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中凭栏的意象分析

凭栏”意象的历史渊源

“凭栏”也称“凭阑”，在古文中“栏”通“阑”，“栏”是我国古代亭台楼阁上必备的栏杆，同时有装饰和防护作用。“凭栏”便是这字面意思，是说人倚着栏杆、扶着栏杆的动作，诗词人们在古诗词中根据情境押韵的需要也作“倚栏”、“拍栏”、“扶栏”。究其“凭栏”意象的来源，就要追溯到中国古代文人登高抒怀的传统了。

早在《诗经》的《国风·周南·卷耳》中，便有了以登高抒怀情感的诗作：“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妻子因为思念出征的丈夫，而登高怀远，饮酒慰伤，希望在那高山之处能排遣些许思念，能将自己的呼唤传得更远一些，离远去的丈夫更近一些。

随岁月更迭，登高抒怀的文化渐渐延伸为倚栏感叹，这缘于楼台必得修有栏杆，观景楼台一般要建在高处，这样方能登高望远而赏景寄情。人们依楼阁而上，扶栏而望，栏杆给了人一种依靠的感觉，而那栏杆之外的高远之景，使人于苍茫天地间总会忆起前尘往事，也总会遥想未来之期，个中情愫，交织不绝。

到了唐宋时代，我国园林建设的发展达到了全盛，亭台楼阁的建设也随之更为普遍成熟，宫宇庭院，山巅旗亭，河边湖畔，亭台可见，栏杆亦可见。同时，在唐诗宋词的文学潮流下，扶栏思远成为了文人们寄怀情志的一种方式，”凭栏“便成为了诗词人们抒怀思远常常喜用的意象。

古诗词中凭栏的常见表达分类

唐诗宋词里，凭栏而立的诗词人们极目望远，任轻风拂面，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个人际遇下，他们借“凭栏”抒怀着不同的情感意志，以下就常见的几类“凭栏”所抒发的感情色彩，作以分别论述。

1、抒怀爱国情怀

若说凭栏而表爱国忧国情怀的诗词，最为经典的当数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了，“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虽然这首《满江红》是否真的由岳飞所作尚有争议，但词中所饱含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为国杀敌之志是令人感佩的。忠骨可鉴日月的将军看到国土又陷敌手，对雨凭阑，悲愤丹心，尽在这凭阑之刻慷慨倾吐。

一生力主抗敌的“词中之龙”辛弃疾在福建任安抚使时遭主和派构陷而被落职，在经过南剑州（位于福建省北部）时，登上著名的双溪楼，写下“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以辛弃疾当时的境遇，收复中原的理想无从实现，如今临栏远眺，待要点燃犀牛角下水潭去看，凭栏却怕，风雷之怒，鱼龙之凶。此中凭栏而怕的

　　当了几十年语文教师，越来越感到有必要让我们的中小学生尽可能多读一点古典诗词。但我又怕自己的这种想法纯粹出于个人对诗词的偏爱，因此，即使对自己所教的学生，也不敢过于热心地从这方面鼓励他们。但最近看报，一条消息支持了我。据报道，春节期间在北京音乐厅举行“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引起了巨大轰动，连演10场，场场爆棚，连加座票都成了紧俏的“抢手货”；目前，一项名为“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的文化活动已经成为海内外传媒和全国文化教育界人士关注的焦点，并且正在全国青少年中逐步推开。这确实使我受到鼓舞。

　人们对古典诗词的这种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日益变得功利和浮躁的人们，需要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和熏陶，而古典诗词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早在世界上许多民族尚处于蒙昧时期的2000多年前，我国就已经编纂了《诗经》这样完备的诗歌总集，拥有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2000多年来，我们积累了足可引以为自豪的诗歌遗产，而唐诗宋词——尤其是那些经过千百年时间淘洗而传诵至今的名篇佳什，更是诗歌遗产中的“极品”，说它们“字字珠玑”，绝对不是夸张。作为现代人的中国青少年，如果不会欣赏唐诗宋词的美，实在是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

　当然，现在的青少年升学压力重，课外作业多，没有充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情去阅读与考试无关的书籍。但我想，诗词篇幅短小，课余读一些，所花时间不多；再则，在紧张学习的间隙，伸一伸懒腰，慢声吟诵一两首优美的小诗，正好可以松弛一下紧绷的神经，调剂一下疲惫的身心，也是十分惬意的。我看，关键还在于培养读诗的兴趣。只要有了兴趣，时间总是挤得出来的。

　要培养对诗的兴趣，首先是用心灵去接近它、解读它。那些千古传诵的诗词佳作，它们所蕴含的古代诗人的情感体验，往往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纵然有时代隔阂，也不致成为我们欣赏的障碍。再说，那些真正的好诗，大多明白如话，虽然是一千多年前的语言，对今天的读者却依然充满了魅力。比如下面这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全诗没有一个冷僻的字，不用任何典故，朴素得比如今的很多新诗和流行歌曲的歌词更晓畅易懂。它真挚的感情全从肺腑中流出，即使从未有过远离亲人、作客他乡的生活经历的'人，也不能不为之动情，不能不为之从内心升起对母爱的深深眷恋；更不用说有过这种生活经历的人了。记得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离开乡下到上海求学，虽然路不算远，但少小离家，总有一种游子思乡的心情。不幸又在初中毕业之前忽遭丧母之痛，悲痛中反复地读这首诗，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撼，不太会写诗的我居然也写出这样的诗句：“密缝针线今犹在，不忍开箱检旧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至今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时这首《游子吟》给予我的巨大的冲击力。

　诗词都是有韵律、有节奏的，在古代，诗词都能合着乐唱。当时的唱法现在虽然已经失传，但读诗词如果不懂它的韵律和节奏，就很难品出它特有的韵味。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先生读书时那种悠长摇曳的声调和如醉如痴的神态，人们也许觉得很可笑，其实，读诗词时需要的正是这种对诗词韵味的体验和充分的感情投入。人们把读诗叫做“吟诗”，吟，就是一种拉长了声调有节奏的诵读。我无意于提倡吟，但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想把读诗变成一种精神享受，那就至少应该学会用普通话朗诵。我听过孙道临朗诵诗词，虽然不是吟，但同样读出了诗词的韵味。学习这种朗诵，除了体会诗意外，关键在于处理好诗句的节奏，具体说，就是要注意诗句中的停顿和某些字音的拖长。一般说，一句中逢双的字如果是平声（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阴平声和阳平声），读的时候都要把这个字的音调拖长些（押韵的字如果是平声，也要拖长），从而形成一种长短相同、抑扬顿挫的节律。

　读古典诗词给予人的影响，不是外显的，而是一种潜移默化。读诗词的人自己也许并不感到这种影响的存在，但当他诗读得多了，积淀丰厚了，人们就会从他不俗的谈吐和文雅的举止中感觉到一种特有的气质，一种超凡脱俗的“书卷气”。苏轼有诗云：“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确实如此，一个饱读诗书、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人，即使身穿土布衣服，也无法掩藏其内在气质之美。

　当然，唐诗宋词的作者毕竟都是封建时代的文人，他们的作品中不可能不流露出封建时代文人常有的人生无常、及时行乐、叹老嗟卑、孤芳自赏等消极思想。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相反，正好可以借此锻炼我们的分析、辨别能力。

“诗中有画”是诗词创作的高境界，也是诗词评论中常用的褒扬之辞。这里的诗中这“画”大体上蕴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形体，二是色彩。李清照照词《醉花阴》中“人比黄花瘦”之句，以人比黄花，不但有形，而且有色，既描绘了憔悴的面色，又刻划了娇弱的体态。用黄花的形色作比，把闰中**憔悴、娇弱、病态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诗人把“形”与“色”统一于一体，创造了浑然一体的诗词画意。本文试图略去诗词中有关形体的刻划，单纯对其色彩加以品评。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诗词中生动的形体刻划影响我们对色彩的品味，另一方面暂时放置“形体”不论，可以更加深刻地领会诗词中有关色彩描绘的丰富内含和艺术魅力。

一、两类色彩，风格各异。

唐宋时代的诗人十分注意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色彩，并在作品中把这些色彩生动地表现出来。他们不像画家那样把色彩直接铺陈在读者面前，而是通过对于色彩的描绘和形容，通过读者的想象，间接地把动人的画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总观诗人笔下描绘和形容色彩的词，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用以描绘和形容有明确色相的色彩的词。如：赤、红、橙、蓝、紫、黑、白等。这类词每一个都表现了明确而固定的色相。不论是单独出现，还是同别的词组成其它语汇，这类词所表现

的色相都有是固定不变的。无需依靠上下文义来判断。

例如：

1、“飞红万点愁如海。”（秦观《千秋岁》）

2、“朱门酒肉臭。”（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3、“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

4、“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

5、“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

6、“霜黄碧梧白鹤。”（杜甫《暮归》）

7、“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

8、“黑云压城城欲摧。”（李贺《雁门太守行》）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这类描绘色彩的词不论在什么环境中，其色相不变。

第二类是用以描绘和形容没有固定色相的色彩的词。这类词所描绘的色相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各不相同，要根据上下文意来判断。如：青、绿、碧、苍、翠等词。

例如：

1、“青”在不同的语境中表现不同的色相。“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其中青为蓝色；在“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青为灰蓝色；在“点溪荷叶叠青钱”（杜甫《漫兴》）中青为石绿色；在“山外青山楼外楼”（林升《题临安邸》）中青为灰绿色；而在“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中青则为黑色。

2、“碧”在不同语境中表现的色相也是各不相同。“便引诗情到碧宵”（刘禹锡《秋词》）“孤帆远影碧空尽”（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明月不归沉碧海”（李白《哭晁卿衡》）“闲来钓碧溪上”（李白《行路难》）“万里浮云卷碧山”（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映阶碧草自春色”（杜甫《蜀相》）这些句子中碧空、碧水、碧山、碧草所描绘的色相各异。碧空描写蔚蓝色的天空；碧水形容澄澈的绿水；碧山指的是翠绿的山峦；碧草即是嫩绿的青草。碧字所描绘的具体色彩，只有品味全诗方可领会。

3、“翠”字在“翠掩重门燕子闲”（郑会《题邸间壁》）中为绿色，而在“燕姬翠黛愁”（杜甫《纳凉晚际遇雨二首》）中则为浓黑色。

4、“苍”在色相的表现上更为宽泛。“应怜屐齿印苍苔”（叶绍翁《游园不值》）“两鬓苍苍十指黑”（白居易《卖炭翁》）“高标跨苍穹”（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日暮苍山远”（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寒山转苍翠”（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此五句中苍字所表现

的色相各不相同。

总观上述两类词在诗词中的具体运用，会让人明显地感觉出不同的色彩风格。第一类词表现

了明确色相，产生出一种明快、清爽的色彩效果。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了诗人的独特感受和强烈的激情。红、黄、橙、蓝、紫等每一个词都浸透了诗人的心绪。第二类词与第一类词相比显得曲折含蓄、耐人寻味。在苍、翠、青等词汇的运用上，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这类词像是寄托了某种弦外之音，造成一种细腻、繁复、微妙的色彩效果，以其丰富的节奏韵律创造了另一种美的境界。

二、两种手法，各显千秋。

唐宋诗人描绘色彩的手法是各不相同的。如同画家用同样的颜料画出不同风格的作品一样，其手法是丰富多样的。这里把唐宋诗人描绘色彩的典型手法粗略地归纳为两种，并加以简单地分析。

一是对比调合法。这是唐宋诗人运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描绘色彩的手法。这种手法的最大特点是强调生活中各种色相的个性。根据色相之间的对比程度，我们可以把这种手法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强烈对比，即不同色调的色彩对比。

“千里莺啼绿映红”（杜牧《江南绝句》）中“红”对“绿”，“紫蝶黄蜂俱有情”（李商隐《二月二日》）中“黄”对“紫”‘“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中“白”对“青”，这些不同色调的色彩都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又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其中莲叶和天色形成一个绿色的调子，而荷花和落日又形成了红色的调子，两种调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再如“绿遍山原白满川”（翁卷《乡村四月》）其中山野之绿和江水之白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晚花红片落庭莎”“一霎好风生翠幕”（晏殊《浣溪沙》）其中的色彩对比也属此类。

此类对比，色彩反差强烈，色调明快。表现的情感多为欢悦、活泼，意境通常是柳暗花明，生机盎然。

第二种类型：和谐映衬，即相同色调的色彩对比。

“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客路青山外，

行绿水前”（王湾《次北固山下》）“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李白《春思》）“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嫦娥》），这些诗中的“紫”与“红”、“青”与“绿”等都是同一色调的色彩构成了和谐的映衬。

以上两种类型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许多情况下是同时存在相互映衬的。“江碧鸟愈白，山青花欲燃。”（杜甫《绝句二首》）大面积的江水之碧和小面积的飞鸟之白相对比，江水愈绿就显得飞鸟愈白；大面积的山色之青和红得欲燃的山花相对比，山色愈青显得山花愈红。但水面和青山又是和谐地统一于青绿色的调子之中。这样使整个画面既有和谐的基调，又有鲜明的对比，色彩丰富，清新明快。又如“淡淡著烟浓著月，深深笼水浅笼沙。”（白玉蟾《早春》）其中“浓”与“淡”、“深”与“浅”可说是鲜明的对比，又形成了和谐的映衬。淡淡的烟雾和浓重的月色罩住初放的梅花，梅花的影子随着月亮的移动，或深深地投入水中，或浅浅地印在沙滩上。在浓淡、深浅的对比和变化之中形成了一幅色调丰富的画面。

第三种类型：点彩调合。在交替使用对比和映衬的过程中，抓住一对色相由强烈对比向和谐映衬转化的一瞬间进行描绘就产生了这第三种类型。借用绘画的语言，这种手法是把不同色调色彩的强烈对比分散缩小。如同“点彩派”的绘画，各种色调不在调色盘上调和，而是把原色用小点的形状排列在画幅上，依靠观者的视觉去“调合”，从而达到一种色彩斑斓飞动的艺术效果。

如“一从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王淇《春暮游小园》）诗中描写了梅花凋谢坠落、海棠花继梅花而盛开的情景。作者不写梅花的红色渐变成梅叶的绿色，梅树上花渐凋零而叶渐繁茂，海棠上又出现了新鲜的红色这一现象，创造了红绿相杂、红中点绿、绿中点红的画面色彩。两种强烈对比的色彩，“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使静止不动的色彩在诗人笔下活起来，突出色彩的变化，描绘色彩的动感，渲染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气氛。

再如“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如梦令》）“花褪残红青杏小”（苏轼《蝶恋花》）“是处红衰翠减”（柳永《八声甘州》）“绿柳才黄半未匀”（杨巨源《城东早春》）“红霜有半红”（钱翊《江行无题之四》）“小径红稀，芳野绿遍”（晏殊《暗莎行》）“看尽鹅黄嫩绿”（姜夔《淡黄柳》）等，都是这种类型的例句。

通过上述三种类型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诗人以色彩对比映衬为基础。

[参考文献]

1、《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3、《李诗咀华》安旗等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

4、《杜诗言志》[清]佚名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年7月第一版。

在各个时期内,根据都城意象情感内涵细微的变化又分为不同的阶段,北宋词中的都城意象分为：朝气蓬勃的北宋初期汴京意象、泪眼凝望中的北宋中期汴京意象、奔波疲惫的北宋末期汴京意象；南渡时期的都城意象分为：充满复国壮志的汴京意象、悲叹哀吟的汴京意象和转化为中兴政治理想的汴京意象；南宋时期的都城意象分为：苟且偷安的临安意象、南宋灭亡前后的临安意象

苏轼开拓了词的题材和意境，举凡吊古伤今，述志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阐述哲理等题材，都可写入词中，使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苏词风格多样，他率先打破传统婉约词风，开创豪放词风。其豪放词具有一种恢弘豪迈、纵放不羁、亢爽劲健的气象，富有激荡人心的力量。他另有些词则表现出轻旷高远或婉约缠绵的风格。

提高了词品，以诗写词，将词品和人品进行融合，将词的言情和诗的言志结合在一起。

因此，其诗文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风格随情感基调而变化万千。《江城子·密州出猎》意气愤昂，热情浓烈；《念奴娇·赤壁怀古》开阔波荡、雄姿英发，可以用高旷、雄壮形容；凄清伤感的词，委婉细密，如悼亡妻《江城子》；《卜算子》幽深清绝，孤独感伤氛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则逸出尘外，气格高扬。

扩大了词境。

一方面从题材上将理趣引入词境，如《赤壁怀古》表现对人生的思考，《水调歌头》对“月有阴晴圆缺”的领悟。另一方面，将农村朴素的民风写入词中，如《浣溪沙》“牛衣古柳卖黄瓜”富有乡村之泥土芳香与生活气息，活泼生动；又如《西江月》之和谐宁静。

改变了词风，一改词坛绮罗香泽之态，开创豪放词风苏词的风格，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

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起句直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咏叹式的句法写景写清，境界阔大，感情深厚，写得概括而有气势。又如《水调歌头》，全词由中秋赏月而引起想象，问天、游仙、想宫阙、写玉宇，直到对月“阴晴圆缺”的探索。体现出苏轼豪放词的特色，笔势超迈，格调雄健，别有一种飘逸空灵之感。

苏词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正文构成有机统一体。

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在词调外另加标题；《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在词调后加上小序。苏轼之后，多数词人即把题序作为填词常规。

苏词遵守词的音律范围却往往不为音律所拘。一方面弱化了对音乐的依附性，强化了文学性；另一方面，增加了抒情言志的自由，作词时挥洒自如。

苏轼开始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

如苏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孙权射虎、冯唐见召典，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连用孙权、刘义隆、廉颇典，都属善用典故的范例。词经苏轼开大量用典之先河，后继者不绝如缕。

总之，在两宋词风锐变中，苏轼起了关键作用，开阔了词的意境，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将以往只在诗中出现的许多。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清平乐

　冯延巳

　雨晴烟晚，绿水新池满。双燕飞来垂柳院，小阁画帘高卷。

　黄昏独倚朱栏，西南新月眉弯。砌下落花风起，罗衣特地①春寒。

　注①特地：特别。

　（1）词的上片是怎样写景的'？（4分）

　（2）这首词表达了词人怎样的情感？请结合下片分析。（3分）

　 参考答案

　（1）上片采用由远及近的顺序写景。（1分）先写傍晚时分雨过天晴，池塘溢满了雨水。这是远望的景观。（1分）再写柳院之中燕子双双归来。这是近观的景象。（1分）接着写楼阁之中画帘高卷。这是身边的景致。（1分）上片描绘了一幅傍晚时分的雨后春景图。（答“动静结合”、“点面结合”亦可）

　（2）下片着一“独”字，揭示词人孤独凄冷苦闷难解的心情。（1分）傍晚时分，独自登楼远眺，一弯新月遥挂天边。（1分）月缺人难全。春风吹起台阶下的落花，吹皱身上的罗衣。春寒心更寒。（1分）（本题可以答艺术手法，如借景抒情。但是艺术手法不是得分的关键）

宋词中意象的选用

作者:浙江省台州市书生中学 王华清 摘要 “诗言志”，从而确定了诗词的基本功能即是抒情；而抒情的方式又往往离不开“情景交融”，这里必然涉及外在的“景 ”、“物”，我们统称它们为“物象”。实际上，“物象”除了自身的特征外，并无多少特殊的含义，只有当它们落入诗人的眼帘之内，它们才算有了生命，有了灵性，它们才能被称为“意象”，于是进一步构成了诗词的基本元素，成为我们体察诗人情绪、情感、情怀的一座桥梁。 本文以宋词为切入点，联系词人的感受，谈谈意象的选用问题。 正文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宋词中意象的选用

浙江省台州市书生中学 王华清

“诗言志”，从而确定了诗词的基本功能即是抒情；而抒情的方式又往往离不开“情景交融”，这里必然涉及外在的“景 ”、“物”，我们统称它们为“物象”。实际上，“物象”除了自身的特征外，并无多少特殊的含义，只有当它们落入诗人的眼帘之内，它们才算有了生命，有了灵性，它们才能被称为“意象”，于是进一步构成了诗词的基本元素，成为我们体察诗人情绪、情感、情怀的一座桥梁。

本文以宋词为切入点，联系词人的感受，谈谈意象的选用问题。

一、意象具有稳定性

“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有怎样的情感特征，往往就有怎样的意象类别。在传统的创作和阅读心理体系中，有些意象经过时间的淘洗，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稳定性，以至于一睹词中之物，我们往往马上联想到主人公的某种情绪。如“柳”，容易让人联想到“伤离别”：“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今古柳桥多送别，见人分袂亦愁生”〔张先《江南柳》〕、“频满溪，柳绕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张先《相思令》〕……为何“柳”具有如此内涵呢？柳的种种联想，与以下情况有关：1、古人送别多折柳枝；2、古人送别多唱《折杨柳》歌辞；3、“柳桥”往往是送别分离的特定场合；4、“柳”“留”谐音。传统习俗一旦形成，意象也就紧密地与一种情感挂上了钩。此类意象还有很多，如“月”，往往是怀乡思亲的代名词；而“梅”，恰恰是志向高洁的见证者。

二、意象还具有特殊性

除上面讲到的与传统心理有关的原因外，意象的选用还往往跟物象本身的特征及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1、物象本身的特征，往往决定了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物的特征，本文拟从颜色和形状两大块着手讨论。先从颜色方面观察，可分为暖色调、中性色和冷色调，其中首尾两类又常因特征突出而被选用，并且对应于人类的两大情感体系：明快激奋的〔如：陶醉、欣慰、闲适、舒坦、喜悦、满足等〕、黯然低沉的〔如：惆怅、孤独、忧伤、痛苦、烦恼等〕。

如表现忧伤悲愁的，常用以下意象：

清秋——“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柳永《雨霖铃》〕

残月——“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

残照——“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柳永《蝶恋花》〕

秋草——“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到夕阳”〔晏几道《鹧鸪天 醉柏春衫惜旧香》〕

暮云——楼倚暮云初见雁，南飞。漫道行人雁后归”〔晏几道《南乡子 新日又如眉》〕

残灯——“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苏轼《南乡子 送述怀》〕

……

表现欣慰愉悦的，常选用以下意象：

春光——“山园几许，收尽春光”、“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秦观《形香子》〕

绿水、芳草——“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欧阳修《蝶恋花》〕

山荷、石榴——“微雨过，山荷翻。榴花开欲燃。”〔苏轼《阮郎归 初夏》〕

由此可知：“多愁善感”的词人们，常选用色彩鲜明的物象，借助于物本身的特性，为读者展开了一副副精彩的画面。

其次，可结合物象的习性分析。万象都有与众不同的习性，在“有情人”眼中，这些天生的千姿百态都有了深厚的寄托意味，宛若诗圣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因此，意象选择的准确、恰当，在词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可以使抽象的情感具体化，能够引发我们对意外之象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从而体察出词人在词中所反映的意味。例如“愁”，在不同词人笔下有不同的表现。李煜将亡国之痛、身世之愁付与一江春水，表现其绵绵不断的情状；李清照又别出机杼，竟无端的担心起舴艋舟的不堪愁苦之重，“愁”的深重触手可感；贺梅子更是绝，他竟然用了一个博喻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样，漫无边际、若有若无、丝丝缕缕、缠缠绵绵、不可感的东西马上历历在目了。

上面讲到了“柳”与分别的关系，其实完全可以这样理解：柳的外形，足可以表情达意——“几叶小眉寒不展，莫唱《阳关》，真个肠先断。分付与春休细看，条条尽是离人怨”〔张先《蝶恋花》〕、“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此时愿作杨柳千丝，绊惹春风”〔张先《诉衷情》〕、“柳丝长，桃叶小。深院断无人到”〔晏几道《更漏子》〕……也许正是因为柳丝、柳条的轻柔、绵长，才勾起别离双方无限的怨恨、伤感。

总之，万物有其固有的本性，再经词人眼睛的筛选，于是也凭空染上了浓浓的情绪。

2、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不同，词人也会选用不同的意象来表现其微妙的心理，意象也就真正成了“有我之象”，即使表达的是相同或相似的一种情感。

在宋词人中，可以选择李清照和陆游两人来作一简析，因为我认为两人词中的形象既有代表性又有可比性：一个独守空房，忧思难忘；一个金戈铁马，悲愤难当；一个有着**的细腻温柔，一个具有大丈夫的豪放粗犷。在他们眼中，情感的寄托物也必定有很大的区别。在清照眼中，离愁别绪带来的是孤寂，最多的是由房内的物件、日常的动作引起，如《孤雁儿》：“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吹箫人去楼空，肠断与谁共停”；《鹧鸪天》：“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一翦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如果说上述意象颇有几丝温馨宁静的话，那么在“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陆游心里，去国怀想的愁绪，壮志难酬的悲愤，则更多的增添了几分悲凉与苍劲——《感皇恩》：“数声新雁，回首杜陵何处”；《清商怨》：“山驿凄凉，灯昏人独寝”。

3、词风不同，意象也往往迥然不同

豪放派词常选用“笳鼓”、“沧波”、“西风”、“江水”、“惊涛”一类有气势的意象;婉约派因其固有的缠绵细腻而多选用如下意象：“冷月”、“晚蝉”、“西湖垂柳”、“幽禽”、“云雨”、“泪眼”、“断鸿”、“飞絮”、“梧桐”……

从上面可知：意象所具有的意蕴往往有着很深厚的分析价值，完全可以这样说，透过意象，可以把握全词的基调、词人的情感、全文的主旨。从这个角度说，意象的选用，是宋词创作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意象的鉴赏，是宋词鉴赏一种最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