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公安机关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和保证。在“三基”工程建设中，公安部把“会做群众工作”作为苦练基本功的一项重要内容，充分说明了当前基层民警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学习、研究并更好地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进一步提升基层民警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是新时期公安队伍建设的重大课题。 一、深刻认识提升基层民警做好群众工作能力的基本涵义和现状 公安群众工作是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实际工作中服务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依靠群众和保护群众。所谓基层民警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具体讲，是指一个民警的理念、意识、心态和知识、本领、技能在群众工作中的综合需要和具体体现。基层民警做好群众工作能力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有理论思维能力、处理公务能力、驾驭事务能力、改革创新能力、公共关系协调能力、公正执法能力、应变能力等等。 当前基层群众工作薄弱，基层民警的群众工作能力不强，原因有主现的、有客观的；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新时期群众工作确实不好做、难度增大。一是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引起群体性事件多发。这一时期，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当前，社会、经济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公安机关传统的群众工作方式简单、办法不多，基层民警的工作能力不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二是我国正处于刑事案件高发期，引起群众对公安机关的安全诉求度增大。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财、物的流动性不断增强，使社会治安变得越来越复杂，案件持续高发使群众缺乏安全感，而部分群众把治安状况不好的责任归咎于公安机关，使警察与群众的感情越来越疏远。三是城市化发展，引起人际关系日趋淡化。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大发展，人们生活方式发生 巨大变化，群众社会活动范围和区域日益分散化、多元化，人际关系逐渐冷漠，基层民警深入群众工作经常遇到“敲不开门、进不去屋、唠不上喀”，给开展群众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同时，部分群众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工作的传统思想日益淡化。 四是公安机关的非警务执法活动增多，引起误解。同时，民警接控访、处理群体性事件等工作处在风头浪尖上，从而扩大了社会对立面，群众对立情绪越来越大，导致警民关系紧张。五是新时期群众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引起对公安的期望值增高。随着社会政治、法治、文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知识和文化水准大大提升，法治意识、人权意识和权益保障意识不断增强，而对公安民警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期望值越来越高。 (二)群众工作机制运行不畅，民警难以集中精力做好群众工作。虽然近几年大规模开展了大练兵、大接访和苦练基本功活动，公安机关整体形象有效大提高，但警民关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巩固和加强。一是领导机关抓群众工作意识不强，力度不够。在日常工作中，没有把群众工作当成基础工作的“基础”去抓，与其他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评比的力度失衡，摆不到应有的位置，造成基层单位对民警做群众工作“想起来就抓、想不起来就不抓，忘掉了无人抓”的局面。二是基层基础工作不规范。基层公安机关常年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习惯于集中统一行动，为追赶完成中心任务指标超负荷地工作，使部分民警沉不下去，民警与群众日常联系的互动减少，群众基础工作显得更加无力。三是动力推动不到位。群众工作是基层基础“高难度”的长期性、延续性的工作，是软功夫、慢功夫，很难在短时间内奏效。因此，基层民警做群众工作获得立功受奖的概率、机遇很少，实际工作中缺乏针对群众工作的奖励推动机制。 (三)基层民警群众观念有所淡化，素质不高，做群众工作能力不强。一是在工作理念上，有些民警宗旨意识不强，人本意识淡薄，与百姓面对面、心贴心交流少，对群众缺乏应有的感情、亲情，伤了群众维护社会治安的热情。二是民警综合素质不够高，不愿做、不会做、不敢做、很难做群众工作。一部分民警缺乏做好群众工作必需具备的政策理论水平、 法律业务素质、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缺乏社会知识和处事经验，切不准群众的思想脉搏，抓不住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有些民警不知道怎样去宣传、发动和教育群众，尤其是对案件、事件的当事人进行恰如其分的劝导和说服教育显得无力。当前基层单位年轻民警的比例越来越大，社会阅历浅、工作经验少，做群众工作时无所适从、无从下手，产生了与群众沟通少、沟通难的情况，还不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责任心不强，工作方法欠缺。有些民警缺乏真抓实干的作风，不愿深入群众中开展艰苦细致地工作，群众见警率、知警率和满意率不高。有的做群众工作的措施办法简单，使得相当一部分案子难破、逃犯难抓，群众不满意情绪滋长。有的对上门报警、求助的群众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情况，伤害了群众感情。有的还以管人者自居，在纠正和查处违章、解决治安纠纷时工作方法简单，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还激化矛盾，执法工作难以让群众信服，难以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深刻认识推进提升基层民警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是当前公安机关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实行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是我国公安工作的特色和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正确处理好公安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各级公安机关和全体公安民警要继续坚持走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群众，学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打成一片，做群众的贴心人。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做好公安工作的新思想、新办法，把公安工作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打牢公安工作的基础。”新时期公安工作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极大地运用科技强警、公安信息化的“专业化”警务外，最根本的还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中国公安工作的最显著特点和最明显的优势，从而赋予了新的历史时期公安工作群众路线的丰富内涵。因此，提升民警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就更显得有现实意义。 (一)是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的必然要求。公安机关肩负着“巩固***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三大政治和社会责任，是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力 量，具有专政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公安机关要按照人民的意志从事执法活动，其执法范围的社会性、广泛性决定了与人民群众的密切性，坚持对法律负责和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党以民为本，国以民为基，新形势下公安机关更离不开群众工作。广大民警要密切警民关系，必须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使公安工作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为公安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是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对于公安机关而言，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促进公安机关的内外和谐，其中首要就是与人民群众的和谐。广大基层民警的每一件工作、每一个言行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基层民警如不能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密切警民关系，整个社会的和谐局面就难以形成。因此，和谐社会要求基层民警提升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坚持以人为本，践行爱民之举，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善于听取和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建立和谐的警民关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公安机关面临着社会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压力，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紧紧依靠群众。各级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增强学会做好群众工作的紧迫感，迅速掀起一股学做群众工作的热潮，大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充分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众，严厉凋击刑事犯罪，积极维护社会治安，妥善处理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群众信访问题，超前化小、化了、化解社会各种矛盾，确保整个社会稳定，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四)是实现“三基”建设最终目标的必然要求。近几年来，通过各级公安机关契而不舍的共同努力，公安群众工作的整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但是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差距较大。通过“大接访”涉法案件也充分暴露了公安机关在执法、做群众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接处警、巡逻盘查、调处纠纷、调查取证、查处案(事)件、办理户口证件、纠正违章等方面的不作为、乱作为、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还时有发生。反映出一些民警没有很好掌握和运用会做群众工作这个基本功，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还不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需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是每个民警的必修课。为此，公安部审时度势，把基层民警“会做群众工作”作为“三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广大基层民警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根基，树立以人为本的群众观，履职尽责，练好做群众工作的基本功，探索群众工作的新路子，拓宽做好群众工作的新渠道，使民警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跟上新形势的步伐，构筑牢固的群众基础，使公安工作不断创新和发展。 三、新时期提升基层民警做好群众工作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公安机关要提升基层民警做好群众工作能力，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革创新的理念，从最基本的环节抓起，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务求实效，进而使公安群众工作充满生机 和活力。 (一)找准提升基层民警做好群众工作能力的“突破点”。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基层民警群众工作的好坏直接取决于各级领导和民警对群众工作的认识程度和重视程度。一是进一步牢固树立群众观念。要真正认识到群众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而且是各项公安工作的基础和支撑。感情贴近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一把金钥匙，要大力培养和增进民警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执法、去管理、去工作，获取民心，赢得民心，从而使较难、较复杂的问题得到较快、较好的解决。二是零距离服务群众，善谋惠民之策。要密切联系群众，继续保持和发扬“串百家门、知百家事、解百家难”的最基本群众工作方法，坚持以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与群众打交道要多一些平实之言、踏实之举，谈群众乐意听、听得懂的话，做群众盼望做、得实惠的事。三是视警察形象如生命。要教育民警注意自身修养， 为警重警德，提升公安民警从警品德的底线。“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每个民警都要通过自己的言行树立公安机关的最佳形象，以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四是及时解决小问题可以避免大问题。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把群众关注的小事做细、实事做实、难事做透，避免矛盾激化、小事闹大、事态扩大，及时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各种社会矛盾。民警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基本功，就是要正确认识大事与小事的关系，即善于抓好大事，又防止因忽视小事而影响大局。民警应时刻注意群众中的不良情绪，特别是带有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及时做好疏导工作，绝对不能“因小失大”，更不能因我们工作疏忽而使小事闹大，引发社会矛盾和其它社会问题。 (二)找准提升基层民警做好群众工作能力的“核心点”。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真正做到基层民警做好群众工作能力的提升，公安群众工作的根本性突破，核心还在于工作规范问题。就公安机关整体而言，要转变工作方式，在公安行政管理上尽快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由随意型向规范型的转变，全力打造服务型公安机关。就具体而言，是基层各个警种的民警做群众工作做什么、怎么做、做哪些方面群众工作，都必须加以指导和规范。要研究基层单位的警务运行机制，敢于改革创新，建立科学的警务创新机制，把民警从内部警务低效运作的消耗和外部非警务活动中解放出来，从空间上、时间上为基层民警减负，使民警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抓基础工作，做好群众工作，实现警务工作效能的提高和警民关系的加强。当前要着重解决基层民警“110”接处警问题、外借问题、群体性事件处置和大型活动的保卫抽调问题等。机关职能部门对涉及到基层警力，要规范运作，科学用警，使用警力最优化，确保民警不重复劳动、不无效劳动。还要继续大力推进户籍、交通、消防、治安、外事等行政管理工作公开和警务公开，增强公安工作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基层民警应着重做调查实有人口基础情况、收集社会信息、进行治安防范宣传、开展便民服务等项工作，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稳住社会治安阵脚。要善于发挥社会群众组织的作用，集群众之智，聚群众之力，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工作，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走警务工作社会化的道路，把公安工作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从而为公安机关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开辟新途径。 (三)找准提升基层民警做好群众工作能力的“着力点”。人的因素是第一因素。整个公安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公安队伍素质的整体发展，而公安队伍整体素质的发展又直接受人数最多的一线基层民警的影响，因为他们是与群众直接打交道的民警，是公安工作的基石。提高基层民警整体素质和工作效能，一要从数量上和质量上给以倾斜。通过深化警务改革，推动警力进一步下沉，警务前移。要精简机关，撤并职责重叠交叉的部门，将警力最大限度地向基层倾斜，将基层民警配置到充足的数量，将精力充沛、文化程度高、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民警投放到最基层，夯实一线警力资源，优化警力配置。二要从培训和练兵上给予倾斜。公安工作是一项社会性、实践性很强的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工作也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加强民警做好群众工作能力的锻炼和培养。 要加大基层民警的教育培训和岗位练兵力度，在政治、文化、法律、科技、心理身体等方面应知应会的素质培训基础上，着重开展以群众工作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收集技巧、人际交往技巧、语言表达能力、风俗礼仪等方面知识的素质培训。要学会用社会学、心理学的知识，用群众易于接受的道理、语言去做群众工作，不断增长民警的才干，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艺术和水平，实现基层民警专业知识、技能和做好群众工作能力的全面提升。三要从宣传和评先创优上给予倾斜。要多层次、多侧面宣传基层民警做好群众工作的先进典型，并将典型选树与评先评优相结合、与提拔晋级相结合，让在一线做群众工作的基层民警有荣誉感、有实惠感。四要加强和改进基层民警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解决一些基层民警做群众工作存在的工作不用心、不专心、不尽心的问题，努力提高基层民警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的精神，扎根基层，扎实工作，切实以实际行动和有效履职来打牢群众工作基础。 (四)找准提升基层民警做好群众工作能力的“切入点”。要切实抓好民警做好群众工作能力的绩效考核，建立健全一套科学、严谨、公正的绩效考核机制。要把“群众工作”相关内容设置成为一个时期或派出所中心工作的重要加分项目，切实加强对群众工作的绩效考评。在考核民警做好群众工作目标的制定上，必须抓大放小，抓住民警熟悉率、见警率、满意率的关键性、结果性指标，减少程序性考核。要进一步实施考评拉动激励机制，坚持内部考核和外部评议相结合，以内考促动力，以外评造氛围。内考主要考核基层民警做好群众工作应知应会常识、法规、民警和辖区群众双向熟知率、群众提供线索破案率、群众信息采集率及群防群治等情况。外评主要考核辖区群众的见警率、知警率和满意率。要严格兑现奖惩，对于工作扎实、成绩突出的民警要及时奖励，对确系工作不称职、失职的民警要追究责任。
当你面对听众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听众的思想倾向，就能很容易发现，自己面对的是烦躁不安的听众。他们会局促不安、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不断抬起手看看手表，并急切地渴望着离开。
其实现在我才明白，我能够和所有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进行快乐的谈话，正因为我努力地使他们快乐，所以他们尊敬我，赞美我，使我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和他们能够进行谈话只有一个秘诀，那就是：怀着一颗真诚而又善解人意的心。
詹姆士·哈威·罗宾逊在《思想的酝酿》一书里，形容幻想是“一种出于自然而最受欢迎的思想”。他接着说道，在幻想中，我们允许自己的想法沿着它们的各自方向前进，而它的方向是以人们的希望或恐惧来确定的；以我们自然的个体成功或幻灭来确定的；以我们的喜、恶、爱、恨、憎、怨来确定的。世上再也没有比我们自己更能令我们感兴趣的事了。
许多人只谈论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却让其他的人觉得无聊透顶，所以他无法成为一名讲话高手。这时，你可以反过来做：引导他人谈论他的兴趣、他的事业、他的成就——或者，如果对方是位母亲的话，谈谈她的孩子们。专心聆听他人的谈话，你会带给他人很多乐趣。那么，你将被认为是一位很好的谈话高手——即使并没有怎么讲。
来自费城的哈罗德·杜怀特先生，在上课时举行的宴会上进行了一场非常成功的演讲。他依次谈到围坐在餐桌旁的每个人，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自己是怎样的拙嘴笨舌，而现在他进步多了。他回忆同学们所做过的那些演讲，讨论过的那些题目，他还夸张地模仿其中一些人，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现在的《美国杂志》，销售量剧增，发展速度极为惊人，引起出版界的普遍关注。它的诀窍是什么呢？诀窍就在已故的西德达和他的理念上。记得我刚认识西德达的时候，他还是《美国杂志》中的《有趣人物》专栏的主持人，我替他写过几篇文章。有一天，他和我说：
“人都是很自私的，只对自己的生活有兴趣。他们一点也不会去关心政府是否应该把铁路归为国家所有，他们只渴望知道自己怎样才能获得提升，怎样才能得到更多的薪水，怎样才能保持健康？假设我担任了这家杂志社的总编辑，我首先要做的就是给读者提供密切关系他们生活的信息：比如说：怎样保护牙齿，怎样洗澡有益健康，怎样在夏天时保持清凉，怎样找到合适于自己的工作，怎样面对自己的上司，怎样对待员工，怎样购买称心如意的房子，怎样加强记忆力，怎样在写作中避免语法错误等等。除此之外，人们对周围的人的生平故事也很感兴趣，所以我还可以邀请一些富豪，让他们谈谈自己是如何在房地产事业上赚进了上百万美元的；我还可以找一些著名的银行家和大公司的总裁，来讲讲他们是如何从社会的底层奋斗到今天有权有势的地位的。”
就在不久后，西德达果真当上了杂志社的总编辑。当时杂志的销路不广，应该说这本杂志在经营上几乎是彻底失败的。西德达接手后，立即按照自己的想法展开工作。结果怎么样呢？杂志的销售量急速上升120万份、30万份、40万份……越来越多！这样的改变，仅仅是因为里面的内容是一般民众所希望阅读到的。没过多久，杂志的月销售量就达到了100万份，而且销售量还没有就此停住，而是继续飚升。西德达满足了读者们的兴趣，让自己的杂志与人们进行了无声的交流，因此也赢得了巨大的成功。
有一次，艾瑞克·休斯顿在后院与人谈话，而他的谈话却让人觉得，这次的演讲不是油印出来的一份拷贝文件——而是特地为他们准备的。演讲者根据听众所关注的事情和兴趣而讲，听众就不由自主地要去注意了。
一般来说，只有演讲者把自己的演讲与活生生的听众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关联之后，才会取得良好的演讲效果。也许演讲准备的很周详，也许演讲的内容也是演讲者本身所热衷的话题，然而要真正获得成功，就决不要另外一个因素：你必须让听者觉得，你所要讲的话对他们很重要，不只是你自己对这个话题热忱，还要将这种热忱感染给听众。
著名的演讲家总是热切地希望听众同意他的观点，感觉到他所感觉的，去做他以为他们该做的事，分享他的快乐，分担他的忧愁。他以听众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明白自己演讲的成败不是由他来决定，而是由听众的思想和感觉来决定的。
演讲时，尽快指出你和听众之间有某种直接的关系，也不失为拉近你和听众距离的好方法。如果感到很荣幸被邀请了，那就直接告诉大家你的欢愉之情吧。
哈罗德·迈克米兰在印第安纳州绿堡的德堡大学对毕业生发表演讲的时候，他是这样与青年人们开始沟通的。
“非常感激各位亲切的欢迎词，”他说：“虽然我身为大英国的首相，但能应邀来到贵校，对于我来说真的不简单。不过我能感觉到，我现在所担任的政府职位，应该不是各位盛情相邀的主要原因吧。”
接着他还提到自己的母亲是美国人，出生于安纳州，而父亲则是德堡大学的首届毕业生。
“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我以能和德堡大学有密切的关系，”他说，“并以能重温老家的传统为骄傲。”是的，麦克米兰用这种方法，立刻为自己赢得了友谊。
通用动力公司的总裁小弗兰克·斐斯在纽约“美国生活宗教公司”一年一度的晚宴上是这样演讲的：
“从各个方面来说，今天晚上可以说是一个让我感到愉快而且有意义的一晚。第一，我的牧师罗伯·爱伯亚坐在听众席里。他的言语、行动和领导，已使他成为我个人、家人以及所有听众的一种激励和榜样……第二，坐在路易·斯特劳斯和鲍伯·史蒂文森两位的中间，又使我非常的快乐……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在他们对公共事业的热忱中表露无遗。”
如果你使用比较奇特的名字，而这是询问得知的，你必须确定它们是否正确无误的，必须确实了解自己使用这些名字的原因，而且只能以一种友好的方式来提到它们，当然还应该有节制。
另外，就是你最好在演讲中多使用“我们”、“你”，而不要使用第三人称“他”、“他们”。这可以让听众感觉是在亲身参与，使昕众维持在自我感觉的状态中。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演讲者如果想抓住听众的注意和兴趣，这是不能忽视的一点。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用“你”这一称呼。美国医药协会的健康教育组组长鲍尔博士一直很受听众的欢迎，他在无线电和电视演讲中就常常采用这个技巧。有一次，他这样对听众说：“我们都很想知道怎样去选个好医生，获得最好的服务。那么，既然我们都想从医生那里获得最佳服务，是否我们也应该知道怎样才能做个好病人？”
这短短几句话，就把听众们惹恼了，谁想莫名其妙地成为一个病人？所以一旦使用不当，不仅不能帮助自己同听众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还有可能造成分裂。
其实我们在演讲的时候，如果能先找到一个与各位听众的共同点，这样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在说服性的演讲中，林肯就能找到与听众共同的赞同点，甚至在讨论高度火爆的奴隶问题时，他也能找到这种共同的赞同点。一家中立的报纸在报道一场他的演讲时这样说道：“在一开始的半个小时里，他的反对者同意他所说的每一个观点。他便从那一点开始往前走，一点一点地，直到最后他几乎把他们全都引入自己的栏圈里了。”
在各种争议中，不论分歧有多大，问题有多尖锐，总是会有某一共同点是能让演讲者和听众都产生心灵共鸣的。
大不列颠首相马克米兰向南非联邦国会的两院发表演讲的时候，南非当局主张的是种族隔离政策，而他却又不得不在立法团体之前陈述英国无种族歧视的观点。他在一开始并没有对这种基本歧异进行展望，而是一开始先强调南非在经济上有了不起的成就，对世界有重大的贡献，然后机智巧妙地提出个人观点，而这个观点是根据真诚的信念而来的。
当时他说：“身为不列颠国的一位普通公民，我渴望给予南非最大的支持和鼓励，不过希望各位不要介意我的直言不讳：在我们领土上，我们正设法给予自由人政治前途。这是我们坚定的信念，我们无法在支持和鼓励各位的时候不违反自己的信念。我认为，我们应当像朋友，不论谁是谁非，共同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今之世，我们之间存在分歧。”
由此可见，不管一个人多么坚决地想和演讲者意见相左，像这样的陈述，也会使他确信演讲的开诚布公。
要想使别人肯定你的演讲，肯定你的说法，就要在演讲中有真诚的感情和良好的性格，用真诚和魅力来感动别人。
罗马著名的雄辩家昆提连说：“演讲家是精于讲话的好人。”他说的“好人”便是真诚与性格。
摩根也说，性格是获取听众信任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获取听众信心的最佳途径。
有技巧的演讲者，一开始便能获得许多认同的反应。他为听众设下心理的认同过程，使他们朝赞同的方向前进。就像撞球戏里的弹子，将它往一个方向推动后，若欲使它偏斜，便须费些力量；但欲将它推回相反的方向，则要费更大的力量。
心理的形态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当一个人真心说“不”时，他所做的不仅仅是他所说的这个字。他整个人都会收缩起来，进入抗拒的状态。通常，他会有微小程度的身体上的撤退，或撤退的准备，有时甚至显而易见：他的整个神经、肌肉系统都戒备起来，要抗拒接受。
但是，如果一个人说“是”时，是绝无撤退行为发生的。他的整个身体处在一种前进、接纳、开敞的状态中。因而，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能诱发听众说“是”，便有可能成功地捕获住听众的注意力。
获取“是”的赞同态度，是非常简单的诱使他人的信服的技巧，然而，却经常被人们忽视。人们常常理所当然地以为，如果一开始不采取敌对的态度，就不足以显出自己的重要性，于是当激进派与保守派在一起开会时，一会儿工夫就会让对方火冒三丈了。
所以，当你一开始便强调那些听众与你都相信的事情，然后再举出一个恰当的问题，让听众愿闻其详，接着再引导听众一起去寻找答案，这样反而会更有利。在寻找的过程中，将你所见的清楚的事实，举出陈列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便会被你所引导，进而接受你的高论。而对于这种他们自己所发现的事实，他们更能信服。
高明的演讲者热切地希望听众感觉到他所感觉的，同意他的观点，去做他以为他们该做的事，分享他的快乐，分担他的痛苦。
罗素·康威尔著名的演讲《如何寻找你自己》，先后讲过大约6000次。或许你会想，重复这么多次的演讲，恐怕已经根深蒂固地印在演讲者的脑海里了。康威尔博士知道必须使听众感到他的演讲是个别的、活生生的东西，是特地为他们而做的，因为听众的常识程度与背景各不相同。他说：“当我到了某一个城市或某一个小镇，我总是先去访问那些经理、学校校长、牧师们等，然后到商店里去同人们交谈，了解他们的历史和他们拥有的发展机会。然后我才发表我的演讲，对那些人谈论适用他们当地的题材。”
在听者和演讲者之间，纽带就是用“诚挚”来维系的。诺曼·文生·皮尔曾有一位牧师朋友，讲道时难以维持听众的注意力。皮尔博士便向他提出一些极有用的建议。他建议这位牧师在每个星期日讲道之前，先问问自己对听众的感受。如果没有对听众产生一种强烈的感情，就最好不要去面对那些听众。一般来讲，听众们对演讲者的反应是比较快的，那么也就是说，一旦演讲者显露出自己的优越感，他们会很快就感受出来。所以，演讲者若要赢得听众的敬意与爱慕，谦卑是最好的方法。当你演讲的时候，你就好像是陈列在橱窗里的货品一样，个性里的每一部分都呈现在观众眼前。只要你尽力而为，听众一定会对你报以热烈的掌声，且投以敬意的目光。
但是在这当中，演讲者一定要注意，人类的个性需要爱，也需要尊重，人人皆有一种内在的价值感、重要感和尊严感。伤害了它，你便永远拒绝了那个人。因此，当你爱一个人、尊敬一个人时，如果你告诉他，他也会同样地爱你、尊敬你。
在小说《三个火枪手》中，三个火枪手中的阿多斯、波尔多和阿拉米斯都是贵族出身，和底层民众交谈的原因有社会背景，情感因素等。
1、社会背景：在17世纪的法国，封建制度下的阶级固化十分严重。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距很大，彼此之间的交流很少。但是，三个火枪手出生在不同的贵族家庭，他们对社会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态度，比如阿多斯就比较注重人物的品质而非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并不像传统的贵族那样对底层民众保持着一种高傲的态度。
2、情感因素：在小说中，三个火枪手和底层民众之间还有一些情感上的联系。比如，阿多斯曾经因为庇护一位受迫害的农民而被追杀，这让他更加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和权利。此外，三个火枪手中的一些人物在成长过程中也曾经受过底层民众的帮助，这让他们对民众的感情更为深厚。
文／ 李 阳
散文中借以谴责对儿童之摧残的民俗也好，小说中借以剖析国民灵魂的民俗也罢，其根本都在于暴露和批判。服务于这一批判性底色，收入鲁迅笔端的民俗事象本身大多具有一定的封建性和原始性特征，但鲁迅出于自己的创作需要，对民俗事象的这些特征进行了不同的艺术处理：在散文创作中极力净化之，在小说创作中则赋予艺术渲染。
民俗一经形成，对内来说是一股凝聚力，对外来说犹如一道无形的篱笆，具有极大的不可变更性。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特别是经历了二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波波折折，在这一漫长历史长河里形成的各种民俗，其中沉淀的思想和文化因素纷繁复杂，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封建色彩和原始色彩。《长明灯》里的灯，是原始人保存火种的遗留风俗，二十世纪初的吉光屯居民依然恪守不移。至于《阿长与〈山海经〉》中长妈妈炫耀的妇女脱下裤子站在城墙上大炮就放不出来的说法，大概是受古代女性崇拜信仰的影响。而《五猖会》里的梅姑庙和五通神，更是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的多神观念及受其制约的习俗。这些民俗出现在鲁迅作品中，经过了作家精心的艺术整理过程。如果我们试图对其散文和小说所涉及到的民俗事象进行归类，大体上可概括为行为的和心理的两种，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而言的。不妨说，行为的民俗集中在散文描写中，具有较多的娱乐性；心理的民俗多渗透于小说构思中，具有一定的神秘性。
行为的民俗虽然也是心理的反映，但它更多地表现在仪式、祈禳以及岁时节目、纪念等活动上，是通过有形的传承性活动表现无形的心理的民俗事象。这类民俗集中地反映在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在这里，许多民俗活动的封建迷信性质已被净化殆尽，“虽说是祷祈，同时也等于娱乐”。旧社会，劳动群众身受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压迫，根本无权享受正常的文化娱乐活动，只能在套着迷信外壳的某些宗教活动中寻找精神寄托。他们所创造的花纸、活无常、目连戏和迎神赛会等民间艺术，正是他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努力寻求美的体现，反映了他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美好愿望，也可算是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出于这种创作意图，即便是一张“老鼠成亲”的花纸，鲁迅也不惜笔墨，极力铺染。在《五猖会》中，他更是把迎神赛会场面描绘得生动而逼真，“塘报”、“高照”、“高跷”、“抬阁”、“马头”……浩浩荡荡，气势非凡。在《无常》里，不仅把迎神赛会上出场的主角无常刻画得活灵活现，而且无常少爷“阿领”和捧着饭碗送无常的场景乃至一台目连戏都被描绘得情趣异常，生活气息浓烈。在少年鲁迅的眼中，这哪里还有“迎神”本身所蕴含的宗教迷信性质芽分明是贫苦劳动人民一种独特而朴素的娱乐方式。
但小说中所写到的，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却是心理的民俗。这类民俗，是“以信仰为核心，包括各种禁忌在内的反映在心理上的习俗”，(张紫晨语)它更多地表现为心理活动和信念上的传承。中国的民间信仰，由于时代历史条件的局限，很难完全摆脱愚昧和落后，因而表现在民俗上也就不能不带有一定的愚昧性和落后性，染上这样那样的迷信和神秘色彩，陷入屈从于鬼神的心理态势。《呐喊》《彷徨》中除带有散文特点的小说如《故乡》《社戏》内的民俗属行为的，具有娱乐色彩外，就多属此类心理的民俗；并且，作家对其愚昧性落后性极力赋予艺术渲染，以完成小说的批判性主题。人血馒头治病的陋俗，与其把它当作一种实物的“药”，不如说它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处于绝望的人生边缘的劳动人民的一种精神寄托。《药》中写华老栓怀揣人血馒头，“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同样的，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花白胡子如是说。不管老的少的，对这“药”的效能都深信不疑。为什么人血馒头能治痨病？他们谁也没想过，也不屑于去想，其神秘性在小说中无疑强化了鲁迅所要表现的主题。火，在古代是生命的象征，于是，用以保存“火”的灶也就具备了象征意义。绍兴的“拆灶”风俗正源于此。民间认为当双方发生纠纷时，一方给另一方造成最大侮辱的方法是将对方的锅灶拆掉。《离婚》中，爱姑的娘家人把夫家的灶拆掉了，“总算已经出了一口恶气”，其实也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胜利而已，恰恰证明了这些“老中国儿女”身上的思想重负之深入骨髓！另外，祥林嫂的捐门槛，单四嫂子的烧《大悲咒》，鲁镇人的祝福仪式，吉光屯的长明灯以及该屯居民的查黄历等风俗，也无不具有鲜明的心理成分在内。
依据民俗本身的特征，我们把鲁迅作品所涉及到的民俗事象分为行为的和心理的两种。实际上，完全原始的民俗事象在文学作品里是根本不存在的。按照被加工的情况及其在作品中所占的地位，我们又可以把鲁迅笔下的民俗事象归纳为两大类：作为艺术构架的和作为艺术材料的。它们在散文和小说中存在的机会是均等的。大体上说，民俗事象作为艺术构架的作品，一本散文集中有三篇：《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两本小说集中有五篇：《药》《明天》《头发的故事》《祝福》《长明灯》。而作为艺术材料的民俗事象则几乎遍布于他所有的散文和小说里。五彩缤纷的风俗与深广厚实的现实生活内容相结合，构成了其创作极大的社会生活容量和罕见的历史纵深感。
民俗事象作为艺术构架的散文中，《五猖会》是比较典型的一篇。题目叫“五猖会”，但作品写的决不仅仅是五猖会。作家先写了儿时渴望看到赛会盛况而不得的遗憾，次写《陶庵梦记》记载的明代赛会，再写亲见的较盛赛会，然后写“我”兴奋地准备去东关观看五猖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勒令“我”看会之前背《鉴略》，以致观看五猖会的兴致丧失一空。这里正是主旨所在，意在暴露封建教育对儿童身心的摧残。民俗在内容上是辅助性的，只是帮助作品主旨的展开并深化之。小说中的这类民俗则显得更为重要，它往往与作品的主题紧紧扭合在一起，甚至民俗本身就是作品的主题所在。某些习俗在形成过程中深深打上封建迷信和封建伦理的烙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其落后性和野蛮性成为劳动人民思想的桎梏，严重妨碍社会的进步，是鲁迅鞭挞的重点。勤劳善良的祥林嫂仅仅因为早寡，与“守节”这一封建道德观念发生了纠缠不清的关系，便注定了最后的灭亡。虽然出于生存的本能，她曾拼命挣扎，但终因封建势力和种种陈规陋习的顽固而无济于事。实际上，祥林嫂被迫再嫁时的反抗行为正是根深蒂固的“守节”观念作祟，而她一生中惟一值得怀念的恰恰是与贺老六一起生活的短暂时光。不幸的是后夫患伤寒病死，她约定俗成地沦为“败坏风俗”的不祥之物，甚至连碰碰祝福用的祭器和祭品的资格也被剥夺。“碰祭器”这一细节颇有深意，说明祥林嫂守节不能，失节不可，不仅像恶狼嘴中的柔弱羔羊一般丝毫没有反抗旧法规旧习俗的能力，甚至连维护旧法规旧习俗的“权利”也被剥夺，作家借此熔炼概括了一整个亟须变革的历史时代。习俗的意义与作品的主题相互渗透，乃至合二为一。《药》《明天》《头发的故事》《长明灯》等亦如此。
我们再看作为艺术材料的民俗事象在散文小说中的不同表现。作为艺术材料，看似随意点染，顺笔写来的民俗事象在鲁迅作品中或充实内容，或深化主题，或勾画人物形象，或增强地方色彩，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不少研究者曾详细论述过鲁迅小说杂文的幽默风格，但对散文却缺乏足够的注意。幽默中常含讽刺，这在他的散文中是屡见不鲜的，只是不像小说杂文那样仅从文本的层面就能明显觉察到。由于散文写了大量风俗和琐事，某些风俗的描写便充分运用了这种含讽刺的幽默手法。《父亲的病》写陈莲河开的药引子，“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祥林嫂因“再醮”而失去了做奴隶的资格，没想到，蟋蟀们若在贞节问题上犯错误，便连入药的资格也丧失。作家娓娓而谈，却与前者迥异，是带刺的幽默引人深思。
《阿长与〈山海经〉》中，当长妈妈说到“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时，神情是极其“严肃”的，作家接着发出感叹：“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这是冷峻中的幽默。描绘无常时，鲁迅是充满深情的，但当写到阿领时，心头则含着苦味，原来，下层人民受传统观念渗透之深，即便鬼神，也要一一配对，于是无常也像常人一般，有“老婆儿女”。小说中则与此幽默风格不同，民俗材料是十分严肃和沉重的。《风波》里，作家所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传统因袭心理和习惯势力，风俗描写往往成为刻画人物、深化主题的神来之笔，毫无俏皮和搔痒，有的是对野蛮习俗的无情鞭挞以及对受害者的无限同情。
辫子本是中国人沦为异族奴隶的标志，七斤在辛亥革命时被强行剪去的辫子却成了皇帝坐龙廷后赵七爷乘机报复的借口，“风波”过后谁也无意追究其缘由，只要能保住脑袋就行。作品结尾时依照祖传老例“新近裹脚”的六斤一瘸一拐的样子，当然不是对这个受害者的嘲讽，而是对封建习俗摧残人性的彻底而深刻的暴露，冷静的文字掩藏着民族斗士的愤懑。同时，用“斤数”作小名，夏日黄昏在乡场上吃饭等，无不显出江浙一带特有的乡俗，使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地方色彩。
鲁迅慧眼独具，在纷繁复杂的世态人情中看到了中国古老传统文化对广大人民精神奴役和禁锢造成的创伤，同时也看到了民俗习惯对古老传统文化的凝聚和沉淀。他曾说过：“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出于对风俗的习惯的这种深刻认识，他紧紧抓住民俗这一环节，努力从一个更广阔更深厚的背景上对国民性积习进行必要的澄清，以促成民众的觉醒。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民俗只是鲁迅作品所反映的驳杂社会生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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