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与“记念”有何区别？结婚十周年用哪个词合适？

这是一组异形词——即意义相同、写法不同的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01年12月19日发布、2002年3月31日开始试行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推荐用“纪念”，不用“记念”。

所以，你用纪念比较合乎规范。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以改造社会、改良人生为其创作的终极目标，以尖锐、犀利的笔触对国人灵魂，国民精神给予严峻的剖析，对人的命运、价值以及生命意义给予了冷静的思索。先生笔下塑造的栩栩如生的祥林嫂、爱姑、子君三个女性形象，是其笔下女性形象的代表。这是一群不甘命运摆布，却又无法摆脱现实社会束缚的女性，表现了先生对妇女问题特别是妇女婚姻问题的关注。鲁迅先生站在现实主义的历史高度，给了祥林嫂们悲剧缘因以明确答案，并借女性命运探索给黑暗的封建制度及其赖以生存的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以有力的揭露和无情的鞭鞑。

祥林嫂是鲁迅先生《祝福》中的旧式农村妇女，勤劳善良。年青时嫁给了一个比她小十岁，打柴为生的男人。这个小丈夫死后，因不堪婆母虐待，逃到鲁四老爷家做工，希望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这是的她，“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干起活来，“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虽作仆人，“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可是没过多久，婆婆为了准备聘礼给小叔子娶老婆，派人把她从鲁家抢走，像牲口一样卖到深山墺。第二位丈夫贺老六不幸死于伤寒，儿子阿毛又被狼叼走，贺家大伯收了屋，又赶她走。走投无路的祥林嫂又回到鲁家做工。鲁四老爷虽然收留了她，却又认为她嫁过两次人，“不干不净”，伤风败俗，一切祭品不让她沾手。镇上的人们也冷落她，讽刺她，咀嚼鉴赏她的悲哀。柳妈笃信鬼神，拿阴司死鬼吓唬她，劝她到土地庙里捐一条“千人踏，万人跨”的门槛。然而，捐了门槛满以为可以重新作人的祥林嫂，在新年祭祀时，坦然去安排酒杯和筷子，不料主人轰然一声“你放着吧，祥林嫂!”从此使她失魂落魄，重新掉入精神地狱，“象是一个木偶人”。后来被逐出鲁家门，终至沦为乞丐。在新年的鞭炮声中，怀着对地狱的极大恐惧和疑惑，惨然离世。

和祥林嫂一样，《离婚》中的爱姑也是一个旧式农村妇女，所不同的是，爱姑比祥林嫂有家富人旺的娘家。父亲庄木三的名字“这里沿海三六十八村，谁不知道？”“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平时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爱姑有弟兄六个，可说是人多势众。爱姑十五岁就嫁与施家作媳妇，“自从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但施家人就是专和我作对，一个个像个气杀钟旭”。连黄鼠狼咬死匹大公鸡，丈夫也“不分青红皂白，就夹脸一嘴巴”。还姘上了寡妇，“开口‘贱胎’闭口‘娘杀’”。当婆家提出要休掉爱姑时，不忍被休之辱的爱姑坚决不同意，“已经闹了三年，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甚至和父兄一道把施家的灶都拆掉了。得了施家一桌酒席的慰老爷，直说是“走散好走散好’”，爱姑仍是不依，“要细细地对七大人说一说”，“说说我这几年的艰难，且看七大人说话不说”，满怀希望的爱姑却在七大人一声高大摇拽的“来——兮”中，就觉得“实在是自己的错”，拿了施家九十元赔款，便被丈夫休掉，从此回到娘家，在世俗的眼光中屈辱地苟活。

《伤逝》是鲁迅小说唯一的以爱情悲剧为题材的杰作，是一首以男主人公的手记方式写成的悲情缱绻的悼亡散文诗。小说女主人公子君是接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封建家庭，和胞叔闹翻，和父亲断绝关系，并且敢于面对社会上的一切讥笑、冷遇和轻蔑，不顾一切和涓生相爱，终于建立了一个满怀希望的小小家庭。然而，婚后子君的梦想和追求却仅仅停留在一个夫唱妇随充满爱意的小家庭。终日沉湎于小家庭的安宁和幸福，除了“相对温习”和“自修旧课”来回忆涓生对他求爱的情景外，早把全副精力都倾注在养鸡喂狗，吃饭筹钱等家庭琐事上。“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忘了”，“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为了小油鸡和房东小官太太明争暗斗，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然而，生活是现实的，在失业、贫困的打击下，涓生还有挣扎求生的勇气，而子君却很怯弱，显得颓唐、凄苦和无聊。涓生和她由疏远、隔膜到视之为累赘，终于下决心抛开子君，对她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样绝情决义的话。这也是“休妻”。失去了爱，子君只能回到她曾经不惜一切出发的起点—父亲的家，在她父亲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赛过冰霜的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很快便凄然死去。

总之，在鲁迅先生笔下，无论是旧式农村妇女祥林嫂、爱姑、还是“五四”新知识女性子君都最终没能卸掉命运的枷锁，逃不掉封建礼教屠刀的宰杀，成为封建势力的牺牲品。

祥林嫂、爱姑、子君是不幸的，她们是其所处的时代和各自阶层的广大妇女姐妹命运的缩影。然而，先生在深切同情她们不幸的同时，却对她们身上或多或少，或自觉不自觉表现的那一点点叛逆充满希翼，“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计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祥林嫂最初来鲁镇，是从婆家“逃”出来的，在那个“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时代，从婆家出逃，是需要勇气的，由此可见祥林嫂对命运抗争的一面。虽然鲁四老爷家的活也并不轻松，需要她“整天地做”，“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地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然而，她反满足。婆母绑架祥林嫂，逼她再嫁贺老六时，她反抗强烈，“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墺，嗓子全哑了”。“一头撞在香案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可见，对别人为自己安排的命运，祥林嫂誓死抗争。虽然，她的抗争，说到底，也是一种“从一而终”的思想在作祟，但于当时，也是对其婆母所代表的家长制家庭的一种积极反抗。以及后来对人死后灵魂有无的质疑，都是其不安心命运安排的一种积极反抗。

较之贫困无助的祥林嫂，爱姑更大胆、泼辣得多，不甘忍受被休之辱。爱姑虽然口里说“并不贪图回到那边去”，但为了女性的尊严和挽回面子，她不惜闹一闹，在乡亲们的面前毫不讳言，“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七大人怎样？难道和知县大人换帖，就不说人话了吗？”在气氛肃穆的慰大人家，在高深莫测的七大人面前，来“平时沿海居民都有几分惧怕”的父亲也“说不出话”的局势下，爱姑勇敢陈述，说出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并言明：“要赶我出去…那么容易吗？…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颜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实在不行，那我也要拼出一条命，大家都家败人亡。”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自己的父亲“连人情世故也不懂，称公公和丈夫“老畜生”“小畜生”，在那个“从父”“从夫”的封建社会，恐怕这一点也不是常人能做得到的。

知识女性子君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她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振聋发聩的反封建宣言，表现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反封建的决绝态度。为了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封建专制家庭。对脏玻璃后鲇鱼须，连鼻尖都挤成小平面的老东西和擦着加厚雪花膏的小东西，“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面对讥笑、猥亵和轻蔑的世俗目光，即便涓生也“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然而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毫不关心，只是镇静的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为争取幸福，甚至和胞叔闹翻，和父亲断绝关系。这些，没有坚韧的反抗性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孤立无援，毫无出路的现实面前，反抗以失败告终。为什么面对生活和命运，这些善良，勤劳而又不乏抗争精神的女人，竟如此艰难，结局都如此不幸呢？鲁迅先生站在现实主义的历史高度，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悲剧缘于黑暗的封建制度及其赖以生存的封建势力和对国民影响至深的封建思想。

首先，它揭示了封建专制权威是戗杀中国女性的元凶。强大的封建专制统治是黑暗社会最大的恶势力。政权、族全、神权、夫权，权权相互，“三纲五常”维系封建等级制度，权威人士的意志就是法律，形成一只无形的巨手，扼着下层人民命运的咽喉。整部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历史，在鲁迅先生笔下，封建阶级的统治人物以及他们的走狗，在政治上极端保守，在道德上极其虚伪丑恶。鲁四老爷、七大人就是这类人中的一员。

祥林嫂第一任丈夫死后，成为婆母虐待的对象。面对她的不幸，鲁四老爷虽觉“可恶”但一句“然而…”充分体现了他的封建卫道者的立场，他认为祥林嫂不安分守寡，再次婚嫁便是“不干不净”，失去了正常人的资格，连备祭礼的资格也没有了。在祥林嫂捐出门槛，充满幻想重新作人时，一句“祥林嫂，你搁着吧”就打碎了这个不幸女人所有的梦想，精神世界全线崩溃，祥林嫂就是年三十死去时，这个冷漠的卫道者还觉得死得不是时候，称祥林嫂为“谬种”，可憎面目跃然纸上。

爱姑本是抱着“拼出一条人命，大家家败人亡的决心来抗争被休之辱的，可在慰大人等级森严的家中，连见多识广的庄木三在权威面前也“竟说不出话来”。在老百姓眼中，和县太爷换过贴的七大人就是县太爷，代表着真理和法律，他的话便是“圣旨”，不能不听。七大人在一片闪光的马褂中，说着高深莫测，爱姑们闻所未闻的如“屁塞”、水银浸”一类话，人为制造着威严的气氛，对爱姑父女产生了莫大的精神压力，“两眼忽然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一兮，便使爱姑觉得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的错，反抗力量全无。当慰老爷传达七大人的意思也是走散好，只是再添十块钱，庄木三竟乖乖点头同意，互换了红绿帖子，宣告了爱姑抗婚的全面溃败。

“雪花膏”赌友的当局长的父亲，对子君和涓生的迫害是间接的，却也无异于当头一棒。他用了让涓生失业，断了他们生活来源的经济手段。经济基础是重要的，生活的窘况，生存的无奈，消磨了涓生的爱，也摧残了子君反叛的勇气，最终失去了爱，由坚强、勇敢、骄傲到怯弱、凄苦、恐怖的子君，最后不得不回归封建家庭聊度残生。

第二，封建思想对国民灵魂的深层侵蚀和渗透，形成的封建的社会舆论环境是扼杀子君们的有力帮凶。中国的封建社会有漫长的历史。延续了两千多年，形成了一整套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体系。封建思想长期毒害和摧残着劳动人民，在强大的封建专制精神统治下，人们内心苦闷麻木，或对他人的不幸报以极端冷漠，或向更弱者发泄积蓄于胸的怨愤之气，或在中心悲剧人物周围充当着有名无名的“看客”。对女性，人们更是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观去评价和衡量她们的言行。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造成妇女精神上的极大痛苦。鲁迅先生对下层人民灵魂深处的病态的弱点来揭露和批判的，暴露和鞭挞这些严重的精神痼疾，这正是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的不朽贡献。

《祝福》中的祥林嫂的不幸遭遇集中地概括了当时广大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尽管她不断挣扎反抗，表现了最大的韧性，依旧冲不破层层罗网。封建宗法制度的精神虐杀，造成了这位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的不幸的悲剧。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关心和爱护，而是遭到村里人的奚落和愚弄，成为她们的谈资和笑料。卫道者鲁四老爷鄙薄她，认为她“不干不净”，是“谬种”；同是下层佣人的柳妈也不自觉地坑害她。祥林嫂承受的不仅是贫困和丧父失子的悲痛，而是“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对她的精神裁决，正是这种自觉不自觉的精神摧残将祥林嫂推向了绝路，这是何等的悲哀！

爱姑对被休之辱的反抗也遭到人们的非议和轻视，当人们听说连比慰老爷地位还高的与知县大人换过帖的七大人也出面调停时，连起初一同拆了的施家灶台的八三也认为“爱姑回到那里去，也没有什么味”，开始打瞌睡；船里的两个老女人是乡间“看客”的代表，她们“又都看爱姑，而且互视、努嘴、点头”，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对爱姑泼辣言辞和反叛性格极大的不满，蔑视以及对封建礼教的维护和支持，对受害者的冷漠，麻木。对七大人的宣布，慰家仆人的毕恭毕敬，自己的弟兄不敢来，爹也不敢说话，连受过洋教育的少爷也低声下气。爱姑对“公婆说走就得走”的反抗受到众口一词的抵制，这种无形的力量使爱姑的自信心和本能的斗争精神彻底全无，理所当然地败下阵来。

走着反叛道路的子君，路上不时遇到的是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目光，受到鲇鱼须的老东西和雪花膏的小东西时常在玻璃窗后的窥视。子君就被这可怕的封建眼光随时撕剥着。失去爱情重返家庭的牢笼，可以想象，子君该是受着多少世俗的眼光和何其沉重的压力，走向另一个世界。

第三，女性自身深层意识的积淀和传统的女性角色定位，是子君们悲剧命运的又一根源。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意识，给妇女造成极大的心狱，“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一而终”的妇道规范，是几千年来加在妇女头上的紧箍咒，致使她们软弱，妥协，麻木，千百年来社会和传统分配给女性的角色就是做个贤妻良母，这样，她们自觉不自觉地做了男人的附庸。因此，祥林嫂在嫁给贺老六时的誓死反抗，也是以“从一而终”的封建纲常作为思想武器的，对人死后灵魂的有无的质疑也是源于对封建人伦道德的恐惧。她的反抗是出于其封建思想制约下的一种本能，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

作为旧式农村妇女的爱姑，她的反抗也并非是自我意识的觉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爱与婚姻分离。爱姑的婚姻是不幸的，丈夫不喜欢她，公婆也对她象“气杀钟馗”，在那个家庭，她的地位极其低下，毫无幸福可言。不甘被休，不是争取婚姻自由，离婚自由，而是多出于“面子”考虑，继续争得的，也是遭受公婆和丈夫欺凌虐待的奴隶地位，维护毫无爱情的婚姻关系。敢骂公婆、丈夫，是借着娘家人多势众，对七大人抱希望，也是出于认为“知书达理的人是专替人家讲公平道话的”这种在权势和财富面前的一种奴性心理。因此，在其心目中代表权威的七大人面前，她只能面对失败投降的局面。

受过“五四”思想洗礼的知识女性子君，仍未能摆脱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和婚后“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冲出家门摆脱对父亲依附的同时，另一只脚马上又踏入丈夫的门槛，继续成为丈夫的附庸，这种爱情的获得是以独立人格的丧失为代价的。德国精神分析家弗洛姆认为：“爱是自由之子，若失掉个性和尊严，也必将失去爱”。婚后的子君，终日沉湎于昔日幸福的回忆，苟安于现状，视野束缚在锅台灶边，热衷于与官太太明争暗斗，她的功业，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饲鸡喂狗，将先前所知道的全忘掉了，生命追求从文化层次跌入生存层次。失去了远大的理想，爱情也失去了附丽。正如列宁所说：“妇女在琐碎的工作上，在家务方面单调、劳累而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工作上弄得疲惫不堪，她们的眼界因此而变得更加狭窄了，头脑迟钝了，心脑跳得缓慢了，意志薄弱了”。所有这些，让把理想的爱情看做走向新的人生驿站的涓生失望疲惫，产生真的隔膜，有了与倪焕之（叶圣陶《倪焕之》）一样的叹息“有了一个妻子，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涓生感到了被人拽着衣角的痛苦和悲哀，后来只得明确告诉子君不再爱她了，最终导致了子君生命的终结。

马克思曾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衡量。鲁迅先生塑造的祥林嫂、爱姑、子君这三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先生作为文坛巨擎对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这也可看作先生站在文明的基础上对自身的一种反省。鲁迅先生旅居东京时，母亲在老家为其物色了一个从外到内都是旧式女子的朱安，并作主为他订了婚。这时的中国，仍是父母包揽子女婚姻，决定他们一生幸福和命运的时代。接受过新教育并对封建制度深恶痛绝的鲁迅，清楚地知道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吃人的历史，不希望自己和他人又作为牺牲品。出于对母亲的孝顺，为不伤母亲的心，他违心地接受了母亲的“礼物”。同时，鲁迅先生也更清楚家乡的传统习俗：订了婚的女子，一旦被夫家辞掉，便再难以出嫁。于是，他回国成亲。然而，结婚仅四天，鲁迅便尝到了无爱婚姻的痛苦，于是又返回东京。后来鲁迅自已作主，选择与许广平结婚，对朱安，鲁迅则一直抱着歉疚之情，予以经济上的供养。他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写下这样的话：“我们既然自觉地看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小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只好陪着一生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深刻的思想，献身文艺的抱负，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与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浓重的亲情观念，就这样复杂地交织在鲁迅的性格和生命中，饱尝封建婚姻之苦的鲁迅深沉地认识到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思想观念导演了他的婚姻悲剧。因此，他不断地口诛笔伐，大声疾呼要掀掉这“吃人”的筵席。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文明程度的标志。虽然，祥林嫂、爱姑、子君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但为“无路可走的女人们”寻找真正出路的课题在中国却还远未结束，这或许就是人们说“鲁迅是中国的医生，中国永远需要鲁迅”的缘故吧。

　　鲁迅的婚姻

　　鲁迅先生短短的50多个春秋的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一次是事实的婚姻，另一次是实质的婚姻。两次婚姻，都陪伴着鲁迅先生，走完了先生命运多舛而又辉煌的一生。

　　鲁迅先生的第一次婚姻，是先生在日本求学时期，家里以先生母亲鲁老夫人，病危的书信讯息骗回国成婚的。原因是鲁老夫人听了传说，以为先生在日本，和一个日本女士谈恋爱了。封建礼仪制度下熏陶的鲁老夫人，不喜欢外族，这是可以想见并理解的。而是否有这回事呢？我从鲁迅先生的遗留文字中，并没有找到蛛丝马迹。

　　这次的婚姻，带给三个人痛苦，---鲁老夫人，鲁迅先生，朱安女士。我们要问，具有新文化并勇于指责旧道德的鲁迅先生，既然不喜欢这次婚姻，为什么不拒绝或者干脆出走呢？界定在封建礼仪制度下，我从人性的角度来破析，鲁迅先生当时的心理状态。先生的选择，不外乎有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一 安慰他母亲，鲁老夫人的心（这一点，先生的文字中，已有自述）。二 在封建礼仪制度和人文环境及当时的情况下，先生也无能为力。三 就算先生拒绝或出走，也改变不了事实的结果。

　　所以，鲁迅先生选择了，接受事实，而不接受人。从朱安女士一生中，我们可以解构到，朱安女士，其实是一个封建社会下礼仪制度的遵循者。鲁迅先生如果当时选择拒绝或出走，朱安女士的结果，更好的还是和她以后的现实生活一样，即“生是先生家的人，死是先生家的鬼”的奉行结局。朱安女士，是封建礼仪制度下的牺牲品，而鲁迅先生，也是这制度下的受害者，我们能够谴责一个受害者么？

　　现代的人们，很容易理解并宽容，鲁迅先生这样的选择。而当时的舆论，对先生人格的苛责，先生的弟弟，好象是最厉害的一个人了。有人就从这上面推测，兄弟二人失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周作人的妻子，就是鲁迅先生当年在日本的恋爱对象，唉，这是不是人性的龌龊呢？

　　鲁迅先生的第二次婚姻，是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时的故事。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样的一个场景，当先生在课堂上，以他独特的充满理性与智慧的冷然而又幽默的个性魅力的语言，配合着先生特有的表情，进行着学问上的深入浅出的阐述指导时，年轻的许广平女士的眼睛里，一定充满了敬仰和爱慕的情绪（从她的信中，可以证明）。女师大风潮迭起，更进一步催发了这心里蕴藏的一腔爱火。在许广平女士写给鲁迅先生的信中，成熟而敏感的先生，当然能看出能感受到这烈焰般的感情。

　　所以，鲁迅先生开始的回信，显得辞不达意顾左右而言他，竟然转去了学问上的探讨与解析。这分明是先生心情自然流露下的一种情绪体现。这不啻是告诫自己，也是提醒许广平女士，---我是老师！事实的演变，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一颗热情澎湃的心面前，谁又能抗拒呢？鲁迅先生最终接受了这一颗，带着崇拜的心。也是因为爱，先生放弃了在北京与别人的文字架，产生了到处走走的念头。有人撰文说，鲁迅的厦门之行，是他爱的一个过渡，以冷却舆论的纠缠。但我的看法是，这只是一个次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鲁迅先生心中确实产生了，想到处看看到处转转的决定。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看了韩石山先生写的一本书。他在序言中说，不涉及他（指鲁迅先生）的私德。我看完之后，却感受到了书中有很多这样文字的隐责。更可笑的是，特别摘取的许广平女士和鲁迅先生，在上海生活时，写给同学的信里的一段话。这段话，稍具生活常识的人都明白，这只是每一个婚后女士都会有的正常唠叨。而作者的特别摘取，其背后的意思，不言而喻了。因为显见，韩先生并不缺乏生活常识的。

　　看完韩先生的书，当时就冒出了好几个驳斥的文章的题目，如《人格性格》、《战将与主将》、《论知识的综合性》。并就题目在脑子里，构思了一些内容。这篇文章要敲完的时候，自己常有的无聊情绪，又突然袭击。胎死！已经成为了这种情绪下，我文字夭折的一个魔鬼！

　　胡适先生，坚持着娶了他幼年时的娃娃亲，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女士，并不见得他的人格，就是多么地高尚；鲁迅先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婚姻，也并不表示先生的人格，就是卑劣低下的。

鲁迅的一生，曾经与两位女性有过婚姻关系，一是当他26岁的时候，1906年7月6日，从日本回到绍兴在母亲鲁瑞的主持下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鲁迅自与朱安结婚之后，直至病逝为止，并未与她解除这种婚姻关系，因为鲁迅深知一旦休妻，朱安就会遭遇死亡或者非人的遭遇，于是未离婚，鲁迅在外的日子，朱安一直照顾着鲁迅母亲的生活，从未有怨言，二是当他47岁的时候，从广州抵达上海，在1927年10月30日，与长期追随自己的番禺许广平同志同居，鲁迅病逝后，朱安女士到亡故的十余年间，和许广平同志一样，也一直作为鲁迅遗属同社会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