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鲁迅蔡元培李大钊是如何启发民智唤醒国民？

这句话是《觉醒年代》中北大教授辜鸿铭所说，剧中无论是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还是坚守旧文化传统的学者，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分歧，但在对于青年的教育、爱国情感、道德标准上是高度保持一致的。

什么是教书育人？也许就是能引导孩子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指点正确的方向，启迪孩子们的心灵，用自己的言行为青年一代树立榜样。

这部剧中的每位前辈都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很好的典范。

02坚定信念，树立榜样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在李大钊先生27岁正是“青春”的年纪，他写下《青春》一文。

这篇文章吹响了理想的冲锋号，叫醒了无数青年，也叫醒了时代。

 

《觉醒年代》两个儿子对陈独秀很深的怨念是因为他为了革命忽略了对家庭的照顾。为了革命事业，陈独秀远赴日本，在他回国之后，好朋友汪孟邹在家中为他摆了一桌宴席，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也自告奋勇在厨房中帮厨。几个好朋友在一起高谈阔论，此刻的陈独秀并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其实对他已经有了很深的怨念。

众人正在谈着天下大事，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端上了一碗菜。没想到打开菜碗之后，里面竟然是一只被荷叶包裹的癞蛤蟆。看到此情此景，众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汪夫人也为这种行为连忙向众人道歉，陈独秀这时才明白儿子对他竟然有如此深的怨念。

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也从厨房中走出来，他当着众人的面对自己的父亲直呼其名。陈延年指责陈独秀无情无义，多年来疏于对家庭的照顾，而且为了革命还连累家人和亲人受苦。自己的堂兄陈永年因为受到陈独秀的牵连，饱受酷刑的残害。在爷爷去世之后，陈独秀也未能回来奔丧，这一点也让两个儿子无法原谅陈独秀。

从这个情节可以看出，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对自己的父亲陈独秀怨念极深。这些怨念并不是一时间产生的，而是经过日积月累滋生出来的。陈独秀确实是为了革命事业疏于对家庭的照顾，但其实在个人情感和对家人的态度上，陈独秀也有自私自利、不负责任的一面。

《觉醒年代》中饰演陈独秀的是于和伟 。

于和伟，1971年5月4日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1996届表演本科班。

1999年，参演个人首部历史剧《曹操》，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2003年，参演高希希执导的抗战剧《历史的天空》。2004年，在情感剧《搭错车》中饰演苏民生。

2021年6月10日，凭借年代剧《觉醒年代》获得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奖。

评价：

于和伟在拍戏时特别认真和钻研，对艺术一丝不苟。他演技精湛，虽然小鼻子小眼睛的，却让人有种很信任的感觉 。在一组写真中，于和伟以白色衬衫、黑色领结及黑色西服的男人味装扮尽显其时尚气质，还透露出一丝单纯的呆萌耍怪，充分展现了他独有的魅力。

《觉醒年代》集合了于和伟、张桐、马少骅、朱刚日尧等演技派。其中于和伟饰演了陈独秀，张桐扮演了李大钊，马少骅饰演了蔡元培，朱刚日尧扮演的胡适。在这之前，于和伟已经两次饰演陈独秀，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他塑造的陈独秀形象深入人心，观众一度觉得他就是陈独秀本尊。

 于和伟塑造的人物设计感非常强

作为一个演技派，于和伟塑造的人物设计感非常强，从角色的肢体运动、生活细节到语言节奏都能感受到演员的创造能力，但在运用理性塑造人物的同时，他并没有失去感性的情感表达能力，而是通过面部表情和眼神变化，将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层次分明地传递出来。

 

于和伟在《觉醒年代》所饰演的陈独秀是一位非常有理想的人物 ，可以说得上是楷模级别的存在 ，于和伟对人物把握的非常到位，可圈可点，张弛有度。于和伟对陈独秀也是抱着一颗敬畏之心，所以说在很多细节的地方拿捏的轻松自如，演绎的淋漓尽致。

 

于和伟果然是老戏骨，眼神是戏，台词是戏，面部表情是戏。尤其，陈独秀和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矛盾重重，父子三人的矛盾看点十足，既有思想认知上的较量，也有父子之情的较量。于和伟通过设计人物丰富的生活细节，将高远、激昂的革命者形象和生动、朴实的普通人形象完美地结合在荧屏中的陈独秀身上。

真正的实力派演员

于和伟出道多年了他的演技扎实精湛，是真正的实力派演员，他演戏认真精准，这次他在觉醒年代里扮演的陈独秀，真的是入木三分，把一个陈独秀妥妥的演活了，他那个激情、那个爱囯救囯，不顾家不怕死的奉献精神，展示的活活灵活现。

 

一心想改变千年封建半殖民囯家的勇气和智慧，以办刊新青年来呼吁和发动北京大学以及工人、农民＂五四运动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他扮演的陈独秀真的是太棒了。非常的好。这是真功夫真实力。

于和伟可以驾驭不同的角色。

于和伟是演员中典型的常人脸，一眼看过去不起眼，但第二眼又会让人印象深刻。这也造就了他千人千面，可以驾驭不同的角色。 从《新三国》里的刘备到《军师联盟》里的曹操，于和伟在两个反差巨大的角色中竟能自由转换，用他的“好演技”征服了无数观众。

 

值得一提的就是军师联盟，他饰演的曹操圈粉无数，曹操这个角色在剧本创作本上，设计地无比好，再加上台词精彩、性格鲜明、个人故事线饱满，还有他出色的演技，让这个角色打动了很多人。在《觉醒年代》中的演技更是精彩。

文明的奠基石

——胡适思想浅谈

[关键字] 胡适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实验主义 存疑主义 渐进主义

[摘要]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启蒙大师，由他首倡的“文学革命”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在思想界开辟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纪元。然而奇存疑主义、实验主义、渐进主义等思想却未能与当时激进的五四时期的中国政治现状相契合，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对象，最终未能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但是胡适的思想遗产并没有因为其政治上的“退败”而退色隐没，相反胡适思想正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思想的开放一点一点的被重拾。

一、胡适与其时代背景

自从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就以一种强制的方式涌进古老封闭的中华帝国。从此我国就开始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西化”（现代化）过程，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政治科学、思想文化点点滴滴地向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渗入。在我国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过程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个分水岭。五四之前我们的现代化重点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被迫让位的问题。而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并与“五四运动”相伴生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则使这个“让位”过程在文化上一让到底——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打倒孔家店”，倾向于全面反传统，是一个“全盘西化”的文化运动。如果说五四之前，中国思想界争论的焦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孰体孰用以及应否西化的问题，那么，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中心就在于如何西化和选择那样西化的问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是一个“为了政治而文化”的文化启蒙运动，则继之而来的就是“启蒙后”真正的直接的政治改良或革命救亡的问题了。“五四运动”拉开了现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序幕，也是中国“西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转折。

在这样一个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转折时期，胡适兼具着一个启蒙思想家与一个近于被多重误解的爱国救亡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他立足学术但关注并干预政治；他竭力推动全盘西化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但反对激进的政治运动，认为“五四”的政治运动干扰了思想启蒙，“五四”启蒙运动因政治运动而夭折，为完成其应有的历史使命。观其在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下的前半个世纪的历程，胡适始终在学术与政治、思想启蒙与政治运动的矛盾之中探索行走。他企图“二十年不谈政治，先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最终还是由学术而政治，由思想启蒙而卷入“主义与问题”的论战。学术与政治、思想启蒙与政治运动，剪不断，理还乱，将胡适牢牢地困于其中，交织成胡适起起落落的一生。

二、胡适思想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

（一）宏观上看胡适之于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贡献

1917年一月号《新青年》刊出了胡适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冲决了旧文学数千年的提防；随之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推波助澜，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由此而始。而文学革命背后真正的实质却是一场思想的革命，这场思想的革命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胡适也因此而成为一个时期文化思想界之名流。

胡适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大师，成为整个旧势力的公敌。“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传统文化的运动，胡适在这场反传统文化的运动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呼吁个性解放，反对传统偶像，倡导文学革命，这些既是胡适的思想认识，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内容。站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之上，从宏观上看胡适对这场运动的贡献，主要有两点：首先，胡适打破了孔孟和儒家在中国文化中“唯我独尊”的地位，使人们头脑中儒术的权威形象解体破碎，成为了与诸学平等且可供讨论批判的一种经学，从而使人们的思想从孔孟儒学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开始对旧道德旧传统提出质疑否定直至批判。其次，胡适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宇宙观。“汉族中心主义”以一种扭曲了的“自豪”与“自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蒙蔽了人们的眼光，中国人因此对西方先进文化不屑一顾，做着泱泱大国的迷梦，即使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也未从“汉族中心主义”中走出，而深深困扰于中学西学谁体谁用的问题之中。胡适在文化思想上以人类大同为基准的“世界主义”观念代替以“国家本位”的民族主义意识，将中国思想界的眼光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而不再受锢于“汉族中心主义” 。总的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是自由开放的，各种不同的声音相互撞击相互包容。当然，以上两个贡献并不是胡适一人单独做到的，开启思想文化界自由开放之风气也不是胡适一人能做到的，但他在其中的贡献是突出的，是不能不提的。

（二）胡适思想特点

胡适之所以毫无愧色地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学者，之所以在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之所以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更多的取决于他的思想体系中那些特殊的，为同时代学人所不具备的，唯有他个人首倡或独创的学术文化思想及其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①] 可以说，这段话是胡适对自己的思想的总结，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胡适的思想和科学方法主要来自西方，一为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一位是实验主义的集大成者。

较同时代的学士而言其思想最大的特质在于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胡适曾说，达尔文和赫胥黎在哲学方法上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的“存疑主义”，他从进化论那里所真正接受的也就是这个“存疑主义”。而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又是相互联系的。正因为存疑，所以主张实验。“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情感，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②]在胡适看来，一切可信的东西都必须经过科学的证明，凡是没有经过检验的东西，都不可信，而当先置一边，等待“实证”。

由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这两个主体思想延伸的其它思想特质主要还有：

渐进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③]基于这样的进化论认识，胡适在文明进化与政治变革的主张上也一直是主张渐进的，体现出一种稳健性，他说：“文明不是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④]

反教条主义的：反教条主义可以说是其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的另一个表现。因为存疑，所以不盲信一切主义，主张验证一切主义。胡适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⑤]他这样论述“主义”的危害：“‘主义’的大危害，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⑥]这也是胡适之所以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思想根源所在。

重具体的：胡适主张从具体的问题下手，“多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而反对高谈或者说空谈“主义”，他说：“凡是有价值的意思，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⑦]

另外还有自由主义、个人本位主义等在当时也是其主要思想特点，这种种特点构筑成了胡适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持的路线方式、政治主张、所实践的行动都深深地反映出其思想特点，深受其内在思想的指导。如：在新文化的认识路线上，胡适认为整治中国社会之病的药方在于“树人”，在于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明素质，他认为这个文化运动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走为文化而文化的路线；在文化革新的方式上坚持“尝试”的、“实验”的态度，希望大家平心静气讨论“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处理传统文化的方式上，胡适从疑古出发，提出要“整理国故”、破坏旧文化、建设新文化这一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要经历一番“筛选、改造、利用和吸收的功夫；在政治上，胡适主张渐进。

（三）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具体的主要贡献

理解了胡适的思想特点，也就找到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路线方式、政治主张等的内在根源。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具体的重要的贡献是基于胡适内在思想观念的指导和一份热烈而理智的民族心而产生的。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了其特殊的重要的贡献，到现在则成为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一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把中国文学传统引入了现代化。胡适的“文学革命”论，是在中西文化冲突最严峻的关头，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转折时期，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清醒的历史使命感，为顺应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大变动，寻找到了一个切实的突破口。

二是，创造性地介绍宣传实验主义学说，传播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传输西方先进思想和思维方式。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曾大力介绍宣传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同时在其新文化路线、政治主张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其渐进主义、实验主义、存疑主义等思想，其思想启蒙与政治主张中的理性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国激进的思想政治氛围，也传输了西方的理性主义，引发人们思考。

三是，从政治改良主义和思想自由主义出发，有力地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推动了“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中国的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高举了“民主”的旗帜，其中重要的内涵之一是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主张树立新的政治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在这方面，胡适的许多著述言论比别人更有力，更深刻，代表了时代思想的最高水平。

四是，“整理国故”的理论及其实践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整理国故”是胡适提出的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纲领中的重要一条，其主旨在于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来作整理的工作”、“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与此同时，胡适又提出了一条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为真理而求真理”。在实践上，胡适也身体力行。可以说，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了范式。

三、胡适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思想启蒙大师，然而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是先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⑧]，所以，胡适破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上说是为了建立中国的新文化。但是文化上的“立”往往比“破”要难得多。在那样一个民族危亡和政治危机深重的中国，“救亡”压倒了“启蒙”，新文化运动只草草地完成了对旧文化的“破”，五四政治运动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历史舞台，阻断了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的“立”。也可以说，这样的结果是作为一场“为了政治而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而这样的必然就造就了一心想“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基础”的胡适的悲剧。历史现实不容给胡适足够的时间去建筑一个新的文化基础。

胡适存疑的、实验的、渐进的、反教条的、重具体的等等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非常理智的思想。处于国家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的仁人志士出于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掀起新文化运动，这样一种“为了政治而文化”的运动不免产生许多过激的思想，而胡适思想给中国注入了新的思想血液，也恰恰像是给政治高烧的中国带来了一针清醒剂。然而，在那样的环境下，胡适存疑的、实验的、渐进的、反教条的、重具体的等等思想又显得不合时宜，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没有时间去怀疑去渐进去实验。因此，胡适政治上改良主义的主张也没有被接受，反而成为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批判的对象。在当时的中国胡适思想没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得以生根发芽长大，随着列宁化的马克思主义涌入中国，胡适派的思想不断地遭到“正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批判，最终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我们说，胡适的思想带有资本主义改良派的色彩，但是实际上胡适并不是一个党派分子，胡适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更不是出于党派利益，而是单纯的对西方先进思想的认同，并且出于爱国心而想要将这些思想作为医治中国文化与政治弊病的处方。胡适的思想遗产并没有因为其政治上的“退败”和20世纪50年代对胡适的大批判而退色隐没，相反，胡适思想在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思想的开放一点一点地被重拾。

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政治进入了“邓小平时代”，从“真理标准讨论”到“改革开放”，中国走着一条实验探索的路，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在“五四”时代已被胡适作过明确的解答，可是到了1978年之后，我们才真正接受这一答案。胡适当年反对空谈、反对盲从、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本身是一种务实的思想方法，即实事求是的意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胡适的声音还在警示现在的我们，谁违背了这起码的认识逻辑，就会陷入追求真理征途中的泥淖里，置整个民族于危难之中；谁顺应和驾驭这一起码的认识逻辑便会获得现实的真理的绝对赐予。

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已昭示了这一基本学理的合理性。胡适的主张社会改革，主张思想解放，特别是不迷信，一切学理必须通过实践验证的思想，正是我们日趋遵循并走着的路。可以说，胡适在20世纪初的理性呼唤，到了20世纪末真正得到了实践上的回应，21世纪的中国应继续循着这条理性的路走下去。

电视剧《觉醒年代》主要以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青年杂志》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觉醒年代社会风情和百态人生的故事。

以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艺术地再现了一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一群热血青年演绎出的一段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和中国***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扩展资料：

《觉醒年代》之所以能被观众所认可，首先是生动地展现了一群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的艺术群像。每个人物不再是概念化的一个符号形象，而是一个充满性格，充满血肉，充满灵动细节的艺术形象，所以许多观众会通过这个电视剧认为让历史教科书的那些人物活了起来，让他们有了灵魂和血肉，有了我们能亲近的交流感；

同时，主创又运用诗意的艺术手段，使这些人物的心灵灵魂精神情感得到升华。它更是艺术性地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传播，中国***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成立这一巨大的时代课题。

根据哈尔滨张艺谋和白雪公主和71岁的第一个间谍**的国家司。这三大元素与极棒的视听元素和奇幻空间的碰撞，足以让人将《悬崖之上》视为五一必看**。

更不用说奢华的砂锅，张译和阿曼达的老组合，还有**脸荷尔蒙刘昊存和朱的组合。光看预告片，紧张的气氛就会给人一种神仙打架，高手打架的感觉。

再加上最擅长培养演员的张艺谋的加持，从悬崖开始我就一直期待**的视听刺激和表演技巧。

但没想到看完这部**，最大的亮点是几乎没有关于防止剧透的宣传，于和伟！

这几年，说起一个会演戏的人，“爆发”似乎成了一个必备的形容词，仿佛一个演员在剧中没有爆炸的戏份就不能演戏。但于和伟这部**最大的魅力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在没有“突破”的情况下，表演是多么紧张。

影片讲述了四名苏联训练的特工和两对夫妇前往哈尔滨执行“奥特”行动的故事。这两对特工除了执行任务，还有各自的个人动机。

经验丰富的张(张毅饰)和王宇(阿曼达饰)手术后希望找回一对因参加革命而失散的孩子。年轻的楚、和浩村因为爱情和信仰，期待着和平后的团聚。

两对夫妇从一开始就分开执行任务。几笔下来，观众开始担心人物的命运。

但直到这两组特工陷入绝境，于和伟的真正主角周毅才正式出现。故事从“营救”变成了“逃跑”。

这个设定本身就让影片打破了以往谍战片“团队完成任务”的刻板印象。不同于以往的悬疑片，人物的身份卡都是提前曝光的，这让剧情主导的**完全变成了人物状态主导的**。

本片相比话剧版，降低了复杂度，简化了剧情，没有以曲折取胜，而是用outrat的《麦加芬》来描述时代背景下走在悬崖上的特勤组。

因为这个背景，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导演把每个特工的所有角色都表现的淋漓尽致。四个演员的联袂演出，大量的眼神变化，给人一种好玩、愉悦的感觉。在**的前半部分，于和伟这个角色被隐藏在黑暗中，就好像它只是一个不重要的配角。

当观众惊叹于张译神一般的表演和刘昊存纯粹的**脸时，才发现了周易在故事中间的重要性。

他是一部**的灵魂人物，隐藏在缝纫中。演员阵容重，表演难度大，类似的形象很多。《珠玉》之前，如何划分人物的表演区域，在完成高难度剧情时引起了观众的共同感受，这对演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在《潜伏》、《风声》等经典影视剧之前，大家都很足智多谋，对特攻有崇高的信念。于和伟版本的《周易》很好地解释了自我控制和内省。

在影片的前半部分，他几乎花了很多时间来扮演这个系统的老兵。在他出道的背景中，他的同事真的射杀了犯人，而他却随便抽着烟，对血腥的一幕并不感到意外。他多年来一直以冷血的面目从事他的工作。

大红泥、可疑教官高斌，也是公私分明的态度，不突出，也不故意拖泥带水。这种压抑的表演让观众在上半场完全看不清他的身份。让观众知道他是学长床，惊叹他隐藏的学长位。

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于和伟扮演周易的第一阶段。在张被捕并受到惩罚后，周易对事故的反应是迅速、准确和懒惰的。

两人在车上迅速做出选择后，知道周毅逃不掉了。在《决一死战》中，于和伟的表演仍然压抑着他的感情，只有他的眼睛湿润了他。之后在行动上克制了自己的谨慎和情绪，表现出一副如履薄冰的间谍模样。

这是于和伟角色诠释的第二层，即专业、审慎、战胜永恒的理性感情。这也让他可以从事高级特工工作，与上述四人的间谍工作水平相比。

在这部影片中，他的动作有梅尔维尔黑色**中流动的感觉，关节的灵动，车里烧纸的成熟，下属传达信息的果断。他的演技让人耳目一新，这也显示了一个资深间谍应有的职业素养。

王宇偷偷哭，楚梁的关心就乱了。比起看着孩子崩溃，张译的周易几乎是一张扑克脸，表情也是重点。

于和伟设置的第二个舞台对《周易》第三个舞台施加了巨大的张力，用简单的微表情强烈地触动了观众的感情。于和伟上部的隐藏线为后面的部分打下了基础。

拍摄现场一开始，周毅随便点了根烟，就成了真正的同志。周毅也随口想抽，但手一抖，枪声就落了。他强忍悲痛，点燃了一支香烟。为了不让周围人发现情绪波动，在木纹上刻画了一个突然成熟的间谍形象。

在追踪楚良的场景中，他疯狂地服下杀死的药丸，背对敌人，眼睛变红。声音强烈地隐藏着颤抖。

同样，他对上级和战友的谎言也没有改变，却展现了钢铁侠温柔温暖的一面。

于和伟的这三个层次都是递进的，所以观众完全可以在人物的压抑和克制中被特工周易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最有意思的是，他还把辽宁抚顺人特有的冷幽默带到了这个角色身上。亚洲剧院差点被他的同事发现。他匆匆赶往工作场所pua。“你升职多久了？”他的同事老金怀疑地询问他的生活，并扬言要举报，这是一波职场反杀。冷嘲热讽几句后，果断反击，给人物增添了冷感。这种幽默与冷漠，战友的热情与敌人的决心之间的反差，成为塑造于和伟角色的第四层。

这也使得影片多次呈现黎明的主题。从他口中，有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他是冷冷的哈尔滨，观众的心里有一缕阳光。在里

悲伤中有一丝暖色。

尽管黎明还远未到来，尽管他将冒着生命危险继续走悬崖之上，《黎明时分好》（it\'sgoodwhendawn）不仅给了所有革命者一个充满希望的希望，也给了观众近两个小时的寒冷后一个温暖的安慰。在**的结尾，于和伟长期压抑的情绪得到了真正的宣泄。复仇的感觉使所有的观众都为之疯狂。

说实话，虽然我很早就看过于和伟的许多**和电视剧，但我对他的印象总是模糊不清。20多年来，他创造了无数经典角色。观众能记住这个角色，但记不起他的名字。与他合作过八次的导演高希希说“于和伟你不能宣传。事实上，在我的八部戏剧中，你有八个角色。这足以让人们记住。

他也感到困惑，因为经纪团队的同事们担心，走这样一条路不容易被人记住和奉承。但后来，他也想敞开心扉，“我可以享受这样一种自由的状态，不想给自己贴标签。我沉迷于戏剧，如果角色是一样的，那就太无聊了。”看完**后，我去搜索他豆瓣，找到了他豆瓣，这也展现了东北人独特的冷幽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于和伟很少有“自我主义”，才使得他在许多不同性格的角色中发挥了很强的表现力。例如，谁能认为一个扮演活人刘备的人可以扮演曹操？谁能认为一个扮演活人刘备的人可以扮演三次休闲陈独秀？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全剧最精彩的时刻是监狱陈独秀拒绝与政府合作后，陈独秀转身唱了一首苏轼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谁害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首歌洪亮有力，声音混杂。当时，于和伟和陈独秀，以及几千年前文人的性格苏轼。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唱完定风波，陈独秀后，他大步走向高墙，从草叶中捡起一只螳螂，仔细地看着它。在情感的高潮，于和伟精辟生动地演绎陈独秀为文人和革命者的复杂情绪，只有简单的动作和微妙的表达。

开放人们的智慧是一种“螳臂当车”吗？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一名学者和一名中国人，他愿意“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然后去做”。在感情的高潮，这种四两公斤的表演让人叹为观止。这真是一场表演！

从电视屏幕到大屏幕，它在于和伟中也是如此流畅自然。

管虎在老炮儿中的恶棍和傲慢龚叔只是一瞥，但它照亮了人们的眼睛。在我不是潘金莲中，许多表演学校的男明星都属于明星。

但即便如此，郑县长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对上层、下层和人民的不同态度生动地展示了官场的生态。

虽然这是一个小角色，他的表演是克制和准确的，但它使人们对角色感到特别真实郑县长。该角色赢得金鸡奖最佳男性伴侣奖。

在由黄渤于和伟导演的一出好戏中，他在**中的表现受到高度赞扬。他扮演的人物张总不仅具有人性的温情，而且很好地融入了黄渤的寓言故事。在影片中，他不仅把一个原始的岛屿变成了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用扑克牌当钱，而且还带着些许欢乐表演了角色，让人发笑。

我认为这部**悬崖之上更新了观众的表演美学，恰巧于和伟是内向和宽容的。张艺谋我们惊喜地发现，曾出演过这么多电视剧的于和伟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大银幕的**形象。

当一个演员的演技突然爆发时，我们很容易赞美他，但对于专业演员来说，这相对容易爆发。它让人在内向时感到起伏，在沉默中倾听是最困难的惊雷，这种层层的约束使情绪积累到高潮。

从这个角度来看，于和伟的表演在这个歌唱高于高音、表演高于爆炸的时代是弥足珍贵的。

陈独秀：游访淮上健者，两日留驻下塘

关于陈独秀访游皖北驻留下塘两日，常藩侯和李雨村等都曾有简略记述。晚清秀才沈石筠《下塘集学堂赋》开篇“客有出寿州东门来者，一路风尘，两天炎热。小住为佳，新闻最切。”说的也就是这件事。柏文蔚遗著记载更详。他在《五十年大事记》中说:“旋约陈仲甫、宋少侠、王静山、方健飞诸君作皖北之游，遍访江湖侠为之士。于是有石敬五(竞武)、宋建侯诸人，皆为吾人之健将焉。”《柏烈武先生革命谈话》则说：“(皖北)诸同志多热心奔走，创办学校，开通民智，灌输革命思潮，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会党兄弟，绿林豪杰，群相附翼。因陈独秀、王静山、方健飞、宋少侠等先至怀远、蚌埠，经蒙城、涡阳、毫州、太和、阜阳、正阳关到寿州，即住文蔚家中。陈独秀与孙毓筠(少侯)在寿初次见面谈革命。从此与淮上诸同志深相契合，革命思潮遍于乡里。留家数日，即与陈独秀起早至下塘，适裴书田所办知新学校与李寿臣所办求是学校互争学产，力为调处，两日不成，经合肥至芜湖。”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抗议声此起彼伏，安徽的民主革命运动即蓬勃展开，从此也拉开了长丰县域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序幕。1902年，传闻清政府又和帝俄签订密约，皖籍留日学生陈仲甫、潘赞华等与安徽大学堂及武备学堂学生柏文蔚、郑赞丞、杨端甫等，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假藏书楼发起革命演说会，痛斥清政府卖国。

1903年，帝俄在中国东北驻兵违约不撤，励志学社则组织社员进行军事操练，响应“拒俄运动”，效仿东京留学生拒俄义勇队，准备效命疆场。两江总督侦知安庆藏书楼演说会(外界不知为青年励志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有联系，密令皖抚缉拿为首者（见佚名氏《吴樾、徐锡麟、熊成基革命事略，附安庆藏书楼革命演说会》），青年励志学社遂星散。

1904年2月，安庆武备学堂头班学生毕业后，皖抚即令招募新军三百人(或云三百二十四名)，归学生训练，名曰“武备练军”。所招士兵“皆选身材合格、年少识字者充当，且多官绅子弟，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之子程恩普亦在其中”（《铁侍郎抽阅沿江各省营务炮台武备学堂情形摺》）。

柏文蔚前因“藏书楼演说”被安徽大学堂开除，也投身武备学堂练军，继续革命活动。当时，与柏文蔚“同时录取入学的同学有：杨辔龙(号云安)、李孟洲、李幼卿、胡万泰、李乾玉、李士善、田次壎、余申甫、张石泉、孙孟棨，孙叔真、李德瑚、张树侯、刘松甫、王化崇、冷御秋(遹)`、倪映典、熊成基、龚维鑫等”。柏文蔚则发起组织“同学会”“不分省籍学籍，只有志同道合”，“以最普通立名，而内容实研究革命排满之道，是时加入者，多淮上健者。所有宣传品譬如《猛回头》《革命军》《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中国魂》每册散布皆达百余份，而熊成基之读《扬州十日记》，乃至流泪不止，余因之与订交焉。”安徽革命组织于是有了雏形。（以上见《柏烈武先生革命谈话》和《五十年大事记》）其中的李乾玉（小南）、李士善、余申甫、倪映典、王化崇、龚维鑫等经考均来自长丰县域，不少人在这一组织带动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所谓“淮上健者”，又以寿县（今长丰县大部属长丰乡）人为中心。据统计，清末以秀才身份投笔去安庆武备练军的寿州籍学员就有十三人。柏文蔚和陈仲甫等领导省内革命者都十分重视这批力量，认为安徽革命大业，必须由团结、组织淮上健儿着手，乃于一九O五年暑期相约访游皖北。据潘赞华《辛亥安徽革命运动回忆录》，陈仲甫为推进革命形势而联络省内革命力量是在上海“苏报案”发、由爱国学社“潜回皖省”后的行动。

陈仲甫和柏文蔚访游皖北联络淮上健儿及有志革命人士，安徽辛亥老人知者甚众。据胡渭清先生回忆:陈仲甫赴寿春，道经合肥，原约王兼之同往，因王他适，改由胡渭清相随。陈在寿春约住半月余，会晤了孙毓筠、张树侯、郑赞丞等人。胡渭清，合肥人，1906年加人同盟会，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员（时名绍斌）、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一九六三年病逝。另据李雨村孙女李岫云、孙李法光口述，柏文蔚、陈仲甫访问皖北，途经寿凤一带，曾会见祖父，谈论革命，联络同志，对祖父启发教育很大。

柏文蔚、陈独秀这次访游皖北，使全省的革命力量有了中心，省内革命思潮很快发展起来。岳王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产生的。芜湖安徽公学革命力量和安庆武备练军革命力量的联合，就是岳王会的组织基础。芜湖安徽公学就成了岳王会的诞生地。

1905年2月，芜湖安徽公学教员陈独秀、进步军官柏文蔚联合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常恒芳、宋少侠、杨端甫等人集会于芜湖关帝庙，借烧香宣读誓约，订立章程，以反清为宗旨，其用意是“盖岳武穆抵抗辽金，至死不变，吾人须继其志，尽力排满”。参加岳王会的有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学生和武备学堂的学生，会员共计三十余人，以陈独秀为会长。后又设分会为南京、安庆，由柏文蔚、常恒芳分任会长，运动新军。同盟会成立后，岳王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大部分成员入同盟会。

岳王会是安徽知识分子的反清革命团体，是比中国同盟会更早创立的民主革命组织，以陈独秀为会长。岳王会以军事学堂学生以及新军官佐为主要联络对象，成为光复会的外围组织。后又在南京、安庆设分会，由柏文蔚、常恒芳分任会长。同盟会成立后，岳王会接受同盟会领导，大部分成员随入同盟会。

1907年7月，徐锡麟刺杀恩铭失败后，官府监视甚严，革命党人难以容身，多离开芜湖，陈独秀东渡日本，岳王会陷于停顿。同年秋，在安庆设立“维新会”“同汉会”“励学会”等外围组织，并在新军中大力发展会员，会务复苏。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消息传到安庆，岳王会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并推安徽新军炮营队官熊成基为总指挥，密谋起义。22日，熊成基率马、炮营新军千余人，围攻安庆一昼夜未能得手，向集贤关撤退，旋即改变策略，拟取道桐城，袭取庐州为根据地。清军追击，部队渐散，到庐州时已不满百人，势不能至，起义失败，安庆会分会随之解散，主要军事骨干遇难，全省牵连被害者达300余人。熊成基潜逃日本，后潜回东北，密谋炸毁清廷考察海军的大臣载洵和萨镇冰，被捕杀；陈子香、陈传经兄弟也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岳王会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安徽地区民主革命运动，标志着安徽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次驻留，也激发了下塘及周边地区仁人志士投身革命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