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经历（四位名人的情感经历）

婚姻，有时并不是让你每一天都开开心心，也不能一直体会到激情和爱。

很多时候，婚姻甚至是相反的，它会让你厌倦，让你疲劳，怀疑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

但婚姻真正的价值，其实在人生的暗面更能凸显。

整天甜言蜜语哄着你的不一定真正爱你，但是性命攸关的时候痛彻心肺，愿意豁出一切拯救你的，才是合格的爱人。

十年前，我为了学分，选修了一些文史类课程。我上《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时候，老师花了两个礼拜，跟我们讲述了四位著名作家的生平，尤其是他们的婚姻部分。

01

第一个是郭沫若。

郭沫若

老师说这位文学大师一生有三位妻子、一个情人，然而他毫无责任感可言，为了自己的兴趣和事业，对这些女人始乱终弃，甚至还把纯粹出于私心的别离，描写成“为了革命的牺牲”，来衬托自己的伟大。

最后这四个女人中，两人上吊自杀，两人对他怀恨终生。他有十几位子女，但大多拒绝认他做父亲。

郭沫若晚年孤独一人，沉溺于抄写死去儿子的日记，可谓凄凉至极。

老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语调冰冷，不带感情。

02

第二个是老舍。

老舍

老师讲他，花的篇幅颇长。老舍年轻时家境贫困，一位刘姓善人资助了这对孤儿寡母，甚至送老舍出国读书。

老舍爱上了刘善人的女儿。

可等他学成归来，这位大善人已散尽家财，剃度出家后去世了。他的女儿因为家道中落，去做了最下等的暗娼。

这个没有故事的故事，成了老舍心里舍不去的痛，他写下《无题》和《微神》两篇小说，纪念自己的初恋，并直到34岁才通过朋友介绍成婚。

他的妻子也是新青年，也从事文化工作，在困难时期也非常支持老舍。照理说这种关系也算很理想了，但老舍对婚姻始终缺少热情，寥寥几篇写给妻子的文章，也只见出于情理的愧疚，不见一点内心深处的波澜。

在西南联大时，他曾遇到一位红颜知己，但被妻子捉住，最终他也没敢像郭沫若那般破釜沉舟、抛家弃子。

旁人看来，这也许还算一对不错的夫妻。却不知后来，妻子竟然与老舍对立，老舍经不住折磨和打击，最后自杀了。

有人说曾经见到老舍的妻子，对他言语刻薄，咬牙切齿。

老师说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语调里有一种深深的遗憾。

03

第三个是沈从文。

沈从文

这个故事比较平淡。大意是乡下小子沈从文，对大家闺秀张兆和一见钟情，写了几百封可以入册的情书。

张兆和一开始觉得他不知天高地厚，最后也慢慢被他的专情和文采打动，在胡适等大佬的撮合下，与沈从文结为连理。

但两人在婚后，因为背景太过悬殊，屡生分歧，一度分居。后经历解放后的数次清算后，两人的感情终于还是占了上风。

张回到了沈的身边，在关键问题上点醒了沈从文，让他放弃写作转行历史研究，又捐出大量娘家文物，帮助小家庭躲过了十年浩劫。

张兆和对沈从文可谓尽责，但对他的不理解，也一样持续到了人生的尽头。

直到丈夫死后，她才赫然发现两人的感情之深，在丈夫墓碑上引用镌刻了一句话：

“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这十六个字，浓缩了沈从文的一生。

老师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一些同情，也有一些欣慰。

04

第四个是钱钟书。

钱钟书与杨绛

钱钟书和杨绛的故事，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老师所述，跟现在大多数微信公号撰写的两人故事，并没什么大的差别。

唯一让我记得的是，就是讲两人在特殊时期，依然把彼此保护得非常周全，夫妻俩甚至在和别人起冲突时，为了保护对方，还干过揪人头发、扇人耳光之事。

这个细节，让我至今依然觉得他们的爱情非常纯粹。不仅跟爱好与物质无关，甚至也跟名节与面子无关，真正做到了惘论世人，只求本心。

老师讲到钱钟书和杨绛的时候，毫不意外的，语气中充满了羡慕。

好的婚姻就像一把下了的锚

讲完钱钟书的故事，眼看就要下课，老师突然说：

我有一个忠告，想说给在座所有同学听：

郭沫若的婚姻没有道德， 所以他的下场最凄凉。

老舍的婚姻有道德而无感情， 在平日里也许还能支撑，但一遇到重大难关，夫妻就很容易分手，甚至会互相损害而寻求自保。

沈从文的婚姻有道德也有感情，但缺少理解， 这样的婚姻稳定，但可能缺少乐趣或者充满不甘。

钱钟书的婚姻，才真正包含了全部的道德、感情与乐趣， 所以他们成了彼此的灵魂伴侣，代表了爱情最美好的部分。

人生在世，婚姻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将来都认真对待婚姻，不求达到钱杨的境界，但最起码也要学习沈从文，把道德和感情两条底线牢牢把握住。

人一辈子七八十年，其实长得超出你们的预料，想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遇到任何变故是不可能的。

一个讲道德、有感情的婚姻，就像一把下了的锚，有了它，多大的浪头来了你都不会倾覆，因为你知道自己还有想见的人，还有自己想尽的责任，这种想法的力量是和信仰相当的。

那一刻，我记得我的视线，第一次从动漫书上移开，移到了这位老师身上。

老师很年轻，从口音里判断是个北京人，身上的穿着及气质，无不透露着他的郁郁不得志。然而他说出这一番话的时候，正气浩然，振聋发聩，仿佛先师孔圣附体。

不光是我，在场几十位单身宅男，几乎都停下了手头的课外书籍，双眼晶亮地看着他。

他的这番话，在我之后的人生里，不断被想起，印证。

人生最重要的还是家庭

我曾经有一位日本老板，算是很大的一位老板了。50多岁，离过一次婚，前妻和一对儿女，跟他彻底断绝了往来。

孤身一人几年后，他又找了个老婆，两人一直和和睦睦到现在。

我在日本出差的时候，亲眼看见他晚上9点下班后，走回在六本木的豪宅，路上还跑去便利店买肉和蔬菜。

第二天我好奇地问起这事，他说：

“在我家，每周有两天是要买菜做饭的，这个规矩无论多忙都不会更改。”

在日本，女性地位极其低下，作为一个行业人人敬重的大佬，我觉得他这个行为有点匪夷所思，但最终也没有多问。

直到后来公司倒闭的时候，他来跟我践行，我才问道：

“你在国内出差时，每晚都早早回酒店，去日式KTV谈生意时也举止端正，还经常回家给老婆做饭，这跟我想象中的日本经理人完全不同。”

听我说完，他哈哈大笑，然后一脸严肃地告诉我：

“男人要懂得了解和控制自己的欲望，我年轻时候犯过很大的错误，所以现在才会特别善待家人。”

临走前，他又特别强调了一遍：

“男人的幸福来自于控制自己的欲望。玩弄自己的家庭，在你顺利的时候也许还不是问题，但如果到了人生的低谷，失去家庭你就真的一无所有了，这句话你一定要记住。”

照理说，那时候的我，应该是很难理解这段话的，但不知为何，我竟然听懂了。

合格的爱人 愿意豁出一切拯救你

我和我老婆的婚姻，应该属于沈从文那个档次。我们一见钟情，但不得不承认，直到结婚时，我们对彼此的理解都很不够。

从我老婆的视角来看，她的理想伴侣应该积极阳光，不做太多非分之想，身强体壮且热爱运动，为人周正，擅长维持人际关系。

可我呢，恰恰相反。

我不仅阴沉羸弱，喜欢胡思乱想且讨厌运动，还崇尚酸腐知识分子的风格，对人际关系极尽逃避之能事。

所以，我们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感情让我们随时都渴望拥抱在一起，但许多三观上的问题，又把我们搞得非常疲惫。

曾经我有些遗憾的想着，也许我们一生就这么平淡无聊地过下去了。

后来我选择远走丹麦，担任了一个产品经理，而老婆则选择了独自留在上海发展。由于对丹麦天气的不适应，以及部分同事的不友好，再加上对全球市场缺乏认识，我过得非常沮丧和颓废，甚至到了需要吃药维持情绪的程度。

我老婆隐约发现了一些异样，但六千多公里的距离，岂是一根网线所能填平的。我一直说自己还好，其实内心已经快崩溃了。

有一天，我用刮胡刀割掉六个月没剪的头发时，把后脑勺犁出了一片两厘米宽四厘米长的秃块。

那天老婆和我视频时，突然要求我把头转过去让她看。我照做之后，她出现了疑似中邪的症状，一边大笑一边又在落泪。

一个月后，她辞去工作，来到丹麦陪我。

过了很久，她才告诉我为何会来丹麦：因为她看到我发型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如果她不来陪我，我可能会死掉，于是便放弃一切来到了丹麦。

我的眼泪唰一下掉了下来，心里，充满前所未有的温暖。

老婆来了不久便怀孕了，之后我们又一起经历了生产。老婆在产后出现了大出血，在大约十五分钟时间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可能会失去她的煎熬，那种感觉极难描述，因为每当我开始往那个方向想时，就有一股电流将我大脑打得瘫痪。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现象叫做应激保护，原因是我的神经系统经过评估后，觉得我可能无法接受这样一种结局，于是便强迫我不去想。

而我之所以不愿意接受，应该是因为爱在失去的时候会表现得更加强烈吧，就像张兆和在沈从文死后，突然间堪破了天机。

我也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

整天甜言蜜语哄着你的，不一定真正爱你，但性命攸关时候痛彻心肺，愿意豁出一切拯救你的，才是合格的爱人。

婚姻对一般人的价值，并不是让你每一天都开开心心，也不是让你能一直体会到爱和激情。

很多时候，婚姻甚至是相反的，它用红绸缚住你的手脚，把一大堆不相干的三姑六婆人情世故绑在一起，让你疲劳，让你怀疑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

但如果你经历够多，终有一天你会明白：

婚姻的真正价值，其实体现在人生的暗面。

在你寂寞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听你讫语，陪着你无所事事；

在你空虚的时候，心头会突然出现一个眼神，让你觉得要改变一些什么；

在你被打倒在地踩上一只脚的时候，有一扇门依然为你开启，里面的人不仅不会苛责你，还会努力抚平你的伤口，为你的伤悲而伤悲。

记得在我结婚的婚宴上，我曾经的那个日本老板，竟从遥远的东京送来了视频祝福。

也许是以前没这么做过，视频里的老头很不自然，用僵硬的语调祝我新婚快乐，并让我以后带妻子到东京去玩。

也许是觉得这个视频太逊了，之后他追加了一封邮件，再次告诫我：凡事要以家庭为重。

快60岁的他，以前曾和比尔·盖茨，在72小时拉力谈判中针锋相对，从孙正义手里拿到过天使投资，一度被某位中国首富视作救命稻草。然而他觉得近60年人生经验里，最值得传给我的竟是两个字——家庭。

是什么维系着家庭和婚姻呢？

我想起了以前老师的那句告诫：

我希望大家将来都认真对待婚姻，不求达到钱杨的境界，但最起码也要学习沈从文，把道德和感情两条底线牢牢把握住。

人一辈子七八十年，其实长得超出你们的预料，想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遇到任何变故是不可能的。

一个讲道德、有感情的婚姻，就像一把下了的锚，有了它，多大的浪头来了你都不会倾覆。

又是什么导致家庭和婚姻的破裂呢？

没有及时控制自己的欲望。

于是我又想起了日本老板的忠告：

男人的幸福来自于控制自己的欲望。玩弄自己的家庭，在你顺利的时候也许还不是问题，但如果到了人生的低谷，失去家庭你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不仅适用于男性，也适用于女性。

不仅适用于婚前，也适用于婚后。

浅谈沈从文“乡下人”心态对创作的影响

摘要：沈从文一惯自称为“乡下人”，其“乡下人”心态对于创作的影响在于：“乡下人”心态使作者发现了自己的题材领域湘西世界，同时开创了乡村小说的先河，在作品孕育出一种从容、恬静的生活态度，形成了恬淡、优美的艺术风格。沈从文“乡下人”心态，深刻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价值取向，积淀成他的小说创作的文化特质。

关键词：乡下人心态 乡村小说 美学风格 悲悯

沈

从文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师，他的一生很富有传奇性，人们提起沈从文，便不能不谈到湘西，去了湖南沅水边，不可能不想起沈从文的作品，而他的一生的传奇，也

大都和湘西有关，在他的笔下，湘西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到处充满神秘感的地方。那里的山山水水、世俗人情，都是故事，都是诗歌，也都是图画。沈从文的一

生可谓是坎坷曲折，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力经运动，一个一个的大浪都扑向他，甚至连鲁迅、郭沫若都与他有隙，所以，他始终以“对政治无信仰，对生

命极关心的乡下人”自居的作家。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我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人，一切陌生，一切不能习惯，形成现在的自己的，坐在房间里，我

的耳朵里永远是拉船人的声音、狗叫声，牛角的声音。”[1]

在1936年的《（从文习作选）代序》中，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

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京派作家中自称为乡下人的不

乏其例，但像沈从文这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执拗地一再认定倒是很罕见。我们可以称之乡下人情结，势必会形成一种乡下人心态，影响沈从文的创作。他说：

“我是一个乡下人，我就写我的乡下事。”他不因此而自卑，而是得意，他说：“我这个乡下人，照样能干你们的事，还干得更好。正是凭着这份持拗和自信。只有

小学文化的他，能在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凭着一支笔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

（一） 乡下人心态使沈从文发现了自己的题材领域湘西世界。

“乡下人”包含了一种与都市对立的意味，因而沈从文的乡下人心态首先意味着他对都市的距离，对时代主流和现存政治的自觉流离。这位作家的经历表明：都市给了年轻的沈从文太多的挫折和创伤，因而使他无法完全融入到都市中去，对都市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心理距离。在此，重要的是，由于对深感都市道德的堕落与腐朽，沈从文在精神上也无法认同都市里的任何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从湘西社会出来的乡下人，本来在他的记忆中积淀着种种因政治而起的血腥和屈辱。沈从文早年所见的暴行劣迹，无疑地加深了他对政

治的一种近乎本能的怀疑。这种深刻的怀疑使得他在取材时大异其趣，既没有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也没有歌颂热火朝天的革命战争，而是找到了自己独特的题材领

域，他以“洌亮明净，潇洒随心的文字把湘西千里沅水和武陵系十余县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倾注入艺术之杯，使人在看惯三十年代作品中豪华堕落的都市和动荡

分解的沿海乡镇时，一睹“化外之地”山寨码头上宁静秀美而又奇幻的风俗画。[2]

沈从文在都市中受挫，深感都市人的贪婪、自私、势利，把目光转向了生他养并给予他精神滋养的故乡湘西。在那儿他获得了一种与都市抗衡的力量，找到了最宜于

发挥自己艺术天份的自由空间。

沈从文的创作主要以记忆作为源头活水，虽然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都市中，但正如汪曾祺所说的那样，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像里。”[3] 走出湘西的沈从文不可能重返故乡，但是在沈从文的现实生活中，缺席的湘西却更加鲜明地占据了他的心灵。他怀着对湘西的深厚感情而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1988年，沈从文自我评价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沈从文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

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于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自然、秀丽而又不悖于现实的艺术风

格，这在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这部小说在情节的构思、安排上其实并没有过人之处。细细分折起来，人物性格也有简单之嫌，但让人折服的

是那种异常真挚、深沉、动人的情感的传达与表现。比如《边城》中有许多关于茶峒自然环境、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的内容，但读来不觉枝蔓多余，因为在沈从文笔

下，这环境并非冷冰冰的，外在于人的对象世

界，它们和人组成了有机的生命界。〈边城〉里面的茶峒社会处处都融洽和谐、欢乐秀美、连湘西的风俗人情和自然景色也都是独特殊性而令人陶醉的。茶峒的景色

更迷人，酉水两岸的村镇，城边的炮眼和墙垛，碧溪的白塔和翠竹，小溪流的绳渡和水磨，深山峡谷间的雾霭和风雷，龙舟的竞赛，涸水能手抢夺大雄鸭子的游戏，

元宵节奇光异彩的爆竹烟火，和节日里的妇女小孩头上额上蘸着雄黄酒“王”字打扮，无不显示着湘西地区风俗人情和自然环境的特有美色。这些绘声绘色的描写，

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心灵美，象是要把读者带到武陵桃源般的仙境，令人心旷神怡！翠翠就是这片土地上生养出来的精灵。连名字也是由周围翠色逼人的青竹拾取而来

的。《边城》的整个故事就像一首散文诗，处处洋溢着诗的意境和韵味。在乡下人心态的支配下，沈从文眼中的湘西世界有着特有的灵气，从而成为自己的题材领

域。

（二） 由“乡下人”心态到乡村小说的创作，同时也影响了他的一系列作品。

沈从文从二十年代末以后，开始大力描写以湘西沅水流域为背景的小说。他自己很欣赏沅水流域所激发出来的杰作，在《沈从文小说选集 题记》（1957）中回忆道：

一

九二八年到学校教小说习作以后，由于为同学作习题举例，更需要试用各种不同表现手法，处理不同的问题，因之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七年约二十年间，我写了一

大堆东西。其中除小部分在表现问题，结构组织和文字风格上，稍微有些新意，也只是近于学习中应有的收获，说不上什么真正的成就。至于文字一部分充满泥土气

息，一部分又文白杂揉，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内容见出杂而不纯，实由于试验习题的形成，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总

体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分乡村人事。这地方的人民爱恶哀乐，生活感情的式样，都各有鲜明的特征，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可

而和这一切分不开。

这是他“最满意的文章”，因为表现问题、结构和文字都有 “新意”， 不但是他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收获，所以沈从文以湘西富有传奇神秘色彩的生活、语言、地方色彩创造出突破新小说。他的《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说：

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长河密不可分，我故事中人物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到了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沈从文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窥探和再现乡村中国的生活方式及乡下人的灵

魂，他开始有信心地从他自己的追求与试验的小说观点来考察当时比他早成名的小说家之小说。这比评论其实是为自己努力创作的小说争取承认，建设其新小说传统

而写的。这些批评自然也泄露了他自己小说的奥秘，沈从文称他自己所写的这种小说传统，可追溯到鲁迅、许钦文、罗黑芷、黎锦明、施蛰存，从而建立了乡土文学

的传统。

沈从文在1947年写的《学鲁迅》一文中，尊称鲁迅为乡土地文学之始祖，肯定了这种乡土文学成为二十多年的小说主流。沈从文甚至承认，他

的乡土小说是受了鲁迅同类小说的启发才开始创作。在《沈从文小说选集

题记》中说：“始之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广受读者欢迎，我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

在沈从文眼中，鲁迅及其同代人乡土

小说的特点，最适合拿来诠释他自己小说。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他指出：鲁迅从“教条观念拘束中挣脱出来。贴近土地，挹取滋养”，鲁迅小说展览“一

幅幅乡村的风景画在眼前，使各人皆从自己回想中去印证”。沈从文特别喜欢鲁迅这样的主题：“中国农村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乱，

为土匪的骚扰，为新的物质所侵入，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原来的型。”

从沈从文对鲁

迅的评论，可以清楚

地看出，他努力建立一个小说的新传统。这个传统由鲁迅开始，他们都是摆脱了许多二三十年代写作教条观念的拘束，贴近土地去描写被物质文明毁灭的乡村小镇。

而沈从文“乡下人”心态，是激发其乡村小说创作的内在动力。湘西的人土人情，为其创作提供了素材。

沈从文对一

种文化的判断，常常是从性的角度去观察。有一篇小说叫《十四夜间》，主人公是北京的一个小官僚，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就想找一个妓女，但找的时候，他很

紧张，自己是个京官要有架子，他就为这事犹豫不决。有一细节，他叫堂倌去找，一会要找，一会又不找。沈从文说，性爱是体现人的生命力的。他说北京文化熏陶

出来的人的生命的惰性、怯懦、犹豫不决、无能，比起大胆放肆的乡下人，说明你们生命力的衰落。乡下人的那种热情，要爱就爱，不像你这种犹豫不决。他从这些角度来嘲讽他们。在北京人的生命中那种惰性、怯懦，从中他发现北京古城生命力的衰退，反过来加深了他对湘西雄强生命力的体验。

他在北京写了《边城》，在上海写了《丈夫》，这显然是和他在北京、上海的不同体验有关的。他在上海感受到的文明危机，使他加深了家乡的同样被现代文明吞噬的危机感。同时，他面对上海这种他所拒绝的都市文化，他提出了他的文化理想，一个是不是需要重新恢复、重新唤起他家乡所谓的苗族文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所拥有的生命活力，面对着

都市文化的糜烂，是不是需要唤起他家乡的包括少数民族的那种比较原始、雄强的生命活力来做一个补充，所以这一时期也就是在上海的时期，他用理想化的眼光，

用理想化的笔触创作了《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七个野人和最后的迎新节》、《雨后》。在这些小说里面，就和《边城》的那种宁静、肃穆、和谐

不同，在这样的乡土小说里面充满了无忌的野性，一种圆满健全的生命力，这是被上海糜烂的都市文化所激起的乡土想象，而且乡土想象是被他圣洁化的，被他理想

化的

作家简介：

沈从文（1902-1988）， 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宇慧根据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整理撰写）

作家简介：

沈从文（1902-1988）， 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宇慧根据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整理撰写）

作家简介：

沈从文（1902-1988）， 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宇慧根据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整理撰写）

故土 人性 皈依、

三十年代的湘西，在当时还应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古老的世界，也许是因为其历史的缘故，也因为湘西本身所特有的地理文化环境。而正是因为湘西以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才得以塑构了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家。也近而使中国三十年代的文学天堂不再寂寞。沈从文为国人为世界打开了古老的湘西，湘西也以其伟大的故土情怀和民族宽容成全了沈先生和沈先生的文学态度。

在沈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出很多很多的意象与多重矛盾的同情与宽容，是对故土深深的思恋，对故乡人民真挚而深情的歌颂；是对人性美的高度赞颂与讴歌，也是对虚伪污浊的现世中人性美的同情与挽留；更有对死亡对逝去的理解和尊重，那是一种绝对的皈依。

湘西情结——湘西视角

沈从文，1902年出生，湖南凤凰县人，其祖父沈洪富，“22岁左右时，便曾做过一度云南昭通镇守使。同治二年又做过贵州总督。”他的父亲和叔伯辈都曾做过军人，但却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由于他父亲在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中都驻守在北京，因此对他也疏于管教。他经常逃课，在家乡附近到处游山玩水，也因此看尽了人生和自然百态。就像他在《从文自传》中写的那样：“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淋以后放出的气味，要我说来虽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清楚。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刺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天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拨剌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1]是的，“即使人亡物毁，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唯独气味和滋味虽说更脆弱却更有生命力；虽说更虚幻却更经久不散，更忠贞不二，他们仍然对依稀往事寄托着回忆、期待和希望，他们已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2]

13岁那年，“将军后人”的沈从文，征得了母亲的同意，进了在当地举办的预备技术班。他在班里学不到什么军事知识，却跟一个名叫“腾师傅”的老教头交上了朋友。这个藤师傅好像是一个从狭义小说跑出来的人物，真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难怪13岁的沈从文，对他敬佩异常。约摸过了两年，沈从文得到当事人的许可，得用补充兵的名义，驻防辰州（沅陵），四个月后又一放到怀化。在这个小乡镇里呆了只不过16个月，他却看过700个人被砍头。后来，他追随各个不同的部队散布到湖南、四川、贵州个地方去。除了军职以外，他还做过警察局的文书，管过税务，也做过保管的校对。

在这一段混迹江湖的日子中（他是湘西沅水上下流船只的常客），沈从文结交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如军官、土匪、私娼和舟子。因此小小的年纪，他就已经接触过成人世界里情欲、堕落与英雄色彩的一面。在许多他经历过的事件中，有些看来是非常邪恶的但换了另一种眼光来看，却是人类精神一种美的表现。这些事件，都留给他深刻的印象。后来，在《从文自传》和不少短篇小说中，他就把那些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和事件记录下来。比如《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个年纪轻轻的豆腐店老板，在他私恋的女子死了以后，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背到山洞去睡了三天三夜。后来事发，判了死刑，他一点也不后悔，连说“美得很，美得很”。

这一段流浪的岁月，对沈从文后来的写作生活非常重要，不但因为他可以从此获得不少见识和刺激性的经验，而且，最重要的事，使他增加了对历史感和事实的认识。当时辛亥革命正如火如荼地传遍了整个中国。

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与深思，他开始了自己“情感发炎及其治疗”的艺术创作过程。然而，他的诗情的炎症却不是得诸时局动荡的刺激，而是得诸人性失落的刺激，因而在一片被疏忽了的蒙茸山水中凝结成奇光异彩的艺术珍珠。在《从文自传》、《湘行散记》、和《湘西》等散文中，总是会让我们感觉湘西是一片神秘而人性的天地，比如《边城》、《辰州》、《怀化镇》等等佳作，闪烁着边地原始神秘性和特异性的强烈地方色彩，散发着令人惊叹和沉醉的处女地气息。某些野味浓郁的古风异俗，几成人类心灵化石，沈从文不写，后人恐怕难以寻踪了。同时，湘西的神秘也是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为动人的诗歌。想保存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所以。沈从文才更要写，就像他个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我知道。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时，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的心情过日子。”抒写湘西，向世人揭露湘西的神秘，挽留日渐消失的人性美，便成了沈从文的一种命运，一种命定的使命。

沈从文深挚地爱着故乡的土地和人，爱他们朴野的、也是没有为儒家道统所泯灭的化外之风，爱他们如玉一般的、也是没有为都市文明所扭曲的政治朴素的人情美。他对这种淳美是那么地执著并且一往情深：“我们家乡所在的地方，一个学习历史的人会知道，那是‘五溪蛮’所在的地方。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为都会中生长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种近于野兽淳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3]

悲凉的牧歌，温暖的挽歌

沈从文的乡土情愫，是融会着理性选择和浪漫情调的，它描写古风朴朴、或神人参半的边地人物，旨在“替他所见的这个民族较高的智慧，完美的品德，以极其特殊社会组织，试作一种善意的记录。”[4]这“善意记录”是与他目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社会中人性异化和沉沦相对立的。他从由乡及城的人生轨迹中，痛感“所有制的称谓高贵的性格，如想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完全消失殆尽。”[5]这种理性选择不无现实性和合理性，因为它描写的湘西，是汉、苗、土家族杂居之地，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保留了浓郁的氏族制度遗风的宗法制社会。

刘西渭称《边城》是一部“idyllic(田园诗的、牧歌的)杰作”，“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6]是呵，这是一出愁绪缥缈的人间情爱悲剧，然而在这些人性皆善、性自天然的人群中，辨不清社会的制度和文明的梗阻。他充满着原始人类阴差阳错的神秘感和命运感，自然安排了人的命运，人无怨无艾地顺乎自然，融乎自然，组成一种化外之境的生命形式，组成一首曲终奏雅的人性抒情诗。古朴的乡土诗晴在强劲的历史激流中失落，这使得乡情小说的情调，难免“声音极其柔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7]乡土情是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在泥土和社会历史衔接处，作家的感情便发生了质的升华，由人性的忧郁化作社会的忧愤和沉痛，使作品在同情下层劳动者人性被践踏的悲剧遭遇中闪烁可贵的民主精神。

“人是不朽的，并非因为生物中唯有他留下延绵不断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8]沈从文就是这样，感触到了湘西民族和历史深处的灵魂。再看《长河》中更明显是苗族立场让位于美国学者金介甫所说的“地方主义”立场。小说所展示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湘西地方与外部世界的对立与冲突。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湘西事变。然而，这一背景在小说中被淡出，只是隐约地在人物的对话中获得透漏。“新生活”是国民党中央势力的象征，从城里来的那位保安队长是何键势力的具象化，身位老总的那位“家边人”，即陈渠珍。小说通过人物之口，对参与湘西事变的四种力量作出了不同的价值评判。对苗族起义军，沈从文是予以肯定的。在这里沈从文所追求的是“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9]。这里的“常”是指湘西本土千年不变的恒定生存方式，而“变”则是社会急剧变动的过程中，自外而来的异质文化因素。《长河》的叙述重点就是，湘西土著民族准乎自然的生存方式及其面对人生大患所作出的反应与选择。无论是夭夭纯然天真的灵魂及其面对忧患的从容与镇定，体现在老水手与三黑子身上的欲与外来势力抗衡的雄强气质，还是在他们中间萌生的对未来民治主义政治理想的憧憬，都标志着湘西土著民族的生命形态。他以社会历史之“变”，映衬古朴幽静的乡野中自主自为的生命形式之“常”，以喜剧手法写政治当局的“新生活运动”对湘西社会惊风骇雨的心理压力，隐隐透露出悲剧的预兆，使全片笼罩一种风雨欲来的历史使命感。作家以纯艺术家的古道热肠，讴歌具有朴素道德美的韧性，讴歌一个行将失落的美丽的梦。

同时，沈从文从这种“常”与“变”中所感受到的不是鲁迅回忆故乡一类的乡土情作品中所描写的“无常”鬼的那种“变”。鲁迅在《故乡》这一类作品人物身上感到的是温暖后的悲凉，而沈从文则从那些可爱的湘西苗民身上感触到一种久远而忧郁的温暖。如果一个人感到始终置身于自己的心灵之中，那么他不会觉得自己像置身于一座稳然不动的牢笼中一样，而会觉得自己像同牢笼一起卷入无休无止的飞跃，力求冲出牢笼，达到外界，同时惶惶若失第十种听到自己的周围回荡着一种声音，它不是外界的回响，而是内心激荡的共鸣。沈从文便是在一种人性的升华中实现了这一飞跃和共鸣。找到了灵魂的皈依。

神圣的皈依

昆德拉说“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不能承受之轻，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埃，轻若明日即将消失的东西。”也许，沈从文，就是看懂了这种轻才会那么吝惜生命，吝惜历史的些微改变。即使“他在这个小乡镇呆了只不过16个月，却看过700个人被砍头。”他却仍然希望化这种残酷为人性中仅留的美。所以他作品中的死亡与逝去都是被作家的一种对人性的悲悯与同情所深深地感动。“我不相信命运，不承认目前形势，却尊敬时间。”[10]那么作家也是在尊敬着事件所带给人类和个人的死亡了。《月下小景》中的男女主人公为了爱而双双含毒自杀，死去的一刹那，两人还起到并相信这爱和永远。这是不被虚妄不被玷污的最最神圣的爱和完满。他没有像之前和之后的大批大批的作家那样，极度形象地描写死亡者的痛苦和悔恨，文字简极而波俏，笔准确到无以复加，逝去的也就逝去了。

一个流浪者的灯火，他依恋而又逃避着那灯火下的世界。灯火指人间，又像是一段旧事，温暖而又凄凉……远方的灯火，也如远山，远水，远村，远树，因其远而成纯粹的诗。……“这才像是生活，是生命。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11]人生易逝的喟叹使得心情归于虚无，，死亡的临近使人生变成失了舵桨的航船。生命如电入露，一切瞬间成空。个体生命的轨迹也因此无法连缀成一条前仆后继，永不断流的江河。“湘西经验，在沈从文的心中，终于宁化成一种不屈的爱情，那在时间深处老旧发黄的爱情，那昔日的纯净与疯狂，在沈从文心底也成了一种民间精神的象征，沈从文必须通过死亡来验证它的价值，即使死，他也要守望那埋葬过多少岁月、泪水和爱情的江河，那属于民间中国的一切记忆都将因为沈从文的死而化作永恒。”[12]

而他，就是那水面混漾的波纹，早已随前一阵风黯然消逝，他是岩隙离坡的兰芷，早已被荒烟蔓草遮掩。那年月。山林整日沉默，阳光长作散淡，潭水枯寂凄迷；没有一帆风，因牵挂而怅惘，没有一蓑雨，因追念而泄密。

不在乎生前曾拥有过什么样的高堂华屋，只要着曲巷仍有它的一座旧居就行；

不在乎一生动用过多少文房四宝，只要这红尘仍有它的文字飘香就行。

1988年，沈从文病逝于北京，归葬老家凤凰。山城之侧，沱江之畔，丹崖之下，一方矗立的皱石作了他的墓碑兼安息地。山是归根山，水是忘情水，石是三生石，倦游而来的沈从文，从这儿画上了他一生的最后一个句号，完成了他神圣的皈依。

《凤凰女子》

彭荆风

山峦、树林，村庄全被白茫茫的浓雾遮没了，我们的汽车穿行于雾中，只隐约听见鸡的啼声、河水搅动水车的吱嘎响声，还有洗衣**时缓时急的捣衣声和轻柔的笑语声，她们笑得那样甜而开朗，我仿佛见到了一群“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赤着脚站在清澈冰凉的溪水中……

“山高水急，地苦雾多”，这是沈从文先生对凤凰的描述，他还告诉我们，这地处湘、黔、川三省边境的小城，人民一向崇尚武侠，好勇善斗，从前“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地的士兵却有七千”，再加上“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也就终年鼓角烽烟、战乱频仍了。

那样多的男子从军、修碉堡、守营汛去了，家事农作只能依靠妇女来撑持，这山高水急的地方，怎能不“地苦雾多”!凤凰女子生活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时过多年，那历史的创伤还在么凤凰人是怎样在男丁减少、土地贫瘠的条件下奋发劳作的？浓雾逐渐稀薄，我却怕大雾消散后，看到的是一个贫穷颓败的小城，那是多么不愉快!小城很安静。不是假日又不是四乡群集的赶街天，街上的人也就不怎样拥挤，像许多既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又进入了新的时代的边远小县城一样，城区也是由老街和新街组成，宽敞的新街表达了这地方的发展，老街弯曲的小巷、古旧的房屋、光滑的石板路，则纪念着那过往的辛酸岁月。听说，凤凰人很珍惜这些老屋，舍不得拆去，特别是那些妇女对旧居更是充满依恋，一砖一柱令她们回味的事太多了。我住了几天，穿城走巷几次之后，也觉得为了扩建，拆去了有过多少神秘故事的天王庙、充满商业竞争意味的万寿宫，以及那诞生了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的宅院，非常可惜，那还有什么特色呢

凤凰女人的怀旧，实际是深含对历史和美的审视。凤凰人珍惜旧城，还珍惜那傍城而过，河水清澈，多鳜鱼、鲫鱼、鲤鱼的沱江。春季水浅，江底大石块凹凸可见，浮游的小鱼也清晰可数，江上有小船，渔人在默默撒网，矫健又从容；听说，沈从文先生在1982年以八十高龄最后一次返回凤凰时，就是乘着一只水木船漂游于沱江，深情眺望他眷恋着的故乡山水，对江水的洁净深感欣慰；他去世后，凤凰人远去北京把他的骨灰迁回，葬在沱江边上，他们知道沈先生爱水，他生前说过：“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

但我却觉得明丽的沱江给凤凰女子的影响更多，她们的温柔、柔弱中的强韧，与这长河是多么相似。

凤凰的朋友们同意我这看法，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万千苦难都能承受的凤凰女子，有什么不能包容呢!人们还记得在日寇入侵、国家危难的时刻，这个当时的人家不过六千户、人口不到两万的凤凰城，却出动了一个师的兵力，仅在1937年的“八一三”松沪战役，凤凰籍士兵就付出了伤亡两千八百人的代价。八年抗战，几乎家家有寡妇，户户有哀声，那艰难的年月，小城的劳作大多由这些善良、温柔的妇女来承担!

因为小城的军伍人家多(解放前，凤凰出了七名中将、二十七名少将，团、营、连、排长更是不计其数)，既有荣光，也有灾难，特别是“文革”时期，不少家庭都再次受到冲击，温柔的凤凰女子又陷入了忧伤、恐惧之中……

尽管这小城有过花翎闪动、冠盖如云的辉煌时代，似乎那时候的男子不可一世，我敬仰的还是那些温柔、贤良的凤凰女子，她们才是小城的基石!

我想找几个老**人谈谈过去和现在，她们只是温柔地甜笑，似乎那些事，只是如同她们平日的描花绣朵的手工艺一样，虽然精巧艳丽，在她们看来却已习以为常了!

如今苦难的时代已经结束，凤凰也冲出了浓雾展翅飞翔，年轻一代的凤凰女子也早已走出家门，投身到各项建设事业中去，无论是雄踞苗岭大山中，高四十二米，宽八米，长二百四十一米，被誉为全国石肋拱桥中的首位的乌巢河大桥，还是坝高八十一点六米，发电量一万多千瓦的长潭岗电站，那年税利亿元以上的凤凰烟厂，甚至遍布苗乡的学校里都有她们的身影。

离开凤凰时，一位苗族姑娘赶来送我，她家的庭院里种满了黄的迎春、红的玫瑰、白的山茶，她却把一盆虎耳草郑重地赠给我。虎耳草是湘西特产，生命力很强，这也是凤凰女子的个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