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到底和多少人吵过架

鲁迅文字抨击过的同行有很多，例如：

梁实秋、陈西滢、林语堂、叶灵凤、郭沫若、徐志摩、高长虹、周作人、胡适、施蛰存、张资平等。

这些人鲁迅抨击的原因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

（1）抨击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如郭沫若、叶灵凤。

（2）因政见不一互相攻击的，如梁实秋、陈西滢、徐志摩、周作人、胡适。

（3）因文风歧异，处世态度不一互相攻击的，如林语堂、高长虹、施蛰存、张资平。

当然，鲁迅一生与人论战甚多，我列举出来的也许只是被抨击的作家中知名度较高的一部分。

顺便简要介绍一下各被抨击者的归宿：

梁实秋：30年代鲁迅去世后，两人的文学论战结束，抗战后梁实秋入川，此后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集《雅舍小品》，建国后赴台任教，又相继写出《雅舍小品》续集，《雅舍小品》三集，还用二十多年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文笔圆润，颇为世人称道。

梁实秋与妻子程季淑生活美满，直至程季淑去世后，还写下了长篇的悼念散文。

梁实秋与冰心交情也甚厚，80年代初岛内误传冰心去世，他当即写下《悼冰心》一文，其情真切，催人泪下，后冰心来信澄清，他即相邀以后交通方便时两人重会，惜未能实现。

梁实秋于1987年在台北平静去世，享年84岁。

陈西滢：30年代初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后辗转海外，也曾在国民政府文化部门中任职。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能摆脱监视盯梢，平安回国，陈凌夫妇二人实有大功。

晚年陈西滢定居宝岛，也颇悔与鲁迅论战，60年代重印杂文集《西滢闲话》，他主动删去了所有关于论战的文章。

1970年，陈西滢病逝，终年74岁。

林语堂：30年代初与鲁迅论战后断交，同时创办《论语》、《宇宙风》等刊物，老舍的《骆驼祥子》全文最早即刊登在《宇宙风》上。

抗战后赴美，长期坚持用英语创作，先后写下了《京华烟云》、《红牡丹》、《吾国与吾民》等优秀作品，成为中美文化的传播使者。

50年代曾短期赴新加坡任教。

60年代后在台定居，其后作品大多收集在《无所不谈一集》、《无所不谈二集》、《无所不谈合集》中。

1975年，《京华烟云》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惜落选。

1976年，林语堂去世，终年81岁，葬于台北阳明山。

叶灵凤：三四十年代作品风格开始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痕迹，并开始转向学问研究，曾参加“左联”。

解放后赴香港，创办《星岛日报》，并长期主编该报副刊“星座”，并著有《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香港方物志》等考证文论。

1975年，叶灵凤在香港去世，终年70岁，家人遵其遗嘱，他珍藏的清版地方县志拒绝了外人的高价收购，所有藏书与史料尽献中山图书馆。

郭沫若：此人一生褒贬不一，但文学界内部普遍都比较鄙视，有“御用”之嫌，晚年不得不在众多运动中随波逐流，1978年去世，终年86岁。

徐志摩：1931年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年仅35岁，但生前众多作品，如《沙扬娜拉》、《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在向哪个方向吹》等诗歌终成脍炙人口的诗篇。

高长虹：莽原——狂飙社的骨干作家之一，30年代后湮没无闻，1949年去世，终年54岁。

周作人：作为鲁迅的二弟，30年代后的作品日趋颓废，抗战时曾有“附逆”的污点，抗战结束后被关押于老虎桥监狱，解放后获释，以后从事翻译工作和撰写关于鲁迅的回忆录，主要作品有《鲁迅笔下的人物》和翻译作品《伊索寓言》等。

1967年，“浩劫”伊始，周作人平静去世，终年83岁。

胡适：30年代后主要以创作游记、自传、回忆录为主，建国后赴台，但很不得志，终生政治观念无法实现。

1962年，胡适在不得志中郁郁去世，终年71岁。

施蛰存：作为“海派”代表作家，心理分析小说大师，建国后因曾与鲁迅论争受迫害，不得不终止文学创作，转为从事翻译、古经文学研究等，一生学术建树颇丰，终成学术巨匠。

2003年秋，施蛰存在上海华东医院平静去世，终年98岁。

张资平：作为“创造社”作家和早期“海派”作家，30年代后文风日趋颓废，作品倾向粗制滥造，抗战时曾任伪职，建国后曾短暂参与制订《化工大全》和地质学教材，1957年被逮捕劳教，1959年在劳改农场去世。

鲁迅先生都骂过：郭沫若、梁实秋、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叶灵凤等人。

若问鲁迅骂谁骂得最狠？那一定非郭沫若莫属了，他们之间的骂战居然长达半个多世纪。话说当年，郭沫若因不喜欢包办婚姻的原配妻子，就干脆休书一封，而自己则远走日本，和日本的一个贵族女子在一起后生下了五个子女。后来竟然又抛下第二任妻子独自回国，而后又娶了下一任妻子。

郭沫若的行为受到了鲁迅的强烈谴责，不甘下风的郭沫若直接回应鲁迅是衣冠禽兽。后来，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用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回敬郭沫若：远看像条狗，近看郭沫若！这一回应直气得郭沫若颜面扫地。

1926年梁实秋在北京晨报副隽上发表了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而后重新刊载于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号。这篇文章引来了鲁迅的批判。鲁迅作为卢梭的迷弟，看到自己崇拜的对象被怼颇为不满，故而写下一篇名为卢梭与胃口的杂文怼了回去。

鲁迅在他的集外集序言里明说：我不喜欢徐志摩的诗，他还到处投稿，语丝出版他就马上来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在私底下，鲁迅也还是保持着他一贯的作风，丝毫不给徐志摩留颜面。鲁迅认为徐志摩写的东西多是无病呻吟的产物。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大文豪，他的文章里充满着忧国忧民之心，满怀着爱国之情。在小的时候，就听说过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那个时期，仅仅治好人们身体上的问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唤醒人们那颗封闭的心。鲁迅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拿起笔杆，用强烈的笔触，唤醒人们已经沉寂的内心。期望着能唤醒人们的拳拳爱国之心。鲁迅曾经在他的文章中批判过很多人，他批判的大部分都是和他同一时期的人。其中被他批判最多的人就是郭沫若了。

郭沫若是被鲁迅批判的最多的人，在上个世纪，鲁迅和郭沫若的“斗争”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因为郭沫若经常抛妻弃子，所以被鲁迅强烈谴责，说他是流氓才子，而郭沫若直接回应鲁迅是“衣冠禽兽”。后来，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回敬”郭沫若：“远看像条狗，近看郭沫若！”这让郭沫若感到无地自容。于是郭沫若和鲁迅就开始了互相“斗嘴”的过程。 

鲁迅和梁实秋的斗争是因为什么呢？在1926年梁实秋在北京《晨报副隽》上发表了“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这篇文章引来了鲁迅的批判。由于鲁迅颇为喜爱卢梭的思想，所以写下《卢梭与胃口》这篇文章，以此来和梁实秋争论。鲁迅和梁实秋的争论长达八年，内容涉及很多方面。

鲁迅和胡适主要是因为思想有冲突，所以有争论。“五四”运动后期，胡适与鲁迅日渐分道扬镳，走进了不同营垒。胡适的很多思想鲁迅都不赞同，也正是因为如此，鲁迅和胡适的关系比较的紧张。鲁迅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所以对于事情的容忍度比较低。 

其实，最初不关鲁迅的事。

1930年，梁实秋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梁实秋祖父是官居四品的官员，父亲是首都警界人士，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官二代了。梁实秋本人也很聪明，13岁就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即今清华大学之前身）。在校期间，他与好友闻一多合作发表了《冬夜草儿评论》一书，得到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来信称赞。21岁时，梁实秋留学美国，后进入哈弗大学读研究生，师从美国著名人文学者白璧德，获得哈佛大学英文系哲学博士学位。梁实秋受到白璧德的影响很深，在著书撰文上也有意无意带着精英主义的烙印。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梁实秋就不无傲慢地写道，“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没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能侥幸得到资产，但是他的资产终于是要消散的，真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暂时忍受贫苦，但是不会长久埋没的，终久必定可以赢得相当资产。”“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梁实秋的文章受到了左翼文学理论家冯乃超的批评。冯乃超是广东南海县人，中国现代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冯乃超对梁实秋从骨子里弥漫出来的“贵族”气息很反感，当即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

这是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甚至把梁实秋称为“资本家的走狗”，“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看到这篇文章后，梁实秋撰文《“资本家的走狗”》以示回复。文中梁实秋不无委屈地辩解，“《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

梁实秋当然不仅仅是做辩解。只不过，他的反击更隐蔽，显示出绵里藏针的功夫，“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除此之外，梁实秋在后来发表的《答鲁迅先生》中继续影射鲁迅“通共”、“通俄”，“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这两段话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我先交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吧。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员。在那之后，“通共”、“通俄”就成了非常严重的刑事罪，直可判处死刑。梁实秋影射左翼作家“领卢布”，无异于借刀杀人。借谁的刀？当然是国民政府了。

鲁迅在看了梁实秋的文章后，决定亲自出手反击梁实秋，“来写它一点”。于是，被收入中学教材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华丽登场。针对梁实秋的辩解，鲁迅继续猛烈攻击，“大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针对梁实秋“领卢布”一说，鲁迅毫不客气地进行了反驳，“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