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文学评论。

　易卜生之所以被称为“近代欧洲的戏剧大师”，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戏剧艺术的革新者。他将戏剧当做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镜子，把舞台当做讨论当代政治问题的论坛。《玩偶之家》便是他有关妇女问题的一部杰作。剧中描写了海乐茂夫妇的家庭关系由和睦转为决裂的故事，通过娜拉逐渐觉醒的过程，深刻揭露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宗教、爱情、婚姻等的虚伪和不合理。此剧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突出体现了易卜生戏剧的特点：主题突出，人物鲜明，结构严密，情节集中，语言精炼。

　　娜拉和海尔茂8年的“恩爱”生活在一纸票据面前竟然显得那么不堪一击，这不由令人想起一位作家的慨叹：你怎么夸张了夸张不过生活，你怎么想像民想像不过现实！复杂的生活矛盾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这一切却在情节的发展中让读者看了个明白。剧情被巧妙安排在圣诞节前后3天之内，突出表现了节日的欢乐气氛与家庭悲剧之间的对比。作者以柯洛克斯泰被海尔茂辞退，利用借据要挟娜拉为他保住职位一事为主线，引出了多种矛盾的错展开；娜拉也在这短短3日内，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复杂的内心斗争，从平静到混乱，从幻想到破裂，在痛苦中自我觉醒，取得了强烈的戏剧效果。

　　由作家使用的“回溯法”，我们可以了解到：娜拉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是父亲的玩偶，结婚以后又是她丈夫的玩偶，如她自己所说，是父亲的“泥娃娃女儿”，是丈夫的“泥娃娃老婆”。但她热爱生活，热爱家人，为了他们的幸福，她不惜牺牲自已。

　　海尔茂是一个自私和虚伪的资产者形象，在外人眼中，他无疑是一个“正人君子”“模范丈夫”；随着剧情的发展、矛盾的展开，他的面具被层层剥离，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在家庭中他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在社会上他是一个资产阶级道德、法律、宗教的维护者，他的生活目的就是追求金钱和地位，他不得爱，亦不知被爱，妻子只是他的一件私有财产。听听他所说的话吧：他将娜拉倾吐的痛苦心声斥为“花言巧语”、“装腔作势”；将她的牺牲评价为“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前途也让你断送了”；称爱他的妻子为“伪君子”、“犯罪的人”；当风平浪静后，他第一个反应即为“我没事了”；尔后“安慰”妻子说“你的事都由我做主，都由我指点”，“你只要一心一意依赖我”；当娜拉作出离开“玩偶之家”的抉择，他竟说出“你最神圣的责任是你对丈夫和儿女的责任”的话，并为自己作出辩护“男人不能为他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

　　可以说，正是这些像刀子般的话使娜拉快速成长起来，激发了她在叛逆性。她控诉“我不了解你”，“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现在我不爱你了”，一个坚强独立的新的娜拉站了起来。娜拉在“麻烦”解决掉之后毅然决定出走，给人们的警示和启发更为深远，这种结局的安排突出体现了作者思想的深刻性。

学者日不落在《简约解读世界性的戏剧大师易卜生》中指出：“西方世界在高速发展,而时间对于中国却好像是一只生了锈的钟,在停滞中腐烂着！如“元代大都，传来呜呜的号筒声，一列行刑的队伍穿过大街。一个蒙受不白之冤的年轻女子就这样被押赴刑场。许多善良的人们慨叹这位

女子的悲惨命运。临街酒馆里的刘大娘向关汉卿讲述了女犯朱小兰的不幸遭遇以及她的悲惨身世。朱小兰的悲剧激起了关汉卿对这个弱女子的无限同情之心和对官府衙门草菅人命的无比愤慨（引用网络资料--引用于姜方的博客）。”。关汉卿大约生活在1240--1310年之间，而挪威杰出的剧作家、诗人易卜生（又译作：易仆生。他为世界文库留下了绚丽多彩的二十五部戏剧和丰富的诗歌、书信、文艺散文。），却生活在1828～1906年之间，其代表作《玩偶之家》，可以和关汉卿的《窦娥冤》同样在今天享誉世界。旧中国知识分子结构里，没有多少懂易仆生的,除了古希腊悲剧,仅知道点《窦娥冤》。“写作,既是坐下来判断自己”易仆生在自己的作品的扉页上写下的这句话，如同他的剧作一样深刻，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他，被被人们誉为“现代戏剧之父”。这位北欧文化巨人，以社会化性的哲学思想、丰富的人生观，反映了挪威那个特定的时代。易仆生作品中的“娜拉”（《娜拉的出走》），就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影响的产物，再或者说起码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妇女从经济方面要求解放、在受教育和立法上争取权利、博得与男性的平等。无疑，易卜生的作品有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子。如果说严复单单基于英格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保有理论的基本可靠性,而胡适以易仆生主义解说自由主义。因为新文化运动，胡适就文学革命发表理论文章，在“新青年”辟“易扑生专号”提倡妇女解放，为那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20-40年代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恐怕也如此。家易仆生曾说:“艺术家用生命铸造生命,用灵魂锻造灵魂,当他完成一件作品后,便把一部分生命留在原作里,成为可以感知的活体。”是的，人骨里的本能决定屈从群体的倾向，一个作家的笔必须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并非人云亦云，而是突出个人争取自由的天性，因此易仆生不愧为“伟大的问号”。《培尔金特》，挪威著名戏剧大师易仆生的经典之作。

挪威作曲家格里格（Edvard Hagerup Grieg 1843-1907），运用挪威民间音乐，根据易仆生同名诗剧，创作了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配乐诗剧《培尔金特第一组曲》和《培尔金特第二组曲》。正如易卜生对一位看不懂他的戏剧的德国读者说：“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须先了解挪威。”他晚年作品，更是他人生的写照。易卜生，伟哉伟哉！。

现代戏剧之父

挪威首都奥斯陆南边的小城斯基思，是个保留着北欧中世纪建筑的城市。城中，那座塔楼高耸、气势雄伟的大教堂，更让人们惊叹不已。 一天，有个满头鬈发、相貌俊秀的孩子路过教堂时，突然吵着要陪伴他的女仆带他一起登上塔楼看风景。当孩子从高空看到自己家的房子、广场的车马、只有玩具一般大小的行人时，兴奋得拍手欢呼起来。这一刻，他从高空看世界的感觉，似乎影响到这孩子的一生。 几十年后，这个名叫易卜生的孩子成为著名的剧作家。他写出了好几部剧情紧凑，用人物遭遇生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剧本，剖析了人世间的虚伪和罪恶，突破了戏剧多年来以历史传说故事为题材的传统，不但震动了挪威，还影响了欧美。这些戏剧深刻揭露了假、恶、丑，正如他在《在高原》一诗中所说：“我从高处看人群，看清了他们的真正本性……”

1874年夏天，在丹麦哥本哈根，写了多部戏剧、已经成名的易卜生与朋友劳拉交谈时，劳拉告诉他，她因为一时筹不到钱支付丈夫治病的费用，只得伪造签名借钱。她万万没想到丈夫后来得知此事后，居然拒绝原谅她百般无奈之际的行为。她的家庭就此破裂。这个男人气量太小了，易卜生当时这么想，可他又想起前些日子读到的挪威女作家科莱特的小说《职业的女儿们》，书中流露出争取妇女自由解放的激情……

四年后，暂居罗马的易卜生开始用笔写下他的思索，那是一篇题为《关于一出现代悲剧的札记》的文章：“世界上有两种精神的法律，两种良心。一种是男人的，一种是妇女的……这个社会纯粹是男权社会，一切法律都由男人制定……”

他放下笔，又想到现 在的家庭，几乎与封建时代一样，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仍然是男人的玩偶。易卜生思考着。又过一年，他写出了剧本《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剧本出版两个星期后，就在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次公演。

大幕拉开，观众们看到舞台上出现的是奥斯陆一个银行经理海尔茂的家。快到圣诞节了，这个家庭多么温馨啊，圣诞树送回来了。海尔茂温情地称呼妻子娜拉“小宝贝”、“小鸽子”。他爱自己的妻子，从不在外寻花问柳、酗酒闹事。娜拉好像也挺幸福，她结婚八年，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好几年前，因为海尔茂患病要去疗养，娜拉手头没钱支付，百般无奈只得背着海尔茂假冒自己父亲的签字，向银行借债送丈夫去看病。这些年来，她省吃俭用积钱还了这笔债。

眼下，升任经理的海尔茂要解雇职员柯洛克斯泰。柯洛克斯泰是当年娜拉冒名借款的知情者，他不愿失业，写信向海尔茂告发此事，威胁他。海尔茂看信后居然对娜拉大发雷霆。当柯洛克斯泰听人劝说后，写信表示绝不再提此事时，海尔茂又对娜拉亲热起来。这番周折让娜拉终于看清丈夫海尔茂的虚伪本质，也明白自己在家中只是海尔茂的玩偶和消遣的东西。她愤然离开了这个家。

《玩偶之家》形象生动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市侩气和虚伪，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它的上演引起了轩然大波。“此戏鼓励妇女不顾家庭、丈夫和女儿，独自出走。简直是伤风败俗……”“这出话剧的结局，应该改成娜拉放弃出走的念头才对……”

这种种用“道德”来否定《玩偶之家》意义的言论，使易卜生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易卜生坚持自己的立场，继续写出《群鬼》、《人民公敌》等戏剧，用作品反击那些披着道德外衣的伪君子的恶毒攻击。在《人民公敌》中，那位坚持揭露有毒水质污染环境真相，而被竭力掩饰真相、制造虚假繁荣的官员、绅士们宣布为“人民公敌”的人物——斯多克芒医生，在舞台上大声说：“难道我就心甘情愿地让舆论、让这些多数派和这些牛鬼蛇神把我打败吗？对不起，办不到！”“靠着欺骗过日子的人都应该像害虫似的被消灭干净！” 这些台词正是易卜生的心声。

《玩偶之家》的结尾，娜拉出走之后向何处去？是个问号。《人民公敌》的结尾，坚持真理的斯多克芒医生成为孤独的少数派，不但自己失去了工作，连同情他的女儿、朋友也都失去了工作。他今后怎么办？也是个问号。易卜生这类揭露现实的戏剧，没有走传统戏剧在剧情高潮中解决问题的老套路，而是提出问题，激发观众去思考。因此他被称为“伟大的问号”。

易卜生在一些取材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戏剧中，同样注入他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在《培尔·金特》中，他写了一个富于幻想、终日懒散生活的青年培尔·金特流浪闯世界的经历。培尔·金特遇到过妖魔，后来又贩卖黑奴发财致富，干了不少坏事，最终破产潦倒，回到了家乡。《培尔·金特》公演时，观众看到戏临近结尾，舞台上的培尔·金特在剥一只洋葱，他剥去一层又一层，剥完了所有的皮，什么也没有找到。易卜生通过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性的情节，突出了全剧的哲理：自私、专横地向生活索取的人，最终是一无所有。

易卜生七十八岁时在奥斯陆逝世。他留下的《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剧本成为世界各国戏剧舞台上的经典作品，他的创作对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欧美戏剧产生深远影响，因而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

易卜生深受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热情投入挪威的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他目睹了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软弱，投机和自私，于失望和痛苦中转向致力于民族文化和启蒙运动。1851年到1862年，他先后在卑尔根和奥斯陆担任挪威民族剧院的主任、导演和编剧。1863年，普法联军入侵丹麦，易卜生对挪威当局不支持丹麦深表愤慨，于是离国出走，在意大利和德国居住。正是在欧洲激荡的革命浪潮中，易卜生成为一位伟大的剧作家，成为现实主义戏剧的开山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