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类简答题

如何理解《楚辞》对《诗经》的继承与发展。如果说《诗经》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的代表，标志着黄河流域文学最高成就的话， 那么，以屈原为首创作的《楚辞》，则是先秦时期南方楚文化的代表，标志着江淮流域文学 的最高成就。《诗经》与《楚辞》在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代表 文学传统，犹如闪耀于古老文学夜空的明星，南北辉映，彪炳千秋。虽然《诗经》和《楚辞 》是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面貌各异的文学样式，但它们之间却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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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题表达上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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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辞》对《诗经》文学精神的继承主要表现在“怨刺”精神与忧患意识上。在《诗经 》“国风”的部分作品中以及《大雅》、《小雅》的部分作品中，充满着对昏君佞臣、暴虐 政治、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精神。一些贵族阶级出身的诗人，出于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和使命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表达了愤怒的感情和对明君贤臣的迫切渴望。这类诗主 要产生于社会最为黑暗的厉王、幽王和东周初年这三个时期。如《大雅》中的《板》、《荡 》、《民劳》等；《小雅》中的《十月之交》、《正月》、《瞻仰》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作。此外，由于社会的黑暗，统治阶级的荒*残暴，施政无道，许多贵族出身的统治阶级的 中下层人士便深为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而担忧，诗中诸如“我心忧矣”，“莫知我哀”这样 的句子，以及“忧”、“戚”、“悲”、“哀”、“苦”、“惨”等这类充满幽怨凄苦况味 的词语反复出现，俯拾皆是。�

　　《诗经》中这种“怨刺”精神与“忧患”意识，在《楚辞》中则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其中，既有对统治阶级道德堕落行为的尖锐批判，如《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 凭不厌乎求索”，“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鹜以追逐”。又有对奸佞当道、贤愚不分黑暗 政治的揭露，如《涉江》云：“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 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 更有对最高统治者的敢怨与敢恨，如《离骚》 “怨灵 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斋怒。这种敢于把矛头直接 指向最高统治者的大无畏批判精神，较之于《诗经》，则更深一层。�

　　另外《诗经》主要是劳动人民的创作，因此主题大致是农事、征伐、恋爱、劳作等方面 ，虽有讽谏之作，但其诗风温柔敦厚，朴素明快。“楚辞”的作者，则是以屈原为代表的一 批贵族文人，他们生活的时代，正是强秦日益崛起、并最终吞灭六国的时代，对楚国命运的 担忧、对黑暗政治的抨击、对人民艰难生活的哀伤、对奸邪当道的疾恨、对自己壮志难酬的 愤懑，构成了“楚辞”创作的主题，从这一点来讲，“楚辞”主题的战斗性较之《诗经》是 大大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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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艺术形式上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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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的运用从形式上看，楚辞直接继承了《诗经》以四言体为主的特点，但又有所发展 ，代之以参差错落、更为灵活自由的句式，如《天问》、《桔颂》、《招魂》等。�②远在 周 初，江汉汝水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国境内，而当 时楚国君臣上下很多人也都能引用《诗经》，《左传》中也有记述楚人赋诗的事，如宣公十 二年楚子引《周颂·时迈》；成公二年子重引《大雅·文王》等等。可知《诗经》在春秋时 代已广为楚人熟悉了。因此“楚辞”作品中《桔颂》、《天问》等篇，在语言运用上与《诗 经》如出一辙也就不难理解了。 �

　　细读《楚辞》，还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化用《诗经》诗句的地方。如姜亮夫先生在论及《 楚辞》与《诗经》的关系时说，《离骚》、《远游》、《悲回风》三篇后面都有“仆夫悲余 马怀兮”这句话，其实，它就是从《诗经·卷耳》的“我马瘠矣，我仆痛矣”这两句化用而 来。诗人“用‘仆’字同‘马’字来代表作者的主观愿望，把情感寄托在仆和马身上，这是 《诗经》的东西。”�③此外，像《楚辞》中的“苗裔”、“皇考”、“回风”、“飘风” 、 “湛露”、“踊跃”、“芒芒”、“隐忧”、“荼荠”、“优游”等词语，都是直接取之于 《诗经》。�④又如，宋玉《九辩》中“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望托志乎素餐。”其中“素 餐 ”之典，即出自于《诗经·魏风·伐檀》中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而其中的“诗人” ，自然是指《诗三百》的作者们。宋玉在作品中能够如此娴熟地引用《诗经》典故，这说明 他学习和掌握《诗经》的程度是很深的。屈原与宋玉为同时代人，而且二人之间的关系也甚 为密切，这正好旁征屈原学习《诗经》的事实，从上列语言形式、词语、典故的运用等情况 可以看出，《楚辞》的创作受到《诗经》的影响是不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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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表现手法的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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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的表现手法，《毛诗序》中归纳为赋、比、兴三种。南宋朱熹在《诗集传》中 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 咏之词也。”《楚辞》不仅继承了《诗经》中引类譬喻、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而且加以发 扬光大，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布局谋篇方面。�⑤《诗经》中的比兴大都比 较 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楚辞”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 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如上文所述《涉江》中就以装束服饰的奇特以象征诗人品行的高洁 。至于说到布局谋篇上，《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寥寥数语；“楚辞” 则在通篇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表现了它的内容，比兴手法的运用贯穿始终，如《离 骚》中诗人自比为女子，由此出发，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婚 约比君臣遇合，以驾车马比治理国家，以规矩绳墨比国家法度等等。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全 诗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彩。关于这一点，东汉人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曾有精辟的论述：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

　　此外，屈宋诸骚运用大胆的想象和奇特的夸张，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极富浪漫色彩的理 想境界，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这就使得“楚辞”不仅文辞优美，意境高妙，而且 开创了中国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先河，屈原更是作为浪漫主义诗派的一座丰碑而永远矗立在 中国诗歌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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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共同的神话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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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文化学的研究表明，神话萌芽、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图腾文化中的图腾神话 ，而正式产生、发展和繁荣于新石器时代。在我国大约相当于从夏朝上溯到伏羲氏时代。当 时我国南北方基本是一个统一的神话体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殷代都没有发生变化。商灭 殷后，随着我国北方周人统治区文明进程的加快和重人事重实际“理性文化”的迅速发展， 原先殷人重天命鬼神和巫术迷信的观念和文化在那里开始动摇。于是神话也随之走向衰落， 而只能作为一种凝固的文化史材料“历史地”存在于一些典籍中。如《山海经》、《左传》 、《国语》、《庄子》和《吕氏春秋》等就保存有不少这样的神话材料。《诗经》保存的神 话虽然少，但其中《大雅·生民》中“履帝武敏歆”和《商颂·玄鸟》中的“天命玄鸟，降 而生商”仍可看作是关于周人和商人始祖诞生的神话传说。�

　　正当神话在我国北方周人统治的中原地区走向衰落的时候，在我国南方的楚国地区神话 却依然很兴旺繁荣，并且仍然保持着原先夏商神话的那种古老质朴的原始古老神话形态，与 巫术迷信等原始宗教流行于广大民间，成为民间风俗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逸 《楚辞章句·九歌序》指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向，其俗信鬼而好祀祠。其祠必作 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充分说明了楚国民间巫风盛行的情况。而浓厚的巫术迷信和原始宗 教信仰盛行的地方又恰好是神话赖以生存的最好土壤。另一方面，楚国长江三峡和沅湘一带 特殊的山川地理气候环境有可能产生一些新的地方性神话传说，他们与来自北方的古老神话 相结合，便构成了南楚更加丰富的神话世界。�⑥但从总的系统关系看，他们仍然属于北方 中 原华夏文化的神话体系。这从屈原《离骚》、《天问》、《九歌》和《招魂》等中的神话和 北方中原《山海经》、《左传》、《国语》、《吕氏春秋》、《诗经》、《庄子》等作品中 的神话基本一致即可证明。�

　　综上所述，《诗经》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属于北方文学；春秋以来，楚国 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其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等都 有自己的特点。与此同时，楚国文化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也滋养了它故 有的文化，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就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⑦于是我们也 就 不难理解为什么“楚辞”与《诗经》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又风格迥异的原因了。但是值得 注意的是作为“奇文郁起”的《楚辞》，它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变的语言形式，浪漫的艺 术风格等艺术审美特征的形成，并非仅有《诗经》一源而已，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还分 别接受着中原其他文化乳汁（战国诸子散文及土著文化，“楚歌”、“巫歌”和“楚声”） 的滋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楚辞》便带着固有的荆楚文化的因子和中原文化等外来文 化的因素“奇文郁起”，脱颖而出了。因此，《楚辞》中所表现出来的祭祀、巫术等原始宗 教、民俗和神话，以及神奇的浪漫主义等等，只有与荆楚文化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合理的解 释。2、简要分析老舍剧作《茶馆》戏剧结构的独特性《茶馆》的戏剧结构是独特的，称为“图卷戏”，其结构被称之为"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作品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线索，没有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而是以众多人物的活动带动情节的发展。

《茶馆》三幕分别选取“戊戌变法”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抗战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三个社会生活场景，在这三个场景中，一方面描绘了北平风俗的变迁，另一方面三个旧时代共同表现出政局混乱、是非不分、恶人得势、民不聊生的特点，黑暗势力越来越蔓延，整个社会表现出不断衰退的局面。作者通过在茶馆中进出的各色人物，把一幅血淋林的、令人颤栗的画面推到读和观众面前：太监竟要买大姑娘当老婆，农民无法生活不得不卖儿女，流氓暗探横行乡里，正直的人因为一句话就要坐牢……这说明清末社会不仅反动、黑暗而且腐朽不堪。

《茶馆》第二幕出场的人物有30多个，有台词的近20人，但这些人物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每个人的台词都不多，在茶馆中一闪而过，各自说着自己的事情。剧中人物的活动，都是截取他们在茶馆中的一个横断面。这无数个画面组织起来，便构成了一幅卷轴画，随着剧情逐步展开。再看情节。这一幕没有统一的剧情，人物虽多，但关系并不复杂。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单一的，人物之间的联系也基本上是单线的、小范围的。整个一幕剧就是由一个个发生在茶馆中的小情节、小故事联成的，是平面展开的。

老舍先生通过茶馆这样一个人流复杂的地方不仅描述了当时的社会而且还成功的塑造了众多人物，通过他们在茶馆中的一言一行来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人们思想的腐朽性。

　　1谢道韫 东晋女诗人，东晋后期打败苻坚的百万大军的一代名将谢安之侄女，安西将军谢奕之女，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二儿媳，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之妻。公元399年王凝之为孙恩起义军所杀，她一直寡居会稽。谢道韫识知精明，聪慧能辩，叔父谢安曾问她：“《毛诗》何句最佳？”答：“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称赞她有“雅人深致”。一次谢安召集儿女子侄讲论文义，俄而大雪骤下，安问道：“白雪纷纷何所似？”安侄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这一咏雪名句，盛为人所传诵。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回有“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云:“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其中“咏絮才”用的是东晋才女谢道韫的故事。后世常称赞能诗善文的女子为“咏絮才”。

　　2蔡文姬

　　蔡文姬（约177年~？），名琰，字昭姬，为避司马昭的讳，改为文姬。蔡文姬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大文学家、大书法家蔡邕。蔡文姬生在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既博学能文，又善诗赋，兼长辩才与音律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可以说蔡文姬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可惜时局的变化，打断了这种幸福。

　　东汉政府的腐败，终于酿成了黄巾起义，使豪强地主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扩大。大将军何进被宦官十常侍杀后，董卓进军洛阳尽诛十常侍，把持朝政，董卓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刻意笼络名满京华的蔡邕，将他一日连升三级，三日周历三台，拜中郎将，后来甚至还封他为高阳侯。董卓在朝中的逆行，引起各地方势力的联合反对，董卓火烧洛阳，迁都长安，董卓被吕布所杀。蔡邕也被收到廷尉治罪，蔡邕请求黥首刖足，士大夫也多矜惜而救他，马日碑更说：“伯喈（蔡邑）旷世逸才，诛之乃失人望乎？” 但终免不了一死。 董卓死后，他的部将又攻占长安，军阀混战的局面终于形成。羌胡番兵乘机掠掳中原一带，在“中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纵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入朔漠，回路险且阻。”的状况下，蔡文姬与许多被掳来的妇女，一齐被带到南匈奴。

　　这心境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当初细君与解忧嫁给乌孙国王，王昭君嫁给呼韩邪，总算是风风光光的占尽了身份，但由于是远适异域，产生出无限的凄凉，何况蔡文姬还是被掳掠呢！饱受番兵的凌辱和鞭笞，一步一步走向渺茫不可知的未来，这年她二十三岁，这一去就是十二年。

　　在这十二年中，她嫁给了虎背熊腰的匈奴左贤王，饱尝了异族异乡异俗生活的痛苦。当然她也为左贤王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叫阿迪拐，小的叫阿眉拐。她还学会了吹奏“胡笳”，学会了一些异族的语言。

　　在这十二年中，曹操也已经基本扫平北方群雄，把汉献帝由长安迎到许昌，后来又迁到洛阳。曹操当上宰相，挟天子以令诸侯。人一旦在能喘一口气的时候，就能想到过去的种种，尤其是在志得意满的时候，在这回忆中，想到少年时代的老师蔡邕对他的教导，想到老师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当他得知这个当年的女孩被捞到了南匈奴时，他立即派周近做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壁一双，要把她赎回来。 蔡文姬多年被掳掠是痛苦的，现在一旦要结束十二年的膻肉酪浆生活，离开对自己恩爱有加的左贤王，和天真无邪的两个儿子，分不清是悲是喜，只觉得柔肠寸断，泪如雨下，在汉使的催促下，她在恍惚中登车而去，在车轮辚辚的转动中，十二年的生活，点点滴滴注入心头，从而留下了动人心魄的《胡笳十八拍》。

　　3李清照

　　李清照 （108425~1155410） 号易安居士，南宋杰出女文学家，山东济南人，婉约词宗。生于北宋元丰七年，山东章丘，逝于临安，享年七十一岁。历史上与济南历城人辛弃疾并称“济南二安”。其父李格非，北宋齐州历城县人，齐鲁著名学者、散文家。母王氏，知书善文。夫赵明诚，为吏部侍郎赵挺之之子，金石考据家。李清照早年生活优裕，工书能文，通晓音律。婚后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整理，编写了《金石录》。中原沦陷后，与丈夫南流，过着颠沛流离、凄凉愁苦的生活。明诚病死，境遇孤苦。 幼承家学，早有才名。以词著名，兼工诗文，并著有词论的李清照，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文有李清照，武有秦良玉。”早年生活安定、优裕，词作多写相思之情；金兵入侵后，遭遇国家巨变，词作多感慨身世飘零。她的诗文感时咏史，与词风迥异。她还擅长书画，兼通音律。现存诗文及词为后人所辑，有《漱玉词》等。主张“词，当别具一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名字被用作外太空环形山的女性。

　　“ 大河百代，众浪齐奔，淘尽万古英雄汉；词苑千载，群芳竞秀，盛开一只（枝）女儿花。” 形容的便是李清照。

　　著名词作有：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4卓文君

　　卓文君，西汉临邛（属今四川邛崃）人，汉代才女，她貌美有才气，善鼓琴，家中富贵。她是汉临邛大富商卓王孙女，好音律，17岁丧夫。卓文君丧夫后许多名流向她求婚，她却看中了穷书生司马相如。只因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多情而又大胆的表白，让久慕司马相如之才的卓文君，一听倾心，一见钟情。司马相如能弹琴作诗，长得又帅。卓文君从中领会到他的才华和情感，一心相爱。司马相如家里一无所有，卓文君随他私奔后，就开了个酒铺，亲自当掌柜，文君当垆卖酒，相如则作打杂，不怕人讥笑。后卓王孙碍于面子，接济二人，从此二人生活富足。后来司马相如终于成名天下。而文君夜奔相如的故事，则流行民间。自古至今，大多数男人总是令人失望。司马相如自然也不例外。当他在事业上略显锋芒，终于被举荐做官后，久居京城，赏尽风尘美女，加上官场得意，竟然产生了弃妻纳妾之意。曾经患难与共，情深意笃的日子此刻早已忘却。哪里还记得千里之外还有一位日夜倍思丈夫的妻子。文君独守空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寂寞的生活。

　　终于某日，司马相如给妻子送出了一封十三字的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聪明的卓文君读后，泪流满面。一行数字中唯独少了一个“亿”，无亿岂不是表示夫君对自己“无意”的暗示？她，心凉如水。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回了一封《白头吟》：

　　皑如山间雪，皎若云中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

　　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取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蓰蓰！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司马相如看完妻子的信，不禁惊叹妻子之才华横溢。遥想昔日夫妻恩爱之情，羞愧万分，从此不再提遗妻纳妾之事。这首诗也便成了卓文君一生的代表作数字诗。细细品读，其爱恨交织之情跃然纸上。

子，如李商隐诗句“虚减宫厨为细腰”，杜牧诗句“楚腰纤细掌中轻”。其实，楚灵王喜爱的细腰，既为女子，亦为男子。

乐舞是巫术的表现形式，而乐舞者乃觋巫也。楚国大巫观射父说：“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郎，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巫有大小之分，小巫在民间，多为女性；大巫在朝廷，多为男性。而那时巫与伶合二为一。觋巫既要负责神事，又有取悦国王的职责。在国王身边的巫师，无论娱神娱王，都通过乐舞的形式而表现的。

楚灵王好细腰，是因为楚人好乐舞。乐舞是英雄时代的文化内涵。楚国受中原文化影响不深，周初乐舞已成为礼乐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被赋予了重大的人文主义使命，与礼相融合，发挥礼乐“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功能，乐舞不再是人们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失去了娱神的虔诚与神秘，失去了狂歌劲舞的野性；而楚人依然保持着原始的风俗，用乐舞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冲动，不饰不伪，更无文治教化之功能，他们对自然之美、艺术之美有着率真而直透的欣喜和体悟，由衷地热爱艺术，酷爱歌舞。擅长歌舞者必为细腰，歌舞之美亦必由细腰为之。故《墨子。兼爱中》云：“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肱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其年，朝有黧黑之色。”

郑州市黄淮艺术博物馆有古代长袖折腰舞群舞陶俑，其颀长和细腰的体型特征十分明显。长袖折腰舞源于战国时期的楚国，曾风靡两汉，直至魏晋。汉虽承秦制，但在文化上却带有浓重的楚风。

楚人能歌善舞，有着发达的歌舞艺术。春秋至战国的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楚国乐器，有钟、磬、鼓、瑟、竽、筝、筑、箫等。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楚国令尹子冯墓中出土的一套二十六件的编钟，已具备七声音阶，可以旋宫转调。杨匡民、李幼平在《荆楚歌乐舞》说：“这种音乐结构的变化，使青铜钟从中原传统演奏于郊庙之中、祭祀之时以渲染气氛的宗教性乐器，发展为独立演奏乐器，成为先秦钟类乐器发展史中的重要里程碑。”

从史书记载来看，楚王室乐队规模很大：“晋郤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郤至将登，金奏于下，惊而走出。”(《左传·成公十二年》)郤至率领使节从晋国到楚国参加盟会，楚共王款待他，当楚国地下室中的乐队鼓乐齐鸣时，他竟然被巨大的声响吓得逃到门外。

刘勰认为“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文心雕龙·时序》)，是指楚国战国后期诞生了精彩绝艳、百世无匹的楚辞，而楚辞正是在楚国悠久的歌舞艺术传统基础上诞生的。

春秋战国时代，一些著名的音乐大师，均出自楚国，如钟子期和伯牙。

楚人乐舞之盛，与巫风之盛密切相关。西周建立后，由于从自然宗教发展到伦理宗教，巫术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人们的主观作用被重视。虽然巫术与祭祀还有所联系，但巫术已与许多礼乐相分离，如飨礼、射礼、乡饮、燕居等等，都同巫术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楚国仍处于自然宗教崇拜阶段，天人合一，天人不分，人与自然直接同一。在楚国巫之乐舞在其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巫术密切相关的祭祀、占卜弥漫于楚国和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楚国的文化仍是巫文化。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那个时代，各国都很重视祭祀，但楚国相比中原，祭祀更为重要，几乎无事不祭祀，被中原各国称为“*祀”。《新论。言体》载：

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伤。

在楚灵王看来，祭祀比战争重要，人家都打到家门了，灵王还祭祀不止，寄希望于自己的虔诚感动上帝，使上帝保佑楚国，结果损失惨重。

楚人笃信祭祀、占卜，自然巫风盛行，巫的地位很高，尤其是大巫被看作是国宝。据《国语。楚语下》载：

楚国的王孙圉出使晋国，赵简子问他：“楚国有一块叫做“白珩””的玉佩被看做是国宝，有多少世代了？王孙圉回答说：“楚国从来不把一块玉当做国宝，楚国的国宝第一是观射父，第二是左史倚相，第三是一片叫做‘云连徒洲‘的广野。”观射父被看做第一国宝，就在于他是一位大巫。楚王许多有关祭祀的事情都得向观射父请教。巫之所以在楚国备受重视，原因是楚国人认为巫师智能超群的人。

楚国巫风盛行，表明楚国仍处于自然崇拜时期，其特点是好武尚力，直率质朴。比如，春秋时期，中原大国都在争夺霸权，且试图统一天下，但也都打着“尊王攘夷”所谓幌子，以争取其他诸侯国的支持和人心归附，然而楚国不一样，楚国追求武力扩张，不饰伪，不找借口，率性而为。《史记。楚世家》载：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蔽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

钱穆在谈到春秋会盟时说，楚国则僻在江、汉之间，与北方诸侯相隔亦远，在今湖北襄阳、宜城一带。楚国志在兼并，亦不愿意加入同盟，自受拘束。后来北方诸戎狄，经同盟国压制，渐不为患。独剩南方楚国，乘机吞并汉水、淮水一带的小诸侯，变成一特别大的国家，与北方国际联盟双方对峙，时起争斗。到后来，楚国亦渐受北方诸夏的文化熏染，渐知专靠武力，无法并吞北方诸夏诸侯国，遂亦要求加入同盟集团，以得任盟主为条件。一方面可得同盟国每年贡赋，有经济上的实利，一方面亦可满足他在国际上光荣地位之野心。于是，南楚北晋，更番迭主中原诸侯之盟会。

启良指出，楚人还保留着英雄时代的“英雄性”，其“英雄性”不仅体现在好战而尚力，重要的是一种天人未分的精神面貌。如同人的童年时代，一切都感到好奇，一切都以自己的童心来度测。

战国时代，诸侯之间的竞争，已由霸天下转变为王天下，这不仅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智力比拼和诡诈盛行的时代。楚人所尊崇的巫师及其智能，与东方列国君王、游士及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已不在一个层级。楚人简单质朴的思想和处事方式已落后于那个时代，这种落后，使得楚国在与秦国的博弈中屡屡失败，直至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