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央视放弃的“国学大师”于丹,曾经被北大学子赶下台,她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被央视放弃的“国学大师”于丹,曾经被北大学子赶下台,她的现状是什么样的?,第1张

退居幕后。

于丹是一位中国当代知名文化女学者,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从1988年开始活跃在影视传媒实践的第一线,在2007年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于丹以106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位。

据说于丹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人,嘴里宣讲着真善美,可在现实生活中自己却不能做到与人为善、恪守己德。于丹现已退居幕后,已卸任北师大二级学院党委书记职务。据说于丹在国外讲学时竟然因为酒店不是五星级,等级不够而三天换了三次酒店,可见其生活机极其奢华。

2012年于丹曾被北大学子赶下台。于丹被人批判成“虚伪的说教“,中国人大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曾经指责于丹讲的《论语》“漏洞百出,一分钟一个硬伤”。

孔子和他弟子的思想,几千年来,不仅仅影响着学术界,更影响着中国的方方面面,渗透

进了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千年来表现形式是“礼”,连接是“孝”,内核是“仁”。

五四的知识分子们,为了驱赶中国人内心千年来的理所当然,不言而喻。高举打倒孔家店

的旗帜,把这些东西驱逐出心田,驱逐出生活。解放“心灵”,希冀能够引发西方像文艺

复兴、启蒙那样的解放思想的运动。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彻底解决

了理论争论的困扰之前。从五四,到新生活运动,到文革,到八十年代的动荡,无疑不是

这一逻辑的延续和发展。(在这里,不对五四运动进行评论,虽然个人认为,这样的做法

有它的逻辑,也有它的缺憾)

解放的结果,是由于解放本身的性质,造成了束缚的全面松弛。可是作为一个社会,如果

没有束缚,也就没有了粘结剂,社会性的问题纷纷凸现。在西方,由于顽强的信仰力量,

牢牢地保证着社会的不解体,而作为传统无神论的中国(什么关公、财神实实在在算不得

是信仰,送子娘娘等也是一样),当作为连接社会的主要力量“亲亲”的理论依据被打破

以后,社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社会作为一个有自我修复、自我感知能力的自适应系统,可以及时地感知到自身的危机。

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传统的五四派认为应当通过契约等等的方式来构成人与人之间的

引力,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情感”的作用,或说作为科学主义者(请注意,不是科学家

)的他们不喜欢这个东西。但是,一个科学家,应该清醒地承认,这个东西的重要。因此

,更多的非科学主义的实用者们,不得不再次把目光投向“礼”—“孝”—“仁”这个传

统中来。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回到这个传统,是因为需要,因此由于自身文化背景的原因,而不

由自主地或说有偏好的转向了这一既定传统。这里面既有现实的需要,也有文化的偏好,

也有文化回归的焦虑和自觉。

牟宗三先生说“儒家现在是孤魂野鬼”,那么,这个孤魂野鬼现在要附身,如何进行是一

个大问题。在这个需求的面前,于丹的现象就出现了。经院学者们指责于丹将孔子和儒家

经典庸俗化、通俗化。殊不知,如果不将这些通俗化,根本无法渗透入平民的生活,这个

灵魂也就无法重新构建中国社会的内在框架。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不仅仅关注形而上的讨论,他们更关注甚至是主要关注如何“新民”

或说“亲民”。他们将上古的巫术合理化,内化,作为“人人日用”的准则,作为约束人

生活的看不见的却异常强大的“暗能量”。要重构这样的作用,就必须让普通民众理解孔

子和他的弟子在讲什么,讲的东西是如何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相映射的。这样才能让民众在

“人人日用”间,修身,齐家。

这种回归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很难了解,但是它的由来却异常清晰,社会离析的

危险,文化回归的心情,对自身文化的天生熟悉造成了民众需要一种熟悉、有效又让自己

觉得舒服的管理生活和互相相处的方式,正是这种需求造成了于丹现象的产生。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这是诸葛亮曾说过的一句话,在这句话中他对他的儿子有很大期望,希望他的儿子不要那么在乎名利,要追求内心的宁静。其实名利的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争议,尤其对于学者、名人,仿佛他们就不该在乎名利、不该在乎除了内心的宁静以外任何东西,倘若他们沾染了这些,就会跌落神坛,被人们痛批人设崩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国学,毕竟是我们中华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离不开国学的支撑。这些年出现的很多国学大师相信大家也有所耳闻,易中天、纪连海,还有一位不得不提近期争议很大的人,于丹。

于丹是何方人士

即使你不关注国学或是央视节目,你也一定从周围人的口中听过于丹这个名字。于丹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中共十八大代表,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她是一名出色的作家,荣登过作家富豪榜第二位。

专业素养过硬,文采也是很好,她给多个大型电视专题片当过撰稿人,譬如《在共和国史册上》、《太阳照常升起》、《香港沧桑》等,甚至连大型节目《非凡抗击》都是由她来担任总撰稿的。在我国的申奥事业中她也贡献了很大一份力量,因为2001年的申奥策划片就是由她来策划的。

除了这些,于丹本身是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的疯狂爱好者,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忠实传播者。在她上过的节目中,基本上没有她不传播古典知识的时刻。不仅如此,她还到各个国家去传播中国古典文化,写了许多本书分册介绍了中国古典知识,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出售,她的许多书籍都被编撰成其他语言,在其他国家成为畅销书。

被邀请登上过这么多节目,在许多节目传播中国古典文化也教导别人传承中国古典文化,那么可想而知,于丹的口才一流。确实,有于丹登上的节目口碑都不错。除此之外,于丹在我国的出版事业也贡献出了很大一份力量,为了让其他人了解我国的古代精粹,无论是在书籍的排版或是其他,她都颇下了一番心思。称她一声古典大师,绝对不为过。

这样事业有成、有所作为的一个人,想要出名也是很容易的吧。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不出意料,她终于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当中,那是一个叫做百家讲坛的节目,一个给国学大师们传播中国古典知识的舞台。

出名之路

于丹出名,并非一朝一夕而成。前文提到过,因为自己才华横溢,她担任了许多节目的撰稿人,那么她的名字也就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再加上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狂热粉丝以及忠实传播者,对于能够有传播中国古典文化的机会她很热衷,不像更高咖位的学者们对电视节目避之不及。因此她也就来到了央视节目《百家讲坛》。

那是在2006年的十一假期中,百家讲坛连续七天播出她的专题讲座“于丹《论语》心得”,节目一经播出,受到了观众们好评如潮。如果你看过她的节目,你会发现在她的节目中妙趣横生,一改从前传统专家枯燥的讲解方式,简单幽默的语言将论语文化以及寓意解释的淋漓尽致。从此她开始逐步走向神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慢慢提高。

2007年,百家讲坛又推出了于丹新的专题讲座:“于丹《庄子》心得”,同样于丹以自己幽默的口吻讲述了庄子的思想以及联系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让人们更了解那时的文化,也对中国古典文化有了更浓厚的兴趣,不出意料,这一次的节目又是好评如潮。此后于丹成为百家讲坛的常客,她也逐渐成为人们心中的国学经典女神。

除了百家讲坛,于丹还做客过其他节目,例如央视的《文化访谈录》。她在《文化访谈录》中最经典的一期节目就是给人们讲解昆曲,那期节目叫做“于丹《游园惊梦》”。在给广大观众讲解时,她保持自己的风格,依旧以幽默口吻讲述昆曲的前世今生,涉及到专业知识的地方她也能信手拈来,十分自然淡定,任谁看了都会因为她气定神闲的态度被吸引而拜服。

在上了央视许多节目之后,她还给国家部委、各大机关以及各地高校都做了专题传统文化讲座。因为太有人气,她被人们奉为国学大师,可这样的大师后来却在人们心中陨落了。

于丹跌下神坛

许多大师都在近几年跌下神坛,前有复旦女神思修教授陈果,而后就是国学大师于丹。至于于丹为什么跌下神坛,此中原因也很荒谬。

此中其一,就是于丹的创意已经用完了,她的书中越来越没有新意,看腻了一个套路,人们也就不想再继续看了,然而于丹却没能及时变通,失去了新一代网民们的追捧,虽然她的旧书是经典,但是若不及时推陈出新的话,终将还是面临被淘汰的结局。

其二是因为于丹的态度变化。于丹在某次饭局上,跟自己的助理开玩笑说:“你这种人,不配跟我一起吃饭。”尽管当时于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句话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事情被爆出来之后,立马有人对于丹的言辞进行了攻击。

于丹名气高,被人们奉为大师,那么她出门在外就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尽管是开玩笑,可是这种话还是太过分。更过分的一次是,她在一次给北大学子的讲座上没有提前准备充分,授课过程中错误频出,直接导致了北大学子对她的态度极其不满,将她轰下了台。

但于丹更大的态度变化是对于学术研究。从前她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以及想要传播古典知识的人。可是在经历过流量带给自己的福利之后,她逐渐迷失自我,对于自己的初衷早已忘怀,越来越走入流量平台中。

其实个人看来,她的选择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曾经一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她,终究还是留下了遗憾,再加上她对自己主业的疏忽,没有完成主业就急着搞副业,开始被人们痛批,万人唾弃。

因为没有继续研究,她的水平就停留在那,说出的话再也达不到从前的高度,似乎都在转述别人说过的道理。有人还评价她,“净说正确的废话。”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跌落神坛,终究是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遗憾的,追求名利不是什么错事,毕竟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我们都需要足够的物质才能够立足,但最主要的是要坚持自己的初衷,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个人观点我不说了。复制一遍周国平的文章:

《心平气和看于丹现象》

在最近图书市场上,于丹是最耀眼的明星,在有一些人眼里,则是最刺眼的明星。一个昨天还默默无闻的大学教师,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最畅销的作者,其作品迅速创下销售数百万册的奇迹,这个现象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广泛争议。批评的声音相当尖锐,斥为学者的堕落,斥为国学的庸俗化,不一而足。我本人认为,不必这样痛心疾首,不妨把心态放平一些。在我看来,所谓于丹现象有两层含义,一是电视文化媒介向印刷文化领域的胜利进军,二是大众文化传播向传统文化资源的胜利进军。对于其中的得失,需作具体的分析。

众所周知,无论易中天的《品三国》,还是于丹的《心得》,其热销是靠了央视强势媒体之力。倘若不是先有了电视节目“百家讲坛”的高收视率和二位在节目中的走红,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在走红之前,易中天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四本书,但销量都很有限。他原是一个作家型的学者,有才情,文字功夫也好,估计他自己也承认,以前好些文章的水准在《品三国》之上。可是,直到同一家出版社出了电视讲本《品三国》,销行数百万册,才带动前四本书也畅销了起来。一个文笔不错的作者,必须先在电视上展示口才,娱乐观众,然后才能在出版上获得成功,可见电视的威力多么显著地伸展到了书籍出版领域。我是基本不看电视的,因此,直到媒体报道中华书局即将出版《于丹〈论语〉心得》,首印几十万册,我才第一次知道于丹这个名字。当时的感觉是,中华书局疯了。甚至是,中华书局穷疯了。事实证明我的商业眼光远不如似乎一向古板的中华书局。于、易二位作品的热销是一次检阅,证明了电视机前他们的热心观众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队伍。

电视和网络越来越成为今天最强势的文化媒介,这个事实对于传统的印刷文化媒介产生了双重冲击。一方面,看电视和上网占据了人们的大量业余时间,导致书籍阅读率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印刷媒介纷纷向电视和网络看齐,书籍出版走图像化、快餐化的路子。一个便捷的方式是直接把热门电视节目和人物搬上书本,这个过程早就在进行了,区别在于,以前出版的多是热门影视的脚本或娱乐明星的自述,而“百家讲坛”是一个学者、准学者讲文化的节目。娱乐化是电视节目的基本属性,讲文化也不例外,只要有所节制,不对所讲文化造成严重歪曲,就不必多加指摘。有些论者担心,于、易的走红会使学界人心浮动,都想上电视,走这一条快速名利双收的捷径,从此不好好做学问,导致学界的堕落。依我看,这种担心未免可笑。当今学界确有严重的堕落现象,但不在于上电视,而在于腐败,那些热中于在体制内攫取权钱的所谓学者何尝是在好好做学问。同时,我相信,学界真正的核心力量,那些热爱智性生活的真学者,他们的定力岂是这小小的诱惑动摇得了的。当然,一定会有人怦然心动,跃跃欲试,那就让他们去试好了,只要他们有这方面的才能。在这个传媒时代,知识界发生分流,一小部分干传播比做学问更在行的人去干传

播,这很正常。不过,请不要抱着中大彩的动机去干。于、易的一夜暴富的确是中了大彩,但是,须知公众的热度从来不会持久,媒体必定要不断变换其发行**的花样,如同“超女”窜红一样,电视讲本的热销注定也是短暂的。

出于好奇,我看了于丹两本《心得》的部分章节,觉得她大受普通观众欢迎并非偶然。她的专业是传播学,她的确深谙传播的诀窍,她的种种心得首先是建立在传播学心得的基础上的。人们不由自主会想起《读者文摘》这样的杂志,《花香满径》这样的励志书,奥修这样的心理导师,其间有一种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共同模式,即简单的小哲理配上感人的或有趣的小故事,而于丹运用起这种模式来真个得心应手。从内容看,她有极明确的定位。当今社会急功近利,人们在充满压力和诱惑的外部世界中拼搏,内心却焦虑而空虚。针对这种现状,于丹的励志讲座紧紧抓住一个中心论点,就是教人们淡薄外在功利,回归内心世界,寻求心灵的快乐和安宁。无论讲《论语》还是《庄子》,她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论点,落脚于这个中心论点。她十分了解外部生存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能够有的放矢,箭箭不虚发,充分发挥了缓解压力和疏导心理的效果。

对于丹的批评集中在她的解读方式上,指责其过于通俗、牵强甚至颇多硬伤,因而会导致国学传播的庸俗化。我的看法是,于丹的讲座与传播国学无关,她讲的不是国学,而是心得,并且不是她对国学的心得,而是她对人生的心得,《论语》、《庄子》中的句子只是她讲述心得时使用的资料。有人调侃说:于丹岂不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讲《圣经》、佛经等等的心得了吗?当然可以,她所紧紧抓住的淡薄功利、回归心灵这个中心论点,原本就是中外一切贤哲的基本价值观,否则就不叫贤哲了。所以,把这个论点套在无论哪一位贤哲头上,都不会太离谱。那么,于丹的讲述会不会使受众对《论语》、《庄子》本身产生误解呢?如果这些热心受众自己不读原著(很可能如此),当然会的,他们会以为《论语》、《庄子》就是这个样子。凡是只凭道听途说去了解大师思想的人,误解是必然的。不过,只要他们从于丹那里接受的影响是积极的,产生这一点误解没有什么关系,对他们无害,更害不到他们并无兴趣的国学头上。

最后要问:于丹对受众们的影响是积极的吗?我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在当今这个重功利、轻精神的社会,我们需要提醒心灵生活的有效声音,而从反应的热烈看,于丹的提醒似乎十分有效。我的一点保留是,她过于把心灵生活归结为心灵的快乐了。“《论语》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个断语下得太轻率,遗憾的是,它贯穿于对《论语》、《庄子》的全部讲解,谆谆教导人们,对于任何会使心灵不快乐的事情都要看淡和顺应。这就可能把受众引向一心一意做顺民的平庸之路,从而消解我所期待于她的积极影响,乃至发生消极影响。事实上,无论《论语》、《庄子》,还是柏拉图、《圣经》、佛经,核心的东西都是世界观,而每一种世界观都有着特殊而深刻的内涵。快乐只是心灵状态,不是世界观,至多是世界观所达致的某一种心灵状态。凡深刻的世界观,所达致的心灵状态决不仅是快乐,必定还有博大的悲悯,对于社会现实的关系也决不仅是超脱,必定还有坚定的批判。舍弃掉世界观,把心灵的快乐当作目的本身来追求,就真会把所解读的任何一种伟大哲学稀释为心灵鸡汤了。

200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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