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阿Q的典型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对这一形象的认识有哪些代表性的看法?为什么? 论述题！

　　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极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着精神。阿Q面临着一切生存的困境：无田地，无房屋，无女人等。虽然他作过一些努力，包括投机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阿Q依然是阿Q。物质上的绝望，必然要用精神来安慰。我认为《阿Q正传》所映射出中国民族的多种劣根性和丑态,主要有下列数种：

　　一、卑怯

　　阿Q是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保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

　　二、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赋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贱与健忘等含义。在所谓社会学的深层意义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称，甚至也是类似于“豁达”“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说法的反讽。它因此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标志而广招评论。如：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又如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林毓生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为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为的动物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

　　三、善于投机

　　阿Q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Q看得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于革命意义，实丝毫没有了解。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华盖集忽然想到》那一条道：“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善于投机似乎成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

　　四、夸大狂与自尊癖

　　阿Q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了”。中国人以前动不动自称其国为数千年的文明之邦、地大物物博，自己是轩辕华胄，神明贵种，视西洋人为野蛮民族，毫无文化可言。及屡遭挫败，则又说西洋人所恃的不过船坚炮利而已，所有的不过声光化电而已，谈到礼教伦常则何能及我们万分之一？甚至于饱受西洋教育的辜鸿铭还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和娶妾制度是一种精神文明。这何异于阿Q将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当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　阿Q的种种劣性都有其培育生长的土地。活在清朝末年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还占统治地位时期，他赤贫如洗，没有财产、没有职业，连个家也没有，寄住在土谷祠。他经常受到赵太爷、假洋鬼子的打击、凌辱和周围平常人的嘲弄，对这些他都以“精神胜利法”一笑了之。由于他在政治上承受着沉重的压迫，经济上遭受着残酷的剥削，精神上蒙受着长期的毒害，人格上忍受着种种屈辱，所以他有自发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抗争，改变自己的现状，但是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毒害，他也有自私、陕隘、封建、保守等落后思想。自发的革命要求和落后的思想意识，在阿Q身上始终是矛盾着的，他是这种矛盾性格的统一体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典型、缩影。了解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后，阿Q给人们留深刻的印象，具体如下：　一、阿Q这个形象令人笑中带泪。对于失败、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难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会悲伤之后继续奋斗；愤怒之后难以忘怀；不满之后努力改变困境。但阿Q却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独特的、但同时又是病态心理表现的对付方法，那便是“精神胜利法”。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阿Q令人笑中带泪的原因所在。　二、阿Q这个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充满着屈辱、贫苦，挨饥受骂被打不绝。他在未庄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阿Q既丧失了做人的人格、尊严，如不能姓赵，否则便挨打。又是一无所有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靠给人打零工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梦想，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最低的、最根本的需要啊！但在那个社会，这只能是阿Q的美梦而已。这就使阿Q愈发人不像人。而到最后，阿Q竟被枉杀，以被错杀而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所有这些，无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时，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许多的陋习：赌博、喝酒、偷了东西还耍赖，更甚至明里、暗里地耍流氓，调戏妇女。　三、阿Q这个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后被压迫、落后、不觉悟农民的缩影。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内容中再细致阐述。　总之，阿Q是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过目难忘的辛亥革命前后不觉悟、被压迫的农民形象。　现在我们从内容和情节的发展以及写作技巧上分析阿Q的精神胜利法：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　在第二章时，追述往事，刻画阿Q的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描述阿Q的部分生活片断，突出了他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交代阿Q的经济地位，到处打短工的流浪雇农，是社会中被压迫、被污辱的最底层的人。接着连续写他的四个生活片断。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在精神上独不崇奉赵、钱两家，进过几回城，又讥笑未庄人的“不见世面”，这些都突出了阿Q妄自尊大的特点；“癞疮疤”的故事，写他被欺辱时由打人到怒目而视到自轻自贱；“押牌宝”事件，写他被欺辱后为取得精神上的胜利而进行自我摧残。以上便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构成部分之一。第三章，接第一章的情节，继续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被赵太爷打了之后，反而因此“得意了许多年”，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从来如此，他们景仰强暴，视人压迫人为当然。作者入木三分地表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十分可悲的变态的奴性。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竟然败在王胡手下，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调戏小尼姑，为自己的屈辱报仇。三个片断，刻画了阿Q畏强凌弱的性格；阿Q与王胡比丑，说明他无聊到了极点；憎恶假洋鬼子，则表现他排斥异端；“赶紧抽紧筋骨”等待挨打，显出十足的奴性；调戏尼姑，更表现阿Q对女性态度上的肮脏灵魂。　第四章，写阿Q拙劣的求爱经过和遭到的可悲结果，继续表现阿Q的地位和处境。作者在叙述中把阿Q的永远得意归究于“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指明了他的思想是受了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这是阿Q严格遵循“男女之大防”和排斥异端的思想根源。而强调阿Q的“样样合于圣经贤传”，以及他要找女人是唯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说明阿Q全身浸润了封建思想的毒素，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道德。而他去拧女人大腿，说“诛心话”“掷一块小石头”，留心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又说明他前面的思想是虚伪而可憎的。年近三十的阿Q要求恋爱是正当的，但他的要求却触犯了封建礼教，因而遭到赵太爷父子的凶残迫害，他不仅挨打，而且连可怜的一点点家当也被榨取干净，断绝了活路。这一章，写了阿Q的可憎，更写了他的可怜，也写了统治者迫害人民的残暴。到此，情节发展又深入了一步。　第五章，写阿Q走投无路，揭示麻木的国民“吃人”的本相，再写阿Q的畏强凌弱。“恋爱”既成“悲剧”，阿Q接下来遇到了“生计问题”。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阿Q感到“世上有些古怪”，做工被老主顾拒之门外而意识到生路被断绝。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断他生路的是赵太爷之流，而误以为是比他更弱小的小D“谋了他的饭碗去”，便发生了“龙虎斗”。这既表现了阿Q的畏强凌弱的性格，又说明阿Q的不觉悟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无路可走的阿Q去静修庵偷萝卜，是情节的必然发展。他视小尼姑如草芥，对老尼姑耍无赖，亦是他畏强凌弱无赖霸道的表现。自己的不争气不觉悟，统治阶级的迫害，必然使他走上行窃之路。　第六章，写阿Q由走投无路到短暂的“中兴”，再被赵太爷逼到无路可走的经过。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后，受到人们的“敬畏”，不过因为他在城里给白举人家里帮过忙，手里有现钱，有些便宜货，还知道城里一些见闻。因此，掌柜、酒客、路人都对阿Q“刮目相待”，王胡等人对阿Q也“肃然”，妇女对有劣迹的阿Q也不再躲避，而是主动赶着要买他的东西。这一切深刻揭示了国民趋炎附势的本性。然而，当阿Q的底细被披露出来后，人们又由对他的“敬而远之”到“斯亦不足畏也矣”，更说明了世态的炎凉，人们的愚昧无知。不由得使人发问，这样的国民，不改造行吗阿Q的又一次走投无路成为必然。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Q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　鲁迅写阿Q，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给予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Q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现在我们从阿Q投身革命的全程来看阿Q的性格特征。　阿Q的革命要求是模糊而幼雅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他改变长期屈辱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夹杂着许多落后的意识和营私利已的思想，他的革命甚至达到敌我不分的严重地步。阿Q这种芜杂而落后的思想，注定了他“投降革命党”的失败。　但阿Q投身革命的历程却从客观反映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这一重大问题。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使阿Q误解革命；屈辱的地位和悲惨的处境不能不使阿Q本能地倾向革命，说来似乎并不光彩的“偷儿”行径，其实就是阿Q的初步造反行动！当阿Q发现革命使举人老爷恐惧万分，未庄一群鸟男女惊慌失措时，便深感“快意”，于是“神往”革命，判定“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在第七章中，写辛亥革命到来时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突出了阿Q的革命要求。投机“革命”：在阿Q再一次被逼上末路时，辛亥革命的暴风雨来了。城里的“举人老爷”视革命如洪水猛兽，他要逃难了。未庄的“一群鸟男女”惊恐万状，误传革命军是为崇祯报仇的军队。阿Q则最具有代表性，由于他的思想深处的保守心理，使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所以起先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他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感到“革命也好罢”，产生了“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的要求，因此他高喊“造反了，造反了”，表达了他革命的愿望。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实质是什么呢“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这样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小说以形象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再看阿Q的对立面，赵太爷父子在革命到来时吓得六神无主，低声下气地把一向不放在眼里的阿Q叫成“老Q”，这时候的赵太爷和阿Q俨然换了一个位置。还是年轻一辈诡计多，赵秀才竟和假洋鬼子相约革命，革掉了静修庵里的一块龙牌，还顺手抄走了一个宣德炉。这就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混迹于革命中的假革命现象。　而第八章，写到辛亥革命引起的未庄的变化，进一步刻画阿Q的性格。革命像一阵风一扫而过，并没有到达未庄，人心日见安定。政权落到投机钻营者手中。变化最大的不过是掀起了盘辫的风潮。赵秀才、假洋鬼子成了戴“银桃子”的革命党，未庄的政权仍在这些从前的压迫者手中。阿Q要投革命党，结果误投假洋鬼子门下不成，被“哭丧棒”赶出门。他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同时写赵家遭抢，这就预示着阿Q的悲剧命运就要到来。赵家遭抢使未庄人和阿Q都很“快意”，这体现了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阿Q就是作为抢劫嫌疑犯而被捕的。谁告了他的状呢就是戴“银桃子”的自称革命党的赵秀才。压迫阿Q的是赵秀才之流，不准阿Q革命的是赵秀才，最后捕他、审他、处决他的还是这个戴着“银桃子”的“革命党”人。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后反而被枪毙，他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在第九章，写阿Q被当作替死鬼被捕、被审和被处决。）。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枪毙，而且还在死前表演了他最后的精神胜利法：“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一章里，还提到城里依然如故，掌权的还是原班人马，举人还在追究陈年老租，依然游街示众，依然看客如云，只是审问的跪改为站，处决的砍头改为枪毙。小说显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团漆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然是那样麻木。　宗上所述，阿Q参加革命的全部过程，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同农民的关系：革命不关心农民，农民不理解革命，像阿Q这样的农民虽有自发革命的要求，在革命党深入农村之前，也只能以这种自私落后的思想理解革命，而只能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而不自觉。正是由于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阿Q不能从屈辱中奋起，在失败中求生，总是以幻想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来掩盖屈辱和失败。结果革命果实被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保存自己的地主阶级所窃取，真正欢迎革命的阿Q不可避免地遭到悲惨的结局。　总之，我们不难看出，阿Q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有革命的要求和可能，但是他的地位决定了他革命的局限性。客观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现探讨一下作者的写作意图：意图主要有两点：一是“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暴露国民的弱点”，让读者了解长期封建统治所造成的可怕的国民的愚昧，意在“引起疗救的注意”；二是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批判它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阿Q这一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提醒大家：中国的任何革命必须注意解决亿万贫苦农民的问题。这样，我们就能深刻地认识到作者写阿Q倾向革命的本能，显然是提醒革命者：广大农民是有革命要求的，决不应该视而不见这支力量。归纳起来，这篇小说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体现了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热切的爱国之心。　社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阿Q精神”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与时俱进，可以说今天“阿Q精神”同样成了我国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是阿Q，但是每个人都可能有过“阿Q精神”。在某些情况下，“阿Q精神”可以起到减轻心理压力，保持心理平衡的积极作用。譬如，阿Q挨了别人的打，自言自语骂一声“儿子打老子”，他怒气发泄了，心理平衡了，不再感到痛苦了。假如他不骂那一声，而是把怒气闷在心中，那迟早要“憋”出病来。我想，阿Q若不是“闹革命”抓去杀头，他肯定可以高寿。　我们仔细想想“阿Q精神”其实并非中国专利，外国也有“阿Q精神”。听说，如美国总统林肯一次，有位议员当众羞辱了林肯，他回家后，气得饭也吃不下，于是摊开信纸，给那位议员写了一封长信，用非常尖刻的语言将对方骂工个狗血淋头，然后美滋滋地上床睡大觉。第二天一早，林肯部下要替他把信发出，他却将信撕了。部下不解，林肯笑着解释。“我在写信过程中已经出了气，何必把它寄出去？” 这不是十分典型的“阿Q精神”吗？美国总统如此，市民亦不例外，有位名叫约翰的公民，深夜接到一个不相识女人的电话。那女人对他说，“丈夫有了外遇，不体贴她，经常整夜不归。她感到很苦恼。约翰问：“你为什么不和他离婚？”那女人回答：“我舍不得离开他，希望他能回心转意。”“那你为什么跟我说？我又不认识你。”“我就是要让不认识的人听我倾诉苦衷，熟人听了反而会惹麻烦。说完了我心里就舒坦了。”因此，近年美国兴起了“诉苦电话”，让那些心中有苦没处说的“美国阿Q”们有个发泄感情的地方。据说，“诉苦电话”生意兴隆，赚了不少美钞。　又如日本人，他们不但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连运用“阿Q精神”也别有新招。以上说的“阿Q精神”仅仅用在消除心中怒气求得心理平衡这个层次上面，而日本人却棋高一筹，他们“变废为宝”，用“阿Q精神”来推动生产，提高工效，这就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了。日本的有识之士领悟到：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上下级长期相处，难免产生矛盾，如工厂的工人和厂长，机关的职员和董事长。有时，下级受了上级的气，只敢怒而不敢言，心理上感到压抑。如果不及时将“压抑”释放出来，将会产生负效应，甚至破坏作用，不利于工作或生产，激化上下级矛盾。于是，头脑精明的厂长和董事长便想出一着高招：将自己的形象做成橡皮模具，大小高矮面部五官和自己一模一样，把模具置于一间“出气室”内。凡心中有气没处发泄的工人或职员，都可以到“出气室”对你上司的模具拳打脚踢，大声怒骂，将你的怨气、怒气统统爆发出来。出了气，心理平衡了，工作效益自然提高。有家工厂作了统计：自从设立了“出气室”之后，该厂的生产效率比原先提高了7．9%，真是受益匪浅。　为此，我们得出结论：在新的时代“阿Q精神”并非都是坏事，它内含科学性。对于心理失控的人来说，它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获得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不至于因心理压力得不到正确疏导而做出失去理智，譬如打人、毁物甚至杀人、放火或者自杀之类的偏激行为。如今，“阿Q精神”已经走出了中国国界，成了“国际通行”的医治心理疾病的辅助手段，在治疗人类心理失衡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再“孤芳自赏”了。我们对“阿Q精神”这一宝贵的“国有资产”，应当好好利用和开发，使其在治疗心理疾病，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方面，充分地发挥它的潜能。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最著名的一篇小说，塑造了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自私、愚昧、封建、保守而又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欺弱怕强和对敌善于健忘的阿Q形象。

1、架空的精神胜利 阿Q在当时的社会上没有任何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是一个弱者，经常受人欺辱，处处遭到失败。但他却不敢正视失败，承认失败，往往用精神上的胜利去掩盖现实中的失败。

2、盲目的自尊 在未庄，谁也瞧不起阿Q，他处处受人歧视，但他却很自尊

3、盲目地排斥“异端” 凡是阿Q看不惯的，新奇的事物，他就视之为“异端”，就盲目地加以排斥。4、麻木，愚昧 精神上的愚昧麻木，使得他不能清醒地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认识自己的可悲命运，而迷迷糊糊，安安稳稳地忍受着剥削和压迫。 鲁迅对啊Q的评价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1、阿Q精神的第一个特点是“过度自尊”。阿Q本是极一个卑微的人，无家可归，在土谷祠里居住，没有固定的职业。然而阿Q甚至瞧不起城里人，认为他们都是可笑的。

2、阿Q精神的第二个特点是“欺弱怕强”，阿Q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欺软怕硬，弱小的便骂，气力小的便打。遇到强者，他便赶紧缩起脖子，一点不敢反抗。

鲁迅笔下的阿Q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软怕硬，麻木健忘。鲁迅先生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的描绘，表明了这种普遍存在于国人魂灵中的精神病症。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短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

（一）鲁迅的创作思想及对阿Q的态度 改造国民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是鲁迅创作思想的主要特点。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不幸的人们”，指贫苦农民、贫民、下层知识分子、劳动妇女等广病苦”，既是物质的“病苦”，更主要的是精神的“病苦”：国民劣根性、封建思想等。通过“揭出病苦”，使人们惊醒起来进行“疗救”：改造国民性，清除封建思想的毒害，进行有效的抗争。《阿Q正传》是体现鲁迅创作思想的代表作。鲁迅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哀怜他不幸的生活遭遇，恼怒他有着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而不起来抗争。 （二）阿Q的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农民，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阿Q是一个贫苦农民，无房无地，寄居在土谷祠内，以帮人做短工为生，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连一个姓氏也没有，受尽压迫、剥削、欺凌，生活十分悲惨。在“恋爱的悲剧”一章里，阿Q被地主赵太爷掠夺去了一切，被断绝了在未庄的生计。但是，阿Q却并无真正的不平和反抗。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他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以妄自尊大等方法，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妄的精神胜利之中。第二章“优胜记略”对精神胜利法作了生动的描写：第一是妄自尊大，被赵太爷打了嘴巴后，心里想这是“儿子打老子”而得意起来；第二是自轻自贱，甚至以作践、痛打自己来转败为胜；第三是欺凌弱者，被假洋鬼子打后，以调笑、侮辱小尼姑来忘却自己受到的伤害，轻松得飘飘欲飞；第四是忌讳缺点，以丑为荣，他因头上的癞疮疤而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但又说别人还“不配”，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并非平常的癞头疮，别人还“不配”有；第五是健忘，很快会忘却伤害而高兴起来，甚至在被打之后反而似乎完结了一件事而轻松起来。精神胜利法是一种精神上的麻醉剂，使阿Q不能认识自己在现实中的悲惨地位和处境，觉醒起来进行抗争。此外，阿Q还有主观、狭隘保守、狡猾等性格特点，以及排斥异端、重视男女之大防、深恶造反等封建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总之，阿Q是一个具有许多劣根性的落后农民。 作者在小说的后半部，把阿Q放在革命中表现。当辛亥革命起来时，阿Q也“神往”于革命了，并且还有在大街上高喊“造反”和投革命党的行动。他在土谷祠中的“革命幻想曲”，既表现出农民的自发的革命要求：报复压迫者，改变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又是和狭隘报复、享受、取压迫者而代之等落后农民的私欲和糊涂观念联系着的。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最后糊里糊涂地被所谓革命政府作为抢劫犯而送上“大团圆”之路。 阿Q形象具有深广的典型意义。第一，他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并非只属于落后农民，它是在长期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普遍存在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劣根性。因此阿Q形象对中国人都有针砭意义，它惊醒国人起来改造这落后麻木的国民劣根性。第二，阿Q的“革命”及其“大团圆”结局，提出了在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和国民的觉悟的重要性，并在客观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农民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农民还处于不觉悟状态。辛亥革命没

主人公阿q，是“精神胜利者”的典型，受了屈辱，不敢正视，反而用自我安慰的方法，说自己是“胜利者”。

他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恃强凌弱，麻木健忘等等。鲁迅先生正是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淋漓尽致的描绘，表明这种普遍在于"国人魂灵"中的精神病症怎样麻木。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是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

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极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着精神。阿Q面临着一切生存的困境：无田地，无房屋，无女人等。虽然他作过一些努力，包括投机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阿Q依然是阿Q。物质上的绝望，必然要用精神来安慰。

鲁迅写阿Q，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Q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Q的遭遇给予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

阿Q投身革命的历程却从客观反映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这一重大问题。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使阿Q误解革命；屈辱的地位和悲惨的处境不能不使阿Q本能地倾向革命，说来似乎并不光彩的“偷儿”行径，其实就是阿Q的初步造反行动！当阿Q发现革命使举人老爷恐惧万分，未庄一群鸟男女惊慌失措时，便深感“快意”，于是“神往”革命，判定“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Q参加革命的全部过程，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同农民的关系：革命不关心农民，农民不理解革命，像阿Q这样的农民虽有自发革命的要求，在革命党深入农村之前，也只能以这种自私落后的思想理解革命，而只能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而不自觉。正是由于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阿Q不能从屈辱中奋起，在失败中求生，总是以幻想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来掩盖屈辱和失败。结果革命果实被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保存自己的地主阶级所窃取，真正欢迎革命的阿Q不可避免地遭到悲惨的结局。

阿Q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有革命的要求和可能，但是他的地位决定了他革命的局限性。客观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社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阿Q精神”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与时俱进，可以说今天“阿Q精神”同样成了我国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是阿Q，但是每个人都可能有过“阿Q精神”。在某些情况下，“阿Q精神”可以起到减轻心理压力，保持心理平衡的积极作用。

在新的时代“阿Q精神”并非都是坏事，它内含科学性。对于心理失控的人来说，它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获得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不至于因心理压力得不到正确疏导而做出失去理智，譬如打人、毁物甚至杀人、放火或者自杀之类的偏激行为。如今，“阿Q精神”已经走出了中国国界，成了“国际通行”的医治心理疾病的辅助手段，在治疗人类心理失衡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再“孤芳自赏”了。我们对“阿Q精神”这一宝贵的“国有资产”，应当好好利用和开发，使其在治疗心理疾病，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方面，充分地发挥它的潜能。

　　不一样，阿Q是鲁迅先生集中多人特点于一身，反映了当时的国民劣根性，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阿Q集中表现在《阿Q正传》中。

　　阿Q的人物形象：

　　阿Q，一贫如洗，无家无业，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住在未庄的土谷祠，只给人家做短工，平日只要吃饱了肚子，有几文钱，便神气活现地喝酒赌博，调笑打闹，生活满足得很。后来在他“中兴”之后，更是满足、神气非常“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台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阿Q不仅在生活上十分满足和得意；在精神上，也有其满足和沾沾自喜之处。阿Q得意于自己“先前阔”，或者“我的儿子会阔多啦”，加以他“进了几回城”，自恃“见识高”，便更自负。他讥笑未庄人是“多么可笑的乡下人”，竟不知城里的煎鱼和条凳，打麻将的手艺也远不及城里人。然而一面又鄙薄城里人，城里人把长凳叫条凳，煎鱼不用葱叶而用葱丝，他认为“这是错的，可笑。”这样，阿Q又在精神上获得了满足。在这种卑琐陋劣的生活方式下，阿Q处于可怜的境地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下去。他身上最明显的旧中国的国民劣根性便是精神胜利法和奴隶根性。[15]

　　自尊自大：阿Q本身是个非常卑微而且贫贱的人物，但是他却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甚至是家乡有钱有势的赵太爷，他也认为，“我的儿子将来比较阔的多”。而且因为去过城里，甚至连城里人也看不起，拿别人的缺陷肆意嘲笑，然后引起为荣。

　　自轻自贱：阿Q能够自己贬低自己，而且在自轻自贱了之后，还能够认为这种轻贱使自己的“地位”更加上上。比如，在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头的时候，阿Q就自己说自己是“虫豸”，将自己贬低为“虫豸”希望别人放了自己。并且在轻贱自己为“虫豸”之后，又犯了自尊自大的毛病，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所谓的“第一个”就是无上的荣耀，于是阿Q又在精神上胜利了。

　　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是阿Q常常用于安慰自己的表现，以让自己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比如被别人打，他可以想象成自己被“儿子”打了，认为整个世界不像样，没了伦理，于是又按照自己的意愿转败为胜，心满意足。

　　欺软怕硬：阿Q本身就是非常卑贱的小人物，身体瘦弱、口才也木讷，不论打架还是骂人都不是别人的对手。于是阿Q在于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先估量对手的力量，专门捡软柿子捏，木讷的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如果遇到打不过也骂不了的，就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这种典型的欺软怕硬的行为，也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具体表现。

　　《阿Q正传》是鲁迅对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系统的大清算。精神胜利法贯穿阿Q的一生。阿Q要被杀头了，也还在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忘记杀头的苦楚。用鲁迅的话解释精神胜利法：“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精神胜利法的主要功能：是维系奴隶的心理平衡，用自欺、瞒自己、骗自己的方式使自己麻木。阿Q的精神胜利法纯然是奴隶们在失败面前闭上眼睛，用瞒和骗制造胜利的幻觉麻醉自己，把奴隶的屈辱和失败的痛苦变成精神上的自满自足，从而使自己麻木不仁、安安心心地做奴隶。阿Q好赌，但总是输，然而有一回却福星高照，终于赌赢了，他居然“赢了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他兴高采烈”，可惜的是，“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阿Q也挨了几拳几脚，到头来“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不见了”。然而，阿Q毕竟是阿Q，他还是能拿出与众不同的解除痛苦的办法来。阿Q忽然“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便心平气和起来，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又觉得“心满意足得胜”了。鲁迅用近乎漫画的夸张的手法，将精神胜利的荒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在阿Q们的灵魂里有着四千多年积淀下来的沉重的奴隶意识，这也是鲁迅对旧中国国人灵魂的一个重大发现。所有的中国人，上自宰相、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一律都得跪下来称臣。王公贵族、大官小吏、乡绅地主，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皇帝的奴仆，又是他们以下的百姓、仆役的主人。只有最下层的平民百姓，他们“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板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受的封建文化奴役最深，灵魂里积淀的奴隶意识也最沉重。阿Q从来不把自己当人看，安于做奴隶，把做稳了奴隶视为最大的满足。面对压迫，面对肉体和精神的凌辱，他敢怒而不敢言，只能默默地忍受。阿Q精神的麻木，是因为做了几千年的奴隶习惯。在等级制中，被强者欺凌似乎顺理成章，欺负弱者也似乎理所应当。鲁迅曾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显凶兽样。”阿Q头上的癫疮疤虽然是比他强的闲人们欺侮和取乐的材料，然而，阿Q还有又癫又胡的王胡可以嘲笑取乐。阿Q打不过王胡，但还有更弱的人向他求饶，他也得势不饶人。

　　鲁迅通过阿Q性格的塑造，突出地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1、批判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2、指出了阿Q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与必然性；3、与此相联的是深刻地评价了辛亥革命。

　　鲁迅不仅从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方面对封建制度加以揭露，而且着重揭露了封建制度用其整个反动思想体系，给劳动人民套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批判，就是为了砸烂这个精神枷锁，使人民觉悟起来。吕俊华从“自尊心”分析出发，指出“人类有了自我意识就有了自尊心”、“奴隶也要保持奴隶的尊严才能活下去”。阿Q的“自尊心很强，甚至达到自负自傲的程度”，因与实际相脱离，就变为“虚荣心”，即所谓“面子”。阿Q在一次次实际生活中所受的打击、凌辱中，在“自尊”无法维护的、屈辱的境遇中，只得求于“追求思想上的安慰”，阿Q就用精神胜利法来弥补他的实际失败。精神胜利法使阿Q在挫折、屈辱中“转败为胜”，尽管是虚幻的，但也得到一些快慰的效应，所以就成了他“克敌制胜”的法宝。所以说精神胜利法是“自卫的反应”和“求生的本性”。可见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失败虽然是相反而实际都是为了保全自己，都是出于生物的本能。但是，虚幻的精神胜利究竟解决不了“生存要求”的实际问题。如阿Q的“恋爱悲剧”及其引起的“生存危机”不得不进城谋食，尽管一度“中兴”，令未庄“侧目”。这就说明了“阿精神胜利法的失败”。阿Q的精神胜利是变态的反抗，是愚昧麻木的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是“被逼出来的”，也就是说阿Q的病态是旧社会造成的，是旧社会病态的反映。阿Q正是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产物，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等级制度的产物。

　　《阿Q正传》充分反映了赵太爷一伙就是愚民政策的代表者、受益者，他们虽然也有阿Q精神，但他们并不是愚民，而是愚民的愚弄者、制造者。他们自发或自觉地、有意和无意地体现和实现着愚民政策，他们君临着、主宰着阿Q和未庄居民，他们垄断着做人的资格、权利而把阿Q置于非人的地位，他们不准阿Q姓赵，不准阿Q恋爱，不准阿Q革命。总之，不承认阿Q是个人，也决不允许阿Q企图争为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