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斯图尔特·霍尔主要从事什么研究

近年来，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因为“文化研究”的发展而受到广泛的注意，关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关于雷蒙·威廉斯的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关于特里·伊格尔顿的文论及其贡献的研究，关于斯图尔特·霍尔和佩里·安德森有关文论和美学思想的研究正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各种专业杂志和书籍中。与20世纪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布拉格学派、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思想相比较，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有自己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有自己的理论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在我们研究和总结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成果时，不能不认真思考和研究20世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提出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不可绕过的。

在20世纪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形态的形式主义和现象学理论占据着主导的和支配性的地位，以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互动关系见长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也往往通过对形式问题、对审美体验问题发表意见而获得自己的学术地位。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就以对形式问题和现代审美体验的独特研究著称于世。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学术界，法国的阿尔都塞学派和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以及对现代审美体验问题作重新研究和思考，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审美问题和艺术问题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批判和剖析审美意识形态遮蔽作用的同时，积极思考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人们通过艺术和审美认识社会关系，获得启蒙意识的条件，以及对社会现实做出批判的能力和机制。由于审美问题、形式问题已经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敌对”的力量转变成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现象，与现实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在理论上，对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研究就十分尖锐地提出来了。1967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发表了著名的《论艺术的一封信》，与此相呼应，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出版专著《漫长的革命》（1961年），不约而同地将理论的目光聚焦于审美意识形态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特殊性这个意义上说，对审美意识形态的不同研究，以及不同的理论模式，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最重要的贡献，也是对形式主义美学、浪漫主义美学的积极超越。[①]

一、 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

20世纪西方美学和文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语言学转向”，文论和美学的研究中心转向文学形式和文学语言。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启蒙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丧失了，形式主义成为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主流。与这种潮流相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论家，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等著作的思想和理论为基础，在启蒙主义理想破灭，悲观情绪浓重的文化氛围中，重新研究和思考了文学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整体上说，可以把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主流看作启蒙主义精神上的继承者。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在根本上的思想来源还是马克思。马克思的文论和美学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四点：（1）审美活动和艺术作为以想象和幻想为重要内容的意识形态形式，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规定的，但是又有极大的相对独立性；（2）真正的艺术和审美意识形态是与现实生活、与现实生活关系相联系的，当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艺术和审美文化可以继续存在，但其社会意义和功能随之发生实质性的颠倒，成为一种遮蔽现实生活关系的意识形态；（3）古典艺术和审美形式的“永恒魅力”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在于古典艺术和审美形式表达了人的最根本的内在要求，是一种符合“美的规律”的表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审美意识形态曾经与人类生活的某一阶段社会现实高度一致，是人类真正掌握世界的对象化形式；（4）艺术和审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或者说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世界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各种民族文学必然发展，并形成新的、当代的意义。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散见在他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呈现出不系统、以及大量借用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概念或隐喻来表达的弱点。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深刻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特殊提问方式，使之成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文论和美学思潮的理论源泉。

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不同，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面对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艺术和现实生活特别是充分商品化的现实生活已经从启蒙主义时代的相敌对关系转变成一种实质上是相协调、相一致的关系，艺术和审美作为意识形态现象，变得十分复杂而且充满着辩证的丰富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陌生化”或者说“审美变形”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中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陌生化”和“审美变形”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陌生化”概念在内涵上有重要的区别。后者是将日常生活语言、日常生活现象和生活经验陌生化，通过差异和距离产生“美”；前者则是将已经形式化的艺术和美或者说已经日常生活化的艺术和美“再陌生化”，通过差异和解构产生出对美化了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的批判。真正艺术所具有的启蒙作用，以及对这种启蒙力量产生根源的思考和研究成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基本问题。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理论，萨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及阿尔都塞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主要是从工人阶级、少数民族等被压迫的社会群体的角度，以及这些群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来研究和说明大众传媒与审美规律相互结合、共振的文化条件下审美启蒙的机制和可能性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并不是简单的异化现象或者说只有消极的否定性意义。从五十年代的雷蒙·威廉斯、霍加特，到近年来十分活跃的特里·伊格尔顿、斯图尔特·霍尔、佩里·安德森、托尼·本尼特等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通过研究指出，商品经济、传媒技术、现代文化机制本身是一个丰富而充满多种可能性的现实，理论的任务不是高傲地对这个现实下判断，而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丰富意义和多种可能性做出切实的、有说服力的研究和阐释。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艺术和审美的“陌生化”和“变形”作用，其实质不是割断艺术与现实的联系，重要的是通过艺术活动和审美来实现审美启蒙。区分两种艺术、两种美的根据，不是精英式的自上而下的“批判能力”，而是以现实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审美交流能力。[②]

审美意识形态问题和文化研究问题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十分重视的研究领域，也是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取得较大成绩的领域。由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与工人阶级生活、与工人运动关系较为密切，由于英国文化重视经验、重视感性存在的学术传统和文化传统，也由于马克思曾经长期侨居英国，对英国的学术研究具有较为深广的影响，还由于在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落后于美、法、德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英国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文化矛盾十分复杂，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势力相对薄弱的环节，也产生了许多不同于德、法的新的现象，加上其他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始终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产生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和理论模式。在我看来，在这些观点和理论模式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这就是关于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英国作为雪莱、拜伦、柯勒律治、华兹华斯，以及莎士比亚、狄根斯、哈代、乔伊斯等文化巨匠的故乡，对文学的研究和阐释一直被置于很高的地位，这也是艾略特、利维斯等学者强调文学性和精英文化的传统方面的原因。对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而言，在20世纪，一个新的、重要的现象出现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碰到也没有预料到的，这种新的现象就是大众文化的出现，并且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现象。在20世纪，所有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都以不同的形式思考和回答了大众文化所提出的新的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深入研究了20世纪新的文学关系和审美关系，对以大众传媒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以及不同形式的亚文化研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发现在大众文化中所实现的交流对于认识现代生活、把握现代社会的现实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古典艺术、浪漫主义艺术所无法取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者们，从对当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和审美活动的深入研究中，努力寻找一条建设新的文化和新的社会生活的方式和道路。文化的领导权问题事实上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事实证明，这个方面的革命是十分漫长的过程，其重要性决不亚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但其艰难的程度却远远大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

从这个角度分析和理解问题，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区别审美意识形态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异同之处。我们认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化研究都是20世纪文论和美学研究对当代艺术和审美经验做出积极反映的理论方法和理论模式，两种理论有着大致相同的研究对象，这就是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对以大众传媒为基础和媒体的当代文学艺术现象的研究，以及对当代艺术形式、审美活动与当代人的生活经验、生活方式关系的研究。主要区别在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方法为基础，不仅研究当代大众文化的产生及其规律，而且分析其中的审美关系和社会关系，有着十分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以及理论上的批判精神；相比之下，“文化研究”是包容性比较广的概念，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文化研究”强调打破原有的学科壁垒，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开展各种模式的跨学科研究，因此，“文化研究”通过中性的“文化”概念，模糊了学术研究的理论立场问题，在“文化研究”的旗帜下，可以有不同的理论方法和理论流派。[③]

大众文化的出现和发展是以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随着无线电技术、**、电视技术的发展，以及近十年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情感交流和表达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理论上说明和分析这种变化，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创造力以及适应时代变化能力的考验。法兰克福学派是最早对现代大众文化做出系统研究的理论学派，他们的贡献是透彻地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用大众文化制造审美幻觉，进行文化控制的复杂机制。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霍克海默、弗洛姆等哲学家、美学家和思想家，对**、、广播剧、流行音乐的深入研究，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现代社会的国家机器有效地控制和掌握着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情感表达模式的控制和影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地实现了对现代社会大众的深层控制——情感控制或者说无意识层面的控制，文学艺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敌对力量转化为意识形态控制的主体。法兰克福学派用“文化工业”等概念，说明了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谋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指出，德国法西斯的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效地控制和利用了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介的结果。法兰克福学派运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理论，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全面异化，包括情感和审美活动的异化状况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对“文化工业”等大众文化形式的虚幻性、蒙蔽性作了尖锐的批判。这种批判即便现在看来也仍然有合理的和积极的一面，但是由于对新的审美关系和艺术形式的积极作用缺乏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把审美启蒙的可能和希望寄托在先锋派的文学艺术身上。当先锋派艺术证明自己负载不了批判理论的革命的要求时，法兰克福学派很自然的陷入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之中。一直到了哈贝马斯、墨菲等这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手中，这种偏颇才得到了调整和改进。

阿尔都塞学派是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学派。在哲学上，阿尔都塞批评了法兰克福学派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简单化错误，对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实践性，以及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更深入全面的论述。在美学上，阿尔都塞明确地提出了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思考了有没有不是意识形态的艺术，以及真正的艺术的实质和基础等理论问题。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直接影响了马歇雷、克丽斯蒂娃、福柯、詹姆逊、伊格尔顿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论家，在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对审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作用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较大的发展。一方面将批判的对象从流行音乐、好莱坞**、肥皂剧等简单的大众文化形式，扩展到所有的审美文化领域；另一方面，超越了文艺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注重从学理上分析和剖析审美意识形态的机制和作用，以及超越审美意识形态的可能性等等。阿尔都塞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吸取了多种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其中的“多元决定论”、“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等观点，都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启发和影响。[④]我们认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美学的具体理论框架，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到具体的美学理论的中间环节。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诸多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论证，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与阿尔都塞学派的兴起大体同时，在英国，由雷蒙·威廉斯、汤普森、霍加特等人开始，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在英国发展起了另外一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学理论，其理论上的重要特点是高度重视对现代大众文化的研究，深入研究了大众文化的若干重要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威廉斯以及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工作是从批判艾略特、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文学观点开始的。威廉斯认真研究了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指出少数人代表的精英主义文学观不可能解释文学的新的发展，特别是不能解释和说明大众文学的活力和社会意义。学院派的文学观点把活的文学与社会割裂开来，窒息和扼杀了文学的生命力。威廉斯在《文学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城市与乡村》等一系列著作中，论述了新兴的大众文化的社会基础、审美意义以及强大的生命力。

雷蒙·威廉斯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建立在其文化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威廉斯将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主流文化、剩余文化、新兴文化，其中只有新兴文化与现实生活中最内在、最真实、最丰富的生活经验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是真正有生命力并且与未来相联系的文化。大众文化就是现代社会的这样一种文化。作为一位富于原创力和理论激情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威廉斯对以工人阶级的生活、情感为主要对象的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潜在革命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大众文化作为现代都市社会的文化现象，不仅与技术、传媒等物质生产领域的革命性发展相联系，而且与现代都市社会的主体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情感和愿望相联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模式中，工人阶级之间的人际关系和情感表达模式，无疑具有值得重视的新的东西。雷蒙·威廉斯的学生，著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他最近的论文《再论基础与上层建筑》中提出，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不仅仅是保护和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在后现代和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应该重视人类满足了物质方面的要求之后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与人的剩余需要以及人性的内容相联系的。满足这种需要的文化（意识形态）就显得更为复杂，内涵上也更为丰富。[⑤]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是继法国阿尔都塞学派之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化理论的重要发展，其理论研究的成果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虽然十分重视技术和媒介在当代文化和文学发展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但只把它作为基础和条件，其理论思考和研究的重心在于对文化（意识形态）与当代日常生活经验关系的研究，特别注意新兴文化与工人阶级生活关系的研究，重视少数民族和被压迫群体情感和愿望的审美表达，重视对文化中超越直接的经济利益的若干因素的研究，将审美意识形态的复杂机制问题作为解决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案和途径，初步实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批判模式向建设性模式的转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文化对社会的发展日益显得重要的时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能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

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主编佩里·安德森在1976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曾经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走向低潮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基础上与工人运动相脱离，研究问题从政治和经济问题转向文化和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理论风格表现为浓郁的悲观主义等等。

在80年代后期出版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佩里·安德森分析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指出在1968年之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和理论版图的中心已经从德法转移到英国，理论研究的重心也从较为简单的艺术和审美问题转向对政治、经济、社会学、文化研究的广泛兴趣。安德森写道：

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象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这种地域性转移表明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历史性变化，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上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突然间很多方面都已变成最先进的了……[⑥]（P24）

这个现象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让佩里·安德森和许多左翼学者困惑不解，安德森自己的解释是，一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随着英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提高，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重心重新转向政治、经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英国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编年史的研究方面有深远的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和基本问题的研究始终处在领先的位置。[⑦]P24～26）而另外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则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文化。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在文化方面的丰厚以及极为深刻的矛盾性，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某种前提。[⑧]我们认为，把佩里·安德森的解释和特里·伊格尔顿的观点结合起来较为全面与合理，也就是说，其中的原因既有社会基础的原因，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十分重要的方面。由于20世纪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特殊性，文学理论和美学事实上成为学术思潮十分重要的风向标。在文学理论和美学方面，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大体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考德威尔争论”，1960年《新左派评论》创刊及其逐渐扩大的影响，1963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及2002年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关闭，80年代引起广泛讨论的“葛兰西转向”，2001年伊格尔顿离开牛津大学等等，这些事件说明，英国马克思主义没有脱离现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矛盾的前沿，逐渐探讨和接近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这个“阿基米德点”，从文学批评和审美经验的角度对当代社会生活的重大现象作出理论反应，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启蒙思想。

考德威尔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形象。他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相对落后的英国，经过自己孤独的努力，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后一位“最博学的人”，他的代表作《幻想与真实》达到了他那个时代马克思文学批评的最高水平。弗朗西斯·马尔赫恩这样评价考德威尔：

考德威尔也许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后一位知名的博学学者了。他用最新掌握的理论工具，重新处理从自然科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分析与文学等领域获取的广博知识，试图对现实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物理学与诗歌——基础科学与最高贵的语言艺术——是他最精心钻研的课题……考德威尔不仅是一个激进的文人，还是一个忠诚的，普通的人，他参加了西班牙的国际旅。在西班牙，不过几个星期，就在战斗中牺牲了，当时他还不满30岁。[⑨]

在20世纪30年代，考德威尔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虽然还处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支配之下，但以其新颖的创新和理论的激情预示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模式的转型。

考德威尔英年早逝，但他以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人的勇敢，实践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思想。这种知行统一的理论模式，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考德威尔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的理解，包括对幻想和想象在个人经验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也引起了左翼阵营和员内部的一些理论家的不满，从而引发了在30～40年代十分著名的“考德威尔争论”。这场论争在时间上与德国的“表现主义论争”几乎同时，表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发展了的现实和文学艺术实践条件下的某种不适应状态。

在20世纪40年代，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逐渐走向胜利，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推行和福利主义的兴起，使英国老牌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文学艺术方面，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广播、电视、**、流行音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大众文化与社会不同阶层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大众文化与工人阶级以及与青年的关系，逐渐引起了一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理论家的高度重视。1963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首任中心主任为理查·霍加特。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在剑桥大学任教的雷蒙·威廉斯相互呼应，提出了从广义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与艺术，把文学艺术与当代社会生活，与当代人的审美经验和社会经验联系起来研究和阐释的工作思路，努力为都市社会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受压迫者阶层的审美经验和情感意义辩护并做出理论上的说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把文学艺术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对流行音乐、**、、广告等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深入分析了这些新的文化形式的审美意义。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开创了后来称为“文化研究”的学术方向。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理查·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1958）、E·D·汤普森的《威廉·莫里斯：从浪漫到革命》（1955）、《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转变。从此，变化着的审美经验，亚文化群体中的反抗和文化冲突，大众传媒与审美形式的新变化等问题，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重要主题。在伯明翰大学CCCS被关闭之后，曾经长期在该中心工作的Gargi Bhattacharyya 在接受中国学者访问时这样描述了CCCS发展的社会条件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1968年之后的几年对英国来说仍旧是艰难的时代。经济发展异常迅猛，尽管并非每个人都能马上直接从中受益，但人们开始感到生活正在变好，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突然得到了他们的父辈做梦也没有想过得到的东西。Popular Culture也开始流行，英国在人们心目中突然变成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度。然而，紧接着，1973年的石油危机，又将英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抛入艰难境地，出现许多工业争端，大批劳工组织相当不满并开始罢工，英国似乎一夜之间就能被摧毁。很多大城市出现腐臭的垃圾，人们意识到，如果工人阶级对生活状态不满，生活质量就会改变。而且，当时的货币也很不稳定，很脆弱。此前的乐观和幸福的生活昙花一现之后，似乎从未有过地离他们远去。这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进一步的思考：如何生存？日常文化空间是什么？反抗的空间在哪里？当人们特别是女性对他们的权利拥有危机感时，如何重新组织群众运动或任何形式的运动？经济危机时期，人们更容易走向右翼意识形态，因而，种族主义骤增，各种类型的种族冲突不断。人们不仅用马克思主义传统来分析，同时也受到其他哲学人文论争的广泛影响，比如，后结构主义。当然，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欧洲人接触更多的可能还是前苏联意义上的，而非中国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和。[⑩]

威廉斯的便条是一首文学作品，因为它符合以下特征：

1 威廉斯的便条运用了诗歌的韵律和节奏，使得作品具有一定的音乐性和节奏感。

2 便条中使用了生动、形象的语言，通过比喻、形容词等手法，表达了作者对恋人的感情和承诺，使得作品更加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

3 威廉斯的便条通过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表达了恋人间的深情和承诺，将爱情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体现了文学作品对于生活的反映和表达。

因此，威廉斯的便条可以被认为是一首文学作品，因为它不仅具有诗歌的韵律和节奏，还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了作者的情感和承诺，同时也反映了日常生活场景和情感体验。

《认知行为疗法进阶》37图式理论中的图式

第8章 中间信念

81 透视中间信念

811 其他疗法的类似观点

贝克的认知行为疗法的“中间信念”实际上指个体的补偿策略（或应对策略）及其相应的行为方式。

8111 精神分析中的“防御方式”

南希·麦克威廉斯（Nancy McWilliams）[插图]认为，防御是个体在体验周围环境时表现出来的整体的、自然的、适应性的方式。防御可能会造成适应性的问题，防御也可以有积极作用，例如，可以帮助我们回避或掌控强烈且恐怖的情感，帮助我们维护自尊。精神分析师认为，个体都有自己偏爱的防御方式，并以此形成稳定的具有个人特色的应对方式。

防御方式的形成是由这四个因素交互作用所致：先天气质、早年经历、对重要他人的模仿和特定防御方式后的获益。根据心理动力学的理论，个体在潜意识水平上对防御方式的进行选择与应用，是在儿童期的创伤情境中习得，一旦固定下来以后就会对各种刺激产生类似的反应。

防御是一种将不愉快情感的组成部分（如想法、感受）移除到意识之外的心理操作。

（1）犯罪心理变态：搪塞、投射性指责、合理化；

（2）边缘型人格结构：否认、投射性认同、理想化、失区别、贬低、自大、分裂；

（3）歇斯底里：①表演亚型，压抑、一种情感对另一种情感、社会化、戏剧化、移情、自我功能压抑、饶舌；②转换亚型，压抑、象征化、躯体化；

（4）强迫性障碍：投射、置换、象征化、具体化、隔离、反向形成、撤销与仪式、完美主义、过度准时、吝啬、理智化、合理化、对自己或他人过度苛责、评论性判断的压抑；

（5）抑郁症：将愤怒/批判转向自身、反向形成、口欲力比多退行、自我功能抑制、惩罚的挑衅、与受害者认同、丧失的客体认同。

一旦个体经常倾向于使用某种或几种防御方式，就形成了个体的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也就形成了个体的人格。可见，个体稳定的防御方式与认知行为疗法的补偿策略（或中间信念）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观察，说的是同一个东西。

8112 图式理论中的图式

杰弗里·杨提出的图式理论[插图]认为，人类有五种核心的情感需要（对他人的安全依恋；自主性、能力和认同感；表达正当需要和情感的自由；自发性和游戏；现实限制和自我控制）

个体（具有自身先天的情绪气质）在与生活中重要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其需要可能没有得到满足或者被过度满足，形成了四种早期生活经历类型：

第一种是需要的挫伤，需要没有得到基本的满足，容易形成情感剥夺图式或遗弃图式；

第二种是创伤性或伤害性经历，受到伤害和欺骗，容易形成不信任/虐待、缺陷/羞耻、对伤害易感性等图式；

第三种是过度满足，体验到太多好的事情，儿童自主性和现实限制的核心情感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故而形成具有依赖/无能力、权力/夸大的图式；

第四种是对重要他人的选择性内化或认同，儿童选择性认同和内化父母的想法、情感、经历和行为，形成与父母相同的图式。

杰弗里·杨把早期适应不良图式区分为18种，包含在五个类别里：

（1）分离和拒绝类别：遗弃/不稳定、不信任/虐待、情感剥夺、缺陷/羞耻、社交孤立/疏离；

（2）自主性和能力不足：依赖/无能力、对伤害和疾病的易感性、纠结/未发展的自我、失败；

（3）限制不足：权力/夸张、缺乏自控/缺乏自律；

（4）他人导向：屈从、自我牺牲、寻求称赞/认可；

（5）过于警惕和压抑：消极/悲观、情感压抑、苛刻标准/吹毛求疵、惩罚。

这是在传播理论研究课堂第五章文化研究开篇就被提到的一本书，就像任何追溯文化研究发展历程的学术性探讨，都不可避免地由《文化与社会》一书入手，对于刚刚入门的研一学子更不例外。

当我们阅读散文小说时，目录只是书中一个微乎其微的元素，作用是开启阅读和某些情节记忆的索引，抑或到了最后，目录也成了情节的一部分，至于能否记忆深刻无关紧要。而当我们阅读理论书籍时，目录却是阅读前有必要印刻在脑中的重要框架，潜意识里，我们会按照目录设定自己的阅读计划，并且需要这样一个框架来构建阅读时形成的认知脉络。

初读《文化与社会》的目录，清晰可见威廉斯将1780至1950年间的英国思想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并有各类代表人物排列其中，乍一眼让人觉得框架可以轻易掌握，但当阅读进入正文部分时，会渐渐发现作者的行文是以经验式描述为主的，看似分块明确，细究起来却令人感到枝蔓丛生，难以把握其主导脉络。以至于几次读到全书最末时还是要忍不住回头翻阅，如此反复几遍，方入佳境。本文从主要内容和论证过程这个两方面对《文化与社会》一书进行解剖，并就“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核心观点，结合威廉斯自身的“文化与社会”背景试作分析，探讨其价值与争议。

一、主要内容

书中发掘和整理了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思想史上“文化与社会”的传统，以及处在这一传统中的人物，包括这一百多年间大部分艺术家、作家、文学批评家、社会改良家。从英国现代政治保守主义的始祖、以《法国革命论》一书而驰名的爱德蒙•伯克开始，直到20世纪的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威廉斯所梳理的文化研究脉络很靠谱地与法国结构主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等理论控实现了不卑不亢的对接。他对不同历史时期在文学、艺术上对文化有影响的思想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分析，最终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化理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是社会内容的载体。

（一）“关键词”阐释

威廉斯在导论中指出，从18世纪最后几十年到19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里，一些现在看来非常重要的词汇首次进入英语常用语的行列，或者原本已经普遍使用的词汇在此时期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事实上，这些词汇有一个总体变化范式，而这个范式在威廉斯眼中就是一幅特殊的地图，它涉及小说、戏剧、文化机构等各种形式，它们记载了我们对社会各种变革的反应。

纵观历史，其中“民主”、“工业”、“阶级”、“艺术”和“文化”这五个关键词汇得到了作者的强烈关注，在他看来，这几个词的用法和意义屡经变化，透过其词义变迁，可大约看出英国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变迁轨迹，而在这个五个词汇中，又属“文化”一词的变化最为显著，它记录了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的这些变革所做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其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幅特殊的地图，且借助它，我们可以对这种种历史变革的本质进行探索。

1、关于民主

谈及民主时，威廉斯首先把民主的词义发展作了简单的梳理。民主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由人民治理”，但在当时社会没有成为常用词汇，直到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代，这个词才成为英语中的常用词汇，且不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是成为政治词汇的一部分。而在英国人争取“民主代议制”的阶段，把“民主”视为危险性词汇的现象在英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作家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在书中，威廉斯认为对民主持批判态度的主要是伯克、科贝特、卡莱尔、罗斯金、马洛克、萧伯纳这六位，但他们对民主的批判的角度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在作者的眼光中，伯克认为民主的趋势是暴政的，他对民主所持有的态度是坚决的抨击；而科贝特也是持反对态度，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卡莱尔对民主的批判则对错参半，有不当之处，亦有合理之处。总的来说，威廉斯能够从他们对民主的强烈态度中汲取到他们认知的可取之处，同时也能够冷静地分析其观点中的局限，客观地给出自己的评价。

2、关于阶级

谈及阶级，作者认为就该词最重要的现代意义而言，可追溯至1772年前后。在1772年之前，英语中的“class”特指学校或大学里的一个组别或群体，即逻辑和哲学的惯常班级。直到 18世纪末“class”一词的社会含义才开始具有现代架构，随后依次出现诸如“下等阶级”、“上等阶级”、“中产阶级”等说法。

工业革命后，已经变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情感使得统治阶级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各阶级之间出现了矛盾冲突，同时也接连暴露了各自的丑陋面目，对此，作者选择科贝特、阿诺德、萧伯纳、托尼、利维斯这几个人物给出了他们从不同角度的批判内容，呈现出19世纪人们对阶级的理解。

3、关于工业

谈及工业，威廉斯明确道：“其意义的改变就发生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革命时期”。而“工业革命”这个短语首先是法国作家在19世纪20年代使用的，此后的几十年间逐渐为英国作家所采用，作者认为“显然这个说法是仿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来”。现实的情况也的确如此，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法国，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这样的时代巨变，带给当时英国社会各阶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不同的利益群体对这一变革自然也会作出不同的反应。而在这一阶段，批评家们普遍强调文化与工业主义之间的对立，诸如骚塞、欧文、浪漫主义派、卡莱尔、劳伦斯、托尼都对工业的发展予以批判的态度，作者选取他们的主要观点分别作了铺陈与分析，致力于通过这些内容使读者看出“工业”这个词语的意义在发生变化。

4、关于艺术

在谈及艺术时，作者选取了罗斯金、莫里斯、王尔德、休姆、理查兹这几位作为代表人物，从一个个活生生的整体上寻找到极易被忽视的缝隙、肌理，详略得当地剖析这几个人对“艺术”的认识，威廉斯从中批判地吸收了他们的观点，丰富了“艺术”一词的含义，艺术的本质、目的、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等相关观念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也由此得以呈现。

5、关于文化

而在谈及文化时，威廉斯概括了该词的意义演变过程，从起初的“培育自然物的生长”，到后来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的自成一义，通常指某种事物的文化，这是它的第一个含义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第二个含义是“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含义是指“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其后又有第四个含义：“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

在此所涉及的文化与教育、文化与文明、文化与整个生活方式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者都分别综述了相关人物的主要观点来论证自己对其含义演变的概括。

（二）理论总结

威廉斯想通过《文化与社会》一书表明一种立场，表达其对工业文明及其文化和思想中已经发生和当时正在发生事件的感受。此后他的看法可能有所发展，某些观点和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他始终相信一点：这两个非同寻常的实际带来了世界巨变，也处于重大危机之中，要充分认识和理解它们，一个主要方法便是详尽全面地思考文化问题，因为在每个阶段文化都发挥着积极活跃的作用。

在实际学习过程中，我们也认识到，我们通过作品观察到的世界，与我们所处的世界相似，却并不相同。我们从这个传统中继承了一套意义，但如果将这些意义回归至这些直接经验中就会发现，它们的意义发生了改变。基于这样的认知态度，也才有了全书最后的总结。

结论部分由“大众与群众”、“大众传播”、“大众观察”、“传播与共同体”、“文化与何种生活方式”、“共同体观念”、“一种共同文化的发展”为主要内容，总的来说，也就是威廉斯对“大众”一词在观念上的重构和对“共同文化”的探讨。他对“大众”一词偏见的反驳以及“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观念的提出，让人读完全书后感到这是一本给予人写作灵感的书，且其与大众传播的联系紧密，也引发了更多共鸣。

二、论证过程

（一）确立一种“关键词”研究视角

在表达态度上，冷静、敏锐、慈悲，可以说威廉斯在这三个面上都做到了极致。我们在前面提到，威廉斯在书中通过五大关键词意义的变化来反映社会的总体状况，尽管这些词条在全书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显而易见的是，威廉斯在对这些词语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词义变化进行分析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文化思想渗透到对这些词语的解读上，连同他所选择的主要代表人物共同表达着他自己的文化研究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关键词的考察，不是作纯粹的语言学分析，而是将重点放在社会和历史的层面。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追根溯源到词语最初的意义，而且要将着力点放在研究这些词语为什么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成为关键词，重视分析它在历史变迁中发生变化的来龙去脉，去考察当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它们是如何被形成、被改变、被重新定义、被影响、被混淆和被强调的，由此来探寻社会文化的复杂性。

除此之外，把关键词作为线索，也成为阅读本书的新思路。常规的阅读思维是将三个历史时期当做一个整体，依次连续地阅读，或是可以把它们当作一些分散的实体，将不同时期进行单独划分阅读。而事实证明，用前文所提到的五大关键词来归类文本，更容易把握文章脉络，也更能把握全书主旨。

（二）运用对比的写作手法

纵观全书，威廉斯在写作过程中运用对比手法的例子很多，例如将伯克与科贝特、骚塞与欧文、边沁与柯尔律治、纽曼与阿诺德等人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尤其是在第一编第一章节就以对比为标题，且拿来作比较的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现代保守主义”伯克和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工业无产阶级的捍卫者”科贝特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考察。将两者的观点进行对照、比较后，推导出他们之间的差异点，从而使结论映衬而出。就如同作者自己分析的那样，“如果彻底追循伯克和科贝特的思想，就会发现两人是截然不同、几乎是势不两立的任人物”，这样的对比具有极大的鲜明性，也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时经过对比，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也能够更加深入人心。

（三）选取英国思想家作为研究对象

其他语言和文化中有那么多明显相关的作家，为什么作者偏偏集中讨论英国作家？威廉斯在1987年再版序言里称“这是一个好问题”，并予以了详尽解释。他相信在阅读此书以及此书论及的作家作品的同时，的确应该阅读一些其他以或异或同方法展现出的别样文化传统，但与此同时，他仍然确信本书依照其特殊方法，只能围绕此类特殊经验，形成此种传统。最终横扫或者说冲击了大半个世界的工业革命是始于英国，因此这个决定性历史转型期的一部分便是基本全新的社会和文化关系及问题，而正是处于英国文化中的人们以无比强烈的前所未有的直接方式首先感受到了这一点。

事实上，最初的两三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也就是如何找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这些社会和文化关系及问题。因此，尽管其他社会中也发生了类似变化，也创造出了新思想和新艺术来应对这些变化，但是考察这些变化的初始发源地，却具有永久而普遍的重要意义。

《文化与社会》一书先后被译为意大利语、日语及德语，这些译本本身所体现的热烈反应以及本书在北美读者中间引起的强烈反响，都有力证明了威廉斯的这一看法。

三、价值与争议——关于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文化精英论者贬低大众的一条重要理由是，大众是劣质艺术、八卦新闻、低级娱乐和花边广告的消费者，而威廉斯则反驳认为狭义的文化概念被摒弃，文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时代高级的精神和艺术产品，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文化不再局限于艺术、文学和其他知识生产形势之中，而是存在于大众的日常生活、生产过程、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等现实活动中。

值得肯定的是，把文化看做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表明文化是普通的，它就存在于经济、政治、意识、语言和符号等多因素所组成的社会总体之中，它应该是超越了阶级对立和阶层区分的。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威廉斯的这一观点深刻揭露了工业文明所产生的社会恶果，批判了上层阶级文化所具有的虚伪和欺骗本质。同时，也充分强调了工人阶级作为文化主体的地位，指出了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主导作用，将文化概念从高雅艺术、精英阶层延伸到了电视、报纸、舞蹈、足球和其他日常事物等多元的通俗文化、流行文化之中，为文化研究开劈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然而，将文化理解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毋庸置疑，它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1981年，威尔士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P•沃德研究威廉斯的一本小册子《雷蒙德•威廉斯》，在重点论述了威廉斯强调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也批评了他忽视革命决裂的必要性。在这一点上，汤普森也曾对威廉斯做过类似的批评，他认为威廉斯的文化概念考察只是一种平面的、线性的概述，没有关注历史发展中的种种冲突和斗争，忽视了社会生活中不平等、剥削和权力关系。在文化的阶级对立中，“整体的生活方式”遮蔽了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使大众丧失了阶级立场和革命意识。也就是说威廉斯在拒绝资产阶级的“大众”定义时，同时坚定地拒绝了其革命的定义。而20世纪60年代之后，劳工运动消沉，工党逐渐右转，事实也证明了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理想最终落空。

归根结底来看，我们关注《文化与社会》，就不能不去关注威廉斯自身所处的“文化与社会”。威廉斯的学术研究与他的政治信仰和社会参与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将他毕生从事的文化研究与他对工人阶级的深厚情感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理解他为工人阶级争取平等的生存机会而斗争的初衷了。

威廉斯1921年出生于威尔士乡间的工人阶级家庭，1939年进入剑桥大学，于威廉斯而言，从威尔士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和社区到英格兰世界著名大学，其间心理上的跨度其实远远超过了地理上的距离。他的学生伊格尔顿就与他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出于深切的同感，伊格尔顿在回忆60年代的威廉斯时这样写道：“他的长相和说话不像一个大学教师，更像乡下人，热情而质朴，与上流中产阶级一贯的那种乖巧而简单的作风形成很大的反差”、“他很快就感觉到，与他所谓文明的剑桥所遭遇到的那些冷眼恶语相比，哺育他长大的那种文化更为可贵”、“他经其一生的政治追求实际上都得益于早年经历的团结互助的工人阶级生活留下的形成性影响”。也正是这样一种跨度，使得他对英国阶级社会以及维护阶级特权的精英文化保持清醒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这不可不谓十分难得。

有时候会思考了解和学习这些理论，于文科青年而言，除了满足求知欲、好奇心，还能够有什么实质的意义？我们获取了知识资本，变成硕士、变成博士，是为了谋生的饭碗？还是说为了坚持与自由主义、保守思想磨嘴皮、耍笔杆？

或许正如威廉斯在全书最末写的那样：“我相信书中所记录的传统，对于促进我们共同理解是一个重大贡献，对于共同理解的必要扩展也将是一个重大动力。有些观念和思维方式包含着生命的种子，有些则包含着致命的种子。能不能辨识这些种子、逐个点名，让人们能够获得共同认识，可能正是我们衡量未来的标准所在”，从经验上汲取意义，并使这些意义具有活力，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从单纯的求知，到获取知识资本的过渡看似水到渠成，能够体现一个学生学习生涯的稳步成熟，越是读到结论部分，才越发觉得现在阅读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知识论的扩充，而非仅仅是其分析本身。大可不必进入思维的悖论。

参考文献

[1][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

[2][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赵国新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

[4][美]伊莱休•卡茨、约翰•杜伦•彼得斯、泰玛•利比斯、艾薇儿•奥尔洛夫编，常江译，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传播学诞生于美国，美国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传播理论，并提出了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诸如以文字、图形和数学公式等表述的各种模式。传播学家运用不同的模式来解释信息传播的机制、传播的本质，提示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预测未来传播的形势和结构等。一般认为，传播学的奠基人有五位：

1、 Harold Dwight Lasswell， 拉斯韦尔(1902-1980) 是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学5w模式

2、 Kurt Lewin，卢音（1890-1947）德国犹太人。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的概念。

3、 Carl Hovland，霍夫兰（1921-1961）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把心理学实验方法引入了传播学领域，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和复杂性。

4、 Paul FLazarsfeld，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奥地利籍犹太人。罗杰斯指出，拉扎斯菲尔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的把传播学引向了经验性研究的方向。

5、 Wilbur Schramm，施拉姆（1907-1988）美国人，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主编了第一批德传播学教材。开辟了如：电视对少年儿童的影响等几个新的研究领域。他被认为是集大成者。

之所以起源于美国，是因为20世纪上半页，欧亚大陆连续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祸害，而美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众多科学家的避风港。而且，美国本身由于本土未遭破坏，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一直持领先地位。比如：1920年匹兹堡无线电视台的开业，1926年，全美广播公司NBC的成立等等。

从社会状况来说，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传统，在政治机制中大众媒介是与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互相制衡的力量之一，报纸曾被称为第二国会。

从学术传统来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盛行，学术研究特别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大量的实用信息为人们所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会的运行。但是也有大批的商业推销政治宣传欺骗、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这些问题或是潜在问题就成了美国学术界必须面对、必须研究的课题。

以上条件，都决定了传播学起源于美国。

传播学在美国问世后，很快传到西欧和日本。英国的传播学研究从60年代开始蓬勃兴起，在方法论上可分为四大学派：以麦奎尔为首的社会学派；以霍洛伦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牌；以奇斯曼和加纳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牌；以利兹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职能学派。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大特点：一是沿袭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理论体系，并着重发展了强调受众有权直接参加传播过程的社会参与论；二是实践优先于理论。苏联自60年代起，开始重视研究传播学理论。苏联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分别提出了各自的 传播模式，较著名的有菲尔索夫传播模式和阿列克谢耶夫传播模式。

应当看到，西方传播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比如，他们不适当地把传播放到人类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去认识，从而排斥了人类的生产能力这一主要标志；他们把传播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分别归之于人的本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把他们和社会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在研究传播事业的社会控制时，又往往不能彻底揭示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等等。

传播学诞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在借鉴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展至今，传播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三大基础学派：控制论学派、经验功能学派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派。控制论学派看重人机交流的理性功能设计，经验功能学派出于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考察对大众的劝说和暗示，结构主义符号学则探索符号—认识—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

一、经验功能学派：

把媒介看成现代民主的新工具和社会调整的决定性机制，从而成为一种鼓吹西方社会制度价值和现存事物状态的再生产的理论，被称为“管理研究”。

注重定量分析，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实验室观察等方式进行研究。

以美国的研究为代表，强调传播媒介及结构只是众多单元之一。它们与社会上其它单元如政治及经济系统，各为自身的利益而联盟或抗争。传媒因应不同的社会条件及状况而发挥不同的功能。认为现代社会是多元社会，没有一个社会单元可独占所有资源或权力。有些时候政治系统可能占优，但有时经济作用却是最重要的。多元社会的特征是出现众多不同的利益团体，其中包括传媒。这些团体在争取自己利益之时，形成一个包容、协商及自由的社会。在多元社会里，传媒并非单单是统治者的工具，它们也有其它的功能。“媒介效果”的研究是这个学派的中心课题。

功能分析学派根据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传播学研究分为控制研究（who）、内容研究（what）、媒介分析（in which channel）、受众研究（to whom）和效果研究（with what effect）五个领域，其中，又以效果研究为重中之重。

1、控制研究：

（1）把关人研究

（2）施拉姆等人《报刊的四种理论》，大力宣扬“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2、内容研究：易读性测量

3、媒介分析：

（1）媒介类型分析

（2）

4、受众研究

5、效果研究：

（1）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魔弹论，又称皮下注射论，强调传播（宣传）的绝对效果，受众就像应声而倒的靶子。

（2）20世纪40-50年代，有限效果论，

（3）20世纪60年代之后，适度效果论和强效果论。

二、结构主义-符号学派：

结构主义符号学派，一般被称为批判学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在欧洲兴起的传播学流派，旨在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反省及批判。批判学派主要由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组成。批判学派的关注点是资本主义社会里讯息的生产、分销及消费过程，研究重点是传播如何配合资本主义的延续、再生及扩大。批判学者关注的不仅是传媒的运作，更重要的是它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阶级及霸权文化 (Hegemonic Culture) 等的影响。这一派认为现时的社会是阶级社会，任何传播研究不能离开阶级分析。如我国学者陈卫星所说，批判学派的西方学者最严肃地批评资本主义的巿场逻辑和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揭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播不平等现象。

（一）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关注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语境中的媒介权力问题，揭露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所制造的“文化工业”是如何作为帮凶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按照理查德·约翰生的说法：法兰克福学派注重“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发现“文化工业”，关注文化领域的异化现象，认识到“大众文化”不过是一个奴役人、压迫人、束缚人的东西，是一种精神的枷锁和文化的鸦片。文化工业是打着文化标签的工业，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工业化为模式、以赢利化为目的的工业，而不是为生命赋予意义、为精神提供家园的文化。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文化工业扮演了高度控制性的角色，成为束缚人的精神桎梏。

代表人物：

1、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

2、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象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

3、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

（二）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悲观主义倾向，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关注的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

代表人物：

1、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961），他指出了文化的双重含义：一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二是作为批判标准的文化，即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显然，是前一种定义使媒介文化研究成为可能。

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1965）中指出，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的彼此联系的变化进程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和人类的交流本性之间的矛盾。劳资关系的再生产阻碍了民众学习和创造文化的机会。而在威廉斯看来，解放文化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容纳了。资本主义的主导价值观，是竭力提倡一种肤浅的虚假的通俗文化。通俗文化要么把严肃艺术边缘化，要么就使之成为仅仅属于上层阶级的精英文化。

在1965年的《传播学》一书中，提出要对社会的传播体制进行改革，为言论的自由、开放、真实创造条件。为此，威廉斯简要概括了4种传播体制：

（1）专制式体制简单地传达统治集团的各种指令；

（2）家长式体制意在保护和引导，而不是为了维护统治；

（3）商业式体制提供了相当程度的自由，但混淆了对民主的需求和对商品的需求，并排斥了不能快速销售的文化商品。

（4）威廉斯理想中的民主模式要求大众传播媒介摆脱商业式体制和家长式体制，只有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的大众传播媒介才能为文化做出贡献。

威廉斯的后期作品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改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威廉斯拒绝把上层建筑看作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从而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一书中，威廉斯把霸权定义为统治阶级制造“共识”的连续文化过程，是3种文化过程的结合体：传统、体制（教育和大众传播等）、各种对抗形态。其中，各种对抗形态虽然表现为具有对抗性，但却再次肯定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威廉斯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运用于电视的分析。电视之所以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中心，是因为私人资本的利益支配了传播技术的发展。电视成为消遣的途径，而不是批判的论坛。因此，在威廉斯看来，离开了决定电视发展的社会物质关系而单独研究传播“效果”的“科学”探索是注定要失败的！

2、霍尔在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媒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机器。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意识形态霸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霸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进一步地，霍尔提出了编码/解码的三种方式：

（1）以霸权为主导的解码，受众（解码者）以编码者预设的意义来解读讯息；

（2）协商式的解读，解码者和讯息编码进行微妙的讨价还价；

（3）对抗式的解读，与文本（编码者）的愿望格格不入。

3、戴维·莫利对电视观众的研究；

（1）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质疑：首先，与其说存在着主导性解码，不如说信息内容受制于编码者有意识的意图。第二，与其说存在着三种彼此不连续的解码模式，不如说存在着一条连续的意义的“输送带”。第三，如果文本和受众没有产生共鸣，其意义就会被忽视。最后，单一性、封闭性的各种叙事文本的主导意义容易被觉察，肥皂剧等开放性文本可能产生抵抗主导意义的阐释。

（2）对性别化的家庭收视模式的研究，对家庭（私人领域）的不平等关系与受众的解码策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4、费斯克更是把大众对媒介权力的抵制行为揭示得淋漓尽致，甚至提出了民众进行微观政治实践的潜能。在费斯克看来，社会权力和符号权力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民众虽然对社会权力束手无策，但是民众可以充分利用符号权力，通过对抗性的解码实践颠覆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进而达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这种曲折达到目标的方式无论如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费斯克在1987年《电视文化》一书中提出电视文本是开放的，是“生产者性文本”（the producerly text）的观念。生产性文本和生产性受众犹如一枚货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受众是意义的生产者，受众能够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重新解读文本，生产出自己的文化。受众的阅读行为是“在已有的文化知识与文本之间建立联系”。 受众的从属地位意味着他们不能创造大众文化的资源，但他们确实从那些资源中创造了他们的文化。在费氏看来，受众面临着双重压迫，一方面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同质力量，比如传播者的意愿、意识形态的控制等等，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多样化力量。

（三）政治经济学派

政治经济学派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社会结构及生产力对传播活动的影响，从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入手分析，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媒体来保障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研究视角又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三大类型。

1、G·默多克(GMurdock)

2、P·戈尔丁(PGolding)

3、J·哈洛伦(JHalloran)

4、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

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得出结论：电视被中产阶级出身的媒介工作人员把持，所以重演着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小组认为，1975年前22个星期的产业电视新闻在3方面存在着偏见：（1）罢工报道和实际罢工的情况不一致，汽车工人的罢工报道得就比煤矿工人的罢工多；（2）罢工从来就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工人永远是错的；（3）工人阶级的意见被排斥在大众传媒之外。而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报道集中于士兵妻子的感受，抑制了反对国家政策的意见。

（四）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或曰媒介帝国主义)，从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视野上，探究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媒运作及其产品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升温，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比如，E·卡茨(EKatz)等人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Dallas)的研究，A·多尔夫曼(ADorfman)与A·马特拉特(AMatterlart)对美国动画片唐老鸭的解读，都是这类研究的范例。至于英国Nottingham Trent大学的J·汤林森以此为题所做的博士论文《文化帝国主义》(1991年)，虽然是操持经验学派的立场而辩驳文化帝国主义的立论，但由于其资料的翔实和论述的细密而不失为可资参考的力作。

1、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H·席勒教授(HISchiller)。席勒自60年代末在经验学派的大本营异军突起以来，一直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巨擘，他对美国传媒的揭露与批判向以犀利无情著称。

（1）196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本书对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政策及其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堪称第一份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在这部书里，席勒以阿明、华勒斯坦、弗兰克(其最新著作《白银资本》是一部发聋振聩、不可多得的批判性佳作)等人的“依附理论”为据，着重探讨了他所说的“军界—企业界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分析了由政府、军界和民间企业一同构成的这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如何促成美国大众传播势力的凌驾全球，又如何导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的丧失。

（2）此后，他的几部著作如《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支配》(1976)等，基本上都延续这一思路，围绕甚嚣尘上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愈演愈烈的世界传播不平衡格局而展开论争，其不屈不挠的身影和充满热情与理想的精神，在北美的主流学术界恰似那位与风车搏斗的英勇骑士唐吉诃德。正是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席勒第一次提出并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符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

（3）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席勒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各种天花乱坠的时髦理论包括全球化。因为，这些理论无不宣称，新传播技术将为全球人类带来更民主、更多元的文化。而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互联网迅速扩张之时，由跨国公司和市场逻辑所支配的权力关系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原已极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包括信息与传播秩序，如山似海的网络信息里充斥了西方的各种话语，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五）符号学派

从研究传播符号来审视传播。

1、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认为，概念、词句在不断的复制、重组过程中贯穿着意识形态（这里指人们有意无意中共同接受的规范、传统和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促使人们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自然地思考和行动，使话语的统治权力合法化。

2、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以对符号的研究，体现了这种泛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以报刊上的照片为例，诸如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在向法国国旗敬礼、一位法国将军向独臂的塞内加尔人授勋、一位修女将杯子递给卧床不起的阿拉伯人、一位白人校长给一群神情专注的黑人小孩上课，等等，都明显地带有意识形态。他称被符号固定了的内涵为“神话”，而符号学就是要“去神话”，揭示符号的实质意义。

3、文化的宏观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符号。法国学者福柯（Michel Foucalt，1926－1984）在一系列文化符号学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通过知识的制造和传播，获得了行使权力的权利。因而权力是具有说服效力的，人类科学产生出的知识和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权力”是指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传播中体现的权力与日常生活共存。传播的话语规则体现了话语的社会结构，表明谁可以讲话，可以讲多少，可以讲什么，以及在什么场合讲。只要我们想想人们对于电视“上镜”的向往，对于影像中明星的渴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传播”是“权力认可的仪式”了。

4、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Teun van Dijk,1943-），对“新闻”这种传媒上最常见的信息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试图说明新闻的深层“意识形态”成份。新闻话语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决定了受众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结构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他的解释框架，会被使用到反面的解释中。他指出：记者在以职业的新闻价值标准制作新闻时，实际上不断复制着社会的话语，无形中将与事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价值观内涵其中了。 “我们的新闻、新闻制作和报纸已深深地被他们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闻而编织的那张网所束缚住了。”

但是，批判学派固有的“只破不立”的立场，使得传播学批判研究流派更像是一种社会思潮，一剂清新剂。

三、控制学派

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中，控制论思想起着核心作用。控制论重视的是原因对结果的决定作用。技术控制学派关注媒介本身及媒介形态变化如何影响人和社会的发展。

1、维纳：控制论

维纳写道：“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6]他把传播看作是社会的神经系统，一种结果的原因。从一个人到一个社会都是一种系统，系统的存在和维系，在于信息的流动。他用“反馈”的概念说明信息流动的特点，即通过不断的信息“接受－反馈－接受”调整自身，保持人或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一个系统与其外在环境不能或很少发生交换关系，这个系统就可能处在内部混乱、解体的境地。因而，开放的系统肯定有积极的信息交换，不断注入原来没有储备的信息。他的这个观点补充了申农传播模式所缺少的“反馈”这一环节。他采用了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udolph Clausius）研究热力学时提出的“熵”的概念。熵，表现为自然的冗余、信息的丢失、噪音、误差或失真。只有通过信息的交流，获得负熵，消除无序，才能够克服熵的破坏趋势。因而，熵是对一个系统的信息组织水平的度量标准。

控制论的另一个概念是“系统平衡”。如果一个系统由于环境变化而导致正常状态的严重偏离，那么它就需要信息的充分交流。对一个社会而言，社会反馈是社会控制的要义。倾向于稳定的社会其实正是信息交流丰富的社会。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传播者要对反馈做出积极的反应和调整，任何管理程序都包括这种不断的反映和调整。“有效的生活，是和完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马特拉在描述控制论对信息的认识时写道：“信息必须能够流通。信息社会只有在信息交换无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这个定义与禁止或保密、接近信息的不平等，或把它变成商品，都是不相容的。”

2、申农：信息论

1949年，申农（Claude Shannon，1916－2001）在他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中，论证当时美国正在试验的计算机原理。这篇论文被视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传播，写道：“通讯的基本问题是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通信的数学理论对于从精确科学向传播学领域的模式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了“信息”的概念：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他为此提出一个机器对机器或人－机－人通信的传播模式，即著名的从信源到信宿的“五W＋噪音传播模式”。

3、系统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gffy，1901－1972）提出的。正是系统论给予了控制论和信息论以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思想，把研究对象视为有动态反应的整体。找寻一种从整体上的理解，比仅仅从物理或智力现象上简单分解更重要。在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研究中，系统论思想发挥了显著的整合传播现象的作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通过分析有线电视技术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系统理论

4、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他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帕克曾是他的老师。他在1950、1951年出版的两本著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采用经济史和文明史的角度，从纵向的历史谈到横向的现实，反复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0]他把传播技术视为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基础。第一次从传播媒介技术形态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

5、麦克卢汉学派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风靡欧美，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有三点：第一，提出了传播中最本质的事情是媒介自身；第二，把技术决定论的思想运用到社会的文化分析上；第三，有一种美国式人道主义标记的乐观主义，这主要是“地球村”的概念。

6、美国学者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85年的著作《消失的地域》，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例如在电视新闻中“现场”看到刺杀总统的画面、在娱乐节目中看到“现场”采访的某一名人，从而改变了每个人的“亲身参与”对于经历社会事件的重要程度，人们下意识地受到传媒所建构的情境的影响。他写道：“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对于公众来说，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或向往的名人，自己处在什么地点已经不重要了。

7、被称为“媒介哲学家”的美国学者利文森（Paul Levinson），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软边缘》中，多少使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走向折中。他认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心灵捕手》，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在高三。有段时间怎么也学不进去了，到处找励志**来打鸡血，看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主要就是觉得，靠这哥们怎么比我还聪明。

首先是关于尚恩。他很爱他的妻子，平时从容淡定的他在第一次威尔诋毁他妻子的时候会震怒以至于动手——男人只有在别人触碰到自己逆鳞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反应，而把妻子视作逆鳞恰恰是因为他实在太爱她了。几乎可以想象，以前他们两人的生活是多么幸福，是多平淡而又深沉的感情，妻子病重时，尚恩有多么悲痛和绝望……这样的爱情实在让人羡慕，一生敢于这样去爱一个人，胜过爱自己，不论结果如何也算是无憾了。

尚恩在开导威尔时还提到了一件事，那便是爱一个人就要接受他的不完美，同时也敢于坦白自己，让对方来了解你的不完美之处。人因不完美而独特，因有缺陷而显得更加美好。只有抱着这样的态度，无论友情爱情或是亲情，才谈得上亲密无间。

威尔童年时受到的伤害让他对人有着很强的防备心理，甚至频频主动出击来掩饰自己的害怕，对未来也总想着坏的方向甚至有些自暴自弃。撇开他的天赋不谈，太多人会因为童年的一些事而造就这种性格，以至于无法正常与人交流融入社会，显得十分反叛或者与人有距离感。这让我想到了Friends里的钱德勒，他那害怕承担责任以及不自信——只不过他用来掩饰内心恐惧的是幽默。不过真好，威尔最后敞开了心扉，治愈了心病，开始勇敢的面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