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个朝代开始只要夫妻感情破裂就可以离婚

法律分析：

我国古代婚姻制度制度的基本原则主要形成于西周时期，西周的婚姻制度受礼的影响体现了宗法礼教对家庭的影响，维护了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西周时期婚姻家庭制度已经较为完备,而在西周时期形成的婚姻基本原则对之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各朝代的婚姻制度都有深刻的影响。后经汉唐宋明清演变形成了受儒家思想影响特有的婚姻制度。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有以下几个基本原则：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适婚年龄的规定。

一、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一夫一妻制

由于我国古代婚姻制度形成的时候深受宗法制度的影响，所以并不像成语“三妻四妾”和电视剧中演的那样，而是严格的执行一夫一妻制，即一个男性只能有一个嫡妻，这是因为宗法制十分重视嫡庶之别。嫡庶无别，嫡长子继承宗祧和爵位的原则就无法维持，势必导致整个宗法的混乱。然而，在中国几千年的一夫一妻制中,一夫多妻被以不同名分的妻、妾形式保留下来并加以发展,其目的在于确立妻、妾在家庭内的尊卑地位以维护家庭秩序。所以,准确地说一夫一妻制在我国古代应该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二)同姓不婚

西周周公制礼，为了规范血缘宗法的有序传承规定的同姓不婚的原则，人不娶同姓女除了是为了壮大家族力量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家庭伦理的考量。当时的人认为同姓女也是传于祖先遗体,娶同姓女为妻就是亵渎祖先,因此娶同姓女为妻是有悖人伦形同禽兽的作法,有违孝道和宗法因此要被禁止。

(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周礼规定男不亲求,女不亲许,一般是男方主动请媒人提亲。孟子也指出: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空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不奉父母之命,没有媒证的婚姻,社会是不承认的，该女子的地位只能比同于媵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关系成立的前提条件,反映了古代社会家长制度和包办婚姻的价值观，这一观念至今在我国依旧有很大的影响。

(四)适婚年龄的规定

史料记载，先秦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战国齐桓公令：男三十，女十五;战国越王勾践令：男二十，女十七;汉惠帝令：女十五;晋武帝令：女十七。北周武帝令：男十五，女十三;唐太宗贞观令：男二十，女十五;唐玄宗开元令：男十五，女十三;宋仁宗天圣令：男十五，女十三;宋宁宗嘉定令：男十六，女十四;宋司马光《书仪》：男十六，女十四;明太祖洪武令：男十六，女十四;清《大清通礼》：男十六，女十四。相对于今天的结婚年龄来说,中国古代的婚龄普遍较早，中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地广人稀,为鼓励人口增殖,历来是提倡早婚早育，并以此作为增加生产，提供兵员的重要手段，而且早婚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采用加赋的手段惩罚,而且要罪及父母,甚至动用极刑。

二、结婚的程序要件

“三书六礼”是中国的传统婚姻习俗礼仪。“三书”指在“六礼”过程中所用的文书，包括聘书、礼书和迎书。“六礼”是指由求婚至完婚的整个结婚过程。“六礼”即六个礼法，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

“三书”是结婚过程中所用的文书，可以说是古时保障婚姻的有效文字记录。分别指：聘书：即订亲之文书。在纳吉(男女订立婚约)时，男家交予女家之书柬;礼书：即在过大礼时所用的文书，列明过大礼的物品和数量;迎书：即迎娶新娘之文书。是亲迎接新娘过门时，男方送给女方的文书。

六礼是结婚的法定程序，包括：

纳彩：男方请媒人向女家提亲

问名：男方询问女子名字、生辰等，卜于宗庙以定吉凶

纳吉：卜得吉兆后即于女家订婚

纳征又称纳币：男方送聘礼至女家，婚约正式成立

请期：商请女方择定婚期

亲迎：婚期之日新郎迎娶新妇

六礼程序是礼治社会下的产物,从西周开始确立,在中国古代婚姻史上影响深远，以后各朝一直传袭下来。经过六礼的程序之后,婚姻成立。汉唐以来在法律上规定聘娶是婚姻成立的唯一方式，成为我国盛行几千年的结婚方式。

三、离婚制度

(一)七出、三不去

解除婚姻关系的大权掌握在男子手中，称为：“出妻”、“休妻”。周礼规定，丈夫可以以七条理由休妻妻子故而得“七出”之名。“七出”指的是：不顺父母、无子、*、妒、有恶疾、多言、窃盗。第一、“不顺父母”：亦即妻子不孝顺丈夫的父母;第二、“无子”：亦即妻子生不出儿子来，理由是“绝嗣”，在传统中国，家族的延续被认为是婚姻最重要的目的，因此妻子无法生出儿子来便使得这段婚姻失去意义;第三、“*”：败坏道德、破坏伦常。亦即妻子与丈夫之外的男性发生性关系，理由是“乱族”;第四、“妒”：指妻子好忌妒。理由是“乱家”，亦即认为妻子的凶悍忌妒会造成家庭不和;第五、“有恶疾”：指妻子患了严重的疾病;第六、“口多言”：指妻子太多话或说别人闲话。理由是“离亲”;第七、“窃盗”：即偷东西。理由是“反义”，即不合乎应守的规矩。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第一是指结婚时女方父母健在，休妻时已去世，原来的大家庭已不存在，休妻等于是无家可归;二是和丈夫一起为父亲或母亲守孝三年的不能被休;三是丈夫娶妻的时候贫贱，后来富贵了。“三不去”是作为“七出”规定的补充规范，但指出“恶疾及奸者不在此列”。也就是说，妻子若符合“七出”中的“有恶疾”及“*”两项，则不在“三不去”的保障范围之内。另外，若有义绝(婚姻双方家族之间的“伦理之义”已经断绝，包括夫妻分别对对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实施了殴伤行为或夫妻双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发生了殴伤行为，妻子犯奸和意欲谋杀丈夫，即使此时夫妻之间感情尚可也必须强制离婚，否则予以处罚)的情形，法律规定双方必须离婚，则“三不去”亦没有保障。

(二)和离

古代离婚制度包括"休妻"和"和离",而和离指按照以和为贵的原则,夫妻双方和议后离婚,而不单纯是丈夫的一纸休妻“和离”始见于唐代《唐律户婚》，在“诸犯义绝者离之”条后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问罪)。”和离需由丈夫签“放妻书”。后代循唐例，也称“和离”为“两愿离婚”，并为近代法律沿用。

法律依据：

《大清通礼》 男十六，女十四

《大戴礼记》 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夜书所见》是南宋诗人叶绍翁所作的七言古诗。

诗一二两句写景，借落叶飘飞、秋风瑟瑟、寒气袭人烘托游子漂泊流浪、孤单寂寞的凄凉之感。三四两句写儿童夜捉蟋蟀，兴致高昂，巧妙地反衬悲情，更显客居他乡的孤寂无奈。

该诗以景衬情，动静结合，以梧叶声和风声衬出秋夜的寂静，还运用了对比手法，以儿童夜捉促织的乐景反衬自己客居他乡的悲情。

可怜东晋最风流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这是杜紫微的两句诗。 其实何止是东晋，整个晋代都放射出了绚目的光彩。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注重个性解放的时代。晋代的名士们反对虚伪的名教，崇尚真挚的感情。

从稽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到阮籍“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的对圣王的怀疑，再到鲍敬言的“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学说，无不闪烁着思想解放的光辉；从王戎“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到王弼明确提出的“圣人有情”，都反映了晋代名士在情感上忠诚于自我。

这个让杜牧一唱三叹的晋代到底是怎样的风流呢？来看看《世说新语》：

王徽之在山阴住，夜大雪，忽念戴逵，而戴逵在剡，故连夜乘小船而去，天明时到逵家，却不进门而回，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本乘兴而来，现在兴尽了，当然要返回了，又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

王徽之去拜访郗恢，郗恢在房内还没有出来时，王徽之发现他家有条名贵的细毛毯，就说：阿乞家里怎么有这东西。便让随从扛回了自己家，郗恢出来，不见了毯子，王徽之告诉他说：有个大力士扛走了。郗恢也不在意。

王处仲每次饮酒，总要吟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同时用如意敲打唾壶为拍，壶口全敲缺了。

王子猷到京都去，船还停泊在小洲边。他过去听人说到过桓子野擅笛，但并不认识他。这时正遇上桓子野从岸上过，船上有认识桓子野的人就告诉了王子猷。王子猷便叫人传话给桓子野说：听说你擅长吹笛，请试为我演奏一次。桓子野当时已经显贵，平日听说过王子猷的名声，便即掉头下车，依在胡床上为王子猷吹了三支曲子。演奏完毕，就上车走了。主客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

张湛喜欢在斋前种松柏，而松柏通常是种在坟墓旁的；袁山松出外游玩好让人唱歌，但唱的却都是送丧悼亡的歌。

王伯与登上茅山，在山上大哭，高唱：“琅琊王伯与，终当为情死！”

这样的故事在晋代还有很多，正是有了这样的真性情，名士们才有了与众不同的洒脱、自由、旷达与豁然。不论是阮籍“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慨叹，还是桓温“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唏嘘，不论是稽康“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玄远，还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澹泊，都使人真真正正的体会到了“可怜东晋最风流”的涵义。

汉臣的威仪固然令人向往，但晋人的风流不是同样使人神弛吗？

六位参政员将要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 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所谓“千年一叹”，就是这个黄炎培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