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李煜,大概凡是中国人,没有几个不会吟几句他的词中名句: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从“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到“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位词宗皇帝给后人流下了太多的名词名句。
公认五代词人的颠峰是李煜,北宋词人的颠峰是柳永苏轼,南宋词人的颠峰是李清照辛弃疾,形成了词的历史上的三座高峰,不可逾越。但,追究其真正的艺术成就,并不单单是留下多少精品,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这位李后主在词的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改变了词的发展轨迹,确立词的格调,使之成为真正能够与唐诗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分庭抗礼地位的一种文学形式,为后来宋词的辉煌灿烂奠定了坚实基础的这么一个作用。
词的来源,一是敦煌曲子调,一是民间乐府的改变,目前流传下来的一般是从盛唐起逐渐流传。其实,在唐代已经有不少著名的诗人偶然也会写点词来点缀一下,如有名的李(白),白(居易)等等。但,有唐一代,真正的词宗大家并不多,温飞卿应该算是其中成就最高的一个,仍然是诗词兼工。
而且当时词的描写范围不是很广,格调不是很高,主要以花间派的艳情词为主:宫廷生活、歌舞宴饮、男女恋情、离愁别怨,不外如是。翻开从中晚唐到五代的《花间集》,就可一目了然。那时,词在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中没有诗那么崇高的地位。如果说诗是抒发人生感慨、生平志向的正宗文学,是饭桌上的正餐,那么词至多是一点小甜点罢了。
直至到了五代中后期,特别是南唐,这种情况才逐渐有所改善。
由于地理条件优越,环境比较安定,南唐吸引了不少从北方流亡过来的劳力,出现了当时少有的繁荣气象。不少文人也聚集于此,过上了安定风雅的生活:“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为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歌者倚丝竹而歌之。”
其中的冯延巳、中主李璟便是其中代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评冯延巳“虽不失五代风格”,但已经“开北宋一代风气”。冯李二人那段关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与“小楼吹彻玉笙寒”的一问一答的词坛佳话,便也很好的体现了两人词的风格与情趣。
而真正使词成为士大夫文人抒发人生情感的重要文学载体的,便是中主李璟的儿子南唐后主--李煜了。
历史上的李煜出生于帝王之家,洞晓音律,工书善画,尤其善于作词。他的前半生作为富庶的南唐的一国之君,生活奢华,顺风顺水,所以作词的题材范围也没有超越《花间集》、冯延巳、其父李璟:或写宫廷生活、歌舞宴饮,如《玉楼春》之“晚妆初了明肌雪”篇、《浣溪沙》之“红日已高三丈透”篇,或是沿袭词的传统题材写男女恋情,如《一槲珠》之“晓妆初过”篇、《菩萨蛮》之“花明月暗笼轻雾”篇,或写离愁别怨,如《采桑子》之“庭前春逐红英尽”篇、《清平乐》之“别来春半”篇……
但纵然此时,也已经比较他的前辈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更多的表现出了一种与晚唐、五代花间词不同的清新风格:花间词往往意象细密堆砌,意绪隐约,但它更注重的是单纯的视觉意象的外在描绘,而且跳跃性太大,所以每每显得格局零乱纷散;而李煜的词则流动清晰许多,多以描述对象的心理活动,感情起伏为主线,将视觉意象贯穿在情绪主线之中来一一呈现,意象与意蕴的结合十分自然。
在此抄录一首花间派词人牛峤的《菩萨蛮》与李煜的《菩萨蛮》,各位不妨仔细比较一下,看看同样的主题,都是从女子一方角度来写男女幽会,又是同样的词牌,两者的具体区别:
牛词:“玉楼冰簟鸳鸯锦,粉融香汗流山枕。帘外辘轳声,敛眉含笑惊。 柳阴烟漠漠,低鬓蝉钗落。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
李词:“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音铲,意:除去)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一个是秾丽香艳的词组不断:玉楼、冰簟、鸳鸯锦、香汗、辘轳、柳阴、蝉钗……,意象重叠稠密,令人目不暇接,却基本都是外在点缀,与主题关系不大。文学感染力自然削弱不少。
2 半世风华绝代姿
而李词则完全是一个连贯的动态过程,从首句的外在景象之“幽暗”就已经是在烘托“幽会”的气氛。而后面每一句都是女子偷跑出来的过程与动作的描写,来形象的表现少女幽会时候的又惊又喜,向心上人撒娇的微妙情感。
李煜的作品明显呈现的是一种连贯的动态过程,虽然字面仍显华丽,但已经转为抒情为主。写外部环境时,其实也是为了烘托、描写人的心理。因而,李煜的词在语言、意象上面显得清新,在结构、意脉上面显得完整连贯,表现力、感染力都更强。
而代表李煜最高成就的则是他在亡国以后的一系列词,主要描写亡国的愁苦、悔恨与绝望。如果说前期作品中那些男女离愁、情人幽会还有些不是真正的国君生活,而是通过揣摩他人心理的描写,有时不免做作。那亡国以后的这些痛苦绝望情绪则是李煜真正的体验,真情的流露,因而更真挚,更深切。无论《相见欢》中抒写的时光倏忽、人生长恨,还是《乌夜啼》中所叹息的往事成空、恍若一梦;无论是《浪淘沙》中的满怀愁绪,还是《虞美人》中的一腔伤感。都是源自内心,因而更加感人。
此时,李煜的词已经完全脱去了金镶玉嵌的秾丽香艳和脂粉色彩,更加减少了对于自己内心情感的直接显露的阻碍,使得自己胸中的真情倾泄而出。基本上全部采用白描的手法,完全摆脱了外在的描绘来烘托气氛,而是直接以自己的心境来观察事物,想象事物,自由流畅的表达自己的情感思绪。
例如说自己最喜欢的李煜的这一首《浪淘沙》:
“帘外雨潺孱,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上半阕一开篇便是:春意渐老,令人惆怅;五更寒梦,静谧凄清;梦中欢娱,醒后孤寂;相互对比,悔恨痛苦的复杂情绪便已经跃然纸上。而到了下半阕,全面拓展:凭栏远眺,呼应梦境;亡国之痛,无可奈何;一声长叹,余音不绝。结尾句又与开头呼应,写出了一种涵义复杂、连绵不绝的“春去也”的悲哀与无奈。
这首词完全以主体的心理活动的呈露来贯穿意象,即所谓的以情而御景,在结构上回环往复,收尾呼应,给人以清晰完整而又流动不息的感觉。
此时的李煜,写的是以往从未有人写过的亡国君主的故国之情,词中流露的是追惜年华,感慨人事变迁无常,哀叹命运等更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的强烈情绪,艺术感染力大大增强。更由于李煜采用唐五代以来词人少见的白描手法,以清新语言来写情,意象流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可以说,此时的词,在李煜手中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摆脱了相对于诗而言,比较附属的地位,也为有宋一代作为宋词主流的婉约派词作定下了基调与格局。
不妨举个类似的人物做参照物罢,这样可能更容易理解,李煜在词坛的位置便有点类似于唐代的陈子昂在诗坛的位置:
中国诗歌以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诗经》、《楚辞》为第一个高峰,但四言诗和辞赋的文学形式经过了将近一千年的岁月,到隋唐以前这段时期已经逐渐衰落和僵化。与此同时,此起彼伏,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所谓的“新体诗”,在南北朝时期逐渐酝酿、发展。从南齐以后的讲究声律,到梁、陈时期更加趋向细密,而到唐初沈佺期、宋之问手中产生了完整的五律、七律。到了陈子昂手中则真正完成了这个变化确立的过程,也开创了唐代五言古诗的新面貌,为将来盛唐李杜时代的登峰造极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陈子昂的文学创作与主张在唐代极有影响:韩愈《荐士》诗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陈子昂的文章力矫唐初诗歌的浮艳之风,虽然不能尽删骈俪,但大多朴实畅达,取法古文,追步建安,标举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由于这些趋向端正的诗歌,具有现实意义,成为革新风气的的优秀作品。难怪他为后来的现实主义大师杜甫和主张“为时为事”的大家白居易所称道。
在改革题材,提升格调,确立各自的文学体裁未来走向这些方面,两者的作用可谓异曲同工,但如果单从两者本身的文学成就和知名度而言,李煜的成就和知名度则毫无疑问更高了。对于普通中国百姓而言,陈子昂本人留下的真正广泛知名度的经典作品大概只有一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3 半世风华绝代姿
而能够写下如此动人文字的文学大家,自然具有远较常人丰富深远的性格特征、感情世界。
对于这位皇帝的生平经历和主要性格特征纵不能说倒背如流,可是但凡在中学读过的中国人,很少有人不知道罢?所以也没什么多说的,应该注重要说的是,虽然特殊身份与先天性格的对立冲突,仿佛是老天爷开的一场玩笑。却也造就了一代词宗大家的特殊经历,造就了李煜独特的、浪漫的更是罕见的“帝王文人”气质与极具悲剧色彩的动人魅力,使人为之沉醉。
在气质与性格这方面,很容易让自己想起那位与李后主颇为接近的,也是自己一直蛮欣赏的魏文帝曹丕。
历史上,做皇帝而懂得些文学,可以附庸风雅的写上几句的皇帝虽然不少,但是能够真正留下好作品的便不多了,而真正在文学一道能够称的上大家的,便只能说凤毛麟角了。除了李煜,三国时期的曹操、曹丕父子(虽然曹操只是有实无名的皇帝)可以算是,北宋的徽宗也可以算一个;至于国外,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当代捷克有个作家总统哈维尔也可以算一个。
这位三国时代的魏文皇帝,他的一生虽然可以算是善始善终,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并不能算是幸运。作为“建安风骨”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因为他本人虽然具有出众的文才,也有出众的政治才能,却始终笼罩在自己父亲与弟弟的阴影下,本身的才能被大多数人忽略。
后来,看过了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刘大杰先生的《魏晋思想论》才知道:其实,这个真正的文人皇帝一生聪明睿智、风流儒雅,名士派十足,具有浪漫的才情与性格。他的诗文写的极漂亮,情感也很锐敏。皇帝的宝座虽然做上了,富贵荣华不可尽言,但人生的幻灭感依旧不可驱除。
所不同的是,由于所处时代不同的宗教的发展情况,曹丕深受黄老玄学的影响,而李煜则向佛教寻求心灵的依托。
仿佛才智越是聪明,情感越是敏锐的人,这种人生幻灭感越是深切,于是便将满腔的感情寄托在了文学上。于是,这两人的文学地位便全都远远超出了自己在帝王史中的地位。
自然,一部戏描写的不可能只是一个人,而必定是一个时代中的一群人;一个人物也不可能脱离、超越其所属的这个时代。
单只从片名来看,《李后主与赵匡胤》便一定描写的是这二者及其周围所有人的生平,以及这二者生平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由动乱而至和平,国家由分裂而至统一,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由走上坡路逐渐走向走下坡路,社会思想、社会风气由开放先进而逐渐走向保守封闭,经济生产力与文化、艺术成就等各个方面却更加迈向灿烂多彩的那个激荡动人,风云变幻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拐点时代---公元十世纪中叶的这数十年。
如果说《丝路豪侠》这部戏描写的东汉时期,在中国封建历史中是可以视做早上八点钟的太阳,一切都是属于初始阶段:国家民族、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经济实力、政治制度……一切还是属于比较初创,不是那么成熟稳定;
那么《李后主与赵匡胤》这部戏所描写的五代末至宋初,则可以视做刚过十二点的太阳,经过了整个大唐王朝称霸东方的在各方面灿烂辉煌,国家社会各方面制度都已经成熟,那些组成封建社会的最基础的制度、思想由成熟的成功逐步开始走向保守。但是如同十二点超过的太阳威力仍在,所以一天中最热的并非十二点,而是下午两点。虽然整整一个朝代都是采取内敛守势的宋代的经济实力的增长,文学艺术的发展等各方面,仍然远迈盛唐。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式确立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到秦二世而亡,直至汉朝初期开始长时间的大一统和稳定,这一百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制度正式稳定确立的第一个标志性的拐点。
到隋灭掉南陈,再次统一中国,到重蹈覆辙,二世而亡,直至大唐的崛起与强盛,这一百年可以算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终于到达顶峰的第二个拐点。
由大唐灭亡,诸侯割据,五代交替,直至大宋再次的统一,这一百年可以算中国封建制度第三个拐点。由此时起,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逐步进入下行轨道。但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局面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直至封建制度结束,中华文明一直基本保持着全面的统一。虽然后来曾有一段时间宋金对峙,也是南北各自一国,大体一统,不似以前的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整个大中华文明陷入的是四分五裂、支离破碎之势。
所以说,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
但是第一个拐点和第二个拐点这两段时期可能关注的人比较多一些,影视节目的古装片中经常描述。例如今年年初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汉武大帝》,例如曾经多次被搬上荧屏的秦始皇的故事,例如最近正在热播的反映楚汉相争局面的《破釜沉舟》系列数字**;又例如曾被多次制作的武则天、李世民、李隆基的生平等等。
而关于第三个拐点,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重要性,自己也很少见到有反映这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不由难免耿耿。于是,当见到《李后主与赵匡胤》这部作品实在忍不住要热血沸腾起来了。没有理由不期待这么一部既有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文学大家,又处在伟大的历史时期,发生伟大历史事件的长篇作品了
虞美人① </SUP>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②,往事知多少③!小楼昨夜又东风④,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⑤。 雕阑玉砌应犹在⑤,只是朱颜改⑦。问君⑧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⑨。作者简介李煜(937—978),字重光,号钟隐,初名从嘉,是中主李璟第六子,史称南唐后主。961年嗣位,在位十五年。975年南唐为宋所灭后,被俘到汴京,过了二年多的阶下囚生活,在978年的七夕,被宋太宗派人赐牵机药所毒死。李煜虽身为国主,但在文学上具有特殊的和多方面的才能,善诗文、音乐、书画,尤其工词,造诣极高,是我国词史上的一座高峰。他的词作可以南唐降宋为分界,前后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及风貌。前期,由于五代时期的南唐战乱较少,我国南方人民生活比较安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使统治阶级有沉缅于宴安逸乐的机会。但由于政治昏暗,对内听信谗言,诛杀忠良;对外称臣纳贡,至使国势日危。李煜日常生活穷奢极欲,迷恋声色。因之其前期作品,大多描写宫廷内的享乐腐化生活,风格柔靡,仍是花间词风的继续。后期,南唐降宋后,李煜由南唐国主降为阶下囚,地位起了巨大的变化。使他对过去的醉生梦死的生活稍有清醒,并有所悔恨,但仍对往日的豪华生活难以忘怀;对降宋后的处境极为不满,遭遇极惨,因之其后期作品则流露出怀旧伤今,吟叹身世遭遇的复杂情绪,其题材及意境均突破了花间词派的范围。李煜在词史上的地位,主要还是因为他艺术上的成就。李词的特色是直抒胸臆,这就突破了晚唐五代词人往往通过对闺怨的描写,曲折地间接表述自己心情的写法,而成为直接言怀述志的新体。对后来的豪放派词人有较大的影响,王国维在评论后主词时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与直抒胸臆的特色相联系, 李词在表现手法上很少用典,不事雕琢,多用白描手法写他的生活感受在这方面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另外李词以朴素、自然、优美、明净接近口语的语言写景,抒情,表达复杂的精神世界,改变了花间派词人镂金刻翠、一味雕琢的词风。词存三十余首,与李璟的词合刻为《南唐二主词》。 注释 ① 虞美人: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又名《虞美人令》、《一江春水》、《玉壶冰》等。双调五十六字,每阕两仄韵转平韵。 ② 春花秋月:指代季节的更迭。 了:了结。 秋月:一作“秋叶”。 ③ 往事:这里指过去寻欢作乐的宫廷生活。 ④ 又东风:又刮起了东风。(是春天了)。 ⑤ 故国:灭亡了的国家,或指故都。这句说:在皎洁的月光底下,回想起故国的情景,精神上的痛苦真受不住。 ⑥ 雕阑:雕花的栏杆。玉砌:像白玉一样的台阶。这句说:华丽的宫殿还应该存在吧。 ⑦ 朱颜改:年青而红润的脸色改变了。暗指亡国。 ⑧ 问君:假设的问话,把自己作为第二人称来说 ⑨ 这句说那愁正像春天的江水一样,滔滔滚滚,不断地朝着东方流去。 Yu the Famous Beauty (Five Dynasties) Li Yu Spring flowers and autumn moon—when will they be ended How many past events can we tell The east wind blew through my small lodge again last night The old country,bathed in a bright moon, Is an overwhelming sight! Those carved balustrades,those marble terraces— They should still be there, Only the rosy cheeks have faded How much sorrow,pray,can a person carry Like the spring torrent flowing eastward,without tarry! TrGong Jinghao 赏析这首千古传颂脍炙人口的名作《虞美人》,被前人誉为“词中之帝”,是李煜囚居汴京时所作。据王铚《默记》载:“归朝(指李煜降宋后),郁郁不乐,见于词语。”本词就是抒写这种怀念故国之情、哀叹亡国之痛的情怀的。起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写季节的无穷循环更迭,那春天花艳、秋天月明,年年如此,周而复始,哀叹这度日如年的囚居生活待何时才是个终了词人以深情的笔触极力抒写不堪囚居之苦。身为南唐国主的李煜曾过着“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处皱”养尊处游,奢侈豪华的生活,如今沦为阶下囚,又怎能堪受这种“秋风庭院藓侵阶,一桁珠帘闲不卷”的囚居之苦呢“往事知多少”,写反省往事。回想当年身为南唐国主时的所作所为现在能够醒悟过来的又有多少呢李煜被俘押至汴京后,在严酷的生活面前,使他有所觉醒,现实逼迫他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使他初步认识到过去不听忠言,杀害忠良是使他国破家亡沦为阶下囚的原因之一。他在囚禁期间曾对故臣徐铉长叹:当时错杀了潘佑、李平。潘佑敢于直言进谏,曾上疏曰:“……今陛下取则奸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陛下必以臣为罪,则请诛戮,以谢中外。”李煜震怒,将潘佑赐死,李平因支持潘佑亦被诛杀。李煜和徐铉的谈话被宋太宗知道后大怒,知李煜对亡国之事并不死心,遂有赐牵机药毒死李煜之事。“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写对故国的怀念。“小楼”指李煜在汴京被幽禁时所居的那种“藓侵阶”的小楼,“又”字表明作者在时时想念故国,因而感到东风又来,“东风”指由南唐旧都金陵方向吹来的风,因金陵在汴京之东,意谓来自故国的信息。全句的意思是词人虽囚居在汴京,但时时想念着故都金陵。“故国”指南唐社稷,“不堪回首月明中”,故国在月光的照耀下必然已经残破得不堪设想,使人目不忍睹了。“小楼”句写眼前景物,“故国”句写想象中景物。“小楼”句语意含蓄,悲苦之意如同吞咽, “故国”则直抒胸臆,悲痛之情如同号啕痛哭,可谓字字写泪。下片写想象中的故国的具体情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前句以猜度的语气写故国景物,昔日金陵南唐的围以雕花栏杆,用玉石砌台阶的宫殿楼阁还应该存在吧。因词人身在汴京未见故都情景,故用猜度的语气写,含有国破家亡、江山更色,国土易姓不知新的主人对它们的态度如何之意。后句则用了较肯定判断语气说只是我的容颜因国亡为囚而变得憔悴了。这句理解为后句对散落在金陵的嫔妾宫女,因丧国后无人照料任人蹂躏而使容颜憔悴的猜度亦可。词句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融于景物描写之中,一个“改”字将改朝换代、天翻地覆、地位变化等等一切都概括在内。最后两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用极为恰当形象的比喻,以设问句式,高度凝炼地抒写出词人强烈而深沉的情感。这两句之所以为千古传诵,不仅因为它以极为恰当的比喻将李煜这位亡国之君所特有的愁思表述出来,而且以极高的艺术概括力将人们带有普遍性的感情表述出来,引起人们共鸣,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首词就其内容而言,不过是亡国之君的哀叹而已,但写作技巧是极其高超的。以严谨的章法,巧妙地将连续的心理活动编织在一起,首尾呼应,以问句始,以答句终,通篇一气贯之,曲折起伏,表现出词人巧妙的艺术构思和高超的概括能力。它以白描手法直抒胸臆,达到言志抒怀的目的。故而被誉为“词中之帝”
李煜(937——978),字重光,南唐后主,在位十五年,是继陈后主的另一位后主,史称“李后主”。唐末纷乱的地方割据势力纷纷称帝,南方诸侯国并立,在江淮地区前后有吴和南唐。吴臣徐知诰废吴主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徐知诰自称唐朝后裔,遂改李姓,建都金陵(今南京)。南唐在974年被北宋灭亡后,后主李煜肉袒出降,被俘至东京,封“违命侯”,过着实为囚徒,名为王侯的生活。978年七夕,据说因后主在囚禁之所命歌妓作乐唱《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抒亡国之痛,寄故国之思,而被宋太宗毒死,年紧42岁。虽然这位风流天子结束了他短短的一生,但是因为他对中国词的巨大贡献而永载史册。974年秋,宋军攻破金陵,南唐灭亡,作为皇帝的李煜死了,然而作为词人的他却获得了新生。我们可以将974年作为李煜词创作的分水岭,而将他的词分为前后两期。首先来谈谈他前期的词。
晚唐五代词人作品大多以男女艳情或者离愁别恨为中心,风格艳丽精美,意像堆砌,内容浅薄,语言浓艳。作为一个出生于帝王之家的李煜来说,他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沾染着与身惧来的富贵气象,所以在词的创作上也没有摆脱这样的俗气,但是有学者说他前期的词不过是帝王奢侈*乐生活的写照,内容与《花间集》极其相似。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评价有失偏颇。李煜的词作在之初就与花间词有着一定的高下之别,虽未脱花间习气,但又不全似花间词浓艳香软,矫情伪饰。他的前期词作虽然与陈后主的宫体诗《玉树后庭花》如出一辙,但是它却另外的给人一种形象生动传神,栩栩如生的感觉,同时它所表现出来的感情真率甚至有点放纵的倾向。如《一觖珠》:“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轻歌,暂引樱桃破……绣床斜凭无那,烂嚼红茸,笑向那檀郎唾。”词中女子的娇憨清纯的可人模样,宛在眼前,呼之欲出。李煜就是写男女艳情这类的词中也透出与众不同的一种清丽的风格。如《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归来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这样评价李煜的词:“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词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高度的肯定了李煜词眼界始大,变伶工词为士大夫词的开创性。王国维对李煜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下面就借王国维的词话作为基础来谈谈李煜后期的词作。
王国维认为词发展到李煜,题材内容扩大了、词的意韵加深了。他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眼界始大”就是专指李煜降宋后的词作。这些作品一改前期奇丽柔糜,幽雅浪漫,柔媚婉约的风格,而变的沉厚豪放,悲壮苍凉。他在词中直接倾泻自己的家国沦亡之苦痛,而非男女惜别之心痛,这使得他的词较之晚唐五代其他词人之作,眼界更阔,不再仅仅的局限于花前月下闺房好这类的庸俗题材。自从李煜摆脱了花间派“剪红刻翠”的传统风格后,词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可以从多方面述怀言志的新诗体。李煜在词的创意上的变革对后来豪放派词人有很大的影响,如苏、辛。南唐的灭亡,敲碎了李煜的美梦。亡国之后,李煜的词风大变,生活的大起大落,使他从醉生梦死、轻歌曼舞的生活中清醒过来。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无能为力。只能把这种难言的苦楚倾泻在他的词中。这时期他的词往往写尽眼前穷愁凄凉之境地,忆往昔繁华之生活,通过今昔的对比,抒发自己的家国沦亡之苦。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春花七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下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词中充满了无穷去尽的难以排遣的悲愁。如果我们仔细读李煜亡国后这一时期的词,我们会发现他将这种伤痛直接写在词里,采用白描的手法,准确而又深刻的表达自己的悲痛心绪。这也就改变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人喜欢借妇人形象的描绘,无意流露或曲折表达自己心情的手法。李煜后期词感慨很深,他作品中反映出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既哀婉凄厉又旷阔深邃,这就在王国维所说的意境上更上一层。李煜很善于将某些具体的感情做深入的概括,从而使之上升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体验,令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的人都能从中受到触发和感染。王国维这样说过:“若夫真正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情感为其一己之感情……遂不以表达自己之情感为满足,更进而欲表达全人类之感情……”。李煜后期词不仅仅以沉痛的心情抒发自己的悲慨,更可贵的是 ,他往往能够透过一己之悲慨,进而上升对人类共有情感本质的探索,从而是使得其所抒发的情感具有深广的涵盖性和包容性,也就使得他的词总是充满着一种尘世的苦难气息,他用他的作品为世人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悲剧气氛。中国人至古而来“尚悲”, 李煜“以悲为美”构成了他后期词作审美意识的关键,提高了他词的审美意义,也获得了后世无数人的共鸣。
李煜不仅仅在词的创作题材上独劈蹊径,开一代之先河,他把词的意境美写到极致,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开篇就阐述这样的观点:“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自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同时王国维将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他在解释这两种境界的时候说:“有我之境,即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即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两种境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所构成的艺术形象是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真实与虚幻,情感与理智统一的艺术整体,这就是王国维的境界学说。李煜后期之所以一扫花间之气,关键在于他词的优美意境,纯真的情感,心灵的独白。我们简单的以这首《春花秋月何时了》来分析李煜词中所体现的有我之意境。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亡国之后“故国不堪回首”,其愁情“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种无可奈何,无法排遣。在本词中,李煜并非以帝王的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一个亡国奴的形象出现,其亡国之痛郁发真切。作者用“春花秋月”、“小楼东风”、“玉砌雕栏”、“故国月明”、“一江春水”五种事物,创造出一种意境,使读者能够真切的感觉到意境中流露出的词人的痛楚。这首词通篇没有一个“我”字,可每位读者都会觉得词人在这首词里无处不在,这就是有我之境。
作为一个君王,李煜是极其失败的,但是作为一个词人,他却是极其成功的。作为词人,作为文学艺术家,李煜是纯真的。其词无论在意像,意境,情感内蕴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别具特色。他以自我为出发点,展开了人生悲情长长的画卷。他执着的人生观,自由的文学观,使得他的词有了超越时空的魅力,在中国词史上永放光芒
李煜的词的特点可以以975年被俘分为两个时期。他前期的词风格绮丽柔靡,不脱“花间”习气。
根据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富丽堂皇的宫廷生活和风花雪月的男女情事,如《菩萨蛮》,《相见欢》 他后期的词由于生活的巨变,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语始工”。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柳永等所谓的“婉约”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如《虞美人》,《浪淘沙令》等。
王国维对其词特点的评价:
王国维认为:“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而且还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此最后一句乃是针对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所道:“王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王氏认为此评乃扬温、韦,抑后主。而学术界亦有观点认为,周济的本意是指李煜在词句的工整对仗等修饰方面不如温庭筠、韦庄,然而在词作的生动和流畅度方面,则前者显然更为生机勃发,浑然天成,“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李煜词摆脱了《花间集》的浮靡,他的词不假雕饰,语言明快,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用情真挚,亡国后作更是题材广阔,含意深沉,超过晚唐五代的词,成为宋初婉约派词的开山,后世尊称他为“词帝”。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了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人物简介:
李煜,五代十国时南唐第三任国君,史称李后主。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其中词的成就最高。内容主要可分作两类:第一类为降(xiáng)宋之前所写,主要反映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题材较窄;第二类为降宋后,李煜以亡国的悲痛,富以自身感情而作,此时期的作品成就远远超过前期,可谓“神品”。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 相见欢》(又名《乌夜啼》)、《望江南》、《子夜歌》、《破阵子》等,皆成于此时。此时期的词作大多哀婉凄凉,主要抒发了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感,表达了对往事的无限眷恋。故有人说:李煜不是个好皇帝,但是个好的词人。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被称为“千古词帝”,对后世影响甚大。他继承了晚唐以来花间派词人的传统,但又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意境,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李煜文、词、书、画创作均丰。其词主要收集在《南唐二主词》中。
词作代表: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浪淘沙》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
秋风庭院藓侵阶。
一桁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
晚凉天静月华开。
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一桁”句:一说“一任”;“金剑”:一说“金锁”,也有作“金敛”)
《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
相留醉(留人醉),
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人物姓名:李煜 (937~978)
人物国别:中国
词人
李煜 五代词人。南唐国君。字重光,初名从嘉。徐州(今属江苏)人,一说湖州(今属浙江)人。建隆二年(961)继位,史称后主。38岁时,宋师长驱渡江,迫围金陵,明年城陷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
南唐在中主后期,已称臣于宋。李煜在位时,一直卑屈事宋,岁时贡献,府藏为之空竭。但他仍不思振作,浮华奢侈,迷信佛教,终于为宋所灭。他在政治上是庸驽无能的皇帝,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工书法、善绘画、精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的造诣,词的成就尤高。
李煜墨迹
李煜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宋太祖开宝八年(975) 他降宋时作为界线。前期的词已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和出色的技巧,但题材较窄,主要反映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一斛珠〕“晚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飞轻雾”等;也有写离别相思的作品如〔清平乐〕“别来春半”等,写景抒情,融成一片,比较健康可读。到了后期,李煜由小皇帝变为囚徒。“屈辱的生活,亡国的深痛,往事的追忆,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无言独上西楼“等是他后期的代表作,主要抒写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终不死的感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
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
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
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
李煜诗、文、词以及书、画创作均富,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
(一)李煜词中的悲苦与忧患
所谓悲苦,据佛教典籍载,佛祖释迦牟尼端坐菩提树下悟出佛理,即成为佛教基本教义的“四谛”“十二因缘”。而“四谛”之首即为“苦谛”,认为世俗世界的一切其本性均是“苦”。认真考察,自有人类以来,人们为抵御自然,获得生存的基本权利就不断地在与自然进行对抗和斗争,就生命个体而言,则是由于自身心灵的困惑、烦恼、挣扎、现实与理想之间不可调和的差距所致,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即人们有所欲求而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而李煜的个性、气质、信仰、追求以及登帝后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和担当的责任无疑更加剧了其生命意识的悲剧色彩,并随之渗透到他的词作中。
对于忧患,徐复观先生曾指出,忧患是因当事者发现了得失成败与自身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这种责任感下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精神上开始人的自觉的表现。〔6〕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学而终为治国安家平天下的济世宏愿。因而对自身(“小我”)的关注就相对淡漠,而更强调追求实现国家民族的宏大伟业(也即“大我”)。这种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增强的自觉与未能真正参与其中去实现理想的巨大的心理落差又进一步加剧了其忧患心理。纵观中国文化思想史,忧患意识几乎代表了中国圣哲志士的共同心理,并逐渐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意识和文化情结。正可谓忧患的心态始终“笼罩着中国思想者,弥漫了整个中国文化史。”〔7〕李后主作为其中的个体自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因其独特的地位,即作为一国的领袖人物,他所担当的重任要求他时刻以国家黎民为己任,而对他自身的个性而言,这种太过沉重的担当无疑又是超负荷的。这就决定了他矛盾彷徨、忧郁悲苦的思想情态,而词则成为他用以宣泄寄托这种情绪的最佳载体。
论述后主词中的悲苦与忧患,人们大多只看到了后期(亡国后)而常常忽略了前期的作品。其实,这一意识在李的前后期作品中都可以寻觅到。但众多的词学理论家习惯将李煜的生平分为两个(亡国前后)或三个时期(从其出生公元937——961年即位;962——975年,即从即位到其39岁亡国降宋;976——978年亡国入宋至去世。)〔8〕(P369)由此,便将后主词的写作时间作了一个主观的假设推定,即凡是表现悲愁哀苦主题的便被冠以李煜亡国后所作,而将那些描写宫廷生活、少女伤怀等内容的作品一概视作李煜前期的作品,即亡国前的作品,甚而由此得出,他前期的作品表现的是帝王奢侈糜烂的生活,大多格调不高;而亡国之后的作品由于受生活的影响,国破家亡的重创,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主题。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对李煜生平进行分期,再在这一分期的基础上对其作品进行研究,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一,通过这样的分期能够使研究者和一般读者从宏观上对后主词作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其二,便于凸现不同时期,后主不同的思想情态以及对其创作的影响;其三,通过分期还能相对完整地构架一个研究体系,从而使以后的研究能够在这样的框架下顺利展开,能够将复杂,凌乱的问题系统化简略化,更便于研究。但是,这样的分期和研究也存有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例如,因为有了这样的分期概念,容易给研究造成一种思维定势。用作品内容去还原写作时间,或者用写作时间去解读作品。这样必然会缩小作品的阐释空间,甚而遮蔽住作品的思想意义。以下作一简要分析。
以作者的身世阅历及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来研究作品,作为一种研究考证方法原本并无大错,但是若将一些主观的推定当作客观的前提,再在这个前提下去作出分析判断,必然会带来对作者和作品的误读。举个简单的例子:“1+9=10”于是因为要得到“10”这一结果就认为必然是“1+9”,而想不到“2+8”,“6+4”等,这不是很违反逻辑的吗?词学研究尤其不能这样。词作为文学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理应有更加广阔自由的意义阐释空间。而在李词中,若将那些明白无误的词看作是亡国后所作,也许有较大的合理性,也符合后主在特定时期的思想状态。如: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多少恨》)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望江南·多少泪》)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9〕
这些词作文字明白,意蕴显露,无多少隐晦之处,可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将其归为亡国后的作品,符合常理。而另一些词却不尽然,但因为词学研究者心中早有了975年南唐灭亡,后主被俘入宋这样一个既定事实,因而便将一部分意含模糊,可阐释空间相对较大较宽的词也归为南唐灭亡后所作。如: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锁已沈埋,壮气蒿莱。晚凉天静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乌夜啼·昨夜风兼雨》)
从以上所引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词中都毫无疑问地贯穿了“愁”“悲”哀怨的情结,并在词中用凋谢的“林花”,悲飒的“秋风”,即将燃尽的“残烛”以及“醉酒”等来表达词人的愁苦情绪,但我们以为,并不能就此判断这些词作为亡国后所作。其实,由于李煜自幼天性儒雅懦弱,“为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属文,工书画,知音律,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10〕(P362)这样的外貌被古人认为是大贵之相,故遭其兄文献太子妒忌。从嘉(煜)为避祸,“惟覃思经籍,不问政事。”后又目睹其兄为争皇位将其叔毒死的惨剧,这些经历无疑给他年幼而又具有艺术家特质的敏感心灵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至后来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到佛堂听经,以此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据此,我们可以推定,根据其性格内敛、忧郁敏感的特点,这些词作为他早期创作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更符合他早期思想发展的轨迹,也更能凸现后主的人生阅历和性格特征。由此,对其词我们可以阐释的空间更大。因此,我们说,其实悲苦、忧患、忏悔与痛悼贯穿了后主的一生。
许凌云先生说过:“人类总是在迎接自然、社会、人生的各种挑战,经受千难万险的考验,才赢得发展和进步,没有忧患,没有追求,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其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它从古到今连绵不断,并逐渐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演化为古代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品格。”而“忧患也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微,民生涂炭的多事之秋。”〔11〕
这也证明了李煜词中的忧患和悲苦,一方面是后主的个性使然;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滋养。可以说,即使李煜不在阴差阳错中成为受尽欺凌的国君,忧患与悲苦也同样会成为其作为知识阶层一员的“一种优良传统”。而南唐国渐趋衰弱的国势,政治统治岌岌可危,民生涂炭,社会凋敝的惨景,更成为李煜词忧患悲苦的又一源头。
试以上文所引《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二词来看。
对《乌夜啼》一首,叶嘉莹先生指出:“从‘林花’着笔,却写尽了天下有生之物所共有的一种生命的悲哀。”“能自花落风雨达到外表现象,而直入地体验了生命之无常与挫伤的悲苦。”〔12〕(P110,112)而《虞美人》一词则被先生誉为“把天下人一网打尽的好词。”仅仅“春花秋月”四字就写出了宇宙的永恒与无常。用一个“何时了”作问,表明了他对这一永恒的不理解。他不知道这种人生何时是一个终结。宇宙的永恒实在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敏感的李煜凭直觉感受到了。“往事知多少”又正如他在另一首词中所悲叹的“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一样写出了人生如梦,往事成空的悲哀。国破家亡,明月无殊,江山易主,“多少离愁别恨尽上心头。”
“最优美的诗篇都饱含眼泪。”(法国·缪塞语)而眼泪来自于心灵的挚爱和巨大的悲痛。挚爱是他包容宇宙人生的“赤子之心”,悲痛则是对国家、民族本该担当而不能担当的深哀巨痛,这种悲哀正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忧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更为公允、准确地评价后主,并未如原有研究所描述的那样,南唐灭亡以前,他过着无忧无虑奢侈豪华的生活,南唐灭亡后,其思想品位才得到升华,写出了大量较有思想性的诗篇。其实,在其短短的四十二载人生生涯中,悲苦,忧患始终伴随着他,在他心中满是挥之不去的无奈与惆怅,他即便是在安稳的宫廷生活中,也时时在其词作中表现出了他惯有的空廖和寂寞。
(二)李煜词中的忏悔与痛悼
后主虽未遁入空门,却早已被佛家思想所浸*,从而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词中有这样的一些句子总是表达了作者的某种思想境界和某种具有较强宗教感的哲学思想和心灵感悟。如“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而在另一些词作中,则表现了对国破家亡深深的忏悔和痛悼思想。如: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细雨霏微,不放双眉时暂开。绿窗冷静芳音断,香印成灰,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采桑子·亭前春逐红英尽》)
所谓忏悔,佛教名词,原意指人们向外吐露和检讨自己的过错。请求原谅和宽恕。佛教将此作为修心的方法。〔13〕“忏悔本是人类基于对原罪的恐惧和对天国的向往而产生的一种神圣的宗教情结。……作为人之心灵的一种活动,忏悔是主体内省和反思之后多自我进行谴责与否定,体现着人希望超越自我的内在渴求。”〔14〕而我们认为,李煜词中的忏悔意识除了具有这种“神圣的宗教情结外”,更多还是对自我的内省和反思之后的自责与否定。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之后,便逐渐成为中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倡全部身心的爱,即一种民胞物与的“博爱”,提倡主动地为善,给所有有感觉的生物带来忍耐和同情,仁慈和友善,不带个人恩怨,不心萦俗世万物,即应具有广博的同情心和关怀他人的善意。南唐先主李昪,中主李璟都喜浮屠,而到后主李煜时则受佛教影响更深,并不惜财力扶持佛教,大兴庙宇。据陆游《南唐书》十八卷《浮屠列传》载:“后主时,宫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僧。”马令《南唐书》卷五也载,煜三十四岁时,命境内修佛寺,又于禁中广署僧尼精舍,多聚徒众。与后(大周后)顶僧伽帽,衣袈裟,诵佛经,拜跪顿颡至为瘤赘。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数千,给廪米缗帛以供之。可见后主与佛教的关系有多密切。后主之所以如此迷信佛屠,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至深。南唐自先主始就崇信佛法,包括煜母钟氏也同样迷信佛教。后主可谓耳濡目染,岂有不信之理。其二,从后主的经历来看,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童年过着优裕无忧的皇家贵族生活,但由于其儒雅懦弱的性格,敏感而脆弱的心灵所致,以及亲眼目睹宫廷的变故,后期又饱受丧妻失子的深悲巨痛,尤其是南唐国势的岌岌可危,而他又回天乏力,也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自内心深处便异常渴望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佛教所阐释的教义佛理正好迎合了他内心的需要。因此,他愈是信仰得深切,他就愈是忏悔自己的行为,也就越需要向外吐露和检讨自己的过错。而在被俘入宋后,从帝王到囚徒,再没有了“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的欢悦,也没有了“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的享受。甚至连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基本的生存权利也丧失殆尽。在剥去帝王的辉煌外衣之后,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和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自然渴望自由,希望保持人的基本的尊严和人格,但“违命侯”的极具凌辱性的封号却始终笼罩在他头上,于是只有在词中顽强地抗争,通过词来表达其对故国的怀念和对现世的感慨以及对自己曾经的作为与不作为的忏悔。于是有了“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的悲凉和悔恨;有了“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哀伤。在被俘入宋的途中,他还写下了凄凉的七言:“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以至于他在给金陵旧宫人的信中写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还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
南唐国在其手中转眼便灰飞湮灭了,南唐的老百姓也随之惨遭宋的践踏和蹂躏。据史料载,后主在入宋前曾向宋提出不要屠杀金陵的百姓,但这一切自是徒劳。于是,对国灭家破的痛悼,对南唐百姓背负的罪恶感以及曾枉杀大臣的悔恨再次渗透到他的内心世界,他终于醒悟:“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可以设想当时李后主悔恨交加又无回天之力的苦恨惆怅,还好,他从书画、诗词和参悟佛法中暂时得到了一丝心灵的平衡与慰藉,寻得了一块短暂而又狭小的憩息地。
《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而李煜有“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他真可谓参透了世俗人生。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李煜词中的悲苦与忧患,忏悔与痛悼,并不是截然明朗地分离的,而更多的词作则是相互渗透,体现了词人对人生独特的理解与复杂的情感世界。例如,对“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一句,其内涵就不应作单一的解读。
三
我们知道,身世和心灵的悲苦往往能刺激人们对造成悲苦的原因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反思,以激发人们去努力营建更加美好的生活的绿洲;而忧患与忏悔则往往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并最终趋向纯洁和高尚,亦能时时警醒自身的弱点和错误,并向着更加光明和有意义的人生道路前行。因此,我想说,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布衣黎民,悲苦也好,忧患也罢,忏悔和痛悼紧紧充塞,并能永远铭记历史,不忘记昨天,那么我们就可凝聚成一股强劲的民族之魂。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是在经过了这样的痛苦的煎熬和锤炼中得以推进的。也许我们研究李煜词中的悲苦、忧患和忏悔意识,其最终意义正在于此。
当然,我们也知道,南唐后主李煜虽然在艺术的领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尤其词作更是成为南唐词的杰出代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李煜作为南唐国的皇帝,毕竟是异常失败的。虽然就当时客观的形势而言,南唐的灭亡已是大势所趋,然而他采取的消极避世的态度,必然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南唐国的灭亡。因此,当我们在看到忧患与悲苦,忏悔与痛悼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其消极的影响,我们更应该倡导一种健康而理性的人生,以一种蓬勃向上饱满刚健的精神状态去应对人生。
这首词也叫玉楼春、春晓曲、惜春容。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 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 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啼清夜月。
李煜的这首词写的是一次宫廷舞会的情景李煜的词明显的分前后两部分,前期多写宫中奢靡的生活,后期多写亡国之痛,从价值来看,主要的成就在后期,前期的词虽艳丽,但真实写的是真人、真事、真情。因此,很容易被感染。
上片写舞会的情景。刚刚画了妆的宫女们,各个肌肤雪白,靓丽耀眼。她们舞动着衣裙,与贯而入,在大殿上载歌载舞。舞会上笙萧齐奏,声音响彻天宇。唐时著名的《霓裳羽衣曲》,虽只剩残谱,但在李煜的修补下,经擅长音乐的大周后的演奏,又重现人间。
下片写舞会结束后赏月的情景。歌罢舞散,但李煜的兴致未减。外面的月色正浓,空气中飘散着阵阵的花香,因兴奋李煜不顾君主的身份,恣意宣泄自己的感情,“醉拍阑干”。这里的“醉”不仅知酒醉,更指陶醉。他命随从吹灭红烛,纵马驰骋在春夜皎洁的月光之下。
虞美人宋。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的词虽然存量不丰,但流传于文坛而不朽。李煜的词可分为两个阶段两种风格,初期他的词作极尽绮丽奢华之能事,可以说是柳永等人柔词风格的始祖,但是当他沦为亡国之君被软禁之后,李煜的词风大变,此变并非形式之变而是内涵之变。这首《虞美人》便是作于他被囚之时,也是这种变化最显著之作。
整首词可分为两段鉴赏,前三句为首,末一句为尾。且看前三句,“春花秋月”,单是这四个字已足可引发多少词人的无限遐思了,但是在此词首句却直言到“何时了”,并用“往事知多少”来表达了对现时美景的不屑。次句先言“小楼”再忆“故国”,即便是报春信的东风,对于身在孤狭小楼身受软禁的作者也不过是掠过心尖的一丝寒意,更是让他有了“不堪回首”之念。既思起故国,自然想起当年“雕栏玉砌”的华美宫室和秀美“朱颜”,故国无恙可叹物是人非,怕是自己终生也无福消受了。前三句中,作者眼观美景思及己身,心中不免油然而生亡国之叹感慨之悲,但是仔细的分析李煜所思所念,却尽是当年避居江南割据一方之时的奢靡享乐,他所惆怅的并不是国破家亡,而是无法再享纸醉金迷的荣华。一个亡国之君身处桎枯之中感悟的不是失国之痛却是这些东西,李煜确实不是做国君的材料,若不是他在文艺上的天赋,怕是可与刘禅比肩了。
且不论他的思绪是否符合为君之道,此词的最末一句可说是千古绝唱,此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几乎是李煜毕生词作的精华所在。这一句以水喻愁,含蓄地将愁思的长流不断,无穷无尽与滔滔水势联系在一起,既富哀怨亦蕴大气,让人不由自主的陷入了这奔涌而出的忧郁之中。同是以水喻愁的诗句,刘禹锡的“水流无限似侬愁”稍嫌直率,而秦观的“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则又说得过尽,反而削弱了感人的力量。李煜于此一句中虽仅仅展示了他无尽忧愁的外部形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使读者从中取得了心灵上的呼应,人的愁思固然内涵各异,但都可借用此句来抒发自已类似的情感。谁到忧愁之时不是觉得这愁苦便如滔滔巨浪劈面而来,无可抵挡呢?李煜于词尾的扪心自问,通过凄楚中不无激越的音调和曲折回旋、流走自如的艺术结构,使作者沛然莫御的愁思贯穿始终,形成沁人心脾的美感效应,无怪此词能在广泛的范围内产生共鸣而得以千古传诵了。
对于李煜此人,作为政治家他是完全的失败,但是作为文学家他却得到后世景仰,正如后人的评价:“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 这首《虞美人》是南唐后主李煜在被俘两年后写成的。相传他作此词后命歌妓在七夕之夜反复吟唱,宋太宗知此事后立即就赐酒将他毒死。�
作者能诗能画,只可惜政治上无所成就。本是一国之君,只因一个黄袍加身的后周叛臣便落得个“肉袒以降”成为一介阶下囚。七夕之夜,看汴京车水马龙,自己被囚寓中,回首往事怎能不叹道“问君能有几多愁”�
春花秋月何时了这是作者慨叹时光太慢。大概是俘前宫里浮华生活使他不思进取。�
“往事知多少”长叹一声,开始回忆往事的美好。李商隐有诗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为慨叹去日美好,来日不多,美好的往事只能成为追忆,当时却只是惘然虚度。�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陆游《钗头凤》)冰凉的东风吹破寄身的小楼也吹破作者思旧的美梦。七夕之夜,正是群星闪烁,人间欢笑何多。离开金陵(南京)来到汴京(河南开封),昔日贵为一国之君,而今只有抬头看看天下共有的一轮明月,思念故都。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思乡的人的诗词中总因月而起思乡之情。李白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苏轼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而李煜的“月明中”与以上二人不同,李白是潇洒,苏轼豪放而豁达,李煜剩下的只有凄清与无奈。他乡与故乡,可能唯一相同的只有月亮。故国只能回映在汴京的月面中。“举首见日,不见长安”和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雕,有花纹。试想一下,汉白玉制成的台阶栏杆,辉映着清冷的月光,是一幅多么冰冷的图画啊!作者回想故国的宫殿,却再也回不去了,只能凭记忆来诠释,这样的痛楚,不是陆游的“中原北望气如山”,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只是独属于李煜的满目伤怀,下阕主要写对故国的追思和亡国的苦愁。“只是朱颜改。”物是人非,年华已逝,留下的只有已老的宫女。古诗词中有许多慨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但都不如此句。“雕栏玉砌”本是华丽的宫殿,“朱颜”本是多么美丽青春的词语,用在此处立刻就换了一种悲哀的意境。�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句是全词题眼,也是千古绝句,广为流传。李煜的愁只能自问自答,因为实在无人与他“对泣新亭”,足见作者的孤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不是周星驰《大话西游》中的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也不是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更不是李清照花自飘零水自流。”周星驰那叫俗文化,像可乐一样只有那么一股子气,后来啥也没有。苏轼此时“故国神游”“雄姿英发”,这一江之水也充满豪气。李清照是个妇道人家,只能是一支哀婉的小溪。李煜的通感用得绝佳。“春水 ”带点花瓣,有形有声有色,把“愁”字立体化了。一个“向东流”,最近的联想是《长歌行》中“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但“向东流”含义更深了,东流之水可理解为孔子的“逝者如斯”,又可附会成“眼泪汇入长江”之意,可谓“千古一愁”。�
这首词里看不出比较猛烈的反抗意识,没有“长使英雄泪满襟”,没有“卷土重来未可知”,只有那种沉郁的哀思。人言“不畏金刚怒目,只怕菩萨低眉”这样自怨自艾的哀愁,一下子惹恼了宋太宗,招致杀身之祸,李煜这首词的感染力可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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