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与苏轼究竟有什么恩怨

章惇与苏轼究竟有什么恩怨,第1张

1094年,亲政后的宋哲宗,因为章惇是坚定的改革派,便启用为宰相,重启改革。

章惇,因为自己曾经遭到反对派的排挤和打击,他上台后,便利用推行新法任免官员时,大肆对曾经反对过他的官员进行报复。他把已去世的宰相司马光的牌坊拆了,甚至动员皇帝对司马光开棺鞭尸。

同时,因为苏东坡以前反对过变法,章惇便毫不手软地将苏东坡贬至惠州,后又将苏东坡贬至海南,这时,苏东坡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章惇因为政治,真把人给做绝了。

扩展资料:

1、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1-3]  。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

2、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3、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4、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参考资料:

:苏轼

第1集

  殿试上,苏冠男,陈季常,谢端卿三才子平分秋色共夺状元一位。比到最后,皇上出题,苏冠男机智的说出了答案。正当皇上要册封其为状元时,秦少游突然出现,愤怒地有理由指出苏冠男就是自己的前妻——苏小妹。在混乱之后,小妹被捕判斩首。事情回到两年前,小妹还在峨眉习武。和师父打赌赢后得以下山寻找自己心中的爱情。可是正在关键时候一个无聊的男人-曹智仁出现。要向苏小妹提亲。不久师太含泪放小妹下山。清河镇,一个能说会道的卖货郎无意中和正追小妹的曹智仁。第2集

  皇上与皇后微服出宫,到小摊吃东西,十分恩爱。被一个骗子看见,那一块破玉向皇上骗钱,少游及时出现,假装与皇上熟悉,从而砍价。皇上感谢少游,让他许愿。少游说想见皇上,当皇上说他就是皇上时,却不信眼前人是皇上,皇上最后找人绑了少游,问他为什么他不信。少游与皇上结为朋友。  少游告知皇上有人要见他。皇上让少游顶替他,果然小妹出现,挟持皇上问问题,结果皇上皇后和少游小妹成好朋友。第3集

  一年一度的文采大赛就要开始,苏轼与太尉大人各拿出一半俸禄来当赌注才谁赢。逢遇到曹智仁,决定代替在野才子出赛。小妹帮曹智仁寻找才子初赛,恰好少游前来参加报名,真好成功。小妹少游吃饭,少游问小妹为什么不回家,小妹说因为听到爹说小妹不会有才而决定给爹证明看,女子也有才。曹智仁好意请小妹吃饭,里面藏了珠宝,假意求亲,小妹生气,离去。跑出与少游吃饭,后又逛街,但竟然不用花钱。后来知道是曹智仁,怒气找曹智仁。皇上因为不能去看比赛而在宫中出气,皇后出招微服出巡。苏轼几人赛前饮酒,小妹等人誓师成功。第4集

  比赛开始,第一回合:诗词接龙并且当念完一首诗时要喝完一碗酒。结果输在曹智仁上。第二回合:猜灯谜。猜的是物件,但猜到后要回到营地找到物品。结果小妹在五局三胜制中输了最后一局。第三回合时,皇上驾到,决定亲自出题。因洛阳灾害,所以要捐款,谁筹的多谁胜。两队各出奇招,结果在野才子胜。皇帝决定几天后在比赛。小妹回家与亲人相聚,可是与苏轼天天吵架。曹智仁等人怕输出招抓苏轼,结果失败,苏轼被俪人阁的花魁彩蝶所救。第5集

  苏轼被劫持的过程中幸得彩蝶所救,彩蝶却因此受伤。苏轼事后想对其表示感谢,彩蝶却不知所踪。小妹见苏轼受伤,为表公平,找皇帝商量将赛期押后,否则胜之不武,要苏轼输得心服口服。皇帝不解小妹为何与哥哥对着干,小妹表示要告诉天下男子,除了才子,还有才女。少游提出曹智仁等人意欲离去,可能与苏轼被绑有关。卢太尉查出确是曹智仁所干,要严加查办,苏轼却为其求情。皇帝声称比赛照常举行。最后一回合由皇帝亲自出题,最终由于苏轼犯规,由小妹和少游组合胜出比赛。皇帝就曹智仁绑架苏轼一案做出定夺,赦令曹智仁捐款五万两及打扫京城三日,以示惩罚。苏轼希望找出当日救自己的女子,以示救命之恩,却苦于无从下手,陈季常主动提出帮忙打听。陈季常下厨做起“求情小菜”希望获得老婆的恩准,让他出外打听,被柳月娥识破,要他在朋友和睡书房六个月中做出选择,陈季常无奈只能放弃帮助朋友。苏轼不满小妹占据其书房,与之大吵大闹。苏小妹奇怪王弗为何可以忍受苏轼的大男子主义,王弗透露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谦让。 第6集

  苏洵找苏轼谈心,说兄弟姐妹间要互敬互爱,尤其对小妹要更加照顾,不要事事针对,毕竟自己当年把年幼的小妹送去峨嵋,深感愧疚,想要做出补偿。苏轼只得同小妹共享书房,故意发出声音滋扰小妹,小妹忍无可任,离开书房,苏轼奸计得逞。苏洵主动将书桌搬入小妹房中,希望小妹体谅。小妹按照自己意思重新布置家具,苏轼不能接受,大兴问罪。  陈季常坦言小妹天资聪颖,与苏轼不分伯仲,苏轼嗤之以鼻。少游晚上去俪人阁倒夜香,竟然获得众妓女欢迎,纷纷拜他为师。彩蝶为少游介绍生意,为恩客开张写对联,少游感激。少游发现彩蝶额头受伤,表示关心。彩蝶自怜身世,原来她是卖艺不卖身。  皇帝赐予苏家“一门四杰”牌匾,小妹开心不已,苏轼心里却不是滋味,出言讥讽。小妹向苏轼挑战,出了三道古怪问题,难倒了苏轼。苏轼向谢瑞卿和陈季常讨教,两题皆获,谢瑞卿指出苏轼过于执着,最后一题自己去解决。苏轼百思不得其解,却邂逅了彩蝶,并在她那得到了答案。两人重逢,分外喜悦。苏轼骄傲地公布答案,小妹却一语道破并非苏轼本人想出来,有负问文豪之名。少游向小妹追讨报酬,小妹借口自己身上没钱,少游约她明日在桥头收取工资。

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抱负,就互相排挤。具体事件如下:

曹参上任丞相后,顺应民心,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员对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一个也不加以变动,原有官员依然各司其职。曹参对他们按职权范围该处理的事情,从不加以干预。因此在朝廷丞相变动的关键时刻,没有引起任何波动,朝中君臣和原来一样的相安无事,朝政也和原来似地井然有序。 

时光似流水,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曹参既没有设计出“胡服骑射”的变法蓝图,也没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新思路,这使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的汉惠帝迷惑不解,惠帝心想,就连一般的官员就职后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制度创新,比如什么招商引资末尾淘汰制啦、GDP指标一票否决制啦。

再比如对有损大汉繁荣形象的在京乞丐施行许可证管理,对从事娱乐行业的人员进行职业道德鉴定评级,对在马路上抢包的行为实行严打等等,而曹参身为丞相,只考虑工作的连续性,对于大到京城规划、皇宫建设,小到居民拆迁、街道改造,不仅没有推倒重来的魄力和水平,连一点小小的改变也没有,惠帝有点沉不住气了。 

于是这一天,曹参被找来谈话,惠帝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想了一下回答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 

读到这里,野史公便暗自揣测,以为郁闷已久的惠帝大概会这样发泄其满腹牢骚曰: 

先帝的功绩在于早年打天下之时,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第一个就是擅自向爱好和平的匈奴开战,导致匈奴关闭了与我们进行自由贸易的大门,失去了对匈奴开放和进行技术交流的有利时机,使得我们现在还常常受到匈奴人的骚扰,坐不上世界老大的位子。 

第二条,先帝在治国和经济建设方面是外行,你看人家匈奴逐水草而居,人民享有迁徙自由,他们放牧牛羊,不仅天天吃肉,还穿真皮大衣,先帝却组织人民耕田织布,致使我国民众多以五谷为主食,就连朕也没有几套真皮衣服,只好穿些绫罗绸缎,先帝不肯学习匈奴游牧的先进生产经验,坚持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

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与匈奴的差距,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发展机会,现在匈奴不顾我们曾在3000多年前已经养殖牛羊的事实,把我国排斥在他们搞的“世界游牧组织”之外,使我们不能充分学习先进的游牧生产方式,很难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三条是先帝不懂得依法治国,他废除了那么多秦朝制定的法律,代之以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约法三章”,其实秦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苛刑峻法,恰恰相反,正是秦朝制定的法律还不够多,还不够完善,假如当初赵高丞相再多制定一部《反戍卒聚会法》和一部《野生竹子保护条例》的话,那么陈生与吴厂岂敢闹事。

就算他们敢闹事,也不敢去砍伐受法律保护的竹子,不砍竹子就没有武器,想闹事也不会成功,秦朝岂会灭亡?先帝如此缺乏法律观念,虽然打了天下,也不过是钻了民众法制意识淡薄的空子。依我的意见,先帝的功过也就是四六开吧。 

想到这里,野史公收回翩然思绪,继续往下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惠帝竟然是这样说的:“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接下去,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曹参接过惠帝的话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

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和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是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法运动被消弭于几句简单的问答之中,汉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兴旺、人民生活日渐提高。曹参逝世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传为历史佳话。 

随后经过与“萧规曹随”一脉相承的“文景之治”,就到了汉武大帝当政,凭借雄厚的国力与民心,南抚百粤北击匈奴,扬我中华之天威,成就了千古伟业,从此边夷之地在我华夏文明照耀下脱离蒙昧走向繁荣,匈奴人被击退后向西攻入欧洲,为西方文明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人类文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苏轼 北宋神宗在位十八年(1068一1085年),年轻的神宗皇帝有感于国家的积贫积弱,锐意改革,大胆起用了曾上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王安石,王安石先后担任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副宰相和宰相,手中有了大权,大力推行新法,意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新法的推行引起了很大争议,朝中大臣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激烈。神宗皇帝真是做到了「 ”用心不疑,疑人不用”,但凡是王安石不用的人统统贬斥或挂起来,连司马光、文彦博、富弼、范纯仁这些做过宰相的大员都纷纷避居洛阳。苏轼原来在家守孝三年,回到京城,发现天下变了,到处都是附和王安石的人;而认为新法过于激进、引起百姓更加赤贫的苏轼,显然不合时宜了。 不用说,连要求外放的苏轼日子也不好过,他写诗文反映百姓疾苦,被认为是攻击皇上的新政。王安石手下的黑干将自然不会放过他,找他的毛病,连贬几级,「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就是苏轼的遭遇。 肯定有很多人会疑惑,苏轼后半生的坎坷遭遇,究竟是王安石与苏轼的个人恩怨呢,还是仅仅因为政见不同?苏轼与王安石的个人关系到底怎样? 我觉得,二人之间完全是政见不和,而不是因为个人的恩怨。 苏轼身陷乌台诗案 先说苏轼这边。 以苏轼的个性,他是个光明磊落、风光霁月之人,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他说自己说自己「 ”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走到哪里都有朋友。他所做的一切都处于公心,他曾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给皇帝写了一封万言书,对新政的推广提出异议,石沉大海后,又连上了两份万言书。申请外放后,苏轼又不断撰写诗文,讽刺新政。 比如,苏轼写过一首题为《山村》的诗,其中有「 ”岂是闻诏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的诗句,讽刺王安石的「 ”均输法”里食盐买卖由国家专卖后,村民连盐也吃不上了。给苏轼带来牢狱之灾的诗句是「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这本来是吟咏柏树的诗句,却被他们挖空心思说是对皇帝的大不敬,罪名是攻击皇帝,说皇帝是九泉下的「 ”蜇龙”。王安石的干将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寻章摘句,把苏轼打入死牢,后发配黄州。 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他把人人都当好人,而他的妻子则警告他要提防那些过于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对他讲「 ”速成的友情靠不住”。 其实,了解苏轼的人都知道,他在政治上是以「 ”持平”态度出现的。他曾经在新党王安石下台后,旧党司马光上台,把新政统统推翻时,他却认为新政中可取之处应予以保留,不必一棍子打死。他的这个言论又引发旧党的极大不满,所以旧党上台也不重用他。 这种两头不落好的情况说明,苏轼并不是为讨好什么人,并不是非站在哪一派上,而是有独立思考,谁对国家有利就听谁的。 王安石 再说王安石这边。 王安石确实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生活中邋里邋遢的人,如他不爱洗澡,不讲究吃穿等。他总要把一套衣服穿破了才知道换,别人就在他去澡堂子时,给他把旧衣裳换掉,而他却浑然不知;吃饭时,他只吃摆在面前那盘菜,而对其他菜看都不看。一次,别人告诉他夫人,他家先生最喜欢吃鹿肉,因为摆在他面前的那盘鹿肉丝都被他吃完了。他夫人说,下次你换盘菜看看,果然他还是只吃面前的那盘菜。 很少有材料说到是王安石与苏轼过不去。据《宋史》与《宋元学案》记载,王安石有几次确实想治治苏轼,但都较轻,看不出是泄私愤来。王安石任用的官员,不少擅长结党营私、专拍马屁,因为有独立见解的人队新政有保留意见。所以乌台之狱,就是吕惠卿、舒亶这些小人搞的,这些人与锐意改革的王安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这些整治苏轼的人物当中,又一个叫章惇,曾经是苏轼要好的朋友。这个章惇,曾跟苏东坡一起去游山,他竟敢跨越危险的独木桥到山涧对面题写「 ”到此一游”的字句。苏东坡曾经拍着他的肩膀说:「 ”终有一天你会去杀人的。”章惇问为什么,苏东坡回答说:「 ”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肯定敢取别人的性命。”苏东坡的话应验了。这个章惇,整起老朋友来,丝毫不手软。 王安石骑驴 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这样评价他:「 ”介甫(王安石的字)文章节义过人处基多”,《宋史·王安石传》说:「 ”安石与(司马)光素厚。”但在变法上,司马光却不顾及平素的交往,他是王安石新政最激烈的反对派。 苏轼与王安石在政见激烈冲突的同时,仍保持着私人交往。苏轼被贬在黄州做了四年零二个月的团练副使,之后往汝州,途经金陵,与退职在家的王安石相会,共览江山之胜。朱弁《曲侑旧闻》记载了这件事:「 ”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宋史》也有类似的记载,苏、王一见,谈笑风生,乐而忘返,以致东坡之后有「 ”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叹。 这次相会,使他们有所沟通,即使不是把前尘云烟一笔勾销,也没有怨恨之情。王安石谢世后,苏轼替哲宗皇帝撰写了一道《王安石太傅》的「 ”制词”,「 ”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苏轼又写过《昌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的「 ”制词”,其中除两句以外,「 ”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据这点看,两人的政治对立似乎并未消除。 在文学上,据野史小说记载,苏东坡很有些轻视王安石的地方。王安石《咏菊》诗有「 ”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苏轼说「 ”老夫糊涂”,春花凋谢,菊花怎么会零落呢,便续了两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在《字说》中这样解释:「 ”坡者,土之皮也”,苏轼则以「 ”滑者,水之骨也”来反唇相讥。 但更多的佚闻,更反映二人的惺惺相惜。如在金陵,苏王二人「 ”尽论古昔文字”,王安石叹道:「 ”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东坡说:「 ”王氏之文未必不佳。”王安石读苏东坡的「 ”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抚几而叹:「 ”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苏轼读王安石的《金陵怀古》词也极口称扬:「 ”此老乃野精也。” 苏轼的诗文不用说了,那是千古绝唱;而王安石的「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也成为历代百姓耳熟能详的名句。 所以,我觉得,苏轼和王安石都是绝顶聪明的人物,在历史上都留下了不容抹杀的一笔。但知人才能论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则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尽可能持平,而不被个人的好恶所左右,这样才能真实地看到一个立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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