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心理学教授什么略

爱情心理学教授主要涉及情感、人格、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其略是教授学生如何理解和应对情感问题，以及在情感交往中，如何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和建立健康的关系。

在爱情心理学中，最重要的是理解自己的情感需求和对另一个人的期望。这涉及到个体心理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因此，爱情心理学教授需要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在情感中保持平衡和稳定。

在实际教学中，爱情心理学教授通常会引导学生通过对自己和他人的感受的观察和分析，来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情感需求，并掌握有效的情感沟通技巧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教授还会讲解和探讨一些与情感有关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帮助学生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理解情感和亲密关系。

总的来说，爱情心理学教授的略是帮助学生掌握情感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技巧，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感需求，以及在亲密关系中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在目的上、方法上和体系上硕果累累，但其中不乏问题，比如重科研、轻教学，缺乏及物性等。面对这样的困境，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出路在哪里？

原文 ：《外国文学研究需有及物性》

作者 |本报记者 程洁

|网络

当上海一夜北风紧的时候，曾经海舶辐辏、江海通津的闽都福州，仍徜徉在初冬的暖阳之中。福建师大文学院、外语学院千里逢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教学研究会高朋满座。外国语学院院长李小荣致辞时说，“今年年会选择在福州召开，或可说是向闽派翻译的致敬”。榕城孕育了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民国著名翻译家林纾、严复、冰心，他们的纪念馆正大隐隐于三坊七巷，一任后世传颂。福建不仅研读着“山海经”，而且一直走在沟通海内外的前沿。

今天，外国文学研究何为

“今天，外国文学研究何为”之问听起来不由得不让人哂笑。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即使不说这是文学研究的青铜、黑铁时代，至少黄金时代似乎远逝。王晓明教授1999年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曾表示50年来最好的文学时代是上世纪80年代。20年过去，这个观点在很多学者那里可能依然有共鸣。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而言，最热门的专业是文史哲等基础学科专业。而今天，文史哲绝对不是香饽饽。

然而，学术是公器，作为专业的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者，须臾不能忘记身负的使命和责任。正如年会开幕式上，福建师大副校长郑家建教授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秘书长吴晓都研究员所指出的，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赋予了外国文学研究者以使命，外国文学研究具有的学科优势，使之能够为促进文化理解、增强文化对话、推动文化交流等方面服务。

经典，不离不弃

针对经典作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沛霖指出，文学经典是具有“美学尊严”的载体，其意义和价值主要蕴涵于它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精神和艺术开创精神之中，但要把它变成现实，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首先需要文学研究工作者认真发掘和研究，运用现代意识加以阐释，文学经典就能为当代社会提供大量的有价值的思想。

“经典没有过时，今天如何切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尚必武在点评时发问。

福建师大葛桂录教授认为，当代西方文论的困境、数字人文时代的挑战与机遇、经典重估与理论创新的迫切需求，成为当下外国文学研究之中国话语建设的时代语境。其基本路径是弘扬中国学术研究重视实证的优良传统，并借鉴外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先进经验，尝试比较文学视野与思想史语境的解读策略。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经典仍然是外国文学研究者们的最爱。莎士比亚、卡夫卡、霍桑、爱伦·坡等作家凝聚众多目光，巴尔扎克、村上春树、爱丽丝·门罗等也在热门探讨之列。或关注内容，或关注叙述视角。青年学者初露锋芒，不仅有很强的创新能力，而且具备扎实的基本功。中西文学比较分论坛上的发言论题也较广泛，既有对文学的研究，又有对文化（园林美学）的研究，既有对古代（如古希腊文学）的研究，又有对近代、当代的研究；既有中英文学比较研究，也有中非、中希、中古，以及华文文学的研究，视野开阔，有创新意义。

教学，莫失莫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质疑我国高校“重科研、轻教学”倾向的声音不绝于耳。教学与科研，是高校最为核心的两项职能，不可偏废。中国人民大学曾艳兵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存在研究与教学脱节的现象，有些研究与教学无关，而有些教学没有上升到学术意义。

当传统的倒灌式教学模式逐渐失效，武汉大学涂险峰教授认为，外国文学教学不可仅局限于单一作家作品的解读，而应具有跨文化、跨学科以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宏阔视野。信阳学院袁浏艳针对目前各个高校的外国文学课时减少和压缩的现状，探讨了“互联网+”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具体运用。把慕课、微课以及基于此的翻转课堂引入教学，让外国文学课堂真正成为学生获得国际视野和国际思维的重要途径之一。河北科技大学郭瑞萍强调，外国文学教学也是当下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重要平台。然而，教学必须置入中国文化语境，克服西方或中方中心主义，把握好理智与情感的关系。如何实现世界知识的中文表达和中华文化的世界表达值得深思。

不要丧失及物性

“我国外国文学经典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众声喧哗，并渐入佳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肯定了外国文学研究的成绩，但同时也犀利地指出了一些问题：“存在低端、重复、照搬、跟风或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的研究机械模仿等诸多弊端，出现了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文本、从文本到理论、单纯比较和从资料到资料等简单化、模式化和泛西化倾向，缺少自主意识，缺少批评自觉，进入了‘无我之境’，导致话语严重缺失，严重僵化和矮化，不知道批评的立足点何在，也不知道文学批评的旨归何在。”

如果大量学者丧失了及物性，缺乏问题意识、批评意识、视野意识、对话意识，只是一再娴熟地制造“本真的行话”，文学研究如何健全发展？

湘潭大学宋德发教授指出，“因为现在的外国文学论文中，几乎看不到‘人’。不少人把马克思主义中的‘人’给弄丢了”。

与此同时，思潮的研究式微。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教学研究会会长蒋承勇教授看来，曾经的一段时期，在摆脱了“现实主义独尊”的历史性狭隘之后，文学创作同样陷入了“现代派独尊”的另一种极端。时至今日，依然有人不同程度地以这种狭隘思维看待现实主义文学，不无偏见地冷落乃至试图封存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

学界本是基于学术共识而形成的一个学术共同体。然而，今天不少学者都痛心疾首地指出学界缺乏指向性和共识意识。浙江大学教授翟业军曾表示：“丧失现实指向性，陷溺进知识和事实的泥沼，空洞化、泡沫化、标准化的乱象丛生，大抵是因为学术共识的缺失。所以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学术路径，凝聚我们的学术共识。”

正值“五四运动”100周年，应继续传承和发扬“五四”时期文学思潮交流的精神，把比较视野作为理解对话的钥匙，将文学思潮作为分析研究的线索，推动外国文学研究的再出发，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在比较理念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很喜欢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众议文章中的一段话：“托马斯·曼在逃离纳粹德国、登上前往新大陆的邮轮时，忽然想起了那个著名的问题：如果将你送到一座荒岛，且只许你带一件物品，你会选择什么？而当时曼的手提箱里除了少量衣物，仅有一套德文版《堂吉诃德》。”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85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