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通过什么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通过对景物的描写来抒发自己悲喜的情感是一种借景抒情的方式

第三段描写湖上久雨阴晦的凄凉景象,第四段写湖上春光明丽的欢快景象主要在于选择景物和渲染气氛,作者选择的景物都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以第3自然段为例：

雨是"*雨",风是"阴风",浪是"浊浪",时间是"薄暮",所闻是"虎啸"和"猿啼",无不是带有愁苦的色彩,再加以"霏霏""怒号""排空""冥冥"等词语的渲染,一幅天昏地暗、浪黑风高、恐怖凄惨的画面就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了有些景物本来没有特殊的感情色彩,如"日星""山岳""商旅""樯""楫"等,但配以"隐曜""潜形""不行""倾""摧"等词语,就带上了浓重的愁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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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两段是两个排比段，并行而下，一悲一喜，一暗一明，像两股不同的情感之流，传达出景与情互相感应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情境。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以“若夫”起笔，意味深长。这是一个引发议论的词，又表明了虚拟的情调，而这种虚拟又是对无数实境的浓缩、提炼和升华，颇有典型意义。“若夫”以下描写了一种悲凉的情境，由天气的恶劣写到人心的凄楚。

这里用四字短句，层层渲染，渐次铺叙。*雨、阴风、浊浪构成了主景，不但使日星无光，山岳藏形，也使商旅不前；或又值暮色沉沉、“虎啸猿啼”之际，令过往的“迁客骚人”有“去国怀乡”之慨、“忧谗畏讥”之惧、“感极而悲”之情。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以“至若”领起，打开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画面。“至若”尽管也是列举性的语气，但从音节上已变得高亢嘹亮，格调上已变得明快有力。下面的描写，虽然仍为四字短句，色调却为之一变，绘出春风和畅、景色明丽、水天一碧的良辰美景。

更有鸥鸟在自由翱翔，鱼儿在欢快游荡，连无知的水草兰花也充满活力。作者以极为简练的笔墨，描摹出一幅湖光春色图，读之如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的句式、节奏与上一段大体相仿，却也另有变奏。“而或”一句就进一步扩展了意境，增强了叠加咏叹的意味，把“喜洋洋”的气氛推向高潮，而“登斯楼也”的心境也变成了“宠辱偕忘”的超脱和“把酒临风”的挥洒自如。

这篇文章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岳阳楼记》的著名，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

参考资料：

-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应至交好友岳州知州滕宗谅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一篇散文。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文学成就突出，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著有《范文正公文集》。创作背景

　　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范仲淹生活在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年代，因为参与了庆历新政，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在新政受挫后，范仲淹被贬放到河南邓州，这篇文章便是写于邓州。滕子京也是被贬出京的，但他在任期间，做了三件政绩工程，希望能够取得朝廷的谅解。重修岳阳楼便是其中之一。滕子京为了提高其政绩工程的'知名度，赠给范仲淹《洞庭晚秋图》，并向他求作《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文章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

游岳阳楼记蕴涵着作者虽身居江湖却仍然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和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同时全师诗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

袁中道《游岳阳楼记》：现实的、引人泪下的洞庭湖

关于岳阳楼和洞庭湖，我们已经读了几篇诗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杜甫的《登岳阳楼》、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李白、杜甫、孟浩然的都是诗歌，都是概括的写法，借助想像和虚拟，主体形象是抒情的，不过取岳阳楼和洞庭湖的某一特点，加以变异，借以抒发诗人的感情。

诗和散文最大的不同，就是诗的形象，不是照抄现实的，而是把现实的某一特点，加以变异的。清朝诗评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有一段话：或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裁、词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俱变。”

意思是，诗歌与散文的“意”，也就是内容，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就是形式不同而已。如果内容是米，散文就是把米煮成饭，诗歌就是把米酿成酒。饭没有改变米的形状，而酒把米的形状和质地都改变了。

这个理论当然有它比较不够精确的地方（如把散文和诗歌的内容说成是没有区别），但是总的说来，相当有启发性。说诗歌是想像的、变异的，而散文则比较写实，就这一点来说，是比较到位的。

对于这一点，也许我们仅仅读杜甫、李白、孟浩然的诗歌还不够清楚，把他们诗作和袁中道的散文一比，其间的差异，就十分鲜明了。

第一段写洞庭湖水奇的原因；

予始四望惨淡，投箸而起，愀然以悲，泫然不能自已也。

作者居然因为风景变幻而哭将起来，可见不但感情容易激动，而且对感情相当放任。这种敢哭敢笑，在封建道学自矜自持、喜怒不形于色蔚为风气的时代，明清小品作家敢于表述自由的性灵，正是其可爱可贵之处。

第二段写作者由洞庭湖上风景变幻而引发自己的的联想和感慨。

第二段中，作者在文中还联系了宋朝滕子京、范仲淹，联系了修建岳阳楼的滕子京因在官场上受到打击而在宾客间大哭的典故，以及范仲淹在其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用这样的联系来对照自己当时的人生经历，表现自己的人生感慨。袁中道认为滕子京不应该哭，因为他已经在中央朝廷为著名的谏议，用不了多久，就该有政绩可报了，如此境遇，“有何可哭？”而像自己这个样子，四十多岁了，头发都白了，还没有为保卫国家作出什么贡献；

遭逢兄长病故，加上飘零异乡，又是面对“寒雁一影”这样的遭遇，“是则真可哭也，真可哭也！”他这不仅是为自然现象而哭，更是为个人政治遭遇而哭！他这种敢哭敢笑的个性追求，即他文学创作中一追求的“独抒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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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中道（1570~1623）明代文学家。字小修，亦作少修。湖北公安人。“公安派”领袖之一，袁宗道、袁宏道胞弟。

16岁中秀才，以豪杰自命，性格豪爽，喜交游，好读老庄及佛家之书。成年后科场考试，几经落第，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授徽州府教授、国子监博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少即能文，长愈豪迈。

与其兄宗道、宏道并有文名，时称“三袁”，同为公安派。其绩稍逊于宏道。其文学主张与宏道基本相同，强调性灵，“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应酬格套之习”(《中郎先生全集序》)。

他较两兄晚殁，后来目睹模仿公安派的文人，已有“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同前)的流弊,所以晚年又形成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思想，提出“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诗之神则善矣”（《蔡不瑕诗序》）。

这是他与两兄稍异之处。袁中道作品以散文为优，游记文如《游石首绣林山记》、《游鸣凤山记》、《金粟园记》、《玉泉涧游记》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牍文如《寄蕴璞上人》、《答潘景升》、《与曾太史长石》等，直抒胸臆，文笔明畅；

日记《游居柿录》反对复古拟古，认为文学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写性灵。

参考资料：

-游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的中心思想是通过叙写滕子京“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政绩，借写人们对岳阳楼景色的不同感受，突出表现了滕子京勇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实干精神，表达了对滕子京热情洋溢的赞美之情。《岳阳楼记》的中心思想鲜明地表现了我国历代进步知识分子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