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隋唐李世民大概历史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唐朝第二位皇帝，627年9月4日－649年7月10日在位，年号贞观。李世民在位23年，是唐朝杰出的军事家，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军阀，最终统一天下。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兄长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二人及二人诸子，被立为太子，唐高祖李渊不久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李世民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以文治天下，并开疆拓土，使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649年逝世，享年50岁，初谥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昭陵。

22 唐朝建立

晋阳起兵与唐朝建立

617年，李世民鼓动李渊起兵反隋，是为晋阳起兵。李渊以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都督、统右三军，起兵反隋。

李渊诛杀了隋炀帝派来监视他的王威、高君雅。派刘文静出使东突厥得到了始毕可汗的支持，派李建成、李世民夺取西河郡。六月，正式起兵。李渊自为大将军，以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为左右大都督，以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进兵隋大兴城（长安）。李渊在霍邑大破宋老生，从龙门渡黄河，开永丰仓赈济百姓。关中有其女李三娘等人起兵响应。

十一月，李渊攻克长安，以代王杨侑为皇帝，尊隋炀帝杨广为太上皇，李渊自为大丞相、唐王。次年三月，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所杀，五月，李渊废黜杨侑，称帝，改国号为李唐，唐朝建立。攻克隋大兴城后，李世民官拜京兆尹、受封秦国公。618年，迁赵国公。李渊称帝后，李世民拜尚书令、晋为秦王。

统一中国

唐朝建立后，疆土只限于关中和河东一带，尚未完全统治全国，因此，李世民经常出征，最终统一中国。自武德元年起，李世民亲自参与四场大战役。

其一，破薛举，浅水原平定陇西薛仁杲（薛举之子），铲除了唐朝自西方的威胁。

其二，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巩固唐朝的北方。

其三，在虎牢之战中，一举歼灭中原两大割据势力—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集团，使唐朝取得了华北的统治权。

其四，重创窦建德余部刘黑闼和山东的徐圆朗。

自此李世民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班师返京时，受到长安军民的隆重欢迎。武德四年十月，封为空前未有的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二万户。李渊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李世民因此辟弘文馆，收揽四方彦士入馆备询顾问，与秦王府相结合，俨然一个小内阁。

玄武门之变与即位

617玄武门之变年，李渊在李世民支持下在太原起兵反隋并很快占领长安。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并立世子李建成为太子。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渊却犹豫不决。太子李建成随即联合三弟齐王李元吉，共同排挤李世民。同时，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此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知李世民终不肯屈为人臣，而李世民也认为是自己奠下唐朝开国的基业，遂与李建成、三弟齐王李元吉猜忌日深，两派大臣之间互相倾轧。李建成曾经下毒谋害李世民。

其中宰相裴寂、谋士王珪、魏徵、东宫卫士将领薛万彻等追随李建成、李元吉。秦府谋士杜如晦、房玄龄，将领秦叔宝、尉迟敬德、段志玄、侯君集、王君廓等跟从李世民。宰相陈叔达、朝臣长孙无忌等暗中支援李世民。其余将领李靖、徐世勣，大臣宇文士及等保持中立。

武德九年，突厥侵犯唐边境，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太子府率更丞王晊告诉了秦王：李建成想借此控制秦王的兵马，并准备在昆明池设伏兵杀李世民。于是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626年7月2日），李世民在帝都长安城宫城玄武门附近射杀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后，李世民杀建成、元吉诸子，并将他们从宗籍中除名。

尔后李渊让出军政大权予秦王，三天后（六月初七癸亥日，7月5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八月初九甲子日（9月4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当年十月，追封李建成为息隐王，李元吉为海陵剌王。次年改元贞观。642年，追复李建成为隐太子，李元吉为巢剌王。

23 贞观之治

内修政理

贞观二李世民年（628年），当时的人口已因隋末战争而锐减，此时唐朝只有二百九十万户，经李世民君臣二十三年的努力，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至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人口达到三百八十万户，奠下了高宗、武后、玄宗年间大唐盛世的基础，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628年6月3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在位期间，积极推行了府兵制、租庸调制和均田制，并加强科举制等政策。

李世民本身也是个既英武又善辩之人，但是有鉴于帝位得之不易，加上隋炀帝杨广本人亦以雄健尔雅善辩闻名，隋却因此铸下灭亡的大错，因此在位期间，李世民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廷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641年，唐室文成公主下嫁于吐蕃的松赞干布。

《资治通鉴》有记载，李世民贞观十七年废太子李承乾之后、改立李治为皇太子之前，李世民之三子一弟（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五子李祐、及七弟李元昌）俱谋取帝位，致李世民心灰意冷之曲折，史载：“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登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刎，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晚年李世民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李治，总结了

他的施政经验，同时自评一生功过。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另外，李世民精擅书法，以行书写碑，称“飞白”，闻名后世。著名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等。史家曾疑李世民生前，指定以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为陪葬品。近年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研究，《兰亭集序》应该不在李世民之昭陵，而在高宗、武后所合葬的乾陵之中。

唐太宗与身边大臣魏徵、王圭、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等的对答也在开元十八（730年）、十九年间被吴兢辑为《贞观政要》一书，以发扬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精神。

灭东突厥与薛延陀

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因唐朝发生玄武门之变，政局不稳，东突厥伺机入侵，攻至距首都长安仅40里的泾阳（今陕西咸阳泾阳县），京师震动。此时，长安兵力不过数万，刚刚即位的唐太宗李世民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6骑在渭水隔河与颉利可汗对话，怒斥颉利、突利二可汗背约。《唐语林》记载唐太宗“空府库”赠予颉利可汗金帛财物，以求突厥退军，并与之结“渭水之盟”，突厥兵于是退去。之后，唐太宗励精图治，并且挑拨颉利、突

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夷男接管了东突厥的故土。薛延陀表面臣服于唐朝，暗中却扩充自己的力量。639年，唐太宗试图恢复东突厥，立俟力苾可汗阿史那思摩，以抗衡薛延陀的崛起，薛延陀为避免新恢复的东突厥站稳脚跟，与其进行了多次战争。为了保住东突厥，李世勣在641年进攻薛延陀，并取得了胜利。但是644年，趁唐太宗征伐高句丽的机会，薛延陀部队发起新一轮攻势，击败东突厥，迫使阿史那思摩逃回云州。随后，高句丽寻求薛延陀援助，但夷男希望避免与唐朝直接战斗。645年，夷男死后，他的儿子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军作战。646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铁勒等部落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唐太宗于铁勒故地设六府七州：瀚海府（回纥）、金微府（仆骨）、燕然府（多滥葛）、卢山府（思结）、龟林府（同罗）、幽陵府（拔野古） 。七州：皋兰州（浑）、高阙州（斛薛）、鸡鹿州（奚结）、鸡田州（阿跌）、榆溪州（契苾）、蹛林州（思结别部）、窴颜州（白霫）。由燕然都护府管理，治所在阴山之麓（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辖境东到大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南到戈壁、北到贝加尔湖的整个蒙古高原。利二可汗和突厥与铁勒诸部的关系。627年，东突厥内部出现分裂。反对颉利可汗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诸部落对其变革国俗和推行的政令不满，另立薛延陀为可汗。突利可汗也暗中与唐联络，并与颉利可汗决裂。同时东突厥又遇到大雪气候，牲畜大多被冻死饿死，突厥势力渐弱。唐太宗于629年八月任命李靖、李世勣、柴绍、李道宗等为行军总管，出兵征讨东突厥。630年三月颉利兵败被俘，东突厥灭亡。唐朝在东突厥突利可汗故地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颉利可汗故地置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

和亲吐蕃

贞观疆域

在北方，贞观四年（630年），唐军灭亡东突李世民厥，漠南成为唐势力范围。贞观二十年（646年），又一举消灭了薛延陀汗国，至此大漠南北广大地区皆为唐的势力范围。唐朝廷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

在西北，贞观四年，唐朝廷在伊吾七城设立西伊州，开始经营西域。贞观十九年（645年），唐朝廷移安西都护府到龟兹。

在东北，644年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未果，唐高宗在668年乃联合新罗灭高句丽，设立安东都护府。

在青藏高原上，吐蕃日渐兴起，至六世纪末与吐谷浑[注 2]、苏毗为高原上三大势力。七世纪初，赞普松赞干布即位，统一了高原，又征服了位于西藏西部的苏毗、阿里地区的羊同和尼婆罗（今尼泊尔）。松赞干布于634年遣使与唐朝修好，唐朝也派臣入蕃。636年，松赞干布派专使去长安请婚，唐朝不允，638年，松赞干布遂借口唐朝属国吐谷浑从中作梗，出兵入侵吐谷浑，唐军在松州大胜吐蕃军。640年，松赞干布又派大臣禄东赞使唐求婚，唐太宗便以宗室之女文成公主许嫁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吐蕃赞普遂接受唐朝的册封。

24 晚年过失

渐不克终

面对自己空前的文治武功，太宗到晚年也出现一些过失。首先纳谏不如贞观早期积极，比如贞观十年，魏徵发现他“渐恶直言”。其次奢侈之风日重。不过晚年他还是能反省自己过度奢糜的错误。司马光说唐太宗：“好尚功名，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同时，太宗晚年也有早年的清静转为奢纵，营建宫殿，计划封禅泰山等，并自辩“百姓无事则劳逸，劳役则易使”，魏征因此谏到“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不过由于太宗晚年能够清醒认识自己的问题，所以也能进行调整，因此虽然太宗晚年存在这些过失，最终没有出现败亡的危机，“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维持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去世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唐太宗撰写《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得了痢疾（一说是服用丹药暴病[7]），医治最终无效，命太子李治到金掖门代理国事。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廿六己巳日（649年7月10日）李世民驾崩于终南山上的翠微宫含风殿，享年50岁，在位23年，初谥文皇帝，庙号太宗，674年加谥文武圣皇帝，749年加谥文武大圣皇帝，754年加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葬于昭陵（位于今中国陕西省礼泉县东北50多里山峰上）。

3 父系母系编辑本段

父系:李世民父亲的李渊是他是西汉抗击匈奴名将李广的二十三世孙、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武昭王]李暠（也作李皓）的六世孙。

母系:李世民的祖母独孤氏是北周大司马独孤信第四女,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亲姐姐。独孤氏是东汉刘秀的重孙征匈奴被困独孤山，后成为独孤部落，遂改姓独孤氏，成为鲜卑部落的望族，所以独孤氏是姓刘的后代，应属汉人。

李世民的母亲窦皇后,祖先窦统，东汉雁门太守，因其堂伯父窦武之难而逃亡入鲜卑拓拔部，当上了没鹿回部落大人。至窦勤时，被晋朝封为勤忠义侯，徙居五原。窦勤子窦真，率众入魏，为征西大将军。到窦严一代，则随北魏孝武徙洛阳，自是遂为河南洛阳人，即去鲜卑化而返回为汉人。到北魏孝文帝之世，改回窦氏。

武则天首任丈夫

31 第一任 李世民

贞观十一武则天年（637年）十一月，唐太宗听说年轻的武氏有才貌，便将她纳入宫中，封为五品才人，赐号“武媚”，后世讹称武媚娘。武氏入宫之前向寡居的母亲杨氏告别时说：“侍奉圣明天子，岂知非福，为何还要哭哭啼啼，作儿女之态呢？”

对宫中生活，晚年的武氏曾回忆为太宗驯马一事。

一天，李世民带着众美人游玩，来到御马厩，指着一匹骏马对众人说：“这是朕的坐骑，名叫狮子骢。”李世民话音刚落，那马便一声长啸，扬起头来，样子十分吓人，众美人急忙躲在一边。

李世民见状，笑了笑，问众人，你们谁能驯好这匹马？”众美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无言以对。

只见武则天从人群中走出来，不慌不忙地对唐太宗说：“陛下,只要给我三样东西,我就能把这匹马驯好。”

“不知哪三样东西？”唐太宗问连忙问道。

“第一件是铁鞭，第二件是铁锤，第三件是匕首。”武则天不紧不慢地说道：“我先用铁鞭子抽；它不服，再用铁锤击；还不服，就用匕首刺它的喉咙。”

唐太宗听罢，向她投去赞许的目光。但他心里在想：这个小女子，将来可是个铁手腕的女人啊！

32 第二任 李治

贞观影视形象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被废，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此后，在侍奉太宗之际，武才人和李治相识并产生爱慕之心。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逝世，武才人依唐后宫之例，入感业寺削发为尼。永徽元年（650年）五月，唐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日入感业寺进香之时，又与武氏相遇，两人相认并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这时，无子而失宠的王皇后看在眼里，便主动向高宗请求将武氏纳入宫中，企图以此打击她的情敌萧淑妃。唐高宗早有此意，当即应允。永徽二年（651年）五月，唐高宗的孝服已满，武氏便再度入宫，入宫前武氏已怀孕了，入宫后生下儿子李弘。次年五月，被封为二品昭仪。

4 成就贡献编辑本段

1 他不拘一格的用人，对人材的使用及领导达到了极高的境遇；

2 他独具慧眼，看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对大臣的各项进步之言豁达地予以采纳；李世民

3 不独断专行、初步确立了三权分立、互相监督的政治管理制度，规定法令甚至包括自己（影响国家政策的那部分）旨意需门下省审查副署后方可生效发布，保证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时发现并纠正。杜绝了不良政策对国家及人民的违害与影响；

4 认识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杀的法政政策，规定死刑需三复奏（外地五复奏）复审批准后方可行刑，这就不难认人们想起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死刑才29人、贞观六年（632年）全国死刑犯290人，太宗审查时令全部290人回家团年、待来年秋收后回来复刑，结果290人均准时到来、无一人逃亡。

5 太宗朝武功之盛，除对高句丽战争上没有取得战略胜利外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安西四镇、漠北薛延陀等），这与当时的国力、军队战斗力、整体战略、用人选将与配合默契、过程协调一致等重要因素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中华历史上的名将名相中，贞观朝占有相当的比例，在中华军事史上，贞观朝的战例也多被引用；

6 气吞天下的“天可汗”气质，李世民多次以少吓多，经典之役就是在渭水单骑吓退突厥10万精骑，就对比宋真宗在寇准一再坚持和请求下才勉强在大军护卫下到达澶州南城，而又要战战兢兢的马上要回去是何等的天壤之别啊！

7 胸怀大局、四海一统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太宗朝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四海之内只要知道中国的均努力内附，以唐为荣，乐不思蜀，他们不但同唐人一样可以自由自在的生存，还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思摩、执思失力、契芯何力、黑齿常之、乃至后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都为唐朝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他们身上正好反映出李世民民族政策的光辉，现在的唐人、唐人街也正时那时繁荣富强、威甲四海、文礼之邦的生动写照；

8 完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学校、重视教育活动、普及官吏选聘、当时的国子学、太学之盛、地方也有不少学校，如此才不难想起当时的教化呢，同时当时的科举也规范化、考选公平，以进士科最为杰出，如此才有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朕彀夷”，唐朝的教育及科举为政治上提供优秀人才同文化精髓——唐诗及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9 工书法、富文词，太宗皇帝个人修养及天赋极高，在书法同文词上也颇有名气，在他大力宏扬和鼓励支持下，才有唐代书法、文学、艺术之盛；

10 倡导廉政、节俭、朴素、重视农田水利，太宗朝在廉政建设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他并没有像朱元璋一样严惩贪官污吏，而是建立一个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中央领导班子、重视地方长官选举，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贫困，温彦博、戴胄、于志宁、魏征、张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风气的宣传和行政监督，及时预防了官员犯错，因此当时的官员相当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太宗皇帝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滥用民力、注意与民休息，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求实的作风；太宗皇帝也相当重视农业，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问及此事，因太子冠礼与农时违背而更改；

11 由于社会安定，商业经济得到发展，全国新兴了许多商业城市，城市业有相当的发展，广州、杭州、扬州、成都、江陵、凉州等城市经济发展相当迅猛，长安同洛阳作为世界经济大都会就不言而喻了，这为封建经济登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对玄奘佛学的支持同西游的肯定，打通并维护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及东联新罗、日本，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使吐蕃从奴隶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开发并促进了西藏的发展；

综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书法家、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进程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华民族同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留下了辉耀千古的丰功伟业及精神财富，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敬；筑东阳先生所说“他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

5 家庭成员编辑本段

51 皇后

长孙皇后：小字“观音婢”，生废太子（恒山愍王）李承乾、濮恭王李泰、唐高宗李治，长乐公主、城阳公主、晋阳公主、新城公主。生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崩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享年36岁。合葬昭陵地宫。

52 妃嫔

韦贵妃：名“珪”，表字“泽”，生纪王李慎、临川公主。生于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薨于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享年69岁。陪葬昭陵。

燕德妃：生越敬王李贞、江殇王李嚣。生于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享年63岁。陪葬昭陵。

郑贤妃：生卒年不祥。《唐会要》记载陪葬昭陵，目前尚无发现其墓葬。

徐贤妃：名“惠”。生于武德八年（公元626年），薨于永徽元年（公元650年），享年24岁。赠贤妃，陪葬昭陵石室。

杨妃：生吴王李恪、蜀悼王李愔。封号不明。生卒年不详。墓葬不明。

阴妃 ：生齐王李祐。封号不明。生卒年不详。墓葬不明。

韦昭容：名“尼子”，生于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薨于显庆元年九月八日长安崇圣宫，享年50岁，十月十八日陪葬昭陵。现有昭陵墓志一方。

昭仪某氏：生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薨于永淳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公元682年），享年81岁，十月十一日陪葬昭陵。现有昭陵墓志一方。

三品婕妤某氏：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

杨婕妤：杨恭道第三女，生卒年不详，墓葬不明。

萧美人：萧铄第二女，生卒年不详，墓葬不明。

崔才人：崔宏道长女，生卒年不详，墓葬不明。

萧才人：萧铿第二女，生卒年不详，墓葬不明。　

武才人：贞观时五品才人，后成为唐高宗时二品昭仪，再后进封为皇后，再后称帝。

其他妾室

三品亡宫周氏：三品宫人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

亡宫五品：五品宫人，生年不详，薨于显庆二年闰正月二十六昭陵宫，二月十四日陪葬昭陵。现有昭陵墓志一方。

三品亡尼：三品宫人，后出家为尼，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

七品典灯：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

巢王妃杨氏：生曹恭王李明。是否正式册封为妃嫔不详，生卒年不详。墓葬不明。

王氏：生蒋王李恽。封号不明，生卒年不详。墓葬不明。

刀人高氏，字惠通，李世民为秦王时的妾室，现存墓志一方。

此外，文献记载之庐江王妾、琵琶女等，均内宫封号有无不明。生卒年不详。墓葬不明。

53 子

唐太宗共有14位儿子

李承乾：母长孙皇后。生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卒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年28岁。陪葬昭陵。常山郡王→中山郡王→皇太子→赠恒山愍王

李宽：母不详，早薨。生卒年不详。嗣楚王→赠楚王

李恪：母隋炀帝女杨妃。生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薨于永徽四年二月（公元653年），享年34岁。赠司空，墓葬不详。长沙郡王→汉王→蜀王→吴王→废为庶人→赠郁林郡王→吴王

李泰：母长孙皇后。生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薨于郧乡县，时年33岁。赠太尉、雍州牧，葬于薨地。宜都郡王→卫王→越王→魏王→东来郡王→顺阳郡王→濮恭王

李祐：母阴妃，生年不详，卒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5年）。墓葬不详。宜阳郡王→楚王→燕王→齐王→废为庶人

李愔：母隋炀帝女杨妃。生年不详，乾封二年（667年）卒于流配地巴州。赠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梁王→蜀王→贬为庶人→涪陵郡王→蜀悼王

李恽：母王氏，生年不详，薨上元年间。赠司空、荆州大都督，陪葬昭陵。郯王→蒋王

李贞：母燕德妃。生于武德八年（公元626年），薨于垂拱三年（公元688年），享年62岁。陪葬昭陵。汉王→原王→越敬王

李治：母长孙皇后。晋王→皇太子→唐高宗

李慎：母韦贵妃，生年不详，薨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陪葬昭陵。申王→纪王

李嚣：母燕德妃，早薨。生年不详，卒于贞观六年正月（公元633年）。江殇王

李简：母不详，早薨。生年不详，卒于贞观五年四月（公元632年）。代王

李福：母杨贵妃。生于贞观八年（公元635年），薨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赠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赵王

李明：母李元吉妻巢剌王妃杨氏。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曹恭王

54 女

唐太宗共有21位女儿

襄城公主：母不明，下嫁萧锐，锐卒，更嫁姜简。生年不详。陪葬昭陵。

汝南公主：母不明，早薨。生卒年不详。墓葬不详。

南平公主：母不明，下嫁王敬直，以累斥岭南，更嫁刘玄意。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

遂安公主：母不明，下嫁窦逵，逵死，又嫁王大礼。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

长乐公主李丽质：母长孙皇后，下嫁长孙冲。生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薨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八月十日，享年23岁。陪葬昭陵。

豫章公主：母宫中下嫔，下嫁唐义识。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

巴陵公主：母不明，下嫁柴令武，生年不详，薨于永徽四年二月。墓葬不详。

普安公主：母不明，下嫁史仁表，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

东阳公主：母不明，下嫁高履行，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

临川公主：表字“孟姜”，母韦贵妃，下嫁周道务。生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卒于永淳初年（公元682年），享年58岁。陪葬昭陵。

清河公主：名“敬”，表字“德贤”，母不明，下嫁程怀亮。生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卒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享年41岁。陪葬昭陵。

兰陵公主：名“淑”，表字“丽贞”，母不明，下嫁窦怀悊。生年不详，病逝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八月。陪葬昭陵。

晋安公主：母不明，下嫁韦思安，又嫁杨仁辂，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

安康公主：母不明，下嫁独孤谋。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

新兴公主：母不明，下嫁长孙曦。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

城阳公主：母长孙皇后，下嫁杜荷，又嫁薛瓘。生卒年不详。陪葬昭陵。

高阳公主：母不明，下嫁房遗爱。生年不详，薨于永徽四年二月。墓葬不详。

金山公主：母不明，早薨。生卒年不详。墓葬不详。

晋阳公主：表字“明达”，母长孙皇后，未及下嫁。生卒年不详，薨年十二。墓葬不详。

常山公主：母不明，生卒年不详。没有下嫁。墓葬不详。

新城公主：母长孙皇后，初嫁长孙诠，后嫁韦正矩。生年不详，薨于龙朔三年。陪葬昭陵。

隋与突厥之战简介 隋与突厥之战的结局

隋与突厥之战 公元581年－602年，隋朝与突厥在北方长城一带（今河北、山西、陕西、甘肃与内蒙古等地）交战，史称“隋与突厥之战”，最终突厥分裂东西，分别归降隋朝。 

隋与突厥之战简介

隋与突厥之战是突厥与隋朝的长期战争。这场战争自581年突厥侵隋开始，到607年东突厥臣服为止，共经历26年的时间。突厥经此战争分裂成东突厥与西突厥，分别在607年与611年臣服隋朝。

由于隋朝因此战争获的较大优势，得以发动隋灭陈之战，统一中国；最后与突厥的战争胜利后，得以将势力扩展到蒙古高原。

隋朝派兵防守边境，主动出兵反击，最后采纳长孙晟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为方针，分化离间突厥各部。而突厥只以掠夺物资、逞罚战争等无战略方针的方式作战，诸汗又不能紧密团结，最后瓦解。隋对突厥战争的胜利，有利于保护中原地区经济与文化。

隋与突厥之战结局

达头可汗经历第三次突厥攻隋之战後无力再发动战争，他所统合的突厥汗国完全崩溃。603年突厥所属的铁勒、仆骨等10馀部落都投奔启民可汗，达头可汗西逃吐谷浑，启民可汗仅领有隋境内的河套区域，都定襄。

604年隋朝杨广继任为帝，即隋炀帝。606年，启民可汗入朝晋见隋炀帝，隋炀帝招集全国乐人招待他。隔年，隋炀帝又亲自巡视北方。隋炀帝到榆林後，令宇文恺作大帐，邀请启民可汗及契丹、奚、霫族族长参加大宴并看散乐，还赠送大量丝织品。

隋炀帝又命宇文恺临时造出大殿，称「观风行殿」。当地外族以为是神功，每望见御营，十里外就跪伏叩头，走路不敢骑马。东突厥启民可汗在河套地区隋朝的保护下稳固可汗的宝座，隋朝也为可汗筑两座城，隋朝因此获得北方的安定，直到615年雁门之围为止。

西突厥方面，在阿波可汗被东突厥莫何可汗生擒後，西突厥立泥利可汗为主；泥利死，其子处罗可汗立。处罗可汗部多在乌孙地游牧。隋炀帝时，裴矩经营西域，设计分裂西突厥。当时，达头可汗的孙子射匮可汗在处罗可汗居地的西面。

隋炀帝利用射匮可汗向隋求婚的机会，要他灭处罗可汗才可以，611年射匮可汗击败处罗可汗，处罗可汗向东逃走，被迫归附隋，至此射匮继为西突厥的可汗，领有西突厥全境。

唐与土蕃等民族

中国历史上唐与吐蕃的关系

一、唐蕃关系的渊源及其历史墓础

吐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是在公元七世纪初年。那个时期，正是松赞干布（《唐书》上称弃宗弄赞，盖译名之异）在位的年代。吐蕃在此以前，原是一个地方政权，与中国内地并无往来，因而也不见于汉文记载。只是有个东女国在隋时间与隋王朝通贡使，唐高祖武德中也向唐人贡。这个东女国，或即以为唐旄。在隋末庸初时，吐蕃先后统一了在那个地区的唐旄、羊同、苏毗、附国等由羌族或其它族组成的部落，逐步把现在青藏高原上分散居住着的一百几十个原始羌族部落和西域一些非羌族部落等合并在一起，这就是吐蕃。松赞干布在位的年代，正好与唐王朝第二个皇帝太宗李世民同时。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六三四年）松赞干布遣使来唐聘问，唐派使臣冯德遐前往逻安（今拉萨）通好。这是中国史上建立在中原地区的统一王朝与吐蕃建立往来关系的开始。看来当时双方之间都不够怎样了解：因此都在各自的史册上记载着“来朝”或“来贡”的字样。

通过冯德遐的回聘，松赞干布以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唐公主，因而也向唐请婚。随着唐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遂揭开了唐与吐蕃之间往来与争夺的序幕。中国立国虽然比吐蕃还要早两千多年，但与吐蕃建立正式往来关系，却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尽管如此，吐蕃先世与中华民族的渊源和与商、周、秦汉等王朝的间接关系，仍是一直不可分的，同时自唐初开始，正式成为组成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主要成员之一，更是有其深厚的民族、历史和地理各方面因素做基础的。若要说它是中途以新的成分加入中华民族的行列是不够全面的；至于民族渊源方面的西来说，则更是别有用心的不根之谈。

从民族渊源来说，根据近年考古发掘资料，今天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骸，属于蒙古人种。而1983年在横断山区首次发现第四纪脊椎动物化石和古文化遗物，更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就有原始人在这一地区活动。至于中国西部最古老的民族羌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则具见于甲骨、金文和古籍的记载。同时羌族中发羌、唐旄等部，在秦汉间就已由河源进入今藏北地区；汉武帝时，又传说有羌族的六牦牛部进入今西藏地区。在隋以前，活动于本地区的部落国有附国、吐谷浑；隋时则有女国、宝髻、苏毗、羊同、党项等部落，这些都是组成当时吐蕃的主要成员，其中最众多的氏族，还是以秦汉以来的羌族为主的。吐蕃的民族成分，可以说是融合了羌族多种部落和其他西部古民族而出现于史册的，而南来、西来两说，一出于印度佛教传入后的宗教性附会；一出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东来后政治性煽惑，并无史实根据可言。

吐蕃族的形成，以中国西部古羌族为主体，这从今藏族的地区分布和语言渊源上也不难窥见一斑。说起羌族，它的先民在传说中是炎帝族。炎帝族很早就进入中原地区与黄帝族形成为后世汉族的最早祖先。所以现代中国汉人的老祖先，最先是通过黄炎联盟的形式，后来又经过姬、姜联姻等方式，才成为从汉以来被称为汉族的主体。汉以后虽然又有分有合，甚至成为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素质各异的共同体，但从族源来讲，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实质。除了黄炎联盟时期未进入中原或后来秦穆公、秦献公等在与西戎争霸时，又被驱入中国西部地区的羌戎，由于交通的阻隔和文化上的趋于落后，便仍然处于聚落游牧的社会阶段。等到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地区自秦汉魏晋以来一直分散不相统属的羌族各部落，而建成以羌族为主体的第一个统一王国时，它的奴隶社会性质和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仍未得到改变。但这种长期由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等所形成的社会状态，一旦在政治上得到了统一而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组织后，便在形势的促使下，原来那种落后的社会、经济而貌，必须急速地要加以改变了。

吐蕃社会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是要和它周围的国家与地区相沟通。在这方面，它若向南方的泥婆罗、天竺地区发展，则显然要受气候、风上、民情等方面的限制，因为一旦从高寒地带进入湿热的高温地带，在短期内是难以适应的。它们只能是在文化、经济上有所往来，乘其新兴之势，顶风冒雪，盘马弯弓，以剽急强悍的骑兵部队进入地势与气候相适应的地带，并进而掠取生产与生活资料。这就是吐蕃当时东北进以并吞吐谷浑、党项，东进松州以掠取唐所羁縻的诸羌州，北进于阗以与唐争中西交通要道上的四镇的根本原因，也是吐蕃当时历史发展的形势。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吐蕃的东进、北进还有一个历史的因素，便是当时的天山南路和青海、甘肃、四川的西南地区，都是当时羌族、氏族及吐谷浑、鲜卑（秃发、乞伏、乙弗等）等非汉族而与吐蕃族在生产生活上相接近的诸族活动的地区，和它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这就更促成了吐蕃向这些地区进军和发展的必然策略和趋势。因此吐蕃在合并唐旄、苏毗后，使为向东北进攻吐谷浑铺平了道路；在征服羊同后，便为向北进攻于阗创造了条件。这样便在今青海、四川境内和在当时西域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地区与立国中原的唐王朝相冲突了。不仅是如此，它同时还与葱岭以西的波斯、大食和在它东南方的南诏也都相互形成了威胁的局面。在这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冲突与交涉的关系中，比较起来，唐与吐蕃之间关系，既有联合，又有争夺，而以和平往来与文化交流为历史发展中的主要趋势，也就是汉藏两民族在黄炎、姬姜、汉羌等各个历史时期所凝结成的民族历史关系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说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建立过程中的新成果。

但是也必须指出，我这样看这个问题，却并不是在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与作用中，把唐与吐蕃等量齐观，无所区别的。从当时历史发展的总的或主要的趋势看，无疑地唐王朝在松赞干布的时代，不仅是与吐蕃比，同样地也是正处于它的兴盛期；而且在当时的东方和世界历史上看，唐王朝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深入到高丽、日本及天竺（今印度）、狮子（今斯里兰卡），而且还远及大食（今阿拉伯）、拂林（今东地中海一带）。同时唐代继汉之后所开辟的东西方陆路交通大道（今或称丝绸之路），更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唐代版图的广阔，也是中国史上所仅有的。从声威方面来说，当时西域诸国都尊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称东西交通大道为朝天可汗道；而当时的唐首都长安，又是华夏文化与西域文明荟萃的中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吐蕃王国最初与唐王朝建立往来关系时，还只能居于藩属地位，这完全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吐蕃王朝崩溃后，终于在元初正式成为组成祖国统一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可说就是基于这种历史因素和因缘的，否则的话，不可能由于萨班·贡噶坚赞和他的侄子八思巴两人的努力，而使西藏地方的人民如水就下地归顺大元王朝的。西藏当时的顺时趋势，主要是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相适应的。与此相反，元代虽然曾地跨欧亚两洲，而且蒙古骑兵的铁蹄，踏遍了中亚及东欧大地，但并没有促成翰罗思等国家和地区的归顺，即是显例。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言以蔽之：民族文化的因素不一致，而历史关系又无基础，只想用武力进行扩张是不行的。

唐与吐蕃之间关系的建立，是在同种同文的基础上，但在这种关系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是有一定曲折，这也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在唐太宗贞观以后，随着吐蕃势力的进一步壮大，唐便在陇右和西域方面受到了威胁，这样唐王朝便与吐蕃处于对峙或联盟的局势。联盟是为了加强内部经济、文化的往来和共同对付大食势力东来的威胁，而对峙则是双方势力消长的表现。等到安史乱起，唐在河陇的边防军相继东调守御潼关，吐蕃势力的发展，便逐步趋于优势。但双方之间仍以和好往来的联盟为基本关系。如公元七三○年，，唐玄宗李隆基遣使到吐蕃讲和，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上表说：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进和同为一家。

又如公元八二三年的长安《唐蕃会盟碑》文中说，

商议叶同，务会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善，

再续旧亲之情，重申邻好义一为此大和矣。……使其两界烟上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如斯乐业之恩，垂诸万代，赞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

这种在封建社会具体历史条件卞）两个不同民族的政权之间所建立的和好往来关系，对唐蕃双方都是有利的，特别是对广大人民的安居乐业是有利的。真的是“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吐蕃由于与唐之间先后持续了约二百来年的往来，吐蕃的文化、经济等方面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逐步扫除了氏族社会残余．但最终由于吐蕃社会奴隶制残余的作崇，贵族阶级的兼并土地和增收租税，宗教徒之间的互用残杀，更加上连年用兵，促使贵族内部各个集团分崩离析，当唐王朝趋于衰亡时，吐蕃也早一蹶不振了。宋代人修唐史时，对唐与吐蕃在历史上的关系，曾这样的评论：

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巳。唯吐蕃、回鹘号雄强，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谋夫虓帅，环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吐蕃和唐王朝的争夺，虽使它们同归于衰亡，但这主要是指统治者而言，而吐蕃地方和那个地方的广大人民，通过二百多年来和中原地区人民的往来与唐王朝政权的联系，遂使双方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此便密不可分了。这种历史关系，从吐蕃来说，是祖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在发展中向内地的扩张和掠夺，这在把中国西部地区分散存在的以羌族为主的众多部落统一起来，从部落群体向单一的民族政权形式过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唐王朝来说，它与吐蕃的争夺，却并不是象近代有些帝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具有扩张征服的历史因素，而是为了保障那时内地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免受破坏，并力争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方交通路线的畅通无阻。特别是和亲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贯彻了唐王朝和平往来的意图。这同样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中，做出了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贡献。这无疑是当时历史发展中的一支主流。曲解了这两点，便完全抹煞了当时历史发展的真象。

二、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及其与吐蕃的关系

中国自周、秦以来，开始形成为东方的一个古文明大国。这个所谓大，便是指地大、众而言。古代的人类，（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和交通条件等的限制，自始就存在着习性各异的多数族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不同族系的东西南北之人，由于互相接触，互相混合，便逐渐趋向于统一。这就是中国自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的历史因素。在中国这个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民族间的同化与融合和文化上的递嬗与演变，都在不断地相互产生着影响。前面已经提到黄、炎的联盟和姬、姜的联姻，先后孕育了仰韶（彩陶）、文化、龙山（黑陶）文化所汇合而成的华夏文化。在这种统一文化的基础上，才促成了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这种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出于那一个民族单独的创造，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的结果。其后又经过魏晋南北朝时代再一次民族与文比的汇流，便出现了隋唐大一统的新局面。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出现，正由于是植基于中国境内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因而他们的民族观念和立场，和秦汉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李唐这一族姓虽自称是陇西郡望，然其先世颇染少数民族血统。就李昞、李渊、李世民三代而言，其皇后如独孤、长孙、文德等，均属胡（胡字在其时的含义是泛指中中国北方各少数族）姓。而唐代汉族“胡”化，其事。又颇普遍。因此，唐人的种族观念，较前代为淡薄。有唐一代，蕃将最多，举凡突厥、高丽、回纥、沙陀及吐蕃诸族中的武士材官，很多是唐军的统帅或偏将。正因为隋唐是国家疆域最广阔的时代，为了要抵御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各民族骑兵的进犯和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长于骑射的蕃将，自然也就成为这一方面不可或缺的人材。用人不分畛域，也是大一统形势下必然的趋势；民族歧视和大汉族主义的观点，虽然还不可能全盘化除，但也必须相应地有所改变和克制。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一再说过：

目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

还有一次，边将报告獠人反叛，请发兵征讨。他批驳说：

獠依山险，当拊以恩信，胁之以兵威，岂为人父母意耶？

这种对边地少数民族不加歧视的观点，看来并不完全出于策略性或一时权宜之计，也不仅是唐太宗一人为然，而基本上在整个唐代是一致的。因此，当时在这方面所采取和执行的政策，包括吐蕃在内，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和亲政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当不同民族的几个政权相互对立的情况下，以相互间的联姻关系．作为双方谋求并保证和平友好往来的纽带，这就是被后世称为和亲政策的来由和实质．若把它看成是屈辱或者欺骗，那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这种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联姻形式和相互和平往来关系的建立，早在周代就已如此，其与后世所不同的只在于地域范围仍在中原地区而已。后来汉公生的远适异国，是在国家疆域有了大的开拓下才产生的。虽然公主琵琶，在后人的想象中别具哀怨，但汉代与乌孙、匈奴主室的联姻，确乎在相互往来和安定国防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其历史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无论是乌孙王或是匈奴单于，也都是向汉廷上书礼聘，却并没有要挟或威胁。而汉公主们也只是感到语言不通，习俗各异，最初颇不习惯，但到后来，还能在老王死后从其子辈“妻其后母”的国俗。这种联姻关系，只存在于双方王室之间，因此后世称为和亲政策。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国家局面形成之际，中原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突出。产生这种交往的方式，显然是为了适应当时新的形势所需要的。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必须先要得到充分的了解。

在唐开国之前，隋文帝杨坚即曾先后以宗室女大义、安义两公主嫁突厥可汗，又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浑夸吕可汗的儿子伏。同时伏也请以女备文帝后庭，为文帝所辞却。可见当时不同民族王室间婚姻往来，并不是一件稀奇事，也不仅汉公主出嫁少数民族。当唐开国之后，未待吐蕃请婚，唐公主已分别出嫁到突厥、吐谷浑等诸国去了。在初唐来说，吐谷浑尚不成为唐王朝的威胁力量，可见和亲只是当时一种和平缔交方式，是为了沟通双方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促进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友好，并不存在大国、小国，谁强谁弱以及什么相互利用欺骗等问题。

松赞干布即位后，吐蕃势力方盛，他本人也正有志于四方，对唐王国自然也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他听说突厥、吐谷浑都尚唐公主，便也奉表遣使向唐求婚。请婚自然是一项结好的表示。从当时情势看，除了这是一种带有传统性的和平缔交方式外，还有对中原地区先进文明羡慕与向往的时代因素，并不单纯是效法他人的时髦做法。因为当时的长安，不仅是华夏文化的中心所在．东方诸国的观瞻所系，也是西域文明的荟萃之处。吐蕃当时歆慕上国文化，可从唐书记载中不难看得出来：这种记载，虽出自汉官，不无抑扬。但从文成公主人吐蕃时所带佛像、经书、工艺品，绸缎、农作物种于及乐器、工匠等情况，和随着派留学生来长安学习等史实，说明吐蕃不仅通过和亲自唐传人了佛教文化，也引进了汉族传统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边疆与内地之间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也繁荣了吐蕃的文化。后世有的藏文记载中把逻安建立佛寺、供奉神像的设计蓝图，完全归功于文成公主的星算术和地理风水，这自然是宗教语言，但以文成公主作为大唐文化的象征，是自有其历史脉络的。吐蕃最初向唐求婚的历史因缘，虽如上述，但其结成，却还费了一定的周折。唐与吐蕃初通使后，吐蕃向唐请婚．唐当时对吐蕃还可能缺乏了解，一时未能允如所请，加上吐蕃使者把唐廷的未允联姻归罪于吐谷浑的阻挠，于是松赞干布先出击附唐的吐谷浑，逼它退出湟水和浩门河流域。并迫白兰与党项东移。然后派大兵二十万攻松州，扬言唐若不许嫁公主，即将深入。和亲既是和平缔交方式，当然不能以兵威来强致。因此唐太宗在击退吐蕃军队的这次进犯后，当赞普再遣使来谢罪并请婚时，才允许以宗女文成公主妻松赞干布，吐蕃献黄金五千两和其它一些宝物作为聘礼。唐蕃联盟便从此开始。从此开始的唐蕃关系又和历史上的民族、地缘和文化上并不完全相同，是在既有历史关系上的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历史标志，有如下三项：

1．甥舅关系的建立。文成公主入蕃，唐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特使护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黄河源柏海以子婿礼相见。其后赞普对唐帝均自称甥，此种关系，通过金城公主的再度入蕃更形加强。所谓“戎王子婿宠，汉国舅家慈”，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2．册封关系的建立。公元六四九年唐高宗李治即位，册封松赞千布为驸乌都尉（官职）、西海郡王（封爵）。他写信给唐宰相长孙无忌说：“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并以金琲十五种唐太宗昭陵。唐又加封他为賨王（或作宾主），并刻他与其他十三位少数民族王公将领的石像同列于昭陵。在此后一段很长的时期内，赞普死后一定向唐告哀。新任的赞普，也须经唐朝的册命才算合法。不论其后各个历史阶段内有若何曲折和变化，而吐蕃与祖国中央政权的蕃属关系，早在那时节已明确地建立了。甚至在接受唐的官职和封爵前，赞普就已上书太宗，贺他征辽获胜归来说：“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既然是日月所照，无疑地也把吐蕃包括在内。接着，唐派王玄策出使天竺，途为中天竺所抄劫。王玄策向吐蕃请援，松赞干布即发精兵从王玄策讨破之，并献俘长安报捷。这些都是以从属地位（即现在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出现的。等到安史乱起后，情况有了急剧地变化，双方冲突争夺加甚，上述关系便又以会盟订约的形式出现，显然是相互对峙起来了。但总的趋向是仍以和平往来为主的，建立于公元八二三年的《唐蕃会盟碑》文，把这种社稷如一，各守分疆，友好往来的平等关系正式确定下来，直至吐蕃国内部贵族集团之间的纷争而解体为止。综计自唐贞观时双方通好，其间使臣来往共达一百九十多次，儿乎年年有使节往来。这为以后吐蕃与中央结为一体，建立了稳固的基础，也就是从此迈出了新的一步。

3．汉藏文化交流与吐蕃文化的形成。吐蕃从泥婆罗和唐引进了佛教文化，又从唐引进了汉族文化，这就是吐蕃文化的两大渊源。佛教影响于吐蕃的政治社会，非常深厚，而农工生产技术，历法医药以及音乐绘画，甚至是儒家经典，都成为吐蕃文化的构成部分。唐著的联姻与结盟，文化上相互影响，结为一体，而共同的民族心理状态，在以后对付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过程中，表现得异常突出，这并不是偶然的。

以和亲政策为纽带，而产生这样直接与间接的成果，是为近代西方国家所难理解的，但它却正是象中国这样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形成过程中促使互相更加接近的成功方式。

唐王朝与在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无论是册封的蕃属或者是对立的敌体，都是在平等友好的地位上进行的。因此，除吐蕃以外，突厥、吐谷浑、回纥可汗，均曾尚唐公主；同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又娶泥婆罗公主，而赤德祖赞赞普为了结好唐属国小勃律，也曾把自已的女儿嫁给小勃律王，以联姻作为结盟的手段和方式。但是西方的有些藏学家和帝国主义的喉舌们，（却把唐与吐蕃的联姻关系，说成是唐王朝的欺骗与讹诈。他们以为文成公主是宗女，金城公主是雍王守礼的女儿，都不是皇后所生，都冒称公主入蕃。而唐中宗在送别金城公主时，又假意表演了一番怆别之情，以蒙骗吐蕃使者．甚至他们还指责唐太宗和唐中宗都借公主出嫁，索取黄金、珠宝和良马，大做其赚钱的买卖。这种违背历史事实而进行挑拨现代西藏与祖国关系的用心，实在是极端恶毒的。而所谓赚钱买卖云云，无疑是帝国主义面目的自我揭露。须知当时公主的身分，是由皇室出身与赐封决定的。这在前代就已如此，无论是乌孙、匈奴、突厥、吐谷泽、吐蕃、都未曾提出过异议。这个问题是在唐肃宗的女儿宁国公主嫁给回鹘骨咄禄毗伽厥可汗时，唐使者为了争执可汗以大礼迎接册命，便说这是大唐天子的真女，合有礼数。可汗也就以聘得真公主为莫大光荣。这说明唐王朝也并不是一定概以宗女嫁外藩，除此之外，唐代宗女儿咸安公主嫁回纥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唐宪宗女儿太和公主出嫁登罗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可汗等，都是显例。至于一定要是皇后嫡出的才算公主，那恐怕只是现代某些西方学人别有用心的借口；因为依他们说来，唐与吐蕃和元以后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只是大汉族主义的欺诈侵凌而巳。这完全是无视中国历史发展事实的谰言。

（二）羁縻政策

羁縻一词，初见于《汉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联系的意思。后世对羁縻不够重视，只注意于直接管辖和统治。实际上羁縻政策的产生，自有其复杂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应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它的作用。汉代初通西域，那里原存在着鄯善、龟兹、于田等众多的各少数民族的大小王国，加上西迁的大月氏、大夏等国，种落十分复杂。而匈奴又时常出入抄掠，形势很不安定。汉通西域，主要是为了防御匈奴和确保与中亚、西亚交通路线的畅通。因此在西域设都护，以至屯田驻军，都为这个目的服务，并不征服和直接统治这一块广大地区。只要当地各属国相安无事，汉王朝只是与它们加强文化贸易等方面的联系，不要求同内地一样的划一管理。这就是羁縻的由来，也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条件的。隋唐又是我国继汉之后的统一大帝国，当时对外交通，虽然初辟海道，但主要东西往来干线仍为自汉以来的西域通道，即外人所称丝绸之路。唐对西域的经营，较汉又进一步，即在高宗显庆二年（公元六五七年）破西突厥，分其地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并于龙朔元年（六六一年）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隶属安西大都护府。这只不过是在名义上置州府，实际上仍都保持其独立状态。但唐王朝的声威却从此远及西亚、中亚，其影响仍然是很大的。西域方面各羁縻州的设置，与吐蕃的安全，关系颇为重大，这只要看后来唐失四镇，大食东侵，吐蕃受到回纥、南诏和大食三方面的压力，便可了解吐蕃与康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次，关内道羁縻州中如陇右诸胡州、党项、吐谷浑诸府州，及剑南道诸羌州，则后来大都为吐蕃所合并或者内迁侨置。这类羁縻州的设置，是一种有步骤的过渡形式。通过这类形式和羁縻政策加强联系的作用。诸凡突厥、吐谷浑、党项、回纥、羌、契丹以及当时所称降胡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和外族的徙入内地者，均被自然地融合或同化。唐末张义潮以瓜沙十一州归唐，吐蕃族内附的也自木少。终唐之世，并未在吐蕃境内设立州县，但通过友好往来和互市，以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系，比一般设羁縻州显然更进了一步。在唐代的民族政策中，并无强迫同化的意图和措施，这只要看唐对突厥降人和吐谷浑、党项的移徒，即可明了。不强迫而终归自然同化，这是由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此种羁縻政策，在以后元、明、清三朝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应用，便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团结壮大的历史任务。所谓“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三）宗教政策

吐蕃与唐之间加强联系与往来的另一纽带，是对佛教的扶置与信仰。吐蕃是由唐和泥婆罗、天竺引进佛教的，中国佛教虽然也来自天竺，但到唐时它已通过改造，使之与中土情况相适应了。吐蕃从唐引进佛教，也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吐蕃的佛教文化，即是今天藏传佛教的前身。据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入蕃时，所携礼品以释迦佛像为首，还有三百六个卷（佛教）经典。唐德宗时，汉僧良诱、文素二人还曾应邀赴吐蕃讲经；唐穆宗时，吐蕃使臣参观安国、慈恩等内地著名佛寺。吐蕃因慕中土佛教，并曾遣使来求五台山图，览观五台山佛寺的弘规。现在的《大藏经》中有几部经典，还是依汉文翻译成的。唐蕃在佛教信仰方面，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也是互相有影响的。后来吐蕃为文成公主修大昭寺。西藏僧俗在布达拉宫内塑文成公主像，把她与护法同等看待，可见这一方面影响的深远。

唐代虽然没有订立宗教信仰自由这样的规定，但当时由西亚传入的火袄教、景教、摩尼教和国教（伊斯兰教）等，都在中国内地流行，且在长安建有寺庙。这也密切了唐与西亚、中亚各国的联系。佛教虽曾一度被禁，但那也只限于其影响生产劳动和社会风气的一面，并未触及经典本身。宗教本身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并得到封建贵族和农奴主阶级的利用与扶植下兴盛起来的，但借着宗教的传播，便也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唐代长安是西域文明的博览馆，而各种宗教的流行，具体体现了唐人混同夷夏的胸怀与气魄，自然也更促进了与吐蕃团结友好的往来关系。

（四）通商政策

自文成公主入蕃，唐蕃结成甥舅之盟后，文化与经济方面的联系便日益密切起来。除了文成公主带去大量蔬菜种子、手工艺品、纺织技术等以外，高宗时赞普又请给蚕种及制酒、碾硙、纸墨的工匠，唐朝政府都一一送去。吐蕃的商队，也从内地采购绸缎、缯帛以及军用的弓箭等。唐还大量地赠送给吐蕃以缯帛，有时多至万匹以上。如金城公主入吐蕃即随从大批技艺工匠并携带大批锦缎。

有资料表明，我国大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就已有人佩戴戒指。到秦汉时期，妇女佩戴戒指已很普遍。东汉时期，民间已将戒指作为定情之物，青年男女往往以赠送指环表达爱慕之情。到了唐代，戒指作为定情信物就更加盛行，并一直延续至今。

据悉，戒指起源于古时的中国宫廷。女性戴戒指是用以记事。戒指是一种“禁戒”、“戒止”的标志。

当时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在后宫被皇上看上者，宦官就记下她陪伴君王的日期，并在她右手上戴一枚银戒指作为记号。当后妃妊娠，告知宦官，就给戴一枚金戒指在左手上，以示戒身。　后来戒指变成结婚的信物。14世纪，欧洲女性戴戒指普遍起来。戴在哪个指头上，也有一种约定的习俗：食指表示想结婚即表示求婚；中指表示恋爱中；无名指表示已订婚或已结婚；小指表示独身。大拇指一般是不戴戒指的。戒指一般应戴在左手上，这也是世界各国所接受的习俗

简介：隋朝（公元581年—618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之一，隋唐时期也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期 。隋朝在政治上确立了重要的制度——三省六部制，创建了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改革律令；在军事上继续推行和改革府兵制度；在经济上，一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另一方面则采取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措施，以增加政府收入。隋朝还兴修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巩固了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联系。

第一个问题（政治）：隋文帝杨坚即位后首先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废除北周附会《周礼》六官所建立的官制，代之以新的职官制度：“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监，左右卫、左右武卫等府。”以强化中央集权和恢复汉族王朝官制的传统。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制是隋代中央官制的核心。三师、三公虽然地位崇高位居一品但实际上只是荣誉职务。隋代尚书省的地位很高，《隋书·百官志》说“尚书省，事无不总”，反映了它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与权力。

第二个问题（经济）：手工业的发展

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其突出的表现是，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沼帔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这是中国较早出现的白瓷。隋代青釉瓷器的生产则更广泛，在河北、河南、陕西、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青瓷出土，并发现了多处隋代窑址。

商业和外贸

长安和洛阳，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长安有都会、利人两市；洛阳有丰都、大同和通远三市。通远市临通济渠，周围六里，二十门分路入市，商旅云集，停泊在渠内的舟船，数以万计。丰都市周围八里，通十二门，其中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像这样规模宏大、商业繁华的都市，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罕见的。

第三个问题（教育）：寻求典籍、开创科举、修订法律、改革创新 杨广即位第一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炀帝即位，复兴教诱。”杨广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 “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隋书》《北史》记载，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 杨在江南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共成书一百三十部，一万七千多卷。杨广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对于保存我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贡献。 隋炀帝使隋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总括全国各地方的总结性地方志。隋炀帝诏命天下诸郡绘制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隋炀帝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炀帝时的着名地理学家裴世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搜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西域图记》三卷。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是地理学名著。“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杨广不仅兴办学校，还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封氏闻见记》记载：“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 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著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可惜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如果杨广整理编辑收藏的这些书都留存到现在，那他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王。 杨广崇敬儒教与孔子于大业五年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大业二年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大业三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 大业五年炀帝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炀帝杨广更注重个人品质的选拔人才的政策，为初唐培养了大批的强毅正直的人才 。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 “魏、周官不得为荫。”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但这也触动了门阀大族的利益，为日后门阀大族的反叛埋下了祸根，有时候过于超前开明的举措也不是什么好事…… 大业三年隋炀帝颁《大业律》。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改官制，设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大业律》，没有再修订，《唐律》就是依照着《开皇律》与《大业律》修订的。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胡戟教授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隋炀帝）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前期富庶，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隋炀帝：“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决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 尽管ArthurWright说：“（杨广）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但是他所建立的功业是不朽的，大运河、科举制度无不影响深远，造福于中华。

第四个问题（民族关系）：建立亚洲中华天朝体系

天朝制度

大业三年，启民可汗来朝入贡，尊隋天子圣人可汗。

大业四年，倭国主多利思比孤第三次遣使入贡 。

大业五年，吐谷浑等西域诸邦向大隋帝国称臣进贡。

由隋炀帝建立起的天朝制度从此影响了历代中原王朝近一千五百余年，直至清廷甲午战争的失败，朝鲜独立而结束。

第五个问题（外交）：隋朝在对外交往上，秉持一种以德服人的观念。在隋朝看来，各藩属国定期来朝，宗藩和平相处，是最理想的一种天朝政治秩序。当然，有时也难免会使用战争的手段，不过，那也只是以臣服为目的，而不是要彻底击灭。正是在这样一种外交理念的指导下，帝国时代出现了万邦来朝的恢弘局面。 隋帝国的初期，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都是其藩属，它们通使朝贡，接受册封。日本也有非经常性的通贡往来，不过它在与隋皇朝的交往中，往往不愿被视为藩属国家，而是想竭力维持一种对等的地位。从地缘政治而言，日本对于近邻朝鲜半岛更有兴趣。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各国，以高句丽最为强大，它不但享受着邻近小国的朝贡，还经常趁中原王朝无暇东顾的时候掠地拓疆。因此，在隋帝国初期，与高句丽的关系便成为东北亚国际关系的主线。隋初不惜倾全国之力数次讨伐高句丽，既有隋与高句丽政治利益相冲突的因素，也与当时朝鲜半岛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有密切关系。 隋朝统一中国后，迅速成为东亚乃至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同时也加强了与东邻日本和朝鲜三国的交往。隋的统一与强大，使高句丽这个想在东北亚有所作为的国家感到不安，双方因矛盾而招致隋朝连年兴师征伐，只因其过早灭亡，才使高句丽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与新罗，作为隋朝的藩属国，定期向隋遣使朝贡，并且向隋抱怨高句丽的侵略，希望能借助隋朝的力量制服高句丽。隋帝国时期，正值日本改革派圣德太子执政，他仰慕汉文化，主动派出遣隋使，向先进的隋朝学习。由于日本的倔犟，双方在外交上发生礼仪之争，但这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 隋朝征讨高句丽，是6世纪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发生变化的必然产物。在此以前，中国处于南北朝分裂状况，而朝鲜半岛地区也是三国并立。高句丽乘势向外扩张势力。强大的隋帝国出现后，希望建立起册封朝贡秩序，但高句丽恃强不听号令，于是双方兵刃相见。 同时隋帝国还和欧洲许多国家进行商业交往，在隋初打通河西走廊后，大大刺激了中原和西域的交流，中原的商品还远销欧洲，罗马、波斯等许多欧洲国家的商人居住在大兴城，很多欧洲国家的使节前往大兴城朝拜。

以上介绍都是以借正史为背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