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是哪几位？

《魏氏春秋》说，此七人“相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竹林所在地今为卫河上游河南省博爱县许良镇一带。

竹林七贤，魏末的七位有名文士，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嵇康(224—263)，三国时谯国銍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以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僭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阮籍(210－263)，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於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獮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山涛(205—283)，字巨源，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於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王戎(234—305)，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竹林七贤 是指 西晋 初期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他们是当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主张老庄之学。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竹林七贤的作品

　　嵇康：善古琴，作品是《广陵散》

　　阮咸：制作了同名乐器——“阮咸”

　　刘伶：好酒，传世作品《酒德颂》

　　向秀：竹林七贤瓦解之后，写有《思旧赋》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

　　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竹林，是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观，走进乡间，走进山野，随意举目便能瞧见，一点不稀罕。然当士子走进这平常的竹林，竟产生了文化史的奇观，产生了政治史的奇迹，产生了心灵史的奇谈。

　　奇观，奇迹，奇谈，一连串奇字，在魏晋间化出了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

　　竹林和七贤浑然一体，难分难解，人称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信老庄，尤崇庄子。他们与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庄子化蝶的故事来比喻，真不知是竹林化作了七贤，还是七贤化作了竹林？抑或竹林本就是七贤，七贤本就是竹林。

　　竹林七贤是个群体，如若将他们喻为竹子的话，七人犹如七棵青翠的竹子，参差散立在岚气笼罩的竹林中。

　　有人认为竹林七贤皆是些脱俗之人，其实，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俗气，各自又有各自不同的俗气。其可贵之处，在于以苦苦的挣扎来蔑视俗，打破俗，跳出俗。其可悲之处，在于挣脱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沮丧，或“迷途知返”，重新与俗合流。

　　他们的身上有同，至少都有过同，这个同是高蹈出世，是做隐士，是学神仙，是与人间的烟火保持某种距离。没这个同，不可能联袂走进竹林中；没这个同，不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将竹林视作为家；没这个同，也就不可能被人呼作“竹林七贤”。

　　然而，正像偌大个世界中，没两棵竹子会是一模一样的，竹林七贤是七个人七个样。这七棵“竹子”，摇曳多姿，各有各的静态舞姿，各有各的青黄季节，各有各的风韵精神。

　　他们身上有异，有反差很强烈的异，这个异是来自如何对待以祸患为底基的荣华富贵？如何对待以烦恼为伴俦的身家性命？如何对待寂寞为主题的漫长生涯？如何对待说空非空生前身后的名？没这个异，竹林也就太平静了；没这个异，七贤的生存状态也就太简单了；没这个异，竹林七贤也就失去了作为千古话题的意义。

　　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竹林七贤合成活灵活现的众生相。

　　惟有如此，竹林七贤才是呼之欲出的士人群体。

　　竹林七贤的精神，使士子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晋王子猷每居空宅，便令人种竹，咏啸着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北宋苏东坡面对惨淡人生，洒脱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有人不禁要问，此书既然为书，为何不写成章节的式样，一气呵成，而要弄成这一篇篇支离破碎的劳什子，是否存心在赶新潮，学时髦？

　　回答是：非也。不得不如此。

　　原因有二：一是史料的多寡不均。竹林七贤的史料量，其中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是正常的。然翻开《晋书》中的向秀本传，会一阵傻眼，傻眼不在传主的传奇，不是传主的名望，也不是传主的其他什么东西，而是本传太短，短得实在不成样子，若扣除一篇不太长的《思旧赋》，居然只有区区九行，不，说得精确一点，是八行半。向秀本传是这样，阮咸、刘伶两人的本传也差不离。三人的本传如此短少，那么是否能借助别的史料？可检览的结果，除了《世说新语》有零碎的记载，其他史书的相关存录更是微乎其微。既然要写竹林七贤的整体，那就不可能绕过向秀、阮咸、刘伶。可是，如此少的史料，拿来给三人做综述性传记，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且与其他四人严重的不均衡。

　　二是人物的时代跨度太悬殊。无论是杀身成仁的嵇康，还是抱疾而终的阮籍，都亡于曹魏王朝崩溃的前夕，是十足的魏人；而其他五人，一并进入了三家归晋的时代，山涛基本活动在晋武帝一朝，王戎身当晋末的八王之乱，向秀、阮咸、刘伶有各自的大限。由此，缺乏一根主线，贯穿始终的主线，若是硬行做来，必产生阅读的凌乱感。

　　面对这样结构的史料，是棘手的，正因为棘手，为何以前全面研究竹林七贤的成果寥若晨星，也就有了答案。

　　孙子曰：“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兵法变化之妙，存乎一心，文法当是同理。

　　冥思苦想，反复变局，方得出这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不是办法的办法，旨在让每一篇有个鲜明的主题，有个相宜的适度，有个史料互补的机会。分之，各为一题；合之，汇成总题。

　　谈起撰写中国历史的文或书，给人的感觉，似乎有很翔实的史料层垒堆积在那儿，从事史学者只要信手拈来，做些排比、翻译、诠释，就能把古人栩栩如生地传递给今人。其实不然，大不然，作者面对的是已入土的时代，一种没有任何一个活人能充当见证人的时代，它只记录在虫蠹风朽的断简残篇之中，隐藏在布满暗红水渍绿锈斑驳的文物之内，镌刻在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之上。秦时明月汉时关，古人故事，陈物旧书，要予以复活，绝非一件省心的事。

　　将历史化为现场，顾名思义，应该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更不能是点线的。想时容易做时难，这个难，难在分寸的把握上。过分渲染气氛，会向小说靠拢，活是活了，但活得不可信，活得失去了那个时代的味。过于强调忠于史料，无血无肉的枯燥呆板又会接踵而至。故而，既不可太虚构，又不可胶柱鼓瑟，一种特殊的中庸之道便成了写作的原则。

　　要完整再现过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求的是尽量靠近过去的时代，尽量发掘过去的时代。在确立主题思想后，通过史实钩稽，加以文学手笔，哲学思考，心理分析，“还原”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及风土人情，勾勒出时代、王朝、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轨迹，揭示盛衰转化的生态起伏，揭示成败相依的悲剧因素，揭示祸福相倚的永恒命题。

　　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记录，文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描写，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思索，三位一体，均源于人基本的生活。把学问变成纯粹的学问，远离人的生活，这是违背了学问的初衷。

　　史料是骨架，文笔是血肉，思辨是精神。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史上硕大的丰碑，成为文史二界的经典，其中的行文方式，足以让人寻味。

　　风流倜傥的清代大才子袁枚，有一方印章，上镌“钱塘苏小是乡亲”。笔者不才，然也想治一方印章，上刻“夏阳马迁是祖师”。

　　备了这样的印，怯弱的胆气兴许能壮些。

　　竹林七贤不仅在文学上颇负盛名，而且个个是出了名的好酒者。有关其事迹在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在传世名画和出土文物中也有反映。南京市西善桥东晋墓中，发现一幅刻砖壁画《竹林七贤图》，图上人物广袖长衫，衣领敞开，跣足袒胸坐于竹林中，嵇康抚琴，阮咸弹阮，刘伶捧杯，阮籍、山涛、王戎席地而坐，面前置酒杯，向秀似醉，颓然坐地。东晋画家史道硕所绘的《七贤图》，也是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唐常粲的《七贤像》，形象地描绘了七贤各自独特的风姿。此外，上海博物馆收藏一幅唐代画家孙位的《竹林七贤图》，也称《高逸图》，此图织本设色，画面已残缺，仅剩下四个人物：上身赤裸，抱膝而坐的山涛，手持如意、赤足而坐的王戎，手握酒杯回首欲呕的刘伶和执尘尾扇、面露讥笑的阮籍，均刻画得入木三分。

　　竹林七贤生活在晋王朝统治比较昏暗的年代，由于不满于当朝的统治者，常“饮酒昏酣”、“遗落世事”，颂扬老庄学说，纵酒清谈，正如杜甫所云“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悉绝”，除了借酒消愁，主要目的是隐于酒乡，遁世避祸。宋人叶梦得说：“晋人多言饮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可以疏远世故而已。陈平、曹参以来，已用此策……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欲全然用此，以为保身之计，……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耳！”竹林七贤以酒来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纠纷，常常做出一些怪诞癫狂的举动。

　　刘伶以其善饮、豪饮而闻名于世。其酒量之大，举世无双，可称为中国古代的“醉星”。“杜康造酒醉刘伶”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极广。

　　据记载，刘伶平日少言寡语，惟以饮酒为乐事。常纵酒狂饮，数日不止，刘伶常带着酒，并命人拿着铁锹跟在后面，嘱令说，“我如果醉死了，就地把我埋掉。”刘伶的妻子见他嗜酒如狂，苦苦劝说，刘伶对妻子说：“要我戒酒可以，但是我自己总下不了决心，只能向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你快去置办酒肉敬鬼神吧！”妻子听了十分高兴，马上准备了酒肴，要刘伶对鬼神起誓，哪知刘伶在神前祝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取过酒肉大吃狂喝，顷刻间，喝得烂醉如泥。某日，妻子酿制了一大缸酒，刘伶见了又要酒喝，妻子说：“待酒熟之后，让你喝个大醉。”酒熟了，妻子唤刘伶喝酒，刘伶兴冲冲地揭开了酒盖，酒香扑鼻，刘伶忍不住俯身就喝，妻子一把将他推进了酒缸，随即压上了盖子，气恼地对缸中的刘伶说：“这回叫你喝个够！”三天以后，刘伶妻听缸中寂然无声，急忙打开缸盖，发现缸中酒已见底，刘伶垂头坐于酒糟上，妻以为刘伶死了，急得大声呼叫，谁知刘伶慢慢地抬起头，笑着对妻子说：“你不是答应我让我喝个大醉吗？如今怎么让我闲坐在这里？”其妻啼笑皆非，知道无法让他把酒戒掉，只好任他日日长醉。

　　刘伶性情旷达，不为礼教所拘束，常常喝醉了酒，把身上衣服脱光，裸体在屋里一边喝一边晃来晃去。一天，有人去访刘伶，见他如此模样，实在看不下去就讥讽他说：“你也是礼教中人，似这等行径实在有失体统。”刘伶听了，醉眼一翻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裳，你怎么跑到我裤子里来了？”客人哑口无言。

　　竹林七贤，莫不嗜酒。阮籍又是酒徒中巨擘之一。他为了逃避混乱政局的滋扰，便以酒避祸全身。据说，晋文帝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求婚于阮籍女，阮籍不敢直接回绝，只好一醉六十余天，天天酣睡，使司马昭始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而作罢。阮籍家附近有一小酒店，女店主颇有姿色，阮籍常去喝酒，醉了就躺在女店主身旁酣睡，虽有醉态却从无越轨行为。他母亲死时，他正与人下棋，棋友劝他赶紧回家，阮籍坚持下完棋，然后饮酒三斗放声大哭，口吐鲜血，几至昏厥。

　　听说步兵营厨人善酿酒，储酒数百斛，阮籍竟主动找晋文帝要求补步校尉之缺，此举颇为刘伶所不喜，阮籍笑对刘伶说：“校尉府中有美酒300石，够我们享用一番了。”从此二人躲在校尉府中日日酣饮，直到把酒喝光，阮籍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辞职。司马昭的谋士钟会，每欲加害阮籍，但阮籍天天烂醉如泥，使钟会无法罗织罪名。阮籍靠酒的掩护，躲过一场又一场灾祸。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对酒的嗜好不下于叔父阮籍。“处世不交人士，惟其亲知弦歌酣宴而已。”据《世说新语》说，阮咸常与族人一起聚众饮酒，饮酒之具不用普通的杯、盏，而用大盆来盛酒，众人围坐肆意痛饮。有一天，大家正围坐喝酒忽然一群猪跑过来，挤在盆边喝酒，阮咸见了，并不哄赶，而是不在意地与猪同盆喝酒，共享快乐。

　　阮咸之子阮孚也是一个酒徒。他身材矮小而秃顶。为人机敏诙谐，深得皇帝喜爱。皇帝曾将十余个酒瓶上都扣上帽子，置于室内以戏耍阮孚，意思是粗矮的酒瓶与阮孕的身材相仿。阮孕进屋见状，立刻装作诧异的样子说：“弟兄们为什么在此相对闲坐，还是趁早随我回家吧！”于是持酒而归，逗得皇帝抚掌大笑。后因将皇帝所赐的金貂换酒喝而遭弹劾。阮家父子皆可谓酒坛怪杰。

　　山涛喝酒更有一绝。据说，山涛饮酒八斗而止，多一点都不喝。一次皇帝请山涛喝酒，为了证实山涛八斗之量，让人拿出八斗酒让山涛喝，趁山涛不注意时合人偷偷多加了一些酒进去，山涛喝够八斗，再也不喝了，皇帝也连连称奇

　　提要：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音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大多数译为“竹园”，有关“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典故的观点值得商榷。

　　自古至今生长竹子的河内山阳，处于邮至洛阳之间，魏晋之际为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属政治敏感地区，竹林之游发生于此地引人注目。“竹林七贤”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两晋之际的琅琊王氏家族起了重要作用，最终通过孙盛之笔，在历史的记忆 中定格。

　　关键词：竹林七贤 佛经 山阳

　　关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贤同游竹林的记载，自东晋初期见著于史传后，一千多年间几乎没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近代学术巨子陈寅倍先生首发新论，认为“竹林七贤”系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释迎牟尼说法的“竹林精舍”之名，附会《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而成，并非历史实录。此论石破天惊，影响了当代学术界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发展，对“竹林七贤”说进一步“证伪”，认为竹林七贤之甲的年龄差异和居地距离，使其不可能同时聚会于山阳，而且考证出造假者可能是东晋谢安。然而，笔者通过对“竹林之游”遗址的实地考察，并梳理了与竹林七贤有关的文献资料后感到：尽管大师与时贤的观点推动了竹林七贤研究的深化，但智者干虑，难免有失。

　　其次，自东晋初期“竹林七贤”说流行后，佛经翻译才开始了由“竹园”向“竹林”的缓慢转变。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竹园”译名逐渐下降，“竹林”译名逐渐上升，“竹林园”的译名也逐渐上升，统计结果详见表3。如何解释这个变化呢如果还未找到更好的理由，那么，“竹林七贤”历史典故的广为流传，可能就是影响佛教译名变化的原因。换句话说，不是佛经的“竹林说法”典故影响了“竹林七贤”称号的产生，可能是“竹林七贤”的典故影响了佛经翻译。

　　两晋之际“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的佛教格义，是以中国的名词概念和学术思想去附和解释佛经，而不是相反。况且格义的最重要规则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存在着可类比的共同性质。因此即使双方出现互动，士人以佛经典故比附中国历史文化现象，也应遵循格义规则，在类似事物之间建立联系。然而，中国的“竹林之游”与印度的“竹林说法”性质不同。首先，前者是几个朋友相聚，清谈饮酒的平等交流；后者则是教主向信徒布道，听众动辄千万，如竺法护译《无极宝三昧经》载“一时佛在罗阅抵竹园中，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持心梵天所问经》载“一时佛在王舍城迦邻竹园中与大比丘众俱，比丘六万四千，菩萨七万二千”。再者，汉晋之际的观念中，圣人不可学不可至，贤人与圣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可同日而语。竹林七贤属于贤人，与佛教中高僧地位相当，故孙绰作《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佛祖则与圣人同，孙绰《喻道论》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耳”，故他没有以七贤去“方”诸佛，因为两者不能类比“格义”。

　　太行山以南的北方地区，自古便生长竹子，甚至作为经济作物大面积人工种植。《史记·货殖列传》：“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汉晋之际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北方的士大夫在修建风景秀丽、自给自足的庄园时，一般要种植竹子。汉末仲长统是山阳高平(今山东济宁)人，年轻时代活动足迹在北方地区， “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后参曹操军事，长期生活在邺。而他在《昌言》这样描写理想中的庄园：“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西晋潘岳的庄园则位于洛阳南郊的洛水之滨， 《晋书》卷55《潘岳传》载其《闲居赋》：“爱定我居，筑室穿池……竹木菇蔼，灵果参差”。由此可见，河内山阳嵇康的庄园中有竹林是完全可能的，而历史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证明，“竹林之游”的两处遗址——即嵇康的两个故居：山阳园宅和嵇山别墅，竹林并非虚构。

　　第一，山阳园宅。《水经注》卷9《清水》：“又径七贤词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该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郭缘生《述征记》关于竹林遗址的记载，又见于多种类书征引，其中《太平御览》卷64《居处部四·宅舍》所引最为详细：“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郭缘生生平事迹不详，《隋书·经籍志》卷2《史部·地理类》记载：“《述征记》二卷郭缘生撰。”该志《史部·杂传类》又载：“《武昌先贤传》宋天门太守郭缘生撰。”可见，郭缘生是南朝刘宋时期人，《述征记》是记载山阳嵇康园宅遗址生长竹林的最早文献资料。《水经注》中的“七贤祠”，元末改为佛教庙宇“竹林寺”，但寺内有“七贤堂”，供奉竹林七贤。庙南“七贤泉”，后名“竹林泉”。此庙此泉见诸历代文献，如《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河南通志》、《大清一统志》、乾隆《获嘉县志》、 《辉县志》、道光《修武县志》以及今修《修武县志》等。竹林寺(七贤祠)遗址与竹林泉相邻，位于今河南辉县鲁庄与山阳村之间。如今竹林寺已荡然无存，而竹林泉却流淌不息，汇成清澈的小溪，绕竹林遗址东流，岸边有大片翠绿的竹林。访问村民得知，他们不知“竹林七贤”典故，种竹不是为了纪念先贤，而是当地重要副业。但是对我们这些竹林七贤寻踪者来说，清凉的泉水和茂密的竹林则有了特殊的意义。

　　第二，嵇山别墅。魏晋士人除了经常性居住和经营的园宅，还在依山傍水处修建游乐性的别墅，史书中称为“山墅”。嵇康也不例外，他在距竹林泉庄园西北25里左右的嵇山便拥有别墅。嵇康在与郭氏兄弟互赠的诗中，透露了这一信息： “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因疏遂成懒，寝迹北山阿”。“亮无佐世才，时俗所不量。归我北山阿，逍遥以相佯”。其中的“北山阿”，不是表达理想憧憬的文学描写，而是坐落在嵇山的别墅，竹林之游的第二个处所。当笔者沿着漫长而曲折的进山古道，到达群山环抱的山坳——天门山百家岩下的嵇山时，理解了“北山阿”一词的含义。《修武县志》还附有古代地图，与考察结果相同。以上文献中出现的白鹿山、天门山、嵇山，实际上是对同一座山几个山峰的不同称谓。该山位于太行山南部、修武县北境，山势极雄伟。百家岩是天门山南坡下一个约高170米、宽500米的巨大峭壁，峭壁下的一低矮的小山丘便是嵇山。峭壁与嵇山之间有个约宽30米、长百米的平缓地，可供百家人居住(故名“百家岩”)，有清泉、山溪，风景秀丽，嵇康的山墅即建在此处，后被佛教庙宇百岩寺取代。竹林之游的古迹，集中在这一带，如刘伶醒酒台，孙登长啸台，阮氏竹林，嵇康锻灶、淬剑池等。对此处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道光《修武县志》等做了详细的记载。

　　“竹林”的存在已得到了证明，那么，“七贤”故里之间的距离，是否能成为他们聚会“竹林”的障碍呢曹魏前期，士人多离本土，集中到首都洛阳和京畿地区居住，以至选官制度改变了传统的乡里选举，改用九品中正制。竹林七贤的实际居地与籍贯并无关系，他们多数居河内郡，少数居洛阳，相距不太远。

　　汉末长期战乱造成北中国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田，这种现象在主战场首都洛阳附近的河南、河内郡更为明显，故曹操迁汉都于许昌，而定魏都为邮。黄初元年迁都洛阳，当时地广人稀，官员们多在京畿地区占田建宅，连原籍冯翊的半退职官员杨沛，也在洛阳西郊“占夕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居止其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南方孙吴用兵，从皖北寿春到洛水以南被划为屯田区，故官员占田主要在洛水以北。因此位于洛阳北部的河内郡成了战略后方，地位相当于东晋的会稽。河内郡位于太行山南麓，土地肥沃，多泉水瀑布河流，遍布达官贵人的庄园水碓，其中“有公主水难三十余区”。嵇康原籍为谯郡人，其父为曹魏督军粮侍御史，本人则与长乐亭公主结婚，山阳的庄园既可能由其父所建，也可能来自其妻的陪嫁。竹林七贤之一王戎，原籍琅琊，可能也是魏初由其父王浑在山阳置下园宅，成为嵇康长期的邻居，“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山涛与向秀原籍分别为河内郡怀县(山阳南邻，今武陟县)的小虹桥村和尚村。即使山涛、向秀仍住在故里，与嵇康园宅相距亦不过70多里，在“自由”占田的时代，可能住地更近。向秀《思旧赋》说“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居止”不是指住行，而是指居住，上文杨沛“居止”草庐中，是其证。沛人刘伶同样不在原籍居住，史书所见其活动范围不出洛阳与河内一带。此人行踪不定， “常乘鹿车，揣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与山阳、怀县相邻的河内获嘉县有刘伶墓，距嵇康竹林园几十里，比山涛、向秀故里更近。

　　阮籍住在洛阳城外谷水转曲而东流处，该地因此得名“阮曲”。阮咸随其叔阮籍同居此地，“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虽然洛阳与山阳相距较远，约250里左右，但并不能阻碍阮氏叔侄去参加竹林游宴清谈。当时长住洛阳的达官贵人，最喜欢北上河内，到太行山南麓的青山绿水间渔猎，在山墅中饮酒清谈。应璩的《与从弟君苗、君育书》透露了有关曹魏士大夫“山阳情结”的宝贵信息。应璩是建安七子应{？}之弟，在洛阳上层交际甚广，历任散骑常侍、侍中，大将军长史等要职，嘉平四年逝世。从信的内容看，原籍汝南的应氏家族如今已在河内山阳落户，拥有土地园宅。应嫁在信中劝在山阳务农的两位从弟千万不要入仕，而要致力于扩大庄园的经营规模，“追踪丈人，畜鸡种黍。潜精坟典，立身扬名，斯为可矣……郊牧之田，宜以为意，广开土宇。”自己混迹官场，是不得已而为之。最高兴的活动，是越芒山、渡黄河，北上河内山阳，“闲者北游，喜欢无量。登芒济河，旷若发朦，风伯扫途，雨师洒道。按辔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凉过大夏；扶寸看修，味逾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结春芳以祟佩，折若华以霸日。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何其乐哉!”最理想的生活是退出政界归隐，“吾方欲秉未耜于山阳，沉钩缗于丹水”。这不是文学意象，而是有确切地理位置的庄园。丹水出太行山东南流，经山阳境内的邓城，后与沁水汇合。

嵇康传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兄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又以为君子无私，其论曰：“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贵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其略如此。盖其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又于石室中见一卷素书，遽呼康往取，辄不复见。烈乃叹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曰：

闻足下欲以吾自代，虽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故为足下陈其可否。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为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知尧、舜之居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意气所托，亦不可夺也。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母兄骄恣，不涉经学，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逸之情转笃。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物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长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审，若道尽途殚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疾，顾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狂疾。自非重仇，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

此书既行，知其不可羁屈也。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缧绁，乃作《幽愤诗》，曰：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姐，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

曰予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磐。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

咨予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曷云能补。雍雍鸣雁，厉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畴。事与愿违，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周慎，安亲保荣。世务纷纭，只搅余情，安乐必诫，乃终利贞。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惩难思复，心焉内疚，庶勖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神养寿。

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初，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

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撰上古以来高士为之传赞，欲友其人于千载也。又作《太师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复作《声无哀乐论》，甚有条理。子绍，别有传。

向秀传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又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

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作《思旧赋》云：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事见法。嵇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曰：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伫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以写心。

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二子：纯、悌。

刘伶传

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也。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伶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其辞曰：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瓮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尝为建威参军。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竟以寿终。

阮咸传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咸与籍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锦绮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历仕散骑侍郎。山涛举咸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武帝以咸耽酒浮虚，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识量，知名于时，少所推先，见咸心醉，不觉叹焉。而居母丧，纵情越礼。素幸姑之婢，姑当归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从去。时方有客，咸闻之，遽借客马追婢，既及，与婢累骑而还，论者甚非之。

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与从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为欢。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籍弗之许。荀勖每与咸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疾之，出补始平太守。以寿终。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终日达夜，无忤色。由是识者叹其恬澹，不可荣辱矣。举止灼然。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尝群行，冒热渴甚，逆旅有井，众人竞趋之，瞻独逡巡在后，须饮者毕乃进，其夷退无竞如此。

东海王越镇许昌，以瞻为记室参军，与王承、谢鲲、邓攸俱在越府。越与瞻等书曰：“礼，年八岁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师训之则；十年曰幼学，明可渐先王之教也。然学之所入浅，体之所安深。是以闲习礼容，不如式瞻仪度；讽诵遗言，不若亲承音旨。小儿毗既无令淑之质，不闻道德之风，望诸君时以闲豫，周旋诲接。”

永嘉中，为太子舍人。瞻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可以辩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辩，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大恶。后岁余，病卒于仓垣，时年三十。

山涛传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人也。父曜，宛句令。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

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帝曰：“吕望欲仕邪？”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久之，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谷二百斛。”魏帝尝赐景帝春服，帝以赐涛。又以母老，并赐藜杖一枚。

晚与尚书和逌交，又与钟会、裴秀并申款昵。以二人居势争权，涛平心处中，各得其所，而俱无恨焉。迁大将军从事中郎。钟会作乱于蜀，而文帝将西征。时魏氏诸王公并在邺，帝谓涛曰：“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邺。

咸熙初，封新沓子。转相国左长史，典统别营。时帝以涛乡闾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齐王攸继景帝后，素又重攸，尝问裴秀曰：“大将军开建未遂，吾但承奉后事耳。故立攸，将归功于兄，何如？”秀以为不可，又以问涛。涛对曰：“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于是乃定。太子亲拜谢涛。及武帝受禅，以涛守大鸿胪，护送陈留王诣邺。泰始初，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

及羊祜执政，时人欲危裴秀，涛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权臣意，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冀州俗薄，无相推毂。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尚，风俗颇革。转北中郎将，督邺城守事。入为侍中，迁尚书。以母老辞职，诏曰：“君虽乃心在于色养，然职有上下，旦夕不废医药，且当割情，以隆在公。”涛心求退，表疏数十上，久乃见听。除议郎，帝以涛清俭无以供养，特给日契，加赐床帐茵褥。礼秩崇重，时莫为比。

后除太常卿，以疾不就。会遭母丧，归乡里。涛年逾耳顺，居丧过礼，负土成坟，手植松柏。诏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职是也。方今风欲陵迟，人心进动，宜崇明好恶，镇以退让。山太常虽尚居谅暗，情在难夺，方今务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涛为吏部尚书。”涛辞以丧病，章表恳切。会元皇后崩，遂扶兴还洛。逼迫诏命，自力就职。前后选举，周遍内外，而并得其才。

咸宁初，转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固辞以老疾，上表陈情。章表数十上，久不摄职，为左丞白褒所奏。帝曰：“涛以病自闻，但不听之耳。使涛坐执铨衡则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问。”涛不自安，表谢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为加曲私，臣亦何必屡陈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诏曰：“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岂当介意邪！便当摄职，令断章表也。”涛志必欲退，因发从弟妇丧，辄还外舍。诏曰：“山仆射近日暂出，遂以微苦未还，岂吾侧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诏谕旨，若体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舆车舆还寺舍。”涛辞不获已，乃起视事。

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于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涛中立于朝，晚值后党专权，不欲任杨氏，多有讽谏，帝虽悟而不能改。后以年衰疾笃，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岂遗力于圣时，迫以老耄，不复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从而静之，百姓自正。但当崇风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复何事。臣耳目聋瞑，不能自励。君臣父子，其间无文，是以直陈愚情，乞听所请。”乃免冠徒跣，上还印绶。诏曰：“天下事广，加吴土初平，凡百草创，当共尽意化之。君不深识往心而以小疾求退，岂所望于君邪！朕犹侧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当崇至公，勿复为虚饰之烦。”涛苦表请退，诏又不许。尚书令卫瓘奏：“涛以微苦，久不视职。手诏频烦，犹未顺旨。参议以为无专节之尚，违在公之义。若实沈笃，亦不宜居位。可免涛官。”中诏瓘曰：“涛以德素为朝之望，而常深退让，至于恳切。故比有诏，欲必夺其志，以匡辅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诏旨，而反深加诋案。亏崇贤之风，以重吾不德，何以示远近邪！”涛不得已，又起视事。

太康初，迁右仆射，加光禄大夫，侍中、掌选如故。涛以老疾固辞，手诏曰：“君以道德为世模表，况自先帝识君远意。吾将倚君以穆风俗，何乃欲舍远朝政，独高其志耶！吾之至怀故不足以喻乎，何来言至恳切也。且当以时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涛又上表固让，不许。

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于时咸以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合。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后，屡有变难，寇贼猋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

后拜司徒，涛复固让。”诏曰：“郡年耆德茂，朝之硕老，是以授君台辅之位。而远崇克让，至于反覆，良用于邑。君当终始朝政，翼辅朕躬。”涛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余年，卒无毫厘以崇大化。陛下私臣无已，猥授三司。臣闻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庙门之咎，愿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诏曰：“君翼赞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勋，朕所倚赖。司徒之职，实掌帮教，故用敬授，以答群望。岂宜冲让以自抑损邪！”已敕断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绶。涛曰：“垂没之人，岂可污官府乎！”舆疾归家。以太康四年薨，时年七十九，诏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五十万、布百匹，以供丧事，策赠司徒，蜜印紫绶，侍中貂蝉，新沓伯蜜印青朱绶，祭以太牢，谥曰康。将葬，赐钱四十万、布百匹。左长史范晷等上言：“涛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帝为之立室。

初，涛布衣家贫，谓妻韩氏曰：“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荣贵，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禄赐俸秩，散之亲故。

初，陈郡袁毅尝为鬲令，贪浊而赂遗公卿，以求虚誉，亦遗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槛车送廷尉，凡所以赂，皆见推检。涛乃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

涛饮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试之，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有五子：该、淳、允、谟、简。

王戎传

王戎，字浚冲，琅邪临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浑，凉州刺史、贞陵亭侯。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灿灿，如岩下电。”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虓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又尝与群儿嬉于道侧，见李树多实，等辈兢趣之，戎独不往。或问其故，其曰：“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浚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及浑卒于凉州，故吏赙赠数百万，戎辞而不受，由是显名。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赏其要会。朝贤尝上巳礻契洛，或问王济曰：“昨游有何言谈？”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頠论前言往行，衮衮可听；王戎谈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其为识鉴者所赏如此。

戎尝与阮籍饮，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无恨色。戎异之，他日问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胜公荣，不可不与饮；若减公荣，则不敢不共饮；惟公荣可不与饮。”戎每与籍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戎笑曰：“卿辈意亦复易败耳！

钟会伐蜀，过与戎别，问计将安出。戎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及会败，议者以为知言。

袭父爵，辟相国掾，历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坐遣吏修园宅，应免官，诏以赎论。迁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受诏伐吴。戎遣参军罗尚、刘乔领前锋，进攻武昌，吴将杨雍、孙述、江夏太守刘朗各率众诣戎降。戎督大军临江，吴牙门将孟泰以蕲春、邾二县降。吴平，进爵安丰侯，增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

戎渡江，绥慰新附，宣扬威惠。吴光禄勋石伟方直，不容皓朝，称疾归家。戎嘉其清节，表荐之。诏拜伟为议郎，以二千石禄终其身。荆土悦服。征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赂戎筒中细布五十端，为司隶所纠，以知而未纳，故得不坐，然议者尤之。帝谓朝臣曰：“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为异耳！”帝虽以是言释之，然为清慎者所鄙，由是损名。

戎在职虽无殊能，而庶绩修理。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以母忧去职。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裴頠往吊之，谓人曰：“若使一恸能伤人，浚冲不免灭性之讥也。”时和峤亦居父丧，以礼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逾于戎。帝谓刘毅曰：“和峤毁顿过礼，使人忧之。”毅曰：“峤虽寝苫食粥，乃生孝耳。至于王戎，所谓死孝，陛下当先忧之。”戎先有吐疾，居丧增甚。帝遣医疗之，并赐药物，又断宾客。

杨骏执政，拜太子太傅。骏诛之后，东安公繇专断刑赏，威震外内。戎诫繇曰：“大事之后，宜深远之。”繇不从，果得罪。转中书令，加光禄大夫，给恩信五十人。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

戎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司隶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宜免戎官，以敦风俗。”戎与贾、郭通亲，竟得不坐。寻转司徒。以王政将圮，苟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

裴頠，戎之婿也，頠诛，戎坐免官。齐王冏起义，孙秀禄戎于城内，赵王伦子欲取戎为军司。博士王繇曰：“浚冲谲诈多端，安肯为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宫，以戎为尚书令。既而河间王颙遣使就说成都王颖，将诛齐王冏。檄书至，冏谓戎曰：“孙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纠合义兵，扫除元恶，臣子之节，信著神明。二王听谗，造构大难，当赖忠谋，以和不协。卿其善为我筹之。”戎曰：“公首举义众，匡定大业，开辟以来，未始有也。然论功报尝，不及有劳，朝野失望，人怀贰志。今二王带甲百万，其锋不可当，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权崇让，此求安之计也。”冏谋臣葛CM怒曰：“汉魏以来，王公就第，宁有得保妻子乎！议者可斩。”于是百官震悚，戎伪药发堕厕，得不及祸。

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寻拜司徒，虽位总鼎司，而委事僚采。间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见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辄避之。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女适裴頠，贷钱数万，久而未还。女后归宁，戎色不悦，女遽还直，然后乃欢。从子将婚，戎遣其一单衣，婚讫而更责取。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以此获讥于世。

其后从帝北伐，王师败绩于荡阴，戎复诣邺，随帝还洛阳。车驾之西迁也，戎出奔于郏。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时召亲宾，欢娱永日。永兴二年，薨于郏县，时年七十二，谥曰元。

戎有人伦鉴识，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谓裴頠拙于用长，荀勖工于用短，陈道宁纟畟纟畟如束长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敦每候戎，辄托疾不见。敦后果为逆乱。其鉴尝先见如此。尝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曰：“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初，孙秀为琅邪郡吏，求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焉。

子万，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穅，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兴，戎所不齿。以从弟阳平太守愔子为嗣。