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有什么成就？

梁漱溟先生原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18日出生于北京。中学毕业之后，他突发奇想，决定不再升学，志在归心佛法，一心要出家当和尚。于是他潜心研究佛学，24岁那年，写出一部《究元决疑论》的著作，这是一部鼓吹人生唯一的出路在皈依佛法的出世主义哲学。他拿着自己的这部哲学论文，大胆去拜访请教当时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看过梁漱溟的哲学论著后，即与也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梁漱溟到本校哲学系做讲师，专门讲授印度哲学。只有中学学历，既没上过大学，又没出洋留学的梁漱溟就这样走上了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台。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一年之后，他把自己撰写的讲义整理成《印度哲学概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梁漱溟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讲授印度哲学的同时，梁漱溟又开授了儒家哲学、孔子绎旨等课程，把注意力集中于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研究。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到济南讲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40天。他根据这40天的讲课内容，整理成一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论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哲学论著，是我国最早用比较学的方法研究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论著。梁漱溟在这部论著中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得出了“世界人类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个令人振聋发聩的结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再版了十几次，影响很大，连当时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梁启超也亲自登门来向梁漱溟请教佛学和儒学的问题。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听了梁漱溟讲解儒学与佛学之后，也十分钦佩梁漱溟的学识。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7年的讲师生涯奠定了梁漱溟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然而梁漱溟认为，讲学、做学问要与社会运动合而为一，不是单纯课堂上讲哲学，书斋里做研究，而是有言又有行，与社会改造融为一体，打成一片。但是，他这种认识在当时中国的任何一所高校都是无法实施的，为了实践自己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梁漱溟于1924年暑期，毅然辞去了他在北大哲学系当了7年之久的讲师之职。同年秋，梁漱溟到山东省曹州主办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第二年春天，因为要急于整理编印父亲的遗著《桂林梁先生遗书》，他将这所学校交给别人接办，自己回到了北京。

梁漱溟在山东曹州办高中部的时间虽然短，但影响很大，他一走，便有十多位高中生跑到北京来追随他。梁漱溟与这些学生在什刹海租房共住共读，互相敬勉，讲求策励。这种新形式的教育持续了一年多。接着梁漱溟到了广东，在李济深的支持下开办了乡治讲习所，分10个题目讲述，听者千余人，但只办了一期，梁漱溟便到各地去考察参观乡村教育。他先后考察了陶行知在南京城外办的晓庄师范，又到江苏昆山县考察黄炎培主持的中华置业教育社的乡村教育，再到河北定县考察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会在华北的试验区。1929年秋，梁漱溟到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主任，他亲自制定《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及组织大纲、学则课程等规章制度。第二年1月开学，他担任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河南村治学院只办了一年，梁漱溟又马不停蹄地到山东邹平县去办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去了。这一办就是7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不得不停下来。

山东省建设研究院设在邹平县，开始时只有一个研究部，一个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一个邹平实验县，一个农场，梁漱溟亲任研究院院长和研究部主讲。研究部招收大学、专科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学员，学生学习乡建理论后，再进修各种专题的研究工作。训练部招收中学程度的学生，培养乡村服务人员，担任乡村实际工作。训练部的课程比较繁多，如乡建理论、精神陶炼、乡村自治、乡村礼俗、乡村教育、农村经济、农村自卫、农业常识、土壤肥料、畜种改良、水利建设、农家副业、现行法令，等等。经过两年的努力，研究院进一步扩大，增加了菏泽县为实验区，研究院的组织机构、干部、教员、学员也增加了。1935年又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总共14个县为实验区，经过研究院各部及所属乡村师范、乡村人员服务训练处各部门培养、训练的学生累计共3000多人。各实验区还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全体乡民，课程包括识字扫盲、历史地理、音乐歌唱、精神讲话、农业科技等，内容包括指导农、林、牧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改进技术，保健防疫，乃至节制生育，禁赌禁毒，等等。经过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效果明显，试验区乡村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情风习等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气象。正当梁漱溟在山东醉心于实验他的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理念之时，日寇大举入侵山东，全省大部沦陷，研究院再也办不下去了，梁漱溟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山东。

在北大7年，梁漱溟成为了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在山东7年，梁漱溟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中国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梁漱溟出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他不顾个人安危，到敌后游击区巡视，到香港办报，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他作为民盟的代表人物，为争取国内和平，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结束，梁漱溟的命运已众所周知。但在逆境中，他仍坚持学术研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于1975年7月完成了自己晚年的最后一部巨著——《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写这部著作的着眼点在于补正他1921年28岁时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错误与不足，阐述人类心理活动之规律。但书写出来之后，却找不到出版单位，直到1984年他91岁高龄时，才不得不“倾平日全部节余”自费出版，只印了2500册。不料，《人心与人生》出版后，供不应求。1985年9月，三联书店公开出版并发行国外，掀起了一股“梁漱溟热”，引起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学者的关注。

梁漱溟晚年对他一生的学术思想作了精辟的回顾。他从人生态度这个角度研究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各自的特点，提出“人对自然”、“人对人”和“人对自己的生命”三个概念。

他认为“人对自然”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近代西方文化之所长，一方面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它的主要特色是物质文明的崛起和注重对大自然的认识、征服和利用，而另一方面，就是重视个人自由和彼此平等的观念。

但是，近代西方文化所推重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就全人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言，它又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的。

中国的“四大发明”就启发了欧洲人，使得他们后来超过了中国。由此而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它的“人对人”的特色，表现在以伦理为本位，重心在父慈子孝、社会和谐上。

所谓社会和谐，是指一个人的道德规范或行为准则，首先要考虑到他的家庭及社会之上下左右，并为之尽心尽责，而不是把个人权利放在主宰一切的地位。这一特色，显然同近代西方文化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处处以个人为出发点迥异；同时它亦不同于出现在世界新文化潮流中之以集体主义为本位者。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人对人”这一点上是早熟的，而早熟就是不成熟，不成熟就会阻碍文化的发展，所以近现代中国的物质文明便落后了。

说到“人对自己的生命”，梁漱溟认为这是印度文化的特色，其依据是作为印度文化之主体的佛教文化对人的生命持否定的态度，所谓出世、做和尚、不问世事，便是集中表现。如果将这一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相比较，则恰恰相反，儒家是极力主张入世，重视家庭、伦理、社会和谐，并主张把家庭伦理扩展到全社会，使人人亲切和美，相亲相爱，从此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佛家看到人生是苦，苦海无边；儒家看到人生是乐，其乐无穷。但是，如果与西方文化相比较，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共同的特点是：早熟。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之迅速，梁漱溟认为，我们首先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之特征，认识到它不但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而且直至今日仍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然后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作一认真而科学的比较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吸收、融取近世以来世界上崛起的新文化，来创造我们自己的新文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梁漱溟认为，“这个主张是很英明，很合中国文化传统的”。

哲人逝去，思想长存！大师梁漱溟的思想，必将伴随绵延不尽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无反省则无领略

现在秋意渐深。四时皆能激发人：春使人活泼而高兴；夏使人盛大；秋冬各有意思。我觉得秋天的意思最深，让人起许多感想，在心里动，而意味甚含蓄。不似其余节气或过于发露，或过于严刻。

我觉得在秋天很易使人反省，使人动人生感慨。人在世上生活，如无人生的反省，则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浅，太无味了。无反省则无领略。

秋天恰是一年发舒的气往回收，最能启人反省人生，而富感动的时候。但念头要转，感情要平。心平下来，平就对了。越落得对，其意味越深长；意味越深长越是对。我在秋天夜里醒时，心里感慨最多。每当微风吹动，身感薄凉的时候，感想之多，有如泉涌。可是，最后归结，还是在人生的勉励上，仿佛是感触一番，还是收拾收拾往前走。

我素短于文学，但很知道文学就是对人生要有最大的领略与认识；他是与哲学相辅而行的。人人都应当受一点文学教育。这即是说人人都应当领略人生。心粗的人也当让他反省反省人生。也当让他有许多感想起来。当他在种种不同形式中生活时，如：四时、家庭、做客、作学生、当军人、一聚一散等等，都应使他反省其生活，领略其生活。这种感想的启发都是帮助人生向上的。

忏悔与自新

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我们都是活人，不做乡村工作也得生活；但是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顺顺当当，就不容易。假如此人是资质很平庸的，他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或许少；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还好办。若是资质很聪颖的人，他自己有点才气，其问题就越复杂，越难办！

虽然他才气有，聪明有，但怕他私欲也比旁人盛，比旁人多。大概有聪明的人，好出风头，爱面子，对声色货利等等，格外比旁人贪，格外比旁人求；这是他斩不断的病。本来他要强的心也比旁人明白，可是他为坏的心也比旁人高；如果内心不澄清，认不清楚自己，这时他心里一定有许多问题。教他去作乡村工作，也一定有很多问题；因为他不能对付自己，则终日惝恍，精神上得不到安慰；自己先不安，还有何法去做乡村工作呢！

我自己过去的经过，大家于我“自述”中可以见到一个大概；不过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说。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内心的矛盾冲突地厉害。就是自己要强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讨厌自己；此缘故是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所以“悔恨”的意思就重，使自己给自己打架；自己打架，打到糊涂得真是受不了的时候，他就要自戕。

如何才能够使内心的矛盾冲突平下呢？在这个地方，本来宗教很有力量，他能够帮助着人“忏悔”，帮助着人“自新”。也只有“忏悔”“自新”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我说，却不是得到宗教的帮助，所以也不能以宗教指点人。不过“忏悔”“自新”，是大家要刻刻在念的。如果谁能够对自己的责备越严，其“忏悔”也越深，这种人大概都是好人。不过在他心里有极烦闷复杂的问题而不得解决，这时候最要紧的是：帮助着他“忏悔”、“自新”。

我的“忏悔”“自新”，不是从宗教来，可以说完全是从对人类生命有了解，对人类生命有同情这个地方来的，所以也每每从这个地方去***“忏悔”“自新”。所谓对人类生命有了解是什么？就是了解人类生命当真是可悲悯的。因为人类生命是沿着动物的生命下来的；沿着动物的生命而来，则很近于一个动的机器，不用人摇而能自动的一个机器。机器是很可悲悯的，他完全不由自主。我之所谓可悲悯，就是不由他自主。很容易看见的是：我们活动久了就要疲劳睡觉，不吃饭就饿，很显著的像机器一样。其他好恶爱憎种种情欲，多半是不由自己。看这个贪，看那个爱，怠忽懒惰，自甘堕落，不知不觉的他就那样。照我所了解的，人能够管得住他自己的很少。假如好生气，管住不生气好难！他不知怎的念头就起了。更如好名、出风头等，有时自己也知道，好歹都明白，可是他管不了自己。

因为我对人类生命有了解，觉得实在可悲悯，可同情，所以对人的过错，口里虽然责备，而心里责备的意思很少。他所犯的毛病，我也容易有。平心说，我只是个幸而免。这样对人类有了解，有同情，所以要帮助人“忏悔”“自新”，除此更有何法！人原来如此啊！你自己原谅你自己罢！大家也都各自原谅自己罢！“过去的不说了，我们再努力开拓生命罢！”只有这么一句话。

在中国古人袁了凡有两句话说得很好：“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个话实在说得好！如果内心有矛盾冲突的人，我们可以告诉他：“你忏悔自新罢！”“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啊！可是当真去“忏悔自新”，又必须看透自己过去所犯的毛病是机械、可怜、糟糕！这时他才能真对自己生一个悲悯心，把“悔恨”转为悲悯，自己可怜自己。到了悲悯的心境，自己就高超了一层；自己不打架，不矛盾冲突，这时就无物挡住自己，于是真能够“忏悔”“自新”，开拓新生命了。

在新生命开辟出来的时候，他与从前不同的是在什么地方呢？即是从前这个也贪，那个也爱，小的舒服，小的便宜，以及物质享受。这样的私欲私意多，心动的地方太多，没有走上一条大道，因此心才这儿跑，那儿跑，鬼鬼祟祟的乱窜乱穿。

在“自新”的时候，就是回头一看，看清了许多都是机械、可怜、糟糕、要不得！把好恶的心，真的好恶的心透露出来，觉察出从前的杂杂碎碎，都是臭的，所谓“如恶恶臭”。由恶才能知其臭，才能看不上，才能够舍弃。如果真的对于这个东西恶，知道往好处去用力，生机就能够透露出来，仿佛鼻子闻出臭香来一样。闻出臭香来，就是鼻子的聪明。这样知道臭香，他才能“自新”。孟子指点这恶绝的意思，“毋为其所不为，毋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这话说的实在到家。人原来是分得出来是非——因人都有不偷东西的心思，不要作的就不作，这就是“义”；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思，在此扩充，就是“仁”。都是指点在亲切的地方去“自觉”。好恶让他明显，让他有力量。

各位同学赶快反省罢！自己从前所犯的种种毛病赶快检点一下罢！不要说我没有较重大被人知道的事情，就是自己夸张、好出风头的心，都是要不得。这种心不死不行！此心不死，不能作乡村工作，即使旁的毛病没有。可是懒散不振也不行！这种懒散不振，就是机械性、不由自主的下贱性，是从内心的矛盾冲突来。自己虽然也有要强心，但是自己和自己一打起架来，就憧憧无凭，把不住舵，很容易懒散；懒散是不行的！我们作乡村工作，必须把大毛病小毛病都要杜塞，发挥真正的生命力量，很顺的发挥生命的力量，对自己有办法，自己先不成问题，这样下去做乡村工作才有办法。

然而如何杜绝毛病的流露呢？只有“忏悔”，只有“自新”，在“忏悔”中是一面深深的痛责，一面也要同情人类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要怪他。能在这里用力，气才壮，志才坚；所有过去的毛病，不拖他，不带他，务期崭然一新，如用过的纸张一样，毅然把他烧掉，另立日记本，重新开头；非如此不可。

我所说的话大概是这样。须大家在清净无人时，自己反省，鉴察过去；把从前不对的地方，深自“忏悔”掉泪，抛开过去。不“忏悔”，不抛开，不打主意，是不行的！越是自己要强的，越应要求解决这个问题。自己的问题，自己知道的最亲切；也就是说自己的问题，必须自己知道去解决，才能够下去做工作。

◎本文摘自梁漱溟《我的人生哲学》，转载请注明。

据说是 郭沫若

淡抹浓装勇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

曾吹对召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

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据云此诗是讥讽郭沫若的，其中“对召趋前席”句指郭氏于抗战发生自日本归国，曾去南京见蒋介石，郭氏有文《在轰炸中来去》记之。

1920 年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课外讲演中首次畅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题，并在《北京大学日刊》连载讲演记录。1921年 10 月，梁漱溟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不想竟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造成了轰动。“这本书头 4 年中一连印刷了 8 次，同时也把梁漱溟抬到了全国瞩目的位置上。”“一部学术著作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读者，这还是史无前例的。”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化哲学是他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主要体现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书中讨论了三个问题：文化的起源与类型；三种文化类型的比较；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预测。 意欲、直觉和理智是贯穿其间的三个哲学范畴。

“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这是梁漱溟讨论东西文化问题时首先提出来的问题，他认为要确定某家文化是如何，就是要知道它那异于别家的地方。即通过比较而达到此目的，与其他思想家不同梁漱溟不是进入文化史的领域寻找东西文化的差异，而是先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哲学，提出文化的三路向的主张。

他从“人生的意欲”出发，将中、西、印三方文化概括为人类生活样式的三种不同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由此解释何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印度的出世、禁欲观念发达，而中国人的“往世”观念发达。在他看来，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改变为中国态度”，因为“往世思想之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随后，梁漱溟从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及知识构成方法上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为了进一步说明中西文化之不同，他还引进了现量（感觉）、比量（认识论中的“理智”）、非量（佛学中的名词，用以解释“直觉的”）等来概括中、西、印度文化在解决问题、构成知识方法上之不同。

依照他对三种文化的考察，他提出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之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中国文化在第一路未走完之下，走上了第二条路。而印度文化是在第一、第二路未走完之下，径直拐到上了第三条路。相比于西方文化，他们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所以“世界文化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

可以看出“梁漱溟对于世界文化的预测”有一主要思想贯穿其中那就是物质的需要是基础 ，道德精神是人的本质，终极关怀是人永恒的追求。由于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自己的物质基础，所以要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以弥补其“早熟”，在此基础上他确立了自己的文化理想。

同样是面对东西方文化冲突，胡适则认为“‘此刻’的问题，只有研究双方文化的具体特点问题，和用历史的精神与方法寻求双方文化接触的时代如何让选择去取的问题，而不是东方化能否翻身为世界文化的问题。”胡适认为梁漱溟先生根本缺陷“只是有意要寻一个简单公式，而不知简单公式绝不能笼罩一大系的文化，结果只有分析别的形式，而实在都是一堆拢统的话。”实际上，胡适是以他的历史进化的眼光来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主张。

胡适主要从两个方面指出梁先生论证方面的“拢统”问题。第一个是文化定位上的拢统，梁漱溟认为:“东方化是要连根拔去，还是可以翻身呢？ ……东方化可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胡适认为梁漱溟的论断过于主观臆想，一种文化究竟能否成为世界文化并不是主观能断定的，而是要有深厚的客观依据的，还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所以说“这种逻辑是很可惊异的”。其次在文化分类上，在胡适看来，梁漱溟“又得一个关于三系文化的奇妙结论”，甚而认为已是拢统至极。“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极复杂，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便是拢统之至。”

关于中国文化是否必须要“翻身成为世界文化才能存在”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的争论，实际是源自两者对世界文化认知的不同。在梁漱溟的观念中，似乎是一个共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就等于自认废绝。他将世界文化分为三种，貌似是文化的多元，实际上在他的认知中每个阶段都只能有一种文化作为主导，各种文化出现“轮流坐庄”的情况。这样世界不仅是共时的，世界文化也出现阶段性的一元倾向。而胡适则认为，“东西文化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笼统地下判断。要知道“世界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文化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世界上的文化“不能没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个性的区别”。也就是说胡适认为的世界即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

其次，对于东西文化是性质上的差异还是发展程度上的不同，两者也有着分歧。从梁漱溟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预测，即“世界文化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可以看出，在他的观念中东西方文化是性质上的差异，所以必须取而代之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胡适虽未直接表明他的态度，但从“我们拿历史眼光去观察文化，只看见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时候有先后的不同”可以看出，胡适的观点更倾向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在发展程度上的不同。

胡适把“程度的差异”落实在“历史”之上，以之为论述的核心。他的种种辨析都建立在“历史”基础之上，以从“各种文化的过去种种经过”，“看出各种文化的原形”。他提出，“凡是有久长历史的民族，在那久长的历史上，往往因时代的变迁、环境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解决样式”。中国、印度、欧洲三大系民族的政治史就是如此，“所不同者，只是某种制度（例如多头政治）在甲民族的采用在古代，而在乙民族则上古与近代都曾采用”。他更指出，在“思想史上，这三大系的民族都曾有他们的光明时代与黑暗时代”。胡适正是在历史之中，寻找中国文化存在的基础，并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虽各有偏颇之处，然而并非意气浮乏之争，其中亦有诸多真知灼见。从表面上看，胡、梁之间的东西文化之争是围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展开的，其实质却折射出当时中国的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立场。梁漱溟和胡适面对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时，虽然对怎样向西方学习以及学到什么程度，观点未必一致，但都意识到在面向西方的同时需要维护中国自身的主体性。

梁漱溟：人生有三大根本问题，你解决了哪个问题

二、人生三大问题说

　在梁漱溟那里，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是放在其文化理论的框架中展开的。按照他的看法，不同的文化主要解决不同的人生问题。所谓“问题”，是指生活中人类所遇到的障碍或困难之类。解决了某种困难障碍，就会获得某种自由程度，不断地争取前进，问题将有深浅、先后的次第，一问题的解决，常即转入进一层的问题。质言之，梁漱溟从其文化演进观点出发，认为文化学术是人类生活中所倚以解决问题的，有什么人生问题，就产生什么人类文化，当社会发展前进到不同阶段，那时人生问题从而有所不同，便自有其不同文化学术出现。通过对三种人生问题的探讨，梁漱溟阐发了自己的人生哲学。

　人生三大问题说，是梁漱溟人生哲学中的一个根本观念。人们始终在解决人生问题的实践中，而人生根本问题有哪些呢？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这些都是我们所关心的。梁漱溟一贯认为，人生存有性质不同的三大问题：（一）人对物的问题；（二）人对人的问题；（三）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对于人类生活中所遇到的这三大不同的问题，人们为应付解决这些问题将有三不同的人生态度，因而人类文化发展亦将有次第不同的三期。

　(一)人对物的问题。梁漱溟指出：“第一问题是人对于物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即眼前面之自然界；——此其性质上为我们所满足者。”人类要生存发展，首先要获得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而物质生活资料必要从自然界中取得，因而人类生活中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人对物（自然界）的问题。那么，人们在应付解决这个问题时应持什么态度呢？他说：“第一态度是两眼常向前看，逼直向前要求去，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得满足于外者。”所谓“第一态度”就是“向前要求”的奋斗态度。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用力向外，通过物质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客体），不断地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矛盾，通过改造环境来满足自己的基本欲求。“第一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问题，梁漱溟所说的“第一态度”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二）人对人的问题。“第二问题是人对于人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所谓‘他心’；——此其性质上为得到满足与否不由我方决定者。”“他心”是指对方的心思，在“我”的心理范围之外，能否满足是没有根据把握的。这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人类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组织秩序的基础。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概括人的本质属性。正确处理和把握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维持社会发展和人类和谐的先决条件。

梁漱溟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适当态度是：“第二态度是两眼常转回看自家这里，‘反求诸己’，‘尽其在我’，调和融洽我与对方之间，或超越彼此对待，以变换主观自适于这境地为问题之解决，在而得满足于内者。”这“第二态度”与前面“第一态度”截然相反。前者主张“向前要求”，后者主张“反求诸己”“尽其在我”；前者的目的是“满足于外”，后者则“满足于内”。这就是说，“第二态度”要从一味向外用心思转回到自身上，以调和沟通双方的情感交流，彼此和谐融洽而获得内心的愉快与满足。通过比较“第一态度”与“第二态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梁漱溟的人生主张，即不能把对“物”的态度应用到“人”的身上，对物与对人的态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表现出科学理性精神，后者表现出道德人文精神。

（三）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人类生命的本质的问题。梁漱溟说：“第三个问题是人对于自己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乃在自己生命本身；——此其性质上为绝对不能满足者。”如何解决人的身心性命的问题，这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大难题，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超越自身的束缚，突破时空的限制，从有限走向无限，从而获得永恒的人生意义，这是古今玄学家们追求的目标。在梁漱溟看来，这也是人类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这个问题的障碍在于自身，因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态度就绝异于前面两种。于是，梁漱溟提出他的“第三种态度”：“它是以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以根本不生问题为最上之满足。”

这个态度既不像第一态度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态度的改变自己的意思，而只想“根本上将问题取消”。这就必须摒弃各种物欲人欲，而“反躬以体认自家生命，其道即在此自觉心加强扩大，以至最后解脱于世俗生命”。在这里，梁漱溟的“第三态度”对于宇宙人生表现出一种超然出世的思想态度，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宗教色彩。

　人生三大问题说，实质上是如何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生命之间关系的原则性问题的理论探讨。这三大问题确是一切人生问题的根本性问题。古今中外的一切哲人都对这些问题做过不同程度的思考和探索，但这些问题似乎都未有真正获得彻底解决。梁漱溟把它们集中而明确提出来，并指出其相应的解决办法和思想态度，这是难能可贵的。

人生问题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它突出反映了人生意义之所在。即在于不断地解决人生问题，从而获取生命的更大自由和解放。而且，我们可以由此人生三大问题而引发出相应的人生三大境界：一是功利境界，二是道德境界，三是圆满境界。

功利境界在于人对物的满足，道德境界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获得思想情感的满足，圆满境界在于实现生命的自由与永恒。这三大境界表现出深浅不同的三大层次，也体现了人生发展的不同方向。

梁漱溟反复指出，人生三大问题说与文化三期发展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人类当第一问题之下，持第一态度走去，即成就其第一期文化，从而自然引入第二问题，转到第二态度，成就其第二期文化；又将自然引入第三问题，转到第三态度，成就其第三期文化。”并指出：“现代文明在第一期中，但正处于第一期末，就要转入第二期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大转变将到来，那正是把人生第二问题提到人们面前，要人们彼此本着第二态度行事，而其第一态度只用于应付大自然界。”

关于文化三期发展说，我们前文已有所论述，在此不必多言。而我们要指出的是，梁漱溟强调对待不同的人生问题要采取不同的人生态度，特别肯定了人生态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这说明他看到了人类在创造文化历史进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看到了文化差异的现象背后有深层的主观原因，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虽然他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主张，但他强调意识的第一性使他与唯物史观截然相对。

总之，梁漱溟的哲学思想都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问题，这也是关于“文化与人生”的学问。他所主张的人生态度将有助于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

（本文摘自我大四论文《文化与人生——浅谈梁漱溟的人生理想》，这是一篇关于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等著作的学习心得，于1996年3月8日完成的第一手稿，惜乎第二、三稿已丢失。）

自学成才的中外名人

　　欧阳修（1007－1073）

　　1007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县。他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为了欧阳修长大能重振家业，对他教育很严格。母亲为节俭开支，用芦苇、木炭做笔，在沙地上写字，教欧阳修认字。两年后，他6岁就已经认识几千个字。后来他母亲没什么可教他的了，他只能自学。他借人家的书，在规定的日期内把书抄完，还给人家。书抄完后再背诵。他10岁时就能写诗了。后来有很多人都来让他教自己的孩子。他长大后对中国文学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成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

　　他的创作实绩亦灿烂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欧阳修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

　　莎士比亚(1564-1616)

　　诞生于英国一个内地城镇艾冯河畔斯特拉福。他父亲原是个富裕的小商人，经营玉米、肉类、皮革等买卖，后来因亏本负债，境况日下，莎士比亚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受过什么系统的教育。他曾经在镇上的文法学校念过书，学了一点皮毛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此后他到了伦敦，先在某家剧团里干些杂活，后来参加演出，颇显才华。最后，他自己拿起笔写剧本。那些所谓“文学才子”们根本看不起这位从演员出身的剧作家，说他是“新抖起来的乌鸦”。而莎士比亚并不气馁，更加发奋，大约在他二十八岁左右，就已经取得文学创作的成功了。他几乎每年都要出一两本杰作，目前出版的他的全集中，共有三十八个剧本。作者的这种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是怎么得来的呢 这主要是他具有丰富的生活实践和勤于学习马罗等前辈戏剧大师们的技巧以及当时的客观条件，终于使他成为人类文艺史上的一座高峰。

　　富兰克林(1706-1790)

　　十八世纪美国杰出的科学家，避雷针的发明者。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商人家里，自小没有正式读过书。他除了在电学方面有突出贡献之外，在热学、光学、气象、地质、海洋、声学和太阳黑子方面也有研究、贡献和发明。他的著作和发明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确信科学应该用以改善人类生活，增进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和控制。富兰克林著作甚丰，最有名的是他的自传。他是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恩格斯(1820-1895)

　　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人之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的父亲是纺织厂主，1837年，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被父亲逼迫去经商。他只读过中学，但善于利用时间，卓有成效地学习，二十一岁时发表论文，批判同时代著名的哲学家谢林。他系统地攻读和钻研了人类所提供的广博渊深的知识，几乎涉及和研究了所有的科学部门，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甚至解决了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里的难题，成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

　　俄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液体燃料火箭的创始者。十四岁开始自修文学和自然科学。1880年起在卡鲁格省巴罗夫县学校里当数学教员，一面继续自修，研究天文学、生物学和化学，并且特别努力研究航空科学。1895年，他发表了人造卫星的图样，提出以人造卫星为宇宙航行的中途基地向月球和其他星球发射火箭的主张，并科学地论证了借助火箭实现宇宙飞行的可能性。1903年，他发表的重要著作《以喷气装置探测宇宙空间》，解决了关于火箭在太空中不受地心引力与介质阻力的影响而运动的问题，并创立了计算火箭速度的著名公式。

　　米丘林(1855-1935)

　　苏联著名生物学家。十六岁时，还没有读完中学，就被生活所迫，到车站做职员。二十岁时从事园艺研究工作，致力于果木移接的试验。他发现果木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可以改变品质，并产生新的品种，因此可以使热带果木在寒带生长。他先后创造了三百多种优良的植物品种。他创造性地发展了达尔文主义，把生物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米丘林生物学。

　　比埃尔·居里(1859-1906)　

　　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他没有正式进过学校，由于努力自修，十八岁时便考得了巴黎大学的硕士学位，十九岁任巴黎大学助教。1889-1891年，发明了在化学分析的应用上很宝贵的“居里天平”，1895年发现了磁性和温度的关系，即有名的“居里定律”。在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铀的化合物具有放射性的基础上，居里夫妇继续研究，终于在1898年七月发现了钋，同年十二月发现了镭，从而他们和贝克勒尔共同获得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金。居里夫妇的科学成果，特别是镭的发现，为人类带来了幸福。由于镭的发现，开始了镭锭治疗肿瘤，进一步又发现了镭能够自发地产生热量，从而揭开了原子能的秘密。1904年，居里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教授，次年又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易卜生(1828-1906)

　　近代欧洲伟大的剧作家之一。幼年因家庭破产，做过药房学徒，经刻苦自修，到二十岁从事创作活动。因写剧本讽刺当时社会，遭到攻击，1864年离开祖国，在国外流浪了二十七年至1891年才回国。易卜生写了二十二个剧本，以《社会栋梁》、《傀儡家庭》、《群鬼》、《国民公敌》等最为著名。

　　爱迪生(1847-1931)

　　美国大发明家。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六岁时就参加田野劳动，只在小学里读过三个月书，因成绩不好退学。他自小对实验特别喜欢。因生活所迫，十二岁时开始在火车上实报，十五岁后就在各城市里当电报员。业余不断研究实验，1879年，他改进制造了碳丝白热电灯。他在五十多年的辛勤劳动中，著名的发明有电报自动记录器、扩音器、活动**机、留声机等，对科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诺 贝尔 (1833-1896)

　　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机械师墨纽·诺 贝尔家里。诺贝尔八岁才上小学，只读了两年书便辍学了，在家靠一个家庭教师辅导数理化，此外就是跟着父亲在工厂里做些零星活儿。到十七岁那年(1850年)，诺贝尔便以工程师名义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在名声显赫的艾利逊工程师的工场里实习。他勤奋学习，刻苦自修，学到了许多新知识。经过种种艰难曲折，他终于在1887年制成了无烟火药，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国防方面。随后，他研究引燃炸药的信管，又制成了一触即发的汞雷酸盐导火管，即常说的雷管。诺贝尔一生献身科学，孜孜不倦，一生共取得三百五十五项发明制造的专利权。

　　罗丹 (1840-1917)

　　法国现实主义大雕刻家。他生于巴黎一个小职员家中。幼时非常喜欢绘画，曾因专心绘画而荒废别的功课，被普通小学开除。十七岁时投考高等美术专门学校，两次未考中。后来他受雇于雕刻家做助手，经过长期的苦学自修，终成为一大家。他的作品以形态逼真、描摩生动著名，其代表作品有《雨果半身像》、《思想者》、《黄铜时代的人》、《夏娃》等。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出生于美国西北角的西雅图市。比尔从小就精力过人，从小就极爱思考，一迷上某事便能全身心投入。从外祖母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到父母不辞辛苦地为比尔·盖茨寻找适合他天分发展的社团与学校，无不为他天赋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清新的空气。

　　外祖母特别喜欢和聪明的小比尔一起做游戏，尤其是涉及一些智力的游戏。她教少年比尔下跳棋、玩筹码，还有打桥牌等她所喜欢玩的东西。玩游红时，外祖母总爱对小比尔说：“使劲想！使劲想！”她也常常为比尔下一步好棋、打一张好牌而拍手叫好，外祖母还常常让比尔·盖茨读书，给他讲故事，比尔·盖茨从中受益匪浅。他在外祖母的帮助与指导下，成了兴趣广泛、废寝忘食的读者——读书成了他打发精力的好方式。他十分喜欢他家附近一个图书馆举行的夏季阅读比赛，他总得男孩中的第一，偶尔也会勇夺总冠军。外祖母意识到比尔·盖茨在思维与记忆上的潜力，她总是不失时机地激活比尔这方面的潜能，有时祖孙俩到公园散步，外祖母常会与比尔·盖茨交流下棋的技术或看某篇佳作，让比尔寻找更新下法或表达更独到精辟的见解。

　　比尔·盖茨的父母也十分关注孩子的成长。他们在质朴的处世方式中，更多地关心孩子的成长与教育，他们在工作之余总是尽可能地与孩子们呆在一起。一家人不断地进行各种游戏，从棋类到拼图比赛，几乎所有的益智游戏。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家庭中的环境已无法满足比尔·盖茨天赋的进一步发挥。小比尔有时会责备母亲智力不足呢！于是，父母把目光投向社会，积极为比尔寻找属于他的空间。在湖滨中学，比尔痴迷上令他今后倾注毕生精力的计算机。

　　中学毕业后，比尔·盖茨很想到哈佛大学去读书，这也正是父母们最大的心愿。幸好，比尔·盖茨的父母并没有像其他父母那样把孩子看做自己的私产，必须让孩子们来完成父母喜欢的事。经过冷静思考后，父母放弃了让儿子当律师的想法，让比尔·盖茨在大学领域里自由发展。这一点帮了比尔·盖茨的大忙。但一年后，更大的难题摆在了比尔·盖茨的父母面前：比尔·盖茨要离开哈佛，放弃锦秀学业，与别人一起创办计算机公司！ 比尔与父母多次交谈，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了解儿子秉性和志向的父母又能说什么呢！或许儿子的天赋与计算机事业是最佳的切合点吧！比尔·盖茨便毅然离开了令亿万学子向往的哈佛大学，开始在软件领域大展鸿图。

　　很显然，比尔·盖茨的成功是个人天赋与家庭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尔的事例告诉我们：其一，我们应不断激活孩子的天赋，注重对孩子天赋的培养与保护。其二，培养孩子的专注能力十分重要。

　　数学家 华罗庚

　　1910年，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的一个小县城——金坛。他小时候，家中清贫，父亲在小镇上开了个小杂货铺，代人收购蚕丝，一家人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华罗庚上初中时，对数学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他的老师王维克很器重这个聪明机灵的少年，常常单独辅导他，给他出一些难题做，这使少年华罗庚得益匪浅。华罗庚在金坛中学念完初中后，因家里无力再供他上学，只得辍学到父亲的小杂货店里帮助料理店务。可这位酷爱数学的年青人，人虽然守在柜台前，心里经常琢磨的还是数学。王维克老师借给他几本数学教材：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一本微积分。华罗庚便跟着这几位不会说话的老师步入了高等数学的大门。

　　华罗庚18岁那年，在王维克老师的帮助下，到金坛中学当了一名会计兼管学校事务工作。他曾回忆当时艰难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繁重的事务外，早晚还要帮助料理小店的事务。每天晚上大约8点钟才能回家。清理好小店的帐目之后，才能钻研数学，常常到深夜。”　不久，金坛县流行伤寒，华罗庚不幸染病，卧床半年。后来病慢慢好了，可是左脚却弯曲变形，落了个跛足的终身残疾。　华罗庚在贫病之中刻苦自学，不但读了许多书，而且还勤于独立思考，敢于向权威挑战。19岁那年，他发觉一位大学教授的论文写错了。便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一篇文章，题目叫《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不能成立之理由》，于次年发表在上海的《科学》杂志上。随后，华罗庚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数学论文，署名“金坛人”。

　　这个在数学论坛上崭露头角的“金坛人”，引起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注意。当他打听到这个数学奇才原来是个只读过初中的小青年时，深为震惊，便写信邀华罗庚来当时北平的清华大学数学系当管理员。

　　到清华后，华罗庚的进步更快了。他自学了英语、德语。24岁时，已能用英文写作数学论文。25岁时，他的论文已引起国外数学界的注意。28岁时，他当上了西南联大教授。后来，他又被熊庆来教授推荐到英国剑桥大学去深造。

　　在走过坎坷的自学之路后，他成了世界著名的数学大师，国外数学界这样评价他：“华罗庚教授的研究著作范围之广，足可使他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40年代后期，华罗庚应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之聘，在那里当教授。　　1950年的一天，这位已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著名教授，在填写户口簿时，在“文化程度”一栏里写了“初中毕业”4个字。这虽然使许多人惊讶不已，却是事实：他的的确确只有一张初中毕业证书。这位数学大师的数学知识，几乎都是通过自学获得的！

　　1983年10月，华罗庚重游美国，接受了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荣誉称号。这是美国科学院120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荣誉称号授予一位中国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长在向华罗庚致赞词的时候说：“他是一个自学出身的人，但他教育了千百万的人们。”

　　赫胥黎 （1825～1895） , 英国博物学家，

　　赫胥黎曾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主席， 伦敦大学校长。终身从事自然科学研究， 积极宣传和扞卫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是第一个提出人类起源问题的学者。他生於英国伦敦西部的伊林， 8 岁时开始上学读书。由于家境贫寒，赫胥黎只读了两年书就停学了。但是他爱好学习，每天坚持自学， 在他自己制订的教育课程表上， 只留下了一个项目：阅读。赫胥黎读书非常刻苦，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因为家里穷， 没钱买书桌， 赫胥黎就点起一支蜡烛，将毛毯披在肩上，然后坐在床上读书。赫胥黎学习兴趣相当广泛， 对什么都感兴趣。开始时想学土木工程， 又想搞桥梁建筑； 后来又转到了医学方面，跟父亲的一个朋友专门学医。由于他聪明好学，很快就掌握了一些医学知识。但是当他想进外科学院进修深造时， 因为年龄小，未能如愿。赫胥黎求知欲非常旺盛， 学习上永不满足， 他在工作之余，又自学了法、德、意、拉丁和希腊等语言，成为一个自学成才的伟大学者。

　　在赫胥黎21岁时， 他以海军军医的身份作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第一次冒险远航，根据远航的见闻和研究成果，他发表了论文－－《关於水母的解剖学》， 受到了科学界的高度赞扬， 并获得了皇家奖章， 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从此以后，赫胥黎迈开了更大的步伐。接着发表了一系列专着和论文，很快成为当时英国的一个最年轻、最有希望的科学家。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后，他竭力支持和宣传进化学说。为了保卫达尔文的学说， 赫胥黎在以后的30年间， 改变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 转而研究脊椎动物化石

　　达尔文的“自学”：向大自然学习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塞文河畔的希鲁兹伯里小镇上。他的父亲罗伯特达尔文是当地名医。他的祖父伊拉兹马列斯达尔文也是位名医，对于生物学的研究极有兴趣，并且还是个提倡生物进化观念的先驱者。

　　达尔文可能受他祖父的影响，从小爱好自然。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想知道各种树木的名称，从10岁开始又搜集各种昆虫、贝壳、鸟蛋和矿石。他对学校里教条式的课程几乎不感兴趣，就和哥哥一起做化学实验，读课外书。有一本名为《世界奇观》的书，描述了古代七大奇观，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做梦都想到那遥远的地方去亲眼看一看古代的奇迹，以及现有的珍贵植物。

　　16岁那年，达尔文和他哥哥一起进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但是，他对医学毫无兴趣，只读了两年就转学了．在两年里，他自己研究动植物学，和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经常去潮水退落的沙滩上拣取动物，有时候就一起进行解剖。在暑假里，达尔文和朋友们去旅行和打猎，使他进一步学会了观察和搜集动植物的本领。

　　达尔文父亲不理解自己的儿子，认为他不好好学医却终日游手好闲，不求上进，将来一事无成，会给家里丢脸，就让他进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使他戴上了神学的枷锁。可是，达尔文没有沿着神学的道路走到底。在剑桥大学期间，他巧遇“伯乐”——有名的植物学教授亨斯洛。亨斯洛精通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长期不断地观察和研究自然。达尔文正是由于他的帮助和指导，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然科学家。

　　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年里，有两件事大大地影响了年轻的达尔文。一是他读了两部书：德国自然科学家洪堡著的《南美旅行记》，以及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著的《自然哲学人门》。这两部著作激起了达尔文火一般的热情，他很希望自己能在自然科学的宏大建筑上添加一砖一瓦。另一件事是，亨斯洛教授因势利导，鼓励达尔文努力钻研地质学。达尔文听从他的意见，读了好几本地质学著作，并且在短时期内考察了家乡附近的地质情况，绘制了一套彩色地图。

　　达尔文快毕业时，亨斯洛介绍他跟随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塞奇威克去北威尔士旅行，考察了那里的古岩层地质。在这次旅行考察中，达尔文学会了发掘和鉴定化石，学会了整理和分析科学调查的材料，并且总结出一条十分有益的经验：某些现象如不注意观察，即使有显著的特征也极容易被忽略掉。后来的事实证明，物种的起源和进化，就是一个显著而历来被人们所忽略的现象。

　　达尔文的成才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他虽然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是他“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自学中得来的。”这里所说的自学，首先的和主要的就是向大自然学习。

　　国学大师梁漱溟

　　与同在19世纪90年代出生的文化大师们，如陈寅恪、胡适、赵元任、顾颉刚、冯友兰、金岳霖、傅斯年、朱光潜等人比较起来，梁漱溟的成才之路较为独特。陈寅恪、胡适等人皆受过大学教育，且多有留学经历，而梁漱溟的最高学历仅为中学。他自己评价说："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梁漱溟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所有今日的我，皆由自学得来。"（同上书）从19世纪末到今天，天资聪颖，入北大、清华等名校深造，受名师指点数载的莘莘学子不知有多少，但能够成为文化大师者，大约难及百分之一；而天资平平（梁漱溟6岁时还不会穿有背带的裤子，读小学时的课业成绩一直在中等以下）的梁漱溟竟能凭借自学而成为出入乎百家，在哲学、佛学、政治学、经济学诸多领域皆有建树的著名学者，实属奇迹。那么，梁漱溟的自学有没有值得今天志于学的人学习借鉴的地方呢？

　　其一是持之以恒。很早就听过一个传说，古希腊那位最有智慧、为追求真理而死的圣人苏格拉底曾开馆授徒。开学第一天，他对所有的学生说：今天只学一件最简单最容易的事，每人将胳膊尽量往前甩，再尽量往后甩，直到300次，以后每天也要这样做。当时学生们都笑了，都甩了至少300次。一个月后，苏格拉底问，有多少人在做甩胳膊300次的动作？90％的学生都举起了手；半年后，苏格拉底又问，有50％的学生举起了手；一年后，苏格拉底再问，则只有一个人举起了手--这个人就是古希腊历史上与乃师齐名的柏拉图。甩胳膊人人都会，每天甩300次胳膊也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但难就难在坚持下去。柏拉图坚持甩胳膊的传说，无非是说明坚持、执着对于成功的重要性。梁漱溟的自学也同样印证了这个道理。他从八九岁开始自学，直至九十五岁高龄辞世，近90年间，一直以书籍为友，以报刊为伴，特别是在奠定其学问基础的青少年时期，梁漱溟生更是孜孜矻矻于自学，无一日间断。当时，他读书看报已经成瘾，以至于"每日不看报，则无异于未曾吃饭饮水。"（同上书）读书读到有这种感受，岂有不坚持下去之理？而一旦坚持下去，离王国维先生所言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也就不会太远了。

　　其二是为解决问题而学习。梁漱溟曾多次申明：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自己在哲学、佛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是由于问题逼出来的。否认自己是学问家，那是梁漱溟的谦虚或偏好；但梁漱溟说自己的知识（在我们眼里就是高深的学问）源于问题，却是实实在在的。梁漱溟自小就长于思考，一思考就发现许许多多的人生、社会问题。他又是一个处世极其认真之人，凡是在其心目中成为问题的，他都不会忽略过去，总是极力找寻问题的答案。为了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关于人生、社会问题的答案，梁漱溟就大量地阅读哲学、佛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书刊，参考别人的意见，琢磨出自己的思想。 其三是博采众家之长。在文化领域，能够被誉为大师的人物，其思想观点必有一定的深度和独特性，泛泛而谈，与他人唱同一个调子者，成不了大师。而大师们深刻、独特的见解不是坐在屋里凭空想出来的，他们的思想火花需要前人、他人观点的启发、碰撞，一般而言，在创造文化成果时，大师们都像蜜蜂采花、酿蜜一样，采得许多朵鲜花，才能酿出一小滴甘甜的蜜。梁漱溟的自学成才也不例外。据梁漱溟自己回忆，他中学时每天必读的报刊有好几种，其中既有中国人主办的，也有外国人主办的；既有拥护改良的文字，也有鼓吹革命的篇章；读书时，无论是佛家的经书还是儒家的典籍，也无论是经济类的读本还是政治类的著述，只要认为和自己所思考的人生、社会诸多问题相关，他都尽可能地去研读，并于研读中进行比较、借鉴，然后，再得出自己关于人生、社会问题的结论。于是，他的《究元决疑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著作相继问世，他的文化大师的地位，也因此而确立。

答案：乡村教育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建设，是一种力图在保存既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乡村教育的方法．由乡村建设引发社会商业发展，以实现经济改造和社会改造。 (1)中国问题的症结。中国文化追求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妥洽关系的“仁”的生活，因此世界文化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及兴．而中国问题的解决只有从自身固有的文化中寻找出路，中国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失意。 (2)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乡村被破坏而激起的乡村自救运动，是重建我们民族和社会的新组织构造的运动。 (3)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乡村建设以乡村教育为方法．而乡村教育以乡村建设为目标。一方面．解决中国文化失调的主要手段是教育，它的功能在于延续文化而求进步；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改造其实是一个如何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吸收西方文化、隐合现代文明以求自身文化长进的过程，这不过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所以乡村建设是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以教育完成社会改造。 (4)乡村教育的实施。乡农学校的设立：以教育的力量替代行政的力量。乡农学校分村学和乡学两级。乡农学校的组织结构按农村自然村落及其行政级别形成。组织原则是政、教、养、卫合一，以教统政；学校式教育与礼会式教育融合归一。＠乡衣学校的教育内容：所有教育内容强调服务于乡村建设，密切适合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课程分两大类：一类是各校共有的课程包括识字、唱歌等评通课程和精神讲话；另一类是各校根据自身生活环境需要而设立的课程。 (5)评价。乡村建设理论和乡村教育思想本质上是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改造中国衣村来改良中国社会的理想．是在探索拯救中国。但乡村教育理论否认阶级斗争，体现了其消极的一面。可取之处在于它认识到中国问题是农村问题，立足于文化传统 来思考中国社会的改造是有识之风，对农村有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