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生活上的套子为什么要选择爱情的悲剧

俄国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却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契诃夫这一章（《套中人》）还没有结束，人们还没有象应有的那样读完它，还没有深刻领会它的底蕴，而过早地把书合上。希望人们重新打开它，钻研它。”也许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来，对别里科夫盖棺尚可，论定嫌早。那么。我们的认识究竟还有那些欠缺呢？ 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契科夫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别里科夫。别里科夫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起着为沙皇专制助纣为虐的作用。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但更是受害者。 法国思想家帕斯尔说“人只是一只芦苇，是宇宙间最脆弱的东西。但人是一只会思想的芦苇”。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宇宙间任何一件东西都能置人于死地，然而人却成了万物的主宰，这正是因为人有一颗会思想的灵魂，人因为思想而高贵。然而当人的思想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而失去了飞翔的自由时，人还是“人”吗？而小说中的别里科夫与不断地嘲笑、戏弄他的中学同事以及全城居民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正是他们共同地恐惧、忍让，才以至“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去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去念书写字”，在这里，我们也许早就注意到，别里科夫其实只是一个面孔模糊的人，契诃夫详细地描绘了他的衣着、物件，比如他的套鞋、雨伞、眼镜、帽子以及房间的摆设，却恰恰没有对别里科夫进行面部描写，这自然决不是大师的忽略，而应当是匠心所在，文中几次只出现了他的“苍白的脸”，这个苍白的脸，苍白的生活，苍白的人格的别里科夫不是一个人，这个尖酸刻薄、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紧张警觉的形象，正如鲁迅笔下的那个拖着一条瘦瘦的辫子的阿Q绝不是“这一个”而是“每一个”一样，是一个群体。正是这些别里科夫，才使小镇成了“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华连卡的出现，使这一沟绝望的死水里顿里荡漾起了波澜，乌克兰是俄国的南方，那里气候宜人，总是阳光灿烂，那里的人的性格也受了那种地理环境的影响，豪爽，快乐，活泼，这一点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华连卡身上。小说中是这样形容她的：她简直就像蜜饯水果，活泼极了，很爱热闹，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扬声大笑；她就像一个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美神一样从浪花里钻出来了；小俄罗斯女人只会哭或者笑，对她们来说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有的……毫无疑问，这位敢大声唱歌、敢肆无忌惮地笑的女孩子，正是这个小城的真正的局外人，而别里科夫和华连卡的所谓爱情，也是别里科夫生命中唯有的一次尝试破除套子的举动，也应该是他生命中的高潮吧。当然，那千方百计地撮合他们两个的那些人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将别里科夫从套子中拯救出来，让他学会做一个人，而是想要做旁观者，在这一场注定要失败的爱情里获得一些赏鉴的快感。正如鲁镇的那些无聊的闲人赏鉴祥林嫂的悲哀，并从那里得到满足一样。也正是因为这样阴暗的背景，才使得别里科夫的爱情里没有出现亮色，爱情本来是美丽的，而在别里科夫，他从爱情的身边看到的只有嘲讽的眼神，因此一张小小的漫画，对沉醉在爱情之中的人儿，应该只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一个有趣的花絮，一个幽默的插曲，可对于已经被生活挤压的心理畸形的别里科夫，一个小小的纸片便足以令他心神不定，战战兢兢。在小城的那些人的眼里，他似乎是一个统治者，而事实上，做为一个夹心阶层的小人物，他只不过是被错误用地推到前台的小丑，这个小丑又因为鼻尖上的一撮白色而让观众看成了主角，被推到聚光灯下的小丑固然张皇失措，而台下的那些观众又何尝不令人感到悲哀呢？这里没有台上和台下，每一个观众都可能成为那个角色，每一个观众都以为自己是清醒的，却全然忘记了，在他们向着小丑狂笑、打着唿哨投掷垃圾的时候，他们的鼻尖上也有着那个可笑的标记。这里，只有那撮白色是最醒目的，在这里，所有的脸孔都是模糊的。而真正的主角却正隐藏在幕后，带着阴险的笑容看着他导演的这一幕戏剧。 别里科夫的可悲之处还在于，他千方百计地想要隐藏自己，用一层一层的套子，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隐藏，反而将他醒目地暴露在了众人的面前，当他已经被异化成套子的时候，这件套子却又仿佛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别人眼中成了

故事剧情：

别里科夫，现实生活让他总是感到心神不安，让他害怕，为了同世人隔绝，不致受到外界的影响，他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安全的套子。

哪怕在艳阳天出门他也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他的雨伞、怀表、削铅笔的小折刀等等一切能包裹起来的东西都总是装在套子里，就连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戴着黑眼镜，耳朵里塞上棉花，坐出租马车的时候也要车夫马上把车篷支起来。

这仅仅是他抵挡恐惧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一切被禁止的东西都让他感到心里踏实、清楚明了，而对一切没有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事物他都觉得可疑、害怕。

他的一句时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在这部篇幅不算长的小说里这句话竟然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了九次之多，简直就像咒语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特别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他总是像一个幽灵一样不请自到地造访每个教师的住所，一句话不说地坐上一两个钟头，然后又像幽灵一样地消失了。

他的恐惧像毒瘤一样一点一点地蔓延，传染给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在学校里待了15年，整个学校乃至全城被他这样的情绪控制了15年，竟然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想要反抗，想要对他说一个不字。

全城的人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寄信、交朋友、读书，不敢周济穷人、教人识字，不敢吃荤、打牌，不敢搞任何娱乐活动，人们都像他一样蜷缩在自己的套子里苟且偷生。

而最可怕的是，渐渐地，这一切都成为了习惯，成为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别里科夫死了，死得非常具有戏剧性：学校里新来了一位史地教师，从乌克兰来的，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姐姐华连卡，他们的到来如同一块石子一样把死水一潭的沉闷生活搅起了涟漪。

小说中是这样形容她的：她简直就像蜜饯水果，活泼极了，很爱热闹，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扬声大笑；她就像一个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美神一样从浪花里钻出来了；小俄罗斯女人只会哭或者笑，对她们来说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有的……

这样的快乐甚至也感染了“套中人”别里科夫，在众人的怂恿下他甚至打算向华连卡求婚了，不过也仅仅是打算罢了。

结婚以后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把他给吓住了，尤其让他害怕的是华连卡姐弟两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他认为他们为人师表竟然骑着自行车穿街而过简直不成体统，以华连卡这样的活泼性情，说不定以后就会惹出什么麻烦来。

于是他来到华连卡弟弟那里，告诉他这不应该那不应该，这不对那不对，最后被这个火暴脾气的弟弟揪着脖领子从楼梯上推了下去，而这恰巧被华连卡看到了。别里科夫又怕又羞，过了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别里科夫就这样极具戏剧性地死去了。

学校以及城里的人以为就此可以享受解脱的自由了，而悲哀的是，这种恐惧的情绪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了，好心情持续了还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照先前一样，仍旧那么压抑、沉闷。

扩展资料：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俄国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创作的短篇小说。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契诃夫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别里科夫。

创作背景：

契诃夫所生活的19世纪末是俄国历史上沙俄统治非常黑暗的时期，“这时的俄国政治上虽然还算封建专制统治，但经济和社会生活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制的灭亡。

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反动统治与时代大流做着垂死挣扎，加大了书刊捡查制度，秘密警察紧紧盯着人们的一举一动。

沙皇政权不允许有任何反对其的言论，他们生怕革命的火种蔓延开来，因此加大了对人们思想和行动控制。而那些反对沙皇统治或是试图宣传革命的人遭到了严酷的镇压，很多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都被抓进监狱，流放或是处死。

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气氛里，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大多数人渴望改变现状，却又因为无法与强大的专制统治傲斗争，因而逆来顺受地忍受着这一切，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

契诃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方面，他深深地厌恶残暴反动的沙皇统治，另一方面，他又为当时俄国人民的麻木和逆来顺受而痛心。

他想要唤醒人们的意识，不想看到封建专制扼杀了人们本性中美好的一面。因而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了别里科夫这样一个人物形象，通过这个人物形象，作者放大了人们顽固守旧、胆小怕事、固步自封的形象。

作品赏析：

契诃夫的创作基本上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他善于透过平凡的日常生活揭示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多采用幽默这一艺术手法来嘲讽丑恶的社会现实，形成他创作上的一种风格：幽默讽刺。

小说《套中人》，这篇小说自始至终采取了幽默讽刺的手法来展示别里科夫的性格。小说开头对别里科夫的肖像和生活习惯是这样写的：“他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即使在顶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要穿着暖和的棉大衣。

他的雨伞总是用套子包好，表也是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包好，连削铅笔的小折刀也是装在套子里”。写别里科夫的丑态，说别里科夫的“那张小脸像黄鼠狼的脸。”还“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等。

这些描写近乎夸张，然而契诃夫就是用这种幽默的笔调刻写了这样一个为扼杀一切新事物，不惜使用盯梢、告密等卑鄙手段，搞得全城都怕他的小人形象，呼吁人们起来改变这个社会。（从《套中人》看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万丽 - 《考试周刊》- 2008年34期）

契柯夫，（l860～1904）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

契柯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契柯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柯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契柯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而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