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各地结婚风俗盘点 各地特色婚俗大比拼

婚俗的历史非常悠久，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是中国传统习俗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各地婚礼习俗都有所不同。下面就带来河南各地结婚风俗盘点，一起来看看河南各地婚俗习惯吧。

河南各地结婚风俗之濮阳

濮阳早期的封建思想比较严重，属相不合，即使门户相对，也不能成婚。像男女属龙虎，“龙虎相对”;属狗兔，“狗兔相克”;属鸡猴，“鸡侯不到头”等。不过现在这种现象基本就没有啦!

婚礼当天，出门时，新娘脚不能离地，说是“不沾娘家土”，走时带水盆，寓意：“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连盆子都给你了，所以不能再回来了。

到男方家时下车前要用烧着的谷秆和鞭炮燎车一周，意在驱除狐妖鬼邪。新娘下车跨马鞍，有“好马不把双鞍备，好女不嫁二夫男”之说。

婚礼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上午，要有一名巧妇用红线给新媳妇儿绞脸。(貌似以前在古装剧看过)绞时面部略施脂粉，歌里是这样唱的：“开新脸，使新线，今年吃火烧，明年吃喜面”。

新人的枕头里面要装麦秸、籽棉、红枣，早生贵子的意思，这要新人亲手装填。

结婚第二天，新媳妇要到男方各亲戚家拜见，还能再收一次红包噢

结婚第三天，新婚夫妇要去岳家认门，称之为“走三天”，午饭后一起回去不能留宿，在婆家住九天，方得回门。回门后先住七天，以后再住八天，所以才有“先住七，后住八，发了婆家发娘家”的谚语。

 

河南各地结婚风俗之洛阳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建都史达千年之久，是数千年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所以以洛阳为中心的婚嫁习俗随社会的发展传到全国各地。

结婚前一天晚上，要由男方近亲家的健康男孩儿睡在新床上，俗为"压床"，意为新娘快快生个胖小子。

婚礼当日新娘上车时双脚不能着地，由新郎抱着，来回要走不同的路线，每逢到路口、大树、枯井、古庙处，都要燃放鞭炮以辟邪。

至男家门口，男家人立即燃放鞭炮，仪式必须在中午12时前举行，否则不吉利。

洛阳的闹房很厉害，按照风俗，新婚的前三夜都要闹洞房，三天不论大小，新媳妇可要准备好。

婚后第二天是新媳妇父母来看闺女的，要带四色礼品到男方家。婚后第三日则为回门日。

禁忌：

准新郎结婚前夜忌独睡新床，忌哥哥未婚弟弟先娶，说这是“大麦未熟小麦先熟。

套被子不能在9月，“十月里缝被子十全十美”，而“九月里缝被子连生九女”。好恶毒的谚语

洛阳人最忌在“无春之年”结婚，如果留意，就会发现每隔几年，洛阳就会爆发一次井喷式的集中结婚高潮，大家争抢着，好像要赶末班车，生怕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在其他地区有的就在当天打个手电筒破解。

必须哭嫁，哭则表示不愿离开父母，兼有惜别少女时代的意思，是个懂事的闺女。如果不哭，便是没教养，娘家人会觉得难堪。

 

河南各地结婚风俗之郑州

六大礼俗

择吉送好饰新房，红喜高悬满厅堂;

亲迎新娘不回头，正午以前拜花堂

大宴宾朋谢四方，三天回门看岳丈。

在大婚前一个月至两周，男家会请两位或四位女性亲戚(须是全福之人)约同媒人，带备聘金、礼金及聘礼到女方家中;此时，女家需回礼。

早上新郎率领迎亲队伍亲迎新娘，花车带头，礼车队随后。到娘家后，娘家人一般都关门拒婿，好友起哄想娶到咱家姑娘不是那么容易的。‘不回头’是说‘结婚不走回头路’，去娘家迎亲和回酒店典礼的路线不能完全重复。

登峰那边好像新郎要批一个大红床单，12点前新人拜罢天地，大吉大利。

婚礼三天后(第三天)回门，不可留宿。

禁忌：

婚庆当天若下雨，不要帮忙给新人打伞(散)，民间认为不吉利。新郎发型不宜梳成中分，夏天再热不能宜穿短袖衬衫(半截袖)，民间认为口彩不好。

新娘女友拦门不要时间太长，不要过于难为新郎。娘家亲友在禧宴上一般宜先于男方亲友离席，俗语“客走主家安”!娘家亲友对此要予以理解。

河南各地结婚风俗之安阳

结婚的前一天，男方要备酒菜一桌，送到女方家里，称为"养酒礼"，现在多改为送现金。

婚礼当天男方到女方家接新娘要吃辣面，女方藏鞋(这个好像大多数地方都有)。男方给一万零一块，最后那一块钱要拿回去，意味万里挑一，所以这一块一定要挑回去啊。

到男方家时，家里人都要化个妆出来围着新娘扭秧歌，一扭能妞一个多小时。

晚上闹洞房，喝完子孙汤，由夫嫂整理床铺，再由夫家小妹送尿盆(抬着尿盆不能离地)

新房的枕头里各放一双筷子，被褥内放一些人参果(花生)、红枣、寓意早生贵子。

新婚夫妇于第三天和第九天可回门，但是不能再娘家住，蜜月期满可以回去住上一个月。

女孩成婚后的第一个农历五月初二(或初四)，娘家要“追闺女”，娘家准备夏天的凉席蒲扇什么的，也有备电扇等电器，还要给新女婿准备一套新衣服，去看闺女。婆家设宴款待，双方家长共叙家常。

说实在的，安阳地区不要求男方给多少，何况物价这样高，一万块买不了多少东西，女方也出钱，有的是直接带存折过去的，在安阳，彩礼只是个意思。

 

河南各地结婚风俗之鹤壁

鹤壁那边结婚之前强调“父母之命，媒约之言 ”,讲究门当户对，比较传统。

谈恋爱要有媒人，提亲时需要男方托媒人向女方提亲。当地也有合八字一说，八字相合便可订婚。男方挑个好日子向女方送金银首饰、布料衣物等嫁妆，称之为下彩礼。

迎亲在婚娶过程中是最为隆重的环节。一路上鞭炮不断，乐器班吹吹打打，十分热闹。新娘到家后，先拜天地，后拜高堂，夫妻对拜，然后进入洞房。此时婚宴开席，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尽情畅饮，年轻人直至通宵。并伴有下辈和年比新郎小的闹洞房之习。一气呵成的婚礼流程。

 

河南各地结婚风俗之新乡

女方年龄可以比男方大二三岁，一岁不行，民间说法：“妻大两，黄金长”，“妻大三，做高官”，“女大一，没饭吃”。

男女双方的新被褥和新枕头须由子女双全和夫妇双全的妇女缝制。缝制前先由婆婆抓三把棉花铺平，然后，抓一些花生、红枣、核桃撒在上面，由缝制中缝入被褥中，意为“早生贵子。”

女方在出嫁的前一天，由姐姐或者嫂子放压箱钱，到了婆家后，婆婆也要在此箱内放钱，且多于压箱钱数。

婚礼前一天，男方整置洞房，当晚由新郎的小弟压床，而且允许尿床喔。

新娘上轿须穿蓝鞋子，此鞋不许再穿回娘家，下车时，脚不得落地，须踩着蓝布从下车一直到礼堂。

拜天地后，新娘入洞房，由小姑子端洗脸盆，水中放一个馍，一个硬币，新娘须将馍捞出扔至床下，然后，小姑把做熟的饺子送入洞房，让新娘子用筷子挤开给新郎吃。

送客走后，男方所有的亲戚齐聚一堂，由新娘上拜，逐个磕头，受拜人都是要给红包的。

三天回门，九天，可由新娘的兄弟接新娘回家小几天，俗称“叫九”。

河南各地结婚风俗之焦作

婚礼当天早上新郎接新娘，越早福气越多。

新娘进去新郎家之后，拜天地后新娘“改口”就是喊“爸、妈”。新郎家长要给“改口费”。

别的地方涂锅灰，抹鞋油多是闹喜公公喜婆婆，在这里就要收拾新郎新娘伴娘伴郎啦，往他们脸上抹黑，越多代表祝福越深，然后开席。

焦作也是三天回门，回去所带的礼物必须是双数。

 

河南各地结婚风俗之开封

开封当地婚嫁习俗通常不找同姓，不找同村。

女方的嫁妆里要有被褥服饰和“箱、桌、柜、椅”四大件这些是婚前几天送达男方家，;亲友们赠送礼物，称为“添箱”。记得是尉氏还是哪里婚礼当天新娘不能穿内衣，幸好我朋友冬天结婚有穿秋裤，上面就用胸贴。

新郎迎娶时需要载一个小男生和两个女生去女方家，男生称作“压轿孩”，就是说新娘嫁到男方家后会给这家生儿子讨个吉利。两个女生则是表示男方家对新娘的亲切相迎。

女方这边，要准备一种独特的饭食嫁妆――随身饭。随身饭已由娘家人事先备好，主要有肉、菜、馍、面条和饺子等，女方捏饺子是为了捏住亲家的嘴，以免挑剔叨扰使自家女儿受气。

到了女家，新郎要和女方尊长先行鞠躬互拜，以示敬意。女方亲朋好友会趁机上前“糟”男方来客，主要是新郎和伴郎，把新郎画个大花脸，把伴郎抹成黑脸包公，闹个欢乐气氛。

同样的结婚不走回头路回到男方家，女方要等男方给了下车礼之后才下车，下车时跨火盆，意思是烧去一切不吉利的东西，日后夫妻越过越红火。

喜宴过后，亲友来宾们开始了婚礼上的狂欢大闹，那就是“闹公婆”，用灰、墨、颜料之类在新郎的父母头脸上乱涂胡抹，戴上尖顶纸帽、辣椒串、大红花，缠上裙布，反穿衣服，把老两口整得不成样子，十分滑稽可笑，真可谓极尽搞怪之能事，尽管如此，公婆两人却是不能生气的，欢颜以对，任由大伙随意摆布。

第三天，新郎需陪同新娘“回门”，新郎要给丈人丈母娘置办四色礼品，东西可随意搭配，但必须四种凑双数讨个吉利。六天娘家来人看望新娘，十二天娘家接回新娘，也称“回门”。

 

河南各地结婚风俗之商丘

结婚前一天，新郎新娘不能见面, 新娘要穿大红色内衣。

男方迎亲队伍里有一人抱一只精神抖擞的大公鸡，到女方家里的时候由女方的母亲点大公鸡的头三下。

新娘子从闺房的床上到婚礼现场中间一路都不能脚着地，鞋底不能沾土。

新郎新娘双手捧搪瓷双喜脸盆跪拜/鞠躬接受一切亲戚来宾的红包。红包都是由钱卷成卷状用红绳或者红色纸条缠绕起来。

晚上，新娘到婆家第一顿晚饭，必须是从娘家带来的，且必须有面条。不能吃婆家的一口饭不能喝婆家的一口水。

新人行拜礼时，年轻人可以用鞋油、机油、柴油、锅底灰涂抹在新郎及其父母的脸上以表同喜，抹得越多，祝福越长久。

三天夫妻回门省亲，当天返回。六天后娘家人来看望新娘，十二天娘家接走新娘，称“回门”。

河南各地结婚风俗之信阳

商城县在迎亲前日，男方要在自家院中进行暖轿仪式，晚上宾客满坐，喝暖房酒。新县等地，新婚前夜由牵娘睡在新床上暖床。

迎亲的时间，淮滨、固始、息县等地均在凌晨或清晨，潢川、商城县城关在午夜。

上车方式各地略有不同，商城县新娘上车前，先在准备好的清水桶上略坐片刻，再由叔或兄抱上车;罗山县由新娘兄长背上车;潢川有些地方由亲属抱上车，车上另坐一男童压轿。新县、息县、潢川等地有新娘哭嫁习惯，即从入轿到男家，新娘一直哭啼哽咽。

一般来说，结婚是中午的正席，头天晚上女方正席

接亲的时候,有的地方新郎不参加,只派一队人马去

有的地方以凳子为墩支撑梯子，从洞房一直搭到厨房门，梯上铺红毡毯，新娘从上面走到厨房祭灶，谓之过状元桥。

洞房前的一顿饭大伙聚在一起给新郎新娘出难题,通常都有点带色的小儿不宜参加

结婚的第三天,女方带着男方回娘家这时男方还得准备些礼品，但是不能走新娘出嫁时走的那条路,必须想其它办法走另外一条路回门在光山，第三天回门时，仅接新郎至岳父家，第六日新娘才走娘家。

 

河南各地结婚风俗之许昌

看好儿”有两个比较特定的时间，上半年结婚在农历二月二送;如果在下半年结婚，要在农历六月六或十月十送。这样是为了让女方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嫁妆。

同样迎亲的路线要提前勘察清楚，“不走回头路”。

去迎亲的人数是单数，接到新娘后刚好凑成双数，以求好事成双，但新郎再着急也不能亲自去。

男方迎亲时要带一个机可爱的小男孩，叫“压轿孩儿”，女方封了礼他才下车。

闺女出嫁时，不能沾娘家的土，否则娘家就会变穷，所以要准备松柏枝踩在脚下，或者直接让新郎抱着走。

娘家亲戚已舅舅为最大，父母不能参加婚礼

迎亲到家后有人绕着迎亲的车轿放鞭炮，另一人用铁丝提着一个烧得通红的犁铧紧跟其后，并向犁铧上浇醋，称为“激犁”，取的是“吉利”的谐音。

新娘下来后，点燃两堆谷杆，新娘要从中间穿过，传说谷杆火能够辟邪。

新郎的兄长或本门兄长端一个斗在前面引路，斗里面放粮食，粮食上插柏枝，柏枝上挂红枣，也有粮食上插一杆称，称上挂九枚铜钱。这叫“兄长端斗，越端越有”。

 

河南各地结婚风俗之漯河

新娘舅舅要红盆，盆子里要装镜子、梳子、毛巾、杯子、被单、碗筷、方便面

娘家还要准备四样东西，炭—红红火火，发面—发财，苹果—平平安安，艾草—恩恩爱爱;新娘的婶婶要给她披上红围巾

新郎的同辈人要向新娘头上撒碎锦花同时要放一挂长鞭炮

有好事者趁此机会将早已准备好的颜料往新郎的父母脸上抹，这叫“打花脸”。新郎的朋友向新郎抛坏鸡蛋(真的是专门放坏了的)，抹奶油以示祝福。

到新郎家新郎的妹妹要给新嫂子换鞋

进门后，新娘要先洗手，再吃面

仪式结束会闹会洞房，不闹新娘，要闹伴娘

宴会最后一道菜是丸子汤或鸡蛋汤，表示宴席结束，吃多了人们就打哈哈说这叫‘滚蛋汤"

婚后第三天，新媳妇儿要下厨房做饭;吃了早饭，然后跟老公一起回娘家，叫“三日回门”。

 

　　秧歌

　　简介

　　秧歌舞，又称扭秧歌，历史悠久，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其中一种民间舞蹈形式，也是一种民间广场中独具一格的集体歌舞艺术，也因扭秧歌舞姿丰富多彩，深受农民欢迎以热闹非凡。秧歌舞除具有自己的风格特色，一般由舞队十多人至百人组成，扮成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边舞边走，随着鼓声节奏，善于变换各种队形，再加上舞姿丰富多彩，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特点

　　秧歌舞表演起来，生动活泼，形式多样，多姿多彩，红火热闹，规模宏大，气氛热烈，闹得热火朝天。每逢重大节日，例如新年等，城乡都组织队，拜年问好，互相祝福、娱乐。另外，不同的村邻之间还会扭起秧歌互相访拜，比歌赛舞，可见扭秧歌对古代农民来说是多么重要。

　　秧歌给人带来的益处

　　这一切促使扭秧歌成为大型群众性娱乐，欢庆，宣传的主要形式。因为秧歌内容包含量大，多姿多彩，形式多样又富于变化；再加上扭秧歌舞蹈动态丰富，使看秧歌的人也心花怒放，豪情倍增，因而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是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也给林区人民、广大民众带来了快活和欢乐，舒缓身心疲卷的好方法。

　　秧歌的起源：

　　秧歌起源于插秧耕田的劳动生活，它又和古代祭祀农神祈求丰收，祈福禳灾时所唱的颂歌、禳歌有关，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农歌、菱歌（民歌的一种形式）、民间武术、杂技以及戏曲的技艺与形式，从而由一般的演唱秧歌发展成为民间歌舞，至清代，“秧歌”已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为示区别，人们常把某地区或形式特征冠于前面。如“鼓子秧歌”（山东）、“陕北秧歌”、“地秧歌”（河北、北京、辽宁）、“满族秧歌”、“高跷秧歌”等；而南方的“花鼓”、“花灯”、“采茶”以及广东与香港流行的“英歌”，其名称虽异,但都属于“秧歌”这一类型，是从“秧歌”中派生出来的形式。

　　闹秧歌

　　陕北地区把灯节活动称作"闹秧歌"，各村的秧歌队在一名持伞的"伞头"带领下，和着锣鼓声的节拍起舞，跑"大场"（群舞）、演"小场"（双人、三人舞），并且到各家表演，以此贺新春，祈丰年。领舞的伞头要善于领唱传统的歌词以及因地制宜即兴编唱新词，以适应不同场合的需要。一般是先唱后舞，演唱时，众队员重复他所唱的最后一句，形式简便，生动热闹。灯节期间，当地还要设置名为"九曲黄河灯"（俗称"转九曲"）的灯阵，群众随着秧歌队进入其内，观赏各种秧歌表演，此活动具有消灾驱邪的含义。

　　东北秧歌

　　辽宁地区的民间舞蹈有秧歌、龙灯、旱船、扑蝴蝶、二人摔跤、打花棍、高跷等形式，多在一起配合演出，统称为“秧歌”。

　　解放前的秧歌

　　解放前农村秧歌又扭又唱，又叫唱秧歌；农村秧歌游屯串村，又叫“跑秧歌”；城镇秧歌光扭不唱，又叫“扭秧歌”。

　　芫莛里的秧歌

　　芫莛补注：秧歌，是从乡人傩到地方戏的中间形态，它一头连接着驱傩者（傩神，其实就是巫），另一头连接着戏曲演员。本章拟具体介绍秧歌的名称来源、形式特征，秧歌与乡人傩、戏曲、傀儡戏的关系等问题。流行于各地的秧歌，均与上古乡人傩——沿门逐疫活动有血缘关系。这种轨迹，至今仍在流行的北方秧歌中仍不难找到。

　　陕西的“神会秧歌”

　　陕西榆林保宁堡乡和米脂县郭辛庄的老秧歌，称“神会秧歌”，“每年春节活动前，秧歌队在神会会长率领下进行敬神谒庙，第二天才开始挨户依门的进院入户拜年，群众称为‘沿门子’，以求消灾免难、吉祥平安。”显然，“沿门子”就是沿门逐疫活动， 只不过傩人摘下了鬼脸壳。

　　伞头秧歌

　　在晋西和陕北，流行着一种“伞头秧歌”，秧歌队中有一举足轻重的歌手，左手摇响环，右手执花伞，俗称伞头。是一支秧歌队的统领，其主要职责是指挥全局、编派节目，带领秧歌队排街、走院、掏场子，并代表秧歌队即兴编唱秧歌答谢致意。民间传说，伞和响环都是降妖捉怪的法器，可见秧歌与古代傩仪的联系。

　　秧歌的仪式

　　一些偏远山区凡闹秧歌必先祭瘟，然后是跑院禳瘟。秧歌结束时（一般都在日落之后），要举行送瘟仪式，由社家事先制作一只小船，多为高粱秆扎成，并糊上白纸。讲究的地方则用木头做成。船上置灯和一纸人，象征瘟神。或只写个牌位“瘟神老爷之灵位”。由秧歌队护送至河边，人们梵香叩拜之后。伞头唱一首送别秧歌，当即将纸船放入水中漂走。这和古代的驱傩仪式非常相似。

　　秧歌与插秧与插秧的关系

　　“秧歌”其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它与稻田插秧的关系。但是，在没有水田、不种稻、不插秧的三北（东北、西北、华北）地区，秧歌的流行程度更甚于南方。这说明，北方的秧歌与插秧无关。

　　南、北方“秧歌”名同实异。南方“秧歌”乃插秧时演出，以“歌”为主，而北方则为农闲时或新年时的一种游艺性化装表演。

　　流行于三北地区的、在元宵节时化妆表演的秧歌，与种稻插秧时所唱的南方秧歌不是一个艺术品种。它们使用同一名称，只不过是由于语音相近而比附的结果罢了。后文讨论的秧歌，除特别注明者外，一般指的是北方秧歌。

　　秧歌的历史：

　　据《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从秧歌发展、演变成的戏曲剧种，在全国剧种中所占的比例之高，是相当惊人的。可以说，秧歌为百戏之源。

　　按《柳边纪略》的记载，秧歌的演出时间是在元宵节夜晚，有一装扮“持伞灯卖膏药者”为前导，后面跟着三四名“童子”装扮的妇女，又有三四名假扮的“参军”，他们手中，都持“尺许长”的“两圆木”。秧歌表演中有少数民族的成份，最迟在元代已经形成。

　　民国河北《沧县志》提供的资料信息价值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一，它怀疑秧歌“命名之义”乃“南人种稻插秧而歌”，并提示出“秧歌”的另一名称——“阳歌”。其二，它具体描述了与东北秧歌大同而小异的华北秧歌的形式特征，其中各角色的装扮和所持道具最值得注意。例如，“公子”所持的“乐子”，上可联系到宋杂剧中“竹竿子”的形制、作用，下可牵涉到“落子”（评剧）的形成，是解决戏曲史上有关问题的重要资料。至于“长袍短褂，皂靴羽缨”，亦当是少数民族的装束。

　　华北秧歌

　　关于华北秧歌，李炳卫等《民社北平指南》所记北京“鞅哥会”：“全班角色皆彩扮成戏，并踩高跷，超出人群之上。其中角色更分十部：陀头和尚、傻公子、老作子、小二格、柴翁、渔翁、卖膏药、渔婆、俊锣、丑鼓。以上十部，因锣鼓作对，共为十二单个组成。各角色滑稽逗笑，鼓舞合奏，极尽贡献艺术之天职。” 显然，北京的秧歌与辽宁更相近些。所谓“傻公子”，即东北秧歌中的“沙公子”，或即《沧县志》中的“公子”；沧县没有的“卖膏药”，东北和北京都有。

　　西北地区的秧歌

　　西北地区的秧歌表演，有所谓“白髯、花面、红缨帽，白皮短褂反穿，手执伞灯领队”者，相当于东北秧歌中“反穿皮褂”的前导者、华北秧歌中“长袍短褂、皂靴羽缨、持红罗伞者”。所谓“浪子”与“娼妓”，大概相当于华北秧歌中的“公子”和“美女”。他们“且歌且舞”，互相调笑，并且演出具有简单情节的小戏，借以引起观众的注目。

　　秧歌的特征

　　我们姑且这样来概括秧歌的特征：通常在元宵灯节前后演出于北方农村的一种具有戏剧因素的化装表演；一般呈舞队的形式，且行且歌且舞；多数舞队要挨门演出，保留着从沿门逐疫向沿门卖艺、乞讨发展的痕迹；舞队中角色的名称和人数多少不尽相同，但总有官员、武生、老人、和尚、妇女等（大体相当于戏曲中的生旦净丑），总演出青年男女互相调笑的内容，男青年称“沙公子”或“傻公子”；一般有童子化妆、女扮男装的情况；舞队中有领队、殿后之分，领队者往往反穿皮褂，手持伞灯，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装扮，有时称他为“卖膏药者”；有时官员（参军）也为少数民族装束。有的舞者手持两根短木棒；演出时锣鼓齐鸣，而以鼓较为重要。

　　用这个特征去衡量，长江流域甚至华南地区，也有类似的表演，不过多数不叫秧歌，而称秧歌灯、花鼓灯，或打花鼓、花灯、采茶等。

　　湖北的秧歌灯

　　湖北房县元宵上演的秧歌灯，云南姚安花灯戏十百为群，民国湖南《嘉禾县图志》：“秧歌，一谓之‘花灯’，饰童男女相对唱跳，金鼓喇叭与身手相凑，类于衡州马灯矣。其风至十五日止，谓之‘耍元宵’。”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所记江苏仪征的“花鼓灯”，是典型的秧歌。广东普宁、潮安流行的英歌，也写作莺歌、秧歌、因歌，不仅保留了北方秧歌的某些表演特征，也保留了秧歌的名称。

　　因此，我们不仅有理由否定北方秧歌“南来”说，甚至可以说：南方的英歌、花灯、采茶、花鼓等，是从北方传入的，起码是受了北方秧歌的影响而形成的。

　　秧歌又名阳歌

　　在陕西河北等地，秧歌又叫“阳歌”。有人认为，因秧歌起于凤阳，故又名“阳歌”。又有人认为“阳歌”起源于上古人类的太阳崇拜，是秧歌的本名。都不符合实际。

　　当我们把目光移到塞外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就知道秧歌又有到姎哥、央哥、扬高、羊高这些名称，再向南看到英歌、莺歌、因歌等诸多同音名称。

　　“女子之歌”

　　清黄浚《红山碎叶》称：“红山灯市有秧歌，秧歌之‘秧’或作‘姎’，谓女子之歌。按古书姎字乃渠帅之称，似有未协。” 说秧歌是“女子之歌”的说法，非常值得注意。

　　民国刘文海《西行见闻记》：“新疆缠民妇女，确实娇艳妩媚，遇者魂销。……有某好事者，曾作央哥词。央哥，即缠民妇女之谓。”又记新疆民谣：“吐鲁番葡萄哈密瓜，库车央哥子（缠回称妇女之谓）一枝花。”

　　清祁韵士辑《西陲要略》卷四记新疆方言：“呼妇人为鸯哥。” 据此，可以肯定地说：姎哥、央哥、羊高、鸯哥均为一声之转，系维语对女性的称谓。而且，这女性，主要当指少女，至少是**。难以想象，中年以上还会被称为“一枝花”。

　　所以，秧歌的本义是“少女之歌”。各地的秧歌都有青年男女相互调笑的内容，便是最有力的证据，“饰童男女相对唱跳”是秧歌的本质特征之一。

　　无论秧歌，还是花灯、采茶，都把少女作为主要角色；这少女，多是男童装扮的。

　　我们曾强调秧歌中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的成分，现在可以进一步说：秧歌乃上古乡人傩即沿门逐疫与西域娱乐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新疆游记》的记载

　　谢晓钟《新疆游记》记“群召姎哥偎郎”，既有少男少女以歌舞调情，又有简单情节的戏剧表演，与汉族的秧歌极相似。其主要“角色”，均由姎哥（少女）扮演。汉族的“秧歌”之名，或即由此而起。

　　“姎哥”曾是角色名，东北有“秧歌角色”的说法。此外清雍正、乾隆间有严禁“秧歌脚、堕民婆”游唱的法令，今冀东秧歌在集体舞蹈之后，“由一民歌艺人出场（或秧歌角兼任）演唱秧歌调”。

　　又，民国李骏亚《湟中元宵社火》，记录了青海东南部一带元宵社火的演出情况。庞大的化装舞队中，有高跷姐、拉花姐儿、花梆子、老扬高（又写作“老羊哥”）、伪火神、报子、花鼓子、拉药姐儿、花和尚、哑巴、膀姑等角色。这与一般的秧歌表演基本相同，而领队的“扬高”（羊哥），当即库车的“羊高”、“姎哥”，亦即汉族的“秧歌脚”或“秧歌角”。后来便以领队之名称呼整个舞队。

　　山东鼓子秧歌的五种角色

　　山东秧歌中的鼓子秧歌有“伞、鼓、棒、花、丑”五种角色。其中“伞”分“丑伞”与“花伞”，“丑伞”又称“头伞”，为男性老人打扮，是整个秧歌队的指挥者。“鼓”为武生打扮，是秧歌队的主要演员，人数多，动作复杂，边舞边击鼓，舞起来气势非凡。“鼓子秧歌”即由此得名。“棒”为男性青年，双手执两头有五彩条的木棒而舞。“花”为女性青年，服装仿戏曲中的花旦。“丑”人数可多可少，装扮成“傻小子”、“丑婆”、“县官”、“花花公子”等，即兴表演逗趣。

　　胶州秧歌的角色

　　胶州秧歌的角色是“鼓、翠花、棒、扇花、小嫚”，每种角色均为一对，共五对十个。所有的角色名，都是就他们所持道具和化妆、表演特色叫起来的。既然“鼓”、“棒”、“花”都是角色名，那么“姎哥”更可以是角色名。

　　“姎哥偎郎”

　　起于西域的“姎哥偎郎”，在向东部传播时遇上了带有驱傩因子的汉族的元宵社火，于是在东、西部结合处，具体说，是在青海、甘肃、宁夏、陕北及内蒙一带，产生了以“姎哥”为主要角色的化妆表演形式。当这种民间歌舞向东南传播时，由于姎哥、羊哥、扬高等不易理解，于是便借用了南方种稻插秧之歌——秧歌之名。

　　秧歌的产生

　　秧歌大概产生于宋代，最初可能叫“讶鼓”（迓鼓）。以“姎哥”为主要角色的西域歌舞，与汉族元宵社火结合而成为秧歌的时间是宋代，地点是中西部结合区域甘肃陕西一带。

　　秧歌与潮州英歌的区别

　　英歌也并非不说唱，只是将击鼓舞蹈（武迓鼓）与“戏装”表演（文迓鼓）分作两个部分而已。前一部分保留了讶鼓的名称 “莺歌”，而将戏剧性的表演称“后棚”。上文所说山东的“鼓子秧歌”，其实与潮州英歌没什么区别。还有山西汾孝地秧歌，也属于同类。

　　“宋江阵”

　　福建、台湾有一种名为“宋江阵”的娱乐形式，亦即英歌，却索性连“英歌”、“秧歌”之名统统舍弃，换上了在汉族人看来名实相符的新名称。然而，漳州、泉州却把饰童男女巡游称作“迎阁”，仍带有秧歌、讶鼓的印记。因为，秧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童子化妆、男扮女装。

　　《武林旧事》的记载

　　此处言以傀儡装扮妇人，令我们想起秧歌舞队中的童子化妆、男扮女装。秧歌的这种形式，当与傀儡戏有传承关系。《武林旧事》卷二在“元宵”条后载有“舞队、大小全棚傀儡”，其名目有：麤旦、细旦、夹棒、男女竹马、男女杵歌、河东子、瞎判官、旱划船、抱锣装鬼、村田乐、鼓板、耍和尚、货郎等。这与盛大的秧歌舞队，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来自秧歌的戏剧-----阳戏

　　湘西有一种地方小戏称阳戏来自秧歌，阳戏有南路、北路之分，北路阳戏又叫“柳子戏”。无论南、北路阳戏，都移植过木偶戏的剧目。

　　贵州天柱一带流行的“天柱阳戏”，演出往往以丑角为主，“起步时要抬脚”，“走边转弯转身抬脚，类似矮步和小碎步。旦角、丑角出场都要开四门，锣鼓伴奏。”在湖南，称人戏为“高台戏”，傀儡戏为“矮台戏”。丑角“起步时要抬脚”，正是福建小梨园戏中“傀儡脚”的动作，纯系模仿傀儡而来。

　　值得提出的是，贵州、四川等地的傩戏，也称为“阳戏”或“扬戏”。通常对“阳戏”名称的解释是：娱人的“阳戏”与娱神的“阴戏”相对而称，故名。其实，无论阳戏、阴戏，都是傩戏，在演出场所、时间、形式、目的诸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而且，“阳戏”又可以写作“扬戏”，用阴、阳相对而称是无法解释的。

　　傩戏称“阳戏”，与傀儡戏称“阳戏”原因相同。湖南傩戏《大盘洞》第四场，有“樱哥”教“桃花”唱莲花闹的场面。这“樱哥”相当于西域秧歌中的姎哥、羊高。

　　云南、四川都有梓潼戏，“一般由新婚、婚后不育、有女无子或童子久病的人家邀请去演出，意在求子还愿，祈神赐福。” 又名“子童戏”、“阳戏”，其实就是傩戏的一种。二者的关系很清楚，可见“阳戏”祈祷生殖的旨意。在元杂剧中，皇帝往往称其后妃为“子童”或“梓童”。《汉武故事》曾讲到卫子夫入宫，岁余不得见，涕泣请出。武帝则因夜梦“梓树”而幸卫子夫，从而得子，并立子夫为皇后。这或许就是帝称后为“梓童”的开始，也可能就是梓潼戏的来历。而又名“阳戏”者，则是从童子—姎哥—秧歌—阳歌而来。

　　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罗甸县羊肠乡，流行着阳戏。“阳戏班里汉族人多一些，但和该戏有关的习俗，却以布依族为主。在布依族村民的某些家庭里，供奉着‘送子娘娘’、‘童子’的小偶像（约二十多公分高），如果某家长期不生育小孩，就要由亲戚朋友帮助，到供有‘送子娘娘’的家里去‘偷’送子娘娘、童子的小偶像。被偷的主人明明知道这些人来‘偷’童子的，则任其偷走，不闻不问，内心里得到一种愉快的感觉。童子被盗走到无子的家后，主人家即用红绸包好，藏在不易丢失的地方，同时向神灵许了获子的愿望，而当怀孕生育小孩之后，就要请‘阳戏’班来唱戏庆贺”可见“阳戏”中求子内容所占份量及其与傀儡戏的关系。因为，“送子娘娘”与“童子”都是木偶雕像，又都是被当作神来祈祷的。

传承价值

秧歌是中国北方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种之一，既有表演性的，也有自娱性的，自娱娱人，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各地均出现过一些有代表性的民间秧歌艺人，很多民间艺人对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建设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文化环境随之发生变化的今天，能够掌握传统秧歌技艺和纯正舞蹈风格的民间艺人已寥若晨星，保护和传承工作亟待进行。

昌黎地秧歌是一种体现农民生活情趣、舞蹈风格鲜明独特的秧歌形式，它反映了农业社会、农村生活的部分特征和农民乐观诙谐的精神风貌。但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艺人高龄化等原因，昌黎地秧歌的传承面临着严峻形势，亟待抢救和保护。

鼓子秧歌舞者众多，组织严密，形式完整，舞技健美，气势磅礴，蕴藏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新中国成立后，鼓子秧歌多次参加全国民间艺术大赛，屡获大奖。1996年，商河县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称号。

鼓子秧歌的继承与发展，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

胶州秧歌萌生于乡土，活跃于民间，在发展中自行流变，是群众自发参与、自由宣泄、自娱自乐的广场民间艺术，展现了胶东农村女性特有的健美体态和情性魅力，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研究价值。

海阳大秧歌是海阳人民集体智慧和创造精神的体现，在现实中，海阳秧歌鲜明地展现了海阳农村百姓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是一方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对于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海阳大秧歌现已被编列为汉民族舞蹈教材之一。1996年，海阳市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陕北秧歌表现了陕北群众质朴、憨厚、乐观的性格，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

抚顺地秧歌在民间流传久远。由于环境变化、老艺人数量减少等原因，经常性的抚顺地秧歌活动已难于开展，表演的走阵、动作也有逐渐被简化的趋势，正濒临消亡，需要大力扶持。

社会影响

每逢重大节日，例如新年等，城乡都组织队，拜年问好，互相祝福、娱乐。另外，不同的村邻之间还会扭起秧歌互相访拜，比歌赛舞。

秧歌是中国农村流行的一种汉族民间舞蹈。它在色彩的运用上，体现了鲜明的民族风格。扭秧歌时人们所穿的服装色彩对比强烈，有红蓝黄绿。大家在锣鼓的伴奏声中，边歌边舞，以此抒发愉悦的心情，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历史发展

秧歌舞起源于农业劳动，人们在田间辛苦插秧、耕耘，耘田的劳动，以敲锣打鼓，用来助兴，其实早在宋代就有农事中唱秧歌的记载。后来人们不断丰富发展，将农民们劳动之余自娱自乐的形式，歌舞都统称为秧歌。

之后扭秧歌更发展成为一种唱腔和舞姿，但又因各地地理环境的差异，群众感觉，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例如陕北秧歌健壮明朗，自由奔放，东北秧歌生动活泼、幽默俏丽，山东秧歌豪迈粗犷、舒展大度等。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在延安掀起了“延安新秧歌运动”，因此产生“新秧歌”舞。

现在的秧歌舞样式除了保留了传统的扭、高跷、腰鼓、花棍、旱船，又加进了现代的舞蹈、滑雪舞、扇子舞、灯舞等。秧歌的音乐由原来传统的中乐，如唢呐、锣鼓、钹等，发展到电子乐及不同的高科技乐器。音乐的旋律不仅仅有原来的秧歌调，还加入了民乐合奏、摇滚乐等。

以上内容参考 -秧歌

秧歌，亦称“扭大秧歌”，是北方诸民族盛行的娱乐舞蹈形式。它原为模仿稻作劳动的一种原始舞蹈，后来成为农闲或年节时间的化妆表演。北方秧歌有两种，一种是绑着高木腿的表演，称为“踩高跷”；一种是在平地扭演的称为“地蹦子”。

扭秧歌不分男女老少，着上盛装，摆动彩扇，几十人或数百人排成队列，在锣鼓唢呐的伴奏下，在大街小巷或广场尽情扭跳。其场面宏大，气氛热烈，花样翻新，观众陶醉。有些观众受其感染、忍俊不住，竟加入队伍扭跳起来，很有意思。

有些秧歌队由漂亮的姑娘扮成摆汉船的，由小伙子扮成老汉推车的，由小孩扮成大头娃，由老汉扮成唐僧、猪八戒等古代人物,还有倒骑毛驴的,挑花篮的等等，活灵活现，生动有趣。

近年来，在一些城镇，扭大秧歌竟成了人们锻炼身体的一种好形式。每到清晨或傍晚，人们集聚到公园、广场、河边、江畔等公共活动场所，自发地扭起大秧歌来。他们尽情地扭、尽情地跳，扭掉了工作的疲劳，忘记了人生的烦恼，既锻炼了身体，又增添了无限的生活乐趣。

歌曲：刮地风

歌手：费玉清 专辑：变色的长城

正月里来是新春呀

青草芽儿往上升唉哟

天凭上日月你就人凭上心唉人凭上心唉

哪哈依呀嘿

三月里来是清明呀

桃花不开杏花红唉哟

蜜蜂儿来去你就忙做工唉忙做工唉

哪哈依呀嘿

五月里来午端阳呀

杨柳梢儿插门窗唉哟

雄黄儿药酒你就闹端阳唉闹端阳唉

哪哈依呀嘿

七月里来七月夕呀

天上牛郎配织女唉哟

织女嘛本来你就牛郎的妻呀牛郎的妻呀

哪哈依呀嘿

九月里来九重阳呀

黄菊花儿开路旁唉哟

有心肠采来你就无心肠栽唉无心肠栽唉

哪哈依呀嘿

腊月里来一年满呀

金脂银粉都办全唉哟

打打呀扮扮你就过新年呀过新年呀

哪哈依呀嘿

〈〈唱秧歌〉〉

秧歌戏的表演多在行进中或在广场，秧歌队行进在一个较宽敞的广场时，原地围起一个“场子”，围好后，有的秧歌队会在场子中间由两三个演员表演一些具有简单情节、诙谐幽默的小段子，久之“秧歌戏”诞生了。

秧歌戏形式比较灵活、自由，长于表现现实生活。尽管是山野村戏，在角色行当、动作表演、剧情结构、人物性格、语言特色方面，却并不逊色。秧歌戏的角色行当和京剧类似，分为生、旦、净、末、丑，生下又分老生、小生、武生等，旦下又分老旦、小旦、武旦等，行当周全。人物的服饰、行头、脸谱也与京剧大致相同，个别角色如徐延昭、包拯的脸谱则在细节上略有分别。

秧歌成戏后继承了小而短的传统。小是指角色小、演员少。小生、小旦，最多再加个小丑即可成一段戏，因此多被人称作“三小戏”。后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须生、花脸、青衣“三大门”。短是戏短，秧歌戏没有成本连台的“大戏”，多是反映日常生活、家长里短的生活“小戏”。其音乐唱腔吸收了梆子腔的特点，形成曲牌体与板腔体兼容的体制，表演也有了较大的丰富和提高。

秧歌戏还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如演的多是当时的“现代戏”，演出服装、道具简单，机动灵活，唱腔是地方小调，道白用地方方言，语言风趣幽默、贴近生活等。 秧歌戏历史悠久绵长，唱腔雄浑厚重，本地的方音俚语和生活习俗的融入使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明清俗曲和地方曲调、语言融合的风格代表。秧歌戏是声腔式戏曲，其唱腔素有“九腔十八调”之说，此非确数，极言其多，主要有：水胡、娃娃、头行板子、哭糜子、还魂片子、大清阳子、二清阳子、甩炮、秃爪龙、桂枝香、山坡羊、莲花落、二板起腔等等。

秧歌戏里唱得最多的两种调子是“水胡”腔和“娃娃”腔，分为男水胡、女水胡和男娃娃、女娃娃。同样分为男女腔调的还有头行板子、哭糜子和还魂片子，各分男女，韵律有所不同。有些调式因为通常男腔唱的多，女腔就慢慢被忘记了，如大清阳子、二清阳子、甩炮、秃爪龙、桂枝香、山坡羊，多为男唱；通常为女唱的有莲花落和二板起腔。这些调式的特点和作用各不相同，例如二板起腔只有一句，用于一段唱词的开头，起引入、过渡的作用；而哭糜子调多用于唱悲腔时，还魂片子多用于人物临死之前的独白。

各地的秧歌戏多以兴起或流行的地区命名，这些秧歌有的以唱民歌小曲为主，如祁太秧歌、韩城秧歌、陕北秧歌；有的民歌组合与板式变化相结合，如朔县秧歌、繁峙秧歌、蔚县秧歌，其主要唱腔和板式多来自梆子腔，板式有头性（慢板）、二性、三性、介板、散板及滚白等，其中的民歌小曲统称“训调”，包括“四平训”、“苦相思训”、“高字训”、“下山训”、“跌落金钱训”、”推门训“等，演唱时采用板胡、笛子、三弦等伴奏，俗称“梆扭子”；有的属于板式变化，如定县秧歌、隆尧秧歌，唱腔板式分慢板、二性（二六）、快板、散板、导板等，演唱时用板鼓或梆击节，大都不用管弦，只用锣鼓伴奏，因此又叫“干板秧歌”。

秧歌成戏后唱腔逐渐朝着“戏曲化”的方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秧歌戏的唱腔体式已有四种。

一是保留早期秧歌民歌小调形态。唱腔仍是以民歌小调为主，演出小戏一剧一曲，剧名即曲名。这种秧歌戏虽然保留了民歌小调的形态，但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吸收了较多的“曲子”(主要是“明清俗曲”)和其他地域流行的唱调，曲调逐渐丰富。这类秧歌戏以晋中秧歌为代表。

二是将传统的秧歌小调简单化，成为以上、下两句无限反复的唱腔。唱腔只有一种或两三种，以唱词的字数作为唱腔的基本结构和唱调。这类秧歌戏有泽州秧歌、平腔秧歌和汾孝秧歌。

三是以传统的一首或几首秧歌小调为基本曲调，将唱腔的曲调板式化。虽然唱腔是以“板式”称谓的，但唱腔中仍保留着“四句秧歌”唱调的基因。这类秧歌戏以晋东南的襄武秧歌为代表。

四是虽然尚保留有传统一剧一曲的曲调，但在发展中不仅使自己的曲牌体唱腔板式化，而且把梆子戏中各种板类的板式完整地吸收进来，与原有的曲调同用于一剧中。这类秧歌戏以晋北大秧歌为代表（包括朔州大秧歌、繁峙秧歌、广灵秧歌）。

秧歌戏的乐队早期都是以打击乐器为主，在不断的发展中，各地秧歌戏才逐渐有了管弦乐器的伴奏，使用乐器大多是当地梆子戏、其他戏或民间乐队常用的乐器。

早期秧歌的表演形式有“唱”“扮”和“演”。正是由于秧歌的多样的表演形式，才使得秧歌成为“歌”、成为“舞”、成为“戏”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 隆尧秧歌戏是由古代当地劳动人民在插秧、收获、劳作时的稻歌发展变化而来的。隆尧秧歌诞生于明末清初，形成组班登台巡演于嘉庆年间，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是河北省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

根据表演特点和地域的不同，隆尧秧歌又分为南北中三路。隆尧秧歌的主要特点，一是表演舞台性，行当齐全，唱念做打完善，不同于民艺舞蹈扭秧歌。二是地域乡土性，表演风格饱含乡土气息。三是剧目丰富，据统计达二百余出。四是语言通俗，唱词道白朴实生动，口语民风浓，唱腔简单明快。五是伴奏简易，徒歌干唱，前期只有武场，以鼓锣镲梆为主，没有文场，后期增添弦笙笛等文场乐器。

隆尧秧歌唱腔古朴，无丝竹相配。研究、发掘隆尧秧歌对于研究河北乃至中国戏曲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隆尧秧歌孕育、产生于农田劳作的稻歌，它不是其他任何剧种的编译、分支或从属，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自己的独特位置。

隆尧秧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传统剧目。这些项目中既有隆尧秧歌的本戏， 也有其他的剧目。隆尧秧歌老艺人多无文化，所以它的本戏多无剧本，皆为师傅一代一代口传下来的，已知的传统剧目加上建国以后创作的现代戏，共计200余出。隆尧秧歌鼎盛时期，曾有200多个团，从业人员达3000多人，但随着部分老艺人的离世，或部分已年高龄迈，无法登台演出。青年演员因戏曲不景气另谋高就，只有个别老艺人偶尔组班演出一些小戏或折子戏。隆尧秧歌演员队伍日益老化，观众群体非常窄小，发展已陷入低谷，急需抢救保护。 定州秧歌戏又名定县大秧歌，是流行在华北平原中西部的一个古老戏曲剧种，因发源地在定州而得名。据传其源头是一种民间小调，经过宋代文学家苏轼整理而流传下来。

定州秧歌在语言、唱腔、调式、剧目等方面有其独有的特色。戏文浅显易懂，明白如话，有大量方言俚语，生活气息浓厚；男女唱腔均以宫调式为主，演唱是用本嗓、真嗓大喊的演唱方法。传统演唱没有文乐伴奏，没固定调门，演员随意起调，加上管弦乐伴奏后，调值为D调。唱腔中大量运用衬字虚词。旋律以下行旋律较多，但唱法中不乏诙谐俏皮；节奏以一板一眼为主，传统板式达28种之多，仍旧保留了全用打击乐伴奏（即大锣腔）的形式；定州秧歌剧目丰富，涉域广泛，包括爱情类、节孝类、公案类、滑稽类等。

定州秧歌的唱腔独特，传统剧目保留了大量民俗和人文信息，成为研究中国民俗以及传统文化的第一手材料。

定州秧歌戏开始只是在田里唱，后来在地头搭台唱；开始只是唱小曲，后来编成了秧歌剧。

定州秧歌编成唱本始于清朝中期，当时受其它剧种影响，一些民间艺人开始穿上简单的服装扮演人物。1926年后秧歌艺人大批崛起，定州秧歌风靡一时。1952年，定县秧歌剧团成立，1959年剧团达到鼎盛时期。

几度繁盛之后，定州秧歌逐渐走向低谷。1988年，定州秧歌剧团撤消，演员开始转入民间活动，三五成群搭伴演出。虽然秧歌在农村还拥有一批新老戏迷，但由于剧团人力、物力、财力严重不足，其演出无论是规模、场次还是演出质量，都已远远赶不上从前。一些老艺人相继谢世，许多剧目失传。

为了抢救这一古老剧种，定州市成立了定州秧歌保护领导小组，制定了保护规划，并且成功申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对抢救和保护定州秧歌来说，是一良好的契机。 朔州秧歌戏是融武术、舞蹈、戏曲于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艺术形式，流行于朔州市及周边内蒙古南部的集宁、呼市、包头及河套一带，另河北张家口及陕西靠近山西的市县也有存在。早期为广场、街头的秧歌舞队表演的朔州秧歌历史悠久，在宋代加入了武术成分，清代后期又加入故事内容，后来以舞蹈和戏曲两种艺术形式活动于民间。

以舞蹈为主的秧歌称为“踢鼓子秧歌”，主要是在节庆和贺生日、祝寿、拜女婿、应邀还愿等民俗事象中表演。以演戏为主的秧歌称为“大秧歌”。大秧歌唱腔集中了当地流行的民歌小调，借鉴了其他戏曲的唱腔结构和曲调，形成了独特的板腔与曲牌的“综合体”。剧目以道教故事和民间故事为主。

朔州秧歌长期在当地流行，并演变为不同的艺术形式，为研究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流传以及演变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朔州秧歌遭到严重破坏。解放后，分散四处的艺人自愿组合，集中起来走村串镇演出，朔州大秧歌进入了昌盛时期，剧目除演传统的出、会、 本戏以外，还演出移植剧目。1953年国家委派有关人员协助选拔技艺较高的艺人，组织起 朔县新乐剧团，成为大秧歌第一个有组织的演出团体。1956年，剧团正式改名为朔县大秧歌剧团，招收了第一批女演员，行当再次扩大。1966年剧团被迫停演，第二年解散，艺人返乡，一直到1970年剧团恢复，艺人们再次回团，并招收了第三批学员，并在全县成立了21个业余秧歌剧团。“文革”结束后，戏曲获得新生，1977年历史剧重返舞台，1979年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为朔州大秧歌传统戏《泥窑》录像。20世纪80年代，朔州大秧歌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朔州大秧歌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严重的生存问题。

由于创编人员匮乏、优秀演员流失、没有固定的排练场所、经费严重短缺等原因，大秧歌剧团只能参加一些公益演出或社会活动，面临举步维艰的尴尬境地。 繁峙秧歌戏流行于繁峙县及周边地域。

“秧歌”曲调于明万历年间传入繁峙的奋地和白马石一带（今属应县），当时只是一种在街头跑摊子演唱的广场艺术，群众称之为“玩艺儿”，又依地名称其为“奋地秧歌”。清代道光年间，民间艺人张信、张代把各地流行的秧歌曲调、器乐曲牌收集起来加以改进，并吸取了其他剧种的唱腔融合于“秧歌”之中，移植了其他剧种的剧目将其搬上舞台演出。

繁峙秧歌戏的剧目有86个，经常上演的七十多个，其中有早期的民间小戏，又有逐渐发展的连本大戏。繁峙秧歌唱腔结构由板腔体和曲牌体混合组成，其中板腔体的基本板式有10种，曲牌体的“训调”有17种，另外还有若干个小调，器乐曲牌75个。

繁峙秧歌戏是由民间舞蹈演变成为戏曲的，它的唱腔融汇了多种类型戏曲唱腔的形式，为研究中国戏剧发展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1956年，繁峙县政府曾把流散的艺人组织起来，正式成立了繁峙秧歌剧团。剧团成立后，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演员，并形成了各自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

2006年，繁峙秧歌就国务院公布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繁峙秧歌的专业班社和业余班社逐渐恢复活跃起来，传统剧目等又出现在舞台上。 华州秧歌全称为华州秧歌戏，又称布衣戏，以华县赤水镇的蒋家村、郭村、南北会头坊村、东阳乡的江村和高塘镇的秧歌最为有名。

华州秧歌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相关资料记载：它起源于汉代的“傩舞”，由宋代“村田乐”演化而来，兴盛于清道光、光绪年间。1957年被定名为“渭华秧歌”，《华县志》中称之为“华州秧歌”。

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华州秧歌盛行一时，多次参加省市文艺表演，获得广泛赞誉。经过“文革”时期的短暂停顿后，华州秧歌在20世纪70年代又焕发出勃勃生机，1975年曾参加全省的群众业余音乐、舞蹈会演；1982年在“渭南地区民间文学普查汇报会上”，《卖杂货》、《办年货》、《石榴娃烧火》、《小喜接妹》等剧目，受到好评。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化艺术的多元性，华州秧歌戏渐渐失去了往昔的繁荣与活力。剧目的创作和演出市场逐年处于滑坡状态，演出人才匮乏短缺，剧本创新停滞不前，使得华州秧歌戏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

2004年以后，华县政府用于普查、调研、挖掘、整理华州秧歌戏资料，支持省民间文学艺术家、剧作家搜集、挖掘、整理华州秧歌戏小戏，印刷出版《渭华秧歌》一书。华县文体局聘请有关专家，对华州秧歌戏进行考察、论证，挖掘其价值，并抢救性地排演了华州秧歌戏中的30多个经典小戏。2006年至2007年又组织专人对华州秧歌戏再次进行普查、搜集、整理，形成了文字、音像资料；对艺人进行了录音、录像，建立了华州秧歌戏艺术档案。并将华州秧歌申报为省、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华州秧歌也在师徒传承的同时，逐渐走上专业团体演出的程式。 在平山县西部山区的许多村落，每逢农闲一直流传着唱秧歌戏的民风，起源于农业生产劳动，而平山县一带的秧歌戏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所以称为平山西调秧歌戏。

据《平山县志》记载，1853年（咸丰三年）秧歌即风靡乡里，常因唱秧歌而耽误农事。因而官方颁布禁令。石家庄以东为东路秧歌，石家庄以西为西调秧歌，因所在地区方言不同，所唱秧歌腔调有别，因而有东西之分。

平山为西调秧歌，又称大秧歌，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只有武场乐器、鼓、锣、旋子、镲。它以“七唱八打九不闲，小袄套大衫，外加一坎肩，一唱门对门，二唱打地摊，行头自己做，人称包袱班”的演出形式。

每逢年节，庙会有群众自发组成团体演出，几乎没有文人参加，因此全部为口传心授，一代一代传授下来。和京剧相比，五大行当生旦净末丑，唯独没有末。

所演剧目，都是些民间琐事，传说故事，家长里短，打老婆训孩子的轶闻趣事。

平山西调秧歌的唱腔委婉动听，以多变的上下句词调和长短点的打击乐伴奏形式，形成了通俗简练，易唱易懂，幽默风趣的艺术特色。

清朝末年，在艺人崔天宝的口口相传下，出现了秧歌传人李同祥（艺名“抓心旦”）等人，并形成了几大流派。其中“同祥派”影响最大。1926年（民国15年）时，西调秧歌在平山县仍相当普遍，几乎村村都有秧歌戏。解放后，西调秧歌有所创新和发展，改编加工了一些朝代戏，在腔调和音乐方面进行的改革，尝试改变秧歌不带弦的传统，开拓了秧歌卦弦先例。后来，在平山县古月镇刘家沟村、白龙池村还流传手抄西调秧歌剧本30余个，这两个村还有演出活动。但总体上处于传人少，难发展，亟需保护的状态。 苇子水秧歌戏是门头沟区较为古老的民间戏曲剧种，它是由秧歌与其他歌舞、戏曲等艺术形式结合而形成的。秧歌戏起源于明代嘉庆年间前后。

苇子水秧歌戏伴奏以打击乐为主，主要由有单皮鼓、檀板等，整场戏只用锣鼓、不用丝竹；演出时打一阵“家伙”，唱一段戏文；伴奏铿锵有力、节拍鲜明，唱腔苍劲豪放，高亢激昂。另据考证，秧歌戏很像明清时期盛行的高腔戏（以一人独唱、众人帮腔，只用打击乐伴奏，音调高亢，富朗诵意味的特点），而苇子水村的秧歌戏的唱腔及伴奏均有明代高腔戏的特色，主要唱腔为“摔锣腔”、“大秧歌调”等，有些近似湖南花鼓调音韵。剧目有《赵云截江》、《张飞赶船》等。

苇子水村秧歌戏具有浓郁地方民间戏特色，其剧目内容保留完整，历史悠久，风格古朴，对于研究京西民间戏曲有一定历史价值；同时也为研究历史上京西地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商贸往来提供了历史资料。此外，苇子水的秧歌戏还丰富了当地人民的业余生活，成为一种独特的地方戏种。

虽然苇子水秧歌戏在国家、政府的帮扶下，演出队伍的道具、服装、乐器等已得到更新，但由于老艺人年事已高，演出队伍同样存在着后继乏人的困境，迫切需要培养新的传承人。 祁太秧歌是源于山西太谷的一种民间小戏，也称太谷秧歌、晋中秧歌。最初起源于农业劳动，是农村耕作者伴随农事活动而传唱的一种民间小调, 其渊源可追溯到唐宋时期。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种传唱的民间小调逐渐把动作、舞蹈、武术、技艺融入其中。发展成为可表演欣赏的“地秧歌”和“过街秧歌”；后又借鉴了外地民间艺术的精华，由街头演唱逐渐发展成为拥有388个剧目的地方小戏。

祁太秧歌是集音乐、舞蹈、唱、念（道白）、做（表演）、打（武秧歌）于一体，并以唱为主的综合艺术。或一剧一曲，或一剧多曲，曲调优美动听，语言生动活泼，内容主要反映祁县、太谷县及晋中农民的劳动、爱情等农村生活，情节简单，唱词多为排比句式，舞蹈动作活泼多样。表演质朴、简约、粗犷，很有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新中国成立初期，祁县共有业余秧歌剧团71个，艺人2000余人。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秧歌，精华与糟粕并存。在表演上既有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华艺术，也有摄取的生活中丑恶*秽的渣滓。

1951年11月，由祁县文化馆主办，建立了“祁太秧歌研改社”，在演出改革方面，做了大量“推陈出新”的工作。从而，剔除了不健康的东西，整理改编了一批传统秧歌剧目，移植上演了《挑女婿》、《送嫁妆》等现代戏，《并在声腔、音乐方面，加强了节奏性，丰富了锣鼓点。有的剧目，还配以弦乐伴奏。从此，祁太秧歌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由于受多元文化娱乐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祁太秧歌的传承和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生存发展面临濒危的状况。为了使祁太秧歌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2006年根据有关部门的推荐，祁太秧歌已经正式被批准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襄武秧歌是一种流传于以山西省襄垣、武乡为中心以及晋中的榆社、左权、和顺等地的戏曲形式，初为襄垣、武乡一带的民间小调，后与西火秧歌相融合，在地方语言影响下，逐渐嬗变而成，是上党地区仅次于上党梆子、上党落子的一个地方剧种。

襄武秧歌开始为干板演唱，群众称为“干板秧歌”和“地圪圈秧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有了半职业班社的活动。　　宣统元年（1909）后，襄武秧歌从剧目、表演程式、伴奏乐器、音乐曲牌以至服装、舞台装置等方面都向上党梆子学习，甚至出现了秧歌夹上党梆子演唱的形式，即扮演官员的人唱梆子，扮演一般百姓的人唱秧歌，或花脸唱梆子，生、旦唱秧歌。

襄武秧歌是襄垣秧歌和武乡秧歌的合称，襄垣秧歌按照戏曲音乐声腔的分类方法，属于民间歌舞诸腔体。唱腔的结构形式为板腔体。唱腔以上下两句为一个基本单位，有规律地变化，反复进行。传统唱腔有流水和圪联两大类。襄垣秧歌和武乡秧歌风格不同，前者以中音区为主，有低回婉转，优美细腻的特点，后者则以高音区为主，有高亢激越、清晰明亮的特点。据考证，襄垣秧歌的传统剧目共有239本，现代剧目有157本。传统剧目中行当大都以三小（小生、小旦、小丑）为主，其语言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厚，形象风趣诙谐。代表剧目为《兰英进京》、《玉凤配》等。襄垣秧歌的现代代表剧目为《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老八路》等。

襄垣县人民剧团是一家的襄武秧歌专业剧团，当地政府很重视，每年都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该剧团主要以表演秧歌为主，有时也演梆子和歌舞，相比较山西省的其他县级剧团，其生存状况比较好。 蔚县秧歌，又称蔚州梆子，产生于河北省蔚县境内，流行于河北张家口地区和山西雁北、晋北地区及内蒙古部分旗县。它产生于民间，由田间小调、民歌俚曲发展而来，大量吸收早期流传于北方地区的古老戏曲声腔，形成了较完整的梆子腔剧种。蔚县秧歌以其“方言白话”和板腔体与“训调”曲目唱腔巧妙结合的形式突出了自身的特色。

蔚县秧歌产生于明末清初，至康熙年间形成了具有自己的剧目、音乐、表演、唱腔等内容的梆子腔剧种。到清朝同、光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民间班社达210多个。演出市场远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解放后，成立了专业的蔚县秧歌剧团。文革后期被改编为文工团，后又改为蔚县晋剧团。2005年，该团重新恢复了蔚县秧歌剧的挖掘继承、创新演出工作。 韩城秧歌是集歌、舞、说、表于一体，具戏曲元素的歌舞剧雏形的民间艺术。

韩城秧歌的曲牌有60个，除去歌头、歌尾、数板和一些曲牌变体，实际曲牌约有40个。这些曲牌情绪风格各异，节奏长短不一，歌词受曲牌严格限制，演唱时可即兴编唱，随意发挥，可长可短，诙谐有趣。韩城秧歌被称为“唱秧歌”或“秧歌戏”，而不是“扭秧歌”、“跳秧歌”，因为它总是以唱为主，主体是民歌。

韩城秧歌一般2－4人表演，节目以短小精悍、活泼朴素见长，歌腔优美婉转，舞蹈欢快矫健。随着剧情节奏的发展，舞蹈动作以态（姿态）为“起”，以闪为“承”，以扭为“转”，以跳为“合”；有时“大中套小”，即大动作包含小动作，如身大摆，头小摇；臂大甩，手小绕；腿大蹬，腕小转等。总之，韩城秧歌的舞蹈动作概括为：闪、扭、转、跑、摇、摆、跳；慢放紧收，大中套小，巧始刚归，下震上绕，相于急中，态于唱道。

明清时期，是韩城秧歌的定型时期。明代中叶，一些韩城文人学士在浙江、四川、云贵等处做官，身边的佣人还乡后，把南方的秧歌小调带回韩城，又汲取了秦腔、蒲剧、眉户等戏曲的不少营养，使韩城秧歌博采众长，从而独树一帜。

清朝光绪年间，韩城秧歌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韩城秧歌艺人韩敏卿带领秧歌班子进京，被慈禧太后招进宫中演出，并在宫中设立“秧歌教练”专门教演秧歌。光绪二十五年，韩城知县吉冠英为了接待清廷钦差张启华，举办了一次韩城秧歌大会演，展示了韩城秧歌迷人的魅力和精湛的艺术。

1926年春节期间，薛峰川的红艺人建德和天宝，各为本村秧歌班的领头，搭台对唱秧歌。一时之下，伯仲难分。　　20世纪40年代，随着眉户、蒲剧、秦腔占领了韩城城乡的舞台，韩城秧歌一步步地走下坡路，到五六十年代，在韩城当地已很少看到秧歌的演出了。

新中国建立后，韩城秧歌被省、地、市文艺工作者挖掘并注入了新的活力，创编出了一批新的形式和内容的韩城秧歌剧目，使韩城秧歌红极一时。特别是1963年的“五一”，《扁担歌》、《女社员》等秧歌剧目在北京天安门作了专场演出，之后又赴中南海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被灌制了唱片。

经历了“文革”时期十几年的沉寂，改革开放使韩城秧歌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1985年，“韩城秧歌学会”成立，随后，《韩城秧歌剧目选》和《韩城秧歌》的一系列书籍出版发行，对韩城秧歌的剧目和音乐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整理。

2008年6月，韩城秧歌被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陕北秧歌主要分布在榆林、延安两市区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子洲、清涧、延川、安塞、志丹等地区，而绥德县的陕北秧歌最完整、最系统，更具有代表性。绥德县陕北秧歌从艺术风格可分为北路秧歌和南路秧歌，其中北路秧歌代表性民间艺术家是吴继业和李增恒，南路秧歌代表性民间艺术家是苏树旺、苏贵堂、贺俊义。

2006年，陕北秧歌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胶州秧歌是胶东秧歌的代表，主要流传在山东即墨、黄岛、胶南、高密等地区。盛行的是胶县县城周围五十里方圆的地方，尤以大沽河一带为最盛。

胶州秧歌原有“地秧歌”、“跑秧歌”、“三道弯”、“扭断腰”等名，建国后为了与其他地区的秧歌相区别，因主要活跃在胶州市郊范围内而统称为“胶州大秧歌”。胶州秧歌的演员基本编制为24人，如增加人数必须是双数递增，秧歌队需有一至二人的组织领导者，负责全队的事务，俗称“秧歌爷”。还有一人由秧歌队的教练或老演员来充任，叫 “伞头”。伞头必须具有眼明手快、头脑灵活、口齿伶俐的能力，在演出前念些顺口溜或说些吉祥话，语言必须风趣幽默。除此之外，秧歌队还要有3至5人的教练，专管训练演员并兼做演员。秧歌的角色分为“翠花”、“扇女”、“小嫚”、“鼓子”、“棒槌”5种，一般每种角色2人或者4人，不能单数。翠花为青年妇女和姑娘，表演时动作大方、舒展，表现妇女的泼辣开朗大方、而又温柔娴静的性格。小嫚为少女，表演动作天真、活泼、俏丽。鼓子和棒槌均为中年和青年男性，鼓子潇洒诙谐，棒槌英武矫健。

胶州秧歌的音乐伴奏，一般用旋律优美、音调多变、节奏明快、乡土气息浓郁的羽调式民间吹打乐。秧歌的音乐与舞蹈动作配合密切，音乐中用来表现秧歌舞蹈“慢做快收”动律特点的八分音符，贴切典型，乐曲根据舞蹈情绪灵活运用，两者在力度与速度上高度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