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搔首凄凉十年事”，苏东坡晚年为什么被流放？

李白狂野不羁，鄙视权贵，不流放到夜郎？历代，哪位统治者容忍了文人的混乱？秦始皇为何焚书埋葬儒学？乾隆还有一座文学监狱。作为文人，尤其是有影响的文人，他们任性开明，而且大多成绩不好。写浪漫故事，谈论昆虫、鱼、鸟和动物，批评政府，批评现状，攻击他人。即使你在舞台上表演，你也不能离开舞台。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2月初，石被降职到湖北省黄州，在黄州居住了四年零两个月，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4月初调任。理由：苏轼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被调往湖州，他在他的感恩纪念中写道：“傅念真顽固可鄙……他知道自己愚蠢不合时宜，很难跟上新的进步……”这让一位审查员对他指手画脚。他还学习了诗歌中的章节和句子。他鄙视朝廷，甚至有一颗不服从的心。他被押送到监狱。这就是历史上的“五台诗案”。

苏东坡的文学才能并不是说他的政治才能也很好。不幸的是，英雄找不到孙忠谋。他没有遇到明主，也不能使用他的力量。东坡先生不愿寂寞，愿意辗转反侧。他与执政党王安石斗争了几十年。他有不同的方法，没有计划。所以他被送到很远的地方。

比如王安石的飞峰：“他不怕浮云遮住眼睛，只是因为他是最高层次的人”，只有政治家才能表达这样的感情。苏轼的诗歌属于婉约派，主要是儿童的情感和场景。由此可见，他不能胜任总理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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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熙宁四年(1071)仕途不畅选择归隐田园，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获赦北归常州，消逝人寰，苏轼对常州一直存有一份特殊的青睐。常州市东坡研究会会长陈弼介绍说，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曾浪迹十多个省份数十地，但几乎都是做官的差遣或贬谪的无奈，只有两次定居是由他自己选择，他没有选择叶落归根，没有选择杭州、徐州、黄州等地定居，足见他对常州这方水土的热爱。　陈弼介绍说，嘉佑二年(1057)，苏轼就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等相约卜居阳羡。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距宜兴县城五十里的黄土村买了一份田产，为移居常州作好了准备。而苏轼第一次真正定居常州，则是在在经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五年之后，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获赦赴汝州的途中，两次上表乞居常州。元丰八年(1085)，苏轼在南都(今河南商丘)接到了朝廷批准他居住常州的诏命。在度过短暂的田园生活后，是年苏轼又受命复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为田舍翁”的梦想又一次破碎。此后苏轼在官场几经沉浮，晚年被远贬惠州、海南。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获赦，才踏上了北归之路。当时，他有过多种选择，但故乡眉山已无田地和亲人，弟弟苏辙又苦苦劝他到许昌定居，而在南京与王安石相见，王安石又挽留苏轼居金陵，便于往来唱和……，但苏轼最终却选择了常州。这是因为常州具备了挽留他的条件：常州的山水让他难以忘怀，他与当地百姓之间结有深情厚谊，当地还有苏轼一批重要的亲友和一份薄田。　陈弼分析，其实早在三进士与苏轼认识之前，苏轼对常州就早有好感。苏轼在青少年时代，博览群书，对常州的人文始祖季子，对常州的文化、风土等都有所了解，季子是儒家的先驱，孔子都称他为君子，司马迁在《史记》里也胜赞季子高风亮节，《春秋》中也有很多关于季子的记载。而唐诗中也有很多诗提到毗陵，白居易就曾感叹，“闻道毗陵诗酒兴,近来积渐学姑苏。”毗陵风土、人文，是十分美好而感人的，这些都使早年的苏轼对常州心怀好感，三进士与苏轼间的“鸡黍之约”仅仅是个引子。　陈弼说， 在苏轼临终前一个多月，他书吐肺腑之言：“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由此可见，苏轼早已将常州视若第二故乡。而苏轼在常州去世后， “吴越之民，相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满城上下，咨叹之涕”。苏轼与常州人民之间的真挚情感可见一斑，后来，常州人为了永久的纪念东坡，便建起了舣舟亭等。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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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生平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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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一生

——读《苏轼的审美人生》有感

作者：化学学院 刘轶 学号： 选课号：

引言：“审美人生与仕宦人生是极端对立的两种人生态度，官场生活与诗人本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一个是戴着面具的政客，一个是赤子之心的诗人，一个极端需要官场应酬的虚伪，一个必须是肝胆相照、表里澄彻。苏轼的人生是一种典型的审美人生，即以沉浸于文学艺术的读书写作，赏玩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为人生愉悦。”

今天读到了老师写的《苏轼的审美人生》一文，是我对苏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小学开始我们就开始学习苏轼的诗，最初只是觉得他的是写得很豪放，对他们人并不了解。可是读完了这篇文章之后，我觉得在它的身上有着太多的东西让我们去敬佩，他的文采，他的性格。

下面，我仅对苏诗作一下介绍：

（一）苏轼的生平：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二）苏轼的人生观，审美观：

苏轼多元的人生观及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对其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近几年研究者对此各持不同看法。如蒲友俊《超越困境：苏轼在海南》（《四川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苏轼乐观豁达的生存方式和审美态度，使他能战胜在偏远穷荒的海南儋州的种种迫害和磨难，登上诗歌创作和文学思想的顶峰。陈晓芬《佛教思想与苏轼的创作理论》（《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6期）认为，“佛教思想以它涉及宇宙构成的宏观内容，以超脱常俗的认识方式和思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作的某些规律更能沟通”，“苏轼一向崇信佛教，与僧人交往密切，又熟读各种佛经，深通佛理，因而佛教思想给予他的创作许多的启示”。刘石《苏轼创作中与佛禅有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从佛禅典故、佛禅用语、禅意表现等三个方面论述苏轼诗文善用禅典、禅语表现禅境的特色。高林广《浅论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内蒙古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从思维特点、审美态度及审美方式等诸方面初步考察了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禅宗美学反理性的思维特点为苏轼所援引，这使他的一部分作品充分强调了个体情感的抒发和文学真正内涵的审度：禅宗美学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反映在苏轼的作品中便集中体现为一种超然精神，因而造就了其创作或主淡泊或主豪猛的多方面的风格特点；苏轼援引禅宗美学“见象而离相”审美方式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其以寓意于物而又不滞于物为主要特征的诗境特点。与之相反，齐文榜《东坡词风与释道思想》（《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认为，释道思想使东坡词的一些豪放之作蒙上了一层虚无的色彩，其由积极用世转向佛老思想的大转折，反映到创作上便出现了词风的巨大变化，代之以豪放与旷达相兼以及旷达飘逸的作品。覃召文《佛之梦魇与禅之忧伤——岭南时期苏轼的禅佛情结》（《文史知识》1996年第6期）认为：“苏轼的人格不是单一的旷达，其心中也潜藏着深深的忧伤”，并且“成了后期，特别是岭南时期苏轼人格的主导方面”，追求其深层原因，是“苏轼的禅佛信仰与自我实现的要求剧烈冲突所致”，“苏轼的禅佛信仰不仅奠定了其后期诗文的感伤主义基调，也重铸了他自己的人格”，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说，此期的苏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禅佛思想的牺牲品。

另一些研究者则探讨了苏轼作品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如张维《论苏轼美学思想与道学的联系》（《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4期）论述了苏轼的道家思想对其审美观和艺术创作的影响，认为“他把修道同艺术创作有机结合起来，把道的观念和道的原则贯穿到他的创作中，使得其作品具有灵气，更具美感”。曾之鲁《试论苏轼“记”体散文中的道家思想》（《宝鸡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苏轼散文中体现的道家思想往往经过儒家思想的中和与改造，成为一种儒化了的道家思想，在特殊环境中，发挥出较多的积极作用。周小华《苏轼的“虚”、“静”、“明”观——论庄子的“心斋思想”对苏轼后期思想的影响》（《学术月刊》1996年第9期）认为“苏轼的虚静之心，既与庄子思想超越的一面相通，又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羁绊”。杨胜宽《君子如水，因物赋形：苏轼人格思想片论》（《唐都学刊》1993年第2期）认为苏轼继承和综合了儒道两家所标榜的理想人格思想，提出了“君子如水，因物赋形”的人格理想，苏轼的人生境界、文学艺术追求，都打上了这一理想人格境界的烙印。宋代理学兴起，对苏轼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郑荣基《苏轼文艺理论批评和创作思想的核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认为“理”贯穿着苏轼的整个哲学思想、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不过苏轼的理带有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指的是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表现在重理、知理和达理三个方面。

还有部分研究者从美学的角度分析了苏轼的文艺观。如王世德《苏轼论妙出法度的审美意味》（《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论述了苏轼艺术观中法度与新意的关系，及其“寄至味于淡泊”的艺术追求。张毅《清旷之美——苏轼的创作个性、文化品格及审美取向》（《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以“清旷”之境概括了苏轼作品的艺术特性。耿琴《苏轼“行云流水”说》（《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认为苏轼反复以行云流水喻诗文之道，反映了他崇尚自然的美学追。

（三）尾声：

读到这里，大家已经对苏轼有了一定的了解，苏实在文学创作上是成功的，可是做官上却是不成功的。因为他的性格与当时的社会太格格不入。虽然他有理想，有抱负，但他的才干却因受到排挤而无法得到施展，可谓是生不逢时。最后，苏轼选择了用写诗来排解痛苦，

用创作来充实自己，取悦自己。于是留下了许多气势磅礴的壮丽诗篇。苏是有着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他也有着自己的审美观点，那就是写作。因此，他的诗深受他的审美观的影响。

苏轼用他的笔描绘了他的一生，也给后人留下了精美的诗作。我们要感谢老天，为我们创找出了这么一位伟大的诗人，正是因为他的与众不同的审美观点，使他可以在郁郁不得知识仍能够创作。苏轼身上还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我相信，总有一天，一个完整的苏轼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苏轼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是他的四川同乡，比他小三岁，16岁出嫁，27岁病故，只和他相处了11年。他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说：“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看来王弗虽然年轻，却能博闻强记，是位才女。更难得的，是她比苏轼懂得人情世故，在很多事情上，能提出意见供苏轼参考。《墓志铭》中又说：“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复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唯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这位年轻的夫人对观察人的心理变化很有一套本领，比苏轼老练，对苏轼的帮助不小。她在临终之时对苏轼的谆谆告诫，极有见识，让苏轼铭心刻骨，永志不忘。她的英年早逝，使苏轼极为悲痛。在她逝世十年之后，有一夜，苏轼梦见了她，醒来写下了一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苏轼的第二位夫人名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因为兄弟姊妹很多，按排行称为二十七娘。她和王弗不是一种类型，王弗是才女型，她却是贤妻良母型，为人贤淑，善于理家。她和苏轼相伴的25年中，不仅遭到乌台诗案的横祸，而且经历了不少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在苏轼处于极为失意的时期，她全力支撑起这个贫困的家。据苏轼自己记述：“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这样就使得苏轼得以一心从事创作。苏轼一生中最伟大的最有生命力的作品，例如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都完成于这一段时期。公元1086年，宋神宗死，子哲宗继位，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为相，苏轼受到重用，调汴京担任知制诰兼侍读、龙图阁学士、礼部尚书等职。这第二位夫人只过了几年舒心日子，却在46岁的中年辞世。苏轼极为伤感。

苏轼的第三位夫人王朝云，是杭州人。她12岁到苏家当侍女，18岁时被收房成为如夫人。她比苏轼小27岁，但很聪明、早熟，很理解苏轼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心情。后来，苏轼因为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又被旧党中的小人排挤出京出任杭州太守，心中闷闷不乐。有一天，苏轼坦腹歇凉，露出一个大肚皮，他带着开玩笑的态度问家里的人：“你们看我这大肚皮里装的是些什么东西？”有人说是满腹文章，有人说是满腹经纶，他都认为没有说准。只有朝云笑着说：“我看你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觉得朝云才是深深理解自己的知己。

王弗为苏轼生了长子苏迈，王闰之为苏轼生了次子苏迨与三子苏过。这三个儿子都由王闰之一手抚养成人。公元1083年秋，朝云生下了第四子苏�，可惜不久就夭折了。公元1094年，苏轼已经年近花甲，仍被新上台的新党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广东惠州。这时王闰之已经去世，家里的下人都不敢跟去，只有朝云坚决追随他南下，和他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只可惜她不服水土，一年多以后，病逝惠州，亡年只有34岁。苏轼无限伤感，在悼亡诗中把她比为散花天女。朝云逝后，苏轼又被流放到海南的儋州。等到朝廷下了大赦令，准许流放者回到大陆，他已65岁。次年，他在江苏常州去世。

苏东坡的诗词情深义厚，尤其是他为自己亡妻所作，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成为感动无数人的经典诗句，其中表达的是对自己亡妻的深切怀念，可以看出彼此之间深厚的感情。但让人疑惑的是，苏东坡在亡妻死后不久很快就续弦了，这不禁让很多人怀疑苏东坡是否真如自己所写诗中表现的那样对亡妻如此深情？

从苏东坡和他妻子之间经历的事情来看，可以看出彼此之间的深情并非虚假。苏东坡的妻子王弗聪明冷静，精通诗书，所以苏东坡和王弗之间是有着共同语言，两人之间同心相连，琴瑟和鸣，共同品鉴诗词。而且王弗聪明在能够帮助苏东坡处理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王弗善于从言谈中看出一个人的品性，于是这就能很好的帮助不善人际的苏东坡。对于这样一位贤惠温柔聪明的妻子，苏东坡爱之至深。

正因为苏东坡对王弗爱的太深，王弗这样一个聪明的女子预想到自己去后丈夫的痛苦，于是就将自己的堂妹介绍给苏东坡，希望让自己的堂妹代替自己陪在苏东坡的身边。苏东坡爱王弗至深，对于王弗的请求自然无有不应，所以最后续弦。

那么从哪里看出这是王弗的要求？因为在宋朝奉行女子早婚的文化观念里，王弗的表妹二十一还没有嫁人，苏东坡且同意取这二十一岁的女子，只能说明这是亡妻的指定请求，苏东坡答应了，更能说明苏东坡对王弗的一往情深 ，真正爱王弗。

借寒暑的易替，叹时光易逝、容颜将老、壮志难酬，以哀惋的笔调道出无法摆脱人生烦忧的怅惘之情。有念怀亲人的无限情思，有对国事的忧虑和对群小当道的愤懑，有渴望朝廷理解、重用的深意，也有难耐的孤寂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