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战结果如何

土木堡之战结果如何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他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这一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有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蔚州(今河北蔚县，蔚音yù)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

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王振当上司礼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味追求玩乐，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朝廷大员谁敢得罪王振，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王公贵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父”。王振的权力可算顶了天了。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音là)部强大起来。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削减了赏金和马价。也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这一来激怒了也先，也先率领瓦剌骑兵进攻大同。守大同的明将出兵抵抗，被瓦剌军打得大败。

边境的官员向朝廷告急，明英宗慌忙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大同离开王振家乡蔚州不远，王振在蔚州有大批田产，他怕蔚州被瓦剌军侵占，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和侍郎是军事部门的正副长官)邝埜(音kuàngyě，埜同野)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充分准备，不能亲征。明英宗是个没主见的人，王振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不管大臣劝谏，就冒冒失失决定亲征。

明英宗叫他弟弟郕(音chéng)王朱祁钰(音yù)和于谦留守北京，自己跟王振、邝埜等官员一百多人，带领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向大同赶去。

这次出兵，本来从没好好准备，军队纪律涣散。一路上又遇到大风暴雨，没有走几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兵士们又饿又冷，还没有碰上瓦剌兵，已经叫苦连天。到了大同附近，兵士们看到郊外的田野里，到处都横着明军兵士的尸体，更加人心惶惶。有个大臣发现士气低落，劝英宗退兵，被王振臭骂一顿，还罚跪了一天。

过了几天，明军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剌军杀得全军覆没，各路明军纷纷溃退下来。到了这时候，王振感到情况危急，才下令退兵回北京。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但是王振却想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劝英宗到蔚州去住几天。几十万将士离开大同，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王振又转念一想，这么多的兵马到蔚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岂不要遭到损失，又匆匆忙忙下命令往回走。这样一折腾，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被瓦剌的追兵赶上了。

明军一面抵抗，一面败退，一直退到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那时候，太阳刚刚下山，有人劝英宗趁天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今河北怀来)再休息，瓦剌军赶来，也可以坚守。可是王振却因为装运他财产的几千辆车子还没到，硬要大军在土木堡停下来。土木堡名称叫做堡，其实没有什么城堡可守。明军大队人马赶了几天路，口渴得像火烧，但是土木堡没有水源。离开土木堡十五里的地方有条河，已经被瓦剌军占领了。兵士们就地挖井，挖了两丈深，也没找到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瓦剌军赶到土木堡，把明军紧紧包围起来。明英宗知道没法突围，只好派人向也先求和。也先一打听，明英宗带的明军人数还不少，要打硬仗，自己也要遭到损失，就假装答应议和，停止进攻。

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下命令让兵士到附近找水喝。兵士们争先恐后跳出壕沟往河边跑，乱成一团，将领们要制止也制止不了。

这时候，早就埋伏好的瓦剌军兵士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个个抡起长刀，大声吆喝着：“投降的不杀!”

明军兵士一听，纷纷丢盔弃甲，狂奔乱逃。瓦剌军紧紧追赶，被杀的和被乱兵踩死的，不计其数。邝埜也在混乱中被杀死。

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一批禁军，几次想突围都没冲出去。平时作威作福的王振，这时候却吓得直发抖。禁军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贼，气愤地说：“我为天下百姓杀死你这个奸贼。”说着，抡起手里的大铁锤，朝着王振脑门一锤砸去，结果了王振的性命。樊忠自己冲向瓦剌军，拼杀了一阵，中枪倒下。

明英宗眼看脱逃没有希望，只好跳下马来，盘着腿坐在地上等死。瓦剌兵赶上来，俘虏了明英宗。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土木之变”。

经过这一场战斗，五十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明王朝元气大伤。瓦剌首领也先却更加骄横起来，北京也受到了瓦剌军的威胁。守卫京城的责任，就落在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的身上了。

土木堡之变为何未酿成悲剧

土木堡之变结局：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轻信宦官王振之言，亲自迎战瓦剌，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兵败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六传至英宗朱祁镇，继位时年仅九岁。明英宗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少年皇帝，始终受太监王振操纵，终因宦官秉政，酿成一场大祸。

是时，朝廷无主，军队溃败，城防空虚，贵族官僚陷入惊慌失措之中，人民遭受战乱之苦。如何使明朝不亡，成为举国上下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转危为安，避免了一场山河破碎的灭顶之灾。分析其遇变乱而未酿成象北宋末年那样的家破国亡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立长君以绝敌望

八月，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代皇帝总管政事。九月，文武大臣请求皇太后说：“皇太子幼小，难负重任，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安宗社。”九月初六日，郕王接受太后谕旨，即皇帝之位，并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年号为“景泰”。这一措施表明“明朝丧君有君”，决心共赴国难。

　于侍郎砥柱中流

于谦，当时任兵部侍郎，毅然以国家安危为己任，“土木堡之变”后的政局多赖其维持。当郕王监国时，侍讲徐珵等主张迁都，于谦厉声驳斥说：“谁主张逃跑就应斩首。京城是国家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大势去了。大家还记得南宋的教训吗”使明政府坚定了据守北京御敌的决心。于谦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敢于主持正义，惩治马顺等王振余党。吏部尚书王直对于谦无限感慨地说：“国家危难，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最近遇上这么多麻烦，虽有一百个王直，也是无能为力啊!”

这年十月，瓦剌军队逼近北京城下，扎营于西直门外。于谦面对强敌，毫不畏缩，主张主动出兵，他亲自带一支军队出城，并命令关闭全部城门，以示有进无退的决心。他号令严明，身先士卒，军心大振，经五天激战，瓦剌仓惶撤退，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持正义军民奋战

土木堡之役，虽说是由于瓦剌使臣谎报使团人数，企图冒领赏品和求婚被拒绝而引起的，但明政府削减赏金和马价，拒绝也先(瓦剌首领)为子求婚，只是也先发动战争的借口，所以瓦剌方面是非正义的;而明朝军民抵抗瓦剌进犯，保卫京城，是正义之举，因而得到了全国军民的支持。如西直门激战时，居民都爬上屋顶，争投砖石击敌，喊声震天。一些文臣武将也表现出非凡气慨。如应天巡抚周忱献计运通州粮，及时制止了“焚粮以绝寇资”的消极措施，保证了京城军民的粮饷。大同总兵郭登以少胜多，功绩卓著。当时大同军队多战死，郭登初进大同接受关防时，土卒能战者只剩下数百人。他与士卒同甘苦，亲为士兵裹伤敷药，并慷慨地说：“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这样，将士同心杀敌，仅以八百骑打败了数千瓦剌军。

　所幸宦官不为患

宦官兴安起了积极作用。宦官无代不为患，尤以明朝为最。明自成祖朱棣开始重用宦官，宦官势倾朝野。明英宗时的王振就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可以事事不通过英宗，出语即为圣旨。明朝有个怪现象，有作为的士大夫，往往有宦官相助才能显示自己的才华。譬如于谦，如没有宦官兴安的大力鼎助，想为国立功是很难的。

景泰年间，受景帝宠信的只有兴安一个，而兴安对于谦十分敬重，屡次在于谦受到奸臣诽谤时挺身而出，加以保护。明史《宦官传》言：“安有廉操，且知于谦贤，力护之。或言帝任谦太过，安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景泰帝朱祁钰所用之宦官，幸而不是祸国之流，这对于景泰年间的政治起着很积极的作用。

　明景帝不涉阴险

明景帝执政八年，总起来看，不负祖业，不涉阴险，信任忠臣良将，力战自强，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他持大政，始终信任于谦等人。激励众将奋勇杀敌，这是无可指责的。但也引起了他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他越杀敌，敌人就越想送回英宗，因为瓦剌看到了景帝不好对付。

景帝即位后，虽说有点贪位薄兄，略有失德，但在民众看来，那是皇帝的家事，况景帝对英宗无残害行为，比起明成祖处置建文帝来真是仁暴悬殊。再若将景帝与南宋高宗赵构做一比较，更形成鲜明对照。赵构不仅偏安江南一隅，苟且偷生;而且为了不迎回徽、钦二帝，天天说迎驾，天天言求和，当把金人打急了时，杀猛将迟滞战事，输送金银财物讨金人欢喜，故意在金人面前显露：一旦把二帝送回，南宋朝廷就不一定再那么驯顺了。这种冒屈己迎驾之名行恋位忘亲之实的诡计是景帝做不出的，所以景帝比之宋高宗，其功罪不可道里相计。英宗被掳而明朝仍然全盛，景帝不行诡计实在是明朝的造化。

取信于民根基牢

关于“土木堡之变”后明未灭亡的原因，除了上述五点外，笔者还想谈一下明朝前期怎样对待民众的问题。明太祖朱元璋这个出身下层的开国皇帝，接受了元朝灭亡的教训，对人民实行宽舒政策，竭力取信于民。对于民生问题，虽至暗君主、至凶阉宦，也不敢漠然视之。明朝前期官僚士大夫虽屡受摧折，但却没有丧失国家元气。英宗初年，太皇太后专以安抚百姓为要务，每遇旱涝虫蝗，都减免租赋，因此，虽遇灾却不为大害。即使到了王振专权时，尽管一反正统初政，但唯有免租赈荒，一直不敢有所更改，此事例史书记载颇详。因而英宗被掳而国家根基未动摇，人民无离叛之心。瓦剌的入侵反而为铲除王振宦官恶势力助了一臂之力，其后来的发展也对明朝政局无大的损失，充分说明了民为邦本的道理。

土木堡之战结果如何？又有哪些历史影响呢？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他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

这一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有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蔚州(今河北蔚县，蔚音yù)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

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

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王振当上司礼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味追求玩乐，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朝廷大员谁敢得罪王振，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王公贵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父”。王振的权力可算顶了天了。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强大起来。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削减了赏金和马价。也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这一来激怒了也先，也先率领瓦剌骑兵进攻大同。守大同的明将出兵抵抗，被瓦剌军打得大败。

边境的官员向朝廷告急，明英宗慌忙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大同离开王振家乡蔚州不远，王振在蔚州有大批田产，他怕蔚州被瓦剌军侵占，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

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和侍郎是军事部门的正副长官)邝埜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充分准备，不能亲征。明英宗是个没主见的人，王振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不管大臣劝谏，就冒冒失失决定亲征。

明英宗叫他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留守北京，自己跟王振、邝埜等官员一百多人，带领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向大同赶去。

这次出兵，本来从没好好准备，军队纪律涣散。一路上又遇到大风暴雨，没有走几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兵士们又饿又冷，还没有碰上瓦剌兵，已经叫苦连天。到了大同附近，兵士们看到郊外的田野里，到处都横着明军兵士的尸体，更加人心惶惶。有个大臣发现士气低落，劝英宗退兵，被王振臭骂一顿，还罚跪了一天。

过了几天，明军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剌军杀得全军覆没，各路明军纷纷溃退下来。到了这时候，王振感到情况危急，才下令退兵回北京。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但是王振却想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劝英宗到蔚州去住几天。

几十万将士离开大同，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王振又转念一想，这么多的兵马到蔚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岂不要遭到损失，又匆匆忙忙下命令往回走。这样一折腾，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被瓦剌的追兵赶上了。

明军一面抵抗，一面败退，一直退到土木堡。那时候，太阳刚刚下山，有人劝英宗趁天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再休息，瓦剌军赶来，也可以坚守。可是王振却因为装运他财产的几千辆车子还没到，硬要大军在土木堡停下来。

土木堡名称叫做堡，其实没有什么城堡可守。明军大队人马赶了几天路，口渴得像火烧，但是土木堡没有水源。离开土木堡十五里的地方有条河，已经被瓦剌军占领了。兵士们就地挖井，挖了两丈深，也没找到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瓦剌军赶到土木堡，把明军紧紧包围起来。明英宗知道没法突围，只好派人向也先求和。也先一打听，明英宗带的明军人数还不少，要打硬仗，自己也要遭到损失，就假装答应议和，停止进攻。

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下命令让兵士到附近找水喝。兵士们争先恐后跳出壕沟往河边跑，乱成一团，将领们要制止也制止不了。

这时候，早就埋伏好的瓦剌军兵士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个个抡起长刀，大声吆喝着：“投降的不杀!”

明军兵士一听，纷纷丢盔弃甲，狂奔乱逃。瓦剌军紧紧追赶，被杀的和被乱兵踩死的，不计其数。邝埜也在混乱中被杀死。

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一批禁军，几次想突围都没冲出去。平时作威作福的王振，这时候却吓得直发抖。禁军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贼，气愤地说：“我为天下百姓杀死你这个奸贼。”说着，抡起手里的大铁锤，朝着王振脑门一锤砸去，结果了王振的性命。樊忠自己冲向瓦剌军，拼杀了一阵，中枪倒下。

明英宗眼看脱逃没有希望，只好跳下马来，盘着腿坐在地上等死。瓦剌兵赶上来，俘虏了明英宗。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土木之变”。

经过这一场战斗，五十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明王朝元气大伤。瓦剌首领也先却更加骄横起来，北京也受到了瓦剌军的威胁。守卫京城的责任，就落在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的身上了。

土木之变，明朝军队22万人对战瓦剌军队约5-6万人，但最终明朝吃了败战，甚至连皇帝都被俘虏了。然而这场战役存在众多一点。

土木堡之变五大谜团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 邀赏，由于宦官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　上面的是传统史书上的答案，其实是忽略了一些细节。其实是瓦剌为了多领赏物，瓦剌使者冒称有贡使3000人。掌管朝廷大权的宦官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让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与赏赐，并削减了赏金和马价。其实这个按照道理来讲，王振这么做是可以说的通的。毕竟是瓦剌谎报人数在先，而且原来所订的赏金和马价要高于其实际价值。而由于王振这个人对待外族一向强硬，早就对于这种贡使贸易有所不满，这一次也是趁机发作而已。但是也先虽然心里面有怨气，但是并没有这个时候攻打明朝，毕竟是自己不站在道理的一方。　瓦剌找的第二个借口就是求婚事件。详细的过程是这个样子的：也先名为进贡，实为侦察。经常贿赂翻译，探听明廷的虚实。也先还曾提出过与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翻译人员私下擅自答应，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回事。

这是土木堡之变的第一个疑点。朝廷中的翻译人员怎么敢擅自代替朝廷答应这种大事那是在封建王朝，这种事情是要抄家灭族掉脑袋的。就是放在现在，引起国际纠纷也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小小的翻译如何有这个胆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后面又是何人指使是王是王振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个疑点就是战争初期的双方态势，当时宣府和大同都是明朝的军事重镇，据记载大同的兵马就有四五万人马，八个卫的兵马，在瓦剌进攻之前，后来又陆续派遣朝中要员到那里整顿军备，而且大同宣府的兵马在全国来说也是精锐中的精锐，为何刚开战就不断的损兵折将外加失地我们只是知道大同的镇守太监郭敬在与瓦剌开战之前还与瓦剌做着走私军火的生意，英宗的贴身小太监喜宁是女真人，在英宗被俘后引导着瓦剌的兵马进攻大明。这其中又有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玄机　 第三个疑点，就是王振的态度。王振对待瓦剌自始至终的态度就是两个字：强硬。所以有人就猜测，这场战争是王振故意纵容才发生的。有人分析说：主动出兵受朝臣制约，自己没法参与，皇帝也未必情愿，对方来攻就求之不得了。在权力欲满足之后，王振还想再享受一下军事成就感带来的 。我感觉这样的分析未免有些儿戏了，谁都知道草原民族不好对付，难道王振不知道么王振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他不必在谋求什么功劳，只要维持现状就可以保持权位了。为什么还非要冒险和瓦剌打一仗呢万一输了呢，岂不是降低了自己的声望，把小辫子送到了朝臣的手里。当然，有可能王振真的是理想化的一个人，要征服漠北，大展天威。

第四个疑点，是朝臣的态度。朝臣在初期纷纷阻止英宗皇帝，这个无可厚非，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在英宗出征以后，后勤补给竟然满足不了军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英宗皇帝出征的时候，他就没有想过后勤的问题，毕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就是连八岁的小孩子都知道，难道一个一国之君会不懂得这个道理如果后勤补给不上的话，那英宗为何会出兵，大臣就没有在这方面劝告皇帝如果后勤能够保证得上的话，那么后期为什么朝廷的军队人无粮，马无草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捣鬼。

第五个疑点，军队的战斗力。在战争初期，不断地损兵折将失地，英宗率领的军队记载是50万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历来是有号称的说法，那么实际上二三十万的人总是有的。而瓦剌呢，也先的主力部队才只有两万八千人，虽然是骑兵，但是差距也是太大了。明朝的军队就没有打过一场胜仗，这个是为了什么

第六个也是最大的疑点。双方的对比，无论从哪方面对比，大明朝都是占有优势的。可是占有优势的大明王朝却败了，败得莫名其妙而那时人们做的就是把战败的帽子扣到了王振的头上，这个是不是有些大了，毕竟王振仅仅是一个人，他的上面还有皇帝，下面还有各级将领，对面还有朝中的大臣。

土木堡之战结果如何？又有哪些历史影响呢？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他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这一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

有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蔚州(今河北蔚县，蔚音yù)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

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

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王振当上司礼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味追求玩乐，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朝廷大员谁敢得罪王振，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王公贵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父”。王振的权力可算顶了天了。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音là)部强大起来。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削减了赏金和马价。也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这一来激怒了也先，也先率领瓦剌骑兵进攻大同。守大同的明将出兵抵抗，被瓦剌军打得大败。

边境的官员向朝廷告急，明英宗慌忙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大同离开王振家乡蔚州不远，王振在蔚州有大批田产，他怕蔚州被瓦剌军侵占，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和侍郎是军事部门的正副长官)邝埜(音kuàngyě，埜同野)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充分准备，不能亲征。明英宗是个没主见的人，王振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不管大臣劝谏，就冒冒失失决定亲征。

明英宗叫他弟弟郕(音chéng)王朱祁钰(音yù)和于谦留守北京，自己跟王振、邝埜等官员一百多人，带领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向大同赶去。

这次出兵，本来从没好好准备，军队纪律涣散。一路上又遇到大风暴雨，没有走几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兵士们又饿又冷，还没有碰上瓦剌兵，已经叫苦连天。到了大同附近，兵士们看到郊外的田野里，到处都横着明军兵士的尸体，更加人心惶惶。有个大臣发现士气低落，劝英宗退兵，被王振臭骂一顿，还罚跪了一天。

过了几天，明军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剌军杀得全军覆没，各路明军纷纷溃退下来。到了这时候，王振感到情况危急，才下令退兵回北京。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但是王振却想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劝英宗到蔚州去住几天。

几十万将士离开大同，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王振又转念一想，这么多的兵马到蔚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岂不要遭到损失，又匆匆忙忙下命令往回走。这样一折腾，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被瓦剌的追兵赶上了。

明军一面抵抗，一面败退，一直退到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那时候，太阳刚刚下山，有人劝英宗趁天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今河北怀来)再休息，瓦剌军赶来，也可以坚守。可是王振却因为装运他财产的几千辆车子还没到，硬要大军在土木堡停下来。

土木堡名称叫做堡，其实没有什么城堡可守。明军大队人马赶了几天路，口渴得像火烧，但是土木堡没有水源。离开土木堡十五里的地方有条河，已经被瓦剌军占领了。兵士们就地挖井，挖了两丈深，也没找到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瓦剌军赶到土木堡，把明军紧紧包围起来。明英宗知道没法突围，只好派人向也先求和。也先一打听，明英宗带的明军人数还不少，要打硬仗，自己也要遭到损失，就假装答应议和，停止进攻。

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下命令让兵士到附近找水喝。兵士们争先恐后跳出壕沟往河边跑，乱成一团，将领们要制止也制止不了。

这时候，早就埋伏好的瓦剌军兵士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个个抡起长刀，大声吆喝着：“投降的不杀!”

明军兵士一听，纷纷丢盔弃甲，狂奔乱逃。瓦剌军紧紧追赶，被杀的和被乱兵踩死的，不计其数。邝埜也在混乱中被杀死。

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一批禁军，几次想突围都没冲出去。平时作威作福的王振，这时候却吓得直发抖。禁军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贼，气愤地说：“我为天下百姓杀死你这个奸贼。”说着，抡起手里的大铁锤，朝着王振脑门一锤砸去，结果了王振的性命。樊忠自己冲向瓦剌军，拼杀了一阵，中枪倒下。

明英宗眼看脱逃没有希望，只好跳下马来，盘着腿坐在地上等死。瓦剌兵赶上来，俘虏了明英宗。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土木之变”。

经过这一场战斗，五十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明王朝元气大伤。瓦剌首领也先却更加骄横起来，北京也受到了瓦剌军的威胁。守卫京城的责任，就落在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的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