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的主要内容:是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
本文在写作上的特点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反复论证,并辅之以感叹句来加强说服力例如第2段,首先用一个感叹句紧承前一段,转入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分析,然后从三方面作对比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批判士大夫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笔锋犀利几个感叹句,均有加强感染力的作用句式也有变化,“其皆出于此乎”,是用推测语气作判断;“吾未见其明也”是用肯定语气作判断;“其可怪也欤”,是用惊诧语气作判断“同”中有“变”,感情一层比一层强烈
《师说》起笔,托古言事,直接明了的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紧接着对老师的职责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并对如何择师也提出独到见解:“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第一段的理性陈述完毕,第二段以感慨发端,对当时社会耻学于师的浮靡之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尽吐不平之气,也指明了文章的现实意义
《师说》作于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这篇文章是韩愈写给他的学生李蟠的。《师说》是一篇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的论说文。此文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议论文,有着卓越的见解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本篇议论文中,作者运用流利畅达的笔触,通过反复论辩,申明了为师的性质与作用,论述了从师的重要意义与正确原则,批评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不重师道的不良习俗。此文是为李蟠而作,实际上是借此抨击那些自恃门第高贵、不肯从师学习甚至讥笑别人从师的士大夫阶层,有着鲜明的针砭时弊的作用。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文章体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推动了乐于从师善于学习的社会风气。
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在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可以为官。因此,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尊“家法”而鄙师的心理。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并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是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且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韩愈《师说》全文的中心论点应是“要倡导从师的风尚”。
《师说》一文可以说是说理文的典范,是作者写给李蟠的一篇赠言。在这篇赠言中,本文的中心论点应该是:要倡导从师的风尚,就是说应该恢复师道。中心论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1、从韩愈提出问题的针对性来看,韩愈生活的时代,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一种鄙视教师、嘲笑从师的不良风气。士大夫的子弟,不管品德、智能如何底下,凭着高贵的门第,生来就是统治者,他们不需要学习,看不起老师。不但自己不从师学习,还反对像韩愈这样公然从师的人。
2从逻辑推理过程来看,第一自然段的推理是比较严密的。老师的职能是“传道、受业、解惑”的,所以古之学者没有不经过从师而成为学者的。因为人人都有惑。这一个推理过程可以表示为如下:(因为师能解惑)凡有惑应从师。(因为人非生而知之)人都有惑。所以,人都应从师。从结论上可以看出作者是要阐明要恢复师道的道理的。
扩展资料:
《师说》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贞元十七年(801),辞退徐州官职,闲居洛阳传道授徒的作者,经过两次赴京调选,方于当年十月授予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此时的作者决心借助国子监这个平台来振兴儒教、改革文坛,以实现其报国之志。
但来到国子监上任后,却发现科场黑暗,朝政腐败,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学业;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和管理。作者对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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