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雷蒙学习法?

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雷蒙威廉斯编写的关键词，并非辞典，其主要目的：透过关键词，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关键词的转变历程、复杂性与不同用法，以及创新、过时、限定、延伸、重复转移等过程。

举例来说，一些看似再平常不过的词汇，特别是流行语，放了二三十年后，已经因为过时、落伍或转变而消失或者拥有其他意涵！例如网络崛起所延伸出的火星文，是许多不上网人士所不懂得词语。然而，若是不能了解这些网络火星文的“关键字”，将读不懂许多网络文章（文章的好坏姑且不论）。

而火星文或者某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用语，其实是透过“约定俗成”的力量，先小范围里发展，慢慢延伸茁壮，然后扩展蔓延，进而流行普及，广为是人所知。

威廉斯的关键词，主要意义在于：找出字词与字词间的“关联性”。例如“瞎”与“周杰伦”的关系。字与字之间的的关系以及变异用法，将字词出现的时机和语言情境、脉络串在一起。寻构各知识领域间的相互关连性。例如，搞懂在什么时候才能用“瞎”。

将过去的各种用法，和新近的用法并列。例如条列“瞎”在过去和现在的用法。若在一篇文章中读到“瞎”字，必须根据上下文、发言人、文章主旨等资讯，判断“瞎”字的可能意涵归属。凭借对普遍用字的省思，分析各社会生活的关联性，辨识专门语言普通用语的相关性。透过“瞎”的使用，了解青少年语言的特质。

Unit 6 The Media Topic talk 语篇研读

本课是整个单元的话题导入课，为整个单元做了主题、词汇的铺垫 。 Topic talk两段听力文本均为两人对话，谈论不同类型媒体的使用、媒体的利和弊以及自己最喜欢的媒体类型，属于“人与社会主题”语境范畴的“人与科技”主题。

the media 的内涵是：the main ways that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receive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that is television, radio, newspapers and the Internet 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工具。能为信息的传播提供平台的就可以称为媒体。从出现的先后顺序来划分：报纸刊物应为第一媒体；广播应为第二媒体；电视应为第三媒体；互联网则应被称为第四媒体；移动网络应为第五媒体。

雷蒙·威廉斯，20世纪后半叶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英国文化研究的祖师”，他指出了两种研究技术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视角，第一是技术决定论，第二是症候性技术论。技术决定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关于技术发展的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它建立在两个原则基础上：技术的变革是自发的，技术变迁导致社会变迁。症候性技术论决定论强调技术进步来源于整个社会对变革的渴望和追求。该理论认为，技术的进步是自发的，但要依赖于社会的“选择”和使用。

互联网+ 、5G时代 、 全息投影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熟悉的名次？传媒新技术对社会、生活的改变显然是巨大而无孔不入的。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提出：“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同时，他更强调这种延伸对人、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任何一种感觉的延伸都改变着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即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

“Many a thing has been made large by the right kind of advertising ---- Mark Twain”（适当的广告让许多小事变得意义重大。）本课的主题意义在于启发学生思考并学会表达媒体对社会对生活的影响、媒体的利弊，以及我们应该趋利避害、与时俱进，对媒体技术的使用采取科学、积极的态度。

第一段通过对话谈论不同的媒体形式，譬如在不同的时间（ in the mornings， in the afternoons， in the evenings）使用不同的媒体获取信息和娱乐（ listening to broadcasts on the radio， catch up on news via the Internet, enjoy watching TV or films with my family），对话还对媒体的正反两面进行综合评价。

第二段通过对话讲述自己喜爱的媒体类型，并说明互联网媒体的高融合度的特点，比如在互联网上有报纸网站，电子杂志以及网络电台等，互联网能提供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媒体真是神奇。

两段听力内容在话题、语言上与后面三课紧密关联。

在现代社会，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早已成为公众生活中的日常伴随式文化实践，公众与大众媒介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而且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因此媒介素养逐渐成为了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组成部分。媒介素养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但其核心内容在于批判性的媒介认知过程，媒介素养可以笼统地看成是公众使用、分析、评价、创造媒介内容的能力。

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范式转移”及其特征。

1930年代的保护主义立场：第一代范式以比较精英的观点视大众媒介为“下九流”的“带菌者”，传播对社会、高尚文化尤其是对青少年有害的信息。媒介素养教育的职责是给公众大预防针，防止侵害。

1960年代强调提升对媒介内容的选择和判断力。第二代范式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媒介如何让内容都是有害的，关键是如何引导受众进行明智的选择。这与1960年代前后的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文化观一脉相承——既然文化是一种社会过程和全部的生活方式，既然大众媒介及传递的大众文化并非工业文明的副产品，而是创造文化体的机制之一（雷蒙·威廉斯，1991），那么人们需要提升的就是对不同媒介内容的分辨力。

1980年代重点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第三代范式转而强调大众媒介制造假性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巨大潜力，强加给受众主流的价值观念，认为媒介素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和批判解读能力。

1990年代以来的参与式社区行动：第四代范式认为媒介素养的目的是帮助公众成为成熟公民，而不仅仅是老于世故的消费者。提出了关于社会行动和行动建构的问题。霍布斯（Hobbs,1998)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使用、批判性媒介信息和运用媒介工具创造信息的过程；媒介素养的目标在于通过分析、推理、传播和自我表达技能的发展来提升自主权（Autonomy)。

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新左翼评论》主编拉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曾指出:“威廉斯是英语世界中最具权威性、一贯性和原创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

英国著名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美刊《反潮流》（Against theCurrent）第137期（2008年11—12月号）发表文章，纪念威廉斯逝世20周年。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08年是20世纪杰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雷蒙·威廉斯逝世20周年。戴·史密斯发表了一篇有关威廉斯一生的优秀传记《雷蒙·威廉斯：一位勇士的一生》。史密斯是当今在威尔士文化和历史研究领域最出色的专家之一，他从威尔士的边境山村（威廉斯的父亲曾在此担任铁路信号员）到剑桥大学再到其成人教育生涯（威廉斯和他的新左翼同僚理查德·霍加特及EP汤普森一起为了政治目的而选择的职业）细述了威廉斯的一生。

一次幻想破灭之后。威廉斯曾经跟我说，在20世纪50年代，教成人学生和教大学生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但是他坚信，任何一个称职的工党政府都会花大力气建设他所谓的“流行文化和教育的机构”。他痛斥从克莱门特·艾德礼到哈罗德·威尔逊的历任首相都没有去做这些事情。

威廉斯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文化是通俗的”，他自己的一生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他认为自己从山村中走出，到梦寐以求的繁华闹市绝不是个别现象：他本人就出身于威尔士工人阶级，而威尔士工人阶级总是在造就作家、教师和像他一样的政治活动家。

直到生命的最后，威廉斯仍认为与他任特别研究员的剑桥大学——这个曾被他讥讽为“地球上最野蛮的地方之一”的学习中心相比，培育他成长的充满邻里友爱和互助合作精神的乡村社区，更有资格被称为纯粹的文化。工人阶级的英国或许造就不出米尔顿们和简·奥斯汀们来，但威廉斯认为它造就了至少有同样价值的自身文化：付出高昂代价所赢得的劳工机构、工会以及合作社运动。

自1988年威廉斯逝世后，你可以说文化已经变得比从前更加通俗化了。这种通俗化不是指满大街都在贩卖的米尔顿的著作，也不是指奥斯汀的文学作品从大学图书馆涌现到**和电视屏幕上以愉悦千家万户。

近年来，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因为“文化研究”的发展而受到广泛的注意，关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关于雷蒙·威廉斯的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关于特里·伊格尔顿的文论及其贡献的研究，关于斯图尔特·霍尔和佩里·安德森有关文论和美学思想的研究正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各种专业杂志和书籍中。与20世纪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布拉格学派、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思想相比较，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有自己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有自己的理论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在我们研究和总结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成果时，不能不认真思考和研究20世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提出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不可绕过的。

在20世纪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形态的形式主义和现象学理论占据着主导的和支配性的地位，以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互动关系见长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也往往通过对形式问题、对审美体验问题发表意见而获得自己的学术地位。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就以对形式问题和现代审美体验的独特研究著称于世。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学术界，法国的阿尔都塞学派和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以及对现代审美体验问题作重新研究和思考，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审美问题和艺术问题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批判和剖析审美意识形态遮蔽作用的同时，积极思考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人们通过艺术和审美认识社会关系，获得启蒙意识的条件，以及对社会现实做出批判的能力和机制。由于审美问题、形式问题已经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敌对”的力量转变成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现象，与现实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在理论上，对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研究就十分尖锐地提出来了。1967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发表了著名的《论艺术的一封信》，与此相呼应，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出版专著《漫长的革命》（1961年），不约而同地将理论的目光聚焦于审美意识形态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特殊性这个意义上说，对审美意识形态的不同研究，以及不同的理论模式，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最重要的贡献，也是对形式主义美学、浪漫主义美学的积极超越。[①]

一、 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

20世纪西方美学和文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语言学转向”，文论和美学的研究中心转向文学形式和文学语言。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启蒙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丧失了，形式主义成为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主流。与这种潮流相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论家，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等著作的思想和理论为基础，在启蒙主义理想破灭，悲观情绪浓重的文化氛围中，重新研究和思考了文学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整体上说，可以把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主流看作启蒙主义精神上的继承者。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在根本上的思想来源还是马克思。马克思的文论和美学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四点：（1）审美活动和艺术作为以想象和幻想为重要内容的意识形态形式，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规定的，但是又有极大的相对独立性；（2）真正的艺术和审美意识形态是与现实生活、与现实生活关系相联系的，当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艺术和审美文化可以继续存在，但其社会意义和功能随之发生实质性的颠倒，成为一种遮蔽现实生活关系的意识形态；（3）古典艺术和审美形式的“永恒魅力”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在于古典艺术和审美形式表达了人的最根本的内在要求，是一种符合“美的规律”的表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审美意识形态曾经与人类生活的某一阶段社会现实高度一致，是人类真正掌握世界的对象化形式；（4）艺术和审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或者说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世界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各种民族文学必然发展，并形成新的、当代的意义。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散见在他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呈现出不系统、以及大量借用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概念或隐喻来表达的弱点。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深刻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特殊提问方式，使之成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文论和美学思潮的理论源泉。

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不同，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面对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艺术和现实生活特别是充分商品化的现实生活已经从启蒙主义时代的相敌对关系转变成一种实质上是相协调、相一致的关系，艺术和审美作为意识形态现象，变得十分复杂而且充满着辩证的丰富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陌生化”或者说“审美变形”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中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陌生化”和“审美变形”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陌生化”概念在内涵上有重要的区别。后者是将日常生活语言、日常生活现象和生活经验陌生化，通过差异和距离产生“美”；前者则是将已经形式化的艺术和美或者说已经日常生活化的艺术和美“再陌生化”，通过差异和解构产生出对美化了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的批判。真正艺术所具有的启蒙作用，以及对这种启蒙力量产生根源的思考和研究成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基本问题。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理论，萨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及阿尔都塞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主要是从工人阶级、少数民族等被压迫的社会群体的角度，以及这些群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来研究和说明大众传媒与审美规律相互结合、共振的文化条件下审美启蒙的机制和可能性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并不是简单的异化现象或者说只有消极的否定性意义。从五十年代的雷蒙·威廉斯、霍加特，到近年来十分活跃的特里·伊格尔顿、斯图尔特·霍尔、佩里·安德森、托尼·本尼特等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通过研究指出，商品经济、传媒技术、现代文化机制本身是一个丰富而充满多种可能性的现实，理论的任务不是高傲地对这个现实下判断，而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丰富意义和多种可能性做出切实的、有说服力的研究和阐释。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艺术和审美的“陌生化”和“变形”作用，其实质不是割断艺术与现实的联系，重要的是通过艺术活动和审美来实现审美启蒙。区分两种艺术、两种美的根据，不是精英式的自上而下的“批判能力”，而是以现实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审美交流能力。[②]

审美意识形态问题和文化研究问题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十分重视的研究领域，也是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取得较大成绩的领域。由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与工人阶级生活、与工人运动关系较为密切，由于英国文化重视经验、重视感性存在的学术传统和文化传统，也由于马克思曾经长期侨居英国，对英国的学术研究具有较为深广的影响，还由于在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落后于美、法、德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英国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文化矛盾十分复杂，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势力相对薄弱的环节，也产生了许多不同于德、法的新的现象，加上其他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始终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产生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和理论模式。在我看来，在这些观点和理论模式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这就是关于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英国作为雪莱、拜伦、柯勒律治、华兹华斯，以及莎士比亚、狄根斯、哈代、乔伊斯等文化巨匠的故乡，对文学的研究和阐释一直被置于很高的地位，这也是艾略特、利维斯等学者强调文学性和精英文化的传统方面的原因。对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而言，在20世纪，一个新的、重要的现象出现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碰到也没有预料到的，这种新的现象就是大众文化的出现，并且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现象。在20世纪，所有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都以不同的形式思考和回答了大众文化所提出的新的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深入研究了20世纪新的文学关系和审美关系，对以大众传媒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以及不同形式的亚文化研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发现在大众文化中所实现的交流对于认识现代生活、把握现代社会的现实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古典艺术、浪漫主义艺术所无法取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者们，从对当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和审美活动的深入研究中，努力寻找一条建设新的文化和新的社会生活的方式和道路。文化的领导权问题事实上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事实证明，这个方面的革命是十分漫长的过程，其重要性决不亚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但其艰难的程度却远远大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

从这个角度分析和理解问题，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区别审美意识形态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异同之处。我们认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化研究都是20世纪文论和美学研究对当代艺术和审美经验做出积极反映的理论方法和理论模式，两种理论有着大致相同的研究对象，这就是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对以大众传媒为基础和媒体的当代文学艺术现象的研究，以及对当代艺术形式、审美活动与当代人的生活经验、生活方式关系的研究。主要区别在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方法为基础，不仅研究当代大众文化的产生及其规律，而且分析其中的审美关系和社会关系，有着十分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以及理论上的批判精神；相比之下，“文化研究”是包容性比较广的概念，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文化研究”强调打破原有的学科壁垒，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开展各种模式的跨学科研究，因此，“文化研究”通过中性的“文化”概念，模糊了学术研究的理论立场问题，在“文化研究”的旗帜下，可以有不同的理论方法和理论流派。[③]

大众文化的出现和发展是以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随着无线电技术、**、电视技术的发展，以及近十年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情感交流和表达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理论上说明和分析这种变化，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创造力以及适应时代变化能力的考验。法兰克福学派是最早对现代大众文化做出系统研究的理论学派，他们的贡献是透彻地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用大众文化制造审美幻觉，进行文化控制的复杂机制。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霍克海默、弗洛姆等哲学家、美学家和思想家，对**、、广播剧、流行音乐的深入研究，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现代社会的国家机器有效地控制和掌握着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情感表达模式的控制和影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地实现了对现代社会大众的深层控制——情感控制或者说无意识层面的控制，文学艺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敌对力量转化为意识形态控制的主体。法兰克福学派用“文化工业”等概念，说明了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谋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指出，德国法西斯的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效地控制和利用了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介的结果。法兰克福学派运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理论，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全面异化，包括情感和审美活动的异化状况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对“文化工业”等大众文化形式的虚幻性、蒙蔽性作了尖锐的批判。这种批判即便现在看来也仍然有合理的和积极的一面，但是由于对新的审美关系和艺术形式的积极作用缺乏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把审美启蒙的可能和希望寄托在先锋派的文学艺术身上。当先锋派艺术证明自己负载不了批判理论的革命的要求时，法兰克福学派很自然的陷入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之中。一直到了哈贝马斯、墨菲等这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手中，这种偏颇才得到了调整和改进。

阿尔都塞学派是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学派。在哲学上，阿尔都塞批评了法兰克福学派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简单化错误，对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实践性，以及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更深入全面的论述。在美学上，阿尔都塞明确地提出了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思考了有没有不是意识形态的艺术，以及真正的艺术的实质和基础等理论问题。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直接影响了马歇雷、克丽斯蒂娃、福柯、詹姆逊、伊格尔顿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论家，在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对审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作用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较大的发展。一方面将批判的对象从流行音乐、好莱坞**、肥皂剧等简单的大众文化形式，扩展到所有的审美文化领域；另一方面，超越了文艺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注重从学理上分析和剖析审美意识形态的机制和作用，以及超越审美意识形态的可能性等等。阿尔都塞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吸取了多种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其中的“多元决定论”、“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等观点，都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启发和影响。[④]我们认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美学的具体理论框架，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到具体的美学理论的中间环节。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诸多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论证，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与阿尔都塞学派的兴起大体同时，在英国，由雷蒙·威廉斯、汤普森、霍加特等人开始，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在英国发展起了另外一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学理论，其理论上的重要特点是高度重视对现代大众文化的研究，深入研究了大众文化的若干重要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威廉斯以及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工作是从批判艾略特、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文学观点开始的。威廉斯认真研究了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指出少数人代表的精英主义文学观不可能解释文学的新的发展，特别是不能解释和说明大众文学的活力和社会意义。学院派的文学观点把活的文学与社会割裂开来，窒息和扼杀了文学的生命力。威廉斯在《文学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城市与乡村》等一系列著作中，论述了新兴的大众文化的社会基础、审美意义以及强大的生命力。

雷蒙·威廉斯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建立在其文化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威廉斯将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主流文化、剩余文化、新兴文化，其中只有新兴文化与现实生活中最内在、最真实、最丰富的生活经验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是真正有生命力并且与未来相联系的文化。大众文化就是现代社会的这样一种文化。作为一位富于原创力和理论激情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威廉斯对以工人阶级的生活、情感为主要对象的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潜在革命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大众文化作为现代都市社会的文化现象，不仅与技术、传媒等物质生产领域的革命性发展相联系，而且与现代都市社会的主体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情感和愿望相联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模式中，工人阶级之间的人际关系和情感表达模式，无疑具有值得重视的新的东西。雷蒙·威廉斯的学生，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他最近的论文《再论基础与上层建筑》中提出，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不仅仅是保护和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在后现代和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应该重视人类满足了物质方面的要求之后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与人的剩余需要以及人性的内容相联系的。满足这种需要的文化（意识形态）就显得更为复杂，内涵上也更为丰富。[⑤]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是继法国阿尔都塞学派之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化理论的重要发展，其理论研究的成果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虽然十分重视技术和媒介在当代文化和文学发展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但只把它作为基础和条件，其理论思考和研究的重心在于对文化（意识形态）与当代日常生活经验关系的研究，特别注意新兴文化与工人阶级生活关系的研究，重视少数民族和被压迫群体情感和愿望的审美表达，重视对文化中超越直接的经济利益的若干因素的研究，将审美意识形态的复杂机制问题作为解决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案和途径，初步实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批判模式向建设性模式的转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文化对社会的发展日益显得重要的时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能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

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主编佩里·安德森在1976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曾经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走向低潮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基础上与工人运动相脱离，研究问题从政治和经济问题转向文化和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理论风格表现为浓郁的悲观主义等等。

在80年代后期出版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佩里·安德森分析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指出在1968年之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和理论版图的中心已经从德法转移到英国，理论研究的重心也从较为简单的艺术和审美问题转向对政治、经济、社会学、文化研究的广泛兴趣。安德森写道：

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象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这种地域性转移表明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历史性变化，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上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突然间很多方面都已变成最先进的了……[⑥]（P24）

这个现象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让佩里·安德森和许多左翼学者困惑不解，安德森自己的解释是，一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随着英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提高，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重心重新转向政治、经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编年史的研究方面有深远的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和基本问题的研究始终处在领先的位置。[⑦]P24～26）而另外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则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文化。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在文化方面的丰厚以及极为深刻的矛盾性，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某种前提。[⑧]我们认为，把佩里·安德森的解释和特里·伊格尔顿的观点结合起来较为全面与合理，也就是说，其中的原因既有社会基础的原因，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十分重要的方面。由于20世纪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特殊性，文学理论和美学事实上成为学术思潮十分重要的风向标。在文学理论和美学方面，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大体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考德威尔争论”，1960年《新左派评论》创刊及其逐渐扩大的影响，1963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及2002年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关闭，80年代引起广泛讨论的“葛兰西转向”，2001年伊格尔顿离开牛津大学等等，这些事件说明，英国马克思主义没有脱离现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矛盾的前沿，逐渐探讨和接近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这个“阿基米德点”，从文学批评和审美经验的角度对当代社会生活的重大现象作出理论反应，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启蒙思想。

考德威尔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形象。他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相对落后的英国，经过自己孤独的努力，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后一位“最博学的人”，他的代表作《幻想与真实》达到了他那个时代马克思文学批评的最高水平。弗朗西斯·马尔赫恩这样评价考德威尔：

考德威尔也许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后一位知名的博学学者了。他用最新掌握的理论工具，重新处理从自然科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分析与文学等领域获取的广博知识，试图对现实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物理学与诗歌——基础科学与最高贵的语言艺术——是他最精心钻研的课题……考德威尔不仅是一个激进的文人，还是一个忠诚的，普通的人，他参加了西班牙的国际旅。在西班牙，不过几个星期，就在战斗中牺牲了，当时他还不满30岁。[⑨]

在20世纪30年代，考德威尔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虽然还处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支配之下，但以其新颖的创新和理论的激情预示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模式的转型。

考德威尔英年早逝，但他以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人的勇敢，实践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思想。这种知行统一的理论模式，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考德威尔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的理解，包括对幻想和想象在个人经验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也引起了左翼阵营和员内部的一些理论家的不满，从而引发了在30～40年代十分著名的“考德威尔争论”。这场论争在时间上与德国的“表现主义论争”几乎同时，表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发展了的现实和文学艺术实践条件下的某种不适应状态。

在20世纪40年代，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逐渐走向胜利，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推行和福利主义的兴起，使英国老牌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文学艺术方面，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广播、电视、**、流行音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大众文化与社会不同阶层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大众文化与工人阶级以及与青年的关系，逐渐引起了一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理论家的高度重视。1963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首任中心主任为理查·霍加特。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在剑桥大学任教的雷蒙·威廉斯相互呼应，提出了从广义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与艺术，把文学艺术与当代社会生活，与当代人的审美经验和社会经验联系起来研究和阐释的工作思路，努力为都市社会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受压迫者阶层的审美经验和情感意义辩护并做出理论上的说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把文学艺术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对流行音乐、**、、广告等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深入分析了这些新的文化形式的审美意义。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开创了后来称为“文化研究”的学术方向。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理查·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1958）、E·D·汤普森的《威廉·莫里斯：从浪漫到革命》（1955）、《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转变。从此，变化着的审美经验，亚文化群体中的反抗和文化冲突，大众传媒与审美形式的新变化等问题，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重要主题。在伯明翰大学CCCS被关闭之后，曾经长期在该中心工作的Gargi Bhattacharyya 在接受中国学者访问时这样描述了CCCS发展的社会条件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1968年之后的几年对英国来说仍旧是艰难的时代。经济发展异常迅猛，尽管并非每个人都能马上直接从中受益，但人们开始感到生活正在变好，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突然得到了他们的父辈做梦也没有想过得到的东西。Popular Culture也开始流行，英国在人们心目中突然变成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度。然而，紧接着，1973年的石油危机，又将英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抛入艰难境地，出现许多工业争端，大批劳工组织相当不满并开始罢工，英国似乎一夜之间就能被摧毁。很多大城市出现腐臭的垃圾，人们意识到，如果工人阶级对生活状态不满，生活质量就会改变。而且，当时的货币也很不稳定，很脆弱。此前的乐观和幸福的生活昙花一现之后，似乎从未有过地离他们远去。这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进一步的思考：如何生存？日常文化空间是什么？反抗的空间在哪里？当人们特别是女性对他们的权利拥有危机感时，如何重新组织群众运动或任何形式的运动？经济危机时期，人们更容易走向右翼意识形态，因而，种族主义骤增，各种类型的种族冲突不断。人们不仅用马克思主义传统来分析，同时也受到其他哲学人文论争的广泛影响，比如，后结构主义。当然，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欧洲人接触更多的可能还是前苏联意义上的，而非中国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和。[⑩]

这是在传播理论研究课堂第五章文化研究开篇就被提到的一本书，就像任何追溯文化研究发展历程的学术性探讨，都不可避免地由《文化与社会》一书入手，对于刚刚入门的研一学子更不例外。

当我们阅读散文小说时，目录只是书中一个微乎其微的元素，作用是开启阅读和某些情节记忆的索引，抑或到了最后，目录也成了情节的一部分，至于能否记忆深刻无关紧要。而当我们阅读理论书籍时，目录却是阅读前有必要印刻在脑中的重要框架，潜意识里，我们会按照目录设定自己的阅读计划，并且需要这样一个框架来构建阅读时形成的认知脉络。

初读《文化与社会》的目录，清晰可见威廉斯将1780至1950年间的英国思想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并有各类代表人物排列其中，乍一眼让人觉得框架可以轻易掌握，但当阅读进入正文部分时，会渐渐发现作者的行文是以经验式描述为主的，看似分块明确，细究起来却令人感到枝蔓丛生，难以把握其主导脉络。以至于几次读到全书最末时还是要忍不住回头翻阅，如此反复几遍，方入佳境。本文从主要内容和论证过程这个两方面对《文化与社会》一书进行解剖，并就“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核心观点，结合威廉斯自身的“文化与社会”背景试作分析，探讨其价值与争议。

一、主要内容

书中发掘和整理了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思想史上“文化与社会”的传统，以及处在这一传统中的人物，包括这一百多年间大部分艺术家、作家、文学批评家、社会改良家。从英国现代政治保守主义的始祖、以《法国革命论》一书而驰名的爱德蒙•伯克开始，直到20世纪的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威廉斯所梳理的文化研究脉络很靠谱地与法国结构主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等理论控实现了不卑不亢的对接。他对不同历史时期在文学、艺术上对文化有影响的思想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分析，最终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化理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是社会内容的载体。

（一）“关键词”阐释

威廉斯在导论中指出，从18世纪最后几十年到19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里，一些现在看来非常重要的词汇首次进入英语常用语的行列，或者原本已经普遍使用的词汇在此时期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事实上，这些词汇有一个总体变化范式，而这个范式在威廉斯眼中就是一幅特殊的地图，它涉及小说、戏剧、文化机构等各种形式，它们记载了我们对社会各种变革的反应。

纵观历史，其中“民主”、“工业”、“阶级”、“艺术”和“文化”这五个关键词汇得到了作者的强烈关注，在他看来，这几个词的用法和意义屡经变化，透过其词义变迁，可大约看出英国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变迁轨迹，而在这个五个词汇中，又属“文化”一词的变化最为显著，它记录了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的这些变革所做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其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幅特殊的地图，且借助它，我们可以对这种种历史变革的本质进行探索。

1、关于民主

谈及民主时，威廉斯首先把民主的词义发展作了简单的梳理。民主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由人民治理”，但在当时社会没有成为常用词汇，直到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代，这个词才成为英语中的常用词汇，且不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是成为政治词汇的一部分。而在英国人争取“民主代议制”的阶段，把“民主”视为危险性词汇的现象在英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作家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在书中，威廉斯认为对民主持批判态度的主要是伯克、科贝特、卡莱尔、罗斯金、马洛克、萧伯纳这六位，但他们对民主的批判的角度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在作者的眼光中，伯克认为民主的趋势是暴政的，他对民主所持有的态度是坚决的抨击；而科贝特也是持反对态度，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卡莱尔对民主的批判则对错参半，有不当之处，亦有合理之处。总的来说，威廉斯能够从他们对民主的强烈态度中汲取到他们认知的可取之处，同时也能够冷静地分析其观点中的局限，客观地给出自己的评价。

2、关于阶级

谈及阶级，作者认为就该词最重要的现代意义而言，可追溯至1772年前后。在1772年之前，英语中的“class”特指学校或大学里的一个组别或群体，即逻辑和哲学的惯常班级。直到 18世纪末“class”一词的社会含义才开始具有现代架构，随后依次出现诸如“下等阶级”、“上等阶级”、“中产阶级”等说法。

工业革命后，已经变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情感使得统治阶级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各阶级之间出现了矛盾冲突，同时也接连暴露了各自的丑陋面目，对此，作者选择科贝特、阿诺德、萧伯纳、托尼、利维斯这几个人物给出了他们从不同角度的批判内容，呈现出19世纪人们对阶级的理解。

3、关于工业

谈及工业，威廉斯明确道：“其意义的改变就发生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革命时期”。而“工业革命”这个短语首先是法国作家在19世纪20年代使用的，此后的几十年间逐渐为英国作家所采用，作者认为“显然这个说法是仿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来”。现实的情况也的确如此，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法国，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这样的时代巨变，带给当时英国社会各阶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不同的利益群体对这一变革自然也会作出不同的反应。而在这一阶段，批评家们普遍强调文化与工业主义之间的对立，诸如骚塞、欧文、浪漫主义派、卡莱尔、劳伦斯、托尼都对工业的发展予以批判的态度，作者选取他们的主要观点分别作了铺陈与分析，致力于通过这些内容使读者看出“工业”这个词语的意义在发生变化。

4、关于艺术

在谈及艺术时，作者选取了罗斯金、莫里斯、王尔德、休姆、理查兹这几位作为代表人物，从一个个活生生的整体上寻找到极易被忽视的缝隙、肌理，详略得当地剖析这几个人对“艺术”的认识，威廉斯从中批判地吸收了他们的观点，丰富了“艺术”一词的含义，艺术的本质、目的、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等相关观念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也由此得以呈现。

5、关于文化

而在谈及文化时，威廉斯概括了该词的意义演变过程，从起初的“培育自然物的生长”，到后来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的自成一义，通常指某种事物的文化，这是它的第一个含义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第二个含义是“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含义是指“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其后又有第四个含义：“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

在此所涉及的文化与教育、文化与文明、文化与整个生活方式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者都分别综述了相关人物的主要观点来论证自己对其含义演变的概括。

（二）理论总结

威廉斯想通过《文化与社会》一书表明一种立场，表达其对工业文明及其文化和思想中已经发生和当时正在发生事件的感受。此后他的看法可能有所发展，某些观点和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他始终相信一点：这两个非同寻常的实际带来了世界巨变，也处于重大危机之中，要充分认识和理解它们，一个主要方法便是详尽全面地思考文化问题，因为在每个阶段文化都发挥着积极活跃的作用。

在实际学习过程中，我们也认识到，我们通过作品观察到的世界，与我们所处的世界相似，却并不相同。我们从这个传统中继承了一套意义，但如果将这些意义回归至这些直接经验中就会发现，它们的意义发生了改变。基于这样的认知态度，也才有了全书最后的总结。

结论部分由“大众与群众”、“大众传播”、“大众观察”、“传播与共同体”、“文化与何种生活方式”、“共同体观念”、“一种共同文化的发展”为主要内容，总的来说，也就是威廉斯对“大众”一词在观念上的重构和对“共同文化”的探讨。他对“大众”一词偏见的反驳以及“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观念的提出，让人读完全书后感到这是一本给予人写作灵感的书，且其与大众传播的联系紧密，也引发了更多共鸣。

二、论证过程

（一）确立一种“关键词”研究视角

在表达态度上，冷静、敏锐、慈悲，可以说威廉斯在这三个面上都做到了极致。我们在前面提到，威廉斯在书中通过五大关键词意义的变化来反映社会的总体状况，尽管这些词条在全书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显而易见的是，威廉斯在对这些词语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词义变化进行分析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文化思想渗透到对这些词语的解读上，连同他所选择的主要代表人物共同表达着他自己的文化研究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关键词的考察，不是作纯粹的语言学分析，而是将重点放在社会和历史的层面。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追根溯源到词语最初的意义，而且要将着力点放在研究这些词语为什么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成为关键词，重视分析它在历史变迁中发生变化的来龙去脉，去考察当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它们是如何被形成、被改变、被重新定义、被影响、被混淆和被强调的，由此来探寻社会文化的复杂性。

除此之外，把关键词作为线索，也成为阅读本书的新思路。常规的阅读思维是将三个历史时期当做一个整体，依次连续地阅读，或是可以把它们当作一些分散的实体，将不同时期进行单独划分阅读。而事实证明，用前文所提到的五大关键词来归类文本，更容易把握文章脉络，也更能把握全书主旨。

（二）运用对比的写作手法

纵观全书，威廉斯在写作过程中运用对比手法的例子很多，例如将伯克与科贝特、骚塞与欧文、边沁与柯尔律治、纽曼与阿诺德等人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尤其是在第一编第一章节就以对比为标题，且拿来作比较的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现代保守主义”伯克和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工业无产阶级的捍卫者”科贝特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考察。将两者的观点进行对照、比较后，推导出他们之间的差异点，从而使结论映衬而出。就如同作者自己分析的那样，“如果彻底追循伯克和科贝特的思想，就会发现两人是截然不同、几乎是势不两立的任人物”，这样的对比具有极大的鲜明性，也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时经过对比，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也能够更加深入人心。

（三）选取英国思想家作为研究对象

其他语言和文化中有那么多明显相关的作家，为什么作者偏偏集中讨论英国作家？威廉斯在1987年再版序言里称“这是一个好问题”，并予以了详尽解释。他相信在阅读此书以及此书论及的作家作品的同时，的确应该阅读一些其他以或异或同方法展现出的别样文化传统，但与此同时，他仍然确信本书依照其特殊方法，只能围绕此类特殊经验，形成此种传统。最终横扫或者说冲击了大半个世界的工业革命是始于英国，因此这个决定性历史转型期的一部分便是基本全新的社会和文化关系及问题，而正是处于英国文化中的人们以无比强烈的前所未有的直接方式首先感受到了这一点。

事实上，最初的两三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也就是如何找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这些社会和文化关系及问题。因此，尽管其他社会中也发生了类似变化，也创造出了新思想和新艺术来应对这些变化，但是考察这些变化的初始发源地，却具有永久而普遍的重要意义。

《文化与社会》一书先后被译为意大利语、日语及德语，这些译本本身所体现的热烈反应以及本书在北美读者中间引起的强烈反响，都有力证明了威廉斯的这一看法。

三、价值与争议——关于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文化精英论者贬低大众的一条重要理由是，大众是劣质艺术、八卦新闻、低级娱乐和花边广告的消费者，而威廉斯则反驳认为狭义的文化概念被摒弃，文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时代高级的精神和艺术产品，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文化不再局限于艺术、文学和其他知识生产形势之中，而是存在于大众的日常生活、生产过程、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等现实活动中。

值得肯定的是，把文化看做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表明文化是普通的，它就存在于经济、政治、意识、语言和符号等多因素所组成的社会总体之中，它应该是超越了阶级对立和阶层区分的。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威廉斯的这一观点深刻揭露了工业文明所产生的社会恶果，批判了上层阶级文化所具有的虚伪和欺骗本质。同时，也充分强调了工人阶级作为文化主体的地位，指出了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主导作用，将文化概念从高雅艺术、精英阶层延伸到了电视、报纸、舞蹈、足球和其他日常事物等多元的通俗文化、流行文化之中，为文化研究开劈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然而，将文化理解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毋庸置疑，它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1981年，威尔士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P•沃德研究威廉斯的一本小册子《雷蒙德•威廉斯》，在重点论述了威廉斯强调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也批评了他忽视革命决裂的必要性。在这一点上，汤普森也曾对威廉斯做过类似的批评，他认为威廉斯的文化概念考察只是一种平面的、线性的概述，没有关注历史发展中的种种冲突和斗争，忽视了社会生活中不平等、剥削和权力关系。在文化的阶级对立中，“整体的生活方式”遮蔽了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使大众丧失了阶级立场和革命意识。也就是说威廉斯在拒绝资产阶级的“大众”定义时，同时坚定地拒绝了其革命的定义。而20世纪60年代之后，劳工运动消沉，工党逐渐右转，事实也证明了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理想最终落空。

归根结底来看，我们关注《文化与社会》，就不能不去关注威廉斯自身所处的“文化与社会”。威廉斯的学术研究与他的政治信仰和社会参与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将他毕生从事的文化研究与他对工人阶级的深厚情感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理解他为工人阶级争取平等的生存机会而斗争的初衷了。

威廉斯1921年出生于威尔士乡间的工人阶级家庭，1939年进入剑桥大学，于威廉斯而言，从威尔士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和社区到英格兰世界著名大学，其间心理上的跨度其实远远超过了地理上的距离。他的学生伊格尔顿就与他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出于深切的同感，伊格尔顿在回忆60年代的威廉斯时这样写道：“他的长相和说话不像一个大学教师，更像乡下人，热情而质朴，与上流中产阶级一贯的那种乖巧而简单的作风形成很大的反差”、“他很快就感觉到，与他所谓文明的剑桥所遭遇到的那些冷眼恶语相比，哺育他长大的那种文化更为可贵”、“他经其一生的政治追求实际上都得益于早年经历的团结互助的工人阶级生活留下的形成性影响”。也正是这样一种跨度，使得他对英国阶级社会以及维护阶级特权的精英文化保持清醒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这不可不谓十分难得。

有时候会思考了解和学习这些理论，于文科青年而言，除了满足求知欲、好奇心，还能够有什么实质的意义？我们获取了知识资本，变成硕士、变成博士，是为了谋生的饭碗？还是说为了坚持与自由主义、保守思想磨嘴皮、耍笔杆？

或许正如威廉斯在全书最末写的那样：“我相信书中所记录的传统，对于促进我们共同理解是一个重大贡献，对于共同理解的必要扩展也将是一个重大动力。有些观念和思维方式包含着生命的种子，有些则包含着致命的种子。能不能辨识这些种子、逐个点名，让人们能够获得共同认识，可能正是我们衡量未来的标准所在”，从经验上汲取意义，并使这些意义具有活力，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从单纯的求知，到获取知识资本的过渡看似水到渠成，能够体现一个学生学习生涯的稳步成熟，越是读到结论部分，才越发觉得现在阅读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知识论的扩充，而非仅仅是其分析本身。大可不必进入思维的悖论。

参考文献

[1][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

[2][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赵国新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

[4][美]伊莱休•卡茨、约翰•杜伦•彼得斯、泰玛•利比斯、艾薇儿•奥尔洛夫编，常江译，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作家余华说，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时间到底有多强大？贾樟柯用他的方式向我们给出了一个答案。

　从中国山西偏远的小县城到遥远南半球的广阔澳洲，贾樟柯在**《山河故人》中构筑了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平台，并将其分隔为三段，将一个女人，涛（赵涛饰）的半生岁月娓娓展开。在开篇的第一段故事里，年轻的涛在纠结的三角恋中选择了富有的煤矿老板（张译饰），决定与其结婚。到第二个故事，已经离婚的涛，面临了父亲的过世以及儿子的离。第三段则是围绕已经长大的涛的儿子（董子健饰）与他的中文老师（张艾嘉饰）的相恋展开。三段故事层层推进，伴随着时代的更替，浓郁的乡愁始终萦绕在城市的上空。冷峻克制的影像，朴素的人物特写，不合时宜的喧闹声，贾樟柯依然选择了用他特有的形式刻画个体与大环境的格格不入感，人与人之间粘稠的联系，那份独特的疏离感和暧昧气息都细腻而考究地在影片中呈现出来。导演的情绪冷静又压抑，让人猝不及防的唏嘘之感却自然而然地流淌于影片中。

　对于三段故事的描绘，贾樟柯选择了 以133:1、185:1和235:1不同的画幅来呈现。如果说考究的画幅设计是为专业**人打的一剂肾上腺素，那么导演使用的那两首贯穿影片的歌曲则更能直白地给观众带来感官上的刺激。我们也许无法读懂导演镜头里丰富的**符号，但却能感同身受地体会人物的情感。尤其是在结尾，那首被赋予时代意义的《GO WEST》再次响起，女主角涛不动声色地跳着舞，白茫茫的雪地和她脸上的表情一样平淡，承载着她的故事太有生活感，既乏味又丰沛，那股化不开的无奈情绪如同缭绕的白雾一样，使得涛的舞蹈显得如此沸腾，感人至深。

　从《站台》到《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再到《山河故人》，贾樟柯好像一直在变，但似乎又从来没变。那份对待真实的态度一直都在。记得贾樟柯在他的**手记里曾说过，从某时候开始，有一些东西总让他激动不已。从街头喧闹的人群到小吃摊里冒出的白汽，写实的生活感都成为他镜头下的素材。也许导演不是最会讲故事的人，但却拥有一双擅长捕捉生活气息的双眼。在文化文本研究中，有个关于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的概念，是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的，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以及从中体验到的意义与情感价值。在这个定义范围内，贾樟柯把“漂泊”变成了影片“情感结构”的主旋律, 而“现实感”成为他独有的拿手特技：当对真实的刻画到达一定程度后，从现实提炼的情绪就变成了浪漫的诗，每一帧都充满了鲜血淋漓的诗意，连感动都是猝手不及的。

　值得一提的是，和贾樟柯之前的**相比，在《山河故人》中，导演将触角延伸到未来，构造了其影像表达的全新面向。从这一个层面来看，贾樟柯是极其野心勃勃的。他不再满足于描绘变更的大环境对个人的桎梏，而试图将自己对未来时代的思虑融合进影像的新语境中，也许讲述的故事不是那么完整，但是诚恳的人文情怀却让人动容。在诗意的外表下，是对自己的挑战，也是为观众留下了有更多回味的可能性。

　总体来说，《山和故人》是个挺简单通俗的故事，甚至连第三段中的忘年恋也是以粗线条来推进。平淡的故事，包裹于静谧的画面中，却成功地触动观众的情感，让人莫名地心有戚戚焉。只能说，贾樟柯确实擅长捕捉生活里每个平凡无奇流逝的日日夜夜，那些伴随年岁不断变迁的私密而无法形容的吊诡情感，就像一座暗涌的风暴，我们看不见充满戏剧性冲突的惊涛骇浪，但却无时无刻感受到无法抽身的那股力量。就像李宗盛唱的那首歌“时光不再，啊，时光不再”。时间的力量无法阻挡，人们无处可逃，但庆幸的是在贾樟柯的影像中有一块休憩地，那是现实生活特有的朴素质感。

　爱人的背影，城市的风，你曾听过的那首歌，最细微的琐碎，全部都变成记忆被搁在画面里，这些无聊而模糊的碎片，就是现实最原本的样子，我们经历的生活被赋予意义，我们逃到影像里喘口气，这大概就是观众总能在贾樟柯的镜头里找到共鸣的原因，毕竟，真的没有人可以绕过时间这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