘蜀集团的指挥权牢不可破，从未受到过质疑。每遇大事，刘备总是对他言听计从，文武众官也总是心悦诚服地执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战期间，他出使东吴达数月之久，刘备方面积极备战，一切准备就绪后，仍然要等待他赶回去指挥调度：

且说刘玄德在夏口专候孔明回来……须臾船到，孔明、子龙登岸，玄德大喜。问候毕，孔明曰：“且无暇告诉别事。前者所约军马战船，皆已办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军师调用。”孔明便与玄德、刘琦升帐坐定……（第四十九回）

诸葛亮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就连身份特殊的头号大将关羽，由于违背军令私放曹操，诸葛亮也要下令将他斩首；只是由于刘备出面说情，希望容许关羽将功赎罪，“孔明方才饶

了”。（第五十回～五十一回）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二）竭力渲染诸葛亮的智慧，特别是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

上面说过，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突出品格之一便是智慧，但那主要是善于把握天下大势，善于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的政治智慧，《隆中对》就是其集中体现。至于军事方面，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说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意思是说诸葛亮善于管理军队，治军严整，但在运用奇谋妙计上却有所不足；他治理百姓的才干，优于当统帅的谋略；随机应变的本领，不是他所擅长的。有人认为陈寿贬低了诸葛亮；但事实是，历史上的诸葛亮确实并不特别擅长出奇制胜。然而，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不仅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政治智慧，而且通过大量的虚构情节，着力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把他塑造为用兵如神的谋略大师，成为中华民族无比智慧的化身。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出山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火烧博望，便具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历史上，刘备曾与曹操大将夏侯？、于禁等相拒于博望，“久之，先生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等追之，为伏兵所破。”（《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那是在三顾茅庐之前，自然与诸葛亮无关。罗贯中来了个移花接木，将此事安排在诸葛亮出山之后，使他成为克敌制胜的英明指挥者。作品先写曹军的气势汹汹，写十万曹军与刘备数千人马的悬殊对比，酿造出泰山压顶的紧张气氛；然后写诸葛亮调兵遣将，关羽、张飞对他的计谋都心存怀疑，“众将皆未知孔明韬略，今虽听令，却都疑惑不定。”“玄德亦疑惑不定。”结果，战斗的进程完全按照诸葛亮的预计发展，刘备军大获全胜，使得关羽、张飞这两个心高气傲的大将心服口服，称赞道：“孔明真英杰也！”（第三十九回）于是，诸葛亮料事如神的军师形象初步得到了表现。

随后的火烧新野，纯属虚构的情节。在这次战斗中，诸葛亮水火并用，层层设伏，让曹仁、曹洪率领的十万大军先遭火烧，再被水淹，损失惨重（第四十回）。从此，诸葛亮的无穷妙计，不仅赢得了整个刘蜀集团的高度信任，而且使曹军十分害怕，动不动就怀疑：“又中孔明之计也！”

在决定刘蜀集团命运和三分鼎立局面的赤壁大战中，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更是大放光彩。本来，在历史上的赤壁大战中，最主要的英雄应该是周瑜；诸葛亮除了出使江东，智激孙权联刘抗曹之外，究竟还有哪些作为，史书上并无明确的记载。然而，在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却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的人物。尽管他在吴军中身居客位，但是，他却是“赤壁大战”这一情节单元的真正主角。孙刘联盟的建立，由他一手促成；孙权抗曹的决心，由他使之坚定；周瑜导演的“群英会”、“蒋干盗书”，黄盖的苦肉计、诈降计，被他一眼看穿；战役的关键决策——火攻计，由他与周瑜共同商定；而实行火攻的决定性条件——东风，又由他巧妙“借”来。可以说，孙刘联盟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他的智慧；如果没有他，周瑜要想打败曹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孙刘联盟与曹军之间的矛盾和孙刘联盟内部矛盾的旋涡里，在与周瑜、曹操这两个杰出人物的斗智中，他的远见卓识、雅量高致和神机妙算，一次又一次地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周瑜对他又敬又嫉，多次企图除掉他，他都一一从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无可奈何，又维护了孙刘联盟，保障了战役的胜利。斗智的结果告诉人们：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又不及诸葛亮，因此，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头号英雄。

在“三气周瑜”、“刘备夺取汉中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情节单元里，罗贯中也安排了许多虚构的情节，从多种角度入手，把诸葛亮的智慧谋略表现得精妙绝伦。在与对手的政治斗争中，他总是善于把握全局，随机应变，因势利导，牢牢掌握制胜的主动权。在军事较量中，他总是知己知彼，重视掌握情报，善于调动对方，善于打心理战，善于“用奇”，或伏击，或偷渡，或伪装，或奔袭，虚虚实实，千变万化，一次又一次地赢得胜利。《孙子兵法》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势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诸葛亮精通这些军事原则，真是用兵如神。�为了突出诸葛亮的谋略，作品常常运用对比、衬托等艺术手法。心高气傲的周瑜多次感叹：“孔明神机妙算，吾不如也！”直到临终，他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叹，强烈地表达了他力图压倒诸葛亮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善于用兵的曹操在与诸葛亮交战时老是疑神见鬼，一败再败。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更是多次承认：“吾不如孔明也！”甚至在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司马懿率兵追赶，还被诸葛亮的遗像吓得狼狈而逃，落了个“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话柄。通过这些第一流人才与诸葛亮的对比，诸葛亮那“无穷如天地”的谋略被表现到了极致。

（三）多方刻画诸葛亮的忠贞品格

在诸葛亮人生的后半段，即从“白帝托孤”到“秋风五丈原”（223～234），这一方面日益得到强化。在这十二年里，诸葛亮独力支撑蜀汉政局，日理万机，尽心竭力，为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而不懈奋斗。平定南方之后，他亲率大军北伐，临行呈上著名的《出师表》，对后主谆谆告诫，并慨然表示：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禳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第九十一回）

在“六出祁山”的漫长征途上，诸葛亮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也遭受过意外的失败。首次北伐，虽曾势如破竹，连夺三郡，但因马谡自作主张，丢失街亭，蜀军不得不迅速撤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事后，诸葛亮不仅坚持原则，挥泪斩马谡；而且勇于承担责任，上表自贬三等；并诚恳叮嘱部下：“自今以后，诸人有远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翘足而待矣。”（第九十六回）在外有强敌，内有庸主的艰难形势下，他以极大的智慧和毅力，作出了非凡的业绩。直到最后一次北伐，他因积劳成疾，吐血不止，自知生命垂危，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蜀军的安危和蜀汉的存亡，仔细安排退军部署，推荐自己的接班人，还“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在这最后一次巡视军营中，他怀着无限的遗憾长叹道：“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在死神即将来临之际，上至国君，下至部属，近至眼前的退军节度，远至今后的方针大计，他都考虑到了，却很少想到自己的妻儿老小。作者以蘸满感情的笔触，传神尽意的描绘，极其鲜明地表现了诸葛亮忠心耿耿、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在写到诸葛亮溘然长逝后，作品插叙了被诸葛亮废黜的廖立、李严得知噩耗后的悲痛情景，以衬托诸葛亮立身之严谨、处事之公正、感召力之强烈。不仅如此，作者还极力渲染了此时的悲凉气氛：“是夜，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孔明奄然归天。”（第一百四回）真是字字带血，声声含泪，悼惜之情，溢于言表，令人读来荡气回肠。至此，诸葛亮的光辉形象便牢牢地矗立在读者的心中了。

三

几百年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不过，也有一些人对这一形象有所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的这段话：“至于写人，亦颇有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对此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鲁迅先生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标准，指出《三国演义》表现诸葛亮的“多智”有过头之处，这是对的，所谓“近妖”，即指有的地方对诸葛亮的谋略夸张过甚，表现出神化倾向；但这绝不意味着作品对诸葛亮形象塑造的根本失败。从总体上来看，作品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非常成功的。这里特别要强调这样几点：

第一，全面把握《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我曾经强调指出：

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古典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综观全书，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168年）到西晋统一全国（28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罗贯中都予以关注，都大致按照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作了不同程度的叙述与描写。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罗贯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调时，都力求实现艺术形象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这样，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人们普遍承认《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了汉末三国历史”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像，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 。

作品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正是既实现了“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又进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不仅体现了罗贯中本人“好奇”的审美倾向，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尚奇”的艺术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智谋的夸张和渲染，可谓由来有自。早在西晋末年，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为诸葛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李兴撰文，其中便写道：

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又何秘要 ？！

这里已经为诸葛亮的才干和谋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松之还引用多条材料，对诸葛亮的谋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诸葛亮已被称为“智将”。到了宋代，大文豪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

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赞叹，更加突出了诸葛亮的“神奇”。沿着这一思路，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又进一步写道：

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卷中《三谒诸葛》）

这就完全把诸葛亮神化了。

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复归于“人”本位——当然，是一个本领非凡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书中对诸葛亮智谋的描写，大都有迹可循，奇而不违情理。在政治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的“隆中对”、智激孙权，基本上是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加以叙述，并无多少夸张。在军事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空城计等事，尽管颇多虚构，但要么早有野史传闻或《三国志平话》的相关情节作基础，要么是对史实的移植与重构，即使纯属虚构，也编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 这样的智谋，虽有传奇色彩，却并非神怪故事；虽非常人可及，却符合人们对传奇英雄的期待。这与全书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是一致的。

第三，应该承认，《三国演义》在表现诸葛亮的智谋时，确有少数败笔。一是作品的后半部分，个别情节违背历史和生活的逻辑，勉强捏合，夸张过甚。如第一百一回《出陇上诸葛装神》中写魏军“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却无法赶上诸葛亮，并借司马懿之口称诸葛亮“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会“缩地”之法，便明显带有神异色彩。二是罗贯中出于对诸葛亮的热爱，有时对其失误之处也苦心回护，导致个别情节不合情理。如第一百五回“遗计斩魏延”，本来想表现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见之明，却无法完全掩盖诸葛亮对待魏延的不当之处，结果欲益反损，反而使读者感到难以信服 。这种情节虽然不多，却有可能让人产生“近妖”的感觉。

第四，应该注意将《三国演义》与其衍生作品加以区别。几百年来，在《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改编与再创作，从而产生出大量的、各种门类的衍生作品。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演义》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演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有所强化，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例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装束，初见刘备时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第三十八回）；赤壁大战后南征四郡，也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第五十二回）；首次北伐，与王朗对阵，则是“纶巾羽扇，素衣皂绦”（第九十三回）。这些描写，来源于东晋裴启所撰《语林》对诸葛亮衣着风度的记载：“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鹤氅”亦为魏晋士大夫常用服饰，《世说新语》等书屡见不鲜。而在明清以来的某些“三国戏”和曲艺作品中，诸葛亮动辄穿上八卦衣，自称“贫道”，言谈举止的道教色彩越来越重，其计谋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强化。如果有人从这类作品中得到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都记在《三国演义》的账上的。

总之，尽管《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存在少数不当之处，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从总体上来看，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书塑造得最为成功，最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永远启示和激励着后人。

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

作者：朱子彦

一

刘备白帝托孤,对诸葛亮曰,若其子刘禅“不才,君可自取”[1](《蜀书·诸葛亮传》),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1](《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孙盛曰),对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田余庆先生对这二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为然,在其《蜀史四题——刘备托孤语》一文中作出了新的诠释。田先生的见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暂且不作评论,我以为刘备托孤之语,是真心,还是假意,抑或是另有打算,今已无从考证,诚然是千古之谜。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当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诸葛亮对蜀汉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2](P226)之所以没有人怀疑过,无非是经过历代文人及小说家的渲染,诸葛亮已经被衍化成“圣人”,成了鞠躬尽瘁、忠贞冠世的典范。历史学家受其影响,大概也会感到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区,轻易不敢染指。要把诸葛亮从圣坛上请下来,我想很有必要对这一最棘手的问题作一番探讨。

其实,诸葛亮执政时并没有被时人视为事君以礼、谋国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诸葛亮甫卒,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即上书后主刘禅,曰: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1](《蜀书·杨戏传》注引《华阳国志》)

所谓“狼顾”,《晋书·宣帝纪》云:“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可见,所谓“狼顾”相,即是具有“非人臣”之相。李邈直指诸葛亮同司马懿一样亦具“狼顾”相,意谓其久后必篡夺刘氏天下,自己当皇帝。至于“虎视”,《后汉书·班固传》所收《西都赋》内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句,李贤注曰:“龙兴虎视,喻盛强也。”班固的实际意思是:尽管周、秦都很“盛强”,但是,周以“龙兴”,取天下以“德”;秦却是“虎视”,取天下以“武”。李邈用此典故,即暗示诸葛亮“身杖强兵”,与秦的“虎视”相同。《左传·昭公十一年》曰:“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孔颖达《疏》引贾逵说:“五大,谓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这五种人有权有势,居边则易反叛,故云:“五大不在边。”李邈认为诸葛亮属于五种人之一,让其率兵居边,必危及蜀汉朝廷。不仅如此,李邈还直接将诸葛亮比作欲危汉室的吕禄、霍禹。

对李邈的上疏如何看如果要维护诸葛亮的崇高形象,尽可以把李邈的上疏看成是污蔑、攻讦诸葛亮的诽谤之辞;但若冷静客观地仔细分析,即可发现李邈之言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我以为真正具有“狼顾”相的人是不存在的,司马懿、诸葛亮之所以被时人看成有“狼顾”相,无非是怀疑他们有篡位的野心。蜀汉政权中不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连尚书令李严亦猜忌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九锡为何物“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3](卷7“九锡文”)稽考于史,九锡之礼规格极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锡中的虎贲乃天子之卫士,“天子

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艺术的共同本质。”“意味”是指那种不同与对自然物的美的感

情，而是一种特殊的、神秘的、不可名状的审美情感，“形式”是艺术的核心，是艺术品

内的各个部分和质素构成的一种纯粹的关系，意味与形式存则俱存，亡则俱亡。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艺术方面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书法艺术方面，楷书真正出

现了。绘画艺术的变化虽然不象书法那么显著，但是社会风气的变化，崇佛思想

的上扬，都让本来简略明晰的绘画进一步变得繁复起来。“以形写神”，强调“传神”

和“悟对通神”，《论画》中提出“迁想妙得”等，确可算是后世中国画家所拳拳服膺

的论画最高准则。画法也惟用线条勾勒轮廓，无皴点、晕染等技巧。花鸟画则未

形成独立画科，可能带更强装饰性。绘画形式在保留前朝的壁画、漆画、画像石

和画像砖同时，出现了纸绢卷轴画，这一形式多出自士大夫画家之手，极利于收

藏和流传，也成为后世伪作的最主要形式。这就是六朝绘画所呈现的时代特色。

人物化的基本表现模式可归纳为：1、以线描为主要表现形式。2、注重衣袍表现，利用手势来传达人物间的心理关。3、在历史故事中往往附有榜题，以文字补充说

明绘画的内容。4、具有组织大规模群像的能力。 山水表现的特征：1、尚奇石，

多透空表现，未重视山石质感的描写。2、相对于人物有白描，山水以设色为主。

3、树木表现的杂度高于山水。4、比例上人大于山。5、具有表现远方的空间意识，虽然实际画风并不具有说服力。6、山水为神仙或理想世界，具有强烈的理想性格。

隋唐两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大唐帝国的前期阶段，版图广阔，

国力雄厚，经济繁荣，为文化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使文化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丰富多彩的绘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 题材

和风格都在进行新的探索。自南北朝兴起的描绘贵族人物肖像和生活风俗的绘画

也有较大发展，以描写山川风景为主的山水画则开始脱离稚拙而逐渐进入成熟阶

段。唐代绘画是中国封建社会绘画的巅峰，其艺术成就大大超过往代。唐代的绘

画风格，承前启后，有“细密精致而臻丽”的特点。来自各地，集中于京畿的画家，大多

擅长宗教题材，也善于描写贵族生活。作为人物活动环境的山水，由于重视了比例，

较好地表现出“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的空间效果，山水画开始独立出来。初唐绘画即

显示出不寻常的成就，唐太宗在巩固政权的同时也注意文治建设，阎立德、阎立

本兄弟及尉迟乙僧的绘画活动, 以及以敦煌220窟为代表的壁画体现着此一时期绘

画艺术的最高成就。人物画在隋唐仍占主要地位。魏晋兴起的佛教画至隋唐达到

极盛，它既继承汉魏传统，又融合西域等外来绘画成就，艺术上发展更为成熟。 山水画表现自然山川大地之美的山水画在隋唐时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种，摆

脱了魏晋南北朝时“水不容人大于山”的稚拙状态而趋向成熟。隋及唐代前期的山

水画中常穿插神仙内容及贵族游乐，多以青绿赋色，纤丽而富有装饰性。隋代展

子虔擅长“台阁、人马、山川，咫尺千里”，传为他所画的《游春图》以纤美的笔

致和青绿设色，成功地画出了春山春水的深远广阔和贵族士人骑马泛舟游乐的场

景，予唐代山水画以深远影响。初唐人物画家阎立本等虽以人物画为主，但也承

绪前代山水画而有所建树。然而山水画的显著提高是在盛唐以后。李思训、李昭

道父子继展子虔之后将青绿山水画提高到新的阶段。

花鸟画在隋唐时代也已成为独立画种并有了明显的进步。中国描绘动植物形

象的图像早期多见于工艺品装饰，汉代常表现祥瑞图像，魏晋以后，已有人画蝉

雀等禽鸟虫兽。隋唐时代由于贵族美术的发展，花鸟题材多流行于宫廷及上流社

会，用以装饰环境及满足精神欣赏需要，如初唐贞观时，太宗与侍绣泛舟春苑池，见□□戏水，乃召阎立本图写；高宗时，薛稷以画鹤著称，尝创六鹤屏风样，当时

秘书省壁上就有薛稷画鹤及郎余令画凤凰，被誉为绝艺。德宗时边鸾善画折枝花

鸟，“下笔轻利，用色鲜明”，能“穷羽毛之变态，奋花卉之芳妍”，当时新罗国进

献孔雀，诏令边鸾图写其貌, 翠彩生动，得婆娑之态。

壁画艺术在隋唐时达到极盛。当时宫殿、衙署、厅堂、寺观、石窟、墓室

都有壁画装饰。唐代壁画继承汉魏的传统又有巨大发展，壁画题材由图绘人物及

佛道故事扩大到表现山水、花竹、禽兽等方面，内容及技巧上均大大超过前代。

我国绘画的全面发展时期是在两宋时代。北宋初期的绘画主要就是效仿南唐、

西蜀，而且在宫内设立翰林图画院。并不断完善体制，到宋徽宗宣和时，画院达

到鼎盛。一时名家都集中于宫廷，南宋赵构的绍兴画院也是人才济济。画院创作

主要以宫观道释壁画，政治题材人物画，帝后肖像画以及装点宫殿的花鸟，山水

为主，强调形似和格法，形象真实精确，用笔工细谨严，设色华丽精微，所形成

的“院体”画风为后世宫廷画楷模。

宋代职业画家的队伍也很庞大，城市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市民阶

层需求，使绘画的社会需求量大大增加，画家的职业化和画作的商品化也日趋明

显，绘画作为固定行业与社会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题材内容上突破了宗教题材

和贵族爱好的局限，着意表现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出现了货郎图、婴戏图、牧放图、行旅图，以及综合性的世情风俗画。具有浓郁的世俗化情趣。画法也笔墨多变，灵活生动，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貌，影响及于画院和后世。

宋代士大夫文人多雅好书画，把它视为文化修养和风雅生活的重要部分，许多人成为收藏家、鉴赏家和画家。他们的绘画多为奇兴抒情之作。题材偏重于梅兰竹石，象征孤洁人品，并追求主观情趣的表现，反对过分拘泥于形似。画法以水墨法为主，力求洗去铅华，归真反朴，并融入书法之笔意，追求笔情墨趣，所创花卉、山水画风奠定了文人画的基调，经后发扬光大，遂形成势不可挡的文人画潮流。

两宋三百余年间，政局也几经动荡，北宋一统天下有盛转衰。1127年金兵入汴梁灭北宋，赵构南渡至建康（杭州）建立南宋偏安一隅。百余年后又被元朝所灭，社会的变化也使两宋呈现鲜明的阶段性。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北宋初百余年内，主要沿袭唐、五代画风，人物画师法吴道子；花鸟画遵循黄筌体制，山水画主要宗荆、关传统。神宗前后的北宋中期，出现较显著变化，人物画家李公麟创“白描法”，大大丰富了线条的表现力，山水画以郭熙为代表，更真实细腻地描绘大自然的微妙变化，传造化之神，花鸟画发展了水墨法苏轼、文同、米芾等人倡导文人画。北宋末至南宋初，宣和画院形成的“院体画”风行一时；人物画中的风俗画和历史画成就突出，南宋后期山水画变革显著，“南宋四大家”创立简劲雄健的新“院体”山水画风；花鸟画发展了水墨写意法，并形成诸多文人水墨花卉画派，人物画中也出现了梁楷的水墨写意“简笔画”。

两宋花鸟已形成宫廷“院体”和文人水墨两大派条，各派系在不同时期又有一定发展、变化，可谓“派中有派”。

宋代人物画在题材开拓方面成就突出。画法也有新创，在安排复杂情节，布置宏阔场画，刻画真实形象；揭示内心世界，赋以深刻主题等方面也显示出高超的表现力，故虽未形成诸多流派，对后世影响却很大。

明清时代是中国封建的没落时期，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明王朝的建立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处于同一时期，但性质却有很大差异。资本主义的萌芽缺乏肥沃的土壤，无法正常发展。社会还是在保持封建 经济与封建文化整体结构不变的状态下向前缓慢推进。明清“八股取仕”及文字狱的推行，

还严重阻碍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中国美术在这段历史中，表现为一方面日趋衰落保守流行复古，另一方面又不断酝酿变革创新，直到最后出现大变异现象。人物画山水画创作不如唐宋元，花鸟画尤其是写意花鸟画却有不俗的表现，雕塑艺术与现实结合得更紧密，版画年画艺术极其繁荣。 明朝的统治者准许手工业自由经营，使元代已有的手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在江南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新的社会条件使通俗市民文艺十分发达。《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西厢记》等文学名著纷纷问世，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艺术氛围，直接影响了美术创作的思维方式以及表现手法的发展。小说插图成了市场销路极好的商品，促使明代版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艺术高度。明永乐时曾派郑和7次下南洋，对明代政治、经济，以及与南洋各国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明代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新文化思想与审美趣味渗入到文人书画创作之中，形成重个性、重独创的一代文入画家，尤其是近乎职业化的文人画家助成了这一系统的发展，这种倾向在明代中期最为明显。

清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对立也体现到美术创作之中。院体画家适应统治阶级保守思想的要求下极力摹古，他们在继承传统方面功力深厚， 集古人之大成，并取得了一些成就。另一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画家，不受传统束缚，在与社会压力的坚强的对抗中他们的艺术风格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但纵览整个清代，保守思想仍一直笼罩画坛。

清代没有专门的宫廷画院，但宫廷绘画活动却比明代频繁，并任用欧洲画家，为绘画技法发展起了一定作用。民间绘画承明代之风有很大进展，行会组织促进了民间绘画的繁荣与提高， 民间年画的兴盛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