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 托尔斯泰的资料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俄语：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儒略历8月28日）—1910年11月20日（儒略历11月7日））俄国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和哲学家，同时也是非暴力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和教育改革家。他是在托尔斯泰这个贵族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托尔斯泰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几部被视作经典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托尔斯泰被列宁誉为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高尔基曾言：“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列宁称托尔斯泰是“十月革命的一面镜子。”

　　列夫·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19世纪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价他的文字，1907年译价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年、1917年先后有《复活》（译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译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他的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托尔斯泰的艺术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广度，创造了史诗体小说。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气势磅礴，场面广阔，人物众多(500以上)。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揉和着细腻的描写；在巨幅的群像中显现出个人的面貌，于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万千，蔚为奇观。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象生活那样无始无终。然而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在于刻画微观世界。他洞察人的内心的奥秘，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是真实，它突出表现在性格塑造上。

　　他总是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他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或漫画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他还善于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斤斧痕迹。托尔斯泰的风格主要特点是朴素。他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象《战争与和平》就七易其稿，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晚年，他的艺术有显著的变化。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来表现。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用多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洗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

　　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介他的文字，1907年译介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1917年先后有《复活》(易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易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 在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忏悔的贵族，他原本具有善良的本性, 热情、积极向上、关心社会进步、具有牺牲精神。但是, 聂赫留朵夫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促使他向另一条道路上滑下去。自从他被提升为军官后, 军人的职务使他堕落、放荡。在这样的生活中，他感到空虚。糜烂的生活就像一张弹簧床，身心陷在其中，虽然知道对自己无益，却难以自拔。幸好，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件足以让他的灵魂惊醒的事件——法庭上的审判。

一、法庭上的审判——拨开罪状

十九世纪的俄国可以说是一个十分黑暗的时代，这里一切美的东西都遭到人们的嘲笑，而那些卑劣、丑恶反而成为了人们生活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当时的沙皇统治下的官僚系统十分腐败，同时教会也成为了束缚人们的工具。可以说整个社会都是黑暗的，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这里没有人性，而人们也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冥灭人性的。聂赫留朵夫就是生活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

他的复活，是从审判开始的。虽然法庭上审判的是马斯洛娃，但是，聂赫留朵夫却经历了一次更严峻的灵魂的审判。

在此之前，军旅生活以及世俗的评断使他陷于持续不断的利己主义疯魔状态里。然而这不是他的本性，他早年的真诚与自我牺牲精神毕竟在他的内心存留过，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留下过痕迹而潜藏在他的灵魂深处。所以，当他听到庭长的问话和“柳波芙”、“卡吉琳娜”、“马斯洛娃”等字眼的时候，他的内心慌乱起来，他的灵魂受了莫大的震动。这位被告就是他当年诱奸的卡秋莎！此时，他的灵魂里在进行一种复杂而痛苦的活动。这次审判不仅审判的是马斯洛娃，更是对聂赫留朵夫心灵的拷问。这种惊人的巧遇使他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他一方面想到自己的罪恶，一方面又极力掩盖自己的心虚，他害怕这样的审判继续下去，因为越是往下发展，他的不伦行径越是在他的记忆里明晰起来。

当马斯洛娃把眼光转到陪审席，并且停留在涅赫留朵夫身上时，他的胆战心惊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他十分害怕被认出来。但是，这种害怕遭到了另一种心理的抵抗：“他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尤其是想起了将近早晨才升上来的弯弯的下弦月，照着一个乌黑而可怕的什么东西。目前这双虽然瞅着他却又没有看见他的黑眼睛，使他想起了那个乌黑而可怕的什么东西”①。那个夜晚，涅赫留朵夫诱奸了马斯洛娃，把他最后的一点纯洁也糟蹋了，是他该下地狱的时候。在那个夜晚结束时，他还在内心庄重地与卡秋莎告别，那是他在与少年时代的理想、纯洁、道德告别。

法庭上马斯洛娃的眼睛让他想到了夜晚的阴森可怕，实际上这是他的麻木不仁的情感受到了触动，他回忆起他原先不愿想到的事——他感到羞耻痛苦并且急于忘掉的事，想到这种事情令他有下地狱的感觉。较之于他在此之前的麻木的情感状态，这种撕开的面纱的回忆，虽然痛苦，但对于他灵魂的苏醒起到一个促进作用。当马斯洛娃被咬定独自一人犯下了这一切罪行时，聂赫留朵夫忽然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那是压抑的哭泣声。但他的灵魂一时无法承受这一痛苦，更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压抑他灵魂的苏醒。于是，他希望赶快结束这种局面。

但是，事情不仅没有结束，而且发展得更加荒唐：就在自己陪审的过程中，有罪的他错把马斯洛娃判成毒死人命罪，并且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他十分内疚地感到，他已经没有参与审判马斯洛娃的资格，现在他不是要去审判马斯洛娃，而是要接受审判。这种局面加深了涅赫留朵夫内心的焦虑，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羞于见人的罪人，他心灵中本来就存在的羞愧、悔恨的因素终于重新萌发出来。“我一定要做一切能够做的事来减轻她的厄运，而且要赶快做，马上就动手”②。忏悔的灵魂在他的心里萌动，然而他并不愿意就此顺从，他跟律师谈了一番话，再加上他已经采取步骤为马斯洛娃辩护，就越发心安了。一天的审判结束了，不仅把马斯洛娃定为罪犯，更审出了他的过去——向肉欲屈服并且毁坏了马斯洛娃的一生的那个丑恶的夜晚。

在科尔恰金家的宴会上，看到种种丑恶、庸俗、自以为是的行为，他不由得生出了“可耻而又丑恶，丑恶而又可耻”的想法。这是他在意识到自己有罪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怎样充满罪恶的圈子里。他开始与自己的生活圈子拉开了距离，面对真实的自我：“当初他是生气蓬勃的、自由的人，生活在他面前展开无限的可能；如今他却感到已经被愚蠢的、空洞的、毫无目标的、渺小的生活罗网从四面八方围住，从中看不见任何出路，甚至大概也不想闯出去了”，“随他们（别人）爱怎样评断我就怎样评断我好了，我能够欺骗他们，可我欺骗不了我自己”③。是的，人可以逃避别人的眼睛，但无法逃避自己和上帝的眼睛。这样的解剖让他一步步认清自己，基督教的“原罪论”

④在俄罗斯人心中是根深蒂的，加之他原本就对罪孽感格外敏锐，这种心理机制使得他不时地清洗自己，使之除去污垢，开始忏悔。忏悔,基于人在痛苦之后对自我的一种新的确信,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心理成熟与否的尺度。同时它又是一副沉重的十字架。负着它,人在痛苦的自我折磨中煎熬,又在痛苦中获得灵魂的净化,重新获得自我。

二、马斯洛娃的审判——卸下虚荣与自尊

“马斯洛娃的受审及不公正判决换起了他心中被压抑了的道德追求。这种道德要求一经唤起，就成了难以改变的决心和果敢的行为”⑤。聂赫留朵夫决定为马斯洛娃的案子奔走，从他几次到监狱探望马斯洛娃时的内心活动，读者可以触摸到涅赫留朵夫复杂而又艰辛的灵与肉的交战过程。几次探监、悔罪完全是主动的，但是，每次探监时的心理是不一样的，正是在马斯洛娃的诘问与审判之中，他的灵魂才深入思索，才有了质的飞跃。

1、第一次写到探监，她媚笑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探监，是以陪审员和公爵的身份通过层层关系在监狱见到马斯洛娃，他来是请求马斯洛娃的宽恕，对她称呼“您”，甚至为了道德方面的圆满而不惜牺牲一切跟她结婚，虽然他没有说出来，但是这样的想法让他特别感动，虚荣心鼓励他去牺牲。可是马斯洛娃根本不理会他的赎罪，反而微微一笑，那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可怜样的媚笑。甚至还向他讨钱。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情呢？

多年后的重逢让马斯洛娃猛然一惊，她心里有一种断然敌视他的东西，它保护着她的自尊，它使她虽然处在卑贱的地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造成这样痛苦生活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聂赫留朵夫！她心里掩抑着一种控诉：在那个漆黑的夜晚，他无情地糟踏了他们纯真的爱情，糟蹋了她少女的纯洁。他对她不伦的占有是拿一百卢布来补偿的，他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候无情地抛弃了她，接下来无穷无尽的屈辱和苦难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现在却来请求宽恕，马斯洛娃觉得毫无必要甚至十分可笑。如今，她想把曾经爱过的青年同眼前的老爷连在一起，实在让她太痛苦了。于是，她只能把他当作其他拿她寻欢作乐的老爷一样，既然他找到这里，她必须尽量利用他为自己谋利益，于是她才对他那样媚笑。她这样精神的堕落无疑给他当头一棒，他对她几乎没有办法了，人的内心总有一个平衡的支点，他认罪并且打算作出牺牲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仅仅是看到了马斯洛娃堕落的精神，内心的支点被眼前的事实撼动着。然而他又想到：“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梁木呢”⑥。不正是自己造成了这样的她吗良心呼唤他从马斯洛娃的角度去思考，去理解她的处境——她心里有一种断然拒绝他的东西，使她甘心作她这样的人，不准他去触碰她的心。这激起了他使她在精神上清醒过来的欲望。

从监狱回来，聂赫留朵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忏悔，但这种认识是不彻底的，忏悔也是不深刻的。这要从聂赫留朵夫的身份说起，他是“忏悔的贵族”，他有知识、有教养，曾经有一个纯洁而善良的灵魂，能意识到贵族阶级的罪恶，他现在想要通过忏悔来洗涤自己曾经犯下的罪，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贵族，他有心要改变自己的外部生活，却又以“案子还没有解决”等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再者，他的忏悔一时也无法得到受害者的认同和体谅，马斯洛娃对他的第二次“审判”就是对他最好的试炼。

2、第二次写到探监，她大笑

写到第二次探监时，马斯洛娃为梅尼绍夫母子求情，这足以看出她的善良本性依然存在，这个天使般的姑娘，虽然她的生活堕落了，精神麻痹了，但那也只是在男权社会中备受压迫和奴役不得已做出的选择。而聂赫留朵夫正处在这个社会的顶层，并且是致使马斯洛娃沦落风尘的罪魁祸首，也是把她判为有罪的中心人物之一。然而当她沦为罪犯时，他却像一个圣徒一般来请求她的宽恕。在遭受如此深重而长久的灾难之后，马斯洛娃无法接受这个曾经深深伤害过她的高高在上的“老爷”赎罪，正是他和他那个阶层的“老爷”们，使她成了奴隶制度和“法律神坛”的祭品，现在他还要拿她做上天堂的祭品吗？所以当聂赫留朵夫再次请求宽恕时，遭到痛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在上帝面前应该这样做，“上帝”一词却激起了马斯洛娃心中的千层浪，他想起了她去火车站找他的那一幕：在怀孕后的那个漆黑的、下着雨的、冰冷的夜晚，她认出火车里不知为什么事情在发笑的聂赫留朵夫，就举起冻僵的手敲着窗户，把脸贴到窗户上大声喊他，可他拉下窗帘，随火车疾驰而去。她的心被深深地伤害了，从那一刻起，她已经不再相信善，不再相信上帝。于是就有了她对聂赫留朵夫这样的审问：“上帝？什么上帝？当初那个时候您才应该想起上帝呢”，“可是，我要说你做不到（再也不离开我）”⑦。她说完之后，就大笑起来。这是一种痛彻心扉的笑，她无法相信他的忏悔是真诚的。

在此之前，他在心理上仍将自己置于她之上，他在“怜悯”她，他的地位高高在上，现在连精神也高出一般人，他以自己能认罪、敢说出自己的罪为傲，连自己的忏悔都是高高在上的。正是这种施与恩惠的心理再次遭到痛击：“你在尘世的生活里拿我取乐还不算，你还打算在死后的世界里用我来拯救你自己”⑧，马斯洛娃的愤怒发泄，正好证明了他的罪孽深重。这句话震颤了涅赫留朵夫的心灵，在这以前，他一直对自己和自己忏悔抱着欣赏的态度，现在他简直害怕了。他害怕自己曾经的所犯下的深重罪孽的得不到宽恕，更害怕自己刚从罪孽中拔出的右脚再次陷进灵魂的骄傲中去，而马斯洛娃的审判恰似一记耳光提醒了他。

他的忏悔为自己的自义开辟了道路，然而道阻且长，来自上层社会的甚至普通民众的重重的诘问、质疑、打击、甚至讥讽、嘲笑在等待着他。

3、第三次写到探监，她微笑

作者对聂赫留朵夫的心灵复活的描写是实事求是的，这是一个在外界的审判力量和自己的忏悔力量共同完成的心灵复活历程，外界的审判促使他反思与自省，忏悔的心呼他正直的灵魂，善与爱一步步占据他的心，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甚至人生的虚荣被一点点地排挤。现在，他的善良的品质和赎罪感远远超过其他的品质，如何才能让这样的品质保持下去而不被自己的“老我”所战胜呢？是爱，是能鼓舞自己为别人牺牲的爱，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无论何处，结论永远是爱”⑨。这爱激发人去行动，聂赫留朵夫为马斯洛娃奔走，为梅尼绍夫母子的案子张罗，将自己的田产分给农民，从中体会到从未体味过的大爱的快乐，善与爱的荣光在他的心灵闪耀。

作者第三次写他探监的时候，正是这样的光景。他也遇到了完全不同的回应。她仍然没有原谅他，但是她的态度缓和了很多，听说他在为梅尼绍夫的案子张罗，她微微一笑，这微笑虽然没有冰释前嫌，但是发自内心的，她看出他不仅愿意为她奔走，也愿意去帮助与他无关的犯人，可见他的忏悔是来自灵魂深处，是真诚的。可是她仍然没有接受聂赫留朵夫的求婚，这一次的拒绝，一方面是她由于自己的高傲不好改口，另一方面，她不想连累他。爱与善在她的心灵里复活了，她重新爱上了他。她停止了恨他的审判，却开始了对他的爱的审判。聂赫留朵夫能否接受她爱的回暖呢？虽然他每次都口口声声说要跟她结婚，但是他的心里是有压力的。在他姨母家里，他和玛丽叶特谈天时，他就感觉到过这种压力，甚至怀疑自己放弃田产、到西伯利亚去的决定是否正确，他的私心偶尔会出来试探他。他能按照自己想的那样去做吗？

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聂赫留朵夫听到马斯洛娃与人调情的传言，他的纯洁的灵魂遭到严重的挑战，受了侮辱的自尊心和对这个受苦女人的怜悯心在交战，最终后者战胜了。

1、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去会见某外国元首。那个国家的元首，很看不起中国和中国人民。就在和周总理礼节性的握过手之后，他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手，然后把手帕放回了兜里。

这时，周总理不慌不忙的也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手，然后把洁白的手帕扔进了垃圾箱！一生节俭的周总理，用一块洁白的手帕，又一次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2、古代饥荒年头，一户富人设了施舍粥饭的摊子，看见踉跄踽踽而来的一个男子，就叫喊道：“喂！过来，来吃这个吧！”那男子确是一位饥寒之士；他走过来，却硬撑着，昂然坚决地说：“我就是由于不吃这个‘喂，过来吃’，才落到如此地步；现在，已经如此了，我还会吃这个吗？！”说着，他就决然地又踽踽走了。

3、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4、俄罗斯文豪屠格列夫曾遇见一个乞丐，他很想有所施舍，但他翻遍所有的口袋却没找到一分钱。见乞丐高高地举着脏兮兮的手，他上前一步紧紧的握着乞丐的手说：“兄弟，实在对不起，我什么也没带。”乞丐流着泪说：“谢谢，这已经够了!”。

5、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被俘；他昂首挺胸，决不屈服，写下了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