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凡卡》 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资料

关于《凡卡》 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资料,第1张

  契诃夫

  契诃夫简介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契诃夫(1860—1904),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小市民家庭,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主要再现“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揭露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创作后期转向戏剧,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这些作品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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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典文学(书面文学)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上起八世纪初,下至十九世纪中叶,大致可分为古代前期、古代后期,中世纪前期与中世纪后期四个阶段。(注:关于日本史的时代区分,日本国内及国外的史学界,有种种不同看法,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如日本封建社会究竟始于何时,竟有五种不同看法,上下悬殊达六、七个世纪。这里从日本国内多数史学家的看法,以 仓时期做为进入封建社会的分界。参见《岩波小辞典·日本史》“封建社会”项,岩波书店1964年版,第178页。)

一、古代前期文学

大约在公元前后,日本基本结束了原始共同体社会。最初出现的是一些地方上的群小酋长国。四、五世纪,在大和地方(今奈良县的一部分地区)兴起的强大豪族天皇氏,逐步统一了日本,建立了“大和政权”。日本古代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与接受中国文化、技术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文化、生产技术以及汉字,通过朝鲜半岛,或通过直接往来传入日本。特别是七世纪以后,日本的中央政权与中国隋、唐王朝直接往来更多,派遣了十数次大规模的遣唐使团及留学生、学问僧等到中国学习;这种措施先后持续二百余年之久,足以说明处于上升阶段的古代国家的进取精神。当然,日本古代贵族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创造其贵族文化。

日本最早的书面文学出现于八世纪初叶,即“奈良时期”(710-784)。这时期书面文学的代表作品有《古事记》与《万叶集》。当时日本还未创造出“假名文字”,这两部著作都是借助汉字写成的。前者汉字既用于表义,又用于表音;后者汉字主要用做表音符号。

《古事记》是一部记录古代神话与传说的作品,成书于公元712年。从这部书的序言可知,它是在天皇的命令下着手编纂的,目的是企图利用神话来证明天皇世系的权威性。由于这样的政治目的,所以《古事记》中有许多枯燥无味的关于神的世系的说明;虽然如此,并不能掩盖《古事记》这部书中一些生动的神话与传说的文学性。

神话是古代人通过美丽的幻想,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或表达人们对支配自然的渴望;《古事记》也不例外。它的许多章节或片断,如上卷中的“海幸与山幸的故事”写的是渔夫与樵夫两兄弟的争执,然后转入山幸与海神之女结婚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还以美丽的想象解释了旱涝潮汐的自然现象。“大国主命求婚的故事”是以几组爱情歌谣为主发展起来的。在中卷中插有多首古代集团战斗的歌谣,在下卷中记录了古代部族之间的战斗传说。所有这些,做为反映古代日本民族生活气息的最初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力量。

八世纪的下半期,出现了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全书共二十卷,收和歌(注:和歌是古代日本人将民族固有的诗歌与汉诗加以区分的称呼。一般称歌,即指前者;称诗,即指后者。和歌只有音数律这种固定的诗形,但无韵脚。)(长歌(注:长歌的音数律是5·7·5·7……7·7,其中5·7可反复多次,长短不限。)及短歌(注:短歌的音数律是5·7·5·7·7共三十一个音节。)等体裁)共四千五百余首。

《万叶集》的编次方法,各卷不同。有的卷按年代编次,有的卷按内容分为杂歌、挽歌、相闻歌(广义指赠答歌,狭义指恋歌)三大类,有的卷还设譬喻歌防人歌(戍边兵士歌)等目。

《万叶集》中有署名的作品,也有无名氏的作品。无名氏作品中有些属于民歌和民谣;具名的作品中有许多是所谓著名“歌人”的创作。集中署名的作者约四百五十人。

除少量传说的作者(其中有的可上溯三、四百年)外,著名“歌人”的活动,大多集中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这段时期。这百余年间又可细分为三个时期,前期的作者大多为天皇一族,如舒明天皇、中皇命、天智天皇、额田王等人。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古代中央集权国家整备与壮大的时期,这些人的歌风,以格调醇朴率真见长。作歌的背景往往与当时历史的动乱有关。

中期的作者,活跃于七世纪中期以后与八世纪初,其中代表作者有柿本人麻吕、高市黑人、志贵皇子、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笠金村、高桥虫麻吕等人。这些人是当时的贵族或中、下级官吏。他们的歌风各具特色,对和歌形式的完成及使艺术手法臻于完美方面,各自做出了贡献。柿本人麻吕自古以来被称为“歌圣”,他善于驱使长歌这一形式,写出了许多怀古歌及挽歌,如《高市皇子城上殡宫歌》、《过近江荒都歌》以及别妻歌、悼念亡妻歌等等。他写的以宫廷为题材的怀古歌,表现了对古代国家上升时期的景慕与追怀,声调功雄浑、沉郁悲壮。抒发个人感情的别妻歌、悼亡歌写得语重意真、哀婉 切。他善于运用对句及枕词(注:“枕词”是和歌中特有的修饰语,亦称“冠辞”。每一枕词,与特定的被修饰语发生联系,起着丰富联想及调整音调的作用。),词藻赡富,音韵流利,于浑厚中见性情的真挚。高市黑人与山部赤人擅长写叙景歌,他们所写的自然风光,寓情于景,格调清新有致。高桥虫麻吕擅长写传说歌,卷九中收录了他写的《咏江水浦岛子歌》、《胜鹿真间娘子歌》、《见菟原处女歌》等以民间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长歌,刻画事件与人物细腻生动,别具特色。

在这些“万叶歌人”当中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山上忆良。他年轻时曾做过遣唐大使的随员来过我国。他的长歌,大多附有用骈体汉文写的长序,可以看出他汉文修养之深。他写的著名长歌《贫穷问答歌》是唯一直接反映古代律令制国家统治下人民遭受横征暴敛之苦的一首绝唱。现将这首歌的全文译介如下:

风雨交加夜,冷雨夹雪天。瑟瑟冬日晚,难御此夜寒。粗盐权下酒,糟醅聊取暖。鼻塞频作响,背曲嗽连连。捻髭空自许,难御彻骨寒。盖我麻布衾,披我破衣衫。虽尽我所有,难御此夜寒。贫尤甚我者,听我问数言:妻儿吞声泣,父母号饥寒。凄苦此时景,何以度岁年

天地虽云广,独容我身难。日月虽云明,岂照我身边世人皆如此,抑或我独然老天偶生我,耕作从不闲。身着无棉衣,条条垂在肩。褴褛如海藻,何以御此寒矮屋四倾颓,稻铺湿地眠。妻儿伏脚下,父母偎枕边。举家无大小,鸣咽复长叹。灶头无烟火,锅上蛛网悬。忍饥已多日,不复忆三餐。声微细如线,力竭软如棉。灾祸不单行,沸油浇烈焰。里长气汹汹,吆喝在房前,手执笞杖来,催逼田税钱。世道竟如此,此生怎排遣

〔反歌〕(注:反歌——受我国“返辞”的影响,附在长歌之后,以短歌形式,集中地再次讽咏长歌的主要内容。)忧患兮人世!耻辱兮人世!恨非凌空鸟,欲飞缺双翅。

这首歌,有种种解释,一般倾向于将前半首理解为一个古代读书人对贫困处境的自诉,并推己及人,连想到较己尤甚的农民的痛苦,下半首是代农民作答,道出了在古代班田制下农民抢地呼天、欲告无门的悲惨处境。

《万叶集》的后期作者,以大伴家持及大伴坂上郎女为代表。这时,时代已进入律令制国家的后期,古代社会暴露出种种矛盾,开始走上解体的过程。大伴家持的歌风正反映了这个下降时期的特点。他的短歌,具有凄清纤丽、情致缠绵的特点。坂上郎女写了一些纤 绮丽的恋爱歌。

《万叶集》中无名氏的歌,约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这些歌中最具有特色的是收录在卷十四中的二百多首“东歌”(本州东部地区的民歌)。这些民歌大多以爱情为主题,不但语言纯朴自然,而且利用各种劳动场景做为比、兴等艺术手段,使这些民歌表现得情趣盎然,富于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有些歌还表达了不畏父母横暴干涉,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感情。卷二十里收录了九十二首“防人歌”(戍边兵士之歌)。这些歌反映了在古代天皇制下被迫别父母、抛妻子,兵士远戍边疆的凄苦哀怨之情。除去上边提到的一些歌之外,《万叶集》还收有不少反映古代社会各方面生活的作品。

总之,《万叶集》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古老,而在于它反映古代生活的深度及广度,在于它格调的深厚真挚。在《万叶集》以后,和歌逐渐堕落为贵族们吟风咏月的消闲品,贵族们利用它做为社交赠答及男女求爱的工具,或利用它进行宫廷“歌合”(比赛和歌的游戏)。到了平安、镰仓时期,和歌也专为贵族及僧侣们所占有,成了他们抒发个人纤弱感情的手段。

本时期除上述《古事记》与《万叶集》之外,在散文方面应提出的还有《风土记》。《风土记》原本是由当时各地方官吏,在天皇政权指令下编纂起来的地方志性质的书,但其中含有许多片断的地方传说与古老的故事。这些古老传说虽然经采集的地方官吏之手写得比较简略,但却往往洋溢着古代民众的生活情趣。有些传说,后来为民间故事所继承,不断加以发展。

本时期在韵文方面,除了《万叶集》及在《古事记》等书中保存下来的歌谣外,还有宗教性质的歌谣《祝词》,这是古代祷神用的歌词,其中有的歌词反映了古歌谣中那种韵律的美及形象生动的比喻手法。

二、古代后期文学

古代后期起自九世纪初,迄十二世纪末。日本通常将这时期称为平安时期。在这期间古代国家发生了质的变化,班田制的土地所有制逐渐为大土地私有的庄园制所代替。天皇逐渐失去了权柄,藤原氏一族掌握了中央的政治实权。古代贵族的进取精神逐渐消失,天皇家、藤原氏一族以及所有居住在平安京的贵族阶级,蜷伏在京城,倚靠从全国各地庄园收刮来的财富,过着纸醉金迷、尽情享乐的生活。

平安时期初期,和歌创作转入衰微。贵族之间,出现了模仿汉诗汉文的极盛时期,编纂了许多敕撰的汉诗集或诗文合集,如《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他们致力的是如何模仿汉诗汉文的华丽辞藻及技巧,至于内容则完全脱离不开空具形骸的宫廷游 生活。因此,这些汉诗汉文除了可以看出当时贵族模仿能力外,对日本民族文学的发展,关系不大。

另一方面,自平安初期以来,创造出由汉字草书演变而来的“平假名”,及由汉字偏旁演变而来的“片假名”。随后创造出假名与汉字交混在一起的书写方式。至此日本的民族文学,才获得了自由自在地表现的手段。这对平安时期的散文作品“物语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早出现用“假名”创作的物语文学是《竹取物语》,成书的具体年代及作者均不明,大体推测写于九世纪后半期至十世纪上半期。这是一个带有民间故事性质的作品,内容叙述月宫天女下凡,住在一个以伐竹为业的老翁家里,几个大贵族向天女求婚,均遭天女拒绝与嘲弄,最后天女返回月宫的故事。从这个故事的构思来说,情节单纯,类似民间故事或童话。但从细节来看,由于作者以幽默、讽刺的态度,刻画了五个向天女求婚的贵族的种种丑态,使得这部最早的物语文学,从它情节描写的细腻,人物性格的突出以及对贵族保持的批判精神来说,都给日本文学带来了崭新的东西。日本文学已脱离了那种片断式的古代传说,发展成具有完整结构的短篇小说的形式。

到了十一世纪初,由贵族妇女之手创作了许多散文文学的新的体裁:基于作者个人生活体验写成的“随笔文学”及“日记文学”,以及由作者通过虚构创造出来的“物语文学”等等。

十一世纪是属于整个平安时期的中期,是藤原氏“摄关”(注:“摄关”是“摄政”与“关白”的简称。藤原氏自九世纪中叶起,利用外戚地位,取得政治实权;在天皇未成人时,由藤原氏摄政,天皇成人后,则藤原氏改称关白。这种政权形态,一直延续到十一世纪中叶。)政治,达到顶峰并开始走上没落的转折期。贵族阶级本身的腐败堕落,地方豪族势力的伸张、新兴武士阶级的抬头,使得中央贵族内部孕育着日益深重的危机。而藤原氏一族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仍在热中于制造宫廷阴谋,在同族之间不断争夺外戚的地位,以达到操纵天皇这个傀儡的目的。他们除了卖官鬻爵,穷极奢欲之外,对全国政治完全丧失了处理的能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由中、下层贵族妇女之手创造了为这一时期整个贵族阶级奏挽歌的作品。这些贵族妇女,她们大多出身于中层贵族家庭,她们的父兄,或者不甘心雌伏于藤原氏一族之下,宁愿到地方去做“国守”成为熟悉地方民情的官吏;或者留在京师,以他们的才能学识,攀附藤原氏一族来维持他们不安定的地位。这些中层贵族出身的妇女,受这样家庭气氛及文化教养的熏陶,加上当时藤原氏一族习惯于招纳有才华的中层贵族妇女给他们做后妃的女儿充陪侍的女官,这样,这些中下层贵族妇女,既具有超出京城贵族狭隘眼界的教养,又身临目睹了藤原氏一族及宫廷等大贵族的生活实际情况,从而使这些贵族妇女产生了省察整个贵族生活的创作动机。

这个时期出现的、最有才华的贵族妇女作者,要首推紫式部(详见本章第二节),长达八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是她的杰作。这部作品是平安贵族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揭示了整个宫廷贵族生活,描写了贵族妇女的群像,并对她们所处的悲惨地位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源氏物语》略约同时出现的还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这是一部随笔或札记性质的散文集,记录了她在宫廷做女官时的一些生活片断及见闻。作者完全是以肯定与赞美的态度来描绘当时的宫廷生活的。作品中还用“杂纂集类”的形式,正面表露了作者对自然美的纤细感受及贵族生活趣味的评价。她的观察及感受虽然十分敏锐与细腻,但她评价自然与人事的标准,一步也未离开贵族阶级的立场。

除了上述两个女作者外,还有其他一些贵族妇女的作品,如道纲母写的《蜻蛉日记》(成书大约在十世纪末,较早于《源氏物语》),写的是作者半生的生活体验,真实地记录了在贵族阶级一夫多妻制下自身的苦痛,这部作品无疑给《源氏物语》以多方面的影响。此外,还有《落 物语》(作者不明,大约在《源氏物语》前,作者为男贵族),描写贵族家庭继母虐待前妻女儿的故事,以及《狭衣物语》、《堤中纳言物语》等。前者也是描写贵族恋爱的故事,但思想境界远逊于《源氏物语》,后者是十个短篇集,追求故事内容的新奇,说明物语文学正在走上形式的多样化。

十二世纪末叶,文学中出现了两种新的体裁。一种是被称为“历史物语”的《荣华物语》及《大镜》。前者叙述了宇多天皇(887)至堀河天皇约二百年间的“摄关”政治的大致情况,而以藤原道长的专权时期为重点,描写了他权势赫赫的半生及围绕他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后者仿效我国《史记》的列传体,记叙了简单的帝纪,然后着力写了登上权臣宝座的藤原氏一族势要人物的列传。《大镜》对于“摄关政治”时期贵族内部的权势之争有所批判。

大致与《大镜》、《荣华物语》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部《今昔物语集》。这是一种其内容及文体与上述反映贵族生活完全异趣的崭新作品。全书共三十一卷(现存本已残缺不全),收有一千余篇短小的故事。日本文学史上将这种文学形式称之为“说话文学”,以区别于那些反映贵族生活的“物语文学”。《今昔物语集》收集的“说话”,一多半属于“佛教说话”,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卷二十二以下的“世俗说话”。从这类“说话”中可以看到平安末期新兴的武士阶级的面貌及一般民众的生活情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包罗了农民、渔民、贵族、僧侣、武士、商人、艺人、妓女、盗贼等当时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反映了这些人物的不同行径与新的历史时期各阶层的思想状态。这部作品,在语言上也有所创新,它使用的是明快、简素的“和汉混淆体”,完全脱离了“物语文学”那种纤弱的、情绪缠绵的“王朝文体”。因此,无论就内容或就表现形式来说,都给即将到来的镰仓时期反映武士阶级的文学开辟出新的蹊径。这部作品的出现,说明贵族文学已趋于没落,而崭新的文学正处于破晓的状态之中。

三、中世纪前期文学

这里所说的中世纪前期,是指从十二世纪末至十六世纪末这段时期。

从十一世纪后半期,藤原氏专权的“摄关政治”出现了破绽,天皇氏一族从藤原氏夺回了政治实权,历史进入了“院政时期”(由退位了的天皇掌握政治实权),但这并不能挽救已经腐朽、注定灭亡的贵族统治。经过1157年的“保元之乱”以及接踵而来的“平治之乱”,从庄园制产生出来的地方武士阶级(武装了的地主阶级),挤入了中央政治舞台,并以源氏与平氏两家武士之争的形式,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终于在十二世纪末出现了由新兴的武士阶级掌握全国政权的局面。这就是源氏所建立起来的“镰仓幕府”。十四世纪初一度出现了由京都贵族策划的旧天皇政治的复辟。至1338年才又由武士足利尊氏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室町幕府”。接着于十五世纪中叶,武士阶级内部又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居于中央政权的武士——足利氏逐渐失去了统治全国的力量,出现了诸侯连年征战不已的“战国时期”。在这种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终于消灭了古代贵族政治上的残余势力,使日本社会逐渐完成了封建体制。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非常急剧,也由于统治者之间的不断纷争,使得统治力量日趋削弱,民众的力量日益兴起与壮大。特别是进入十五世纪以后,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同时出现了都市要求自治的动向。在思想方面,由于统治者权威的失坠,出现了“下克上”的时代思潮,使得这时期文学具有鲜明地反映民众力量兴起的特色。

这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同时又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军记物语”。十三世纪三十年代,首先出现了《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然后继之又出现了《平家物语》。由于这时的政治动乱离不开战争这一形态,所以这些作品都着力描写了新兴的武士驰骋战场,叱咤风云的形象。虽然一般把这类文学,统称为“军记物语”或“战记物语”,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决不单纯是战争场面,而是多方面地反映了进入巨大历史转折期的阶级的、政治的种种面貌。

《保元物语》与《平治物语》两书的作者不明,据推两书可能出于一人之手。《保元物语》描写的是历史上的“保元之乱”,《平治物语》描写的是继“保元之乱”三年后又一次出现的“平治之乱”。这两部作品有个共同主题,那就是通过文学形象,如实地生动地再现新兴的武士阶级的种种的刚毅、勇猛的性格以及他们的积极、果断的行动。前一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无位无官”的武士源为朝,为他在宫廷权力之争中的智勇以及失败后被流放,最后终于兵败自杀的过程;后一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恶源太义平,书中专写了他的勇猛的作战行动及他那虎虎有生气的武士性格。这两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由担当新的历史使命的武士阶级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刻画了已处于垂死阶段的公卿贵族的怯懦与愚蠢。这两部作品与前一时期经贵族妇女之手创造出来的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呈现出本质上的不同。这两部作品在着力描写新兴阶级的英雄人物行动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了做为新的剥削阶级——武士本质的另一侧面:这些武士们在卷入贵族内部的阴谋纷争当中,进行了子杀父,兄杀弟等等极其无情的骨肉相残。作品对这方面的忠实描写,有力地传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两部作品,继承并发展了《今昔物语》在语言上的创新,说明一种新的文学的产生必然要求作品的语言突破以往的窠臼,要求创造出崭新的艺术形式。

《平家物语》是较前两部作品稍晚一些时候出现的军记物语的白眉。这部作品内容也是描写平安末期新兴武士阶级与中央贵族势力进行殊死斗争、终于将政治实权掌握到本阶级手中的巨大历史事件的。就文学成就来说,它所反映的时代本质,较前两部作品更为深刻,塑造的英雄人物,也更富于生命力。

《平家物语》这部作品,正如书名所示,是以源平之争的一方,平氏一族的命运为主线进行描绘的。这部作品,带有浓厚的佛教净土思想,对平氏一门灭亡的命运,做了种种文学上的渲染,使用了悲哀的语调,极尽叹婉之能事。这说明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平氏这一边的。但是,作者对这次巨大的历史动乱,又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固然作者从贵族出身的立场出发,对贵族化了的平氏子孙的所谓风流蕴藉的生活态度,处处流露了赞美与同情;但从客观上却揭示了失去了原有武士阶级属性的平氏一族,早已变得纤弱萎靡,他们的灭亡,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作者虽然认为兴起于东国的源氏一族,都是一些不解风流为何物的、蛮勇粗犷的武士,甚至加以讪笑;但在描写他们作战的场面时,却又不能不投以惊异、畏服与赞叹的目光。作者生动地刻画了他们那种刚毅、勇敢的性格,描绘了他们疾风怒涛的战斗行动,尤其是对源氏大将们的英雄形象,对源义仲、源义经等人的刻画,写得有声有色。这部作品,除了对史实上的人物,予以文学加工,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典型外,还插入了若干“王朝物语式”的故事,如“祗王祗女的故事”、“小督的故事”等。这些哀婉有致的、关于妇女命运的描写,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浓厚的抒情色调。

这部作品,在艺术语言上,也为古典文学开辟了崭新的境地。它继承了《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开创出来的刚劲有力的汉文调的文体,又将《源氏物语》以来王朝物语中那种缠绵悱恻、委婉多姿的和文调文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和汉混淆”、韵散结合的文体,对以后文学语言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镰仓初期出现的这几部作品,是在武士阶级已取得政权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它有力地反映了处于上升阶级武士阶级的思想感情。这几部作品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它们带有说唱文学的性质。这些作品,原始版本与现今普遍流传的版本之间,存在着不断增添、润色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可能有演唱这些作品的盲艺人——“琵琶法师”参与其间,说明了这类文学创作的民众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长期地广泛地为以后的戏曲、小说所大量继承,在为后世戏曲及民间文学素材的丰富来源,直到今天,日本古典文学中广为流传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大多出自这几部作品。

从十四世纪开始,在当时的京城周围的农村里,通过演剧酬神逐渐兴起了民间戏剧和艺能。后者逐步沿着音乐、舞蹈及表演等综合艺术的方向发展,后来成为一种以音乐、歌唱、舞蹈为主的戏剧——“能”。前者则发展成为以对白为主的独幕喜剧——狂言。最初,狂言都是演员们的即兴创作,讽刺当时的某些社会现象。到了十五世纪前后,它逐渐成熟,产生了许多定了型的传统剧目,它的脚本也由各个流派之手固定并保存下来。现在的狂言脚本,约有三百出左右。

狂言的高度文学价值,在于它反映了当时民众力量的兴起。狂言采取集中一个突出的矛盾,用喜剧或闹剧的手法,讽刺、嘲笑了欺压民众的一切邪恶势力。狂言中的许多所谓“大名”类的剧目,大多写的是“大名”(中世纪京都周边的地主武士阶级)与仆人的矛盾。在剧中“大名”被刻画为贪婪、蛮横而又愚蠢的形象,而仆人则被刻画为聪明、伶俐,富于机智的人物。在戏剧冲突中,一般都以“大名”的失败与仆人的胜利告终。狂言还对僧侣使用欺骗手段进行敛财以及酗酒渔色等等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嘲笑。对统治者乐于宣扬的、束缚人民意识觉醒的神鬼观念,进行了大胆的嘲弄。狂言中的妇女形象也是性格泼辣,非常富于进取的。正是由于狂言充分反映了中世纪“下克上”的时代精神,因而它深受下层民众的喜爱,在民众的支持下日益得到发展。当然,由于狂言在逐步走上定型化之后,它的讽刺精神已不象它初期即兴演出时那样泼辣尖锐;到了室町时期,它成了演出“能”时的附随物——幕间狂言,做为狂言生命的讽刺精神,也就停滞了。

这时期的另一种文艺是连歌。这是利用一首和歌分为上下两句,由不同的作者进行互相连句的艺术形式。它原是出于平安贵族比赛和歌时,做为会后余兴发展起来的,最初在贵族及僧侣之间流行,后来浸透到下级武士及商人之间,形成一种带有娱乐、社交性质的文艺活动。参加连歌的一些人,叫做“连众”,他们一边进行连歌创作,一边进行互相品评与欣赏。但后来出现了种种连歌的繁琐规则,形成了教授及品定连歌优劣的“宗师”制度。到了室町末期,连歌的首句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俳句,而连歌本身则逐渐丧失了它的生命力。总之,连歌做为一种特殊创作活动的文艺,就其发生与发展来说,也是这时期文学逐渐走上民众化的一种反映。

这时期另一种文学创作是随笔文学。其代表作品有十三世纪初期问世的《徒然草》,作者为鸭长明(1153-1216),十四世纪初期出现的《方丈记》,作者田兼好(1283-1350)。这两个作者均出身于没落的贵族阶级,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后来出家为僧。他们对本阶级注定的死亡命运都有一定程度的觉察,但又不能对新兴的武士阶级做无条件的肯定,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旁观的态度,过着一种隐逸的生活。在《方丈记》中记录了平安末期的天灾与人事异变,对异族争夺权势持否定的看法,也流露了隐逸者的、消极的生活态度。《徒然草》是一种杂感性质的小品集,全书分为长短不等的二百四十三段,作者的人生观基本上也是消极的,但也有一些短小精辟的寓意性小故事,富有教训意义,说明了作者重视理性的一面。这两部作品,由于采用的都是和汉混淆体,文字精确简练,长期被视为古文的典范。书中一些消极的、旁观者思想及生活态度,对后世文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这时期,还有两部值得提出的作品,一部是《曾我物语》,成书于十四世纪初,一部是《义经记》,成书于十五世纪初期至中期之间。前者是写两个武士曾我兄弟为父报仇的故事,后者是写源氏的大将源义经的传奇式的、悲剧性的一生。这两部长篇作品,虽然也列入军记物语之中,但它们描写的已不是象《平家物语》那样大规模的武士阶级的集团搏斗,而是专门刻画武士个人历尽艰辛、波澜起伏的一生。这两部作品实际是摭拾当时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说,经过加工润饰而成的。由于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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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伯利亚的理发师》

豆瓣86分,超2万人评价的爱情**。

火热、冲动、赤诚、无暇,用生命去捍卫的古典式爱情和尊严,大概已经失却并遗留在了那个时代。此片唤回了我对俄罗斯的热爱。

2、《纸兵》

豆瓣84分的冷门高分**。

影片用一个很大的背景,讲了一个并不那么大的故事,有些可惜了。不过六十年代初苏联的氛围营造得还不错,镜头的运用及场景的调度也很好。纸兵犹如牵线木偶,他想给整个世界予帮助,最后却毫无意义地被火烧死。

3、《最后一站》

豆瓣75分,超1万人评价。

海伦米伦演绎的实在是太棒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夫人,一个无奈的丈夫,一个独立视角看待一切的“秘书”组成了这个精彩的表演。我宁愿舍弃超人的智慧,放弃万人的敬仰只为求能够平凡而真实的爱。

4、《女倾慕者》

豆瓣77分的冷门高分**。

虽然是依据史料改编的素材,但让我看到了一个生动的契诃夫,一个生动的时代,一份隐忍诚挚的爱。影片努力还原了一代文学巨匠契诃夫的感情经历。他们的爱并非轰轰烈烈,而是爱得内敛深邃。他们有很多思想的碰撞,灵魂的交织。两人的爱虽无果却也算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5、《潮人》

豆瓣81分的,高分**。

最后一场戏,万人街头合唱,明明是那么幸福那么开心看的我眼泪直流,美好到让人心碎。

我曾以为《我的团长我的团》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始,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放眼望去,

团长怎么看怎么像是

充满了宿命般遗憾的“绝唱”。

阻击战、伏击战、阵地战、丛林特种作战、巷战、登陆战、坑道战、夜战近战毒气战等等等等……

看过这部电视剧,

你会由衷体验到什么是“把一辈子的仗都在心里打完了”;

听枪声响起时你再也不会觉得激动过瘾,只会希望战争快停止吧,希望不要再死人了;

然后你会极其理解现实中经历了腾冲之战的老兵为什么此后再也不提打仗,而是守在这个西南边陲的小镇,陪着死去的战友们一辈子。

借B站弹幕一句话:

其它的抗日剧都在说“将”,

而团长却在说“兵”——

那些永远冲在最前面,

拿牙咬拿命垫,却最终甚至连一块写自己名字的墓碑也无法留下来的“炮灰”们——

也是这个民族真正的英雄

不同于一般的抗日**,《我的团长我的团》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更为心痛、更为丑陋的抗战纪实。国之将倾,举国危难之际,不是所有的人都奋勇杀敌,争做抗日楷模,他讲出了真切的人性,那就是活下去,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数千年所没有过的溃败,虞啸卿说,仗打成这样,穿军装的人都该死,死啦死啦总是想做事,小书虫说我们的国家以前那么的开阔不拘一格,包容,辉煌,可是要在书上才能看到,而不是在我们身上看到,要改。

这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出身、不同身份,甚至是不同政见的溃兵和百姓,因为种种命运际遇的原因而相会于此。战争的苦难和身体的伤病让一群国军旧军队士兵和军官过着绝望的日子,他们互相厌憎又相依为命,“不饿死、不病死”成为他们每天生存的最高目标。

  肖邦1810年出生在波兰中部小镇热拉佐瓦-沃拉(Żelazowa Wola,位于波兰首都华沙附近)。他出生的时候,波兰作为一个统一主权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肖邦的母亲是波兰人,父亲Nicolas Chopin(1771年—1844年)是波兰籍的法国人,原本居住在洛林的一座从父辈继承下来的葡萄园,1787年移居波兰并加入波兰籍,参加过1792年的俄波战争和1794年的科希丘什科起义(科希丘什科,Kościuszko,1746年—1817年,波兰人民英雄),第二次瓜分波兰后在贵族家庭当法语家庭教师,认识了一个雇主的亲戚也就是后来萧邦的母亲Justyna Krzyżanowska,他们在1806年结婚,萧邦的父亲也得到了一份在中学教授法语的工作。萧邦一家在1810年搬到了华沙。

  肖邦在波兰被视为神童,1816年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相继由他的姐姐和母亲教授钢琴演奏。肖邦是个音乐天才,从小就展现出他惊人的音乐天赋,7岁时便能作曲,他的第一首作品B大调和G小调波兰舞曲创作于1817年,体现出肖邦不同寻常的即兴创作能力,他在华沙被誉为“第二个莫扎特”。

  第二年也就是1818年,8岁的肖邦在一次慈善音乐会上演奏了奥地利作曲家阿德尔伯特·基洛维茨(Adalbert Gyrowetz)的作品,这是肖邦的第一次登台演奏,从此跻身进入了波兰贵族的沙龙。

  1822年起肖邦师从约瑟夫·艾尔斯内(Józef Elsner,1769年—1854年)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一年后公开演奏了德国作曲家费迪南德·里斯(Ferdinand Ries,1784年—1838年)的作品。1826年从中学毕业后,肖邦在音乐学院继续跟随约瑟夫·艾尔斯内学习钢琴演奏和作曲。肖邦作曲相当勤奋,他发表的第二部作品是B大调钢琴和管弦乐变奏曲(Là ci darem la mano,Op 2,1827年),来自莫扎特的歌剧唐璜(Don Giovanni),几年后在德国引起了轰动,1831年罗伯特·舒曼作为音乐评论家在莱比锡的一份19世纪最重要的音乐报纸中,以《作品二号》为题(德语:Ein Werk II)写道:“先生们,向天才脱帽致敬吧”[1],对肖邦的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

  他十九岁时已经创作了两首钢琴协奏曲。1829年至1831年间,萧邦在华沙、维也纳和巴黎各地举行了多场音乐会,他的演出受到了专业报刊的高度评价,“柔和的演奏,难以形容的流畅,能够唤起最深感受的完美演绎。”[2],他是“音乐地平线上最闪亮流星中的一颗”[3]。1829年萧邦爱上了音乐学院的女同学Konstanze Gladkowska,但是这段秘密的爱情无疾而终。因为1830年波兰爆发了反对外国势力瓜分波兰的起义,肖邦无法回国,而肖邦的父亲也建议肖邦暂时先留在国外,1831年肖邦最终忍痛离开故乡波兰移居到了法国巴黎,开始以演奏、教学和作曲为生。

  “巴黎的生活”

  移居到巴黎后,萧邦很快爱上了这座城市,巴黎的建筑和大城市氛围深深吸引着肖邦,他在一份寄回波兰的信中写道,巴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他在巴黎先是拜他的偶像法国籍德国钢琴家和作曲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克布伦讷(Friedrich Kalkbrenner,1785年—1849年)为师,继续学习钢琴,但是他感觉受到了教学方式的限制,课程只进行了不到一个月。肖邦在巴黎参加音乐会的演出以赚取生活费,起先萧邦还未出名,收入仅够糊口,后来一位极具影响力的资助者带萧邦参加了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次接待活动,萧邦的钢琴演奏打动了客人,转眼间赢得了一大批的钢琴学生,其中的大部分是女学生。肖邦通过音乐会、作曲和教授钢琴课,从1833年起便有了稳定的收入,经济上没有了后顾之忧,萧邦甚至有一辆私人马车和随从,他的衣服都是高档的材料制成。而相比之下,19世纪的其他音乐家如理查德·瓦格纳和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则还需要指望着资助者的赞助。

  在巴黎期间萧邦做了多次访问,1834年,他和席勒共同访问了在亚琛举行的的莱茵河畔音乐节。萧邦、席勒还有门德尔松三人在此次音乐节中碰面并一起去了杜塞尔多夫、科布伦茨和科隆,他们三人彼此欣赏对方的音乐才华,并互相学习和切磋了音乐技艺。

  肖邦交友广泛,他的好友包括诗人缪塞、巴尔扎克、海涅和亚当·密茨凯维奇,画家德拉克罗瓦,音乐家李斯特、费迪南德·希勒,以及女作家乔治·桑。肖邦在李斯特家第一次见到了身着男装、抽着烟的乔治·桑,并对她一见倾心。

  与乔治·桑的恋情

  乔治·桑1837年肖邦因为与18岁的Maria Wodzińska一段不幸的恋情,陷入了生活危机,正在这时,他邂逅了比他大6岁的乔治·桑,这使得他又重拾了精神上的信心。

  第一眼见到乔治·桑,肖邦就感受到了她与Maria Wodzińska的截然不同,Maria Wodzińska是个典型的大家闺秀,而诗人乔治·桑看上去却是十分高傲和极具自我意识。但是肖邦与乔治·桑的恋情却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一方面,乔治·桑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女人,受到许多年轻才俊的追求,另一方面,乔治·桑后来销毁了大部分寄给她的信件,使得人们无法确定肖邦同她之间的真正关系。

  1838年11月乔治·桑带着她的两个孩子Maurice和Solange移居西班牙的马洛卡岛上的法德摩萨镇,Maurice患有风湿症,乔治·桑根据医生的建议,希望西班牙的气候可以有助于Maurice健康状况的好转。而肖邦也一同搬到了马洛卡,肖邦一生患有肺结核,他也希望温暖的气候能够缓解他的病痛,但是事与愿违,Maurice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而肖邦的肺结核却因为房间条件差,加上糟糕的天气,发展成了肺炎。98天后肖邦和乔治·桑离开了马洛卡岛,这段旅程虽短,但是对肖邦和乔治·桑都印象深刻,乔治·桑将这段经历记录在了她的小说《马洛卡岛上的冬天》中。

  1839年到1843年的夏天,肖邦都是在乔治·桑位于家乡诺昂(Nohant)的庄园里度过的。这是一些宁静的日子,肖邦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包括著名的波兰舞曲《英雄》。

  肖邦和乔治·桑的恋情在1847年画上了句号,两人都没有公开分手的原因。当时乔治·桑的女儿Solange爱上了贫困潦倒的雕刻家August Clésinger,这引发了乔治·桑一家的家庭矛盾,乔治·桑变得非常好战,当肖邦得知Solange和August Clésinger秘密订婚的消息后,非但没有反对,还表现出来赞同,这使得乔治·桑大为恼火。

  英年早逝

  华沙圣十字教堂安放弗里德里克·肖邦的心脏(就在底部花束上方)的柱子肖邦1848年在巴黎举办了他的最后一次音乐会,此后他访问了英格兰和苏格兰,本打算11月在伦敦在举行几场音乐会和沙龙演出,但由于肺结核病情严重不得不放弃这些计划返回巴黎。1849年他的病情加重,已无法继续授课和演出,最终于10月17日在巴黎市中心的家中去世,时年39岁。

  肖邦曾希望在他的葬礼上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但是莫扎特安魂曲的大部分是由女性演唱的,举办肖邦葬礼的教堂历来不允许唱诗班中有女性,葬礼因此推迟了近两周,最后教堂终于做出让步,允许女歌手在黑幕帘后演唱,使得肖邦的遗愿能够达成。有将近三千人参加了10月30日举行的肖邦葬礼,演唱者还包括Luigi Lablache,他此前曾为1827年贝多芬的葬礼演唱安魂曲,为1835年贝利尼的葬礼演唱Lachrymosa。

  根据肖邦的遗愿,他被葬于巴黎市内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下葬时演奏了奏鸣曲Op 35中的葬礼进行曲。虽然肖邦被葬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但他要求将他的心脏装在瓮里并移到华沙,封在圣十字教堂的柱子里。拉雪兹神父公墓里的肖邦墓碑前,总是吸引著许多参访者,即使是在死寂的冬天里,依然鲜花不断。后来肖邦在波兰的好友将故乡的一罐泥土带到巴黎,洒在肖邦的墓上,使萧邦能够安葬在波兰的土地下。

1、龙珠

《龙珠》(DRAGON BALL),是七龙珠系列中的开山之作,根据日本著名漫画家鸟山明的同名漫画改编,于1986年2月26日在日本富士电视台首播。

1986年东映动画公司把早期(1-194篇)的漫画改成一部153集的动画,七龙珠系列TV动画就此诞生。

2、龙珠Z

《龙珠Z》(DRAGON BALLZ (Zetto)),是《龙珠》系列中的第二部,根据日本著名漫画家鸟山明的同名《龙珠》漫画改编,于1989年4月19日在日本富士电视台首播1996年1月31日播放完毕。

改编于漫画中第195篇-第519篇,因为这期间鸟山明的漫画风格转为超激战,而且故事也和前194篇风格没有太大关联,因此由东映动画公司改编成为独立的动画片。题目中的“Z”为鸟山明所取,字母表最后一个字母,意为“结束”。

故事发生于“龙珠”后五年的世界,讲述悟空和伙伴们保卫地球的故事。

3、龙珠GT

龙珠GT《DRAGON BALL GT》是根据漫画家鸟山明的超人气作品《七龙珠》《龙珠Z》后,由东映动画公司原创制作的七龙珠系列动画片,是龙珠超人气作品系列第三部。

故事发生于“龙珠Z”5年后的世界。这部作品的故事大纲非鸟山明本人创作,但其参与了部分角色设定和相关插画。

4、龙珠AF

《DRAGON BALL AF》中文译名《龙珠AF》,是来自日本的同人漫画家toyble的作品。是继《七龙珠》《龙珠Z》《龙珠GT》后的一部同人作品,受到各龙珠爱好者的好评。故事是发生在《龙珠GT》中孙悟空跟着神龙飞走的几年后的世界,是关于超级赛亚人更进一步进化的故事。

这部作品并不是鸟山明大师的作品,而是来自日本的同人漫画家toyble的作品,是继《龙珠GT》后的一部同人作品。画风方面,和鸟山明大师的颇为相似,人设承袭了龙珠GT。作者toyble的画功也属上层。

5、龙珠改

电视动画《龙珠改》(ドラゴンボール改),是“龙珠改”动画系列的第一部作品,改编自1984年鸟山明创作的漫画《龙珠》。是为纪念《龙珠Z》开播20周年而使用数码修补技术进行处理改编并且全新录制配音的重置版作品。

《龙珠改》于2009年4月5日播出,2014年3月27日播放完毕。全98话(97+未放送1话)。

扩展资料

剧情简介

寻找龙珠之旅

独自住在深山的少年孙悟空,遇上搜集七龙珠的少女科学家布尔玛,布尔玛为得到悟空拥有的四星七龙珠而带同悟空踏上找寻七龙珠的旅程。

长有尾巴的孙悟空天生神力,加上曾得到己过世的爷爷(孙悟饭)训练武术,所以悟空找寻七龙珠的期间多次打败作恶的坏人,并且认识了乌龙、乐平、龟仙人、牛魔王及其女儿琪琪等朋友。在找寻最后一颗七龙珠时闯进皮拉夫的城堡,后来悟空因月圆而变身成巨猿,被剪掉尾巴,七龙珠亦因乌龙的许愿而四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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