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这个人

刘备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优点是多方面的，如爱民爱材、宽厚仁义、知人善任，待人公正真诚。《三国志》评论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尽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不二，诚君臣之圣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侠，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看，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竟利，且以避害云尔。”他能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材收为己用。最典型的范例就是诸葛亮，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临终前遗言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却在大权在握时，念念不忘完成刘备的遗志，最后在北伐的战争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刘备的政治品格特点，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念的体现。孔、孟的政治主张强调“德治”，强调“仁政”，告诫统治者要“以德服人”，要用自己的人品、高尚的道德来影响臣民，征服百姓。刘备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实践中领略到遵循儒家政治思想理念对于角逐天下的重要性，十分注意自身品德人格的修养，树立贤德之君的风范，临终时仍不忘留下遗诏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正是这个“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基本政治理念，铸成了刘备一生受人敬重的政治品格，成就了刘备的一生霸业。

三国演义刻画的刘备是一个爱哭，无主见的人，实际上我认为不过是为了使刘备更接近于罗贯中们心目中的帝王形象，他们很难接受一个草莽英雄能成为帝王的事实。刘备的性格类似刘邦，但刘邦生性多疑，又善于纳谏，还没有“妇人之仁”，他们以为刘邦的成功主要在于此，而刘邦的草莽性格在他们看来是缺点，若无以上的原因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刘备却可以说毫无防人之心，又不纳谏，又总是有“妇人之仁”，在关系到前途的最大选择面前总是表现得优柔寡断，这样的人能成功，实在是没有理由。但他真的成功了，只能说是个奇迹了。

首先看看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营造刘备的性格，特地对于一些事情进行了修改：

1、 刘备怒打督邮，这件事最能体现刘备的性格是江湖儿女的性格，与罗贯中所描述的刘备的性格格格不入，于是将此事安在了张飞身上。

2、东吴招亲，面对阴谋，诸葛亮劝刘备勿往，刘备却不在乎，以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件事也体现了刘备作为一个草莽英雄的英雄气概。三国演义中改为诸葛亮劝刘备前往，明显是要将刘备的草莽之气去处。

3、 刘备与庞统发生争执，最后刘备将庞统叫回问庞统的话是“向者之论，阿谁为失？”，演义中改为“昨日酒醉，言语触犯，幸勿挂怀。”。本来刘备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他与庞统“宴乐如初”是抱着宽容的态度原谅了庞统；演义中却成了刘备认错，表现了刘备善于纳谏。一改之下，意义完全不同，终于符合了他们眼中的帝王形象。

其次，看看历史上关于刘备的记载，是如何体现刘备的个性的：

1、 刘备爱喝酒，而且喜欢在军营中和大将士兵们一齐喝酒，史料上记载了刘备两次大摆宴席喝酒的事，一件就是入蜀大胜后，就是上面与庞统发生冲突的这次。还有一次是在汉中赵云大败曹操，刘备一高兴，就“作乐饮宴至暝”。这些都体现了刘备的草莽气息。

2、 刘备不爱安安稳稳的做在家里享福，却喜欢和他的将军士兵们在一齐。刘备至出道以来，一般都是亲自领兵的，打袁术，打曹操，打蜀中，打汉中和回荆州救援关羽打东吴。可以说唯一他没有亲自打的仗就是赤壁之后打江南诸郡和稳定江南诸郡之战，因为这些仗太关键了。估计刘备有自知之明，所以呆在荆州没有到前线。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大概也只有刘备会为“髀里肉生”而“慨然流涕”吧。大概也只有刘备会做皇帝不久后就急不可耐的亲自率兵打一场群臣反对的战役吧。

3、 刘备待人坦诚到令人无法相信，帝王们向来是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曹操的梦中杀人正是这种想法的典型体现，而刘备则不然，与关张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与赵云是“同床眠卧”，与诸葛亮是“情好日密，犹鱼之有水”。史料记载至少有二次刘备对于刺客坦诚相见，这那像一个帝王？整个就是一个草莽英雄的作为。

4、不但是不防备关张诸葛等人，甚至将兵权也全部交给他们。刘备起事之初，就是由关张“分统部曲”，诸葛来了后，就将军权交给诸葛亮（关张对诸葛亮的不满就是因为诸葛亮插手他们的军权）。打蜀中，军权交给庞统；打汉中时，又将军权交给法正。总之，根据我的分析，刘备一般不会亲自指挥打仗的，他主要的作用是观摩，附带重大问题的决策（赵云汉水一仗表现就是如此）。甚至我认为他亲自率军只是因为他更喜欢和他的将军士兵们生活在一齐。若承认刘备是个草莽英雄的性格，这个推论就不奇怪了。

5、《三国志先祖传》载“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等本身就体现出刘备是个具有草莽英雄气质的人。若以此性格来看，所有史料中关于刘备做每件事的记载都可以很好的解释。否则，按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给刘备安排的性格，有些事无法解释，只好演义一把了。

刘备少有大志，史载“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於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所谓宗中诸小儿，也是刘邦的后代，都可以说得上是帝王贵胄。和他们说这样的话随时可能招致灭门之灾的。我觉得这不是刘备年少无知的举动，而是代表着刘备的远大志向。这也是刘备不甘久居人下的原因。

刘备又常被人指责为枭雄。枭，有几种含义，一种是不孝的鸟，传说枭长大后会咬死母亲，但这个和刘备应该没有关系；一种是指凶猛的鹰类，常说是猫头鹰，我实在不觉得猫头鹰有多么的凶猛。但无论如何，枭与猫头鹰应该有相似的地方，猫头鹰是白天躲着，夜晚才捕食的。这应该也是枭的特点。古人以日为阳，夜为阴。是否就是指枭这种猛禽是在人的面前表现得比较温顺，但一但在人的背后就表现得十分凶猛，会反咬一口。

指责刘备为枭雄的主要是东吴和巴蜀的人。对东吴而言，刘备寄宿在荆州，名为和东吴联盟，实则很可能养精蓄锐，并吞东吴。对巴蜀而言，刘备做为援军进驻巴蜀，随时可能鸠占鹊巢，吞并巴蜀。所以我认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将刘备比作枭雄，应该就是这种解释了。还有一种解释等同于英雄，是褒义词，应该也不能代表时人比喻刘备的真实意图。

纵观刘备的前半身，将刘备比作枭雄似乎一点也不冤枉刘备。刘备投靠公孙攒，最后离开公孙攒投靠了陶谦，这倒无所谓。但后来，刘备投靠吕布，又率兵攻打吕布，更进言曹操杀死了吕布；刘备投靠曹操，后来又和曹操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刘备投靠袁绍，关羽斩颜良、诛文丑，刘备借故开溜。刘备投靠刘表，最后尽得刘表的荆州诸郡。这些事看上去实际都造成了刘备是个枭雄的铁证。

但其实刘备是有原因的，吕布本来就是夺刘备的徐州，刘备恨吕布也是自然之事，借曹操之手除掉吕布算不得不义；刘备受献帝衣带诏，与曹操誓不两立也是尽忠的表现；刘备因为害怕袁绍报复关羽而开溜，虽然有些对不住袁绍，但为的是兄弟情义，也无可厚非，况且刘备并没有与袁绍为敌。荆州则是取自曹操之手，而刘备不取刘综的荆州，过刘表墓的吊唁等行动说明刘备更谈不上对不住刘表。所以，枭雄一说只是出于对手的诋毁之言而已，仔细研究刘备就可以发现刘备并非忘恩负义，二面三刀的小人，只是因为刘备才能不足，又胸怀大志，不甘人下而造成的历史巧合而已。

总体而言，刘备胸怀大志是毫无疑问的，但他表现出对于“宽、仁、忠”的追求也是十分执著的。例如在夺取荆州后继而攻取巴蜀本是隆中对的战略之一，但因为刘璋与刘备属于同宗，所以刘备一直无意攻取，而诸葛亮又属于不会力劝刘备的人，所以此事一直拖而不决，直到庞统来后。庞统属于力劝型的谋士，于是就有了下面一番对话：

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於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於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

而刘备夺取西川的过程，也是如此，刘备和刘璋在涪聚会，庞统就进言刘备“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也。”但刘备因为坚守“宽、仁、忠”而不采用。后来刘备与刘璋翻脸，庞统又献上中下三计：“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将军未至，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沈吟不去，将致大因，不可久矣。” 刘备仍然以为上计太急，违背了自己“宽、仁、忠”的宗旨而不取上计。

反对者也许会说，刘备不是依然夺取了刘璋的西川，他的种种做为不过是作秀而已。我以为其实不然，刘备初进西川并没有直接鸠占鹊巢，而是到葭萌关驻守，这是当时独一无二的举动。与董卓进京，曹操进京，袁绍代韩馥等行为比较起来真是天壤之别。而刘备与刘璋闹崩以后，刘备的第一个动作是请求刘璋让其回兵，但傻呵呵的刘璋却命令关隘不许放刘备回荆州，战争由此爆发。以其说刘备不仁，实在应该说是刘璋不智，请都请不走的刘备要走，你居然还要强留，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所谓兵贵神速，刘备在夺取西川时浪费了无数的良机，整个过程是典型的“不纳忠言”和“处事犹豫”。这不是刘备的性格缺点造成的，而是刘备不愿违背其“宽、仁、忠”的宗旨而造成的。

所以说，刘备看重的不是锦绣河山，看重的不是成败得失，而是自己的理想。这不正是一个草莽英雄的标准表现吗？

三国，之所以精彩，我以为主要就是有蜀汉这一支，可以说是由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群人组成的政权，注重江湖义气的刘备，怎么看都更像一个草莽英雄而非帝王。他居然能成功，z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不过也只有刘备这样的帝王，才会有诸葛亮，关羽这样的人才才能闪耀于历史长河之中，成为千古推崇的楷模。“千古云霄一羽毛”的中国第一完人诸葛亮，“至今庙貌盈天下”的关羽都应该好好感谢刘备才是。

天问》赏析

《天问》是屈原的代表作，全诗373句，1560字，多为四言，兼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偶有八言，起伏跌宕，错落有致。在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作品里，《天问》是一篇非常独特的诗篇。这是因为，该作品乃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文学形式，全文自始至终，完全以问句构成，作者或一句一问，或两句一问，或四句一问，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层层设问，用提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情理交融，声情并茂，宛若梦笔生花，令人读来兴趣盎然，绝无枯燥之感。因此，清代学者刘献庭在《离骚经讲录》中赞其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

关于《天问》题名的含义，大多数人都同意王逸的观点，天问就是问天，由于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古人相信，天乃万物之总名，亦是统理万物之主宰。因此，问天也就是问自然问社会问万事万物。

或许，天问也可以指代天发问，创造万物的天，对自己创造出来的事物产生了怀疑，因此屈原要代天提出问题。其实，大自然尽管五彩缤纷千奇百怪，但是它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思考中的人。也就是说，真正产生疑问的是屈原自己，是屈原对自己原来的知识体系提出了问难、质疑和责问。显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自问，其关键在于，屈原不是仅仅要提出问题和寻求答案，而是要从根本上对原命题进行诘问、怀疑和否定。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待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问题，是不能够像柳宗元的《天对》那样简单地一对一的回答的。

从文章的形式上来说，《天问》以提出问题为作品字句的主要结构，并不是凭空或偶然出现的，而是在我国民间诗歌中的对歌、提问题、考知识、斗智慧的基础上集中提炼形成的。众所周知，我国大量的民间歌舞，诸如北方的《小放牛》、南方的《刘三姐》，经常采用问答形式来传播知识、传递感情。其中有一些民间歌曲，例如《盘花歌》、《问根生》，几乎从头到尾都是在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盘花歌》，布依族民间歌曲，通常以四季、十二月为序，青年男女以花寓情，内容以花为核心，相互盘问种花的过程和经验，涉及各种生产、生活知识，流行在贵州惠水一带。苗族民间歌曲，借花盘问，或以花比喻对方，两句为一段，三段成一首，流行在贵州望谟一带。

《问根生》，土家族巫师在傩坛、祀神仪式上所唱的宗教歌曲，流行于贵州铜仁地区。表演形式为巫师彼此相互问答，一唱众和，内容涉及伏羲、五岳、六十甲子、十二月花、傩爷傩娘的来历，冲傩还愿等根生内容，以及各种神祗、法器、服饰、道具、生产技术、生活知识、历史典故，均是互相盘根问底的主题，因此又称《盘歌》。显然，出身于巴族（后裔即土家族）巫师的屈原，对此应当是耳熟能详的。

至于屈原撰写《天问》的灵感和原由，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 ，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 ，及古贤圣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于是屈原“因书其壁，呵而问之”，遂成《天问》。

或即倍谲、背谲、背穴，原指日晕、日冕、日珥的形状，引申为形状诡异奇特。《吕氏春秋·明理》：“其日有斗蚀，有倍谲，有晕珥。”高诱注：“倍谲、晕珥，皆日旁之危气也。在两旁反出为倍，在上反出为谲。”我国对日冕的观测，已见于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卜辞中。

有趣的是，王逸称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云云，言外之意是屈原过去并不知道楚国有庙堂，庙堂里有壁画。显然，如果屈原真的是出身于楚国望族，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此，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明了笔者的观点，即屈原实际上是出身于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只有这样他才会被楚国庙堂壁画的内容所震惊，并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从而撰写出千古奇文《天问》来。

那么，楚国庙堂里真的有壁画吗？答案是肯定的。人类开始绘画的历史目前已经追溯到数万年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凡是能够画上图案的材质，当初人们都曾经尝试过，并由此而形成了种类繁多的绘画品种。例如人体画、服饰画、陶器画、木器画、石器画、金属器画、皮画、帛画、纸画（画面尺寸相对较小），以及岩画、地画和壁画（画面尺寸相对比较大）。

一般来说，古代绘画内容，一是为了宗教或巫术目的，二是为了记述历史，三是为了传播知识。例如，我国畲族有一种古老的歌舞，名叫功德舞，亦称祭祖舞。每年农历正月初八祭祖，每三年举族大祭祖，以及丧葬仪式，都要由年长者主持，请师公（巫师）和祭祖者（丧葬仪式为八人），在祖先画像前，唱祭祀歌，跳表现祖先功德的舞蹈，众人随之共舞。祖先画像又称祖图，通常为长卷式，绘画内容为本民族起源与迁徙的传说。

我国岩画分布地域非常广，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宁夏的桌子山岩画和贺兰山岩画，江苏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以及西北地区（新疆、甘肃、青海）岩画、西南地区（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岩画和福建台湾岩画，此外牡丹江亦发现有岩画。多少令人有些奇怪的是，在文明发达甚早的中原地区（包括河北省、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山东省、安徽省、湖北省）的太行山、吕梁山、秦岭、熊耳山、伏牛山、泰山、大巴山、荆山、大别山等山脉却几乎不见有过什么样的岩画（吉林、辽宁、湖南、江西、浙江、广东、海南亦未发现岩画）。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发展了地画、壁画等艺术形式，因此也就不需要在岩壁上绘画了。

在我国，地画和壁画（包括墙壁、天花板）是两种相当古老的绘画形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先夏时期（通常所谓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地画首次发现于1982年10月，当时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秦安王营大地湾文化遗址发掘中，在一处房屋居住面上方发现一幅用碳黑颜料绘制的地画，画面范围东西长1·2米，南北宽1·1米，图案为舞人和陈牲，现存画面有两个人物像，画像人物高约33厘米、宽约14厘米，状似一男一女翩翩起舞，绘画时间距今已有5000多。陕西省绥德小官道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前），一座半地穴式房屋后室的中央部位的地面上，也发现一幅黑红色装饰画，现存的椭圆形图饰，东西宽1·3米，南北长1·5米。此外，我国先民还创造有地面摆塑画，用贝壳或石块摆塑成动物、人物或星座等图案，例如著名的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距今6000多年前）的墓葬里出土有贝壳摆塑成的龙虎图案画、虎背卧鹿画、龙头蜘蛛画、人骑龙背画，它们也可以归入地面画。

我国壁画最早见于5000多年前的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在出土的墙壁残块表面绘有几何形纹图案画，系赭红间黄白色交错三角形图案。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古代建筑绝大多数都是土木结构，难以持久存在；因此，随着古代建筑物的坍塌，建筑物内的壁画也随之烟消云散，了无踪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人不曾在庙堂里、墓室内广泛地绘制过壁画。

丁晏在《天问笺·自序》中指出：“何以知其呵壁也？壁之有画，汉世犹然。汉鲁殿石壁，及文翁《礼殿图》，皆有先贤画像。武梁祠堂有伏戏、祝诵、夏桀诸人像。”事实上，许多典籍都记载有古代壁画，《汉书·霍光传》提到周公负成王图，《汉书·成帝纪》记有：“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应劭注：“画堂画九子母。”《汉书·叙传》称：“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文选》载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

《太平广记》卷210引《王子年拾遗记》：“秦有烈裔者，骞霄国人，秦皇帝时，本国进之。口含丹墨，喷壁以成龙兽。以指历地，如绳界之。转手方圆，皆成规度。方寸内有五岳四读，列国备焉。善画龙凤，轩轩然惟恐飞去。”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绘制壁画的有名有姓的画家的最早记录。

有必要指出的是，《天问》的内容与《山海经》有许多相近相合的地方。《山海经》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和周代的《海内五经》合辑而成的，相传《山海经》原本有图，如其不谬，那么《山海经图》也有可能曾经被绘制在上述历史朝代的庙堂墙壁上（常见的说法是，山海经图被铸造在九鼎上）。

屈原创作《天问》长诗的时间，没有留下记载。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流露的情感来看，当在创作《离骚》、《九歌》、《招魂》之后。这是因为，《天问》既没有像《离骚》那样娓娓道来，也没有像《九歌》那样全身心的敬天娱神，而是对天意对人事咄咄发问；显然，当诗人有了《天问》所传达的精神和认识之后，是不可能再写出《离骚》和《九歌》那样的作品的。

同理，《天问》是作者在人生命运发生巨大转折时产生的巨大疑问，而《九章》诸篇则大多是作者已经遭受人生重大打击后的情感记录，因此《天问》也只能作于《九章》之前。

由于屈原出任左徒和三闾大夫的时间，是楚怀王在位或活着的时候，而屈原遭受人身放逐的重大打击，则发生在楚顷襄王新就位至楚怀王客死秦国之际。据此，我们有理由推论，在楚怀王被扣留秦国直至客死秦国期间，在如何对待楚怀王的问题上，屈原与顷襄王、令尹子兰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屈原在为楚怀王主持完招魂仪式后，怀着悲痛和疑惑的复杂心情，再一次进入楚国庙堂，面对庙堂里的壁画，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目睹的社会现实，终于开始对天命有所怀疑和质疑，对自己曾经接受的知识体系产生疑问和困惑，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满腹疑惑一股脑倾泻出来，从而一气呵成写出千古名篇《天问》来。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那么，令尹子兰究竟是“闻之”什么事情会“大怒”呢？顷襄王又因何“怒而”一定要放逐屈原呢？一般来说，屈原虽然与顷襄王、令尹子兰存在政见分歧，但是屈原并不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没有必要非将屈原驱逐出国都之外、流放至荒野之中。

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令尹子兰“闻之”的不是别的什么事情，而正是《天问》一诗。当子兰读到屈原的《天问》时，对其不敬天的言词大为震怒，于是指使上官大夫等人在顷襄王面前进一步谗陷屈原，并促使顷襄王决意放逐屈原。道理很简单，怀疑天命、质疑天的绝对权威，指责历代昏君，都可以被引申为对顷襄王的怀疑和质疑，这是顷襄王绝不能容忍的。

《天问》的内容及其结构和层次，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自然结构提出问题，自首句“曰遂古之初”，至“乌焉解羽”，共计112句，69个问题。首先对宇宙起源、天体结构和日月星辰运行发问（44句，27问），接下来对大地结构和鲧禹治水、羿射十日等事件发问（68句，42问）。

第二部分是对社会历史提出问题，自“禹之力献功”，至“卒无禄”，共计244句，96个问题。首先从禹的婚姻问起，对夏代的历史发出一系列问题（64句，22问），接下来对商代历史（涉及女娲、尧、舜和吴国的历史故事）提出一系列的问题（76句，29问），然后对周代历史直至春秋战国若干事件提出一系列问题（104句，45问）。

第三部分是尾声，自“薄暮雷电”，至“忠名弥彰”，共计17句，8个问题，内容主要是联系自己的遭遇，阐述屈原个人的感慨。

有必要说明的是，从目前的《天问》版本来看，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故事，往往分散出现在诗篇的不同段落里，这就表明《天问》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过错简，也可能丢失了一些文字。为了方便有兴趣的读者深入了解这个问题，作者特意将调整后前后次序的《天问（修订本）》附录在后，以供对比查阅。

通过这些问题的提出，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屈原都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他思考问题的深度达到了什么样的层次？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困难，也更伟大，因此也就更需要智慧。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和先进，例如中国人最早开始使用火，最先发明养蚕缫丝技术，最先发现磁性现象，最早进行大规模的地理考察活动，等等。其中，被古代典籍记录下来的周代以前（包括周代早期）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有《尚书·尧典》的天文历法物候学，《尚书·禹贡》的经济地理学，《尚书·洪范》的物质结构五行学说，《山海经》的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物产地理学，以及《周易》的数理符号学，等等。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术界的思想异常活跃，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各自新的学说。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说包括，《老子》提出的宇宙物质起源学（有生于无），《墨子》进行的光学（小孔成像原理）、机械学研究，《庄子·天下》记载的各派学说（涉及到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等多方面的数理逻辑思辨课题，诸如原子论、相对论、运动论、多维空间论等等，可惜各学派学者的原著已经失传），《计倪子》记载的气候经济学（根据木星12年绕太阳一周所引起的降雨量周期变化，提前准备开展相应的经济贸易活动），以及《尸子》记述的平面几何、测量学，《列子·汤问》等篇关于天地结构、宇宙万物、远方异国的种种思考和忧虑（杞人忧天），等等。

对比之下，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与春秋战国其它学者相比，有着许多新的内容和特点；其中有些思考，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价值。

1 、提出了信息传输问题：“遂古之初，谁传道之”？没有人类的时候，天地形成的信息是如何传输的呢？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2 、提出了认识论的问题：“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人的思维是一种建立在符号体系上的思维，而符号只能描述具体的有形的事物，难以描述无形的事物，而这正是人类认识宇宙起源的一个重大障碍。

3 、关于九天，王逸在《楚辞章句》解释为：“九天，东方昊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变天，中央钧天。”不过，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屈原所说的天有九重。

事实上，我国古人很早就产生了天有九层的观念，但是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是《天问》的“圆则九重，孰营度之”、“九天之际，安放安属”。这里涉及到宇宙的空间深度和天上物体彼此之间的距离问题，从视觉直观的角度来说，古人所说的九重天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九个层次：距离大地最近的是云雾雷电（我国古代经常把气象归入天文现象），然后是月亮，接下来是内行星（水星、金星，它们能够出现在太阳之前，形成凌日现象，表明它们比太阳近）、太阳、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彗星、亮的恒星、暗的恒星，最遥远的是模糊的星云。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七八千年前就能够根据四颗恒星判断四季（尧典四星），4000年前就已经测定出木星12年绕太阳运转一周，最早的日食记录、太阳黑子记录、哈雷彗星记录，以及最早的星表（战国时代甘德、石申编制）都出现在中国。

《天问》涉及的地理知识和地理范围，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内容。其一，“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这里涉及到地球赤道直径与两极直径的长短问题，以及大地的曲率问题，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大地是球体的观念。其二，“日安不到？烛龙何照？”这实际上描述的是极地（对我国来说是北极）地区每年有半年时间没有阳光照射的现象。其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这可能是我国古代有关南半球情况的最早记录。

有趣的是，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唯独屈原的著作出现了许多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例如烛龙的故事、巴蛇吞象的故事等；这或许可以表明，自从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后，只有楚国的大臣才有机会读到《山海经》。

《天问》涉及的历史内容，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即凡是《天问》出现的内容，都可相信是先秦的真实资料。

姜亮夫在《屈原赋校注》、《楚辞今绎讲录》等书中认为，《天问》讲夏代历史二十多条，商代历史十二三条，周代历史八九条，尤详于禹启夏初；因为楚是夏的后代，夏起自西北，后分两支，一支沿黄河东下，至今日西安、郑州一带，即周；另一支沿汉水南下，是为楚国；屈原心目的旧乡，即老家是在昆仑；楚国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失传后，北儒所记历史便成了正统。

此言或不无道理，关于楚是夏的后代，可以补充的内容是，鲧死后化为熊，禹治水开山时亦曾化为熊，而楚的先祖则多以“熊”为名，表明他们都是以熊为图腾的民族部落，并源自黄帝部落联盟中的有熊氏。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楚国典籍《三坟》等，原本属于周王室收藏的历代典籍，于公元前516年被王子朝携带到楚国后，北方学者便没有机会读到它们了。此外，姜亮夫对《天问》有关历史朝代的统计数字，不知有何依据和标准。

当然，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屈原没有提出的历史问题意味着什么？例如，《天问》里没有对炎帝、黄帝、太昊、少昊、颛顼的故事提出问题。显然，这表明屈原对历史问题是有所选择和取舍的。其中，太昊是楚国祭祀歌舞《九歌》的主神东皇太一，颛顼是楚人的先祖，屈原不对它们提出疑问，应当是出于尊重的考虑。由于少昊是巴人的先祖，而屈原出身于巴人家庭，因此不对少昊提出疑问，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屈原为什么没有对炎帝、黄帝的事迹置一词发一问？这多少让人有些不解。这是因为，屈原已经追问到人类的起源“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并谈到了先夏时期的尧、舜、喾、简狄、后稷、彭祖的故事，也提到了昆仑山，然而就是不提炎帝、黄帝，而且在屈原的其它作品里也没有提到炎黄二帝（《远游》提到轩辕、太昊、炎神，但是《远游》并非屈原的作品，而是汉代人所作）。或许，屈原认可的历史，取自《尚书》，而《尚书》就是以尧、舜时代为历史的开篇。

我们知道，屈原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其核心的疑问在于“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意思是，上天既然授命一个君王治理天下，为什么又要用别人取代他？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楚国君王受命管理楚国这片土地，已经有许多年了，难道现在是皇天要让别人（秦国）来取代楚王了吗？

因此，屈原在《天问》的尾声，尽乎绝望地说：“厥严不逢，帝何求？！”意思是，楚国的江河日下已经难以挽回了，我对上天还能再要求什么呢？也就是说，屈原对祭祀巫术在保佑楚国的作用问题上，已经彻底地丧失了信心。

有鉴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楚顷襄王兄弟在读到《天问》后，会如此地震怒，一定要把屈原放逐江南而后快。这是因为，屈原作为楚国的主祭师（相当于西方的大主教），如果他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动摇，显然会严重威胁到楚顷襄王的统治权的，因此也就不能再继续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巫风甚浓的楚国，首先觉悟到巫术不能挽救楚国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巫师出身并长期担任楚国主祭师的屈原。在这种情况下，屈原撰写《天问》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发泄个人的疑问，而是为了教育楚国的君臣“悟过改更”，放弃单纯依赖巫术的心理，改变任人唯亲的现象，重新走上革新政治、变法图强之路。

不幸的是，屈原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楚国君臣的理解，反而因言获罪，受到了更残酷的打击，屈原被彻底剥夺了参与国政的权力和机会，并被迫长期离开了郢都，从此踏上流浪沅湘之间的凄风苦雨之途。

说明：本文系《屈原诗歌解读》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